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6日明報

一年多以來，香港的政治生態突變，社會撕裂，一個傳統的經濟城市變成政治城市。香港已不是北京最初估計的人們只顧賺錢和「舞照跳，馬照跑」的地方，而是有可能成為威脅國家安全，對中國不懷好意的敵對勢力的橋頭堡。
連續不斷的政治性示威遊行，「佔領中環」的叫囂，少數激進青年的衝擊警察的行動，人們以為是反對派──泛民主派策動的反建制行動，没有深究其幕後的更大的魔掌和長遠的隂謀。
最近一年，有兩個重要的跡象應該引起人們的注意﹕
第一，「港獨」的浮現；
第二，英國在港潛勢力的活躍。

港獨活動浮現

許多人認為「港獨」不成氣候。是的，「港獨」不為港人接受，強大的祖國就在近鄰，不允許也不可能讓香港獨立。
大約一年多以前，公民黨的梁家傑曾說過，香港從英國的殖民地又變成「中國的殖民地」。言下之意，就是香港過去由英國統治，現在又給中國統治，不能自行其是，因此要爭取獨立自主，擺脫「殖民地」地位。
這話大概並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但往後的一連串抗中、拒中，反對深港合作，對北部的發展計劃說三道四，誇大搶購奶粉潮的與內地人的矛盾，對內地人來港旅行表示種種不滿，煽動反大陸人的情緒不絶如縷。
後來在若干示威游行中，更出現所謂香港英治時期的代表旗幟龍獅旗，以對抗正式規定的香港區旗。
到了最近，居然有人公然到台灣向「台獨」分子取經，要策動「港獨」活動又進一步。其幕後勢力是誰呢，不是昭然若揭嗎？
外國敵對勢力念念不忘他們的所謂顏色革命。在蘇聯解體中已嘗到一定甜頭，在北非的顏色革命上又獲得若干成功。他們認為中國的社會矛盾終於會激化，屆時他們就可在亂中取勝，策動「港獨」就是這個隂謀的組成部分。

「港英餘孽」日趨活躍

英國人在香港回歸以後，表面上似乎十分低調，讓人們以為它只重視保留在港的經濟利益，並不過份熱心參與香港政治。
英國是最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它有最長的統治殖民地的歷史，它有最豐富的特務情報活動經驗，它的情報組織比美國要早好幾十年。
香港曾是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它在香港經營一百五十多年，教育出大量的「英式頭腦」，豢養着數量不小的忠於英國的人物。這些人仍然在香港政商界佔有重要地位。當然不是英國人培養的都是死心塌地忠於大英帝國，但的確存在着不少「港英餘孽」。忠心耿耿，為英國利益服務。
近一兩年來，為配合國際反華大氣候，也許還配合美國對華的圍堵政策，這些「港英餘孽」日趨活躍，成為國際反華浪潮中的「第五縱隊」。無論在社會上、議會中、輿論界裡，都可以看到他們若隠若現的言論和身影。
「港英餘孽」的頭號人物陳方安生，現在十分活躍。這位曾任特區政府的第二把手，現在仍是享受特區政府豐厚的退休金的缷任官員，凡在重要的政治關節上，她都要出來講話，參加遊行，儼然是反對派的頭號代言人。她還組識一個「香港2020」的政治組識，說要推動香港民主政制改革，其成員就有前英籍高官等人。
其他一些在港英時期的紅人親英分子，也紛紛在不同場合，用不同腔調以配合英美的反華政策。如果認真關心政治，看看年來各路前港英政治紅人的表現，大概都可以看出一個英美協作的脉絡。

認清形勢 制止動亂

2017年普選如果按照正常的運作，本來是香港民主進展的一件大好事。但現在由於各種外來勢力的滲透，變成一個要向中央奪權的鬥爭。
香港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一國兩制，《基本港》也没有授予香港絶對權力。現在的所謂政治爭議，就是要不要根據《基本法》規定，承認中央人民政府在普選中應有的角色，還是想方設法擺脫中央應有的權力規定，一切「自把自為」，以獨立政治實體的身份，甚至一如獨立國家那樣安排選舉？
政改的鬥爭方興未艾，外國勢力的干預若隠若現，「港獨」的隂霾在香港上空徘徊，港英潛伏勢力已在行動。善良的人們，沉默的大多數，我們要警愓啊﹗

2013-11-28 東方

前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委書記、香港新華社社長、九十七歲的許家屯，流亡美國已近二十四年。他多次表示，希望回國終老。最近，首度離開美國，訪問中國人的土地台灣，以銷鄉愁。他再次表達回國的意願，並對習近平主政以後的措施，大加讚賞。說習的改革步子不小，又說對他的施政「從內心舉雙手贊成，認為他展現出中國領導人的風範」。

一左兩窄 來自領導

許家屯這個人，在港工作數年，我曾與他有多次接触。覺得他不像是個共產黨人，而更像個資產階級政客。果然，他代表中央在港工作，只重視攀交工商界權貴上層，並不注意基層工作。對我們這些在解放前後長期在港工作的愛國人士，基本否定，認為多年工作是「一左兩窄」。
為什麼會「一左兩窄」呢？源頭不是來自領導的指示和內地政治左風的影響嗎？難道香港的工、農、學，他們天生是「左傾」的嗎？「六七暴動」，是「左傾」的集中表現。但源頭來自內地的「文化大革命」，來自新華社的瞎指揮，來自當年新華社高層為了「自保」才愈搞愈左，終於以失敗告終。
當年瞎指揮「反英抗暴」的人，大多已經作古。但從來没有人在生前站出來自我檢討。許家屯譴責多年工運和學運都是「一左兩窄」，全面否定他們在港英當局多方壓迫圍剿孤立底下，仍能站穏腳根並擴大一定的基層隊伍。他一句鼓勵的話都没有說，幾年中他基本放棄對基層群眾工作的領導，集中去搞他的「上層工作」。終於在他要逃亡美國的時候，得到某些「上層」的幫忙，得到順利出入境的回報。
我對許家屯的政客作風雖然没有好印象，但仍然對他要求回國終老的願望表示同情。落葉歸根，中國人這種強烈的鄉土觀念，在世界各民族中是少有的。正是這種凝聚力，使歷代戰亂，大中華的國家都能維持統一。誰要分裂祖國，要搞「藏獨」、「台獨」、「港獨」，都為國人所鄙棄。歷代愛國詩人，他們的思念故土，愛國情懷的詩篇，萬世傳誦。「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陸游詩句的愛國心，至死不渝，難道不是後人的楷模嗎？

傳統美德 老有所終

許家屯要求回國，我認為應該允許。他生平所犯錯誤，到了九十七歲，也可不再追究了。
七年前，報告文學著名作家劉賓雁在美國病重，要求回國就醫，被當局拒絶，終於客死他嫏。我在當年便寫了一篇短文﹕《劉賓雁未能回國終老》，對此表示遺憾。劉賓雁只是在「反自由化」中捱批，被最高領導點名並開除黨籍。後來他出國講學，六四政治風波時並未牽涉在內。就是這樣的一位作家，卻被剝奪回國權利。比一些在文革中積極參與「四人幫」文化活動，助紂為虐的徐景賢、戚本禹等文化人，改革開放後仍安排擔當文化工作，仍有自由把文章送來香港發表。許家屯在「六四政治風波」後缷任香港新華社領導職務，曾一度回深圳居住。後獲悉當局可能要清算他，於是流亡美國。他在內地和香港工作時有何不當行為，我們不知道。他到美國後有無出賣國家機密，我們也不知道。但據說他到美國後中國駐美外交人員，曾勸他回國未果。近年他偶有公開發表言論，都是贊揚內地改革開放的進步，並無抺黑祖國之舉，顯然他不想關閉回國之門。對於一位並未罪大惡極的耄耋老人，讓他回國，只能表示中央人民政府的泱泱大度，秉承中國人尊重「老有所終」的傳統美德，此舉有益無害也。

2013-11-21 東方日報
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公報中宣布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又宣布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主要對外 不是對內

一個「委員會」，一個「領導小組」，舉世矚目，紛紛估計和判斷其成立意義。
「委員會」顯然重要性大於「領導小組」。傳說委員會由習近平親自掛帥，領導小組則由李克強領軍，其主次關係十分明顯。況且委員會的工作有迫切需要，領導小組的工作則是長期打算，兩者的區別即在於此。
評論說，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參照美俄兩個大國而組成。既然如此，這個國安委顯然主要是對外而不是對內。對內有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和武警部隊，不需要架床叠屋地再來個機構。而國際風雲緊急，面對美國全面布署圍堵中國，日本和菲律賓充當反華急先鋒，挑起釣魚島和南海領土紛爭。日本安倍政府更是咄咄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顯示海空武力，大有重振「大東亞共榮圈」的軍國主義態勢，使中日關係十分緊張，隨時有擦槍走火之虞。
菲律賓更是狐假虎威，在南海島嶼上挑釁中國主權。對三年前馬尼拉香港遊客被慘殺一案要弄花槍。奴才仗主子之勢，至今未有停息之意。
面對這個嚴峻的國際局勢，最近的中國海陸空三軍軍演頻繁，習近平主席多次視察部隊，提醒軍隊要接受黨的絶對領導，又要做好作戰及有戰必勝的準備。中國自從韓戰和越戰以後，已經三十多年没有戰爭。今天的軍隊在和平環境中經歷了一兩代人，是否能經得起戰爭的考驗，是中央密切注意的一個課題。

人的因素 不能低估

中國三軍的先進武器裝備，已經有明顯進步，並不弱於其他軍事強國。但人的因素第一，三軍官兵，其戰鬥力繫於官兵關係和訓練質素。一九七九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開頭並不順利。原因在於韓戰之後，三軍疏於訓練已久，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因而與越軍在反法、反美戰鬥中作戰經驗豐富形成反差。當然，最後我方以優勢兵力與裝備仍然打了勝仗，並且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政策鳴金收兵。
現代的戰爭已經進入了訊息化和電子化的時代，並不是靠前線的肉搏和刺刀取勝。但人的因素仍然不能低估。回憶甲午中日戰爭之時，中國的北洋艦隊並不輸蝕於日本艦隊，就是清代治軍不嚴，官兵腐化而致敗。歷史教訓昭昭在目，不可不加以汲取。近年軍隊的後勤工作中揭露出不少將軍級的軍官涉及貪污腐敗，往前又有某些高級軍官被揭露成為境外間諜。地方官員腐敗只涉及地方工作。軍隊腐敗卻危及國家安全。希望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以後，對此能認真重視。
有說國安委重點在控制意識形態和輿論，此點筆者未敢苟同。意識形態問題由宣傳部門分管，目前的嚴密程度已經十分足够，没有必要另設一最高委員會來主管。國安委應該是統籌軍隊和公安、國安等部門的統籌機構。重點在軍隊，在對外，在保證國家的安全，在對付目前國際上的複雜形勢。

1976年打倒「四人幫」，全國人心振奮。1978年底中共中央舉行三中全會，決定全黨工作中心轉到經濟建設中來。1981年中共中央舉行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初步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主政，倡導改革開放，幾年之間，全國經濟開始好轉，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在多年的政治鬥爭中喘不過氣來的全國人民，開始有了歡容。1978年我到北京參加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深深體會到人們獲得「第二次解放」 的喜悅情緒。
正是在這種政治經濟的新氣氛中，迎來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

鄧小平的樂觀

鄧小平主持香港主權問題的談判計劃和確立基本原則，並多次會見英國領導人和香港的具代表性人物。我也是在1982年受邀與鄧小平會面提供意見的十二位香港人士之一。
鄧小平確立的原則﹕主權不容談判，1997年七月，包括香港、九龍、新界一定要收回；回歸後的香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即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仍然保留資本主義的制度；除了駐軍顯示主權外，香港特區政府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當年中國一片欣欣向榮，鄧小平和中央領導對香港回歸以後的形勢十分樂觀。一方面認為香港同胞在港英統治底下最重要的是做生意賺錢，同時能够保持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已。所以當年提出的是「五十年不變」，並強調「舞照跳，馬照跑」。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舉世矚目，經濟發展迅速，認為祖國應該對香港有極大吸引力。
我在1982年會見鄧小平的時候，曾發言說，香港人要求的是「法治、自由和民主」。在港英統治底下，法治自由基本上是有的，但是没有民主，所以對民主有所訴求。如果港人治港能滿足港人民主治港的要求，一國兩制應該成功。

香港政治發展的複雜性

誰也没有估計到香港政治生態發展到今天的複雜性；没有充分估計中國這十多年經濟堀起後，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處心積慮地布置圍堵中國；没有充分認識到英國在撤出香港之前對潛伏力量的嚴密布署在今天發揮的作用；也没有探討在回歸後壟斷財團的膨脹而要求推薦代理人的能量；更没有估計到意識形態的碰撞造成知識分子隊伍的分裂……。
總之，談判香港前途時的過份樂觀，從《基本法》訂立時的寛鬆和政制只作十年的設計，到在政權交接之前缺乏周密的布局和安排，卻與英國人和彭定康的深謀遠慮，精心設計形成強烈對比。
《基本法》訂得寛鬆，反對派還是不滿意，往往希望突破和限制中央的權力。如最近反對派說要修改《基本法》第22條，把中國內地人士來港的名額和審批權由中央主管部門決定改為由香港決定。這些傢伙往前不是叫囂說香港已變成「中國殖民地」嗎？他們狂妄到要向「台獨」分子取經，隠隠然要向「港獨」活動前進一步，難怪他們特別憎恨《基本法》第23條立法了。

有逐漸收緊的跡象

現在香港的政治形勢嚴峻，中央似乎已經收回往前對香港前途的樂觀情緒，有對香港政策逐漸「收緊」的跡象。
看在政改方案還未開始咨詢的前，北京當局就派大員到來深圳為普選定出底線，接着就出現了「篩選」和「反篩選」之爭。
所謂篩選，就是如何決定候選人。普選當然不能讓提名權泛濫，要有一定的推出候選人的制度。於是有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反對派不願讓提名委員會提名，而要由選民提名，說幾萬公民提名便可參選，這樣特首選舉便可能亂了套‧證之於立法會的分區選舉，提名簡單，良莠不齊，便是明證。管治香港一個大都會，又要適應「一國兩制」的特點，善於與中央合作和溝通，港人怎可能「所託非人」？因此篩選是必要的。

關鍵在喚起沉默的一群
現在爭論初起，局面已經很糟，用「佔領中環」的暴力來迫使中央讓步，只有搞亂香港，絶不可能以此威脅得了北京。政制原地踏步，是香港的損失；香港之亂，是香港人自已吃虧。反對派的原則性錯誤，就在於否定中央對港的憲制權力。
相信香港人的大多數，還是希望香港發展經濟，提升生活質素，「舞照跳，馬照跑」的。但他們是沉默的一群，不大去了解政治鬥爭的來龍去脉，更不甚知道其背景是什麼。也有人人云亦云，跟着起哄。當務之急，就是喚醒中間派，喚醒沉默的大多數，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奮起，制止反中亂港的政治痞子為非作歹。也希望正派的傳媒也為此進行呼籲。
內地有句順口溜，說政策「一放就亂，一收就死」。中央早前對香港的政策是寛鬆的，這是好事，但因為香港的政治生態的混亂而收緊，也非港人之福。我們堅信寛鬆的《基本法》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安定，也希望一如鄧小平所說的，由尊重自己的民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和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穏定的人管治香港。愛祖國、愛香港是我們的天職，我們生於斯、長於斯，都是希望香港好的。
我們希望中央對香港的政策仍然寛鬆，祖國好，香港也好﹗

最近，三年前香港遊客在馬尼拉鬧市，被一菲律賓退休警察挾持以至八人被殺害的慘劇，由於在印尼峇里峰會上，李克強總理的表態和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和梁振英特首的會唔，事件又被炒熱。港人舊恨難忘，公眾要求對菲制裁，政客又再抽水，直指梁振英的軟弱。

看穿中國 外交軟肋

三年前的慘劇，由於電視直播，港人對事件的始終了解甚詳。事件以人質八條人命為代價而結束，悲劇顯然在菲律賓軍警的無能和笨拙所引致。如果不是他們的所謂「搶救」手法的拙劣，引發兇手發狂而殺人，慘劇完全可以避免。說菲律賓當局毫無責任，怎麼可以服眾？
事隔三年，港人從電視畫面所得印象仍新，怎能信服菲律賓總統指慘案只能是兇手個人負責，當局毫無責任？阿基諾三世這種皮笑肉不笑的醜惡表態，只能激起港人更大的憤怒。
菲律賓當局和阿基諾三世，為什麼態度能如此囂張？能如此對香港七百萬群情汹湧而不顧？
原因有二﹕
一是有美國的撐腰。美國戰略轉移，目標在重返亞太地區，目的在圍堵中國。當前，美國在亞洲第一號走卒是日本。日本安倍政權的加速軍國主義化，屢次挑起釣魚島爭端，成為美國圍堵中國的第一號打手。菲律賓一向親美，也希望在充當圍堵中國的第二號打手中，取得好處。因此借南海島嶼爭端，參加反華大合唱，對華政策，日趨強硬。特別是在對台灣槍殺船民事件中，迅速道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慘案、拖住不辦，幕後都有美國的操縱。
二是菲律賓看穿中國外交政策的「軟肋」。中國的堀起，更要對周邊小國採取友好政策。特別是對東南亞國家，避免人們有以大欺小之譏。一九七八年的對越南的一場自衛反擊戰，雖然是對忘恩負義的小霸權主義者的懲罰，而且還是有理有節的退回原防綫。但也有若干副作用，引起東南亞國家的某些疑慮。

官民合作 一致對外

如果我們「打日本仔」，便没有以大欺小的問題。但如果因南海小島之爭而動干戈，會給世人以大欺小之譏。此所謂「投鼠忌器」也。
在中央的層次來說，因此不能為這一個別事件而動作多多。李克強總理為此發話，已是表達對此事件未能圓滿解決的關切。但在特區政府來說，應該除了「黑色旅遊警告」之外，還可以多做一些事情。比如說，香港有逾十萬的菲傭，每年為菲律賓帶去近四百億港元的外匯。但菲傭早已成為港人家庭所必須，驅逐菲傭是把雙刄劍，既造成菲國的損失，也影響了港人的家庭生活。不過對今後新來港的菲傭有一定的限制，並開闢新的家庭傭工的來源，也是一個可行的辦法。起碼這個新的措施，可以表達香港當局對菲方的不滿。其次，在貿易上也可作一些限制，港府帶頭停止採購菲律賓產品等等。
這些措施，當然不可能對菲產生重大的壓力。但起碼是發出一個信號，表達了港人對事件遲遲不能得到合理解決的不滿。
總之，港人應該官民合作，一致對外，減少內耗。兄弟同心，其利斷金，望港人好自為之。

2013年10月24日明報

香港電視發牌風波愈演愈烈，又一次衝擊着特區政府的管治。梁振英上台一年多以來，風波不斷。從國民教育設科爭議，發老人生果金的審查問題，個別局長及行政會議成員涉及誠信下台。到最近的購買房地地產的「辣招」，北區幼稚園學位……，似乎有數不盡的題目。但這一次電視發牌風波，其衝擊之大，公眾不滿情緒的高漲，似乎有超越前者之勢。
原因是﹕第一，公眾不滿當前免費電視廣播一台獨大，節目每下愈況的情緒積累已久，正在期望有新免費電視以滿足觀眾需要；第二，香港電視主人王維基年來最高調，最積極，最進取，並且投入巨資，拍了劇集，招募工作人員，有目共睹；第三，公眾總是同情弱者，兩個成功獲得牌照的電視台，都有大財團的背景，而王維基多年拼搏，終於完成港人所謂「獅子山下」的奮鬥精神，成為億萬富豪的創業者，顯然成為某些青年人的偶像。此次功虧一簣，獲得多數人的同情。
上周日的大遊行，參加者正是這一群揉合上述情緒的各階層各年齡組別的參與者，是一次少有政客煽動的群情表達。

表述論據不服眾

由於這一次發牌運作不透明，公開表述的論述未能說服公眾，於是謠言滿天飛。不少直指涉及政治考慮，並劍指中央干預。甚且傳說王維基獲得牌照後，將會引入香港某最反共及反中的傳媒大亨加入，以影響「大氣電波」。至於行政會議成員，即有份參與決策者，在見傳媒時卻吞吞吐吐，欲語還止，似有難言之隠。
這一次，政府完全處於下風，兩家獲得牌照的電視台也噤若寒蟬，並没有一個人站出來表達支持政府決策的正確。這正更令政府當局在這場風波中陷於窘境。

資本主義就是「戰國時代」

如果說政府害怕5家電視台會出現「戰國時代」，本港廣告商的投入不足維持太多電視台運作，惡性競爭會造成某家電視台的倒閉。但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就是如此，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也没有什麼大不了。說害怕不受控制的財團投得牌照以後會轉讓給最反共反中的大亨，但電視條例應有一定規則加以規管，偷天換日怎能逃過公眾的法眼？
如果一定要篩選，篩掉目前已獲得牌照的其中一個，這樣便要得罪了他們背後的大財團。去年的特首選舉，某大財團全力支持唐英年，後來峰迴路轉，梁振英當選，某大財團十分不LUCKY，惹成撤資疑雲。當前推出的房地產「辣招」，也招惹某些地產商和代理商的不滿。但是，政府可能只考慮前者，没有想到上述的三點因由會激起民憤，應付準備不足，這才是問題要害所在。
循序漸進明年再批

我本來認為，如果要循序漸進，可以宣布每年增發一個免費電視牌照，讓三個申請牌照的電視台都有機會上場，問題是排列次序而已。現在亡羊補牢，也未為晚，可以宣布在兩個新牌照的電視台開播一年以後，再檢討是否再增發新的牌照。
至於傳說中說要保護弱台，弱台如果不思上進，如何保也保不了的。又有說害怕落選電視台的主持人桀驁不馴，那只好用電視廣播條例來加以規範，加上公眾的監督，也没有什麼大大了的事。

2013年10月19日明報

​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內，革命隊伍中，上下級或同級的，都以同志互稱。這個稱呼早在孫中山革命時已在國民黨內流行。所以孫先生的遺言，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句。
同志的稱呼，表示親切平等，表示志同道合。在革命隊伍中，這個稱呼，是再合適不過了。
很可惜，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上下級之間便不再以同志相稱了。一般都要稱官銜，如部長、局長、書記之類，「同志」已經絶跡。甚且私底下並加個「老闆」、「大佬」之類的帶有半貶詞的稱呼。「同志」一詞，變成同性戀的專用名詞。
為什麼會有這個演變？就是革命時期的平等、親切、共患難同甘苦的氣氛没有了。有的是等級森嚴，上下級隔閡，上級對下級更多的是訓斥和指示。有商有量、平等討論的很少。說這是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也不準確。為什麼一執政了，就把平等、親切抛諸腦後呢？就要把資產階級那一套等級森嚴帶進黨內和革命隊伍裡呢？

京報發表評論

北京《人民日報》最近有一篇評論文章。指現在內地把充滿江湖氣的庸俗稱呼帶進革命隊伍裡，直接導致黨內對「同志」這一稱呼的冷漠和「同志」觀念的消減。
文章又說，黨內不願互稱同志，一是因為職務低或資歷淺的，擔心這樣叫是對上級不敬；二是職務高或資歷深的人，不想下屬有所誤解。但這都不是主要原因，更深層的原因是，現在黨內缺乏一種「相濡以沫」，「患難與共」的氣氛。早年在戰鬥中形成的同志友誼，早年在患難中結成的生死之交已經没有了。有的是森嚴的等級，是領導干部的官氣十足，是一言堂下的下級只有唯唯諾諾，是黨內缺乏民主氣氛，是上級對下級操有生殺大權……。上述的文章有一句是說對了，就是要提醒「一把手」必須執行民主集中制，不能搞個人專斷。

鄧小平曾經發話

鄧小平早在四十年前就說得好，他指出官僚主義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
真是噫嘻盛哉，洋洋大觀﹗鄧小平提出官僚主義的24項罪狀，其中起碼有一半是造成上下級關係隔閡的原因。如此關係，如何能保持革命勝利前的同志的親密關係和戰鬥友誼呢。

等級區分司空見慣

當今各方面都對等級區分司空見慣，從報刊版面對領導人的活動和人物會見等的編排，那種等級分明的現象十分刺眼。例如，中央領導人的一動一靜，都要放在官報頭版。如果這些活動關係到國內外大事，這樣做是應該的。但如果中央領導人只是例行接受外國領事呈遞國書，或者去看一齣戲，去某個風景區參觀，與局勢有何關係？但按規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舉一動，一定要上官報頭版。甚至早已有中央領導人發話，說這樣做不妥當，但至今未改。又如中央領導人講話，一律作為重要講話。有時只是隨便講講，或者例行公事發表一番卑之無甚高論的講話，又何來「重要」？諸如此類，都是以官位為準。
至於退休後的生活待遇，高官與老百姓也有天淵之別。最近電視上屢播一些國家級退休金牌運動員，在國際運動會上屢次為國爭光，摘取多面金牌。但退休後因文化水平不高，生活潦倒。至於貧困孤老未獲照顧，也不是個別的。而有些高官退休後的生活待遇卻保持不變，每有「出巡」，還要封路戒備。

港人十分重視「規格」

香港人也習慣了這類級別之分的所謂「政治待遇」。港人組團北上訪問，極注重中央由什麼人出面接見。第一級當然是政治局七位常委之一，第二級是政治局委員，第三級才是都長或主任，由此顯得此代表團的份量。至於照相排名，宴請排位，都極講究。這種「尊卑有別」，比資本主義國家尤甚。我曾說過，人家的國家領導人一退下來，就與平民没有多大區別，並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退休後背着孩子上市場買菜為例，說明人家資本主義國家比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要平等得多。
《共產黨宣言》指出﹕「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階級」，「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没有消滅階級對立」，因此，共產黨努力的目標，是要消除「階級差別」。
當然，消除階級差別並不是提倡平均主義。但這種等級森嚴，這種革命勝利後引來了權貴階層的特權，總不會是創立人民共和國的革命先烈們的革命目標吧？

2013年10月17日東方

領導前馬來亞共產黨多年的總書記陳平，上月中在泰國逝世，終年八十九歲。
早在一九四0年，十六歲的陳平就已經參加馬共，後來成為馬共的總書記。
馬共的武裝鬥爭由於脫離群眾的過左行動，加上內部的肅反擴大化，力量逐漸式微，終於退至馬泰邊境。

擴大肅反 自削力量

陳平自己說過，「我們的游擊隊當然不能打敗泰軍」。終於接受各方建議，進行和平談判。泰國同意，進入泰國南部的馬共成員解除武裝後，每人可以獲得二點四公頃耕地供開墾，另加一塊地皮建造住房，並每人津貼每月二十二美元，為期三年。
陳平當時就在泰南定居，他也可自由去曼谷，並曾出國赴英國和中國。但屢次要求回馬來西亞探親未如願。就是去世後要求把骨灰運回老家，也被首相納吉布斷然拒絶。
馬共的活動和歷史充滿傳奇。它的第一任總書記萊特，居然是英國和日本的雙重間諜。各國共產黨領袖後來叛變或者退黨的有的是，但就任時便是間諜，卻是獨一無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陳獨秀、張國燾雖然被指為叛徒，但他們並不是潛入黨內當間諜的。有的因政見和路線不合，或退黨或被開除，但卻不是有目的，受派遣潛入黨內。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初起時，指責黨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是「內奸」，以「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開除出黨並置之死地，是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叛變的高級幹部是有的，如顧順章。但馬共萊特這樣有計劃「潛入」而居第一把手的卻未聽過。
說起來，馬共也重複了中共的肅反擴大化錯誤，多次把一些高級幹部當作內奸處死。大大削弱了黨的力量，終於導致失敗。這正是哲人名言所說﹕「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只懂鬥爭 進退失據

馬共的鬥爭策略也屢犯錯誤。他們只懂一個「鬥」字。不懂得鬥爭應有兩手，不懂得鬥爭應該進退有據，更不懂得統一戰線的運用。在抗日戰爭時，可以和英軍聯手。但戰後英國勢力重臨，馬共爭取民族解放的目標，已為馬來族的資產階級代表東姑拉曼等承接。英國人也拉攏馬共，並給陳平頒發O.B.E勛章。那時候，馬共應該多做統一戰線的工作。但他們不為此圖，一味強調武裝鬥爭，以為「槍桿子出政權」，是萬應靈丹。力量薄弱，孤軍戰鬥。群眾既未充分發動，與各階層，黨派的聯合也没有做到家，如何奪取政權？
本來，馬共當年影響了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勞工組織，可惜因為「左」的思想作怪，没有充分利用這個優勢，進行合法鬥爭。由此可見，鄧小平的名言﹕「『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因此他主張「主要是防『左』」。如果馬共早年能體會到這一點，可能不會失敗得這麼慘重。
逝者已矣，陳平也已入土為安。但歷史教訓十分值得記取。在由英國記者記錄的陳平《我方的歷史》的一書中，陳平也不得不承認﹕「以暴力為基礎的革命不適用於現代的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就這些地區的國情而言，不存在有利於武裝鬥爭的條件。武裝起義需受相輔相成的國際和國內情況來激起民憤。假如人民生活不錯又被融入了社會，你怎能叫他們挺而走險？」
（陳平﹕《我方的歷史》中文版第四百六十頁，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

2013年10月4日 明報
特區政府對2017年的政改方案，還没有正式開始咨詢，但政治人物和傳媒輿論的議論和交鋒已經閙得不可開交。加上「佔中」議題一直為反對派和建制派的「抬舉」而愈演愈烈。美英當權人物又來插上一手，說三道四。於是一場混戰早已為政改討論揭開序幕。
我在8月8日在本版發表《2017年能讓民主派「入閘」嗎？》一文，表達了對2017年普選的看法。後來，在9月21日的一個公眾場合上，為答記者問，我表示根據中央近日的表態，為預防外國勢力滲入香港普選，會加大「保險系數」，對於「篩選」的立場會「企硬」。
前者，說「篩掉泛民行不通」的論調，是我的基本看法；後者，是我對中央最新態度的估計。這是兩回事，我的觀點並不代表我同意中央有關方面的表態，也没有把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我是清心直說，說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對中央的態度作個分析。
於是有的輿論一時說我是開明派，一時說是鷹派。我無權無勢，在中央和本港並無任何公職。晚年寫寫政治評論，只是一向關心國事港事，因而發為心聲。但無慾無求，純為自說自話自娛而已。

我的看法未變

說中央「企硬」，是當前從中央頻頻會見香港公務員和各界人士，所發表言論得出的估計。這個估計也許有誤，況且離正式普選還有四年，形勢可能仍有不少變化。我在8月8日的一文中，對開放泛民候選人入閘，提出了三點看法﹕
第， 有泛民候選人參選，未必是泛民候選人勝面較大。因為理性選民
應佔多數，他們會選出一位有管治能力又能和中央溝通合作的候選人；第二，萬一選出有泛民政治傾向的候選人，他也不可能採取與中央對抗的治港方針，因為如此必然舉步維艱，施政不暢，引致被轟下台或鞠躬下台的可能；第三，如果選上一個泛民候選人，他上台以後會「馴化」。就像一隻野獸，在野外的時候，亂跑亂闖，闖進權力的「籠子」裡，應該會馴化成能與中央合作的夥伴。
我的估計，可能是善良的願望，也可能太天真太傻。但因為我另一個估計，認為如果篩選為了禁止泛民候選人入閘，結果普選告吹，政制原地踏步。香港社會的動盪不安，可能比目前更甚，這決非香港以至中央之福。
這個估計，是擺明着的，是可見的現實。因此我建議中央應有新思維，來應付香港的政治新生態和新問題。

美英勢力何足懼

我估計中央會「企硬」，並不表示我贊成「企硬」。「企硬」的另一個貶詞，就是「僵化」。以中央當前的新人事新作風，相信中央會靈活地處理香港問題，也有魄力解決香港當前的政治困境。
至於對外國勢力的干預，美英是有這個意圖的，也是作為圍堵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香港也的確有他們的代理人。但不應把他們的能量估計過大。當年毛澤東面對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的壓力，加上國內形勢也不是很好，仍能咏出「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今天中國比當年強大百倍。美英雖然希望把香港作為圍堵中國的前哨站，但恐怕有心無力。至於他們在香港的代理人這幾隻蒼蠅，今天雖然嗡嗡叫，又何足懼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