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屆的香港行政長官，還在熱議之中。雖然有熱門，也有變數。變數的關鍵在於當前特區政府的弱勢領導，特別是這一次財政預算案反覆而引起的風波。特區政府的表現，會不會引起中央當局和香港公眾的提問﹕明年能不能選出一位能扭轉乾坤的強勢行政長官？

坊間猜測的特首候選人，除兩位熱門人選之外，還有兩個女強人。范徐麗泰的進入公眾眼簾，在於她的公眾認受性；葉劉淑儀的被熱議，在於她的硬朗作風。人們也許會想，如果上述四個人的優點，能集於一人之身，那就太好了。

　　翻開舊報，看到我在20年前在本報以筆名寫的一篇文字，議論首屆行政長官。當年距回歸之日還有6年，我就指出6年的變化極大，“首屆行政長官難以捉摸”。那時候，熱門的候選人之中，還没有出現董建華這個名字。

“爆冷門”的首屆特首

我在文章的末尾寫道﹕“以目前的眼光，看當時得令的熱門人物，肯定‘跌眼鏡’的居多。97年的首屆行政長官，很可能是一個爆冷門的人物”。果然，當年熱門的羅德丞、楊鐵樑、李國寶都没有當選，郤跑出一個董建華來了。

我當時認定特首的條件是﹕學貫中西，有中國的文化背景；對香港的建制有所認識，又不是港英夾袋中的人物；公正持平，不身處政壇上政見對立的一方；年紀不太輕也不太老。當然，其前提還還是要由北京認為是愛國愛港，擁護基本法的。

　　我還認為﹕選擇首屆行政長官，主動權在北京而不在香港；北京認可、放心是第一位的，香港人能否接受，是第二位的。並指出﹕如果屆時局勢穏定，拍板的人比較開明，會選一位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如果情況與此相反，選出一位在港不孚眾望的行政長官出來，也毫不出奇。

北京的要求是“維穏”

　　今天看來，這些條件和預計，仍然大致適用。

　　我還說過，“現在有的人曝光率太高，捧場捧得太着迹，也就是說，在長跑比賽中，發力發得太早的，往往不是能最先到達終點”。

　　現在的候選人的確有大熱門，但也傳出不少“黑馬”。大家也知道，候選人獲得北京的祝福是第一位的條件，港人是否接受和施政能力都是第二、三位的。但中央看人所需要的條件也會隨着形勢的的變化而有不同要求。以目前的形勢來看，北京對人選的第一要求是“維穏”。

　　“維穏”就是維持穏定。北京對全國的要求都是維穏，甚且維穏壓倒一切﹗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並不影響全國大局。但香港如果不穏定，既影響國際觀瞻，也不利於剛開局的“十二‧五計劃”的“大展宏圖”。

　　誰能維穏，誰就是候選人的首選。而能維穏者，又必定有過人之處。

不為局面添煩添亂

　　說北京對於特首候選人遲遲未能拍板，可能如此。因為從各方面“收風”的情況來看，中央未有透露喜愛誰屬的片言隻語，可見找覓能人之難。

　　是不是會退而求其次呢，有可能。

　　雖然不是強人、能人，但不會再為如此局面添煩添亂，當為次選。

　　當今管治香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足矣。目前的煩惱還少麼。從財政預算案的設計反覆而引起爭議；教育局為監管直資學校、官校縮班、與教科書商因價格問題談不攏；醫管部門為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問題與私立醫院不咬弦；最低工資設計引起勞資雙方糾紛等等，觀之令人頭痛。究竟是香港社會深層次的矛盾浮上水面，還是政治生態的異化，誰也說不清楚。

　　但願天賜良人，造福香港。誰主香港沉浮，明年便見分曉。

香港回歸祖國，已近14年了。而中英兩國對香港問題的開啟談判，也已過去30年。近讀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香港問題談判始末＞一書，勾起了對香港回歸前的政治角力的種種回憶，也增加對當前香港政治生態的新的沉思。

　　有關香港回歸前後的回憶錄可不少。在內地有前港澳辦、新華社的領導人魯平、李後、周南的，也有香港鍾士元和李鵬飛的，我都看過。另還有一些零星的記載，如黃華的回憶錄等。但這本＜香港問題談判始末＞，篇幅簡短，條理分明，其中也頗有一些不太內幕的內幕消息。對研究香港歷史的人們，這是一本可讀性甚高的信史。

參與香港回歸全過程

　　我曾經親自聆聽過周恩來總理批判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愛國力量的過左的做法，也在一個12人的小規模的會見中親炙鄧小平對香港回歸問題的深刻分析。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開始，我是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的核心成員（執委）。往後，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和之前的預備委員會，我都是成員。＜基本法＞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時，我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曾參與這個莊嚴表決的盛會。1997年7月1日淩晨，我在北京參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成立儀式。

這許多往事，也許袛能說是香港回歸的外圍工作，談不上參與中英兩國間談判中的最高國家機密。但往返北京數十次，接觸中央領導人物上百，畢竟體會到香港回歸祖國的這件大事，牽動了最高領導鄧小平以及全國多個部門多個省市以至廣大群眾的情思。中英談判，香港回歸，確實是上個世紀中國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啊﹗

英國人廹出一個九七限期

上世紀70年代末，由於英國人屢屢提及1997年新界土地契約問題，廹使中國要及早對香港前途問題作出決定。本來，中央有關領導，認為當年中美剛剛建交，希望首先解決台灣回歸，回頭再來解決香港問題。因此仍然堅持以前公開宣佈過的，香港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可以繼續維持香港現狀，等待時機成熟再行解決。也就是說，要繞過1997這個關口，不受這個年期的限制。

英方步步進廹，那麼，中央只好選擇1997年收回香港。但是，收回不難，當時不少人認為要繼續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穏定，没有太大的把握。

在上世紀80年初，香港是世界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經濟起飛被認為是世界奇跡。有的人認為這是英國人管治有方，如果主權更易，經濟繁榮能否保持、頗成疑問。況且過去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是否應予改變，大家也有爭論。

英國提出“主權換治權”

於是英國人便提出了“主權換治權”的構思，擬廹使中國就範。

這個主權換治權的主張，按香港的一些企業家的通俗說法，便是例如一家公司，由中國人當董事長，英國人當總經理。也就是說，中國當個形式上的頭，英國人仍然掌握實權。

主權換治權的這個理論，英國政要到達北京進行談判，便堅持這個主張，受到鄧小平的駁斥。但英國人仍然不死心，反覆在談判中提出這個論點。特別是1982年6月英國出兵南美福克蘭羣島（馬爾維納島）取得勝利，使戴卓爾夫人增加了聲望，更使她增強了要求對香港主權換治權的信心。而且她聽從了專家們的分析，認為香港大部分人是在中國歷次政治動盪中來港的，對香港的回歸有恐懼心理，而在港又得到經濟實惠，理所當然的願意英國繼續統治香港。

反對回歸的是當年兩局非官守議員

　　於是便有了戴卓爾夫人到北京與鄧小平談話中，得到鄧小平堅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的答覆後，在大會堂門外跌倒的一幕。

往後的中英談判雖然拖拖拉拉，但英方畢竟認為大勢已去，逐漸趨向接受香港回歸並由中方釐訂的港人治港的方案。想不到反對激烈的反而是香港行政、立法兩局的華裔非官守議員。

前英國首相希思在訪京與鄧小平會面後，到港與兩局非官守議員見面，並推薦中方的“港人治港”建議，不料郤遭到這些議員圍攻，以至他怒氣沖沖，拂袖而去。

而這些比英國人還激的尊貴議員，有的現在還坐在全國政協的尊貴廟堂之上哩。

主權換治權的變種心態

由此可見，香港現在某些反建制勢力，其種子源自早年的“主權換治權”的心態。他們形式上不反對主權“回歸”，但實質上希望治權“獨立”而不受中央干涉，也就是要“兩制”不要“一國”，這是“主權換治權”的變種。他們利用公眾對社會上某些不公和貧富懸殊問題，煽動反政府情緒，其實矛頭也是暗指中央的。因為特區政府靠中央支撐。

如果是英國人統治，這些人敢如此放肆地挑戰警方，衝擊港督嗎。他們口口聲聲說因為這不是一個民選政府，難道英國人的總督和政府是民選的？

特區政府的弱勢統治，造成了暴力政治。但社會上散布着一種不信任一國，甚且反對國民教育等等情緒，以至回歸14年，國民認同不是強化，而是叫囂疏離。凡是強調一國的，都要反對，這正是“主權換治權”的一種變種心態。中國內地建設有不少成績，也有不少失誤，但成績未受到宣揚，失誤郤被誇大。以至有人盼望有如北非中東那樣的“茉莉花革命”的到來。如果中國發生茉莉花革命，就是大亂，就是內戰。過去經歷過百年災難的中國人民，受得起新的一輪折磨嗎？ 電郵﹕[email protected]

在天安門廣場竪立一座孔子巨大塑像，實在是一件十分奇特而不可理解的事。面對着廣場正中的毛主席紀念堂和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巨幅畫像，更有對着幹的意味。毛澤東一生反對孔孟之道，到晚年還要發動一場“批林批孔”運動。今天聲言還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人，郤幹了一件舉世矚目的怪事。是贈興還是“攞景”，實非我們凡人所能理解。

現代中國從五四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批判孔子的，認為孔子是維護封建禮教的總代表。從打倒孔家店到批孔，一部中國現代史，貫串着反儒家的思想路線。到了近年，有點“撥亂反正”，於是孔子又“香” 了起來。

孔子學說和儒家理論，應該是中華文化的重要遺產，可以批判地吸收。過去一概否定是不對的，今天全盤肯定，也值得商榷。

但現代中國社會有一個很不好的思維習慣，這就是絶對化。要是好的便絶對地好，壞的便是絶對的壞。

現化史實更改頻仍

以現代歷史來說，只不過是近百年的事，顛來倒去，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明天又再否定今天，使人無所適從。歷史服從現實政治需要，欠缺客觀判斷，更不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抗日戰爭的歷史，一向鼓吹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的，中共抗日最堅決，也打了許多勝仗，遊撃戰爭更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但國民黨軍隊在抗日主戰場上也作出了貢獻，而且這不是蔣介石領導有方，而是國民黨軍隊中官兵的功勞。大多數軍民為民族大義，奮起抗日，同樣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蹟。

到了兩岸關係緩和，台灣國民黨重新掌政，為了統戰需要，對國民黨軍隊在抗日的表現，在歷史記載中便有所鬆動和更改。一些抗日的國民黨將領，又重新出現在史料和文藝作品之中。

同樣，共產黨人中的著名人物，如陳獨秀，林彪以至他手下的四虎將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最近的評價也有所變化。

為政治需要編史

當然，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由於史料的深掘和重新發現，修改了過去的記載和評價是允許的。但是，有的人郤因為政治上的需要，或為王者諱，或為打撃對手而抺黑，這種種做法屢見不鮮。比如由莊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國家主席，郤在翌年變成“叛徒、內奸、工賊”。而且還能“招降納叛，捜羅了一幫子叛徒、特務”，“窃取了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單位的領導權”。這不是不可思議的天方夜譚麼。

後來在回答這段荒謬的歷史時說，這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詭計。這種結論，也是没有說服力的。難怪在林彪集團被粉碎後，其黨羽之一的吳法憲，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法庭判決他的.罪行的判決書表示不服。他寫道，說他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但是，林彪地位的上升，是與“毛主席的賞識和提拔分不開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寫進中共黨章中的”；“這一切，都不是林彪奪權得來的，而是毛主席親自選擇和安排的”。

竪像引起不同解讀

正是對歷史問題的翻雲覆雨的說法，減弱了官方欽定的歷史著述的說服力。一部中國共產黨黨史，從胡喬木的那一本“中國共產黨三十年”，到最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60年間，黨史不知修改過多少遍。那本早年中共黨員必讀的斯大林編訂的“聯共黨史”，結果證明這只是一本為斯大林歌功頌德、顛倒黑白的歷史。

在天安門廣場竪立孔子巨像，也許只是說明當今中央領導重視發揚中華民族固有的傳統文化。發揚傳統中華文化是對的，這是細水長流的事，不是竪立一座巨像便能奏效。

但是，天安門廣場孔子塑像的竪立，郤引來不少解讀。不少人認為現在國人缺乏信仰，有必要宣揚“孔子思想”，以這位封建人物鎮國。當前各地大建寺廟以至為老子、曾子、孫子大建公園景點之類，還有全國政協委員建議再在北京大劇院前竪立關公像，以團結海外華人華僑等等，五花八門，一股復古之風勁吹。難道吳邦國委員長在這一次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報告中強調指出﹕“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的話，京城中人只當作耳邊風？

與吳邦國講話唱對台

吳邦國再次強調“六不”，即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不搞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是一個十分正統的宣言。其他的五不，已講過多次，耳熟能詳。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也已多次說過。但概括為“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郤似乎是第一次。由此可見，指導思想定於一尊，實是不可動搖。就在他代表中央講話之前，天安門廣場矗立孔子巨像，與毛澤東唱對台，確立孔子思想地位，這與“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符。而且擺在毛主席紀念館和毛澤東巨像之前，更是明顯地“多元化”，用意為何，請高明者有以教我。

電郵﹕[email protected]

—–日本大地震有感

日本關東大地震，人員、房屋、交通等方面損失慘重，倖存者缺水缺電、還要面對核電廠洩漏幅射物質的威脅，這一個特大天災，值得我們同情。希望日本人民戰勝困難，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但是日本這個大地震，郤帶出了一個中日民族性與社會現實的對比，強烈地表達出日本民族性的優越和國家、社會結構應付緊急事故的高效率。令近年屢發地震的中國給比了下去，實在令人感嘆。

日本民族的守紀、有禮、愛清潔、集體觀念可以說是世界第一。在這次大地震中，在大災難當頭，日本人的守紀律、互諒互讓、不趁火打劫、臨危不亂，的確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俗語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日本的悲劇，郤成全了世人對日本人民族性的一次廣泛讚揚。

“豆腐渣”工程受批判

令人感慨的，是拿中國的地震來和日本作比較。大前年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破壞和死亡人數也許比這一次日本關東大地震更多。而且當年中國政府的救災行動和開放態度，已經比以往對付災難的處理有了很大的進步，特別是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封閉措施更有天淵之別。但是當前和日本人的表現，應該承認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其中四川地震中首先被震塌的有不少是“豆腐渣”工程的中小學校舍，而日本的學校郤是地震中難民穏固的避難所，這個對比是多麼強烈啊。

至於日本人的守紀律，不爭先恐後，不蜂擁而上搶購或爭奪救濟物質，更顯出他們的民族素質之高。有了這個對比，應該對中國人民發出一個警號，就是不僅要解決當前社會上的各種矛盾和問題，而更重要的是，對下一代和青少年們要認真進行道德教育上的“基本建設”。

要做道德教育的“基本建設”

中國原本是禮儀之邦，古訓中有關遵禮、守紀、慎行，尚節的訓詁多如牛毛。可惜歷次的極左的政治運動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將固有的良好的道德修養棄如敝屐，只破不立，以至動搖國本。加上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上有迅速發展，社會上郤滋長“向錢看”的風氣。而官員們的貪腐叢生，形成一股“不貪白不貪”的歪風，社會上的道德觀念更受到嚴重破壞。

改革開放以後，社會風氣雖然有若干撥亂反正，但道德教育的基本建設未有認真啟動。以至在社會上造假之風越吹越盛，從奶粉、鷄蛋、米麵油醬，到處都可見造假，令人嘆為觀止。而且造假之風也吹進最高學府，假文憑、假論文、假博士並不是個別的。教育界尚且造假，如何好好地培育下一代？

明朝王守仁說﹕“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古人深知在道德教育上，在育人過程中，培育根基是多麼重要﹗

品德修養要迎頭趕上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一次日本大地震中，他們的官民的表現，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鏡。我國的天災不少，地震在某些地區可能常發。如何預防和訓練人民防震，日本都有許多先進經驗可以參考。至於人民的道德修養和良好民族性的培養，更是長期的工作，需要全國各級領導重視和教育部門訂定長遠計劃。我們的經濟總量已經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民族性中的良好品德修養，我們和日本還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全國人民和教育界不懈的努力啊﹗

電郵﹕[email protected]

最近北非中東政局動盪，群眾示威此起彼落，似乎頗有連鎖反應。突尼斯和埃及的強人領袖被迫下台，現在焦點正對着統治利比亞逾40年的卡札菲。看來他目前只有自裁和逃亡兩條路了。但以卡札菲的狂妄和強硬性格，他也許會採取自裁的方式，不然，像伊拉克的薩達姆那樣死得毫無尊嚴，則實在太窩囊了。

人們把北非中東的連串群眾運動，稱之為“茉莉花革命”。有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希望這種“革命”能蔓延到中國。於是網上號召群眾上街，某些中國大城市的少數群眾聚集，被渲染為風雨將至的先兆。有些人眛於對國情的認識，情有可原；但有的人對祖國郤心懷刻骨仇恨，從遭遇天災認為“天譴”；對社會存在矛盾而期望大亂，試問是何居心？13億人民的土地如果大亂，不僅直接禍及香港，也波及全世界。事實上，中國國情完全不同於北非中東，“茉莉花革命”在中國出現的可能性極小，理由如下﹕

最高領導人非眾矢之的

第一， 中國最高領導人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的形象和表現不錯，得到大部分群眾的認同。

他們身家清白，並無以權謀私的劣跡。每有重大災害，都親臨現場，視察民隠。溫家總理更勤於出巡，並在網上與公眾對話，經常走訪平常百姓家，強調決策為民。

群眾不滿的是地方一部分貪官壞官，而不是針對中央最高領導人，這與北非中東某些國家的群眾運動，矛頭集中針對最高領導的一個人不同。

第二，新中國成立以來，並無封建繼承、父傳子的傳統。在毛澤東、鄧小平強人之後的最高領袖推選，中國既没有世襲，但也不是民主選舉，而是採取協商選舉的辦法。江澤民、胡錦濤是如此，往後的習近平和李克強也是如此。協商民主是中國獨特的推選接班人的辦法，也許這是適應中國國大人眾的選任形式，是耶非耶可以討論。但絶無類如北朝鮮三代祖孫繼承的做法。

至於所謂“太子黨”，即領袖的下一代。籠統地否定革命者的下一代是不妥的，應該說他們大部分是好的，不肖子弟不是多數。美國也有太子黨，新加坡也有太子黨，布殊父子不也是先後當上總統了麼。當然，可以說人家是民主選舉的，但政治世家的影響也不可忽視。中國的江澤民、胡錦濤都不是“太子黨”，明白之星的習近平，父親習仲勛雖然曾官至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他在毛澤東時代是受壓的。而習近平本人郤是從基層做起，一步一腳印地提升上來的。

中央關心國計民生

第三， 中央領導關心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建設，最近的措施是重視交通和水利。

交通是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平衡和物資流動的重要措施，也是涉及人民生活需要和旅遊事業的要項。近年全國的高速公路與高速鐵路的發展以至汽車生產，機場建設的成就有目共睹。

至於水利，鑑於近年水災旱災對農業和人民生活的影響，也加大了發展力度。

第四，中央關心民困和通脹問題，菜籃子問題，樓價問題。強調通脹要控制4%以下，對樓價和物價都採取若干有效措施。國務院頻頻召開有關會議。胡錦濤和溫家寶最近講話強調，要加快推進以保障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第五，中央關心海外僑民的安危。最近利比亞政局動盪，中央當機立斷，每日派出十幾班飛機前往接載僑民回國。之前埃及局勢動盪，中央也派出飛機接載遊客，特別是派飛機赴埃及樂蜀接載滯留該地香港同胞。

這和22年前，胡耀邦的女兒在美國進修，得知父親病發垂危，向舊金山領事館求助受到冷遇可說有天淵之別（見＜思念依然無盡一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第13頁）。

中國没有種族、部落、宗教派系問題

第六，中央處理民族問題較為妥貼。

中國没有北非等國的種族、部落、宗教派系等等衝突。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一向執行的是扶助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對這些地區投入的都是資金人力，並不像有些別有用心者誣蔑說是進行掠奪。新疆和西藏所以會發生局部性的騷亂，都是有國際背景的，有境外叛亂分子挑動的，但顯然不成氣候。

第七，當前加大反貪力度，並批判國企貪婪問題。廣大群眾最不滿的便是貪腐分子侵佔經濟發展果實，國企巨頭財大氣粗擠壓民營中小企業生存發展空間。

最近中央除了清除一些貪腐高官如鐵道部長劉志軍等之外，特別着重清查土地、礦產等官商勾結，非法牟利導致集體資產流失等問題。而＜人民日報＞更大篇幅刊文指責國企巨頭私吞紅利、領取千萬的“天價年薪”，這正正講出了許多民眾的心聲。

生活改善，自由度提升

第八，中國目前完全獨立自主，政治上、經濟上都不受外國勢力支配。不像中東某些國家，仍受美國、俄國、西歐的重要影響。利比亞的卡札菲倒來倒去，先反美後又親美，埃及、突尼斯更是依賴美國。但美國人也不是好靠山，群眾運動一來，獨裁政權搖搖欲墜，美國人左搖右擺，最後也欲救無門。中國不“一邊倒”，人民感到自豪。

第九，人民生活實際上已有改善。以電話為例，全國人民平均每兩個人有一具手提電話，四個人有一具固定電話。2009年全民的儲蓄存款達到26萬億多元，即每人平均有2萬元存款。其他可以說明人民生活改善的統計不少，這些就不能一一列舉了。

第十，人民還是有相當的自由度的。

有的人強調中國人没有自由，並以此大做文章。是的，中國的言論自由還有許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但除了思想自由仍有若干禁區之外，中國人生活上的自由還是很不錯的，比起中東回教國家生活上的許多清規戒律，男女不平等，要好得多。比起以前的穿着、唱歌跳舞等等生活方式受到有形無形的限制，出國旅行不易，相對來說，今天還是滿自由的。過去香港人對回歸祖國的種種顧慮，中央領導人以“舞照跳、馬照跑”，有這樣的充分自由來回應，現在內地不是也是跟香港一樣，舞照跳，而武漢還舉行過好幾屆的“賽馬節”嗎？

不容否定，不應抺黑

中國社會存在着若干矛盾，我在往前本報所寫的若干文字中已經多所指出。但有缺點不能否定一切，瑕不掩瑜，中國今天的成就值得肯定，更不應抺黑。中國的現實，充分說明不存在“茉莉花革命”的可能性。

電郵﹕[email protected]

埃及強人穆巴拉克被群眾運動逼使下台，頗出一些人的意料。穆巴拉克掌權30年，據說開頭的十年八年，他還是受人民歡迎的。但掌政的日子長了，權力慾大了，專制的作風增長了，政府內的腐敗叢生，親信部屬姻親依權勢而謀私多了。更要命的是，權力慾的膨脹，希望自己的掌權能繼承千秋萬代，於是希望培養兒子繼承。人民被激怒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勢不可當，没有外國勢力的推動（美國是支持穆巴拉克），也没有有組織的反對勢力的策劃，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便把這位獨裁者推倒了。

這個教訓是深刻的。這個教訓要追溯到終身制的這個“糖衣毒藥”。

領導人終身制的禍害，中國的教訓是深刻的。

中國領導人的終身制

毛澤東領導新中國27年，還不計從遵義會議以後實際控制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權力14年。開頭毛澤東的領導威信如日中天，但不久他的“浪漫主義病症”就發作了。他的腐敗並不是貪污謀私，而是主觀主義和一言堂。他發動了一系列的打擊知識分子等等的政治運動，最後搞了一場清除與他一同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由於他覺得無人可以相信，一個獨裁者最後只能相信自己的親人。毛澤東病重時希望傳位給自己的妻子江青和侄兒毛遠新。結果他是抱憾而終，傳位之想未能實現。

鄧小平當年是受害者之一，他也深知這是領導人終身制的弊病，於是他在復出早期便提出反對領導終身制‧

1980年他復出不久，在著名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便提出“任何領導幹部的任職都不能是無限期的”，並說“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的影響有一定的關係”。

中國三位領導強人

　　鄧小平復出以後雖然很早退出政府的領導職務，但他長期仍擔任最有權力的黨的軍委主席。這是當年的形勢需要還是其他的原因，這就需要後人去評說了。

　　由於鄧小平的倡議，後來的憲法都規定了國家領導人的任期不能超過10年。

江澤民在1989年當上黨的總書記以後，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退任，還保留軍委主席至2004年，掌權長達15年。

這兩位毛澤東之後的領導強人，在中國的實際領導地位上，都已超逾10年，其政治影響力是不能低估的。所以在前年慶祝建國60周年時，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面巨像竪立在遊行隊伍之中，許多文件都把他們三人的思想、理論、代表並列，在反對終身制的同時，這是十分有意思的。

納賽爾、薩達特、穆巴拉克

埃及和中國同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歷史上埃及常為外國入侵，希臘和馬其頓國王和羅馬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都曾統治過這一片土地。近代則法國、英國則先後侵佔過埃及。

法魯克王朝被推翻後成立的共和國，出現了三位軍事強人。納賽爾擔任總統16年，以宣布收回蘇伊士運河最為人稱道，1970年病逝。繼任的薩達特，在位11年，遇刺身亡。繼任的穆巴拉克的任期最長，共30年，最後被迫下台。三位強人，結束任期的原因都不一樣，但都是終身制。請看今後埃及政局的變化，究竟由何人掌權，又能否出現規定一個任期，打破終身制，進入一個民主法治的軌道，世人翹首以待。

電郵﹕[email protected]

毛澤東去世已近35年，但對他有貶意的評論仍列為禁區。最近讀＜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一書，其中的一個小故事，讓人對毛澤東的“逆向思維”有深刻的認識。

這本書是根據一位在毛澤東身邊朝夕相處，與他渡過最後歲月的女人孟錦雲口述，由內地女作家郭金榮執筆的。別以為這又是在香港出版的禁書，它不像多年前在海外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那樣，中南海列為高度查禁的書籍。這本是堂堂正正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公開發售的一本信史。

這本書對毛澤東晚年的日常生活、精神面貌、思想狀態有細緻的描寫。其中不在意地透露了毛澤東的“逆向思維”，他常常喜歡從相反的方面去思考，離經叛道，標新立異。

兩個青年救美的故事

這裡要介紹的一個小故事，是在毛澤東去世前一年，即1975年8月，他忽然動起看電影的興趣，看了一齣香港鳳凰電影製片廠出品的越劇歌唱片﹕＜雲中落繡鞋＞。

故事的內容大致是﹕一個富有的員外的千金小姐不慎跌落後花園的枯井中，生命危在旦夕，員外貼出告示，誰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許之為妻。有兩位青年同時應召，商量好一個下井，一個用吊繩在上面照應，救出小姐後，隨小姐的意願，想嫁給誰便嫁給誰。

於是一位用筐栓上繩子把另一位青年送到井下，逐個先救小姐，再讓青年上來。在井外負責放筐下井的青年，在救出小姐後，為了獨佔小姐，便狠心地不顧另一青年死活，並用大石堵死井口，便抱着小姐去領賞，成全婚姻美事。

在井下的青年叫天不應，加上井面蓋上石頭，只見黑茫茫的一片。但他郤手拿着小姐留下的一隻繡花鞋，是小姐被往上拉時丟下的。

己婚嫁的小姐一夜忽作一夢，天上飄下一隻繡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丟失的一隻。夢中醒來，這位夢中的青年郤出現在自己面前。

結局是由父親作主，趕走那位狡猾的青年，迎接這位死裡逃出的青年。

至於井底的青年如何能逃出的，當然好人有好報，是神仙救他的。

毛澤東認同奸猾者

看完電影，毛澤東問看電影的人們，“你們說說看，兩位救小姐的青年，哪個好些﹖”

眾口同聲的說，當然是在井底的青年好啦，孟錦雲更添上幾句﹕“還用說嗎﹖井上那個青年真够壞的，他不僅貪人之功，據為己有，還陷害別人”。

毛澤東轉頭問另一位早期已他身邊伺候他的張玉鳳，張說，“差不多，這是很明顯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幹嗎要問這麼個問題﹖”

毛澤東說，“我和你們的看法不一樣，我覺得，還是那個井上的青年更好些。”

“為什麼﹖”眾口同聲的問。

毛澤東答道﹕“那個井下的青年對問題的考慮太簡單，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應該想到井上的青年會使出這一招兒。還是那個井上的青年聰明噢﹗”

眾人還是不服氣，說井上的青年太奸猾，不老實。

毛澤東答道﹕“老實，老實是無用的別名”。還說，小姐只有一個，他不害另一個，他能得到她嗎﹖

毛澤東的專權和霸氣

這就是毛澤東﹗早在青年時代，他曾寫過一首＜咏蛙＞的詩，其中有兩句﹕“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17歲的毛澤東，便已顯出他的霸氣。

孟錦雲的回憶說，毛澤東他“要發展，要改造，要出新”，對他締造的黨和國家，也“不惜打亂重來”，“來個天翻地覆”、“標新立異是他的性格特點”。

這正是毛一生主張與人鬥，其樂無窮，提倡階級鬥爭要日日講、月月講，年年講的思想根源。也是他在解放以後，發動一個個的政治鬥爭，要打倒一切，直到“文化大革命”，要把與他同打江山的老同志都一個個清除掉。

張玉鳳對毛澤東的評價是﹕“他就是怪，你說是黑的，他偏要說白，他總喜歡對立”。

孟錦雲說，“主席的看法，老和我們不一樣，這個人很怪”。

毛澤東的專權，一言堂，“逆向思維”，終於為新中國帶來近20年的災難。

研究毛澤東，這是一份可貴的材料。

電郵﹕[email protected]

近年海內外對中國的政治改革，議論越來越多。原因是，國內社會矛盾不少，政治體制未能適應經濟發展，“維穏”的成本和所花氣力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國際形勢嚴峻，美國圍堵中國的意圖越來越明顯，並不因胡錦濤訪美而有根本的改變。美日韓聯合軍演頻頻，西方通過諾貝爾和平獎向中國施壓，周邊國家對中國頗有疑慮，外交活動並不十分順暢。

胡錦濤訪美，表示中國“承認並尊重人權的普遍原則”，也認為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必須與各國的國情相結合。他還說，中國關於人權問題，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胡錦濤訪美時答美國報紙的書面訪問時回答說﹕“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没有民主便没有社會主義現代化。”並說政治體制改革要“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

可以說，人權問題與政治改革密不可分，中國正處在政治改革的十字路口。

去年底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繼續提出要“積極穏妥推行政治改革”，雖然是老話，但比十七大所提的“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多了“積極穏妥”四個字。

更值得注意的是，溫家寶總理在去年八、九月兩個月期間，面對國內外傳媒，七次談論到政治體制改革。溫總理的談話，當然不可能看作是個人抒發的見解，而應看作是中共高層的一種呼聲。

領導層有政治改革的強音

毛澤東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因此共產黨內有不同聲音，並不奇怪。胡錦濤主席在美國提出承認和尊重人權的普遍原則，但在國內就是有人公開反對“普世價值”。既得利益集團在權力進入市場，在專權得到好處之際，當然不願意在改治改革中受到約制。他們反對政治改革是必然的，開明勢力和專制勢力的較量是激烈的。應該承認，目前專制勢力仍處在強勢，溫家寶對於政治改革的講話，被人公然加以刪除和攔截，就是一個標誌。所以他一如朱鎔基前總理那樣，朱說了要為他準備“一副棺材”的狠話，溫則說了“風雨無阻，至死方休”的堅定語言。

政治改革三要素

鄧小平早在1980年就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1986年又指出“現在經濟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證經濟改革的成果”。

政治改革應該改革些什麼呢？

第一， 要改革權力過份集中。

鄧小平說，權力過份集中，就會“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目前各級黨政機關，第一把手說了算的情況十分普遍，決策上破壞集體領導的多的是。專權因此形成常態，並且造成權力的人身依附現象。

第二， 要確立權力制衡。公權腐敗現象蔓延，使貪腐帶有普遍性。權力並且參與和控制市場交易，藉國營、國有之名進行壟斷、形成類如舊社會官僚資本的現象，引起社會不滿，並破壤市場經濟的公平交易原則。

第三， 黨政不分越來越嚴重，這種情況必須改變。鄧小平反對以黨代政，認為黨委應該“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而政府應該有一個“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管好政府職權範圍的工作”。現在並不如此，誰在黨的地位高，誰就可以什麼事都可過問、干預。

積極穏妥 制約推動

鄧小平十分有預見，當年他已經知道政治改革“這個問題太困難”，“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觸及許多人的利益”。他說決策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以後再下決心。據此，中央才提出“穏妥”兩個字。

穏妥是對積極的制約，積極是對穏妥的推動。目前的政治改革如何開步走，實在是一個頗費心思的課題。

我在本報寫過多篇有關政治改革的文章（見拙著＜誰是2012年行政長官＞2008年天地圖書）。一是贊成政治改革實行改良的道路，即是一步一步，不搞激進行動；二是主張搞試點，像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的試點，也可搞若干“政治特區”的試點。

開步走的確艱難，但不開步則矛盾越積越多，恐怕時不與我。社會矛盾的積累與政治改革的進展息息相關。矛盾的積累會到達臨界點，可能爆發危機。

北非的教訓

最近北非突尼斯爆發政變，埃及發生持續的大規模群眾示威，對於有些人來說，可謂出於意外。突尼斯是北美經濟較發達的國家，比起周邊的埃及和蘇丹的經濟現狀，要進步得多。可是一個偶然的自焚事件，一場群眾示威行動，便把現政府的腐敗暴露無遺，便變了天，並迫使現任總統外逃。埃及的局勢仍然嚴峻。無論各國國情如何不同，這都是一個值得分析和探討的教訓。

中國的社會不公，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公權腐敗的普遍性已令社會難以忍受。加上“維穏”不重疏導而重高壓，群體事件此起彼伏，不能不提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並不是杞人憂天，而是盛世危言。

開拓政治改革之道，首先要廣開言路，集思廣益，共商改革的路線和步驟。如果閉門造車，表面上高喊改革，實際上寸步未移，則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終於看穿講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那麼效果便會適得其反。

期待領導推進改革

我們贊成一個積極穏妥的政治改革，我們贊成以改良的手法逐步進行改革，我們也認為改革應該有領導地以體制內的改革為主，不應搞群眾運動。但群眾力量也是一種動力，必須善於運用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方法，循序漸進地改革。當今領導層和今後接班的不乏明智之士，我們期待着他們“以繼續擴大人民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胡錦濤語)　　　　　　電郵﹕[email protected]

──新春感言 吳康民

近年海內外對中國的政治改革，議論越來越多。原因是，國內社會矛盾不少，政治體制未能適應經濟發展，“維穏”的成本和所花氣力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國際形勢嚴峻，美國圍堵中國的意圖越來越明顯，並不因胡錦濤訪美而有根本的改變。美日韓聯合軍演頻頻，西方通過諾貝爾和平獎向中國施壓，周邊國家對中國頗有疑慮，外交活動並不十分順暢。

胡錦濤訪美，表示中國“承認並尊重人權的普遍原則”，也認為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必須與各國的國情相結合。他還說，中國關於人權問題，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胡錦濤訪美時答美國報紙的書面訪問時回答說﹕“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没有民主便没有社會主義現代化。”並說政治體制改革要“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

可以說，人權問題與政治改革密不可分，中國正處在政治改革的十字路口。

去年底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繼續提出要“積極穏妥推行政治改革”，雖然是老話，但比十七大所提的“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多了“積極穏妥”四個字。

更值得注意的是，溫家寶總理在去年八、九月兩個月期間，面對國內外傳媒，七次談論到政治體制改革。溫總理的談話，當然不可能看作是個人抒發的見解，而應看作是中共高層的一種呼聲。

領導層有政治改革的強音

毛澤東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因此共產黨內有不同聲音，並不奇怪。胡錦濤主席在美國提出承認和尊重人權的普遍原則，但在國內就是有人公開反對“普世價值”。既得利益集團在權力進入市場，在專權得到好處之際，當然不願意在改治改革中受到約制。他們反對政治改革是必然的，開明勢力和專制勢力的較量是激烈的。應該承認，目前專制勢力仍處在強勢，溫家寶對於政治改革的講話，被人公然加以刪除和攔截，就是一個標誌。所以他一如朱鎔基前總理那樣，朱說了要為他準備“一副棺材”的狠話，溫則說了“風雨無阻，至死方休”的堅定語言。

政治改革三要素

鄧小平早在1980年就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1986年又指出“現在經濟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證經濟改革的成果”。

政治改革應該改革些什麼呢？

第一， 要改革權力過份集中。

鄧小平說，權力過份集中，就會“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目前各級黨政機關，第一把手說了算的情況十分普遍，決策上破壞集體領導的多的是。專權因此形成常態，並且造成權力的人身依附現象。

第二， 要確立權力制衡。公權腐敗現象蔓延，使貪腐帶有普遍性。權力並且參與和控制市場交易，藉國營、國有之名進行壟斷、形成類如舊社會官僚資本的現象，引起社會不滿，並破壤市場經濟的公平交易原則。

第三， 黨政不分越來越嚴重，這種情況必須改變。鄧小平反對以黨代政，認為黨委應該“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而政府應該有一個“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管好政府職權範圍的工作”。現在並不如此，誰在黨的地位高，誰就可以什麼事都可過問、干預。

積極穏妥 制約推動

鄧小平十分有預見，當年他已經知道政治改革“這個問題太困難”，“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觸及許多人的利益”。他說決策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以後再下決心。據此，中央才提出“穏妥”兩個字。

穏妥是對積極的制約，積極是對穏妥的推動。目前的政治改革如何開步走，實在是一個頗費心思的課題。

我在本報寫過多篇有關政治改革的文章（見拙著＜誰是2012年行政長官＞2008年天地圖書）。一是贊成政治改革實行改良的道路，即是一步一步，不搞激進行動；二是主張搞試點，像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的試點，也可搞若干“政治特區”的試點。

開步走的確艱難，但不開步則矛盾越積越多，恐怕時不與我。社會矛盾的積累與政治改革的進展息息相關。矛盾的積累會到達臨界點，可能爆發危機。

北非的教訓

最近北非突尼斯爆發政變，埃及發生持續的大規模群眾示威，對於有些人來說，可謂出於意外。突尼斯是北美經濟較發達的國家，比起周邊的埃及和蘇丹的經濟現狀，要進步得多。可是一個偶然的自焚事件，一場群眾示威行動，便把現政府的腐敗暴露無遺，便變了天，並迫使現任總統外逃。埃及的局勢仍然嚴峻。無論各國國情如何不同，這都是一個值得分析和探討的教訓。

中國的社會不公，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公權腐敗的普遍性已令社會難以忍受。加上“維穏”不重疏導而重高壓，群體事件此起彼伏，不能不提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並不是杞人憂天，而是盛世危言。

開拓政治改革之道，首先要廣開言路，集思廣益，共商改革的路線和步驟。如果閉門造車，表面上高喊改革，實際上寸步未移，則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終於看穿講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那麼效果便會適得其反。

期待領導推進改革

我們贊成一個積極穏妥的政治改革，我們贊成以改良的手法逐步進行改革，我們也認為改革應該有領導地以體制內的改革為主，不應搞群眾運動。但群眾力量也是一種動力，必須善於運用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方法，循序漸進地改革。當今領導層和今後接班的不乏明智之士，我們期待着他們“以繼續擴大人民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胡錦濤語)　　　　　　電郵﹕[email protected]

最近，大陸影片〈讓子彈飛〉在內地和本港頗為賣座，其中的一個原因，便是劇情中的政治隠喻，惹人猜測，一如猜謎語遊戲。甚麼馬匹拖列車，暗示馬列主義，乘坐的竟是盜匪和貪官，進入的“鵝城”，或是“以俄為師”，或是飢餓之城，或是訛詐之城。群匪的面罩竟是麻雀牌的筒子，諧音“同志”。總之，假借馬列主義之名，行土匪之實，所請‘同志“，不過是群氓，土匪鬥土豪，難道就是暗示國共內戰？

在政治禁忌處處的地方，隠喻和猜謎的遊戲在民間屢屢進行，在網上的這種話語，難道還會少嗎？

但有一篇明喻的文字，見諸於前北京領導核心人物筆下，郤是值得注意的。在高呼政治改革的今天，如此語重心長的言論，值得認真欣賞。

紀念文字多明喻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最近在北京〈炎黃春秋〉今年第一期上，發表了一篇紀念胡耀邦逝世95周年的感言。上半段對胡耀邦的“人生、人格、人心”，語多褒揚，這不奇怪，但後半的話題一轉，郤有許多明喻。

胡啟立寫道﹕“世上公道自在人心，位高權重，萬人仰視，可以得到表面上熱烈的掌聲和客氣的笑臉，但不一定能得到發自內心深處的尊重和水乳交融般的感情”。萬人仰視的人絶少，這指的是誰呢，是死人還是活人呢？

他又說﹕“銀海金山，富可敵國，可以買香車寶馬，豪宅盛宴，郤買不到知識，品德和人格”，這指的當今由於權貴結合產生的“大款”。其豪擲萬金，往往令人乍舌。最近深圳有一富豪，六十壽辰，居然擺上百桌的萬元家宴，座上客當然少不了高幹土豪了。蘇州有一家酒家，竟標出了30萬一席的酒席，這種世紀末的風情，國民黨時期的四大家族豪門子弟，也只能瞪於其後了。

矛頭指向宣傳官員

胡啟立又說﹕“表面文章，可以哄人於一時，但換不到真心的擁護和信賴”。矛頭便指向主管意識形識形態宣傳的官員了。他說的這種表面文章，充斥於官刊，有時可說是舖天蓋地，但認真“學習”的人相信甚少。否則官報官刊又何必另出副報和副刊呢。

他又說﹕“人心可貴，人心難得。人心得失，存亡攸關”，這又是盛世危言了。

“公道可貴，公道難得。公道不在廟堂在草野，不在史書在人心。金獎銀獎不如老百姓的誇獎，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後人銘記即不朽，活在人心即永生”。走下廟堂的胡啟立，真正體會人心的真諦。

當年胡啟立接班順勢明顯

胡啟立原任中共中央第十三屆中共政治局常委(1987)，是五名常委中最年輕的。並且排名是在總書記趙紫陽之後的第一名書記處書記。由於他才五十來歲，人們公認他是中央安排的胡趙之後的接班人。那一屆的黨中央，胡錦濤仍未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胡啟立的接班順勢是明顯的。就是一場“六四政治風波”，由於他的“思想動搖”，結果被打了下來。根據<李鵬六四日記>的記載，胡啟立原是根據鄧小平講話精神，組識有關方面起草“4．26社論”，後來又主張召開群眾大會來反對“動亂”，最後又承認“4．26社論”有錯。如果此說真確，胡確實是左搖右擺的。

也許正因為他並没有如趙紫陽般的堅持，因而他打而不倒。不久降級擔任國務院的一個部的副部長、部長，最後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終於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平安降落”。

去年溫家寶總理在<人民日報>顯著地位發表紀念胡耀邦文章之後，高層人物的紀念文字這是第二篇。看開頭的文字，他這篇文章應該在去年四月發表。所以拖了大半年的時間，其中必有原因。但無論如何，胡啟立的敢言，也許為政治禁區打開一個缺口，希望今後老百姓月旦人物的言論，能够成為常態罷。

電郵﹕[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