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德學人關愚謙，最近發表了一篇〈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文章（見〈信報〉一月四日），反映了他最近到成功地主辦世界博覽會的上海，所見所思的若干看法，頗為發人深省。

關氏是一位愛國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因為“文革”前後受到不公正待遇，遠走歐洲，最後定居德國。但自從內地改革開放以來，他多次回國，或講學或訪問，寫了許多文字，大多數是贊揚祖國成就的。即使有所批評，也都是愛之深而責之切，希望祖國在上層建築上有所改進，百尺竿頭再進一步。絶不是像一些反共文人那樣，幸災樂禍，在鷄蛋中挑骨頭。

這篇文章，講了真話，講到了當前內地的核心問題，應該引起當局的注意，更值得有心人共同探討。

不滿情緒和批評日增

關愚謙說﹕“這次來上海，筆者發現市民對社會不滿的情緒日增”，“聽到的正面意見愈來愈少”。“對社會的批評和不滿，不勝枚舉”，“曾幾何時，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已經和老百姓形成對立面”。他說不得不問一個為什麼？

他舉一個例子，上海世博會閉幕後，一座大廈大火，死了幾百人，上海市民有十幾二十萬人前往獻花，事實上表達了對當局的不滿。

猶憶前年奧運之後的北京央視高廈大火，當年網民的反映是幸災樂禍。認為央視每年賺幾十個億，花錢大手大腳。現在燒掉幾十個億，真是話該。這又是反映大眾對國營的央視的不滿。

兩場大火，人們不是婉惜同情，而是矛頭針對政府當局。為什麼？

關愚謙的答案，原因是新生的利益集團勢力，與各級政府的既得利益者擰成一股繩，形成一股強大的官商結合的惡勢力，侵害了群眾的利益。

腐敗已處於失控狀態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認為，這些年來的社會潰敗現象，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權力的失控。他進一步指出，“權力成為外部無法約束而且內部也無法約束的力量”，所以就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說法。地方性權力和部門性的權力成為既無上面約束，又無下面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腐敗已經處於失控和不可治理的狀態。

著名國際政治和歷史學家資中筠，她指出﹕彌漫性的腐敗，貪富差距（基尼指數）擴大，社,會保障大面積缺失，生產安全條件惡劣造成災難頻發，黨政機關的豪華辦公樓和大小官員的豪宅與百姓的陋室成鮮明對比。其他種種眾所周知的嚴重不公，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也實屬罕見。

幾位大知識分子的盛世危言，恐怕未必能聽入當權者的耳中。

表面風光掩蓋着殘酷現實

表面上的“風景這邊獨好”，掩蓋着殘酷的現實。

中國的高鐵技術水平和通車里數世界第一，中國的“天河一號”計算機計算速度世界第一，中國的汽車產銷量世界第一，全世界15座最高樓中國佔有7座（不包括香港和台北）……。但這些高科技的成就能裨益於窮苦蝸居，衣食欠缺的老百姓嗎？

利益集團的肆無忌憚，對社會公平正義造成嚴重侵蝕。孫立平教授指出，“短期問題誇大症與長期行為麻木症並存，對於所有眼前遇到的問題，無一不草木皆兵，而對於關乎子孫後代，社會長遠發展的問題，則一概視而不見。今朝有酒今朝醉，成為一種體制性行為”。他又說﹕“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得不壓制言論自由。為了壓制那些言論，我們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資源？”“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計想繞過民主這個坎兒。為了不民主，我們費了多大的勁兒，編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論”？

上海幹部酒後吐真言

關愚謙從他親身參加的飯局，寫出某些幹部酒後吐真言。說他們談起官商勾結，貪污舞弊，買官賣官，包庇打擊時，如數家常，面不改容。當問起是否害怕有人揭發，他們笑道﹕敢揭發的人有幾個？他們不想活了？別說是一個人，就是一個單位，也可以把它們擺平。有退下來的幹部說，當前處級以上幹部，可說没有一個是乾浄的。又說，部隊裡的不正之風，更是誰也不敢過問，哪怕你有再.硬的後台，也不敢插手。

這些情況，我也早有所聞，而且言之鑿鑿，也有具體的例子。但總是聽來的，很難分辨真假。關氏郤是親歷，說來令人觸目驚心。

資中筠以古寓今，借漢文帝時賈誼的治安之策，說當時“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賈誼獨認為未也，並說“曰安且治者，非愚即諛”。但今庸才（愚）和媚才（諛），比漢文帝時不知要多多少倍﹗而當政者 “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但到了星星之火有燎原之勢，則悔不及矣。

憂國憂民言論可敬

幾位大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之論，可佩可敬。但這些盛世危言，是否能上達“聖聽”，而且不因而獲罪，實不可料。有人說今天中國只有出現耄耊老人勇於直言的風景線，實在並非國家之福。吾輩垂垂老矣，希望應該寄於年富力強的中青年。但是，他們如果秉筆直書口吐真言，往往會不容於權勢，屬於被花力氣封殺之列。但為了祖國的未來，為了“積薪”的“火未及燃”，凡我國民，人人都應爭取一個和平的民主改革，並為此大聲疾呼，否則，國運多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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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華，在會見胡錦濤主席時，問及中國空軍最新生產的隠形戰機殲─20是否試飛時，據說胡當時表情愕然，似乎並不知情。因此美國輿論大做文章，認為身為軍委主席的國家領導人，竟不知道最新的武器研制，顯示胡錦濤並未牢固掌握軍權云云。

這真正是美式思維，美國人的天方夜譚。如果以此作為決策依據，希望據此以作挑撥中國黨政軍之間的關係，那就十分危險。

美國人喜歡從一些細微末節觀察事物，大膽假設，胡亂求證。作為花邊新聞還可以，如果誤判為真，那就「大鑊」了。

美國人想像中國軍方不受控制，便可以誇大中國發展軍事力量對周邊國家的侵略性，作為進一步圍堵中國的藉口。並為它與日韓聯合軍演遏制中國找尋合理根據，也為本國增加軍費，明益軍火商製造輿論。

另一方面，製造中國軍隊獨大，或者胡錦濤並未有能力控制軍隊，中國國內派系矛盾加劇，政權不穏的假象，也可以打擊中國的國家威信。

黨指揮槍 從未改變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的「黨指揮槍」，有悠久的傳統。槍杆子的指揮權力，牢牢掌握在黨領導的手裡。黨中央主席或總書記，兼任黨中央軍委主席，歷來已久。鄧小平掌權以後，才打破胡耀邦總書記不兼任中央軍委主席的傳統﹔江澤民缷任後，仍要擔任軍委主席兩年。傳統雖被打破，但黨指揮槍的原則仍在。誰擔任軍委主席，誰便是太上皇。這便是去年習近平能否擔任軍委副主席，被公眾認為是他能否穏坐下一屆第一把手位子的象徵。

中國研製新一代的隠形戰機，喧揚已久，蓋茨訪華之前關於殲─20的各項訊息和傳聞早已在中國及國際間流傳，胡錦濤怎麼可能不知道？他在會見盖茨之前，手下必然對商談之中這位美國國防部長可以問及的問題，作好充分的準備。關於國防設備等等，肯定會在談話之列。如果說盖茨對胡錦濤「愕然」表情有所「誤會」的話，可能只在翻譯陳述之際，胡錦濤考慮如何回答而已。

群眾皆知 胡焉能不知

說軍方不聽胡錦濤的指揮，也不在乎隠瞞殲－20試飛一事。如果說軍方是「鷹派」，那麼應該更多地眩耀先進的軍備。在胡錦濤會見蓋茨之際，便應該向他提供更多包括殲－20先進戰機的材料，那有加以隱暪之理？

據說一月十一日殲－20首次升空試飛成功，成都機場外有大批民眾圍觀，並放鞭炮慶祝。這些都有網民的照片為證，許多網站也對中國新一代戰機的圖片和消息加以傳播。這根本不是什麼絶密消息，怎可以一位最高領導──軍委主席郤毫不知情？

有一位姓馬的軍事評論家，郤有意貶低殲－20的成就，說在技術層面上，這種飛機和美國比較，還差得很遠。「起碼有二十年的差距」，是美國七十年代F-117的貨色，「有很多性能不好」。我不知道這位姓馬的「專家」，對軍機的技術設計有多深湛的知識，但如此貶低中國軍事技術成就，郤又與美國專家和國防部長大異其趣了。

制衡美國是一好事

現在美國軍事霸權一國獨大，缺乏制衡，並非好事。正像核武器一樣，由於多國擁有，才使誰也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更率先宣佈，絶對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是熱愛和平的國家，發展新式武器，正是為了制止軍事霸權國家進行軍事訛詐，對第三世界來說，是好事不是壞事。

用井水和河水來形容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實在是個妙喻。

滔滔黃河，滾滾長江，面對內地廣濶的江河，難道香港井中的人們只是井底蛙？

香港回歸前後，由於香港人對內地社會制度存有疑慮，對一黨專政，對政治運動頻仍的歷史，加上對思想言論自由的執着，對保持司法獨立傳統的期待，於是使中央領導人明確表示，“河水不犯井水”。就是說，內地“河水”的一套，不會來“犯”香港的“井水”。不僅這樣說，而且十分堅持。無論是“中聯辦”的設立，解放軍的進駐，大小官員的言行，都受到嚴格的控制，也受到港人的稱譽。

回歸十三年多以來，河水不犯井水，一直是堅持着的。即使有所謂“第二支管治團隊”之說，也只不過是一塊小石丟進水裡產生的漣漪，並没有引起港人的恐慌。

兩地同胞 血濃於水

在經濟的層面上，香港不能獨善其身。港人到大陸投資設廠，與珠三角以至華南地區的經濟融和，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的建設，處處顯出香港與內地經濟關係的密切。如果從這一點來看，井水又與河水密不可分了。

我們常常說，香港同胞內地同胞，血濃於水。內地有什麼天災，如地震、水災，港人大都慷慨解囊，拔刀相助，以至有些義工在災區救災中英勇犧牲為人稱頌，這更又可說是井水和河水密不可分了。

井水和河水的關係最近為什麼又成為話題呢。原因在於一個司法事件。

北京大興地方法院判處在毒奶事件中，請願維權的趙連海重刑，引起港人的關注，於是出現了港區人大代表聯名發出的求情信。港澳辦剛上任的主任王光亞重提“井水不犯河水”之說，引起了不同解讀。

人大代表是井水又是河水

究竟香港地區的全國人大代表，是井水還是河水？

香港全國人大代表，是香港人，是由香港用間接選舉的辦法選出，他們是地地道道的“井水”。但是他們既然當上了全國人大代表，按照憲法規定，他們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成員，他們有監督政府、軍委、法院、監察院的職責。由於他們有着最高權力，管的是全國的事，因此他們又是“河水”。

中國不實行三權分立，人民代表大會有監察法院的權力。如果全國人大代表要求一個地區的法院對案件進行“司法覆核”，並不為過，何況這只是一封“求情信”﹗

“求情信”是以下級對上級的請求，要求覆核是上級對下級的要求。我不知道港區人大的“求情信”是送給大興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還是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如果是對着法院，無論那一級，人大代表都可以提出要求，而不是“求情信”。

可以質詢而不僅求情

香港的立法會是香港地區的立法機關，那就是真正的“井水”。它如果要對全國性的事務，提出什麼動議甚且決議，那便是井水犯了河水了。但全國人大代表本身就是“河水”的成員，不應該存在犯不犯的問題。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第十四條規定，一個代表團或者30名以上代表聯名，是“有權”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內提出質詢案的。這一次是27名代表寫出“求情信”，如果再加3名，便有權“質詢” 了。

國際關係也有河水犯井水

如果把井水和河水的關係擴大到全世界，比如說中國是井水，世界便是河水。那麼，按照一國內政不容干涉，主權不容侵犯的原則，河水便不能犯井水了。但在目前全球一體化和多種國際組識存在的情況下，河水和井水有時也不容易分清。

比如說，目前朝鮮半島局勢緊張，中國建議六國舉行會議，以便緩和朝鮮局勢，這是不是要求河水犯井水呢。應該說，朝鮮是井水，六國是河水，朝鮮問題應該由朝鮮人民自行解決，各國不應干涉。但自二戰後經過朝鮮戰爭以來，朝鮮問題就是國際問題，中俄日美都參與其中。今天，北朝鮮也同意舉行六方會議，那麼，是井水要求河水來犯，那就怪不得河水了。

但是有人認為西方的某些價值觀可以不顧各國不同的國情而強加於人，這種河水犯井水行徑，便未必合適。至於赤裸裸的發動戰爭，如美國以假設性的藉口，武裝侵入伊拉克，這種河水犯井水的戰爭，便不得人心。

一個有趣命題

河水與井水的關係，是一個有趣的命題，不僅僅涉及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也涉及中國與國際的關係。不論在政治的層面上，或者經濟的層面上（如美國迫中國的人民幣升值），都有許多事情值得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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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曾是中共情報工作高層的神奇人物潘漢年，遊走於香港、上海、延安之間，他和他的手下，打進日偽和國民黨高層，為共產黨的情報工作作出重大貢獻，解放後官至上海市委書記、常務副市長。妻子董慧是香港著名商人董仲偉的千金，也積極協助潘做情報工作。但潘漢年郤是解放後第一個最著名的悲劇人物，被毛澤東點名而長期繫獄。最後雙雙枉死，直到1982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本來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直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枉死的何止千萬﹗而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都可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迫害致死，潘漢年又算得是什麼。但他的寃案，郤是最早的最高法院奉命辦案，一再判刑，終於迫害致死的典型例子。

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曾漢周曾說過﹕“潘漢年這個案子是怎麼回事，誰心裡都明白，但在當年誰也不敢說個不字。我們法院是奉命辦案，有什麼辦法﹗”

潘漢年的寃案

曾漢周後來又多次提及潘漢年案，他說﹕“潘漢年案錯判，教訓是深刻的，值得思考的問題很多。應該讓人們，特別是法院的審判人員知道這個案子為什麼會錯判，這對改進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實現真正的獨立審判是有益的”。

潘漢年案為什麼會錯判？一句話，就是毛澤東下了“最高指示”。後來江青又加以插手，通過文革中主管公檢法的謝富治把假釋中的潘漢年，又重新抓了起來。

1960年，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潘漢年15年有期徒刑。並裁定假釋，就是去農場監督改造。

1970年，未經法院審判，只是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建議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政治權利”。經中央批淮，立即執行。1975年又再作出維持原判的決定。

人治凌駕法治

潘漢年案暴露了中國不健全的法治傳統，人治凌駕於法治之上。

如果說解放初期法治不健全是情有可原，如果說在毛澤東當政時期，他的一言堂和絶對權威凌駕於法治之上，那麼，到了今天，法治精神有了進步了嗎？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大通過了幾百部法律，從刑法到民法，從經濟法到社會法，大至港澳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小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可謂大小俱備，法規齊全。但是有法律是一回事，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執法枉法等等的事例郤不斷發生。直到最近的法院工作報告，仍然提出存在裁判不公的問題。

法院錯判的事例全世界都會發生，但是中國的法院不能進行獨立審判郤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最近北京市大興地區法院判處趙連海事件，引起海內外極大反響。有人責怪大興區下級法院錯判，這個影響甚大的為毒奶粉受害者請願的事件，小小的大興法院，能自把自為，作出判刑的決定嗎？

司法機構受制於黨政領導

如果說潘漢年案件是毛澤東一錘定案，這是最高領導人的決定。那麼，到了現在，各級領導人干涉司法獨立郤不是個別的。在我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時，聽到不少司法機構人員的訴苦，說各級法院郤隷屬各級黨委，而且運作經費、工作人員的房子等福利都由政府供給。黨委、政府官員的話你能不聽嗎？案子如果涉及黨委及政府部門的人員或親屬，他們一發話，法官便處於兩難的境地。這還是對正派的司法人員而言。有的同流合污，有意執法枉法的，就更不用說了。

所以，老早就有人建議，各級司法機構，應直屬中央司法部門，經費以及各項福利、都由中央司法部門發放，這樣才能避免了地方黨政機關干涉司法的現象。至於中央的呢，這就不好說了。中央有一位政治局常委主管公檢法。公檢法一把抓，公安排頭，法院排尾，司法的權威如何建立呢。

司法獨立是政改的重要一環

中國要進行政治改革，其中司法獨立應該是一個重點。可惜現在內地把“三權分立”當成洪水猛獸，不僅要“築牢抵禦”，就是討論一下，也已列入禁區。但是中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憲法第126條〉。而“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憲法第5條〉，這些白紙黑字的規定，難道只是“一紙具文”？

遺憾的是，人治的格局仍然没有改變。過去流行的一句順口溜﹕“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領導人講話”，今天仍然是現實的政治生態。但是，如果没有司法公正，人們便没有安全感，社會也不能達至和諧。古人祈求出現“包青天”，今人又應該祈求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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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我曾在本版寫過一篇贊揚卡斯特羅的文章，（見2008.3.4），引來不少不同的回應。特別有一位學者，引述某作家的判斷，認為卡斯特羅是一個專權獨裁的領導人，不值得歌頌。兩年過去了，卡氏因病退下，由他的弟弟掌權，似乎又有點封建傳位的味道。但是直到今天，我認為，對他仍應該七三開，功大於過。

大家試想想，古巴是一個小國，一個島國、處於美國這個強大的霸權主義大國的近鄰。美國對它全面封鎖，想方設法從渗透、陰謀顛覆以至採用過武裝入侵〈猪灣登陸〉，暗殺卡斯特羅的種種見不得光的卑鄙行徑，這個“獨裁專制”的政權，仍然屹立不倒，為什麼？

正是這種好奇心，在上世紀末，我曾赴古巴作短暫的旅行。看到的表面印象，第一是很窮，新建築物很少，汽車十分殘舊，物質也短缺；第二、人民是快樂的，海灘上不少人在游泳野餐，酒吧上不少人在唱歌飲酒；第三、社會上並没有肅殺的氣氛，對外來人相當友善，没有什麼干擾和監視，街頭並没有軍警林立，一派和平景象。

古巴窮得有志氣

此外，從書刊上知道，古巴並没有貧富懸殊，也没有官僚貪腐。相反，高層領導廉潔，以身作則，没有人住豪宅，用豪華公車，一擲千金，夜夜笙歌。

古巴的社會福利很好，福利保障達百分之一百，醫療、教育免費，醫學教育發達〈向南美洲輸出許多醫生〉，大學教育普及。

卡斯特羅也不搞個人崇拜，古巴各處街頭並不掛他的像片。有大幅像片的只是己逝去的革命英雄切‧格瓦拉〈港譯古華拉〉，或者一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何塞‧馬蒂。

50年前古巴革命的成功，逐漸影響了拉丁美洲向左轉，擺脫美國的壓迫和控制。近10年來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西等國家，都倡導社會主義，與古巴有密切的來往和貿易關係，打破了美國對古巴的長期封鎖。

不屈服於美國的霸權

我欣賞卡斯特羅的還有兩點﹕

第一， 他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屈服。

1960年9月，他以國家首腦身份，去聯合國參加大會。古巴既是聯合國的成員，他當然有去美國這個權利。但美國當局卑鄙到限制他的行動不能離開聯合國所在地紐約曼哈頓島，而且命令紐約的所有旅館不租給他和隨員以房間，以至他揚言將在聯合國的廣場上搭上帳篷留宿。

他在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指責美國對古巴代表團的惡意和粗暴的行徑，也指責美國挑動在美國的古巴僑民的衝突。他自嘲以講話太長出名的演說，得到了熱烈的掌聲和歡呼。

第二， 卡斯特羅在上世紀50年代，為推翻巴蒂斯塔的獨裁政權發動的武裝起義，一次攻打兵營的行動失敗，卡斯特羅被捕，面臨法庭的審判。他在法庭上滔滔自辯，自稱“辯護律師和被告是同一個人”。因為古巴哈瓦那的律師公會指定該會主席帕格列里博士為他辯護，但他既不能執行任務，甚至也不能去監獄中探望卡斯特羅。

多麼響亮的宣言

卡斯特羅的辯護詞就是著名的“歷史將宣判我無罪”。這篇辯護詞的題名半個多世紀來一直留在我的腦際，這是多麼響亮的宣言﹗這是多麼正義的控訴﹗

辯護詞中講道﹕“告人的，結果成了被告，而被告郤成為原告。在這裡受審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做巴蒂斯塔的先生──殺人魔王﹗”

　　卡斯特羅學過法律，精通法律，所以他的辯護詞也充滿法律語言。他說﹕“刑法的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被指控的罪行必須確切地符合法典上的明文規定，如果没有可適用的條款，就不構成罪行”。

　　他高聲說，“現政權將用盡一切手段掩蓋事實真相，我知道他們將玩弄陰謀，但我的聲音不會因此被壓下去。那怕我最感到孤獨的時候，我的胸中也聚集看蓬勃的力量”。

　　他批評法官知法犯法﹕“當它違背憲法作出有利於法規的裁決時，這並不等於我們的憲法廢除了，而是法庭放棄了它的獨立地位，在法律上自殺了”。

　　卡斯特羅的雄辯是與他的博學有關。他在慷慨陳詞中，講到十七世紀英國有兩位君主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由於專制行為被廢黜，這些事發生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產生的時代，為新的社會階級的產生提供了思想基礎，影響了1688年的英國革命，1775年的美國革命和1789年的法國革命。他說，這一革命進程的最後一程就是古巴。

卡斯特羅最後說﹕“判決我吧，没有關係。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多麼鏗鏘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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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刊物有一篇論述兩岸文章，提及兩年多後的十二屆全國人大，有可能邀請台灣連戰擔任國家副主席。本報據此以顯著地位刊登。以常理推測，此事絶不可能。

該刊物的文字言之鑿鑿，說「並非空穴來風」，又說「北京的構想已非一朝一夕」，「不管連戰公民身份如何，只要是中國人便已足夠」。這種糊里糊塗的政治分析，居然以內幕消息權威出之，有識者定為之笑掉了牙。

早在二十多年前，北京廖承志（即廖暉的父親），時主管港澳台工作，曾發表一篇致台灣蔣經國的公開信，呼籲兩岸「一笑泯恩仇」，商討統一事宜。如果蔣經國當政時期，願意談判以求兩岸和平統一，這個國家副主席，便非蔣經國莫屬。但當年蔣經國並未回應。後來台獨分子李登輝上台，倡導一邊一國。政黨更迭，陳水扁更瘋狂宣揚台獨，兩岸關係一度趨於緊張。直至國民黨馬英九上台，兩岸關係方才趨於緩和。

北京對台政策多次調整

北京的對台政策，也多次進行調整。

一九八三年，鄧小平接見美國教授楊力宇時，詳細講及兩岸和平統一政策。他說台灣和大陸統一後可以「自治」，但不可能是「完全自治」，說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他建議成立台灣特別行政區，實行和大陸不同的制度，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還特別提到，「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也就是說，對台灣實行的基本上就是對港澳的「一國兩制」，這個建議没有得到台灣方面的響應，後來便沉寂下來了。

到了一九九０年九月，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富商郭鶴年的時候，仍然堅持「一國兩制」。說有人主張兩岸實行「一國兩府」，這怎麼行呢，說這實際上仍然是「兩個中國」。

兩岸默認維持現狀

到了江澤民時代，由於台灣是李登輝當權，他在一九九五年談及兩岸關係時，仍然是堅持鄧小平「一國兩制」的調子。並且強調「不能承諾根本不使用武力」，指出「台灣島內分離傾向有所發展」，「台獨活動趨於猖獗」。但是他也強調可以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

往後的發展是大家都知道的，雙方的默契是維持現狀，加速經濟交流和人員來往。於是通航實行了，大陸赴台遊客增加了，成功簽訂ECFA協議，大陸更不再壓擠台灣的對外活動空間。特別是大陸没有強調和平統一的時間表，默認了維持現狀的現實。

北京不會實行此一蠢着

因此，如果當前把連戰放在國家副主席的位子上，就是提前把海峽兩岸實現統一的安排擺上台。這必然引起台灣島內朝野的疑慮，並貽綠營攻擊藍營的口實，影響台灣島內的選情。同時，相信連戰也不會為這個虛名，動搖國民黨的根基，因而也會加以婉拒。

據說，最近馬英九對美聯社記者表示，他並不是有意拖延兩岸的政治議題談判，相信他是因為目前根基未穏。如果2012年他能取得連任，兩岸展開政治談判的可能性便會加大。萬一屆時民進黨再度上台，政治談判的時機可能拖延。但也不排除民進黨政權為了爭取民心，宣揚爭取兩岸長期的和平穏定，加上他們没有所謂外省人的「原罪」，也不怕給對手強加「賣台」的罪名，對大陸政策會更加乾脆利索呢。

據此，連戰擔任國家副主席，絶對不是時機。當然明智如北京決策者，也不會行此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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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五都選舉已經落幕，表面上國民黨以3﹕2佔先，但選票郤少了40多萬票。有人形容國民黨是慘勝，就是說民進黨的支持度有所增加。馬英九政府上台兩年多來，紕漏甚多，批評之聲不絶於耳，特別是馬英九個人，聲譽日降。人們都認為，兩年後的台灣“總統”選戰，國民黨凶多吉少﹗

如果兩年後台灣又是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兩岸關係怎麼樣，北京對台灣的政策有否改變，民進黨對大陸的態度會否改變，這是大家都十分關切的問題。

賈慶林的放話

今年三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政協工作報告中說，“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不斷擴大同台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社會組識、各界人士和民眾的交往。”

我當時認為這是北京有意向民進黨放話，說“擴大”，便是要擴大到國民黨外，這主要便是對民進黨了（見拙著《闖進政治禁區》第277頁，天地圖書公司11月出版）。

因為北京和國民黨、新黨等領導人的交往已經十分頻繁和普遍。過往當民進黨當權之際，由於陳水扁的台獨言論和行動，使北京與民進黨的交往處於絶緣狀態。但當民進黨下台以後，深綠的高雄市長陳菊，也曾到北京活動，呂秀蓮也多次表示願意訪問大陸。

這一次的五都選舉，民進黨一反常態，並不打統獨之爭、藍綠之爭牌子，郤主打民生和市政建設等議題。令人感覺到是他們策略的改變，也是順應台灣民心領略到兩岸關係緩和合作的好處。如果一味宣揚“台獨”，一味反對兩岸合作，將會失去大量選票。

民進黨改變策略

由五都選舉結果來看，2012年台灣“總統”選舉，國民黨選情未可樂觀。如果這兩年內中國民黨再有失誤，領導地位將會難保。人心思變，民進黨的選情可能看高一線。

蘇貞昌在他的競選標語中說﹕“遠見的基礎是實踐，能實現的才是政見，不能實現的是空頭支票”。可見他十分重視現實，也深知“台獨”是不能實現的，開這樣的“空頭支票”反而影響選情。

蔡英文在他的競選單張上強調﹕“政治人物的責任就是要帶給人民幸福”，“幸福其實很簡單，就是照顧好市民周邊的大小事”。她把責任和人民幸福掛鈎，說要管的便是市民周邊大小事。她不談市民周邊以外的事情，相信市民也不太關心這些。這些頭面人物，轉變風向，的確是順應台灣民眾的切身要求，不想用統獨之爭來擾亂選民的視線。

兩岸關係不能倒退

民進黨這一次選舉改變策略，是他們聰明之舉。正如新黨秘書長李勝峯所說，“台獨”思想並不是台灣所固有，並不是歷史的主流。台灣四百多年來都是中國的屬土，台灣人大多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只是在上世紀40年代後期，蔣介石統治時期，才出現所謂“台獨”言論。“台獨”是蔣介石的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廹出來的。如果大陸表現出來的是“魅力”而不是“威力”，台灣人民是接受兩岸統一的。

現在台灣人接受維持現狀，就是要等待大陸的“魅力”，這一點值得北京當局深思。

即使民進黨上台，相信他們也不可能扭轉當前兩岸交流交往、經濟互利的局面，實際上，他們也只能維持當前馬英九政權的大陸政策，不可能大幅倒退。而北京方面，也不會來個急轉彎，相信會與民進黨打交道。這便是賈慶林早前放話要擴大和“台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交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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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但總帶有一些“協商民主”的成份。所謂“協商民主”，就是小圈子內的民主，這總比朝鮮的封建繼承為好。他們父傳子再傳孫，讓一個二十來歲的黃毛小子來當儲君，馬上加封為國防委員會的副委員長，又馬上升為上將，簡直是國際笑話。

小圈子選舉，算不了真正的選舉，而是“協商”。由黨內高層有影響力人士來協商，推出一位大家都能接受的接班人。

中共十七大推出習近平為下一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接班人，便是“協商民主”的結果。十七屆五中全會再任命他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更進一步明確肯定了他的接班地位。海內外一般輿論，已認可這種“協商民主”的結果，而對習近平，也没有太多不滿的意見。

習近平有接班優勢

習近平並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他有他的接班優勢﹕

第一， 他是從基層鍛練一步步被提拔上來的，並不是坐“直升飛機”。他曾在農村插隊，當過農村黨支部書記、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副書記、省長、省委書記、上海市委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等等。政權經驗豐富，而且是上山下鄉知青被提拔上大學，受正規教育，直至拿到法學博士學位。

第二， 他雖然是高幹子弟，父親習仲勛曾是中央要員。但習仲勛在毛澤東主政時期是被打壓的。文革結束後他復出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我曾在一次他主持人大代表座談會上，談到廣東不少群眾因生活困難外逃香港，但被視為叛國。我認為這是生活逃亡，而不是政治逃亡，情有可原。習仲勛同意這種意見，並強調一定要促進生產，改善廣東人民的生活。有一位這樣開明的父親，加上他受過父親被打壓而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指出身不好的青年）之苦，相信他不會好了瘡疤忘了痛。

第三， 就我和他的幾次短暫的接触，覺得他是一位平實而謙遜的人，平時沉默寡言，也許崇尚“為政不在多言”的古訓，也許十分慎言，可見他是一位不浮誇重實踐的政治家。

協商民主是中國國情

中國特色的人治，即帶有協商民主成份的人治，是否符合當前的中國的國情呢，這個問題值得探討。但目前要完全推翻這種人事決定制度，似乎有若干困難。如果不是循序漸進，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

有人推銷台灣式的民主。台灣式的民主當然有若干民主成份。但黑金政治和地方封建勢的操縱，仍然不可忽視。中國目前試驗的村鎮民主選舉，也發現不少弊病，族姓和基層幹部的操縱，層出不窮。至於號稱美式民主的菲律賓，獨立數十年，地方封建勢力操縱選舉，以至不惜採用大屠殺的骯髒手段，更是令人髮指。

中國民主選舉制度，一定要實行，但整個進程和模式仍然需要探索。

香港的小圈子選舉

香港算是一個法治地區，而且實際上存在三權分立模式，即獨立的司法，立法會對政府行政的制約。而且香港也存在民主的選舉，兩級議會通過選舉產生，行政長官也是通過間接選舉產生。

行政長官選舉雖然是由1500人的選舉委員的小圈子選出，但畢竟仍然是一個選舉。何況已經有一個普選的時間表，2017和2020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都由普選產生。

但是行政長官的產生仍然受到〈基本法〉的制約。因為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是中央人民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45條規定，無論由選舉或者協商產生的行政長官，都必須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實質性的任命。也就是說，中央有權否決香港的選舉結果，當然這會引發香港的“憲政危機”。

中央認可是決定性的

所以，香港的“猜領袖遊戲”中，很重視中央究竟屬意何人當下屆特首，或者揣摩北京的意向。這不僅是由於中央的法律權力是決定性的，而大部分選委也會以北京的意向為依歸。

當然，這位候選人也要得到港人的認同。我曾多次著文說過，行政長官候選人，要港人支持，中央認可，有管治能力，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良才難求，有管治能力這一條，也就可以放在次要地位。但中央認可，郤是決定性的。

正因為如此，香港特首的產生，也就帶有一定的人治色彩，也就帶有“協商民主”的內涵。

要過渡到若干年後的雙普選，就要作出充分的準備，有意競逐特首的政治人物，便要接受普選的洗禮。中央既要放手，也要使中央認可的候選人能有勝算。

2012年上台的行政長官，要起承上繼下的任務，為普選作好充分準備。如果一個極有能力，在五年任內又有顯著政績，得到選民信任，進一步能在普選中得勝，連任十年，當然最好。但恐怕這是鏡花水月，不可強求。我們希望的是五年之內，新人輩出，有人既有能力又經得起普選的考驗，準備迎接新時代。這位2012年上任的行政長官，如果能為普選作好各方面的準備，雖然任期只有五年，比上兩任的更短，也就功德無量，名留青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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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台灣政情，花了四天時間，專門去台北體會當前極具關鍵意義的“五都選舉”。

四天之中，馬不停蹄，心無旁騖，爭分奪秒地想方設法了解得多一點。一共三晩分別去現場看國民黨、民進黨、新黨的造勢晩會，聽足全程的馬英九、郝龍斌、蘇貞昌、郁慕明、許歷農的煽情講話。訪問台灣立法院，聽國民黨立委洪秀柱介紹選情，訪問新黨總部，聽秘書長李勝峯的報告，另聘請名嘴、政治評論員馬西平作近三小時的報告，還到政治大學和政治系主任郭承天及其他師生座談。“節目”都擠得滿滿的，說深入了解，當然談不上，但感性認識是多得多了。

選舉氣氛，似乎表現理性

綜觀這一次的台灣選舉氣氛，似乎“理性”得多。第一，没有什麼暴力語言和行動，顯出尖銳衝突，只見各有各的競選造勢﹔第二，没有街頭的遊行拜票，市面除了選舉人的旗幟外，不見有競選人的宣傳車﹔第三，没有強調統獨之爭，也不見有提及藍綠對決，只是揭對方執政之短，揚自己領導之長。

看來，這是一種選舉策略，目的在爭取中間選民。也許這些政客深知選民已經厭倦了那些可看不可吃的政治路線之爭，而要求執政者能給平民老百姓更多的實惠。因為藍綠的基本盤已經十分清楚，關鍵的選票在於過去對政治有厭倦症的中間選民。台灣人說，這一次的選舉有點“冷”，就是說過去的那一套打打殺殺的過激行動已經不靈光了，選民們要求的是能給實際利益的政黨和政治人物。

3﹕2，誰得三席﹖

各方面的估計，這一次五都選舉，將是一個3﹕2的結局，問題是藍3綠2還是藍2綠3。如果是1比4，藍營只得一都取勝，那國民黨的政權就基本上完蛋了。因為往前的幾場選舉仗都打輸了，加上這一場，2012年的“總統”選舉，國民黨還能嬴嗎﹖

但看勢頭，看國民黨在士林夜市的一場造勢晚會，是我們看到的三場晚會中最人多勢眾的一場。馬英九和郝龍斌在幾千人的集會上的長篇講話，會場並不吵鬧，居然秩序十分良好。當然，馬和郝的講話都十分煽情，他們屢經鍛鍊，都是善於煽情的演講家。比起香港來，香港政客的演講水平要遜色得多了。

蔡貞昌也不弱，他有調查研究，專揭台北市政建設的毛病，強調求變。學足奧巴馬的“改變”口號，說應該有一個“新團隊”，一個“新力量”。在台下的，年青人較多，像香港的社民連一樣。所以他們的競選晚會有更多的搖擺樂隊。

新黨是一個小黨，成員更多的是一些過去不滿國民黨的老黨員，在李登輝時代脫黨建立的。他們標榜“理性批判，良性制衡”，但顧全大局。在那個選勢晚會上，雖為他們的市議員參選造勢，但更多的還是撐郝龍斌。郝原也是新黨的，據郁慕明說，許多政治明星都是新黨“送回”國民黨的，這是漂亮話。俗話說“西瓜靠大邊”，新黨太小，前途有限，李登輝下台後，不少人便“回歸”了。

郁慕明的講話也頗有份量，既顧全大局，為國民黨的郝龍斌站台，也不滿國民黨搞周日（二十一日）的大遊行。發言之中，對國民黨的種種，頗有諷刺意味。

對馬英九頗有微詞

無論是新黨的秘書長李勝峯，還是政治評論家馬西平，都對馬英九有相當尖銳的批評。這些親藍的政治人物，都不免公開流露出對這位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不滿。他們說﹕“馬英九没有朋友”，可見人們對他的“責之切”。他們所說的馬英九左搖右擺，一心想做“全民總統”，有很強烈的政治潔癖，優柔寡斷……等等，我們都知道。但對台灣藍營無可奈何地讓他當頭，又對他十分不滿的程度，郤是在這一次訪問中才了解得更深刻的。究竟是馬英九提高國民黨的選情，還是拖低國民黨的選票，這個問題很難說。在這場選舉中，國民黨的團結程度如何，是不是同仇敵愾，我們也没有深入的了解。可以肯定，國民黨和民進黨內，都是有派系的，在這場選舉中，也各有各的盤算。這是他們的深層次的問題，不是三幾天便可以了解的。

據說台灣的賭博盤口是影響選情的因素之一。全島大約有超過三十億台幣的賭盤，可能影響選舉的勝負。是不是這樣，只有熟悉內情的才會知道。

候選人高學歷又迷信

有趣的是台灣政壇的候選人的學歷都很高，不僅是大學畢業，碩士、博士的都很多。郝龍斌、朱立倫是博士，連他們的夫人都是。郝夫人高閬仁是美國麻省大學生化博士﹔朱立倫夫人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但這些大政客也最迷信，參選之前都要求神拜佛，都要去保安宮參拜，到行天宮祈福。去年郝龍斌要辦聽障奧運，茹素兩周，祁求平安﹔陳菊是基督教徒，但胸口總挂着佛像，常常去拜媽祖。

這次在台考察期間，適逢台灣跆拳道選手楊淑君出賽被判犯規事件，台灣輿論一面倒鬧得天翻地覆，全民似乎都陷入歇斯底里的精神狀態之中。選戰中也就打這個楊淑君牌。綠營總要站在道德高地，一是說馬英九政府反應太慢，再說馬英九政府對付大陸是軟腳蟹，把矛頭針對兩岸關係。馬政府倉忙應戰，又是表態，又是要去機場迎接楊淑君歸來，又說要全力照顧她。本來國際比賽中，裁判不公或有爭議的事件有的是，為什麼一涉及台灣選手就出現如斯歇斯底里的情緒﹖

一方面是台灣人是有一點“受廹害”的悲情思想，一件小事很容易被放大。另一方面是當前一切為選情服務，一有機會就借題發揮，極盡,煽情能事。

選舉結果周末揭曉

此次在台，雖然短短四天，但焦點集中，倒也收獲不小。選舉結果，周末便可揭曉。不過我們活動現場在台北，此地畢竟是藍營佔優，也許影響了看法的傾斜。下次如有機會去高雄等綠營集中之地觀察，相信判斷會更為全面些。

過去，我曾估計中央的意圖，是希望2012年上任的行政長官，能迎接2017年普選的挑戰，連任10年。因此我曾在本報《筆陣》欄寫過﹕“2012年選出的行政長官，極可能任期10年，打破董建華和曾蔭權只任一期半的紀錄”（見2009年8月1日《三論誰是2012年行政長官》，已收入日內出版的《闖進政治禁區》一書，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現在看來，這個可能性不大了。因為﹕

第一， 目前有意出來競逐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都已浮上水面，大家早已有所品評。他們是否極孚眾望，能力超強，自有公論。要經歷5年的考驗，已經不易，何況10年﹗

第二， 為了迎接普選，選民和公眾對新的一位行政長官，要求必然更為苛刻。他在任內五年，難免出現差錯，如被放大，造成政治風波，必然傷害這位特首的威信。積小成多，五年後不下台幾難矣。

第三， 準備迎接普選的候選人，必然蓄勢待發，無論是建制派或反對派，都會對當任的特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其火力之猛，必超現在。

第四， 新任行政長官，為求穏定管治，必然不徐不疾，難有特殊建樹。而公眾則有求變心理，這就增加特首連任的難度。

下屆是過渡型特首

據此立論，第三屆行政長官，必然是一位過渡型的特首，他就是任期五年，便功德完滿。如果在普選中得到連任，那是奇蹟。

在2017年，有哪一位能脫穎而出，勝任第一位普選的行政長官呢？

如果說在七年之內，有新人上場，一時甚得人望，恐怕不易。如果是現在已經活躍政壇的人士再度參選，企圖以普選的優勢上位，有没有可能？

如果是建制派人士，當然容易得到建制方方面面的祝福，有較大的優勢。但畢竟是普選，要經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的考驗。這位候選人如果各方面的條件不太突出，恐怕落選的風險頗大。

如果是反對派的候選人呢，他要過推選委員會這一關不易。但是推選委員會如果設定的門檻過高，一定引起公眾的詬病。

合理的篩選是必要的。像第一屆行政長官的選舉，來了不少名不見經傳而是“搏”宣傳的人物。但建制派候選人應該要敢於面對反對派人物的挑戰。

這既要看這七年建制派的群眾工作做得怎麼樣，明年的區議會選舉的成績怎麼樣。

“為他人做嫁衣裳”

萬一反對派的人物當選了怎麼辦？

當然中央可以用〈基本法〉授予的權力加以否決，即是需要重新選舉。但是這樣的震動十分大，即會產生所謂“憲政危機”。在外國不是没有這個先例，而且也有中央和地方由對立派系分別掌權的例子。

相信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選擇一位與中央對抗的人物來當權，只能製造混亂。何況中央還有其它的憲制權力，如任命主要官員和解釋法律的權力等等。如果這位反對派的特首不改弦更張，接受中央的領導，實行擁護中央利民合作的政策，他的位子是坐不穏的。

下一屆上任的行政長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為2017和2020年的特首普選和立法會普選做好準備工作，也要解決〈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問題。他的任務是艱巨的，也是不討好的。 他只能“為他人做嫁衣裳”，或者甚且便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蜡燭成灰淚始乾”。他只能為下一屆選舉舖路，時勢廹使他要有犧牲精神，這也就是第三屆特首不易連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