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鈺成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接受《深圳衛視》訪問時指出，不少港人在內地居住和讀書，當香港有選舉時，他們雖近在咫尺卻不能回來投票；她表示特區政府會實際探討問題，讓在內地的登記選民可以投票。有報道說，政府計畫稍後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修改選舉法例，設立境外投票。

據報道，政府沒有打算改變選民資格的規定，包括不會放寬「通常在香港居住」的要求。這是合理的：眼前要研究的問題，不是如何放寬選民資格，讓本來不合資格的人可以投票，而是如何讓身在境外的合資格選民行使他們的選舉權。問題所以出現，是因為有大量合資格的香港選民在內地工作、學習或者生活。他們是依法享有在香港的選舉投票權的，只是要他們在選舉日回到香港投票，一部分的人會有實際困難。既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鼓勵港人到灣區內的各個城市創業、就業和求學是國家和特區的政策，那就應該同時有政策便利在灣區發展的港人參與香港的選舉投票。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兩地之間的正常往來嚴重受阻，「近在咫尺卻不能回來投票」的問題更見突出。許多居住在內地、往常有選舉時不辭勞苦回來投票的港人，在疫情下根本不能成行。這新增的障礙何時可以消除，可否永遠消除，現在沒有人可以肯定。這是為什麼要尋找讓他們不回來也可以投票的辦法。

根據立法會的研究資料，過去數十年，由於世界各地跨境工作或居住的人口不斷增加，容許境外投票的地方愈來愈多。至2019 年，全球共有 150 個地方容許境外投票，佔全球司法管轄區約七成。根據他們的經驗，境外投票可以採取3種方式：一是選民親身到指定的地點（例如領事館）投票，二是郵寄投票，三是委派代表投票。其中親身投票最常用，亦被認為是最可靠、最少流弊的方式。消息指特區政府正是計畫採用設立實體票站的辦法，方便境外投票。

其他地方的境外投票並非沒有爭議，香港做起來也不可能無風無浪；特別是說到要讓身處內地的港人在內地投票，反對派必然百般阻撓，這是意料中事。不過，現在要做的是為有投票權的香港選民提供便利；如果有人要阻撓，給這些選民添麻煩，他們總有一部分依然可以行使投票權，用他們的選票懲罰麻煩製造者。（完）

曾鈺成

九龍塘宣道小學一名教師因利用教材和教案有計劃地散播「港獨」信息，涉嫌嚴重專業失德，上月被教育局取消教師資格；同校校長及副校長亦遭教育局發譴責信，指他們監管不力；其他相關教師收書面警告。事件引起教育界以至社會大眾的關注，連日來在各種媒體上有不少討論，其中有些人提出似是而非的觀點，以圖混淆視聽，模糊問題的本質。

有人問：「『港獨』在學校裡為甚麼不可以討論？」認為不準討論「港獨」就是壓制言論自由。這些人說的「討論」，其實就是要像該名被取消資格的教師那樣，向學生宣傳、散播「港獨」，這當然不能容許。「港獨」違反《基本法》；教師不能打著「言論自由」的幌子，向學生宣揚犯法的東西。《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問題的性質更加嚴重：該法第二十條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將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不論是否使用武力，即屬犯罪，犯的是分裂國家的嚴重罪行；任何人煽動或教唆他人實施這犯罪行為，也是犯罪。在學校裡散播「港獨」意識，就是教唆學生分裂國家。

教師不但不應向學生宣揚「港獨」，更應該把「港獨」的犯罪性質和禍害向學生說清楚。《香港國安法》第十條說，應當通過學校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提高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國家安全教育應當包括教導學生明白反對分裂國家、反對「港獨」的道理和重要性。在這個意義上，「港獨」不但可以「討論」，而且應該「討論」；但這「討論」既不能為「港獨」作宣傳，也不能是非不分地叫學生「探討」「港獨」的「利」與「弊」；必須以提高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為目標，給學生剖析「港獨」的犯罪本質。

有些人又說，有關教師只是「政治敏感度不足」，「誤闖禁區」，因而被取消教師資格，這會令教育界「無所適從」。這是詭辯，完全站不住腳。作為教師，不應對《基本法》毫無認識，不可能不知道「港獨」是《基本法》不能容許的。該教師刻意拿《社團條例》和「香港民族黨」來做教學議題，不可能不知道「民族黨」為什麼被取締。況且正如不少教育界人士指出，這議題根本不適合小學生討論。可見該教師的作為，帶有明顯的目的，絕不是「誤闖禁區」。進一步說，教師對是與非、對與錯、合法與非法的界線，應該認識清楚，這是當教師的起碼條件。如果因為是非不分而對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無所適從」，根本沒資格當教師。（完）

曾鈺成

數月前我在本欄評論美國總統特朗普處理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現，指他無知而自大，藐視專家意見，淡化疫情威脅，擅作錯誤主張。上星期二的總統選舉辯論中，當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指出特朗普政府處理疫情的方式已導致20萬美國人死於疫症時，特朗普竟然還吹噓說，自己的抗疫表現「相當傑出」、「棒極了」。事實上，特朗普政府抗疫失誤，已令美國成為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我在上述文章末段說：不尊重科學的人，必然要受科學的懲罰。特朗普對防疫態度輕蔑，甚至譏笑別人戴口罩；他終於受到科學的懲罰，自己確診患上新冠肺炎。

由於現在距離美國總統大選只有一個月，很多人都在猜測特朗普染病對選舉結果的影響。這些猜測沒有充分的依據，因為未知因素實在太多，當中包括未來幾個星期美國疫情的發展，以及特朗普本人病情的變化。以他的年齡和體重，特朗普是高危患者，病情嚴重惡化的可能性不容低估。他要取消許多競選活動自是不在話下；他能否堅持參選也是未知之數。有人認為他帶病工作會贏得選民的同情，但也有人指出他的染病令他自誇抗疫成功的大話破產。另一方面，這完全出乎意料的「十月驚奇」，也考驗拜登的政治智慧；他怎樣應對，會影響選民的取態。

對於特朗普染病，人們除了關注它對美國大選的影響外，更應從中得到清晰的啟示：新冠病毒不可輕視，防疫措施不可放鬆；香港當然也不能例外。法國政府發言人說，特朗普染病「反映病毒不會寬待任何人，包括曾經不相信病毒威脅的人」；應該說，「尤其是」不相信病毒威脅的人。因輕視新冠病毒而自己「中招」的政府首腦，除了特朗普，還有英國首相約翰遜和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他們除了自己染病，更弄得他們的國家飽受病毒肆虐。

美國科學幽默雜誌《怪誕研究錄》（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每年頒發若干個「搞笑諾貝爾獎」。今年他們把一個「醫學教育獎」頒給特朗普、約翰遜和博爾索納羅等9個世界領袖，「表揚」他們用新冠病毒大流行教育了全世界，明白政客比科學家和醫生對生死有更直接的影響。在頒獎儀式上，司儀說，這些領袖的共同特點，是漠視科學，應對疫情推行災難性的政策，導致他們的國家合共有超過一千八百萬人確診，超過五十萬患者死亡。（完）

曾鈺成

「保就業」計劃是特區政府動用最大筆公帑推行的抗疫措施，為企業提供工資保貼，以避免在疫情打擊下企業要大規模裁員。計劃對企業的保貼採取「一刀切」的方式，不會區別各行業受疫情影響的程度；所以，百佳和惠康兩大連鎖超市一樣獲得巨額的工資補貼，儘管他們的營業額在疫情中不跌反升。

政府上月中推出第二期「保就業」計劃，對「一刀切」的補貼辦法不作檢討，但特別要求百佳和惠康在申領新一期的補貼時，須承諾向顧客提供優惠，回饋社會。政府向兩家超市提出這樣的條件，道理上說不通，實行起來也必然引起極大爭議。

首先，政府解釋，採取「一刀切」的補貼政策，是為了讓計劃的執行簡單、省時；如果要按企業受疫情影響的程度發放標準不一的津貼，就要逐一審視每個企業的經營情況，令辦理申請的過程十分冗長，不能及時為企業紓困。可是，既然採取了「一刀切」的政策，不看企業的實際經營情況，那就應該一視同仁，為什麼對個別企業又要附加條件呢？

事實上，業務不受疫情影響、沒有裁員壓力的企業，並非只有百佳和惠康。他們或許是最明顯的例子，但肯定不是除了他們便沒有其他；單是大型超市便還有好幾家。政府不能單憑「印象」，便特別揪出這兩家超市來對付。再說，如果政府認為有充分的理由區別對待這兩家超市，為什麼不乾脆以這理由不批准他們參加「保就業」計劃？從公眾輿論看來，這或會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從實際的層面來看：如果兩家超市領了補貼，自願提供更多顧客優惠，可能會贏得市民讚許；但聽了政府的說法，人人都知道這兩家超市在疫情下生意滔滔，卻依然領取過億元的公幣補貼；人人都認為他們是為了領取補貼而被迫提供優惠。作為商業機構，超市提供優惠措施時，難免有商業考慮；但不論他們提供什麼優惠，很多人都會拿來仔細檢驗，大家爭相跟超市「計數」，指出政府的補貼有多大比例被超市「袋袋平安」。相對於同樣領取補貼而毋須強制提供顧客優惠的其他超市，百佳和惠康得到這樣的對待公平嗎？政府沒有規定他們應該或不應該用什麼辦法提供優惠；但當優惠辦法（例如抽獎）遭到非議時，政府便馬上劃清界線，表示沒有要求超市採取這些辦法。這是負責任的態度嗎？（完）

曾鈺成

教育局為高中通識教育科（下稱「通識科」）教科書提供「一次過的專業諮詢服務」，由一個專業團隊審視書中內容，結果暴露出通識科教學存在的根本問題。

根據專業團隊的意見，教科書要作出若干修改。教育局指出，有關修改的目的，是「務求資料正確、建基於事實及與時並進」，「避免誇張失實或誤導的可能性」。這等於說，這些教科書先前並未符合資料正確和建基於事實等要求，且有可能誇張失實或誤導。

對於中小學的每個科目，教育局為學校提供一個「適用書目表」，學校一般都從表中選擇教科書，因為當中列出的課本，內容都經當局審閱接受，學校自然信賴當局對課本質素的把關。但是，「適用書目表」並不包括通識科。教育局承認，坊間所見的通識科「教科書」，過去從未經過教育局審核，「完全由作者自行解讀課程而撰寫」。這是由於教育局一直認為，通識科不需要甚至不應該有教科書。教育局每提及通識科的「教科書」時，都要使用引號，以表示那不是當局承認的正式教科書。

可是，很多學校實際上都採用了出版社提供的通識科教科書。最近發表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通識科教師有87%使用教科書作為主要教材。教育局昧於現實，沒有承擔為這些教科書的質素把關的責任，讓書中的錯誤長期存在。

當局發出的通識科《課程及評估指引》說，通識科研習的議題，仍處於不斷發展和轉變的過程中，因此學與教資源不應只源自教科書。這些議題各具爭議性，「學生須自行探索不同的資料，研習時才不致被少數視角所局限。」這是當局認為通識科教學不應依靠教科書的原因。但是，叫中學生在研習具爭議的議題時「自行探索不同的資料」，這要求實際嗎？合理嗎？學生得到的資料大部分來自教師；上述調查顯示，教師使用的教科書以外的教材，主要來自報刊和社交媒體，而眾所周知，這些資料來源充斥著虛假消息和偏頗意見，中學生拿來作為研習爭議問題的依據，會有甚麼後果？

通識科強調要培養學生多角度思考、獨立思考、明辨性思考的能力。但這些思考能力，必須建立在正確認知的基礎上。如果連基本事實都搞錯了，「多角度」、「獨立」、「明辨」還有甚麼意義？這是令人擔心通識科走上了歪路的原因。

曾鈺成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是「三權分立」還是「行政主導」？這問題每隔一段時間便會有人拿來爭論一番；最近因為教育局局長回應傳媒有關修改教科書的提問時說了「香港沒有『三權分立』」，又引起新一輪的爭論。我也來趁熱鬧，在這裡討論三個問題：

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設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立法原意」是甚麼？要三權分立？要行政主導？

二、《基本法》有關特區政治體制的規定，是否體現了三權分立？是否保證了行政主導？

三、確認了特區的政治體制「是」或「不是」三權分立、「是」或「不是」行政主導，有甚麼實質後果？

草委會怎樣看三權分立

第一個問題，研究《基本法》的學者自可從起草委員會浩如煙海的工作文件中尋找答案。但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從《基本法》起草的歷史背景和當時的政治氣候，探討「政治體制」一章形成的指導原則。

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並非從「零」開始設計，而是以香港在英國管治下已建立的體制為基礎演變而成的。《基本法》起草於1980年代後半段；香港當時經歷了十多年的繁榮穩定，很多人——包括中國政府——相信香港成功的竅訣之一是政治體制有很多優點。這些優點，自然應該在回歸後盡量保存下來。這些優點不可能包括「三權分立」：港英年代從來沒有實行三權分立，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行政主導」卻肯定是港英政府的特色，是港英政府以至倫敦經常引以為榮的優勢。當然，司法獨立也是港人和中國政府都同意要維護的：不論是否「三權分立」，都要司法獨立。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鄧小平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說：「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定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有了鄧小平這一錘定音，起草委員會還會以「三權分立」為設計特區政治體制的原則嗎？

可是，有些人指出，《基本法》雖然沒有明言「三權分立」，但其中對政治體制的規定已包含了三權分立的「元素」或「特色」，所以不能說香港沒有三權分立。這就要研究上面提出的第二個問題。

為甚麼要規定分權制衡

《基本法》的內容不能偏離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闡述的基本方針政策，其中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對立法機關負責。」這兩行文字，決定了特區的政治體制跟回歸前的主要差別：第一、特區的行政權和立法權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機關，不能像港英政府，行政和立法權由總督和主要官員包攬；第二、立法機關選舉產生，不能像1985年之前的立法局，議員不是官守就是委任；第三、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有監察或者「制衡」的職能。

這些差別，顯然會改變行政和立法兩權之間的關係，對「行政主導」構成問題。中國政府願意接受這些轉變，沒有堅持把港英管治「行之有效」的體制更全面地延續至回歸後，這和當時中國以至全球的政治氣候有關：在全球範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經興起，民主成為「普世價值」，也成為港人普遍追求的政治理想。在中國，改革開放剛站穩腳步，在意識形態上處於破舊立新的探索階段，對「西方民主」雖有戒心，也覺得不妨讓「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有限度地試行。

《基本法》(草案)在1990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時候，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向大會作說明報告，其中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

《基本法》規定的政治體制，有「分權制衡」的性質，這是認為香港沒有三權分立的中央和特區官員都不否認的。有了分權制衡，特區政府施政便不可能像過去港英政府那樣得心應手，沒有那樣不受牽制的行政主導了，這也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經承認的。

肯定或否定有甚麼後果

如果所有人對《基本法》的規定都準確理解、不持異議，那麼有些人說「這就是三權分立」，另一些人說「這就是行政主導」，是否無關重要了？這就要看第三個問題。

有些人擔心，否定三權分立，等於否定司法獨立。對於這一點，中央官員、行政長官和律政司長都作了澄清，強調司法獨立始終受《基本法》保障。不過，「三權分立」過去不但被特區兩任首席法官奉為圭臬，而且經常有法官在判案時提及，作為須遵循的原則。其實司法界談「三權分立」，說的只限於司法機關跟行政、立法兩個機關的關係，而不觸及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所以和有關「三權分立」或「行政主導」的爭論無關。如果現在要司法界承認過去提「三權分立」是錯了，以後不准再提，那會造成不必要的混亂。

另一方面，有些人認為，堅持「三權分立」說，就是「否定行政主導」，甚至要「去中央化」。這些指控不是毫無根據：《基本法》確實賦予行政長官在「一國兩制」下獨特的憲制地位；在中央對香港政策措施的落實上，行政長官的角色不可替代。如果把行政長官歸入「三權」中的一權，並不能準確反映這憲制地位；如果行政長官是在「三權」之外，那就不能說政府是由「三權分立」組成的了。所以，承認「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有肯定行政長官在「一國兩制」下的憲制地位的含義；而堅持「三權分立」說，就有否定這憲制地位之嫌。

曾鈺成

本港至上周末累計有四千八百多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其中有接近七成是7月中「第三波」疫情爆發後受感染的。這段期間死亡個案的數字更為驚人：從今年1月底疫情開始至7月中，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只有單位數字；但至上周末，死亡人數已累積至94人，個半月的死亡數字等如之前5個半月的8倍多，第三波確診個案的死亡率是先前的4倍！衛生防護中心指出，這是由於這段期間受感染的個案中，長者佔了較高的比例。

統計資料顯示，本港新冠肺炎患者在60歲以下的，死亡率只有0.06%；60至69歲是0.7%；70至79歲是7.3%；80歲以上高達25.4%。即是說，70歲或以上的長者如果受感染，死亡率比60歲以下的患者要高出超過一百倍。這或許不應太令人驚訝：患有心臟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不幸受新冠病毒感染，病情是較容易惡化的，而長者患有慢性病的比例自是高於年輕人。但值得關注的是第三波受感染的長者人數激增：在第一和第二波疫情中，安老院舍都守住了「零感染」的防線，但到第三波疫情爆發，多家院舍都被病毒攻陷，出現了感染群組，其中有的感染群組更多達數十人。

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病毒的傳染性加強了，但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私營安老院舍環境擠迫、資源短缺。由於院友沒有適當隔離的空間，加上護理人手不足，防疫物資緊絀，一旦有人「中招」，院舍裏便很容易發生交叉感染，而院友多是身體機能較差，抵抗力較弱，於是院舍便成為重災區。

這現象反映了香港安老服務的嚴重落後。特區政府對安老服務承擔的水平，跟香港社會的富裕程度極不相稱。人口老化的問題在香港已討論了多年，但時至今日，資助院舍依然只佔安老院舍的小部分，資助宿位的輪候時間長達數年，每年有幾千名長者在輪候中去世。大多數基層長者所需要的安老服務，只能靠沒有政府資助、按商業原則營運的私營院舍提供。這些長者很多都是以綜援支付住院費用的，他們得到服務的水平可以想見。私營院舍時有虐老醜聞，歸根結底是資源不足所致。

新冠肺炎死亡人數中，有九成是65歲以上的長者；安老院舍院友的死亡率，較一般人高十倍以上。這和特區政府的安老政策沒有關係嗎？

曾鈺成

6年前的今天，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有關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規定，即「831決定」。特區政府按照「831決定」提出了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如果這方案獲得當時的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第五任行政長官在2017年就會按中央政府的定義「普選產生」；隨後的立法會選舉，即原定下星期日舉行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便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政改失敗  重大挫折

歷史沒有如果。曾經近在咫尺的「雙普選」，已變得遙不可及。立法會對普選方案進行表決之前，中央官員不斷強調，對於2017年實行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中央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結果普選目標不但沒有如期達到，而且看來已經從中央的議事日程上刪去了。

香港政制發展在最後階段出現了這樣的變故，或許有些人會感到慶幸(「如果立法會今年全面普選，後果不堪設想！」)。但頭腦清醒的人應該看到，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不獲通過，是「一國兩制」發展的重大挫折，對「一國兩制」實踐造成了消極的後果；其中一部分後果，已表現為香港過去幾年出現的「新情況」。

在中美鬥法不斷升溫的背景下，去年下半年開始，先有反修例風波，導致暴亂頻仍、社會撕裂、區議會變天；再來一個疫情大爆發，社交活動停止、生活方式轉變、經濟雙重受創；然後又有國安法實施——一連串重大變化，政府和市民都疲於應付，左支右絀，難以適應。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舉行，正好給各方面一個喘息的機會，冷靜下來，對香港當前的局面進行評估和分析，決定下一步應該怎麼走。

如期選舉  必生動亂

再說一個「如果」：如果立法會選舉如期舉行，結果會怎樣？先前許多人，包括我在內，對選舉結果作了各種不同的預測。現在想深一層，不論投票結果怎樣，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動亂恐怕很難避免。其他地方的「顏色革命」，往往以選舉為導火線；而本來將要進行的這次選舉，充滿了觸發嚴重政治衝突的因素。

這次選舉，是反修例風波爆發、區議會變天之後的第一次立法會選舉；主導了非建制陣營的「抗爭派」，挾著區選大勝的氣焰，聲言要拿下立法會過半數議席，迫使政府接納他們的訴求，否則他們要癱瘓立法會、癱瘓政府。

這次選舉，是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第一次立法會選舉；國安法要防範、制止和懲治的其中一項罪行，是顛覆國家政權罪，而使用非法手段「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即干犯此罪。

這次選舉，會是最多參選人被取消參選資格的一次立法會選舉；在已經選舉主任審核的參選提名中，有12人被取消資格；倘若不是中止了選舉，被取消資格者肯定不止此數。

這次選舉，是最受外國特別是美國關注的一次香港立法會選舉；美國大選愈接近，特朗普、蓬佩奧一夥對中國的攻擊便愈猛烈；香港是他們攻擊中國的主要話柄之一，蓬佩奧今年6月說了：美國「非常密切注視今年9月(香港)的立法會選舉」。

選舉結果  勢被推翻

在所有這些因素影響下，立法會選舉可以正常地進行嗎？不論投票有甚麼結果，新一屆立法會可以和平地開始它的任期嗎？不論是抗爭派成功贏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抑或建制派守住了議席的多數，選舉結果都要面對被推翻的威脅。

如果抗爭派佔了多數議席，中央政府一定出手干預：中央不會容許立法會被反對力量把持，成為他們用來對抗、脅迫特區政府的政治工具，特別是當中央看到這些反對力量與外國勢力有勾結。中央會認為，一個由抗爭派佔了多數的機構，不可能履行《基本法》賦予特區的立法權，不應該成為特區的立法機關。中央有權力也有必要禁止這機構運作。

反過來，如果建制派「勝了」，保住了多數議席，選舉結果一定會在本地以至國際上受到反對力量的挑戰。本地的反對派可以舉出很多理由指摘選舉不公平，很容易鼓動他們的支持者要求推翻選舉結果；在國際上，美英等國家的政客對香港的選舉制度大都不甚了了，見到去年區選反對派大勝，這次立法會選舉在大批反對派候選人被取消資格後由建制派勝出，他們還會相信選舉是公正的嗎？所以，「不承認選舉結果」的抗議浪潮，不難在香港和國際上掀起。

暫避一年  危機未解

在兩種情況下，新產生的立法會都會引起極大爭議。雖然有了國安法這根「定海神針」，但要把香港推向「攬炒」的力量依然存在，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依然極可能發生。堅持如期進行選舉，無異於要引爆一個政治火藥庫。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押後立法會選舉的決定時，表示這決定「沒有考慮任何政治因素」。她是要說明押後選舉純粹是因為疫情，而不是出於對選舉結果的考慮；她「每天只看疫情，沒看選情」。她說的可能是實話；但這個決定，是她領導特區政府以來最具政治智慧的決定，令香港避過一場極兇險的政治危機。這危機的性質，絕不只是建制派的「選情」如何、會輸掉多少議席那麼簡單。

選舉押後一年；一年後是甚麼光景，無人可以預料。但所有人，除了攬炒派，都要利用這一年的時間好好想一想，怎樣避免明年的選舉誘發上面所說的政治危機。

曾鈺成

多個研究新型冠狀病毒的機構都警告說，這種病毒將長期存在，疫情將不時在我們的社會裡重複爆發。最近在香港和其他地方更發現「二次感染」病例，證明感染了新冠肺炎的病人，康復後產生的免疫力只能維持幾個月。新冠肺炎可能像流行性感冒一樣，成為容易重複感染的流行病，只是它對健康和生命的威脅比流感厲害得多。人們把對抗新冠病毒的希望寄託在各國正加緊研發的疫苖上；有樂觀的估計說，疫苖可於今年底至明年初面世。但也有專家認為對疫苖不能過分倚賴；從「二次感染」病例可見，疫苖的防疫功效未必可以維持很長的時間。

新冠疫情出現以來的大半年裡，香港和其他許多地方制止病毒傳播的唯一辦法，就是維持社交距離，盡量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緊密接觸。各地的經驗都是一樣：嚴格執行維持社交距離的措施時，疫情便可受控；措施一放鬆，疫情便爆發。但是，維持社交距離令大部分經濟活動陷於停頓，給社會帶來沉重的代價，這是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可能長期抵受的。於是只能重複這樣一個循環：疫情爆發——收緊限聚令——經濟熬不住——放寬限聚令——疫情再爆發。

內地多個省市卻成功做到在疫情爆發後短時間內遏止了病毒的傳播，恢復經濟活動，靠的是大規模的病毒檢測，極速找出隱形傳播者，及早隔離和治療，截斷傳播鏈。例如今年5月，湖北省武漢市展開全民檢測，半個月內檢測了九百多萬人，篩查出300個無症狀感染者，防止了病毒擴散。同月，人口遠少於武漢的黑龍江省牡丹江市，面對疫情反覆，也展開了全民檢測，7天內檢測超過65萬人，篩查出19名無症狀感染者隔離觀察，成功遏止疫情。北京今年6月爆發第二波疫情，憑著每日檢測近50萬人，26天內回復零感染。這些經驗說明，全民檢測可以大大縮短因抗疫而要停止社交接觸和經濟活動的時間。

特區政府推出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馬上就要開始。由於第三波疫情目前已見緩和，市民參加檢測計劃的意願或會減弱；但正如負責統籌計劃的聶德權局長說，這計劃可為日後防控疫情作預演：日後疫情出現第四、第五波時，推行全民檢測，就可以減少或縮短各種限制措施，讓社會和經濟活動盡快恢復正常。

曾鈺成

特區政府上周五宣布，為市民提供一次新冠病毒免費檢測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普檢計劃」）9月1日開始運作，為期7天至14天。同日，特區政府和建制團體熱烈歡迎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抵港。

普檢計劃要發揮作用，需要有相當大比例的市民參加。按專家的說法，最少要有七成人口在一段不太長的時間內接受檢測，才可以達到及早識別和隔離隱形傳播者、截斷病毒傳播鏈的目的。在國家的無償支援下，香港已具備了大規模檢測的能力；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怎樣動員市民踴躍參與計劃，接受檢測。正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公布普檢計劃時說，這工作十分艱巨，因為社會環境並不正常；政府每做一件事，都有人大搞「陰謀論」，肆意抹黑，製造分化，叫市民不要相信政府。

攬抄派的反宣傳固然要駁斥，消除市民對普檢的誤解與疑慮；但更重要的，是要引起市民自願接受檢測的動機。即使公眾不相信「個人資料被送到內地」、「檢測人員不合資格」等攬抄派的謊話，自動熱衷於參加普檢計劃的人恐怕也不會很多。林鄭月娥呼籲市民「放下個人考慮，為香港盡早走出疫情而接受檢測」。可是，有「個人考慮」是人之常情；參加普檢計劃首先要在網上登記，然後要在約定的時間到指定的地點接受取樣，這畢竟要花點時間，費點工夫，還有可能要冒點風險。人們免不了會問：做了對我有什麼好處？不做又對我有什麼後果？讓其他人做不可以嗎？

要市民願意「為香港盡早走出疫情而接受檢測」，就要讓大家看到，有多少人願意接受檢測，對香港能否盡早走出疫情，的確有很大分別。偏偏在這問題上，人們看到政府一直信賴的抗疫專家們意見不一；在公布普檢計劃的記者會上，官員們又語焉不詳。先前政府說過希望有五百萬人接受檢測，記者會上卻對指標避而不談，連「努力爭取」一類的話也不多說一句。這怎能叫市民覺得，不怕麻煩去接受測試是值得的呢？

如果普檢計劃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不但辜負了國家對香港的支持，而且會打擊市民對政府抗疫工作的信心，進一步損害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這正是攬抄派最希望見到的。所以，愛國愛港的團體和個人，都要行動起來，帶頭參與計劃，並積極動員所有可以動員的人去參與，讓普檢計劃取得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