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台灣政情，花了四天時間，專門去台北體會當前極具關鍵意義的“五都選舉”。

四天之中，馬不停蹄，心無旁騖，爭分奪秒地想方設法了解得多一點。一共三晩分別去現場看國民黨、民進黨、新黨的造勢晩會，聽足全程的馬英九、郝龍斌、蘇貞昌、郁慕明、許歷農的煽情講話。訪問台灣立法院，聽國民黨立委洪秀柱介紹選情，訪問新黨總部，聽秘書長李勝峯的報告，另聘請名嘴、政治評論員馬西平作近三小時的報告，還到政治大學和政治系主任郭承天及其他師生座談。“節目”都擠得滿滿的，說深入了解，當然談不上，但感性認識是多得多了。

選舉氣氛，似乎表現理性

綜觀這一次的台灣選舉氣氛，似乎“理性”得多。第一，没有什麼暴力語言和行動，顯出尖銳衝突，只見各有各的競選造勢﹔第二，没有街頭的遊行拜票，市面除了選舉人的旗幟外，不見有競選人的宣傳車﹔第三，没有強調統獨之爭，也不見有提及藍綠對決，只是揭對方執政之短，揚自己領導之長。

看來，這是一種選舉策略，目的在爭取中間選民。也許這些政客深知選民已經厭倦了那些可看不可吃的政治路線之爭，而要求執政者能給平民老百姓更多的實惠。因為藍綠的基本盤已經十分清楚，關鍵的選票在於過去對政治有厭倦症的中間選民。台灣人說，這一次的選舉有點“冷”，就是說過去的那一套打打殺殺的過激行動已經不靈光了，選民們要求的是能給實際利益的政黨和政治人物。

3﹕2，誰得三席﹖

各方面的估計，這一次五都選舉，將是一個3﹕2的結局，問題是藍3綠2還是藍2綠3。如果是1比4，藍營只得一都取勝，那國民黨的政權就基本上完蛋了。因為往前的幾場選舉仗都打輸了，加上這一場，2012年的“總統”選舉，國民黨還能嬴嗎﹖

但看勢頭，看國民黨在士林夜市的一場造勢晚會，是我們看到的三場晚會中最人多勢眾的一場。馬英九和郝龍斌在幾千人的集會上的長篇講話，會場並不吵鬧，居然秩序十分良好。當然，馬和郝的講話都十分煽情，他們屢經鍛鍊，都是善於煽情的演講家。比起香港來，香港政客的演講水平要遜色得多了。

蔡貞昌也不弱，他有調查研究，專揭台北市政建設的毛病，強調求變。學足奧巴馬的“改變”口號，說應該有一個“新團隊”，一個“新力量”。在台下的，年青人較多，像香港的社民連一樣。所以他們的競選晚會有更多的搖擺樂隊。

新黨是一個小黨，成員更多的是一些過去不滿國民黨的老黨員，在李登輝時代脫黨建立的。他們標榜“理性批判，良性制衡”，但顧全大局。在那個選勢晚會上，雖為他們的市議員參選造勢，但更多的還是撐郝龍斌。郝原也是新黨的，據郁慕明說，許多政治明星都是新黨“送回”國民黨的，這是漂亮話。俗話說“西瓜靠大邊”，新黨太小，前途有限，李登輝下台後，不少人便“回歸”了。

郁慕明的講話也頗有份量，既顧全大局，為國民黨的郝龍斌站台，也不滿國民黨搞周日（二十一日）的大遊行。發言之中，對國民黨的種種，頗有諷刺意味。

對馬英九頗有微詞

無論是新黨的秘書長李勝峯，還是政治評論家馬西平，都對馬英九有相當尖銳的批評。這些親藍的政治人物，都不免公開流露出對這位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不滿。他們說﹕“馬英九没有朋友”，可見人們對他的“責之切”。他們所說的馬英九左搖右擺，一心想做“全民總統”，有很強烈的政治潔癖，優柔寡斷……等等，我們都知道。但對台灣藍營無可奈何地讓他當頭，又對他十分不滿的程度，郤是在這一次訪問中才了解得更深刻的。究竟是馬英九提高國民黨的選情，還是拖低國民黨的選票，這個問題很難說。在這場選舉中，國民黨的團結程度如何，是不是同仇敵愾，我們也没有深入的了解。可以肯定，國民黨和民進黨內，都是有派系的，在這場選舉中，也各有各的盤算。這是他們的深層次的問題，不是三幾天便可以了解的。

據說台灣的賭博盤口是影響選情的因素之一。全島大約有超過三十億台幣的賭盤，可能影響選舉的勝負。是不是這樣，只有熟悉內情的才會知道。

候選人高學歷又迷信

有趣的是台灣政壇的候選人的學歷都很高，不僅是大學畢業，碩士、博士的都很多。郝龍斌、朱立倫是博士，連他們的夫人都是。郝夫人高閬仁是美國麻省大學生化博士﹔朱立倫夫人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但這些大政客也最迷信，參選之前都要求神拜佛，都要去保安宮參拜，到行天宮祈福。去年郝龍斌要辦聽障奧運，茹素兩周，祁求平安﹔陳菊是基督教徒，但胸口總挂着佛像，常常去拜媽祖。

這次在台考察期間，適逢台灣跆拳道選手楊淑君出賽被判犯規事件，台灣輿論一面倒鬧得天翻地覆，全民似乎都陷入歇斯底里的精神狀態之中。選戰中也就打這個楊淑君牌。綠營總要站在道德高地，一是說馬英九政府反應太慢，再說馬英九政府對付大陸是軟腳蟹，把矛頭針對兩岸關係。馬政府倉忙應戰，又是表態，又是要去機場迎接楊淑君歸來，又說要全力照顧她。本來國際比賽中，裁判不公或有爭議的事件有的是，為什麼一涉及台灣選手就出現如斯歇斯底里的情緒﹖

一方面是台灣人是有一點“受廹害”的悲情思想，一件小事很容易被放大。另一方面是當前一切為選情服務，一有機會就借題發揮，極盡,煽情能事。

選舉結果周末揭曉

此次在台，雖然短短四天，但焦點集中，倒也收獲不小。選舉結果，周末便可揭曉。不過我們活動現場在台北，此地畢竟是藍營佔優，也許影響了看法的傾斜。下次如有機會去高雄等綠營集中之地觀察，相信判斷會更為全面些。

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但總帶有一些“協商民主”的成份。所謂“協商民主”，就是小圈子內的民主，這總比朝鮮的封建繼承為好。他們父傳子再傳孫，讓一個二十來歲的黃毛小子來當儲君，馬上加封為國防委員會的副委員長，又馬上升為上將，簡直是國際笑話。

小圈子選舉，算不了真正的選舉，而是“協商”。由黨內高層有影響力人士來協商，推出一位大家都能接受的接班人。

中共十七大推出習近平為下一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接班人，便是“協商民主”的結果。十七屆五中全會再任命他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更進一步明確肯定了他的接班地位。海內外一般輿論，已認可這種“協商民主”的結果，而對習近平，也没有太多不滿的意見。

習近平有接班優勢

習近平並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他有他的接班優勢﹕

第一， 他是從基層鍛練一步步被提拔上來的，並不是坐“直升飛機”。他曾在農村插隊，當過農村黨支部書記、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副書記、省長、省委書記、上海市委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等等。政權經驗豐富，而且是上山下鄉知青被提拔上大學，受正規教育，直至拿到法學博士學位。

第二， 他雖然是高幹子弟，父親習仲勛曾是中央要員。但習仲勛在毛澤東主政時期是被打壓的。文革結束後他復出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我曾在一次他主持人大代表座談會上，談到廣東不少群眾因生活困難外逃香港，但被視為叛國。我認為這是生活逃亡，而不是政治逃亡，情有可原。習仲勛同意這種意見，並強調一定要促進生產，改善廣東人民的生活。有一位這樣開明的父親，加上他受過父親被打壓而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指出身不好的青年）之苦，相信他不會好了瘡疤忘了痛。

第三， 就我和他的幾次短暫的接触，覺得他是一位平實而謙遜的人，平時沉默寡言，也許崇尚“為政不在多言”的古訓，也許十分慎言，可見他是一位不浮誇重實踐的政治家。

協商民主是中國國情

中國特色的人治，即帶有協商民主成份的人治，是否符合當前的中國的國情呢，這個問題值得探討。但目前要完全推翻這種人事決定制度，似乎有若干困難。如果不是循序漸進，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

有人推銷台灣式的民主。台灣式的民主當然有若干民主成份。但黑金政治和地方封建勢的操縱，仍然不可忽視。中國目前試驗的村鎮民主選舉，也發現不少弊病，族姓和基層幹部的操縱，層出不窮。至於號稱美式民主的菲律賓，獨立數十年，地方封建勢力操縱選舉，以至不惜採用大屠殺的骯髒手段，更是令人髮指。

中國民主選舉制度，一定要實行，但整個進程和模式仍然需要探索。

香港的小圈子選舉

香港算是一個法治地區，而且實際上存在三權分立模式，即獨立的司法，立法會對政府行政的制約。而且香港也存在民主的選舉，兩級議會通過選舉產生，行政長官也是通過間接選舉產生。

行政長官選舉雖然是由1500人的選舉委員的小圈子選出，但畢竟仍然是一個選舉。何況已經有一個普選的時間表，2017和2020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都由普選產生。

但是行政長官的產生仍然受到〈基本法〉的制約。因為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是中央人民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45條規定，無論由選舉或者協商產生的行政長官，都必須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實質性的任命。也就是說，中央有權否決香港的選舉結果，當然這會引發香港的“憲政危機”。

中央認可是決定性的

所以，香港的“猜領袖遊戲”中，很重視中央究竟屬意何人當下屆特首，或者揣摩北京的意向。這不僅是由於中央的法律權力是決定性的，而大部分選委也會以北京的意向為依歸。

當然，這位候選人也要得到港人的認同。我曾多次著文說過，行政長官候選人，要港人支持，中央認可，有管治能力，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良才難求，有管治能力這一條，也就可以放在次要地位。但中央認可，郤是決定性的。

正因為如此，香港特首的產生，也就帶有一定的人治色彩，也就帶有“協商民主”的內涵。

要過渡到若干年後的雙普選，就要作出充分的準備，有意競逐特首的政治人物，便要接受普選的洗禮。中央既要放手，也要使中央認可的候選人能有勝算。

2012年上台的行政長官，要起承上繼下的任務，為普選作好充分準備。如果一個極有能力，在五年任內又有顯著政績，得到選民信任，進一步能在普選中得勝，連任十年，當然最好。但恐怕這是鏡花水月，不可強求。我們希望的是五年之內，新人輩出，有人既有能力又經得起普選的考驗，準備迎接新時代。這位2012年上任的行政長官，如果能為普選作好各方面的準備，雖然任期只有五年，比上兩任的更短，也就功德無量，名留青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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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曾估計中央的意圖，是希望2012年上任的行政長官，能迎接2017年普選的挑戰，連任10年。因此我曾在本報《筆陣》欄寫過﹕“2012年選出的行政長官，極可能任期10年，打破董建華和曾蔭權只任一期半的紀錄”（見2009年8月1日《三論誰是2012年行政長官》，已收入日內出版的《闖進政治禁區》一書，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現在看來，這個可能性不大了。因為﹕

第一， 目前有意出來競逐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都已浮上水面，大家早已有所品評。他們是否極孚眾望，能力超強，自有公論。要經歷5年的考驗，已經不易，何況10年﹗

第二， 為了迎接普選，選民和公眾對新的一位行政長官，要求必然更為苛刻。他在任內五年，難免出現差錯，如被放大，造成政治風波，必然傷害這位特首的威信。積小成多，五年後不下台幾難矣。

第三， 準備迎接普選的候選人，必然蓄勢待發，無論是建制派或反對派，都會對當任的特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其火力之猛，必超現在。

第四， 新任行政長官，為求穏定管治，必然不徐不疾，難有特殊建樹。而公眾則有求變心理，這就增加特首連任的難度。

下屆是過渡型特首

據此立論，第三屆行政長官，必然是一位過渡型的特首，他就是任期五年，便功德完滿。如果在普選中得到連任，那是奇蹟。

在2017年，有哪一位能脫穎而出，勝任第一位普選的行政長官呢？

如果說在七年之內，有新人上場，一時甚得人望，恐怕不易。如果是現在已經活躍政壇的人士再度參選，企圖以普選的優勢上位，有没有可能？

如果是建制派人士，當然容易得到建制方方面面的祝福，有較大的優勢。但畢竟是普選，要經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的考驗。這位候選人如果各方面的條件不太突出，恐怕落選的風險頗大。

如果是反對派的候選人呢，他要過推選委員會這一關不易。但是推選委員會如果設定的門檻過高，一定引起公眾的詬病。

合理的篩選是必要的。像第一屆行政長官的選舉，來了不少名不見經傳而是“搏”宣傳的人物。但建制派候選人應該要敢於面對反對派人物的挑戰。

這既要看這七年建制派的群眾工作做得怎麼樣，明年的區議會選舉的成績怎麼樣。

“為他人做嫁衣裳”

萬一反對派的人物當選了怎麼辦？

當然中央可以用〈基本法〉授予的權力加以否決，即是需要重新選舉。但是這樣的震動十分大，即會產生所謂“憲政危機”。在外國不是没有這個先例，而且也有中央和地方由對立派系分別掌權的例子。

相信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選擇一位與中央對抗的人物來當權，只能製造混亂。何況中央還有其它的憲制權力，如任命主要官員和解釋法律的權力等等。如果這位反對派的特首不改弦更張，接受中央的領導，實行擁護中央利民合作的政策，他的位子是坐不穏的。

下一屆上任的行政長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為2017和2020年的特首普選和立法會普選做好準備工作，也要解決〈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問題。他的任務是艱巨的，也是不討好的。 他只能“為他人做嫁衣裳”，或者甚且便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蜡燭成灰淚始乾”。他只能為下一屆選舉舖路，時勢廹使他要有犧牲精神，這也就是第三屆特首不易連任的原因。

曾被林彪譽為千古天才的毛澤東，都曾慨嘆“人才難得”。可見天才、人才都是寶貝。

港人高錕獲得諾貝爾獎，〈人民日報〉的評論認為﹕“高錕是幸運的，他自幼在寛鬆的環境下成長”，說到點子上了。寛鬆的環境，也就是自由思想的環境，是培養人才的第一要素。

〈人民日報〉也談到，“有敢於表達意見的文化”，有“自由的心靈”，“才能輕裝跋涉，找到這自由的王國”。這些言論完全正確，雖然官報大膽地說出人們心裡頭的話，可是現實生活上並不都是如此。

港人崔琦同樣得諾貝爾獎，當年我曾在本報撰文評論。崔琦出身河南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據說他的父母都是文盲。只是一個機緣，他來港就學中學，後來負笈美國，終於成為大科學家。如果他長期在家鄉務農，没有得到良好教育，他會得到諾貝爾獎嗎？

天才也要靠後天培養

人類是有天才的，這由基因決定。但天才也要後天的培養，才能成為人才。天生和後天培養大概各佔一半吧。有天生聰敏的資質，後天得不到培養，可能默默無名渡過一生。天生不算聰明，但後天得到培養，勤奮好學，終於成為人才，這種例子多得很。中國廣大農村的眾多少年兒童，由於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埋没了多少天才？有說教育是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楷梯，這話一點不假。没有教育，既會埋没天才，也出不了人才。

但教育制度的好壞，社會環境的寛鬆與否，也決定了培養成才的機率。

歷來有8位華人獲得諾貝爾化學和物理獎，但一律是美國籍，都在美國接受教育和進行尖端科學研究的，為什麼？

於是，每每在內地出現了如此這般的議論﹕甚麼時候中國內地的學人才能獲得諾貝爾獎？“諾貝爾獎離我們多遠？”

中國大學缺乏創造性思維

今年五月在南京召開第四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世界許多著名的大學校長，對中國的高等教育作出一些不太客氣的批評和忠告。

美國史丹福大學校長漢尼斯表示，中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主要在質量建設上，如果要迎頭趕上，快則20年，慢則需要50年﹗

英國牛津大學校長漢密爾頓說，中國學生往往不敢去挑戰學術權威，發表不同看法，没有自主地進行創造性思維。

美國耶魯大學校長萊文指出，美國教育模式是強調互動式討論，主動式去立論，我們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而是要解決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也說，尊師重道是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學生尊重權威，百分之百相信老師，因而未能創新。

天才不能脫穎而出

以上都是比較含蓄的話。應該說，現代中國已經長期形成一種唯上的風氣，崇拜領導，執行指示，對領導的“重要講話”，理解不理解都要執行，否則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異端邪說。在這種氣氛下的大學，如何能培養出挑戰權威，有創造性的思維？

加上社會上在意識形態中的條條框框太多，束縛人們的思想，於是天才不能脫穎而出，人才也就是如“倒模”一般。獨立不群的早就被扼殺在萌芽狀態，敢於抗爭的更受到罪刑伺候﹗

於是眾多的庸才出現了。

庸才也並不是天生不聰穎，而是在這個大氣候下，被塑造成一個循規蹈矩，蕭規曹隨，上行下效，四平八穏，面面俱圓，“孺子可教”的“乖學生”。這種人容易脫穎而出，各方面都能接受，不少便平步青雲，能够佔據要位。

庸才比奴才、媚才要好

庸才還是好的。更壞的是吹牛拍馬，阿謏奉承，寡廉鮮恥，貪污腐化之輩。再由他們組成一幅升官圖，這才是最可怕的。這些奴才實際上是“媚才”。在現實生活上我們見得還少嗎？雖然有個別這樣的奴才因東窗事發而下馬，但在台上的仍然不少。現已叛逃美國的前香港新華社副社長鄭華，自稱最善於和領導相處，於是受先後兩位社長重用，這便是媚才的典型例子。

要解決這個人才問題的關鍵是制度。還是鄧小平說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

俗語說﹕“槍打出頭鳥”，又有人說，中國是“精英淘汰制”，有才能的往往在“槍打出頭鳥”底下被淘汰掉了，剩下的只有四平八穏，循規蹈矩的。但也不完全這樣，過去鄧小平由於他一言九鼎的威信，便提拔過胡耀邦、趙紫陽、朱鎔基、胡錦濤、王兆國等人才。如果不是他，這些人也許不能成為重要領袖人物。

但靠領導人威信提拔的人才，提拔對了，當然很好，但如果一如毛澤東提拔林彪和江青，禍國殃民，那就糟透了。

總之，提拔和培養人才，需要有一個良好的民主制度，寛鬆的社會環境，思想自由的氣氛。只有打破舊框框，才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中日關係惡化最近又再升級。日本東京16日有6000人集會並包圍中國大使館，日本外相聲稱，在釣魚島問題上，一毫米也不會退讓。而中國的成都、綿陽、鄭州、西安等中西部城市，都有數千至上萬的群眾舉行反日示威。個別地方還有人衝擊日資百貨公司，並號召“華夏兒女大團結萬歲！”看來，中日關係並不因中日兩國總理（首相）的“走廊外交”而取得緩和。

有一位年輕學者譚鼎，三年前出版過一本小書，書名叫《不可避免的中日之戰》，認為中國的某些政界人士和知識精英，“對和平主義的過分迷思”，對日本當局政策和日本民間態勢所表現出來的誤讀，“恕道”的結果是寵壞了日本軍國主義殘餘分子和右翼勢力，加上美國在二戰以後蓄意包庇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隠暪日軍侵略罪行，日本民族性格中的武士道的狂妄與殘暴，在日本朝野之間，好戰的這個種子是深藏着的。

日本挑起爭端

這一次的釣魚島事件，是日本人挑起來的。本來，鄧小平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個十分理性可創雙嬴的建議，應該是解決釣魚島主權爭議的基礎。但日本人硬是不接受，而且不時挑起事端。這一次美國為了圍堵中國，既在經濟困局中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又策動美日韓的軍演製造太平洋區域的緊張局勢，以至策動日本與中國的領土爭端，都是美國人的戰略部署。

日本正要突破二戰後對它的擴軍限制，又要藉軍事力量進一步擠身於強國之列，對美國的示意心領神會。挑起了這一次的領土之爭，說什麼“一毫米也不會退讓”，正好為準備製造新的大型驅逐艦，甚至進一步發展核武等等擴軍行為，製造輿論。

對日本人的好戰企圖，絶不應掉以輕心。二戰中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把手伸得很長，要囊括整個亞洲，敢於與當年第一強國美國對抗。事後看來，實屬十分狂妄，結果自掘墳墓。但當年日本人敢幹，今天就不敢幹了嗎？況且，這一次不是與第一強國美國對抗，而是有第一強國美國撐腰呢。

没有本錢打大仗

當然，當今發動一場戰爭的代價實在太大了。看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尾大不掉，可為殷鑑。但美國當然不會自己出手，讓日本人為它火中取栗，壓一壓中國堀起的氣勢，他們認為還是可以一試的。

日本要和中國打一場大仗，它還没有這個本錢。今天的中國，豈是七八十年前的中國哉﹗經濟上，中國與日本是旗鼓相當；軍事上，中國比日本強大得多。民心的凝聚和朝野對付外侮的一致上，又豈是當年蔣介石掌權時所可比擬？日本人切不可低估中國人民今天抵抗外侮的凝聚力。如果新怨舊恨一齊算，中國人的能量大着呢。

我們估計，大仗是打不成的。美國不準備大打，日本没有條件大打。美國目前的戰略是“牽制”。通過種種小動作，來牽制中國，避免中國太快堀起。中國旁邊還有一個大國俄國，美俄聯手對付中國不可能，但美日聯手過份囂張，廹使中俄聯盟，郤絶非美國所願。你要牽制中國，中國何曾不可以牽制美國？這其中還有一個朝鮮半島的大火藥庫呢。

提防擦槍走火

需要提防的，便是“擦槍走火”。

釣魚島事件目前毫無解決跡象。除非日本人回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理性原則上來。可是，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島上建燈塔，掛日旗，日本議員飛巡釣魚島上空，日本軍艦再次驅趕中國漁船，所謂“一毫米也不會退讓”的強權語言，一再踐踏着中華民族的尊嚴，而這種軍國主義的調子，應該引起人們的注意。

上世紀20年代，日本的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社會上出現了所謂“大正年間民主”的時期。30年代初，日本經濟趨向蕭條，於是軍國主義興起，走上瘋狂侵略中國的道路。今天，日本經濟又經歷了多年的蕭條和停滯，日本為了解決國內的社會矛盾，也會再次以對外來轉移國內矛盾。看日本民主黨上台後的搖搖擺擺，外相前原誠司的軍國主義腔調，社會上的反華行動，把子彈寄到中國駐日大使館，6000人包圍大使館等等，他們的反華行動正在升級。而我們的克制態度，如果被他們認為示弱的話，那麼“擦槍走火”的可能性便會增加。中國政府和人民，我們要警愓啊﹗

台灣一個未滿十八歲的中學生，十三歲就加入黑道，最近更充當殺手，在一宗黑社會內鬥中，開槍殺死台中「角頭」（頭目的意思）翁奇楠。這位叫廖國豪的中學生，後自動投案，並說道﹕「台灣教育害了我﹗」

此事在台灣引起轟動効應，在新學年開學之前，台灣各大報都以頭條熱烈討論，八月廿六日＜聯合晚報＞，大字標題﹕「誰逼少年當殺手？」是學校、家庭抑或社會？八月廿七日的＜中國時報＞社論﹕「十八歲的殺手的錯誤，大家都有責任」。

五月底，他殺了翁奇楠，之後東躲西閃，最後選擇投案。他說，是教育害了他，他在學校得不到認同，老師不喜歡他，於是他缺課，不回家。

這位在小學時期還是師長同學眼中的乖孩子，在初中時代郤混入黑道。五年前便曾結伙搶劫金舖，搶夜歸婦女的皮包，還替老大揹槍，開槍，終於成為殺手。

廖國豪生長在單親家庭，母親早已離家出走，父親自己是個瘾君子，多次出入監獄。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更因為他的功課不好，逃學，老師和學校也放棄了他。正是在家庭和學校都得不到認同和溫暖，他才會走上混入黑道的不歸路。

台灣輿論認為，廖國豪出身於破碎家庭，家庭教育已經缺失，學校理應對他特別關懷和照顧。他雖然學業成績不好，但他也曾在學校擔任過籃球隊長。既然他在體育方面有一技之長，學校應該在這方面加以鼓勵，不應袛因學業成績不佳而加以放棄。如果他在籃球活動方面有成就感，也不至於走上僱傭殺手的末路。

台灣的評論家指出﹕我們社會中還有多少本性善良，只因為功課跟不上，就被掛上壞孩子標籤的學生？我們社會上還有，將會有多少被「迫上梁山」的廖國豪？

一個個案激起千重浪。香港也不乏一些典型教育失敗的個案，我們能因此得到啟發嗎？

對未成年犯的寛容

無獨有偶，在台灣廖國豪案鬧得熙熙攘攘的時候，北京＜人民日報＞發表整版的文字，它的通欄標題是﹕「不讓孩子一失足成千古恨」。並發表短評﹕「每個失足少年都值得關愛」，使我們看到內地社會對未成年犯罪寛容教育的陽光。

＜人民日報＞完全没有触及台灣的廖國豪事件，但時間是這麼巧合。不過台灣＜中國時報＞的調子稍嫌低沉，說「在少年殺手輓歌響起的同時，此刻需要的是一個勇於反省的聲音，否則悲劇還會再發生」。而＜人民日報＞的評論強調﹕寛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便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護向前延伸，把每個涉案的未成年人從外在的教育感化轉入內心深處的剖析，從而打開未成年犯罪嫌犯人的悔罪之門。

內地對待少年犯罪首先從司法和法律層面考慮，看重教育，促使犯罪嫌疑人在感情上的變化，有利於其悔罪。

台灣的輿論偏重於責備學校教育，認為是學校放棄了他，才會讓廖國豪也放棄了自己。但學校的老師們郤感到委屈，認為，問題在於家庭教育，老師曾拜訪他的家庭多次。但家裡負責養育的只有阿公阿嫲，老人們也弄不清楚孫子到底是什麼回事。老師們說，缺了家庭這一塊，學校的老師再有愛心恐怕也力有不逮。

其實台灣＜中國時報＞的社論也說得對﹕「大家都有責任」，家庭、學校、社會。大家都應該對具體事件作出客觀的分析，總結經驗教訓，讓學校教育更能照顧到每個學生的個體，了解他們的思想動向和活動規律。同時加強和家庭的聯系，了解他們在校外活動和生活的細節。社會上也要提供更多的青少年健康活動的場所，而社工們也不應是泛泛地做工作，而是要深入個案，防範未然。

＜人民日報＞連司法機構也拉了進來，那是在發生少年犯罪之後。少年司法的宗旨是在於挽救和矯正，而不是單純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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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盛傳北京港澳辦主任易帥，港人矚目，頗可一議。

廖暉憑乃父廖承志的光環，主政港澳辦逾13年，而且超越正部級幹部65年退休的界線，並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國家領導人”身份，兼任國務院屬下的一個辦公室主任。這種兼任，獨一無二，原本於理稍有不合，以為是權宜之計。不料一兼已逾八年，何以如此持久，實在令人不解。

廖暉主任從來露面而不聞其聲，他曾多次隨最高領導人蒞港或在京接見香港特首，但從來未發言和招待記者，筆者在任全國人大代表時，“兩會”期間，他也曾與中央領導人前來聽會，但也不置一詞。不像魯平擔任回歸前的港澳辦主任時，也會和與會港澳代表寒暄一番。至於港澳辦領導人有公開表態的，反而是年輕的副主任張曉明、周波等。

不輕易表態的廖暉

廖暉的這個敏感位置和他的不輕易表態，益增其神秘感。有說在港澳事務的決定權力上，雖然他之上有習近平和劉延東，但通常都是他說了算。

猶憶香港回歸之前，港澳問題提上中央重要議程，當年廖承志主管港澳工作，他曾提名柯華前來香港，代替梁威林主持香港新華社（即駐港最高官員）。風聞北京有些政壇老人，不滿長期由“廣東幫”主管港澳工作，又未向元老們會報。結果半途殺出個“程咬金”，派了已退休的67歲老人許家屯來港。

之前，港澳辦和港澳新華分社，都是中央直屬主管港澳工作的辦事機構。過去，兩個單位是平起平坐的。回歸前曾出現港澳辦與香港新華分社互相較勁的事。現在因為主管港澳辦的廖暉又是國家領導人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更是中央主管港澳工作的協調小組的副組長，地位稍比港澳兩個中聯辦為高，其發言權和決定權也就較大。

王光亞並非擢升

風聞接任港澳辦主任的王光亞，現任外交部黨委書記和副部長。實際地位應屬正部級，如果轉任港澳辦主任，實屬平調。而且外交部比港澳辦重要得多，轉任新職，於他個人來說，並非甚麼擢升，但既是國家需要，自當赴任。

王光亞與香港工作的關係，首見於回歸之日組成的人大常委會轄下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他是內地六名成員之一，可能就是代表外交部參與。內地六名委員之中，三名是法律專家，一名代表港澳辦，一名代表全國人大，另一名便是代表外交部。

但王光亞只來參加一次會議，又被外交部派赴聯合國，他的位置由王英凡代替。後來因為涉及外交事務不多，到了第二屆，外交部便没有派人參加，反而由香港中聯辦派一位副主任頂替。

因此，王光亞實際上與港澳工作的淵源不深，至於他有没有參加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決策會議，這就不得而知了。

香港今後可能涉及國際鬥爭

也許正是他與香港工作淵源不深方才入選，因為這樣，少了一些牽扯。先前曾有風聞香港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將內調北京擔任港澳辦副主任，以便日後接替廖暉，但被否決。兩個涉港單位，由港澳辦調來中聯辦的官員有的是，但鮮有見中聯辦官員調入港澳辦的。其內裡乾坤，只有局內人才能知道。

據說廖暉雖然缷任港澳辦主任之職，仍然留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則他仍是港澳辦和中聯辦的頂頭上司，對往後港澳工作作出決策的影響力，自然不言可喻。

王光亞擔任港澳辦主任一職，不可能是一個強勢領導。一方面他對香港情況和工作規律並不太熟悉；另一面他長期在外交部工作，習慣了周恩來總理的遺誨﹕“外交無小事”，有一套凡事請示報告的規矩，未必能有創造性的思維。

從近日我國與美、日在東亞地區的紛爭日多，美、日聯手圍堵中國的企圖日益明顯，當前美、日、韓聯合軍演和日本挑起釣魚島事件是一個訊號。香港由於其地理位置及是國際活動中心，今後也許在國際鬥爭中，處於一個敏感地位。因此，需要一位熟悉外交的幹部來處理港澳事務，這可能也是把王光亞調來主政港澳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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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但在美國的扶助下經濟迅速堀起。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經濟大國，日本汔車、電子產品傾銷世界，也成為美國人的至愛。

但日本受戰敗國憲法的制約﹐無法大規模擴軍，仍要受美國的軍事保護、民族自尊心極強的日本人，總感覺不是滋味。

日本人有武士道的傳統，二戰之前廣泛進行的軍國主義教育，其幽靈仍在日本上空徘徊。靖國神社仍然是部份日本人的膜拜中心，日本人對於二戰時期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耀武揚威仍津津樂道，對於二戰的失敗心有不甘。此所以日本的右翼勢力有增無減，不論什麼政黨，什麼政客上台，都不得不對這股右翼勢力禮讓三分。

所以菅直人也好，小澤也好，既無所謂“親華派”，在政治需要之下，日本人總要搞些小動作來牽制中國，何況還有美國這位大老闆在幕後發功，這便是當前釣魚島事件的由來。

中國對日以德報怨

日本人對於其從甲午戰爭以來的侵華歷史，對於轟動中外的南京大屠殺，對於臭名昭著的強廹東亞婦女充當日軍淫辱的慰安婦，對於策劃和試驗細菌戰、毒氣彈等違反國際公約的罪行，從來都没有認真反省過，更加没有向有關受害者道歉過。日本屢次修改歷史教科書，向國民灌輸錯誤的歷史觀，以至日本人的下一代，並没有對日本軍國主義禍害有正確認識。於是右翼軍國主義勢力，更加肆無忌憚，成為一股潛在的危害和平的可怕力量。

中國人喜歡以德報怨，總是寄望於未來。中日建交，中國没有要求日本一分錢的戰爭賠償。日本大量在中國設廠投資，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廣濶的市場，大大促進了日本的經濟繁榮。雖然這是兩利的事情，但實際上是日本賺大頭，我們賺小頭。日本人並没有知恩圖報，還在釣魚島事件上耍流氓，是可忍孰不可忍？溫家寶總理在紐約發出強烈的警告﹕“日本如果一意孤行，中方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日本要承擔全部責任”。

日人從來没有認輸

有學者曾經論證，日本人從來没有認輸，而且在戰爭之後總是獲得重大利益和發展。

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建立起強大的工業體系和軍事工業﹔二戰之後，日本國民經濟保持了二十多年高速發展，80年代達到人均產值世界第一，90年代達到經濟產值世界第二。

因此，日本國民對軍國主義的痛恨，遠不如我們想像之大。日本國民性格中的虛偽、短視、貪婪等與自高自大，蔑視中國的情意結交識在一起，將可能形成一個錯誤的對華政策。

日本要爭取成為一個政治和軍事大國的野心由來已久，日本“日本“自衛隊”的擴軍已經超出了憲法許可的範圍。日本經常要派軍隊參加所謂國際維和、護航等等行動，便是試圖顯示其軍事實力和國際地位。美國更經常希望日本成為其在亞太地區的看門犬。〈日美新防衛合作指針〉通過以來，日本便接着訂立＜自衛隊修正案＞和＜周邊事態法＞等相關法例，以突破其擴軍的限制。

　　凡此種種，值得國人警愓，中國對日本的認識和對策都應該有一個全面的檢討，不可掉以輕心﹗

“擱置”和“共同”只是幻想

　　釣魚島事件不是偶然，這是日本對釣魚島主權的進一步挑釁。我國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和平忍讓的政策已被日本的這一行動所撕破。“擱置”既不可能，“共同”也只是幻想，是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時候了。日本如果以“國內法”對詹其雄船長進行審判，然後說給予寛大加以釋放，用貌似讓步，實則堅持釣魚島是其領土的兩面手法，我們絶不能因此罷手，必須對維護釣魚島主權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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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生前說過，“我自己能够對半開就不錯了”，又說，“不犯錯誤的人没有”。（見《鄧小平文選》312頁＜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他的意思是說，將來蓋棺論定，對他的一生功過是各半的評價就不錯了，這是他的謙虛。不論如何評價，鄧小平都是功大於過。他說毛澤東的錯誤，他也有份。是的，那時候他處於中央領導核心之中，毛澤東的嚴重錯誤，他能不承擔一定責任嗎？

鄧小平的話，是在他為毛澤東辯護時說的。他說毛“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過”。他就是說毛是功大於過，大概也就是七三開吧。

但另一位中共元老陳雲說過﹕“毛澤東一生，開國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既然有功有過還加上有罪，那就應該是倒七三開啦。

對毛再評價仍是禁區

目前對毛澤東的評價，仍然是個禁區。除了正式公布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認為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這一評價之外，30年來，無人敢於提出對毛的再評價。

其實，鄧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曾指出，上述的黨的決議，“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又說“毛澤東的功過是擺着的，搬不掉，改不了”，“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

但是，去年慶祝60周年國慶時，遊行隊伍又大幅地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看來，鄧小平期望﹕“讓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評價嘛”，恐怕仍然遙遙無期。

中國有神化領袖的傳統

為什麼在新中國，對一位最高領導人的歷史評價，是如此之難呢。這要由中國的歷史和國情去找尋根源。

中國是一個封建傳統極長的國家，接受民主洗禮的歷史甚短。封建帝王長期被神化，封建帝王一言九鼎，封建帝王對任何大小事情都有最後決定權。這種傳統，延續到新中國。最高領導人被神化，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不能例外。有人譏諷地說﹕毛澤東就是中國最後的一個皇帝。看文革中那些瘋狂的口號，甚麼“最高指示”，什麼“一句頂一萬句”，甚麼“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那和皇帝頒下的聖旨有何區別？

神化領袖的結果，就是一言堂，個人領導。鄧小平說，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這話可說講到了點子上。

就是毛澤東也曾批評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並說“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說這話和引述這話的毛澤東和鄧小平，當然知道西方國家有一定的民主制約制度，但是他們没有將之引進到中國來。

“對於錯誤也要講清楚”

對於影響一個時代的最高領袖的客觀評價，其作用絶不是關係到個人的褒貶，而是可吸收歷史的經驗教訓，並對個人影響一個時代的現象作出深刻的分析。

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近四十年，在新中國主政27年，其影響無人可及。至今其幽靈仍在中國大地上空徘徊。究竟是應該“高舉” 毛澤東思想旗幟，讓它仍高高在上；還是批判地吸收毛澤東理論的有益部分，讓毛澤東從神壇上走下，還原為一位政治人物，功過讓人評說？

同樣，鄧小平在撥開神化毛澤東的迷霧，倡導改革開放，造成今天中國堀起的奇蹟中，有莫大的貢獻。但他是人不是神，人孰無過？他自己認為打個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歷史將會肯定他，比他自己的評定為高，他是功遠大於過的。但他有没有過失呢？中國人喜歡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但是一時的掩飾不如早日真相大白。鄧小平說﹕“毛主席的許多好的思想，我們要繼承下來，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對鄧小平，也應該作如是觀。

鄧小平生前說過，“我自己能够對半開就不錯了”，又說，“不犯錯誤的人没有”。（見《鄧小平文選》312頁＜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他的意思是說，將來蓋棺論定，對他的一生功過是各半的評價就不錯了，這是他的謙虛。不論如何評價，鄧小平都是功大於過。他說毛澤東的錯誤，他也有份。是的，那時候他處於中央領導核心之中，毛澤東的嚴重錯誤，他能不承擔一定責任嗎？

鄧小平的話，是在他為毛澤東辯護時說的。他說毛“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過”。他就是說毛是功大於過，大概也就是七三開吧。

但另一位中共元老陳雲說過﹕“毛澤東一生，開國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既然有功有過還加上有罪，那就應該是倒七三開啦。

對毛再評價仍是禁區

目前對毛澤東的評價，仍然是個禁區。除了正式公布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認為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這一評價之外，30年來，無人敢於提出對毛的再評價。

其實，鄧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曾指出，上述的黨的決議，“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又說“毛澤東的功過是擺着的，搬不掉，改不了”，“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

但是，去年慶祝60周年國慶時，遊行隊伍又大幅地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看來，鄧小平期望﹕“讓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評價嘛”，恐怕仍然遙遙無期。

中國有神化領袖的傳統

為什麼在新中國，對一位最高領導人的歷史評價，是如此之難呢。這要由中國的歷史和國情去找尋根源。

中國是一個封建傳統極長的國家，接受民主洗禮的歷史甚短。封建帝王長期被神化，封建帝王一言九鼎，封建帝王對任何大小事情都有最後決定權。這種傳統，延續到新中國。最高領導人被神化，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不能例外。有人譏諷地說﹕毛澤東就是中國最後的一個皇帝。看文革中那些瘋狂的口號，甚麼“最高指示”，什麼“一句頂一萬句”，甚麼“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那和皇帝頒下的聖旨有何區別？

神化領袖的結果，就是一言堂，個人領導。鄧小平說，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這話可說講到了點子上。

就是毛澤東也曾批評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並說“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說這話和引述這話的毛澤東和鄧小平，當然知道西方國家有一定的民主制約制度，但是他們没有將之引進到中國來。

“對於錯誤也要講清楚”

對於影響一個時代的最高領袖的客觀評價，其作用絶不是關係到個人的褒貶，而是可吸收歷史的經驗教訓，並對個人影響一個時代的現象作出深刻的分析。

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近四十年，在新中國主政27年，其影響無人可及。至今其幽靈仍在中國大地上空徘徊。究竟是應該“高舉” 毛澤東思想旗幟，讓它仍高高在上；還是批判地吸收毛澤東理論的有益部分，讓毛澤東從神壇上走下，還原為一位政治人物，功過讓人評說？

同樣，鄧小平在撥開神化毛澤東的迷霧，倡導改革開放，造成今天中國堀起的奇蹟中，有莫大的貢獻。但他是人不是神，人孰無過？他自己認為打個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歷史將會肯定他，比他自己的評定為高，他是功遠大於過的。但他有没有過失呢？中國人喜歡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但是一時的掩飾不如早日真相大白。鄧小平說﹕“毛主席的許多好的思想，我們要繼承下來，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對鄧小平，也應該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