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在國際視野中，往往會“以人為本”。美國在小布殊的領導下，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突出，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個戰場，弄得美國焦頭爛額，國內經濟也搞不好，對華政策也不太友善。美國人心求變，於是選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

奧巴馬上台伊始，表示要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去年奧巴馬訪華以及發表《中美聯合聲明》，美國金融海嘯之後極需中國的支持和幫助，中美之間似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乎乎氣氛。

但是一場對台灣軍售的事件和中國激烈的反應，把中美合作的熱氣像當今的寒潮般降了逾十度。加上即將到來的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必然使中美關係雪上加霜。之前的互聯網谷歌事件，已有美國高層官員頻頻放話批評。難道奧巴馬的“改變”又要來一次改變﹖

美國人的優越感

其實，美國人的狂妄自大並不會因總統的更易而有所變化。最近美國輿論不是在叫嚷美國絶不會做世界第二嗎﹖這句話是針對中國說的。

中國從來都不會爭當世界第一。而且實際上中國無論在硬件和軟件上距離世界第一仍甚遙遠。但美國人的優越感從未熄滅，對中國的崛起，引申為中國威脅的潛意識近年來屢吹不散。

美國人認為美國永遠是世界第一，不容挑戰。美國人認為美國就是救世主，永遠站在世界的道德高地。美國人把自己定位為從領導世界政治文明為天職，總要對世界各國的內政說三道四。美國人還有一個英雄情意結，他們就是“超人”，就是“洛奇”。他們總要找一個對手，以便“同仇敵愾”。過去的對手明顯是蘇聯，打了40多年的冷戰，直至蘇聯解體。現在，他們顯然把中國作為一個潛在的對手，從“中國製造”的商品“席捲”美國，中國操控人民幣滙率等等說法，都是美國人在製造中國威脅論的神話。

美國人自認是救世主

美國人的優越感由來已久，牢不可破。歷史上美國創造不少世界第一，從軍事武器到高科技；從世界通用的美元到華爾街的金融業；從荷里活的電影到種種美式文化……。

美國人相信他們是世界最自由的國家，那個紐約的自由神像就是他們最自由的象徵。因此它理所當然地是“自由世界”的領導，是對抗“極權主義”的總司令。過去抗制共產主義的擴展，今天推行“顏色革命”，小國如伊拉克即擊而佔之，大國如中國則圍而堵之。總之他們就是上帝的化身，是自由和民主的樣板，有責任把美國的價值觀念推廣到世界的每個角落。

美國人有没有想到，各國的國情各有不同，美國的一套是否置諸四海而皆準？

美國早就在菲律賓推行它的美式民主，菲律賓的現況怎麼樣？美式民主真的如此靈驗嗎？

矛盾和摩擦是永恒的

我們對美國國情也要有深刻了解，不應該一時高興一時失望。美國人的意識形態深刻地影響它的外交政策，不是任何領導人的更易能夠改變的。

正像我們中國一樣，根深蒂固的封建傳統影響了中國政治。我們也要從這個角度探討中國的政治改革。

美國人反共，中美兩國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和現行政治制度迴異，在某些利害關係上相互利用是短暫的，矛盾和摩擦是永恒的。

但是，在現實國際關係上，中美雙方有互相依賴和合作的需要，何況正在走下坡的美國產業和欣欣向榮的中國經濟？但是，千萬不要為中美關係的變幻而一時歡喜一時愁，還是韜光養晦，沉着應戰，是為上着。

電郵﹕[email protected]

什麼 「公投」，如何 「起義」 ?

吳康民

公民黨和社民連刊登大幅廣告，打出「 5區公投，全民起義」 的口號。這個與公開宣布 「香港獨立」 只有一線之遙的叫嚷，表明他們走得多遠！

「全民起義」，窄義來說，是起義推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廣義來說，是號召中國全民起義推翻北京中央政權。這是正當的不同政見的表述嗎？這是一個符合法律規定的口號麼？

當然，他們今天還只是有言而沒有行，香港不會以言入罪。但是人們不免要深入研究一下，上述的這兩個政治團體，叫嚷出被《信報》稱為 「太惹火」 的口號，目的是什麼。

目的之一當然是煽情。挑戰特區政府的底線，引起公眾注意，引起中央注意。由此引來反擊，就為他們這一次的「變相公投」 作宣傳，撥 熱「 總辭」 和 「補選」 的爐火。

第二，就是要明目張膽地挑戰中央，挑戰香港《基本法》所賦予的中央對管治香港的權力，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力和曾作出有關香港政制問題的決定。

第三，擺明要和 「建制派」 對著幹 ，愈激就可以愈抺黑建制派「保皇」，爭取更多不滿現實的青年人的支持。

政府有一定責任

在香港這個地方，自由度極高。特區政府在近年來又自我營造成一個弱勢政權。涉及政治方面的問題，總是前怕狼後怕虎，完全無所作為。這些反對派發展到準備「全民起義」，政府也有一定責任。

正是部分反對派看到特區政府可欺，才在政改問題上從要求普選路線圖，到否決中途方案，再進一步搞「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到今天號召「全民起義」了！

現在，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不能任由少數人主導這場補選的鬧劇。怎麼能沒有任何理由，或是為了違法的「公投」，而想辭掉議員的席位就辭掉呢。你要辭職，就不要再進來。為什麼立法會要讓這幾個囂張分子予取予携 呢？而且還要用公帑來資助補選呢？

立法會應該立例禁止這種接 近兒戲的辭職又再選的做法，也應該否決會為這樣的補選而撥款。

奉勸反對派不要走得太遠

奉勸公民黨、社民連諸君， 你們走得太遠了。你們希望香港獨立，這是絶不可能的。香港公眾不會答應，全中國人民也不會答應。你們如果因此在香港生活得很不自在，那你們可以遠走他鄉，到你們崇拜的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地去居住吧，你們完全有這個條件。香港人不會歡迎你們這些假洋鬼子，即使你們再煽動「全民起義」一百次，正義還是在愛國的香港人民這一邊！

《李宗仁回憶錄》早已購備，只因事忙並未披閱。近因為李宗仁口述而撰寫的唐德剛教授辭世，報刊上頗有議論。有說當年蔣介石得知唐德剛為李宗仁撰寫回憶錄，頗為不悅，怕他暴露太多蔣李之間的恩恩怨怨，說將重金或收買或壓制其出版。當時此事如為老蔣手下情治人員得知，唐德剛可能將如江南撰寫《蔣經國傳》般，死於非命。

由此消息引起興趣，因從塵封的書櫥取出此書，準備細看。先看唐德剛的序言，便知唐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高手，其對李宗仁及李蔣關係的分析，便鞭辟入裏，並頗為引人遐思。

蔣李之間的分分合合，在民國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唐德剛說，北伐中的最大暗潮是國共之爭，蔣汪之爭，而李宗仁的那支「第七軍」，是足以扭轉乾坤的中間力量。「他袒汪則無蔣，袒蔣則無汪，容共則共存，反共則共滅」。

唐德剛認為，中國抗戰前與南京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方勢力，都以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馬首是曕。認為桂系是「掛着青天白日商標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勛、最有聲望，也最有實力的股東」。「李、白二人如擁護中央，服從政令，則舉國大小諸侯，多會聞風景從。他二人如背叛中央，帶頭造反，則各地地方勢力，也會作或明或暗的響應」。

抗戰時期，桂系共赴國難

抗戰軍興，桂系盡釋前嫌，共赴國難。李、白兩人，皆是戰將，有謀有勇，白崇禧更有「小諸葛」之稱。台兒莊之戰，徐州會戰，武漢保衛戰，李宗仁皆有參與，也打了若干勝利的戰役。但畢竟桂系並非蔣介石嫡系，抗戰之中，時有扯皮，影響戰果。這是蔣介石「分化統治」的模式，權術用盡，以至自食其果。李宗仁也看穿這一點，說蔣的剿共，是用共軍力量來消滅雜牌軍。中央軍的主要任務則是監視「雜牌軍」，是對付自己人的。同黨操戈，從此國民黨的「統一大業」，便成為泡影，永不再來。

說蔣介石的「剿共」，目的是對付「自己人」，是主要的為了消滅「雜牌軍」，則未免小覷老蔣了。老蔣明顯知道共產黨才是他的心腹大患，主力還是要消滅共產黨，用雜牌軍去打頭陣，是一箭雙鵰，借刀殺人，那是他的如意算盤。

派系傾軋，桂系脫穎而出

蔣介石和毛澤東一樣，都是一位權術家。但蔣還過份重視特務系統的作用，重用軍統和中統，以特務控制自己人，也以特務去破壞和暗殺敵人。在「剿共」鬥爭中，又往往由於共產黨情報人員的滲透而敗下陣來。以至他認為從大陸的潰退不是由於喪失民心，而是敗於中共情報人員，因而在亀縮台灣時為嚴防匪諜而施行近三十年的白色恐怖，殺害大量無辜。

國民黨的派系傾軋，也是其衰亡的原因之一。北伐之後，中國仍未統一。共產黨固然有若干山區根據地，長征之後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更是另豎一面紅色的旗幟。此外閩粵、雲南、四川、山東、山西、西北、新疆，各有地方勢力的盤據。而最有實力的，便是桂系的李宗仁、黃紹紘、白崇禧等人。以至於在國共內戰的決戰時刻，李宗仁受擁而出山與蔣介石欽點的孫科競逐「副總統」成功，並有廹使蔣介石「引退」而任「代總統」的一幕。

解放前夕，怒斥蔣介石

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已經病入膏肓，非任何人之力所能挽救。即使李宗仁有過人之處，也回天乏力，因而他只能寄托於與中共談判。據他在回憶錄中說，當年「他不得不誠心同共產黨人舉行談判」，「不得不阻止共產黨人渡過長江，以求得體面的和平」，「必得尋求美援，以制止通貨膨脹，物價狂漲」。

真是談何易哉﹗當年中共勝利之勢已成，因而中共對談判提出的八項條件，就已經表明這是「城下之盟」了，還有甚麼「體面的和平」可言﹗談判之終於失敗，早已為有識之士所料到。

全國解放前夕，李宗仁「檢討戰局，實憤懣不堪」，於是有了怒斥蔣介石的一幕。

時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中旬，地在廣州梅花村蔣的行館。李蔣相見時，李說﹕「今天我是以國家元首的地位來對你談話，（當時他是「代總統」）。接着便把蔣過去的過失和罪惡一件件數給他聽。回憶錄中記敍道﹕「蔣先生專横一生，目無法紀」，郤「默坐聽我歷數其過失時，面色極為緊張尷尬」。

言論禁區難逃千夫所指

讀《李宗仁回憶錄》，第一個感受仍然是﹕「權術可以立威整人，但不能利民治國」。終觀蔣介石一生，權術用盡，按李宗仁的說法，“其使權謀、用詐術則天下第一”。他雖能打敗其他派系，但因腐敗而使政權完蛋。梟雄一生，不敵內部腐蝕，終於潰逃孤島，反攻無望，鬱鬱而終。

第二，當領袖的，只有公正廉明，任人唯才，有容人之量，有納言之襟懷，不結黨營私，不獨裁孤行，方能成就大業，以至名留千古。反之則千秋功罪，自有人加以評說。雖有言論禁區於一時，仍難免千夫所指，難逃董狐之筆。

第三，北伐之後，李氏認為「偃武修文，並非難事」。無奈蔣介石無此德量，「一心一意以誅鋤功臣，消滅異已為能事，致使同室操戈，兵連禍結」，「使政治道德江河日下，社會正義沉淪無遺」。此項歷史教訓，殷鑒未遠，可惜再次在中國大地重演，造成十年浩劫。李宗仁當年，能不感慨繫之，今天讀史，何曾不掩卷三嘆。

評中共有躁進之嫌

第四，李宗仁在中共掌權之前去國，但對北京諸領袖的日夜孜孜，終有今日，私心彌覺可喜。但他也已看出「中共急於工業化，及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理想，不無躁進之嫌」。出諸愛國熱情，他終於在一九六五年七月毅然回國。想不到回國經年，即適逢文化大革命爆發，未能施展所長，也可說是鬱鬱而終。但他遺言「世界政治制度演變的推測，民主社會主義終必大行於世界，蓋可斷言」，與近年此類論點大行其道，有所吻合。書末，李氏套用王羲之〈蘭亭集序〉結語，說﹕「後之讀者，重讀吾書於大同實現之時，亦將有感於斯文﹗」今大同雖仍未實現，今人如願以史為鑑，此回憶錄不無參考價值。

有友儕笑說，我們也是“八十後”。是的，我已經是八十開外的老人了，可是青年時期的滿腔熱情，關心國是，回憶起來，仍歷歷在目。

我的青少年時代，開啟於國難當頭的抗戰時期。一切熱血青年，都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華而奮起。我在少年時期便參加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演話劇、貼標語、到村鎮去向農民宣傳抗日的道理。那時候還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

抗戰勝利，自己仍在大學裡學化學工程。一心以為戰後建設，可以自己學有所成的科學技術，獻身祖國建設事業。想不到“復員”回到廣州，看見的都是國民黨貪官忙於劫收，把日本人和漢奸的“敵產”、“逆產”據為己有。國民黨官員風花雪月，他們的太子黨駕着美式吉普車，招搖過市。而我們這些窮大學生，竟三月不聞肉味。於是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我們大部分學生都參與其中。這場學生運動，遍及全國，成為促使國民黨政權垮台的第二戰場。

時代不同，口號各異

當年的運動的口號是“反內戰反飢餓”。反內戰，是對蔣介石政權的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批判。蔣介石一心想消滅共產黨，一統江山。想不到腐敗是它的致命傷，失民心者失天下，不過三個年頭，蔣氏政權徹底垮台。

我們那個年代的“八十後”，是處在民族苦難和貪官壓迫的時期。反對目標鮮明，得到廣大人民同情，鬥爭取得勝利。

今天的“八十後”呢，民族苦難没有了，祖國已經崛起，國際地位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經濟起飛，國力增強，物質豐富，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貪腐雖然嚴重，但和蔣介石政權不同。國民黨政權有“四大家族”，貪腐自上而下，面廣根深。現在中央強調全力肅貪，雖仍有制度和力度的問題，但與舊中國顯然有所區別。至於香港，貪腐是極少數，廉政譽滿國際，也是內地有所借鏡之地。民族苦難與貪腐問題並不存在。那麼香港的“八十後”反對些什麼呢。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

不可否認，香港的貧富懸殊相當嚴重，地產商成為暴富的一群。樓價高企，中產一族置業不易，更遑論普羅大眾了。某些行業有壟斷市場之嫌，如超級市場。有人賺錢實在太易，如某些股票上市，大商家獲得配售若干，一夜可賺上千萬。但有的打工仔，胼手胝足，開夜工加班加點，也付不起一層樓的首期。

青年人有抱打不平，關懷社會的熱心。早年的保釣運動，是關心國家民族利益的延續﹔反對天星小輪加價，是批判企業家謀取暴利的始祖。今天的反高鐡行動，也帶有反權貴的味道。“八十後”認為高鐡只為方便企業家們來往內地，對本港一般來往內地的普羅大眾裨益不大。花這麼大的一筆公款，在路段和選車站之中，也可能有明益某些地產商之嫌。凡此種種，都可以煽起反官商勾結的情緒。

八十後的反建制命題

與反對立法會繼續設功能組別聯系在一起，這個反官商勾結的情意結就更加明顯了。功能組別被認為是使有的人享受“免費午餐”，而確有的功能組別的議員更是“戶位素餐”。這種種因素聯系在一起，就成為“八十後”反建制的重要命題了。

“八十後”不是一種偶然現象，是一種時代的特徵，只可疏導，不可強壓，更不應亂扣帽子。應該肯定的是青年人關心政治、關心社會的熱情，不應該激化矛盾促成他們採取過激行動。

“六四政治風波”的學生運動雖有過激行動和不策略之處，但判斷錯誤、疏導不力終於惹成悲劇，至今成為共和國尾大不掉的一個政治包袱。前車可鑑，特區政府和有關機構，對於青年問題，應該認真而慎重行事。大企業家們正在有計劃地培養他們的第二代，廣大的普羅大眾的後代，難道不應是我們的社會未來的希望，並應該獲得我們更多的關懷嗎﹖

反對派的元旦遊行，人數不算多，警方的計算說是9000人，遊行主辦方聲稱3萬。折衷來說，大概有萬把人吧，與事先有人號稱要動員10萬人參加，相去甚遠。

但這一次的遊行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首先是遊行主辦者把矛頭對準中央人民政府，把終點站從過去的到達中環政府總部，前進到西環的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抬的棺材實際上就是是要展示標語“中共法西斯入土為安”。

第二，過去遊行的組織者大多是民主黨牽頭，而且要找來所謂“民主共主”的“有份量”人物，如陳日君、陳方安生之類。這一次郤是激進的社民連帶頭，看黃毓民站在雙層巴士上指揮，“威風凜凜”。中聯辦前面的主力軍，大都是社民連和社民連的追隨者。司徒華表示他只是為呼籲釋放劉曉波而來，與社民連的激進行動劃清界線。

反對派和某些時事評論員都承認，泛民和中央的矛盾加深。那麼，是不是這些陸續有來的行動，會廹使中央對這些反對派的訴求讓步？

熟讀新中國歷史的人應該知道，中共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從來是吃軟不吃硬的。60年的共和國歷史，中央對西方列強以至前蘇聯，都是如此。即使當年中國經濟仍未起飛，百廢待舉，但還是敢於抗美援朝，敢於和老大哥蘇聯決裂。至於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港人應該耳熟能詳，鐡娘子戴卓爾夫人堅持“三個條約”有效論，碰了一鼻子灰，在人民大會堂前跌了一跤。記憶猶新，這些例子還多着。

今天激進的反對派把中共定性為“法西斯”，要衝擊中聯辦，只能使中央覺得，如果在此種形勢下對反對派讓步，只能使香港永無寧日﹗

“憤青”興起，公民黨見獵心喜

月前筆者曾著論，認為反對派如果搞甚麼公投，如果否決中途方案，結果只能在邁向普選的路線上設置障礙，會為普選路線圖的進行幫了倒忙。公民黨的某些頭面人物，認為筆者施行“恐嚇”政策。筆者有甚麼能量進行恐嚇？只不過是基於對中央施政的了解發出的議論罷了。

今天泛民主派被激進的社民連等劫持，從五區總辭開始，爭論不休。激進派看到某些香港“憤青”的興起，認為拉攏這個群體，對選舉爭奪議席有利，於是越搞越激，將香港本土內部矛盾，轉向為中港矛盾，其實是走進了一條死胡同。

號稱“袋巾”的紳士派頭的大狀、專業形象的公民黨，竟認為跟隨社民連的激進路線，可能在政治上有所斬獲，實在可嘆。熟讀法律其職業依賴工商界人士的一群，竟變成長毛式的“街頭鬥士”，更為可嘆。難怪在公民黨成立不久，一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曾私下對筆者說，公民黨比其他民主派更差勁﹗

政改討論大門敞開

遊行過後，本報社評認為，中央對待民主派，要以和風細雨式的統戰主導，透過與民主派接触、溝通、對話、尋求解決政制問題的分歧。

中央一向重視統戰工作，但統戰要有統戰的客觀基礎和氣氛。今天反對派以更激進的姿態對中央施行壓力，叫中央如何應對？

當然，反對派中人，在認清形勢以後，有所分化。理性的一派不固執於一已之見，願意在循序漸進的原則下，探討政改方案的修改與完善，以達成最終普選的目標。果然如此，那是值得歡迎的，相信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討論大門是敞開的。

澳門回歸十周年的盛典已經落幕。國家主席胡錦濤對缷任的行政長官何厚鏵工作給予高度評價。現在人們關心的是，何厚鏵今後的出處何在？

何厚鏵自己說，缷任後不對澳門政治指手劃腳，也不公開評論下屆政府的種種問題。同樣，相信他也不會下海從商，或重拾家族生意。正像香港缷任特首董建華一樣，既不評論香港政治，也不回到自己的船務家族生意中去。

但是何厚鏵比董建華更加年輕，這是一位可用之才，中央相信不會讓他投閑置散的。那麼，是不是如一般人所猜想的，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國家領導人”一員？

我的看法是，暫時不會，但下一屆的可能性頗大。

暫不增補的理由

為什麼呢？理由有三﹕

第一，現在港澳各有“國家領導人”全國政協副主席各一。澳門是馬萬祺，香港是董建華。過去香港有兩人，澳門一人。香港另有一位霍英東，二比一。以港澳人口比例來說，比較合理。霍去世，未有人補上，變成一比一。如果澳門增加何厚鏵，變成港一澳二，這就失衡了。

第二，如果造成港澳凡行政長官缷任，必升為“國家領導人”的慣例，似乎不妥。內地各主要省市領導人缷任，甚少能升入“國家領導人”之列。當年董建華能得升，是中央不想由於董的半途下台，造成震盪，因而有特殊安排，並未有意形成制度。如今何厚鏵一缷任，又補為政協委員，明年大會，又補為副主席，就給人一個已成慣例的印象。往後港澳缷任特首，無論政績如何，一律在缷任之後加以安排升級，這個“慣例”，可能引起內地高層官員的微言。

第三，現在全國“兩會”並未換屆，中途增加主要領導人，如非情況特殊，似無立即增補不可。

下一屆增補的可能性大

有說也可增補為政協常委，人大常委，或廣東省政協副主席之類。但按中央級別相比，港澳行政長官，應屬正省級。而且在政治待遇上，還比正省級略高。如果安排何厚鏵去當政協常委或地方政協副主席，就是降級，似乎不妥。如選為人大常委，地位也略低。何況何厚鏵未當特首之前，早已當過人大常委。而澳門原人大常委賀一誠，年紀也不大，如果補上何，又變成港一澳二，香港只有位范徐麗泰，澳門郤有賀一誠和何厚鏵，又有不平衡的問題。

所以上述的種種安排，似無可能。

但在下一屆2013年的全國政協，補上何厚鏵的可能性便較大。為什麼呢，因為現任政協副主席馬萬祺，今年已屆90高齡，屆時可能退下，補上何厚鏵，便順理成章。

擔任部委主管又如何

還有一個大膽的設想，就是任命何厚鏵為中央某部委的部長或主任，創造中央任命港澳人士擔任中央高官的先例。中央近年逐步增加民主人士或無黨派人士擔任中央部委主管，有意造成一個廣納人才的格局。如果打破港澳人士不能擔任中央政府領導的框框，形成一個大陸和港澳是一家的形象，似乎更有深一層的意義。

往前曾有史美倫在中央金融機構任職，近又有缷任金管局主管任志剛會去中央任職的傳聞，如果由何厚鏵開創先例，當個部級大官，賦予實權，對港澳有志從政專才，應有鼓舞作用。

過去中央向台灣喊話，說海峽兩岸統一之後，台灣人士可以到中央擔任重要職務。相信當年如果在蔣經國治下完成中國統一大業，小蔣極可能去中央擔任國家副主席（即習近平今天的位子）。

港澳的地位當然不如台灣，回歸的艱巨性也不如台灣，港澳人士擔任國家副主席的可能性極小。但擔任國務院部委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問題是能力和才幹是否勝任。胡主席既然對何厚鏵給予“高度評價”（我聽到的似乎是“極高評價”），如此評價，勝任有餘了。

權術，客氣一點的說法叫謀略。筆者在讀史和分析現實政治時，深感作為一位政治領袖，的確需要有一點權術，但又不可有太多權術。舉個例來說，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是個老實人，但他在任上便是缺乏了一點點權術，結果是既不能有效統率整個公務員團隊，也被一些權術家耍弄了，終於因施政不暢而下台。

而毛澤東恰恰相反，他郤是一位大權術家。從新中國成立以後，為樹立一已的絶對權威，對不同意自己意見的戰友，一再運用權謀，先用甲打乙，再運用黨內鬥爭，排除異己。繼而更把“政敵”置之死地，鬥爭之狠，史上少見。

從54年利用高崗鬥爭劉少奇，59年山會議整彭德懷，到67年文革開始打劉少奇、鄧小平，71年逼林彪外逃，76年再次批鄧反右。權力鬥爭，連綿不絶。但是，權術可以立威整人，郤不能利民治國。終於把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解放以後，毛頭腦發熱

在新中國成立後，按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構思，中國應該走一條國營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農民私有土地基礎上發展合作社經濟共同發展的道路，逐漸使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在政治上則應該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民主聯合政府。在國際上應該合縱連橫，利用矛盾，爭取對我國更有利的國際活動空間。

但毛澤東在掌權以後，頭腦發熱，立即點明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就是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急於要超越新民主主義階級，大步跨進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在國際上，不講爭取與國，拒絕與西方國家講統一戰線，只是一邊倒向蘇聯，使自己陷於孤立。

這個時候，劉少奇等人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他堅持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階段論，不宜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政策，大膽提出“今天資本主義剥削是合法的”。這些理論，自然和毛澤東的看法發生劇烈的碰撞。

以高打劉、陰謀未

高崗主管東北地區，他當時摸透了毛澤東的“左”的看法，主張土改後立即起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無須有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雖然高的看法受到劉少奇的批評，但他因為有毛的講話精神作底，便公然抵制劉少奇所領導的中央組織部的指示。

1953年中央舉行“財經會議”，時任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崗，積極串連，在毛的默許下策劃倒劉。但劉的威信和他的溫和穏健的看法深得黨心，倒劉在當年並不順利。毛往後察覺時勢不對，翻雲覆雨，反而抛出高崗、饒潄石，在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把之打成“高崗、饒潄石反黨聯盟”。

毛澤東一向認為劉少奇穏健而切合實際的路線是“右”的，念念不忘反右。1955年發起反胡風的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957年更發動一場涉及百萬人的反右運動，其根源都是毛澤東要排除他執行“左”的建國路線的障礙，掃除劉少奇為代表的務實稳健路線。

大躍進、反右，“文革”先聲

1958年的大躍進和所謂“三面紅旗”，終於惹成餓死數千萬人的大禍。1959年山會議，彭德懷代表人民鼓與呼。劉少奇也指出三年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更使毛澤東十分惱火。但大躍進闖禍的確不小，黨內出現不少不同聲音，迫得使毛澤東還不能立即向劉少奇動手，但彭德懷等郤被打成反黨聯盟。

這時，己經種下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禍根，毛澤東為了排除“異已”，善於發動政治運動，來掩蓋黨內的權力鬥爭。

林彪看準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慾望和堅持貫徹極左路線，趁勢而起，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功高震主，不能不再引起毛的猜忌，終於難逃折沉沙的命運。

毛澤東孤家寡人，無人可用，被廹重新用鄧小平，但又不能容忍鄧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的態度，再度把鄧小平打下去。

機關算盡太聰明

綜觀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到逝世這27年掌權中的權術運用，正應了＜紅樓夢＞中的說詞﹕“機關算盡太聰明，反害了卿卿性命”。

　　中國有長期的封建歷史，歷代統治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權術，但心術不正，手段乖惡的，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妒忌有為的將相，當致家國於危險的境地。歷史上，趙王遷冤殺李牧，而自為秦虜；宋高宗殺岳飛，而抗金業毀；明崇禎獄殺袁崇煥，力而不敵清兵。自毀長城之舉，必然元氣大傷。從反右到反彭德懷，直至文化大革命清算劉少奇等大量革命元勛，以至林彪、江青等奸計得逞，國家已瀕於崩潰邊緣矣。

　　毛澤東熟讀史書，應知無數此等歷史教訓。可惜當權者總有迷惘的一面，偏聽則暗，何況身邊小人當道。文化大革命中，毛竟只信身邊的幾個如毛遠新等聯絡員，自然發展到局面不可收拾的地步。

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事件，總令人覺得講得吞吞吐吐，不能自圓其說，也許正如＜資治通鑑＞所說﹕“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乎？

這一次到京津小遊，我帶了一本台灣出版的評論馬英九的書籍，託全國人大辦公廳的朋友轉贈溫家寶總理。

為什麼不贈送我自己出版的書籍呢。我覺得我出版的遊記，多是遊戲文章，並無太大價值，溫總理日理萬機，没有時間看這些閒書。至於一些結集的政治評論，或者是即興之作，或者是一家之言，郤不敢勞動總理看這些不成熟的作品。多年來我有帶上自己的作品，在上京時贈送一些老朋友，但甚少贈送中央主要領導。

這一次送的一本書，是評論馬英九的領導能力和作風的，其中也涉及擔任領導幹部應有的素質。我為認有參考價值，既可以了解台灣政情，又可以探討為官之道，因此冒昧給他送上一本。

原來，2003年溫總理在七‧一前來港時，曾和在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見面，同時唐家璇國務委員也在座。他在開始講話時便說，他看過吳康民代表在港發表的一篇短文，談及“兩會”開會期間，有香港記者問他，換屆後國務院分管港澳工作的是誰？總理答道，你們還不知道，就是國務委員唐家璇。我因而在港發表的短文說，我們港區的全國人大代表都不知道，記者怎麼會知道？溫總理說他對此表示歉意，並帶唐家璇與大家見面。此事當時本港有些報刊曾作報道。

正因此事，可說便與溫總理“結緣”，所以他在8月14日的回信中，說他有時在香港報刊上看到我的一些短文和評論，因此對我有了一點印象。

他說我“如來北京，可提前告之，甚思一唔”，60周年國慶時，我應邀赴京觀禮，已託中聯辦轉告總理辦公室。答覆是總理國慶期間工作很忙，國慶後又要出訪，見面之事，只能押後。相信以後總有機會的。

（附溫總理覆函）

今年以來，北京高層多次強調要“築牢抵禦”兩院制和三權鼎立的“錯誤思想”。似乎這些西方政治體制的“洪水猛獸”，有顛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危險。

但北京港澳辦的官員，又公開堅持香港的政制改革要保留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而〈基本法〉的政制設計，也留有兩院的影子。如規定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需經由直選及功能組別各過半數通過。

現在新的政改方案咨詢正在開始，焦點已經涉及立法會中的功能組別存廢問題。既然中央已決定香港在2017年開始行政長官普選，2020年實行立法會普選，而普選又必須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功能組別是否能做到以上所說的這兩個原則，實在值得討論。

各國的兩院制和混合制

立法會功能組別類如西方議會制度的兩院制的另一院，所以有簡單介紹一下各國兩院制的另一院必要。

英國的兩院制是最不平等的。上議院差不多是委任制，由王室人員、世襲和世俗貴族和主教組成，而且人數比下議院差不多多了一倍。不過上世紀末已削去幾百個上議院議員職位，而且權力也被逐步削弱。上院對下院提出的法案只能拒絶一次，當下院再次提出時，上院必須通過。

美國的議會分眾 參兩 院，都由普選產生。區別是參議院只有100人，各州分選2人。而眾議員則由各州根據人口比例選出。

日本同樣有眾 參兩 院，但眾議院有對內閣有不信任投票權。

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恢復沙皇時代的“杜馬”。也是兩院制，即聯邦會議和國家杜馬，實權機構在國家杜馬。

一般的兩院制是下院權力大於上院。但意大利議會郤是兩院平等。

香港立法會一會內分兩類議員，實際上是兩院混合制，即類如挪威、丹麥、瑞典、冰島和新西蘭的議會。

調整功能組別進行直選

香港立法會既然有兩院混合制之實，如果要保留這種制衡的好處，又要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則關鍵在於功能組別的組成和選舉辦法。

功能組別現在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瞭亂。甚麼商界一，工業界二，又是金融界，又有金融服務界，的確有為人度身定造之嫌。何不將相類的界別合併，然後視其重要性及從業人數分配名額。同時可以增加一些界別，如婦女可頂半邊天，應有特別代表，以代表廣大婦女的利益。中醫應列入醫學界及衛生服務界的行列。少數族裔是否應有代表，也應一併考慮。

功能組別最好不超過十個，以之分配30個議席，以免其代表性過分狹窄，有違代表全港公眾的原意。

至於選舉，應該一人兩票。一票投給分區候選人，另一票投30位功能組別候選人。功能組別候選人同樣可由選民若干人推薦。只要“驗明正身”，該人為該界別合資格人士，即可候選。

至於功能組別的改組，也應循序漸進，2012先改較易改動的組別，逐步進至2020年的普選。

粗看題目，以為我是在作分析高錕科學成就和研究歷程的文字。我對光纖科學素無研究，當然不會在這方面班門弄斧。30多年以來，每每有華裔科學家得獎，我就常常在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些中國人，總是在英美，特別是在美國，才能出這樣的研究成果，獲得最高榮譽？

從1975以來，華裔有九位獲得諾貝爾獎，其中八人得化學和物理獎，除高錕是英籍外，其餘都是美籍。包括高錕在內，都是在美國研究尖端科學有成的。

美國當然有許多缺點，去年出現蔓延全球的經濟危機，便是華爾街金融大鱷貪得無厭闖的禍。美國動輒派兵侵略他國，從越戰到入侵伊拉克，都犯了嚴重戰爭罪行。美國也有政治廹害，上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政治審查，震動了整個影城荷里活，世界聞名的喜劇大師差利‧卓別靈，被廹遠走他嫏。美國歷來的人權紀錄並不光彩。

高錕在寬鬆環境下成長

但是，美國的尖端科技，仍然節節領先，許多頂尖兒的科研成就，都出在美國。美國的一些著名大學的研究成果，在全世界來說，是頂瓜瓜的。

要尋求這個答案，我認為由內地的權威輿論和人物來回應，更為合適。翻閱今年國慶前後的北京〈人民日報〉，有一些論點頗為引人深思。

10月6日，高錕被宣布得獎，9 日〈人民日報〉發表〈諾貝爾獎離我們有多遠〉的評論。它在開頭便說﹕“那些偉大的發明和發現，往往藏身在遠離金錢和功利的地方，只有不為它們所累的人，才能輕裝跋涉，找到這自由的王國”。這不是對中國學術界的現實隐晦的批判麼。

評論中寫道﹕“高錕是幸運的，他自幼在寬鬆的環境下成長”。好一個“寛鬆”啊﹗是的，高錕在香港讀的中學，然後到英國深造，在英美都進行了光電科學的研究，還在香港中文大學當了九年校長。

評論說高錕在中大“有條件去塑造學生們自由的心靈”，塑造“敢於表達意見的文化……”。有自由的心靈，敢於表達意見，可以說是科學發明之母。

王蒙呼籲“應天承運”

著名作家王蒙在慶祝國慶60周年的一段話，刊登在9月28日的〈人民日報〉上。

他說﹕“思想不解放，才步難行。而時間與生活本身，定能破除偏見，常識與大眾本來就不介意於那些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解放思想如果是回到常識，回到理性，回到務實，回到民心民意，就絶對不可怕，而是順理成章，應天（客觀規律）承運（歷史潮流），長治久安”。

王蒙素以講話四平八穏，婉轉隠晦著稱。但上述的一段話並不難懂，主管宣傳文化的官員大概看懂了吧。為什麼要那麼多的“條條框框”呢？為什麼要那麼害怕呢。新中國成立60周年了，國力強大有目共暏，總應該應天承運了吧。

香港向內地推廣流行歌曲

〈人民日報〉9月28日還有一篇談音樂的文字，題目是〈從閉鎖到多元〉，指出過去在音樂上的清規戒律太多，到了改革開放時，“闊別中國大陸數十年的流行歌曲隨着鄧麗君“甜蜜蜜”的歌喉重新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青少年一夜間成了流行歌曲的信徒“。

該報還肯定了香港﹕“毗鄰香港的廣州成了新中國流行音樂的橋頭堡和根據地，遍地開花的音樂與茶座與音像製品急劇地改變着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記得前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主政的時候，便曾經因為允許群眾唱流行曲跳現代舞而與中央某元老有所爭執。可見在意識形態領域有些頑固派一點也不放鬆。如果極左派得，香港便會成為“急劇地改變着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的罪魁禍首了。

創造更有魅力的中國

60年了，要問“諾貝爾獎離我們多遠”，便應該檢討我們如何能創造一個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寛鬆的環境”，如何能塑造一個“敢於表達意見的文化”，如何消除“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如何“回到民心民意”、“應天承運”，那才能創造一個更有魅力的中國。諾貝爾獎能得到多少，郤無關宏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