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不少人叫嚷着大陸的軍事威脅，說什麼導彈對準台灣本土啦，說大陸擴充軍備便是準備進攻台灣的呀，硬要把當前兩岸之間的和平穏定關係說成是劍拔弩張的局面。有的人是道聽塗說，有的人是別有用心，有的人是要為向美國購買軍事設備造勢。

其實，自從國民黨政權採取兩岸之間經濟、交通、旅遊等各方面合作的政策以來，兩岸關係已趨緩和。大陸不再高唱“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把統一大業暫時擱置。馬英九也提倡“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除非台灣宣佈獨立，大陸才有動武的可能。國民黨不會這樣做，民進黨在陳水扁之後，也趨向務實，不提統獨的事，更注重民生經濟。目前，兩岸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

兩岸軍事合作可能性

面對目前我國管轄的南海諸島的嚴峻局勢，我認為應該倡導兩岸軍事合作，保衛海疆。

南海諸島一向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二次大戰結束時已由中國政府自日本侵略軍手上收回。當時越南、菲律賓等國並未獨立，其殖民國法國、美國也未持異議。而當年南海海上資源開發並未開始，這些島礁的戰略作用也未被重視，南海相對平靜。中國為了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穏定，與東盟各國在2002年簽訂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確認領土和海洋權益爭議，由直接相關的主權國家雙邊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早在本世紀之前，中國改革開放初見成效之際，為求得一個和平建設環境，鄧小平對此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二十多年過去，中國經濟騰飛，被國際認為是“大國崛起”。自此，以美國為首便執行若明若暗的圍堵中國政策。南海諸島的爭端，更為美國所利用。過去在“抗美援越”中受到中國的無私援助的越南，首先屢次挑起南海諸島的爭端，佔我領土，破壞地區和平。菲律賓也追隨其後，使南海諸島和領海爭議，頓成國際熱點。

梁光烈的和平宣言

最近，我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參加了新加坡28個國家防務部門和軍隊領導人的對話會。他闡述了中國對國際安全合作的四項原則。這就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照顧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相互理解，增進信任，全面準確把握彼此的戰略意圖；互利共嬴，同舟共濟，不搞針對第三方的對抗性結盟；開放包容，團結合作，歡迎世界各國為亞太安全做出貢獻。

這完全是一個和平宣言，是對“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進一步闡述，是為南海地區進一步合作奠定理論基礎。

當然，堅定的主張和平談判解決紛爭是一個方面，堅決地保衛領土主權又是另一個方面。即有的人指出的應該“柔中有剛”。如果面對不講道理的武裝挑釁，又必須堅決回擊。

保衛釣魚島，保衛南海諸島

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應認識到保衛南海諸島主權是共同責任。那麼，軍事合作是否可由保衛南海諸島主權開始？

與日本有爭議的釣魚島，海峽兩岸都共同承認是中國的領土，而其轄權應屬台灣島。去年日本人在釣魚島詂近襲擊中國漁船，非法逮捕船長及船員，演變成一個舉世矚目的國際事件。如果當時台灣當局就近聲援，其效果將大得多。

現在南海諸島中有若干個是由台灣管轄的。其中南沙羣島中最大的太平島，有台灣駐軍和一個頗具規模的機場。如果以此為基地，對保衛南海諸島便能起重大的作用。

與其叫嚷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不如共同禦侮，槍口一致對外。軍事合作好過軍事對峙，中國人不要內耗，團結對外，在現代史上已有多次良好紀錄。兩岸軍事合作可從保衛海疆開始，保衛南海諸島開始。

美國圍堵中國政策不變

在這次新加坡對話會上，美國國防部長仍然不減其好戰本色。他說，美國雖然削減國防預算，美國公眾也對戰爭產生厭倦，但不會成為美軍擴大在亞太地區軍事介入的障礙。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最近也曾表示﹕“美中競爭已短兵相接”。

我們雖然不能說“美國亡我之心不死”，但美國總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對它最大的威脅。扶殖東南亞諸國對抗中國，是美國亞太地區戰略部署的重要一着。因而它一貫善於製造地區矛盾，以謀取出售軍火和其它的經濟利益。

越南正在展開藍色圈地運動，即擴張海權。這幾天還宣布在南海進行軍事演習。菲律賓也在前年把南海諸島中的八個島礁劃為其國土。這種種行為，背後都有美國支持的影子。

堅持和平 顯示實力

當前我們要做的，仍應以柔的一手為主，爭取與這些鄰國進行和平談判。堅持梁光烈所提出的四項原則，爭取互利共嬴，開放包容。但也要曉以利害，說明遠交近攻的不智。

另一方面，要進一步緩和兩岸關係，爭取兩岸之間由經濟合作進一步做到政治合作和軍事合作。

同時，我們也要顯示海上實力。最近，中國的十一艘軍艦羣經過琉球羣島，進入西太平洋公海進行軍事演習。同時，第一艘改裝的航空母艦也將在十月下水，結朿中國没有航空母艦的歷史。而自行設計的航母也在建造之中。海軍的壯大，也是保衛海疆的重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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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日報＞4月23日，在內頁頭版刊登了一篇對近年內地掀起第三波移民潮的報道。開頭便說﹕“海外移民又熱起來了”，並指出，自1999年以後的10年間，中國內地有200萬人合法取得外國“綠卡”。

報道說，中國人的海外移民，在改革開放以後，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1979年至80年代中期，以國家公派、海外團聚和自費留學等為主。第二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3年，大部分是技術移民，不單是精英分子，還有不少是一般勞動力的。第三階段是2007年至今，隨着中國經濟騰飛，樓市升溫、股票大漲，部分人積累了相當的財富，投資移民便大幅增長。例如2009年加拿大全球投資移民額為2055人，中國便佔了1000人。

官方指出移民四大原因

中國人向外移民的原因什麼呢？

該報的分析是﹕

1. 便利海外業務拓展。持有美、加、澳、新加坡護照的，處理海外業務較為方便，不然次次為取得簽證而費時失事。

2. 為了更健康的生活環境。這些人害怕一如北京的沙塵暴，也擔心食品安全。

3. 更完善的社會保障。有說在北京史家胡同買一居室，可以在渥太華買幢200平方的獨楝別墅。此外還有終身醫療服務，孩子的牛奶補貼、養老金等等。

4. 更安全的財富氛圍。他們認為國內的投資環境離法治化和規範化還有距離，許多投資渠道限制民營資本進入。加上貧富懸殊，社會上對財富“原罪”的追問，以及“仇富”心態滋生，強化了他們的移民動機。

以上的官方說法也是事實。其中對內地“法治化和規範化”不足這一點，更是正當營商者和民營企業家的一塊心病。

貪官外逃的實例

對於貪官外逃和移動資產的問題，該報的分析輕輕帶過。其實這正是利用移民和準備利用移民的貪官和“準貪官”逃避審判的重要渠道。

我在數年前到澳洲旅遊的時候，在友人家中碰到好幾位廣東一些市縣級的中低級幹部。他們不是移民，是到澳洲“探親”。他們仍然在職，但妻兒子女已經移民澳洲，算是一些“九品”“裸官”。他們的家屬是如何移民的，他們為什麼能每年都去外國探親，我不便探問。但這些人有代表性，他們也許不是“準貪官”，但為何能到澳洲大城市中置業安家，實在令人置疑。

再舉一個實例，前香港新華社副社長鄭華，官至該社第二把手，主管社內財政及所經營商業業務。在職時已廣交權貴，先把子女送去澳洲“留學”，舖定後路。他缷任副社長後回廣州擔任一個全國政協委員閒職。當他主管新華社一個公司的總經理因貪腐而出事被判處死刑，他知道東窗事發，便以探親為名，潛逃美國。

這種貪官外逃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帶走的資金也以千億計。

高級幹部應該立個榜樣

貪官移民是邪道，但許多私營企業家移民都是正道。既然內地投資環境“離法治化和規範化”尚遠、賺了錢的私營企業家便大都分都把資金外移。近的便是移來香港，或置業或投資，並把家人申請移居本港，這也是香港豪宅被炒貴的原因之一。如果嫌香港太近大陸，又是祖國的一部分，為求更加安全，便把資金和家人進一步送到外國。＜人民日報＞的報道承認﹕“許多人移民海外，不是因為國內的物質條件差，而是覺得發展環境還達不到自己的要求”。

至於有權勢的高級幹部，差不多都有兒女家人在海外。雖然大部分是出國留學，但也有不少已取得外國國籍。像溫家寶總理親自對我說的，他没有一個家人在海外。這種領導幹部，相信是絶少數。當然，出國留學並没有不好，但應該落葉歸根，學成為祖國服務，高級幹部更應該立個榜樣。

接受海外教育成為時尚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移民輸出國的同時，流失的精英數量也是世界之首。自1978年以來，有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有27.5萬人回國。流失的有78.5萬青年才俊，據說相當於30所北大，30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出國留學成為中產以上階層的子弟的第一選擇，也與中國大學不太爭氣有關。最近國際大學研究機構發表亞洲大學排名，中國最出名的名牌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竟然排不進前十名。排名第一的是香港科技大學，第二的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排第五位。北大袛排第十三，在香港及日本五家大學和新加坡大學之後。清華竟排到第十六，復旦是第二十一。許多外國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都批評中國大學教育存在的弊病。加上多年來大學調整的分分合合，招生大躍進而重量不重質，問題叢生。本文不是專門討論教育，話頭就此打住。

移民並不全是壞事

原本移民外國，並不完全是壞事。近代百多年來，中國移民造成海外數以千萬計的華僑，他們在支持中國革命，傳播中華文化，投資祖國經濟建設，與辦大中小學，起了重大作用和貢獻。

現在講究國際視野，全球一體化的現象逐步形成。多點移民，多點華僑，只有好處，没有壞處。正當的移民和家庭團聚應該給以方便和照顧。但從移民潮中暴露出人才和資金外流是因我們的法治不健全，缺乏一個安全穏定的投資環境。同時也有一部分貪腐官僚以移民的方式出逃，暴露我們的反腐肅貪的工作仍然十分艱巨。在探討移民潮的同時，必須及時清理我國內在的若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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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23條立法，最近由於范徐麗泰和梁愛詩的表態又炒熱了起來。究竟甚麼時候才是立法的良機，又究竟是否應在下一任行政長官任內完成，可能又是今後政壇上爭議的一個題目。

＜基本法＞第23條，原本已規定了它的基本內容，就是三個“禁止”。即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至於細節，當然應由本港訂立具體的條例。和其他的憲制性法律一樣，＜基本法＞就是“基本”的，不可能每一條列入細節。如果這一條刪除了第一句的“自行立法”這四個字，根本甚麼問題都没有，也不產生甚麼時效問題。香港的不少有關公安條例，不是自行立法的嗎？

所以，我認為，這“自行立法”四個字是畫蛇添足，是造成今天爭論不休的根源。

2003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對

但既然寫上了“自行立法”，便不得不自行立法。2003年，特區政府在中央的敦促下，開始了自行立法的工作。

那一年，可說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對，以至引發一場立法的大風波。

說天時不對，那一年是沙士疫症流行的一年。街頭人人帶口罩，死人的事不斷發生，雖然不至於達到“萬戶蕭疏鬼唱歌”的地步，但市面上一片蕭條氣氛，人們情緒沉重。再來一個討論禁止這個不准那個的限制條例，難怪被反對派作為一個進攻政府的重要課題。

地利也不行，社會氣氛如此，百業凋零，經濟上更趨向低谷。飲食業、旅行業、百貨業都受到沉重打擊。

人和也差。保安局長硬性推銷，百官袖手旁觀，特首束手無策，北京催促頻頻。最要命的是有行政局議員學“魏延反骨”，反戈一擊，立法不失敗者幾希矣﹗

把條文訂得寛鬆

因為開壞了頭，八年來無人敢重提立法，認為這是“票房毒藥”，可推則推。曾蔭權上台六年，從未提過再行立法。現在有人舊話重提，指出下屆行政長官，必須接過這個燙手山芋，想是體會中央意念，或者迎合北京旨意。但時機是否成熟，頗為引起爭議。

澳門已經立法，的確對香港造成壓力。這一屆的特區政府，只有年多光景，當然可以拖下去，但下一屆新特首，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這個現實。

下一屆特區政府，便要面對這個“不是洪水猛獸”的23條立法問題。怎麼辦呢。第一，要找一個相對和諧、社會穏定、政府“派糖”的良好時機推出；第二，把條文訂得比較寛鬆。

立法符合聯合國宣言

聯合國在1965年12月21日通過的＜關於各國內政不容干涉及其獨立與主權的保護宣言＞。宣言規定，“各國均有不受任何國家任何方式的干涉，有自己選擇其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制度的不可禠奪的權利”。又規定﹕不得有“任何措施脅迫他國，以謀求在該國主權範圍內的任何利益”，“不得組織、協助、製造、資助、煽動或縱容意在以暴力，恐怖活動顛覆一個國家的政權”。

聯合國又在1981年12月9日通過＜不容干涉和干預別國內政宣言＞，提出任何國家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或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和外交“。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三項禁止的規定，完全符合聯合國有關宣言的精神。

有人擔心二十三條立法可能任意引伸而妨礙人身權利和言論自由。但這可以在立法的過程中加以商討，加上不得侵犯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等各項條文。

‘司法覆核“頭上一把劍

目前立法的解釋權，在於司法。法院屢有司法覆核，所以把條文訂得太具體，既易引起爭議，又難免來日多所“覆核”。當然，有關立法尺度和種種問題還需由法律專家界定。目前既然要立法又要避免爭議，便是條文越簡單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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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官式訪問美國，與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

陳炳德在談到美國＜對台關係法＞實際上是干涉中國內政，說了一句﹕“說得難聽一點，就是太霸氣了”。

這一句“太霸氣了”，的確為中國人民甚至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出了一口烏氣﹗

本來說美國“太霸氣了”，也許不太符合外交禮貌，相信如果胡錦濤或溫家寶官式訪問美國，便不會說出這一句話。但陳炳德是軍人，有直率坦白的軍人作風，說這句話，完全正確，而且是後發制人﹗

美國人不講外交禮貌

早前的五月初，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盛頓舉行。對話還未開始，奧巴馬總統便公開嚴詞指責中國的人權問題，接着副總統拜登在開幕詞中，進一步說中國破壞人權，國務院希拉里更用教訓的口吻再加指責。無論中國的人權現狀存在着多大的問題，作為官方的兩國對話，一開始便由最高領導人連珠砲似的加以責難，這又有什麼外交禮貌可言？

但是，中方官員的反應是軟弱的。國務委員戴秉國致詞中衹說“中國在人權領域正在取得進步”，“歡迎更多的美國朋友來中國走一走，看一看”。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王歧山也只是承認雙方存在歧見，但應尋求共同立場。

連一向以後娘臉孔對人的外交部發言人姜瑜，也只說任何國家的人權問題都不是完美的，在人權問題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通過對話，增信釋疑。與在諾貝爾和平獎問題上對挪威的嚴詞指責，完全是兩副嘴臉。

炸使館 闖領空 不應忘記

美國是大國，中國重視中美關係，這是應有之義。在人權問題上，中國在處理若干個案中，絶不完美。但美國領導人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始之前，咄咄迫人的指責中國，這符合外交禮節嗎？

而中國對美國和挪威，這種“大細超”（廣東俚語意為不同標準）的做法，也令人不是味兒。所以陳炳德一句指責美國太霸氣了，實在令每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感到痛快﹗

美國對中國的霸氣，不自今日起，也不僅是對台灣的售武問題。在前南斯拉夫，蓄意違反國際法炸中國大使館；在南海，闖入中國領空，擊落中國戰鬥機。這種種霸氣行徑，中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就如最近闖入巴基斯坦領土，擊殺拉登一事，就違反了多項的國際公法。拉登固然是個十惡不赥的恐怖分子頭目。但捕殺他也要講究法律。第一，闖進他國領土動武，有否徵得該國同意；第二，對於疑犯，除非頑抗，應該逮捕再加審判，而不是貿貿然加以擊斃；第三，拉登死後未徵得家屬同意，便把屍首拋諸大海是不尊重死者家屬及信仰。據法律界的朋友說，捕殺拉登一事，違法的方面甚多。只是因為911慘案對美國人傷害太深，捕殺拉登，美國人為之歡欣鼓舞，而恐怖分子的行徑，也完全不得人心。因此，殺了拉登，便没有人再進一步去追究是否合法罷了。

中國没有威脅他國的文化

美國的霸氣還反映在對中國研製殲－20新型飛機的大驚小怪上，說中國的新型武器便對美國構成威脅和挑戰。陳炳德回答說﹕“美國已經製造了那麼多的新型武器，那又是針對誰的呢”，“難道只允許你們幹，郤不允許中國人幹﹗”他接着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級大國，中國要挑戰美國談何容易？中國没有這個文化，也没有這個能力。

陳炳德觀察了美國的軍事設備，加上他所獲得的資料，說中國軍事實力與美國的差距至少達20年。

陳炳德訪美還提出若干真知灼見，他認為反恐是長期和艱巨的任務，不是擊斃一個拉登所能奏效，反恐更不能持雙重標準，否則“愈反愈恐”。

陳炳德還對在非洲之角索馬里的打擊海盜的聯合護航活動，表達意見。建議打擊海盜不僅要在海上打，同時也要往陸上打，因為海上海盜只是馬前卒，幕後主腦是在陸地上。當然，如何往陸上打，還要講究策略和國際法。

新一代的儒將

陳炳德對“中國威脅論”提出嚴正批評，他認為美國人對中國心有疑慮，是由於兩國的歷史傳統、社會制度，文化理念的不同。我認為還要加上一句，是美國的壟斷財團和軍火商通過他們的的御用政客和傳媒，散布這種中國威脅論調的。當然，下面的這一點，也許陳炳德是不便說的。

雖然中美雙方針鋒相對，但雙方還是達成六點共識，承認兩軍關係是兩國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陳炳德不愧是新一代儒將。老一輩的儒戰甚多，十大元帥的朱德、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彭德懷等都是智勇雙全的儒將。大將中的陳賡、粟裕、譚政和上將中的李克農、蕭華、蕭克、宋任窮、張愛萍等都是文武雙全。陳炳德是2002年才晋升上將的，但他今年也已達70歲，不久將會退役。希望他能在業餘再為軍事外交貢獻力量，也同時希望有更多的如陳炳德這樣的儒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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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本欄寫的＜2012來個“鐵三角”又如何＞是篇游戲文章。寫的動機是因為近日范太高調對傳媒談及是否競逐下任行政長官的新聞不絶如縷，而由於特首競逐日子日漸迫近，坊間猜測之聲又不絶於耳。在友儕茶餘飯後偶爾談及，發此怪論，引起座上友人興趣。於是發而為文，不料一石掀起千層浪，竟引起眾多傳媒人、政治評論家的注意。紛紛猜測其中因由，或許暗藏玄機。論者又以我上月曾獲溫總單獨會見，是否中樞有意要我前來透風，或以為我的文字是項公舞劍，志在沛公，不一而足，惹得記者郵電交加，應付不暇。上周前赴杭州渡假，說漏了嘴，有勞電台記者更追到機場，再三發問。文章“惹禍”，以此為甚。

曲線演繹，想像豐富

有人更“曲線”演繹，說作者的原意，並不在於推薦“鐵三角”，而是為“愛徒”曾鈺成上位舖路。這種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比我的奇想還要豐富。

今天看到素有“煲呔針”之稱的鄭經翰先生的鴻文：＜吳公舞劍，意在曾公＞，（見＜信報＞5月18日）原先以為他又在議論我是否在為曾鈺成造勢，即是說“舞劍”明是指向“鐵三角”，實是要捧出曾鈺成。

不料細看內文，郤是說我提倡范、唐、梁“鐵三角”，郤有意貶低曾俊華，真的是寃哉枉也。

范太、唐唐、梁振英、曾俊華都是朋友，我對他們並無特別偏愛。在推測特首的跑馬仔遊戲中，我從未貶壓任何人。熱門也好，黑馬也好，都按常理推測，當然各有側重點，也只是就事論事，絶無政治目的，抬舉某人，打擊某人。

提倡“鐵三角”，為什麼就是貶低曾俊華呢。鄭先生有何根據說“英年俊華，呼聲最高”呢。曾俊華擔任財政司長，有其短長。但最近的一個財政預算案的風波，的確令他失分不少。這是各項民調所反映出來了的。我知道曾俊華是曾蔭權的愛將，而曾俊華也曾有令人刮目相看之處。如他設計的為財政預算的廣告漫畫和標語，新鮮活潑，頗吸引青少年人的注意，但我郤很難理解他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何以搞得如此窩囊而又忽然“轉軚”。

即使不應因一事而論英雄，但這對作為財政司長來說，的確是一大打擊。

因此，坊間對曾俊華是否能作為下屆特首候選人，都不樂觀。我個人來說，對他並無褒貶，又何來“吳公舞劍，意在曾公”？

虛晃一招，貶范是實

至於鄭文中，對范太則是更多貶詞。當然，人無完人，金無足赤，范太絶非完人。我的所謂“鐵三角”，正是由於各人各有優缺點，才有合三為一的奇想，並無特別推薦范太之意。對於鄭大班認為推薦范太只是“美麗的誤會”，則屬見仁見智。但政治評論為文應崇尚厚道，鄭文把范太貶為“政治棄婦”，與“北京搭上關係，琵琶別抱”，而她個人條件，“不見得有任何過人之處”“不過是死人尋舊路，企圖執死鷄而已”，如此品評，對於一位公眾人物，似乎過份一點。

相反，對曾俊華，則是“最具行政經驗，其他人在這方面始終無法相比”。把一位捧到天上，另一位郤踩在地下，這種強烈的愛憎情緒，似非公正的政治評論之道，而且與鄭大班過往頗有真知灼見的評論文章大異其趣。

鄭大班把我的遊戲文章，視為出奇制勝的絶招，目的是要斷曾俊華競選特首的“後路”，發揮“有殺錯，冇放過”的效果，並認為是“超級高手”，真在令人啼笑皆非。我與曾俊華雖不太熟，但也無寃無仇，對其為人和形象，仍然頗為欣賞，我要斷其後路做什麼？我現在無慾無求，並不捲入任何政治漩渦，只是書生論政，以文會友。論點或有錯誤，但絶不抱任何目的去貶甲褒乙。知我者眾，鄭大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希望袛此一椿，下不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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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京故宮連續出現新聞。一是保安森嚴的藏寶之地竟被獨行賊盜去展覽寶物；二是為破案公安表示感謝的錦旗竟寫錯字；三是近年修建的“建福宮”竟淪為富豪私人會所。

繼數年前因故宮允許美式咖啡連鎖店星巴克進駐，破壞了故宮古典氣氛而受到公眾指責之後，更出現接二連三的醜聞和鬧劇。

北京故宮，無論從建築到藏品，都是中國數千年文化積累的象徵。到北京，不登長城非好漢，不進故宮不知中國古文物的豐富。清末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搜掠故宮，成為中華民族永誌不忘的恥辱。今天仍有不少故宮文物在西方各大國的博物館和私人手中。按國際公法，這些贜物應回歸中國人民，但至今西方聯軍入侵北京的八國，仍裝聾作啞，面對盜賊的罵名仍安之若素。

五百餘年紫禁城

15世紀初，明成祖經營北京，興建新宮，將首都由南京遷往北京。滿清滅明，仍以北京為首都。明朝的宮殿已基本成型，而北京更是歷史文物建築集中之地，其中以北京故宮為代表。解放後的北京舊城屢遭拆缷，其中受到保護、修茸完好的首推故宮。並成立一個“故宮博物院”，將重要文物集中於此。蔣介石政權從大陸潰退到台灣，也把一部分重要文物轉運到台灣，在台灣另立一個故宮博物館，與北京遙遙相對。

故宮博物院集中了一批古文物專家，對古文物加以鑑定整理，至今不輟。雖然經歷文化大革命，除被康生之流盜取若干文物之外，一般尚算破壞不大。

故宮管理出問題

但最近出現接二連三的醜聞，暴露了故宮管理的若干問題。也把“維穏”光靠公安，向錢看觀念和管理人員水準的低落暴露無遺。

維持穏定靠公安，而不是依靠廣大群眾，這與革命時期依靠群眾大相徑庭。

故宮裡頭有七八層保安系統，保安人員數以百計，何以一個年青的獨行賊能衝破層層機關，避開眾多保安人貝，直入藏寶之地，如探囊取物，盜走珠寶？

這暴露了故宮內的職工，包括保安人員，工作十分鬆散。廣大職工也事不關已，高高挂起。至於有没有內應，我們不得而知。

過去我們重視政治思想工作，現在大概不那麼重視了。以為依靠科學技術，依靠專業保安人員，便可以安寢無憂。殊不知，人的質素才是最重要的，內地最近頻頻出現的若干災難，如火災、礦難、豆腐渣工程等等，還不是人的因素出了問題？

建福宮重修成功

至於重修的建福宮變成頂級富豪的私人會所，更是一切向錢看的結果。多年前的美式咖啡店星巴克進軍故宮，便是同一種思維的表現。

故宮內的建福宮，原是清乾隆時代的御花園。1923年，清廷覆滅已十二年，不過清代皇族遺老遺少仍居宮內。一場神秘大火把建福宮燒掉，此後無人修復。有心人香港企業家陳啟宗，以其基金會名義，與故宮博物院合作，在21世紀開始時進行修復工作，歷六年而修建完成。當年我曾應邀參加了修復啟用儀式。

今天此宮再出新聞，又是錢作怪的結果。據著名中央視台主持人芮成鋼揭露，宮內設立的富豪俱樂部，全球招募500名會員，入會費高達100萬人民幣。開頭故宮方面否認，但有人拿出“入會協議書”為證。

捍衛故宮文化，變成只是一般草民的呼籲，而故宮當局郤我行我素地“向錢看”。

“撼”祖國強盛是政治錯誤

至於寫錯字，更是十分滑稽。

事緣公安部門破獲上述的故宮竊案，並擒拿盜賊，故宮為表示感謝，贈北京市公安局兩面錦旗，並隆重地由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親自致送。其中一面錦旗寫道﹕“撼祖國強盛，衛京都泰安”。用“撼”字來對“祖國強盛”，這不是“倒米”麼。“撼”是搖動，“搬動”的意思，一般具文化程度的人皆知。韓愈詩云“蚍蜉撼大樹”；宋史﹕＜岳飛傳＞“撼山易，撼岳家軍難”，講的都是搖動的意思。那麼為什麼要“撼”祖國的強盛呢，這是明顯的錯誤，而且是政治性的錯誤。

但故宮的相關負責人說，用“撼”字没錯，“顯得厚重”，真是強詞奪理，與常人的理解不同，後來又不得不承認了錯誤。

官僚主義亟需改善

從這三幾件事，既反映故宮當局作為一個文化單位，其領導十分不稱職。而且知錯不改，強詞奪理。也反映當前社會上向錢看的惡劣風氣已經深入文教部門。而官僚們的死不認錯的風氣越來越盛，再加上脫離群眾，互相推諉之風勁吹，官僚主義有惡性發展之勢。鄧小平在31年前批評的幹部作風﹕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辦事拖拉，不負責任，欺上暪下，專横跋扈等等的官僚作風，實在並未很好的克服。故宮的這些負面新聞，在短時間內集中表現出來，正是一面鏡子，值得有關方面汲取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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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范徐麗泰近日多次高調談及下一屆行政長官競逐事，特首選舉又在坊間熱議起來。

我曾多次在本報撰文探討2012年新任行政長官問題，並在2008年出版過一本＜誰是2012年行政長官＞的政治評論集（天地圖書公司出版）。但從未品評哪一位候選人跑出的機會大一些，不像有的大人物早早就已經落注買頭馬了。

最近我寫了一篇＜誰能維穏，便是“真命天子”＞的文字（見本欄4月11日），更以此文面詢溫家寶總理。他說看過此文，但笑而不答。此事因而引起社會注意。“維穏”當然是施政的最低要求，但如果維穏的能力都没有，如何能孚眾望？

此所以本港當前議論紛紛，而北京從未表露任何認同傾向。隨着明年特首選舉的日期廹近，猜測與評論必定紛至沓來。

范、唐、梁“鐵三角”

於是我忽發奇想，來個“鐵三角”又如何？

所謂‘鐵三角“，就是把三位當前明顯的特首候選人，組成一個“聯盟”，集體施政，取長補短，以便成為一個強勢政府。

我在論“真命天子”的文章中曾說過，“如果上述四個人的優點，能集於一人之身，哪就太好了”（四人包括葉劉淑儀）。

現在三位有意參選人是范徐麗泰、唐英年和梁振英，我說的“鐵三角”，便是由這三人組成。

如何排位呢。我的意思是﹕范徐麗泰擔任特首，唐英年繼續擔任政務司長，梁振英擔任財政司長。

范太有民望，各方面都没有“牙齒印”，讓她當特首，反對的聲音不大。唐唐有近十年司長經驗，與公務員隊伍磨合較佳，讓他再“屈就”一屆司長，做出成績，以便下一屆一人一票選舉時有利於競逐。梁振英有抱負，對香港經濟問題有研究有理論，對施政中特別是經濟方面有許多積極建議，讓他先在政府中發揮一下好了。

衷誠合作　　改變頺勢

這三個人如果能够衷誠合作，必能形成一個強勢政府，改變當前的頺勢。

范太年紀大，身體不太好，就如她心願做一屆好了。經過勵精圖治，下一屆直選，非唐、梁兩人莫屬。唐梁兩人的缺點，也希望在這五年的磿鍊中，一一克服，下一屆便能做一個強勢特首。

他們兩人都年輕，等五年不算長。如果在當前上台，由於政治生態的惡劣，加上當前特區政府的弱勢已成，上台後必然亂箭穿心，絶對不利往後在普選中當選，反而有利於反對派。

現在讓范太當頭，她來承擔最高政治責任。以她的政治手腕，或能化解各方勢力的對立。以女性特首的軟功，化干戈為玉帛，維持相對的穏定。

唐、梁兩人，各舒所長，埋頭苦幹，幹出口碑，絶對有利於下一屆的競逐。

三人同心，其利斷金。＜戰國策＞中云﹕“三人成虎”。借用此言，釋為三人合作，必能發出虎威，集三人之力，必可無堅不摧。

中央猶豫　　拍板困難

范太說兩個月後才作決定，其中頗有玄機。這個時間表，可能也只是推測之詞。大概就是要局勢再明朗些才決定去馬與否。中央恐怕也有難言之隠，他們得到的香港民意訊息，肯定不是眾口同心，推薦某人。如果只是聽大企業家的，他們當然喜歡一位聽話而能維護既得利益者的人。如果聽一般公眾的，恐怕又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要拍這個板，比選舉第一任的行政長官難得多，這是遲遅未露口風的原因。

我的這個奇想，成事的可能性不大，要三人合作，談何容易﹗如果全無可能，就當是一個“怪論”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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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東方日報〉主事人的邀請，在這裡寫點評論文字。我在報章上寫評論政治社會文章，已逾三十年，本着“以文會友”的宗旨，多來年結交許多素未謀面的朋友，特別是知識界的朋友。文章也受到溫家寶總理的青睞，終於有了上月二十三日的北京會見。所以我把這個欄目，稱作“以文會友”，誰曰不宜？

我寫政治評論，堅持三個原則，一是愛國愛港，愛自己的國家民族，希望香港這個自己安身立業之地繁榮安定。不像有的人以做中國人為恥，總希望中國大亂，不作善意批評，而是惡意攻擊。二是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形成的，目前中國沒有任何一個黨外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它。我們希望它自我完善，而不是打倒它。第三，寄希望於當今的領導人。當今的中央領導人，即所謂胡溫體制，是好的。他們身家清白，一心一意想為國家辦好事。可是中國的情況太複雜，封建思想殘餘和文革遺毒甚深。毛澤東說的“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的確如此。所以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要有耐心。

回歸前著文請政治部人員放心

回歸前我寫的政治評論文章，着重於寄希望於香港的平穏過渡。我自認我的評論中的兩個方面是頗為獨到的。其一是請紀律部隊的人們安心，接受回歸的現實，不要人心惶惶。當年我擔任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執行委員，徵詢各界對起草基本法的意見。我寫了好幾篇文章，希望紀律部隊人心安定。因為紀律部隊，特別是警察，在內地被認為是“專政工具”，政權易手，這些人心中沒有底，於是考慮移民，爭取居英權。特別是“政治部”這些搞情報工作的人，更是心驚膽跳了。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有兩三年我是被政治部的特務貼身跟踪的。那時候港英對愛國學校的監視、孤立、圍剿是不遺餘力的。我是學校的校長，便被“照顧”到了。那些政治部的特務，不少是熟口熟面的。我在評論中寫道，這些人只是奉命行事，建議有關當局正式宣布，這些人因政治理由執行的任務或行動，回歸後概不追究。

我有一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學生，畢業後居然能進入警務處當上督察級的警官。大家知道，那時候左派學校的畢業生，要考進師範院都絶不可能，傳聞官津學校教師如進國貨公司購物，被發現都會列入黑名單，影響職位，何況讓左派學生進入敏感的警察部門？這位學生退休後立即移民加拿大，當然他心中有數。但後來看到香港回歸以後，並沒有進行甚麼清算行動，他便放膽回港探親，並與我及一些校友相聚，我們也不談往事，只以師生之誼暢敍。

批評中方被彭定康耍了

另一件事是批評香港回歸之前的過渡期，中方工作的疏漏。當年港英當局多次與中方特別是香港新華社交手。狡猾的政客彭定康，號稱末代總督，絶非一盞“省油的燈”。他雖然被謚為“千古罪人”，郤沉着地進行政權移交前的部署。無論從人事布局，經濟制度，立法機構的設置，扶植反對派，為回歸後没有英國人直接統治的“統治”作了周密的布局。特別是把“主權換治權” “的意識形態，深植在親英人士的思維之中，出現要求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的實際呼聲和行動。我在最近寫的一篇〈“主權換治權”的變種心態〉中有詳細的論述。

但彭定康拋出了一個立法會選舉的民選席次議題，來吸引中方注意。正所謂“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結果中方上當了。因立法會選舉方式爭論不休，郤忽視了彭定康的周密部署。這位“千古罪人”，又為英國人以至西方世界立下了大功。

去年政改爭論，主張讓步

就最近的事情來說，去年的一場政改風波，中央堅持不對民主黨讓步之後又忽然轉軚，頗為轟動一時。

我公開發表文章，主張可以讓步，以達成一個政改協議，有利於香港政治生態的改善。但大部分建制派人士認為民主黨的建議違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基本法〉立法原意，特別有趣的是〈大公報〉前後兩天的社論立論完全相反的變調。

最後，在立法會即將表決政改方案的前夕，中央突然轉軚，同意民主黨提出的新增五席區議員互選的議席，採用一人一票的方案。於是許多社會上的頭面人物，大跌眼鏡，又紛紛變調，成為一大新聞。（全過程均見拙著〈闖進政治禁區〉，2010年11月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講真話不講奉承話

我對內地某些意識形態的評論，的確有點闖入政治禁區的味道，但郤並没有違反我在文首所提的三個基本原則。

我評論“普世價值”，“兩院制”和“三權鼎立”，是作為理論探討。對於中國發展道路和模式，對於中國的“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的比較，都肯定中國模式的長處，並不贊成完全照搬西方的。對有說“胡錦濤代表逆流”，我為他辯護。真正是“是其是，非其非”，清心直說。當然我不敢說我的意見都是正確的，我同樣願意接受批評或爭論。以文會友正是這個意思。友好的爭論是必要的，只要平心靜氣，不是謾罵和攻擊就好。魯迅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就是最好的箴言。

宋代歐陽修說﹕“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触怒”。我也曾因某些溫和的直言而触怒某位高層領導人，但我從不“諛言順意”以取悅於權勢者。今後也本着講真話不講奉承話、套話、大話，與諸位讀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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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會友〕專欄逢星期四出版於＜東方日報＞

前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2008年去世，今年在故鄉山西交城興建規模宏大的陵園。有人說比美皇陵，從圖片看來，恐怕比清代皇陵還要宏偉。陵園365級，之中有4個大平台，墓的外形為5﹕5米高的見方石鼎。其豪華壯觀之處，令人咋舌。

據說今年8月20日在他逝世3周年時便舉行骨灰安放儀式，並竪立銅像。

建這個陵園，也許不是華國鋒生前立下的遺囑，可能是他的故鄉或者山西省當局的主意。但這完全違反共產黨人節儉辦喪事的章法，中央不加制止，以後大小幹部效法，後患無窮。

華國鋒生前立下一個壞規矩，就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立即在天安門廣場建立“毛澤東紀念堂”。這當然也不是毛澤東在世時的主意。但在當年個人崇拜盛行時，他這樣做，還是可以理解的。

毛澤東建議不建墳墓

毛澤東早年曾為共產黨的高級幹部立下規矩，一律火葬，不建墳墓。鄧小平在1980年8月答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問時證實，毛澤東在50年代新中國成立不久，就提議“所有的人身後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遺體，並且不建墳墓”。並說毛主席是第一個簽名的，鄧小平他們都簽了名，全國的高級幹部都簽了名，鄧說，“現在簽名冊還在”。

因此，建毛主席紀念堂、是違反毛澤東的意願的。但是，既然建了，鄧小平也不主張拆掉。

由此可見，火葬和簡化殯葬儀式，不建墳基，是早年中共中央的共識和決定，而且是大家簽名作實，立下規矩的。

改革開放以後，這個規矩郤屢遭破壞。我所記得的，1985年逝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員委員、解放軍上將的許世友，便要求土葬，並建立墳墓。

向封建傳統投降

往後還有個別的高級幹部，雖然火葬，但仍要建立墳墓。規模或許没有華國鋒陵園之大，但都是違反了當年規定中的“身後火化”、“不立墳墓”的其中一條。

至於中下級幹部特別是地方的小幹部，更是大辦喪事，不僅建立墳墓，而且萬人空巷地搞喪禮大遊行，還要下屬和平民老百姓攤派帛金，參加喪家盛宴。這類消息，公諸於眾、見諸報章的可說是屢見不鮮。

就是在香港，有些公開的共產黨人，也是不守規矩，公然土葬，葬於本港或深圳的華僑墓園。

為什麼一向反對封建習俗的共產黨人，一向自詡為特殊材料造成的共產黨人，都不能移風易俗，而向一些封建傳統投降呢。

就喪事一端，便不能堅持，並屢屢由高級幹部帶頭破壞規矩，到了華國鋒大建陵園，可說是登峰造極。

屢下命令 屢禁不止

有人說當前政令不出中南海，又說上者政策，下有對策。別說大建墳墓陵園的事，各地大建辦公大樓，中央屢下命令，屢禁不止。我當全國人大代表時，也多次提書面建議，說應嚴禁各地大建辦公大樓。我到廣東西江某市視察時，對當地市委辦公大樓的佔地之廣，極盡豪華提出批評時，被該市市委書記駁斥，說該市委大樓及周邊草地，是“與民共樂”場所，令人啼笑皆非。

大排筵席也是如此，中央提倡四菜一湯，但令不及省市縣鎮鄉村，愈是基層，吃喝之風愈盛。

至於出外旅遊，濫用公家小汔車，到景點五星級酒店開會等等，下達指示禁令，多如牛毛，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衣食住行，競相豪華奢侈，見怪不怪，每年浪費公帑，以千億計，每念尚有上億貧困同胞，情何以堪﹗

大小陵園 將會出現

華國鋒陵園的興建是個新挑戰，挑戰中央敢不敢對這股奢侈、復古之風加以制止？

華國鋒陵園的設立，相信是山西華的鄉親對他的被迫下台的反彈，也是群眾不滿現實而懷念毛澤東、華國鋒時代的一種表示。加上後來在華國鋒逝世時的悼詞和悼念規格，以及往後的若干對他的讚揚文字，又似乎有點對1980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中，對華國鋒的嚴厲批評的若干“撥亂反正”。

　　在這種氣氛和情緒下，才出現華國鋒的陵園愈搞愈大，正像在韶山對毛澤東的褒揚和立像愈搞愈大一樣。

　　現在陵園搞起來了，中央恐怕進退兩難，要加制止又不太好，只有隻眼開隻眼閉，低調處理就是了。但此例一開，往後大小幹部的大小陵園墓園可能在各地陸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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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23日上午10時，溫家寶總理在中南海他的辦公室隔鄰書房會見筆者。我在徵得總理同意後，在回港翌日發出會見新聞稿。往後許多傳媒積極跟進，各有報道重點和演繹。但我認為，溫總這一次的會見，主要是表示對年長的長期在香港堅持愛國愛港人士的肯定。正像溫總理經常在第一時間到達災區慰問受災人民、在節日中探訪基層群眾並與他們包餃子共進飯餐、到部隊中去探訪三軍戰士、對德高望重的鴻儒學者加以慰問和探訪一樣。

所以，這次會見並無既定議題，也並無向我徵求對內地和香港社會政治情況的意見，偶有触及，都是閒聊，並無深入討論。

有關內地問題，我曾提及作假的問題，例如毒奶、假牛肉、假鷄蛋，甚且有學術造假的情況。同時，當前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還未到位。溫總表示，社會上存在有封建殘餘和文革遺毒，影響社會風氣的淨化，有改進的必要。

關於香港特首人選

談及香港問題，是我主動提出月前曾寫一篇文字﹕〈誰能維穏，便是“真命天子”〉（見本報本版4月11日），認為目前香港必須維持社會穏定，反對暴力和暴戾的行為和叫囂，能維持今後香港穏定的能人，便是下屆行政長官的理想人選。

溫總回答說看過這篇文章，但並沒有進一步評論。我在文章中也没有肯定任何一位熱門候選人，溫總更没有和我進一步討論有關的候選人問題。話題反而轉向溫總在今年兩會期間表示希望再次到香港訪問。溫總在2003年曾訪問香港，就在那一次他會見港區人大代表時，提及我的名字。因為當年我曾寫過一篇短文，回應溫總在回答香港記者問及國務院誰分管港澳工作，說“你們怎麼不知道？”我在文章中寫過，港區人大代表都不知道，記者們怎麼會知道。溫總表示了歉意，並介紹在座的唐家璇國務委員，說他就是分管港澳工作的。

友情閒話，溫馨話題

整個會見，是屬於友情閒談，没有既定的議題。溫總並没有徵求我對國內問題和香港形勢的看法，也没有要讓我傳達什麼訊息。所以希望傳媒的朋友們不要作無謂的猜測。

溫總把我作為一位“老朋友”看待，所以會談没有第三者在場，連我的夫人都没有在場。會談畢，溫總設便宴宴請我倆，並把他的夫人請來，在宴會席上又隨便聊及彼此的家庭和兒孫等溫馨話題。我在去年喜添一個活潑可愛的孫兒，也把這一份喜悅向溫總報告。看來，我們在家庭生活上有許多共同語言。

溫總的平易近人和對長者的親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因一目失明，行動緩慢，在下樓梯時溫總親自攙扶，還在登車回酒店之前在他辦公室大樓前作短暫的散步。他還指出附近的建築物哪一座是周總理生前辦公的地方，然後再送我到汔車門前，招手道別。

溫總贈我是一巨冊紫光殿的現代畫家的畫幅影印本，並親筆簽名。我回贈的是一幅上月底教育學院頒發榮譽院士的照片和一本政治評論集。

德育問題未有展開交談

翌日我在人民大會堂參加慶祝清華大學100周年校慶盛會，親自聆聽胡錦濤主席的重要講話。他對青年學生提出三點希望，“強調要勤於學習、善於思考、務於探索、敏於創新、激發求知慾和好奇心”，“要把全面發展和個性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在德智體美互相促進，有機融合中實現全面發展、努力成為可堪大用，能負重任的楝樑之材”。作為一位老教育工作者，這些話都深得我心。我本來很希望與溫總討論一些教育青年下一代的問題，表達我對當代德育欠缺的憂慮。但因時間關係，話題没有展開。我曾在本版著文，指出“中國原是禮儀之邦，古訓中有關遵禮、守紀、慎行、尚節的訓詁多如牛毛，可惜歷次的極左的政治運動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將固有的良好的道德修養棄如敝屐，只破不立，以至動搖國本”（見本版3月17日）。這話和溫總批判封建殘餘與文革遺毒對社會的不良影響不謀而合。現在胡錦濤主席的一番語重心長的講話，應成為我們和年青一代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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