上周在本欄寫的＜2012來個“鐵三角”又如何＞是篇游戲文章。寫的動機是因為近日范太高調對傳媒談及是否競逐下任行政長官的新聞不絶如縷，而由於特首競逐日子日漸迫近，坊間猜測之聲又不絶於耳。在友儕茶餘飯後偶爾談及，發此怪論，引起座上友人興趣。於是發而為文，不料一石掀起千層浪，竟引起眾多傳媒人、政治評論家的注意。紛紛猜測其中因由，或許暗藏玄機。論者又以我上月曾獲溫總單獨會見，是否中樞有意要我前來透風，或以為我的文字是項公舞劍，志在沛公，不一而足，惹得記者郵電交加，應付不暇。上周前赴杭州渡假，說漏了嘴，有勞電台記者更追到機場，再三發問。文章“惹禍”，以此為甚。

曲線演繹，想像豐富

有人更“曲線”演繹，說作者的原意，並不在於推薦“鐵三角”，而是為“愛徒”曾鈺成上位舖路。這種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比我的奇想還要豐富。

今天看到素有“煲呔針”之稱的鄭經翰先生的鴻文：＜吳公舞劍，意在曾公＞，（見＜信報＞5月18日）原先以為他又在議論我是否在為曾鈺成造勢，即是說“舞劍”明是指向“鐵三角”，實是要捧出曾鈺成。

不料細看內文，郤是說我提倡范、唐、梁“鐵三角”，郤有意貶低曾俊華，真的是寃哉枉也。

范太、唐唐、梁振英、曾俊華都是朋友，我對他們並無特別偏愛。在推測特首的跑馬仔遊戲中，我從未貶壓任何人。熱門也好，黑馬也好，都按常理推測，當然各有側重點，也只是就事論事，絶無政治目的，抬舉某人，打擊某人。

提倡“鐵三角”，為什麼就是貶低曾俊華呢。鄭先生有何根據說“英年俊華，呼聲最高”呢。曾俊華擔任財政司長，有其短長。但最近的一個財政預算案的風波，的確令他失分不少。這是各項民調所反映出來了的。我知道曾俊華是曾蔭權的愛將，而曾俊華也曾有令人刮目相看之處。如他設計的為財政預算的廣告漫畫和標語，新鮮活潑，頗吸引青少年人的注意，但我郤很難理解他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何以搞得如此窩囊而又忽然“轉軚”。

即使不應因一事而論英雄，但這對作為財政司長來說，的確是一大打擊。

因此，坊間對曾俊華是否能作為下屆特首候選人，都不樂觀。我個人來說，對他並無褒貶，又何來“吳公舞劍，意在曾公”？

虛晃一招，貶范是實

至於鄭文中，對范太則是更多貶詞。當然，人無完人，金無足赤，范太絶非完人。我的所謂“鐵三角”，正是由於各人各有優缺點，才有合三為一的奇想，並無特別推薦范太之意。對於鄭大班認為推薦范太只是“美麗的誤會”，則屬見仁見智。但政治評論為文應崇尚厚道，鄭文把范太貶為“政治棄婦”，與“北京搭上關係，琵琶別抱”，而她個人條件，“不見得有任何過人之處”“不過是死人尋舊路，企圖執死鷄而已”，如此品評，對於一位公眾人物，似乎過份一點。

相反，對曾俊華，則是“最具行政經驗，其他人在這方面始終無法相比”。把一位捧到天上，另一位郤踩在地下，這種強烈的愛憎情緒，似非公正的政治評論之道，而且與鄭大班過往頗有真知灼見的評論文章大異其趣。

鄭大班把我的遊戲文章，視為出奇制勝的絶招，目的是要斷曾俊華競選特首的“後路”，發揮“有殺錯，冇放過”的效果，並認為是“超級高手”，真在令人啼笑皆非。我與曾俊華雖不太熟，但也無寃無仇，對其為人和形象，仍然頗為欣賞，我要斷其後路做什麼？我現在無慾無求，並不捲入任何政治漩渦，只是書生論政，以文會友。論點或有錯誤，但絶不抱任何目的去貶甲褒乙。知我者眾，鄭大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希望袛此一椿，下不為例。

電郵﹕[email protected]

隨着范徐麗泰近日多次高調談及下一屆行政長官競逐事，特首選舉又在坊間熱議起來。

我曾多次在本報撰文探討2012年新任行政長官問題，並在2008年出版過一本＜誰是2012年行政長官＞的政治評論集（天地圖書公司出版）。但從未品評哪一位候選人跑出的機會大一些，不像有的大人物早早就已經落注買頭馬了。

最近我寫了一篇＜誰能維穏，便是“真命天子”＞的文字（見本欄4月11日），更以此文面詢溫家寶總理。他說看過此文，但笑而不答。此事因而引起社會注意。“維穏”當然是施政的最低要求，但如果維穏的能力都没有，如何能孚眾望？

此所以本港當前議論紛紛，而北京從未表露任何認同傾向。隨着明年特首選舉的日期廹近，猜測與評論必定紛至沓來。

范、唐、梁“鐵三角”

於是我忽發奇想，來個“鐵三角”又如何？

所謂‘鐵三角“，就是把三位當前明顯的特首候選人，組成一個“聯盟”，集體施政，取長補短，以便成為一個強勢政府。

我在論“真命天子”的文章中曾說過，“如果上述四個人的優點，能集於一人之身，哪就太好了”（四人包括葉劉淑儀）。

現在三位有意參選人是范徐麗泰、唐英年和梁振英，我說的“鐵三角”，便是由這三人組成。

如何排位呢。我的意思是﹕范徐麗泰擔任特首，唐英年繼續擔任政務司長，梁振英擔任財政司長。

范太有民望，各方面都没有“牙齒印”，讓她當特首，反對的聲音不大。唐唐有近十年司長經驗，與公務員隊伍磨合較佳，讓他再“屈就”一屆司長，做出成績，以便下一屆一人一票選舉時有利於競逐。梁振英有抱負，對香港經濟問題有研究有理論，對施政中特別是經濟方面有許多積極建議，讓他先在政府中發揮一下好了。

衷誠合作　　改變頺勢

這三個人如果能够衷誠合作，必能形成一個強勢政府，改變當前的頺勢。

范太年紀大，身體不太好，就如她心願做一屆好了。經過勵精圖治，下一屆直選，非唐、梁兩人莫屬。唐梁兩人的缺點，也希望在這五年的磿鍊中，一一克服，下一屆便能做一個強勢特首。

他們兩人都年輕，等五年不算長。如果在當前上台，由於政治生態的惡劣，加上當前特區政府的弱勢已成，上台後必然亂箭穿心，絶對不利往後在普選中當選，反而有利於反對派。

現在讓范太當頭，她來承擔最高政治責任。以她的政治手腕，或能化解各方勢力的對立。以女性特首的軟功，化干戈為玉帛，維持相對的穏定。

唐、梁兩人，各舒所長，埋頭苦幹，幹出口碑，絶對有利於下一屆的競逐。

三人同心，其利斷金。＜戰國策＞中云﹕“三人成虎”。借用此言，釋為三人合作，必能發出虎威，集三人之力，必可無堅不摧。

中央猶豫　　拍板困難

范太說兩個月後才作決定，其中頗有玄機。這個時間表，可能也只是推測之詞。大概就是要局勢再明朗些才決定去馬與否。中央恐怕也有難言之隠，他們得到的香港民意訊息，肯定不是眾口同心，推薦某人。如果只是聽大企業家的，他們當然喜歡一位聽話而能維護既得利益者的人。如果聽一般公眾的，恐怕又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要拍這個板，比選舉第一任的行政長官難得多，這是遲遅未露口風的原因。

我的這個奇想，成事的可能性不大，要三人合作，談何容易﹗如果全無可能，就當是一個“怪論”是了。

電郵﹕[email protected]

承〈東方日報〉主事人的邀請，在這裡寫點評論文字。我在報章上寫評論政治社會文章，已逾三十年，本着“以文會友”的宗旨，多來年結交許多素未謀面的朋友，特別是知識界的朋友。文章也受到溫家寶總理的青睞，終於有了上月二十三日的北京會見。所以我把這個欄目，稱作“以文會友”，誰曰不宜？

我寫政治評論，堅持三個原則，一是愛國愛港，愛自己的國家民族，希望香港這個自己安身立業之地繁榮安定。不像有的人以做中國人為恥，總希望中國大亂，不作善意批評，而是惡意攻擊。二是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形成的，目前中國沒有任何一個黨外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它。我們希望它自我完善，而不是打倒它。第三，寄希望於當今的領導人。當今的中央領導人，即所謂胡溫體制，是好的。他們身家清白，一心一意想為國家辦好事。可是中國的情況太複雜，封建思想殘餘和文革遺毒甚深。毛澤東說的“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的確如此。所以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要有耐心。

回歸前著文請政治部人員放心

回歸前我寫的政治評論文章，着重於寄希望於香港的平穏過渡。我自認我的評論中的兩個方面是頗為獨到的。其一是請紀律部隊的人們安心，接受回歸的現實，不要人心惶惶。當年我擔任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執行委員，徵詢各界對起草基本法的意見。我寫了好幾篇文章，希望紀律部隊人心安定。因為紀律部隊，特別是警察，在內地被認為是“專政工具”，政權易手，這些人心中沒有底，於是考慮移民，爭取居英權。特別是“政治部”這些搞情報工作的人，更是心驚膽跳了。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有兩三年我是被政治部的特務貼身跟踪的。那時候港英對愛國學校的監視、孤立、圍剿是不遺餘力的。我是學校的校長，便被“照顧”到了。那些政治部的特務，不少是熟口熟面的。我在評論中寫道，這些人只是奉命行事，建議有關當局正式宣布，這些人因政治理由執行的任務或行動，回歸後概不追究。

我有一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學生，畢業後居然能進入警務處當上督察級的警官。大家知道，那時候左派學校的畢業生，要考進師範院都絶不可能，傳聞官津學校教師如進國貨公司購物，被發現都會列入黑名單，影響職位，何況讓左派學生進入敏感的警察部門？這位學生退休後立即移民加拿大，當然他心中有數。但後來看到香港回歸以後，並沒有進行甚麼清算行動，他便放膽回港探親，並與我及一些校友相聚，我們也不談往事，只以師生之誼暢敍。

批評中方被彭定康耍了

另一件事是批評香港回歸之前的過渡期，中方工作的疏漏。當年港英當局多次與中方特別是香港新華社交手。狡猾的政客彭定康，號稱末代總督，絶非一盞“省油的燈”。他雖然被謚為“千古罪人”，郤沉着地進行政權移交前的部署。無論從人事布局，經濟制度，立法機構的設置，扶植反對派，為回歸後没有英國人直接統治的“統治”作了周密的布局。特別是把“主權換治權” “的意識形態，深植在親英人士的思維之中，出現要求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的實際呼聲和行動。我在最近寫的一篇〈“主權換治權”的變種心態〉中有詳細的論述。

但彭定康拋出了一個立法會選舉的民選席次議題，來吸引中方注意。正所謂“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結果中方上當了。因立法會選舉方式爭論不休，郤忽視了彭定康的周密部署。這位“千古罪人”，又為英國人以至西方世界立下了大功。

去年政改爭論，主張讓步

就最近的事情來說，去年的一場政改風波，中央堅持不對民主黨讓步之後又忽然轉軚，頗為轟動一時。

我公開發表文章，主張可以讓步，以達成一個政改協議，有利於香港政治生態的改善。但大部分建制派人士認為民主黨的建議違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基本法〉立法原意，特別有趣的是〈大公報〉前後兩天的社論立論完全相反的變調。

最後，在立法會即將表決政改方案的前夕，中央突然轉軚，同意民主黨提出的新增五席區議員互選的議席，採用一人一票的方案。於是許多社會上的頭面人物，大跌眼鏡，又紛紛變調，成為一大新聞。（全過程均見拙著〈闖進政治禁區〉，2010年11月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講真話不講奉承話

我對內地某些意識形態的評論，的確有點闖入政治禁區的味道，但郤並没有違反我在文首所提的三個基本原則。

我評論“普世價值”，“兩院制”和“三權鼎立”，是作為理論探討。對於中國發展道路和模式，對於中國的“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的比較，都肯定中國模式的長處，並不贊成完全照搬西方的。對有說“胡錦濤代表逆流”，我為他辯護。真正是“是其是，非其非”，清心直說。當然我不敢說我的意見都是正確的，我同樣願意接受批評或爭論。以文會友正是這個意思。友好的爭論是必要的，只要平心靜氣，不是謾罵和攻擊就好。魯迅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就是最好的箴言。

宋代歐陽修說﹕“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触怒”。我也曾因某些溫和的直言而触怒某位高層領導人，但我從不“諛言順意”以取悅於權勢者。今後也本着講真話不講奉承話、套話、大話，與諸位讀者共勉。

電郵﹕[email protected]

〔以文會友〕專欄逢星期四出版於＜東方日報＞

前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2008年去世，今年在故鄉山西交城興建規模宏大的陵園。有人說比美皇陵，從圖片看來，恐怕比清代皇陵還要宏偉。陵園365級，之中有4個大平台，墓的外形為5﹕5米高的見方石鼎。其豪華壯觀之處，令人咋舌。

據說今年8月20日在他逝世3周年時便舉行骨灰安放儀式，並竪立銅像。

建這個陵園，也許不是華國鋒生前立下的遺囑，可能是他的故鄉或者山西省當局的主意。但這完全違反共產黨人節儉辦喪事的章法，中央不加制止，以後大小幹部效法，後患無窮。

華國鋒生前立下一個壞規矩，就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立即在天安門廣場建立“毛澤東紀念堂”。這當然也不是毛澤東在世時的主意。但在當年個人崇拜盛行時，他這樣做，還是可以理解的。

毛澤東建議不建墳墓

毛澤東早年曾為共產黨的高級幹部立下規矩，一律火葬，不建墳墓。鄧小平在1980年8月答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問時證實，毛澤東在50年代新中國成立不久，就提議“所有的人身後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遺體，並且不建墳墓”。並說毛主席是第一個簽名的，鄧小平他們都簽了名，全國的高級幹部都簽了名，鄧說，“現在簽名冊還在”。

因此，建毛主席紀念堂、是違反毛澤東的意願的。但是，既然建了，鄧小平也不主張拆掉。

由此可見，火葬和簡化殯葬儀式，不建墳基，是早年中共中央的共識和決定，而且是大家簽名作實，立下規矩的。

改革開放以後，這個規矩郤屢遭破壞。我所記得的，1985年逝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員委員、解放軍上將的許世友，便要求土葬，並建立墳墓。

向封建傳統投降

往後還有個別的高級幹部，雖然火葬，但仍要建立墳墓。規模或許没有華國鋒陵園之大，但都是違反了當年規定中的“身後火化”、“不立墳墓”的其中一條。

至於中下級幹部特別是地方的小幹部，更是大辦喪事，不僅建立墳墓，而且萬人空巷地搞喪禮大遊行，還要下屬和平民老百姓攤派帛金，參加喪家盛宴。這類消息，公諸於眾、見諸報章的可說是屢見不鮮。

就是在香港，有些公開的共產黨人，也是不守規矩，公然土葬，葬於本港或深圳的華僑墓園。

為什麼一向反對封建習俗的共產黨人，一向自詡為特殊材料造成的共產黨人，都不能移風易俗，而向一些封建傳統投降呢。

就喪事一端，便不能堅持，並屢屢由高級幹部帶頭破壞規矩，到了華國鋒大建陵園，可說是登峰造極。

屢下命令 屢禁不止

有人說當前政令不出中南海，又說上者政策，下有對策。別說大建墳墓陵園的事，各地大建辦公大樓，中央屢下命令，屢禁不止。我當全國人大代表時，也多次提書面建議，說應嚴禁各地大建辦公大樓。我到廣東西江某市視察時，對當地市委辦公大樓的佔地之廣，極盡豪華提出批評時，被該市市委書記駁斥，說該市委大樓及周邊草地，是“與民共樂”場所，令人啼笑皆非。

大排筵席也是如此，中央提倡四菜一湯，但令不及省市縣鎮鄉村，愈是基層，吃喝之風愈盛。

至於出外旅遊，濫用公家小汔車，到景點五星級酒店開會等等，下達指示禁令，多如牛毛，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衣食住行，競相豪華奢侈，見怪不怪，每年浪費公帑，以千億計，每念尚有上億貧困同胞，情何以堪﹗

大小陵園 將會出現

華國鋒陵園的興建是個新挑戰，挑戰中央敢不敢對這股奢侈、復古之風加以制止？

華國鋒陵園的設立，相信是山西華的鄉親對他的被迫下台的反彈，也是群眾不滿現實而懷念毛澤東、華國鋒時代的一種表示。加上後來在華國鋒逝世時的悼詞和悼念規格，以及往後的若干對他的讚揚文字，又似乎有點對1980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中，對華國鋒的嚴厲批評的若干“撥亂反正”。

　　在這種氣氛和情緒下，才出現華國鋒的陵園愈搞愈大，正像在韶山對毛澤東的褒揚和立像愈搞愈大一樣。

　　現在陵園搞起來了，中央恐怕進退兩難，要加制止又不太好，只有隻眼開隻眼閉，低調處理就是了。但此例一開，往後大小幹部的大小陵園墓園可能在各地陸續出現。

電郵﹕[email protected]

2011年4月23日上午10時，溫家寶總理在中南海他的辦公室隔鄰書房會見筆者。我在徵得總理同意後，在回港翌日發出會見新聞稿。往後許多傳媒積極跟進，各有報道重點和演繹。但我認為，溫總這一次的會見，主要是表示對年長的長期在香港堅持愛國愛港人士的肯定。正像溫總理經常在第一時間到達災區慰問受災人民、在節日中探訪基層群眾並與他們包餃子共進飯餐、到部隊中去探訪三軍戰士、對德高望重的鴻儒學者加以慰問和探訪一樣。

所以，這次會見並無既定議題，也並無向我徵求對內地和香港社會政治情況的意見，偶有触及，都是閒聊，並無深入討論。

有關內地問題，我曾提及作假的問題，例如毒奶、假牛肉、假鷄蛋，甚且有學術造假的情況。同時，當前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還未到位。溫總表示，社會上存在有封建殘餘和文革遺毒，影響社會風氣的淨化，有改進的必要。

關於香港特首人選

談及香港問題，是我主動提出月前曾寫一篇文字﹕〈誰能維穏，便是“真命天子”〉（見本報本版4月11日），認為目前香港必須維持社會穏定，反對暴力和暴戾的行為和叫囂，能維持今後香港穏定的能人，便是下屆行政長官的理想人選。

溫總回答說看過這篇文章，但並沒有進一步評論。我在文章中也没有肯定任何一位熱門候選人，溫總更没有和我進一步討論有關的候選人問題。話題反而轉向溫總在今年兩會期間表示希望再次到香港訪問。溫總在2003年曾訪問香港，就在那一次他會見港區人大代表時，提及我的名字。因為當年我曾寫過一篇短文，回應溫總在回答香港記者問及國務院誰分管港澳工作，說“你們怎麼不知道？”我在文章中寫過，港區人大代表都不知道，記者們怎麼會知道。溫總表示了歉意，並介紹在座的唐家璇國務委員，說他就是分管港澳工作的。

友情閒話，溫馨話題

整個會見，是屬於友情閒談，没有既定的議題。溫總並没有徵求我對國內問題和香港形勢的看法，也没有要讓我傳達什麼訊息。所以希望傳媒的朋友們不要作無謂的猜測。

溫總把我作為一位“老朋友”看待，所以會談没有第三者在場，連我的夫人都没有在場。會談畢，溫總設便宴宴請我倆，並把他的夫人請來，在宴會席上又隨便聊及彼此的家庭和兒孫等溫馨話題。我在去年喜添一個活潑可愛的孫兒，也把這一份喜悅向溫總報告。看來，我們在家庭生活上有許多共同語言。

溫總的平易近人和對長者的親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因一目失明，行動緩慢，在下樓梯時溫總親自攙扶，還在登車回酒店之前在他辦公室大樓前作短暫的散步。他還指出附近的建築物哪一座是周總理生前辦公的地方，然後再送我到汔車門前，招手道別。

溫總贈我是一巨冊紫光殿的現代畫家的畫幅影印本，並親筆簽名。我回贈的是一幅上月底教育學院頒發榮譽院士的照片和一本政治評論集。

德育問題未有展開交談

翌日我在人民大會堂參加慶祝清華大學100周年校慶盛會，親自聆聽胡錦濤主席的重要講話。他對青年學生提出三點希望，“強調要勤於學習、善於思考、務於探索、敏於創新、激發求知慾和好奇心”，“要把全面發展和個性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在德智體美互相促進，有機融合中實現全面發展、努力成為可堪大用，能負重任的楝樑之材”。作為一位老教育工作者，這些話都深得我心。我本來很希望與溫總討論一些教育青年下一代的問題，表達我對當代德育欠缺的憂慮。但因時間關係，話題没有展開。我曾在本版著文，指出“中國原是禮儀之邦，古訓中有關遵禮、守紀、慎行、尚節的訓詁多如牛毛，可惜歷次的極左的政治運動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將固有的良好的道德修養棄如敝屐，只破不立，以至動搖國本”（見本版3月17日）。這話和溫總批判封建殘餘與文革遺毒對社會的不良影響不謀而合。現在胡錦濤主席的一番語重心長的講話，應成為我們和年青一代的座右銘。

電郵﹕[email protected]

下一屆的香港行政長官，還在熱議之中。雖然有熱門，也有變數。變數的關鍵在於當前特區政府的弱勢領導，特別是這一次財政預算案反覆而引起的風波。特區政府的表現，會不會引起中央當局和香港公眾的提問﹕明年能不能選出一位能扭轉乾坤的強勢行政長官？

坊間猜測的特首候選人，除兩位熱門人選之外，還有兩個女強人。范徐麗泰的進入公眾眼簾，在於她的公眾認受性；葉劉淑儀的被熱議，在於她的硬朗作風。人們也許會想，如果上述四個人的優點，能集於一人之身，那就太好了。

　　翻開舊報，看到我在20年前在本報以筆名寫的一篇文字，議論首屆行政長官。當年距回歸之日還有6年，我就指出6年的變化極大，“首屆行政長官難以捉摸”。那時候，熱門的候選人之中，還没有出現董建華這個名字。

“爆冷門”的首屆特首

我在文章的末尾寫道﹕“以目前的眼光，看當時得令的熱門人物，肯定‘跌眼鏡’的居多。97年的首屆行政長官，很可能是一個爆冷門的人物”。果然，當年熱門的羅德丞、楊鐵樑、李國寶都没有當選，郤跑出一個董建華來了。

我當時認定特首的條件是﹕學貫中西，有中國的文化背景；對香港的建制有所認識，又不是港英夾袋中的人物；公正持平，不身處政壇上政見對立的一方；年紀不太輕也不太老。當然，其前提還還是要由北京認為是愛國愛港，擁護基本法的。

　　我還認為﹕選擇首屆行政長官，主動權在北京而不在香港；北京認可、放心是第一位的，香港人能否接受，是第二位的。並指出﹕如果屆時局勢穏定，拍板的人比較開明，會選一位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如果情況與此相反，選出一位在港不孚眾望的行政長官出來，也毫不出奇。

北京的要求是“維穏”

　　今天看來，這些條件和預計，仍然大致適用。

　　我還說過，“現在有的人曝光率太高，捧場捧得太着迹，也就是說，在長跑比賽中，發力發得太早的，往往不是能最先到達終點”。

　　現在的候選人的確有大熱門，但也傳出不少“黑馬”。大家也知道，候選人獲得北京的祝福是第一位的條件，港人是否接受和施政能力都是第二、三位的。但中央看人所需要的條件也會隨着形勢的的變化而有不同要求。以目前的形勢來看，北京對人選的第一要求是“維穏”。

　　“維穏”就是維持穏定。北京對全國的要求都是維穏，甚且維穏壓倒一切﹗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並不影響全國大局。但香港如果不穏定，既影響國際觀瞻，也不利於剛開局的“十二‧五計劃”的“大展宏圖”。

　　誰能維穏，誰就是候選人的首選。而能維穏者，又必定有過人之處。

不為局面添煩添亂

　　說北京對於特首候選人遲遲未能拍板，可能如此。因為從各方面“收風”的情況來看，中央未有透露喜愛誰屬的片言隻語，可見找覓能人之難。

　　是不是會退而求其次呢，有可能。

　　雖然不是強人、能人，但不會再為如此局面添煩添亂，當為次選。

　　當今管治香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足矣。目前的煩惱還少麼。從財政預算案的設計反覆而引起爭議；教育局為監管直資學校、官校縮班、與教科書商因價格問題談不攏；醫管部門為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問題與私立醫院不咬弦；最低工資設計引起勞資雙方糾紛等等，觀之令人頭痛。究竟是香港社會深層次的矛盾浮上水面，還是政治生態的異化，誰也說不清楚。

　　但願天賜良人，造福香港。誰主香港沉浮，明年便見分曉。

香港回歸祖國，已近14年了。而中英兩國對香港問題的開啟談判，也已過去30年。近讀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香港問題談判始末＞一書，勾起了對香港回歸前的政治角力的種種回憶，也增加對當前香港政治生態的新的沉思。

　　有關香港回歸前後的回憶錄可不少。在內地有前港澳辦、新華社的領導人魯平、李後、周南的，也有香港鍾士元和李鵬飛的，我都看過。另還有一些零星的記載，如黃華的回憶錄等。但這本＜香港問題談判始末＞，篇幅簡短，條理分明，其中也頗有一些不太內幕的內幕消息。對研究香港歷史的人們，這是一本可讀性甚高的信史。

參與香港回歸全過程

　　我曾經親自聆聽過周恩來總理批判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愛國力量的過左的做法，也在一個12人的小規模的會見中親炙鄧小平對香港回歸問題的深刻分析。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開始，我是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的核心成員（執委）。往後，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和之前的預備委員會，我都是成員。＜基本法＞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時，我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曾參與這個莊嚴表決的盛會。1997年7月1日淩晨，我在北京參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成立儀式。

這許多往事，也許袛能說是香港回歸的外圍工作，談不上參與中英兩國間談判中的最高國家機密。但往返北京數十次，接觸中央領導人物上百，畢竟體會到香港回歸祖國的這件大事，牽動了最高領導鄧小平以及全國多個部門多個省市以至廣大群眾的情思。中英談判，香港回歸，確實是上個世紀中國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啊﹗

英國人廹出一個九七限期

上世紀70年代末，由於英國人屢屢提及1997年新界土地契約問題，廹使中國要及早對香港前途問題作出決定。本來，中央有關領導，認為當年中美剛剛建交，希望首先解決台灣回歸，回頭再來解決香港問題。因此仍然堅持以前公開宣佈過的，香港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可以繼續維持香港現狀，等待時機成熟再行解決。也就是說，要繞過1997這個關口，不受這個年期的限制。

英方步步進廹，那麼，中央只好選擇1997年收回香港。但是，收回不難，當時不少人認為要繼續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穏定，没有太大的把握。

在上世紀80年初，香港是世界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經濟起飛被認為是世界奇跡。有的人認為這是英國人管治有方，如果主權更易，經濟繁榮能否保持、頗成疑問。況且過去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是否應予改變，大家也有爭論。

英國提出“主權換治權”

於是英國人便提出了“主權換治權”的構思，擬廹使中國就範。

這個主權換治權的主張，按香港的一些企業家的通俗說法，便是例如一家公司，由中國人當董事長，英國人當總經理。也就是說，中國當個形式上的頭，英國人仍然掌握實權。

主權換治權的這個理論，英國政要到達北京進行談判，便堅持這個主張，受到鄧小平的駁斥。但英國人仍然不死心，反覆在談判中提出這個論點。特別是1982年6月英國出兵南美福克蘭羣島（馬爾維納島）取得勝利，使戴卓爾夫人增加了聲望，更使她增強了要求對香港主權換治權的信心。而且她聽從了專家們的分析，認為香港大部分人是在中國歷次政治動盪中來港的，對香港的回歸有恐懼心理，而在港又得到經濟實惠，理所當然的願意英國繼續統治香港。

反對回歸的是當年兩局非官守議員

　　於是便有了戴卓爾夫人到北京與鄧小平談話中，得到鄧小平堅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的答覆後，在大會堂門外跌倒的一幕。

往後的中英談判雖然拖拖拉拉，但英方畢竟認為大勢已去，逐漸趨向接受香港回歸並由中方釐訂的港人治港的方案。想不到反對激烈的反而是香港行政、立法兩局的華裔非官守議員。

前英國首相希思在訪京與鄧小平會面後，到港與兩局非官守議員見面，並推薦中方的“港人治港”建議，不料郤遭到這些議員圍攻，以至他怒氣沖沖，拂袖而去。

而這些比英國人還激的尊貴議員，有的現在還坐在全國政協的尊貴廟堂之上哩。

主權換治權的變種心態

由此可見，香港現在某些反建制勢力，其種子源自早年的“主權換治權”的心態。他們形式上不反對主權“回歸”，但實質上希望治權“獨立”而不受中央干涉，也就是要“兩制”不要“一國”，這是“主權換治權”的變種。他們利用公眾對社會上某些不公和貧富懸殊問題，煽動反政府情緒，其實矛頭也是暗指中央的。因為特區政府靠中央支撐。

如果是英國人統治，這些人敢如此放肆地挑戰警方，衝擊港督嗎。他們口口聲聲說因為這不是一個民選政府，難道英國人的總督和政府是民選的？

特區政府的弱勢統治，造成了暴力政治。但社會上散布着一種不信任一國，甚且反對國民教育等等情緒，以至回歸14年，國民認同不是強化，而是叫囂疏離。凡是強調一國的，都要反對，這正是“主權換治權”的一種變種心態。中國內地建設有不少成績，也有不少失誤，但成績未受到宣揚，失誤郤被誇大。以至有人盼望有如北非中東那樣的“茉莉花革命”的到來。如果中國發生茉莉花革命，就是大亂，就是內戰。過去經歷過百年災難的中國人民，受得起新的一輪折磨嗎？ 電郵﹕[email protected]

在天安門廣場竪立一座孔子巨大塑像，實在是一件十分奇特而不可理解的事。面對着廣場正中的毛主席紀念堂和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巨幅畫像，更有對着幹的意味。毛澤東一生反對孔孟之道，到晚年還要發動一場“批林批孔”運動。今天聲言還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人，郤幹了一件舉世矚目的怪事。是贈興還是“攞景”，實非我們凡人所能理解。

現代中國從五四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批判孔子的，認為孔子是維護封建禮教的總代表。從打倒孔家店到批孔，一部中國現代史，貫串着反儒家的思想路線。到了近年，有點“撥亂反正”，於是孔子又“香” 了起來。

孔子學說和儒家理論，應該是中華文化的重要遺產，可以批判地吸收。過去一概否定是不對的，今天全盤肯定，也值得商榷。

但現代中國社會有一個很不好的思維習慣，這就是絶對化。要是好的便絶對地好，壞的便是絶對的壞。

現化史實更改頻仍

以現代歷史來說，只不過是近百年的事，顛來倒去，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明天又再否定今天，使人無所適從。歷史服從現實政治需要，欠缺客觀判斷，更不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抗日戰爭的歷史，一向鼓吹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的，中共抗日最堅決，也打了許多勝仗，遊撃戰爭更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但國民黨軍隊在抗日主戰場上也作出了貢獻，而且這不是蔣介石領導有方，而是國民黨軍隊中官兵的功勞。大多數軍民為民族大義，奮起抗日，同樣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蹟。

到了兩岸關係緩和，台灣國民黨重新掌政，為了統戰需要，對國民黨軍隊在抗日的表現，在歷史記載中便有所鬆動和更改。一些抗日的國民黨將領，又重新出現在史料和文藝作品之中。

同樣，共產黨人中的著名人物，如陳獨秀，林彪以至他手下的四虎將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最近的評價也有所變化。

為政治需要編史

當然，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由於史料的深掘和重新發現，修改了過去的記載和評價是允許的。但是，有的人郤因為政治上的需要，或為王者諱，或為打撃對手而抺黑，這種種做法屢見不鮮。比如由莊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國家主席，郤在翌年變成“叛徒、內奸、工賊”。而且還能“招降納叛，捜羅了一幫子叛徒、特務”，“窃取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單位的領導權”。這不是不可思議的天方夜譚麼。

後來在回答這段荒謬的歷史時說，這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詭計。這種結論，也是没有說服力的。難怪在林彪集團被粉碎後，其黨羽之一的吳法憲，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法庭判決他的.罪行的判決書表示不服。他寫道，說他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但是，林彪地位的上升，是與“毛主席的賞識和提拔分不開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寫進中共黨章中的”；“這一切，都不是林彪奪權得來的，而是毛主席親自選擇和安排的”。

竪像引起不同解讀

正是對歷史問題的翻雲覆雨的說法，減弱了官方欽定的歷史著述的說服力。一部中國共產黨黨史，從胡喬木的那一本“中國共產黨三十年”，到最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60年間，黨史不知修改過多少遍。那本早年中共黨員必讀的斯大林編訂的“聯共黨史”，結果證明這只是一本為斯大林歌功頌德、顛倒黑白的歷史。

在天安門廣場竪立孔子巨像，也許只是說明當今中央領導重視發揚中華民族固有的傳統文化。發揚傳統中華文化是對的，這是細水長流的事，不是竪立一座巨像便能奏效。

但是，天安門廣場孔子塑像的竪立，郤引來不少解讀。不少人認為現在國人缺乏信仰，有必要宣揚“孔子思想”，以這位封建人物鎮國。當前各地大建寺廟以至為老子、曾子、孫子大建公園景點之類，還有全國政協委員建議再在北京大劇院前竪立關公像，以團結海外華人華僑等等，五花八門，一股復古之風勁吹。難道吳邦國委員長在這一次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報告中強調指出﹕“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的話，京城中人只當作耳邊風？

與吳邦國講話唱對台

吳邦國再次強調“六不”，即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不搞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是一個十分正統的宣言。其他的五不，已講過多次，耳熟能詳。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也已多次說過。但概括為“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郤似乎是第一次。由此可見，指導思想定於一尊，實是不可動搖。就在他代表中央講話之前，天安門廣場矗立孔子巨像，與毛澤東唱對台，確立孔子思想地位，這與“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符。而且擺在毛主席紀念館和毛澤東巨像之前，更是明顯地“多元化”，用意為何，請高明者有以教我。

電郵﹕[email protected]

—–日本大地震有感

日本關東大地震，人員、房屋、交通等方面損失慘重，倖存者缺水缺電、還要面對核電廠洩漏幅射物質的威脅，這一個特大天災，值得我們同情。希望日本人民戰勝困難，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但是日本這個大地震，郤帶出了一個中日民族性與社會現實的對比，強烈地表達出日本民族性的優越和國家、社會結構應付緊急事故的高效率。令近年屢發地震的中國給比了下去，實在令人感嘆。

日本民族的守紀、有禮、愛清潔、集體觀念可以說是世界第一。在這次大地震中，在大災難當頭，日本人的守紀律、互諒互讓、不趁火打劫、臨危不亂，的確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俗語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日本的悲劇，郤成全了世人對日本人民族性的一次廣泛讚揚。

“豆腐渣”工程受批判

令人感慨的，是拿中國的地震來和日本作比較。大前年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破壞和死亡人數也許比這一次日本關東大地震更多。而且當年中國政府的救災行動和開放態度，已經比以往對付災難的處理有了很大的進步，特別是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封閉措施更有天淵之別。但是當前和日本人的表現，應該承認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其中四川地震中首先被震塌的有不少是“豆腐渣”工程的中小學校舍，而日本的學校郤是地震中難民穏固的避難所，這個對比是多麼強烈啊。

至於日本人的守紀律，不爭先恐後，不蜂擁而上搶購或爭奪救濟物質，更顯出他們的民族素質之高。有了這個對比，應該對中國人民發出一個警號，就是不僅要解決當前社會上的各種矛盾和問題，而更重要的是，對下一代和青少年們要認真進行道德教育上的“基本建設”。

要做道德教育的“基本建設”

中國原本是禮儀之邦，古訓中有關遵禮、守紀、慎行，尚節的訓詁多如牛毛。可惜歷次的極左的政治運動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將固有的良好的道德修養棄如敝屐，只破不立，以至動搖國本。加上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上有迅速發展，社會上郤滋長“向錢看”的風氣。而官員們的貪腐叢生，形成一股“不貪白不貪”的歪風，社會上的道德觀念更受到嚴重破壞。

改革開放以後，社會風氣雖然有若干撥亂反正，但道德教育的基本建設未有認真啟動。以至在社會上造假之風越吹越盛，從奶粉、鷄蛋、米麵油醬，到處都可見造假，令人嘆為觀止。而且造假之風也吹進最高學府，假文憑、假論文、假博士並不是個別的。教育界尚且造假，如何好好地培育下一代？

明朝王守仁說﹕“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古人深知在道德教育上，在育人過程中，培育根基是多麼重要﹗

品德修養要迎頭趕上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一次日本大地震中，他們的官民的表現，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鏡。我國的天災不少，地震在某些地區可能常發。如何預防和訓練人民防震，日本都有許多先進經驗可以參考。至於人民的道德修養和良好民族性的培養，更是長期的工作，需要全國各級領導重視和教育部門訂定長遠計劃。我們的經濟總量已經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民族性中的良好品德修養，我們和日本還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全國人民和教育界不懈的努力啊﹗

電郵﹕[email protected]

最近北非中東政局動盪，群眾示威此起彼落，似乎頗有連鎖反應。突尼斯和埃及的強人領袖被迫下台，現在焦點正對着統治利比亞逾40年的卡札菲。看來他目前只有自裁和逃亡兩條路了。但以卡札菲的狂妄和強硬性格，他也許會採取自裁的方式，不然，像伊拉克的薩達姆那樣死得毫無尊嚴，則實在太窩囊了。

人們把北非中東的連串群眾運動，稱之為“茉莉花革命”。有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希望這種“革命”能蔓延到中國。於是網上號召群眾上街，某些中國大城市的少數群眾聚集，被渲染為風雨將至的先兆。有些人眛於對國情的認識，情有可原；但有的人對祖國郤心懷刻骨仇恨，從遭遇天災認為“天譴”；對社會存在矛盾而期望大亂，試問是何居心？13億人民的土地如果大亂，不僅直接禍及香港，也波及全世界。事實上，中國國情完全不同於北非中東，“茉莉花革命”在中國出現的可能性極小，理由如下﹕

最高領導人非眾矢之的

第一， 中國最高領導人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的形象和表現不錯，得到大部分群眾的認同。

他們身家清白，並無以權謀私的劣跡。每有重大災害，都親臨現場，視察民隠。溫家總理更勤於出巡，並在網上與公眾對話，經常走訪平常百姓家，強調決策為民。

群眾不滿的是地方一部分貪官壞官，而不是針對中央最高領導人，這與北非中東某些國家的群眾運動，矛頭集中針對最高領導的一個人不同。

第二，新中國成立以來，並無封建繼承、父傳子的傳統。在毛澤東、鄧小平強人之後的最高領袖推選，中國既没有世襲，但也不是民主選舉，而是採取協商選舉的辦法。江澤民、胡錦濤是如此，往後的習近平和李克強也是如此。協商民主是中國獨特的推選接班人的辦法，也許這是適應中國國大人眾的選任形式，是耶非耶可以討論。但絶無類如北朝鮮三代祖孫繼承的做法。

至於所謂“太子黨”，即領袖的下一代。籠統地否定革命者的下一代是不妥的，應該說他們大部分是好的，不肖子弟不是多數。美國也有太子黨，新加坡也有太子黨，布殊父子不也是先後當上總統了麼。當然，可以說人家是民主選舉的，但政治世家的影響也不可忽視。中國的江澤民、胡錦濤都不是“太子黨”，明白之星的習近平，父親習仲勛雖然曾官至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他在毛澤東時代是受壓的。而習近平本人郤是從基層做起，一步一腳印地提升上來的。

中央關心國計民生

第三， 中央領導關心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建設，最近的措施是重視交通和水利。

交通是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平衡和物資流動的重要措施，也是涉及人民生活需要和旅遊事業的要項。近年全國的高速公路與高速鐵路的發展以至汽車生產，機場建設的成就有目共睹。

至於水利，鑑於近年水災旱災對農業和人民生活的影響，也加大了發展力度。

第四，中央關心民困和通脹問題，菜籃子問題，樓價問題。強調通脹要控制4%以下，對樓價和物價都採取若干有效措施。國務院頻頻召開有關會議。胡錦濤和溫家寶最近講話強調，要加快推進以保障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第五，中央關心海外僑民的安危。最近利比亞政局動盪，中央當機立斷，每日派出十幾班飛機前往接載僑民回國。之前埃及局勢動盪，中央也派出飛機接載遊客，特別是派飛機赴埃及樂蜀接載滯留該地香港同胞。

這和22年前，胡耀邦的女兒在美國進修，得知父親病發垂危，向舊金山領事館求助受到冷遇可說有天淵之別（見＜思念依然無盡一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第13頁）。

中國没有種族、部落、宗教派系問題

第六，中央處理民族問題較為妥貼。

中國没有北非等國的種族、部落、宗教派系等等衝突。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一向執行的是扶助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對這些地區投入的都是資金人力，並不像有些別有用心者誣蔑說是進行掠奪。新疆和西藏所以會發生局部性的騷亂，都是有國際背景的，有境外叛亂分子挑動的，但顯然不成氣候。

第七，當前加大反貪力度，並批判國企貪婪問題。廣大群眾最不滿的便是貪腐分子侵佔經濟發展果實，國企巨頭財大氣粗擠壓民營中小企業生存發展空間。

最近中央除了清除一些貪腐高官如鐵道部長劉志軍等之外，特別着重清查土地、礦產等官商勾結，非法牟利導致集體資產流失等問題。而＜人民日報＞更大篇幅刊文指責國企巨頭私吞紅利、領取千萬的“天價年薪”，這正正講出了許多民眾的心聲。

生活改善，自由度提升

第八，中國目前完全獨立自主，政治上、經濟上都不受外國勢力支配。不像中東某些國家，仍受美國、俄國、西歐的重要影響。利比亞的卡札菲倒來倒去，先反美後又親美，埃及、突尼斯更是依賴美國。但美國人也不是好靠山，群眾運動一來，獨裁政權搖搖欲墜，美國人左搖右擺，最後也欲救無門。中國不“一邊倒”，人民感到自豪。

第九，人民生活實際上已有改善。以電話為例，全國人民平均每兩個人有一具手提電話，四個人有一具固定電話。2009年全民的儲蓄存款達到26萬億多元，即每人平均有2萬元存款。其他可以說明人民生活改善的統計不少，這些就不能一一列舉了。

第十，人民還是有相當的自由度的。

有的人強調中國人没有自由，並以此大做文章。是的，中國的言論自由還有許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但除了思想自由仍有若干禁區之外，中國人生活上的自由還是很不錯的，比起中東回教國家生活上的許多清規戒律，男女不平等，要好得多。比起以前的穿着、唱歌跳舞等等生活方式受到有形無形的限制，出國旅行不易，相對來說，今天還是滿自由的。過去香港人對回歸祖國的種種顧慮，中央領導人以“舞照跳、馬照跑”，有這樣的充分自由來回應，現在內地不是也是跟香港一樣，舞照跳，而武漢還舉行過好幾屆的“賽馬節”嗎？

不容否定，不應抺黑

中國社會存在着若干矛盾，我在往前本報所寫的若干文字中已經多所指出。但有缺點不能否定一切，瑕不掩瑜，中國今天的成就值得肯定，更不應抺黑。中國的現實，充分說明不存在“茉莉花革命”的可能性。

電郵﹕[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