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溫州段發生高鐵撞尾的重大慘劇以後，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開展高鐵在建項目的安全大檢查，適當降低新建高速鐵路營運初期的速度，並對擬建鐵路項目重新組織安全評估。

中國人有句老話﹕“欲速而不達”。想當年，高鐵建設如火如荼的時候，高鐵行駛速度“你追我趕”，競相提速。我乘過兩次高鐵。一次由北京至天津，另一次由廣州去武漢，行車的最高時速約315公里，不算太快。但這是去年的速度，今年據說加快，不少達到時速350公里，正在向400公里進軍。要創造一個世界紀錄，不料便在溫州地段出了一次大事故。

溫州高鐵事故，並不是高速所致，據說是信號燈和人手判斷錯誤。但高鐵建設在今年以來，的確有點“大躍進”的味道。現在及早刹車，重新檢查高鐵安全程度和建設、運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未曾不是一件好事。

上世紀大躍進教訓深刻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從反右鬥爭之後發動的“大躍進”，違反科學規律，違反工農群眾的生產經驗，一味聽從最高領導的瞎指揮，大煉鋼鐵，大搞高產田，造成三年大飢荒，餓死和非正常死亡達四千萬人，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場最大災難和慘劇。

這個教訓是深刻的。當年最高領導人還是不肯認錯，先是有成績與缺點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之爭，即說缺點微不足道。到後來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還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議論。導致廬山會議上明批彭德懷，暗指劉少奇，種下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的禍根，使中華民族遭受一場空前的大劫難。

現在高鐵建設的“大躍進”，雖然只是局部的問題，並好在及時從一場災難中汲取教訓，立即降速。證明當前的中央政府，已經比以前成熟得多。

“左”禍是災難之源

“左”的根源在中國共產黨內，根深蒂固。中共在未執政以前，就已經多次受到“左”的困擾，傷害了許多幹部，並迫使放棄蘇區根據地而進行長征。新中國成立以後，一向都是“左”的思潮抬頭，無論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肅反鎮反、反對地方主義，都受“左”的影響。到了反右派、大躍進、高舉三面紅旗，更是“左”的思潮佔上風，既傷害了廣大群眾，也令社會主義建設倒退。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左傾思潮的大爆發，成為延續十年的大浩劫，導致中國的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萬千人才受到摧殘。難怪鄧小平在撥亂反正之後的最後一次南巡講話，曾語重心長地說﹕“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的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的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並說﹕‘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愓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改革開放以後迄今，‘左’的幽靈還經常在中國大地徘徊，不時出來干擾一下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

高鐵建設的“大躍進”能够及時得到糾正，不僅因為有了這一次溫州高鐵慘劇的血的教訓，也由於舉國上下對歷史上急於求成的“左”的悲劇有所警覺。而最高領導層的頭腦冷靜而不發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事物也是辯證的，高鐵降速也不等於一減到底，不能忽視高速鐵路的營運是群眾出行的需要和鐵路運行效率的提高。有的人便擔心，全面降速，高鐵列車運行的密度將會下降，這便會出現客運買票難的問題，而且對鐵道部門的營運產生不良影響，也對高鐵沿線的經濟發展產生負面的連鎖反應。

但是，事物是辯證的，降速是為了日後的提速。高鐵就是高速運行，在科技和安全檢查過關之後，仍然需要提速。近十多年來，中國的鐵路都經過多次提速的，但卻是循序漸進。列車已從平均時速54.9公里，提高到65.7公里，部分線路的非高速列車都曾達到時速200公里。

中國經濟發展仍有不少問題

中國高速鐵路的提速和降速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說明中國在經濟建設中有一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好開頭。現在有不少人對中國當前經濟的發展的“高速”也有許多議論。特別認為當前中國工業發展以浪費自然資源、污染環境等為代價，生產廉價的輕工業產品適應西方發達國家消費者的需要，是否值得。這種高速發展工業的代價太大了，需要檢討。又如前年廣東提出“騰籠換鳥”的政策，即急於淘汰勞動密集的工業，換入技術密集的工業。但此政策是否能由領導一個號召便“騰籠換鳥”成功，頗為存疑。不久，北京《人民日報》便發表文章，說中國仍需要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因為由農村釋放出來的大量勞動力，必須由勞動密集型的工業來吸收，不是一說要“換鳥”便可以換掉的。

應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這次高鐵發展能迅速從“提速”改“降速”，證明我們的這個社會和領導層已比前成熟。不像過去“大躍進”之後原本糾“左”，而由於最高領導人不肯承認錯誤，反而趨向更“左”，終於闖出大禍，造成“文革”十年浩劫。今天，因一次大事故而引至反思，終於做出糾偏的決定，當然是一件好事。不過，我們仍要記住鄧小平的話，“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鐵道部長期以來形成一個“獨立王國”或“半獨立王國”，缺乏嚴格監督，與這次重大事故和種種錯誤有關。只有打破這種種獨立王國的思維，加強監督和制衡，才可能有效防止類如這種“大躍進”式的錯誤再次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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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過“鐵三角”的設想，明知其實現的可能性很低，但卻是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香港公眾的心聲和北京“揀蟀”的煩惱。因為現在三位熱門的特首候選人，民望並不集中，港人並不一面倒地欣賞其中一人，北京也下不了決斷拍板。於是我想，如果能把三人的優點集於一身，那就太好了。於是發為怪論“鐵三角”，目的也不外讓大家茶餘飯後，可作談助，顯然並無實現可能。正如陳文鴻對本人的批評﹕“吳康民是香港老百姓”，“卻全無權威”（見7月24日《東方日報》）。怪論當然全無權威，但崇拜權威的人，是否看懂了這個深層次的寓意？

“鐵三角”既能引起熱議，本娛人自娛的心態，再來談談“君臣配”又如何﹗

所謂“君臣配”，是我杜撰的名詞。是說領頭人和輔助他的兩人配。就是說可能選出一位不太強勢的特首，再給他配上一位較有能力的政務司長。

兩則值得注意的新聞

此說有何根據，請看下列兩則最近的政治新聞。消息未必引起注意，但卻透露另類訊息。

第一則，身兼多項公職的市區重建局主席張震遠，開腔力撐疑似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認為他完全符合港澳辦王光亞主任開出的特首條件。原因是認同他有關房屋和解決貧富懸殊問題的意見，並且認為目前只有他發表了這些有關意見。

眾所皆知，張震遠和曾蔭權的關係密切，也許他就是另一支“煲呔針”。由他來發表挺梁言論，便有點奇怪。難道煲呔與C.Y.已有默契，由煲呔來幫C.Y.組織班底，以延續曾蔭權在特區政府內的影響力？或者就由張震遠或曾俊華來擔任C.Y.組閣中的政務司長？

如果是由陳啟宗來撐梁振英，人們不會感到奇怪。但今天冒出一位張震遠來，十分惹人遐思。想深一層，煲呔是否已經體會中央旨意，提早佔據有利陣地？

如果煲呔與C.Y.合作，以特首在高官中的人脉，這一臂之力，肯定非同小可。

譚耀宗洩漏天機？

第二則，坊間有人傳聞曾鈺成是疑似特首候選人中的“黑馬”。消息傳出，泛民主派率先表示贊成。泛民也許深知曾鈺成的當選可能性不大，於是加以“贈興兼攞景”。

但是有人以之詢問民建聯主席譚耀宗，他卻問非所答，說曾是一位當司長的合適人選。

難道譚耀宗洩露天機，中央有意在一位民望不足的未來特首中，配備一位靠得住又強勢的政務司長，來個如此的“君臣配”？

政務司長雖不由中央直接任命，但也非通過中央這一關不可。這個第二把手，在特區政府中，也十分重要。

曾鈺成因為他的“左派”背景，擔任特首的可能性不大。因為早在回歸之前，鄧小平已經定調。1984年7月31日，他在談到港人治港的時候，便說“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但又說，“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

曾鈺成入閣也是少數

這話非常明確，中間的人應是多數，那麼，特首也應該是多數派之一，就是“中間”的人。左翼當然要有，就是說他們也代表了港人的一部分，所以要有，但應少些。上一屆特首政府，中間的人是多數，“也有點右的人”。至於“左翼”，不就是曾鈺成的弟弟曾德成麼。

現在如果加上一個曾鈺成去當政務司長，“左翼”還是少數，不會影響各方面的人“心情舒暢”的（鄧小平語）。

猶憶兩年前，香港中聯辦的部長級官員，曾撰文提倡香港應由兩支隊伍分管，即除特區政府外，另一支便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

此說一出，頗引起一些人的憂心。我曾在本報著文回應（見拙作《闖進政治禁區》一書，天地圖書）。但這個“兩支管治隊伍”的意見，也反映了內地某些主理港澳工作幹部包括高級幹部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他們對香港現狀發展的憂慮。

對左翼人士不應有偏見

如果任用一位左翼人士，來作為香港管治班子的配搭，並没有違反《基本法》的精神，更没有違反“港人治港”的原則。何況曾鈺成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士，在香港受過高等教育。擔任議員和立法會主席，議政論政，成績斐然。泛民主派說支持他，也不僅是贈興攞景，也有對他敬佩的一定成份在內。

對左翼人士的成見，是歷史形成的。也與內地歷次政治運動不為港人認同有關，與當前內地個別政治措施和侵犯人權事例不為港人認同有關。但這些現象，要香港土生土長的左翼人士來承擔責任，也是不公平的。香港的愛國左派，為什麼要為內地的某些失誤承擔責任呢。難道真的是“只有辱没有榮”嗎？

話扯遠了。我提出這個“君臣配”的新主張，不一定能成為事實，但是不是可以作為解決人才難得的一條思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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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又在北京發話，批評香港公務員秉承英國人教導的一套，只會接受指令和執行，缺乏對香港未來發展加入政治設計和長遠規劃。

他又說，香港公務員在英國人的訓諫下，只會接受指令，他們過去是聽BOSS的（指聽老闆的），現在自己做了BOSS，卻不知道怎樣當BOSS。所以他說，香港“成也英國，敗也英國”。

本來這話也只是老生常談。誰都知道，香港公務員被訓練為英國人的“公僕”，只懂聽英國人的話，執行英國主子的指示。因此，在港英統治時期，英文頂呱呱的公務員，升遷特別快。香港大學英語系的畢業生，競相投考公務員。就是這批英語精英，長期治港。回歸以後，仍然如此。據說現在特區政府內部文件，大部份仍用英文，平民老百姓收到的政府文件，也有一部分是英文而没有中文的。就是我接到政府通知獲頒大紫荊勛章，來函也是英文的。

是否話中有話

本來王光亞的談話，卑之無甚高論。但是否話中有話呢。如果他的話是批評曾蔭權的，甚或波及唐英年的，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王光亞說，“香港特區政府和各級公務員應該按照香港的未來發展進行設計和規劃，根據規劃制定目標和政策”。這一點，曾蔭權政府有没有做到呢，顯然没有做到。特別是這兩年，特區政府官員似乎已進入過渡心態，不僅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涉及民生的諸多問題上，缺乏設計和規劃，而且目標模糊，政策多錯。坊間的批評多如牛毛，雖然不少是政客們的吹毛求疵，但更多的是公眾擊中要害的。

更為要命的是，一些具體的決策，錯誤明顯，有瑕可擊。如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一錯再錯，一改再改，被公眾批評得體無完膚。又如議員出缺的遞補方案，推出時就是一個不成熟的方案，又是一改再改，至今爭議不絶。

至於其他教育醫療等等，也都是政策一出爐便議論紛紛，更被政客們政治化。

炒熱下屆特首選舉

說到特區政府應該有長遠的設計，長遠的規劃，這當然是較高的要求。但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只聲明“打好這份工”，他自己都没有BOSS的觀念，又如何會作長遠的打算呢。

唐英年呢，他雖然是問責官員，現在是第二把手，但他同樣是有公務員心態。幹逾十年了，潛移默化，不公務員化也不可能。特別是聽到王光亞談到“喝紅酒”這一句，覺得特別刺耳。雖然他講的是外交官，但他說的是要“經歷許多苦難，甚至是槍林彈雨”，不是對含着金銀匙出世，過着是公子哥兒生活者的批評嗎？

王光亞之前對候任特首應具備三個條件的提出，往後對公務員缺乏長遠廣濶視野的批評，都是在向公眾提點選擇候任特首的條件。讓公眾進一步品評疑似候選人，讓疑似候選人進一步爭取表現。炒熱下任特首選舉的議論，使被譏為小圈子選舉的特首選戰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

對公務員寄以厚望

王光亞看似批評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實則是對他們寄以厚望，正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如果王光亞對公務員隊伍徹底失望，他在之前來港時也不會專門會見高級公務員。這是一個表態，是過去北京高官來港所没有的一個姿態。

其實，香港的人才庫盡在公務員隊伍之中。工商界中當然也藏龍卧虎，但是少數。香港工商界不脫中國社會的父傳子或若干姻親關係的接班人，就像內地的太子黨一樣。其中當然不乏奮發圖強的精英分子，但也有不少是紈袴子弟。公務員的素質卻較為平均，有較高學歷，有嚴格的訓練，有一定的傳統，有可循的制度，只是缺乏精明的領導。當領導的，應善於用人，放手鼓勵他們創新，鼓勵他們發揮所長，而不是鼓勵蕭規曹隨，也不應讓一些人尸位素餐，得過且過。我認為改造公務員隊伍，關鍵在於高層領導。如果問責官員有一套共識，必能改變當前公務員隊伍只做“接受指令，執行指令”的半機械人情況。

香港公務員系統既有上述的若干缺點，也有內地所欠缺的若干優點。如廉潔奉公，工作井井有條，制度明確，不講交情等等。所以，評價香港公務員，應該更全面一點。

是好事不是壞事

王光亞一再發話，是好事不是壞事。有人認為港澳辦主任多談香港問題，是干預香港事務，違反“一國兩制”，這是不對的。他講的是理論，並不是針對香港的具體施政指手劃腳，何干預之有？過去的主任一如潛水鱷，從不表態，又為港人所詬病。現在有一位敢於發話，說及一些港人關注的問題，又說干預。這種迫人左右做人難的言論，絶對不利於中港之間的善意溝通。香港又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央是要管的。例如最近的菲傭爭取作香港永久居民問題，如果法院判決她們勝訴，將增加香港的許多社會問題和負擔，有人不是提出要中央管一管嗎？作為港澳辦主任，對香港問題發為言論，是應份的事，並不構成干預。我們應歡迎王主任多來港觀察實情，多與港人對話，這對香港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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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中，蜀國大將魏延，被諸葛亮看出他腦後有反骨，日後必反。諸葛亮生前留有錦囊，授馬岱以密計，在魏延造反時，立即斬之。後人便把魏延稱為“反骨仔”，包含有背叛，賣主求榮的意思。

與“反骨仔”相對的，是講究“骨氣”，即氣節。文天祥的＜正氣歌＞流傳千古，便是世人對氣節的肯定和歌頌。現代史上許多有骨氣的英雄人物，寧死不屈，都為後人所傳頌。近代革命，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到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都湧現千千萬萬的有骨氣的人物。在敵人的屠刀前顯出英雄氣慨，令人肅然起敬。

中華民族崇尚骨氣，蔑視叛徒。更對翻雲覆雨的反骨仔嗤之以鼻，這是十分有益的道德傳統，值得發揚光大。

顧順章和汪精衛

中國共產黨早年最大的反骨仔是顧順章。顧是1925年上海五卅運動的參與者，之後入黨，並被派去蘇聯接受特工訓練，回國後擔任中共中央政治保衛局局長。1927國共分裂，中共中央轉入地下，上海成立“中央特科”，即情報組織，顧是負責人之一，負責保衛上海中共中央安全。1931年顧被國民黨逮捕後叛變，短短一年為國民黨賣命，逮捕和殺害了大量中共地下黨員。中共中央由於有線人在國民黨高層，周恩來等人方免於難。顧後因有自立門戶的意圖，為蔣介石所殺。

國民黨也有最大的反骨仔，那便是汪精衛。眾所周知，汪逆投靠日冦，到淪陷區南京另立偽政府，在日本人卵翼下妄圖搞第二個偽“滿州國”。抗戰後期，病死日本，成為遺臭萬年的頭號漢奸。

“港獨”的變種思維

回說香港政壇，也有不少反骨仔。

有的在港英統治時期，當時得令，意氣風發。對英國人在中英談判中主張“主權換治權”舉雙手贊成，甚且在英國人看到大勢已去，不得不接納中國政府的收回香港的原則方案，簽着中英聯合聲明之後，仍喋喋不休堅持“主權換治權”。這種秉承“没有英國人直接統治的英國人統治”的思維，便是在回歸後高唱香港是實際上“獨立政治實體”，推行“顯性”或“隠性”的“港獨”活動的人。並把這種變種思維廣為傳播，在氣候合適的時候，便跳出來表演。

這些表演者有不少是尊貴的立法會議員，是宣誓遵守＜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政府的。去年他們叫嚷“五區公投，全民起義”，與公開宣布“香港獨立”只有一線之遙，是違法的。同時，也是對特區的背叛，對祖國的背叛。

有人早在六年前便公開在議會中大叫香港已經變成“中國殖民地”。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變成“殖民地”了？難道中國是一個侵略佔領香港的外國嗎？

香港也有反骨仔

把這些人看或“反骨仔”，已經是抬舉了他們，他們骨子裡就不認自己是中國人。有的更赤裸裸的表示以作中國人為恥，對中國內地的一切都看不順眼。壞的我們當然要批評，好的他們也要加以歪曲。這些人真正如＜莊子‧秋子＞篇所說﹕“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朿於教也”。

至於有些人身在建制之內，不通過正常渠道謀求共識，郤熱衷於“反戈一擊”，以謀取政治資本。例如2003年為基本法23條立法，當年沙士疫症蔓延，香港經濟走下坡，政府推銷立法手法生硬，中央又未審時度勢，致使立法半途而廢。但有人更在背後捅上一刀，至今造成立法倍加困難。

更有人在當年忽然自稱民主派，預言如果強行通過立法，當日可能“血洗中環”。

改邪歸正不是反骨

歷史上有改邪歸正者，當然不能說是反骨。他們是覺今是而昔非。如參加邪惡組織、殺人放火的，往後良心發現，後悔早年誤入歧途，棄暗投明，當然是大大的好事。

也有在政治上棄暗投明，真正是起義者。例如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政權十分腐敗，已大失民心，他手下的許多手握兵權的將領，不滿蔣政權，更看到他的大勢已去，於是紛紛率兵起義。如傅作義之於北平，程潛在湖南，這是真正的起義。為人民立功，避免戰火的蔓延和城市的破壞。

有人批評回歸後原先為港英政權服務的，願意為特區政府效勞的是“舊電池”，加以貶斥，這是不對的。鄧小平早就對港人治港下了一個定義，說是由愛國者為主體，而愛國者的標準只有三條﹕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穏定。其中並没有排除先前為港英政府服務的官員或議員。但是不尊重自己的民族，以作中國人為恥，認為香港已變成“中國殖民地”的，反對香港回歸祖國的人當然應該除外。

瞻仰岳飛的感受

中國人歷史上都贊揚氣節，鄙視反骨仔。我近日再游杭州，又一次去瞻仰岳飛墓，不免又想起岳飛“盡忠報國”的愛國精神，和默念＜滿江紅＞這一首“壯懷激烈”詞篇。

對於跪在岳飛墓前的四個鐵鑄奸凶，秦檜、王氏（秦檜妻）、萬俟卨、張俊，五百年來，不僅受人咒罵，而且被游人打得鼻塌耳折，指落臂斷，屢鑄屢毁。現在的鐵像是1979年重鑄的，可見世人對反骨仔、佞臣的痛恨。

做人當然要做一個正直的人，政治上反反覆覆，為一已的利益而反骨，徒增後人咒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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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星島日報＞以顯著標題寫出﹕“吳康民廣州搞地下活動”。看後甚為納悶。

細看內容，原來引自一本“回憶錄”。該報道寫道﹕八九年六四政治風波以後，“培僑中學校長吳康民，含着眼淚說解放前，他在廣州做地下工作，搞學生運動，被發現逃來香港。但國民黨也没有用坦克、機槍、士兵去鎮壓”。

此段報道如果出諸該回憶錄，便是失實的敍述。我當時對六四的開槍鎮壓，十分不理解。面對電視熒幕鏡頭，我的確十分激動。並表示在廣州參過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運動，矛頭針對當年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國民黨雖然不滿學生遊行反對它，但懾於全國學生波瀾壯闊的聲勢，也不敢出動軍警，而是利用一部分便衣特務，扮作工人群眾，在長堤撕打手無寸鐵的學生，造成部分的學生受傷。

是參加者而不是組識者

當年我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大學生，是學生運動的參加者而不是組織者。在學生運動中，有許多大哥、大姐，思想和能力都比我成熟，他們才是組織者和領導者，所以我不敢掠美。

況且，我也並没有“被發現”而逃港。我仍然唸完我的大學課程，寫完畢業論文，在畢業後才來香港工作。詳情都寫在最近出版的＜吳康民口述歷史＞之內。

另一本最近出版的＜中共在香港上卷＞，又寫到上述這個寫回憶錄的人士的回憶。他說，“吳康民在教聯會成立之初，帶隊到教協來拜訪時，感到吳態度傲慢”。

事過三十多年，當時情景已經淡忘。但如果我對教協的領導人“態度傲慢”，又何必登門求教？這是不合邏輯的。倒是我與這位教協領導人有若干次交往，對這位號稱民主派大老的民主精神，是有一些看法的。但斯人已逝，按中國人的傳統，為逝者諱，對死者總要存幾分厚道，許多話便不便說了。

這裡要說明的，只是我在廣州參加學生運動，是“地上遊行”，而没有“地下活動”。

港英迫害，轉入地下

說到地下活動，在香港倒有一次。時間逾半年之久，那是在“六七暴動”，即“反英抗暴”的時候。

六七年春季，我以撰稿人身份，應香港中新社之邀，與該社成員黃德海、司徒嬋等人赴內地旅行參觀。在到延安之時，香港傳來人造花廠工潮事件，而且愈鬧愈大，當時不明所以，而中新社也中止行程，讓大家回港觀察事變。

回港翌日，就被通知參加在銅鑼灣裁判署出發的遊行，之後一場抗暴鬥爭，都在當年“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號召下參與，但懷疑常常浮上心頭。至於演變成為武鬥，違反中央一貫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我是不同意的。而且放置真假炸彈，擾民害民，更與標榜為人民服務的主旨背道而馳。

大石砸死蟹，我們小人物不可能影響決策。但港英當局卻當我是重要人物，終於演出截留汽車，逮捕我的副手的一幕。

事緣學校有一架小汽車，當時由陸姓司機駕駛，乘坐着學校的副校長外出。至鰂魚涌附近，港英特務誤認車中是我本人，即強行截停，連人帶車解往警署，後以莫須有罪行將他們判處徒刑，送赤柱監獄監禁。

至此，我已不可能公開活動，只能轉入地下。並且狡兔三窟，多次轉移居住地點，逃避捜捕。當年好在有一班熱心愛國愛校家長，特別是的士司機。他們消息靈通，且有無線電通訊（那時候還没有手機），可以通風報信。

這是生平第一次轉入地下活動，但仍能對校政發號司令，如嚴禁在學校內實驗室等地試驗爆炸物，反對學校宣布退出會考等等。

年青一代應接受磨練

後來這種所謂“武鬥”，受到周恩來總理的嚴厲批評，毛主席也並無改變對香港長期打算政策，鬥爭漸漸平息。“反英抗暴”無疾而終。港英當局也改變過去漠視民生的高壓政策，中英關係趨向正常，我也恢復地上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雖然很有興趣看地下鬥爭的小說和劇集，因為這比西方的諸如鐵金剛和占士邦的東西好看。前者有人情味而大部分有歷史事實根據，後者荒誕不經而且靠機關嚇人。但余生也晚，没有機會如＜星島日報＞賜予美名，參加廣州地下活動。但我的父兄參加過，所以家庭的薰陶，也略知一二。正如我在口述歷史一書中的序言所說，“我的人生經歷太單一”，“缺乏曲折離奇，峯迴路轉，起伏跌宕，引人入勝”。今太平盛世，正當鬥爭好過危險鬥爭。人是要接受磨鍊的，希望年青一代，都能接受社會磨鍊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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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球好手李娜勇奪法網冠軍，不僅舉國歡騰，國際驚嘆，而且震動中國體壇。因為在“舉國體制”之下，中國以全包的方式培養和安排運動員參加比賽，包生活、包教練、包集訓，甚至包“輸贏”。早年在“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下，為了照顧友好鄰邦，要運動員打贏打輸，都由體委領導包辦。當然這種舉國體制，也訓練了不少優秀運動員，取得了若干世界冠軍，但也暴露了若干弊病。像足球隊，多年來毫無起色，十三億人民的體育大國，培養不出一隊像樣的足球隊，至今仍是世界三四流角色，能不令國人氣餒﹗

什麼是“單飛”呢，就是說運動員不再由國家隊統一管理，而是自負盈虧，自聘教練，自己決定訓諫比賽的方式和日程，自己報名參加比賽。總之便是衝破舉國體制的樊籠，特立獨行，創造體壇奇跡。

李娜“單飛”，創造奇跡

李娜“單飛”不僅引起舉國歡騰，也引起體壇的沉思。李娜是在“舉國體制”中培養出來的，再在單飛中取得成就。單飛使運動員有廣濶的自由度，有利於張揚個性，因而創造了紀錄。李娜也由於有“舉國體制”打下的底子，正是這個“集體”的土壤，使她積累起闖蕩網壇的實力。但也應該承認，正是由於“單飛”，她的活力才能如今的盡情迸發。所以如何把舉國體制的集體強勢，和“單飛”中的個性張揚結合得好，是今後中國體壇領導應該深思的課題。

同時，體育競賽項目也有的適合“單飛”，也有的適合舉國體制，這些又要區別對待。有說網球、羽毛球、籃球等運動適應單飛，有的體育項目就並不合適。又有不少人認為，舉國體制從長遠說是壞處多過好處。舉國體制是犧牲全國十多億人的體育活動作代價，集中力量，集中資金培養少數拔尖人才，在奧運中獲取幾十塊金牌。尖子出來了，體育運動並未普及，這個代價又太大了。

李娜“單飛”取得成績，一石掀起千層浪，引發全國對體育體制的議論，是一件好事。

經濟體制 亟須檢討

從體育體制，進而檢討經濟體制，最近也引起議論紛紛。

緣自今年用電高峰未到，“電荒”卻提早到來。拉閘限電成為不少地方的家常便飯，有的用電較多企業叫苦連天。

為什麼？一個重要原因，是大多數火力發電企業都虧本，發電越多虧損越多。發電企業便借檢修為名停機。

相反，電網企業卻賺得盆滿砵滿。全國五大發電集團三年虧損數百億元，而電網企業光是去年一年，利潤卻超過596億。

這種畸形現象在於壟斷。

還有路橋收費推高物價，也是一個怪現象。去年十九家從事路橋收費的上市公司，毛利率高達59.14%，平均純利率仍高達35%。

“菜籃子”的一切副食、主食，都要通過運輸，都要交買路錢，這便推高了物價。農民和小販、運輸商都連連叫苦，說這些主副食品，三分之一的價格裝到路橋關卡的口袋裡去了。如此，物價哪能不漲？

民營企業，連連叫苦

此外，中小民營企業也連連叫苦。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豉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但許多民營企業都受到國有企業的排擠，有的國家規定允許進入的經濟領域，民營企業也都被拒之門外。向銀行貸款被拒，遇到經營困難時又被國有企業廉價吞併，這種種不利於民營經濟發展的事例近年時有所聞。

而國有企業的高薪金、高福利、高花紅更肆無忌憚地蠶食國有資金。像有些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年薪高達幾百萬元，還有年終分紅，配售股票，配住豪宅等等。連一般的國企職工，都享受遠高於其他企業的薪金和福利。

破除壟斷 引入競爭

現在連中央官報也看不過眼，呼籲要“擠掉這些壟斷行業的肥水”，還提倡要“破除壟斷，引入競爭”。

現在是內地主政者要重新評估這些壟斷行業的盈利模式的時候了。像高速公路或橋樑的收費便應有一個期限。其中大部分已完成了貸款修路的還款計劃，再收買路錢就是白賺。這種一家壟斷的獨賺，由於通過運輸商品，更特嫁到消費者的身上，這是不公平的，應該理順。目前，電訊、金融、石油、鐵路等重要部門都為國有企業壟斷。例如打手提電話，只有中國移動和聯通兩家，它們要收多貴便多貴，根本没有選擇餘地，消費者只有受宰的份兒。

又如國有企業融資方便，銀行敝開大門。民營企業最大的難題便是資金問題，但貸款不易。有的民營企業被迫走旁門左道，靠金錢和其他利益打通“關節”，這又是加劇社會上貪腐橫行的一個原因。

李娜模式 啟示中國

所以，理順體制的確是當前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但談到體制改革，有的人三緘其口，有的人有口難言，有的人只是說說，似乎舉步唯艱。

今天有一個李娜，在體育界以打破“舉國體制”取得成績，來掀起一個討論“舉國體制”與“單飛”的孰優孰劣的議題，意義深長。而在體育界討論體制問題，不太敏感，有利於理論探討的開展。如果由體育體制，進而研究經濟體制，再進一步涉及政治體制，一步步開展，那麼，真正可以說是﹕李娜模式，啟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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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今年特區政府的財政預算，要把大筆資金撥入營運受人詬病的“強積金”？為什麼受到批評以後立即改為派發永久居民每人6000元？為什麼被認為分化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之後又要非永久居民申請“關愛基金”？為什麼宣布派錢之後，又遲遲不能派發？為什麼不把長者所得連同生果金一起入賬派發，而要長者去銀行領表登記增加許多麻煩？……

為什麼要推出一個議員出缺遞補機制而没有經過深思熟慮？為什麼開頭矢志旦旦不要咨詢而急於通過法案？為什麼在去年五區公報受到廣大公眾包括民主黨反對的時刻不立即提出堵塞漏網的方案？為什麼一受到責難以後才改為主張由一張名單之內遞補？為什麼在七一大遊行之後又同意延期三讀通過？

為什麼教育局通過資助學校要成立法團校董會的法案之後，教會學校公然抗命，至今仍有逾40%的教會學校未有辦理？為什麼在直接資助學被審計出若干財政漏洞之後，局長公然承認自己没有“牙力”？

為什麼所謂僭建風波越鬧越大？當前提出的若干應對辦法是否能够執行？……

中環填海 電視辯論

再把眼光拉遠一點，中區堵車特別在花園道大道中交匯一帶，堵車已令要到中環辦事的人們怨聲載道。當年的填海第三期工程由於少數所謂保育分子的阻撓，政府束手無策。至今堵車已蔓延到灣仔、銅鑼灣、北角一帶，為什麼政府至今對交通堵塞毫無對策？

為什麼在去年公民黨、社民連搞個不得人心的“五區公投”之後，特首竟然主動邀請公民黨頭頭余若薇進行電視辯論？這場辯論的目的是什麼？是不是要顯露曾蔭權的辯才？這場辯論的勝負早在人們預料之中，結果是余若薇獲得大勝。但在翌日曾蔭權見記者時卻談笑風生，與辯論時的口燥唇乾形成強烈對比﹗

笑說“無間道”

有人笑說特區政府中有不少“無間道”，是英國人埋下的深水炸彈，以破壞特區政府的施政為能事，最近此說又甚囂塵上。

英國的情報工作世界聞名。其特務機構軍情六處（MI一6）（也即英國秘密情報局）専門策劃海外特務活動，並主管到處招募間諜和收集情報。招募的間諜便是我們俗稱的“無間道”，源出於一齣頗為賣座的香港電影。

英國人統治香港多年，意識形態的影響根深蒂固，特務工作也做得十分到家。末代總督彭定康在香港回歸前對香港回歸後保持英國人的利益和影響力做了周密部署。除經濟上、政治上作了許多有利於英國的嚴密布置外，人事工作更是他部署的重要一環。把什麼人擺在甚麼位置上，都有認真酙酌。至於安插軍情六處的人，肯定是應有之筆。

時任第二把手的布政司霍德，便是軍情六處的要員，中央政策組的顧汝德也是。他們兩人，雖然已經退休，但也不時來港，特別是在香港“多事之秋”的時刻。

創造朝令夕改的記錄

為什麼這兩年來特區政府的決策如此差勁？而且創造了朝令夕改的紀錄﹗

按道理，一次重大決策，首先應有調查研究，了解和決策有關的若干問題和數據，然後再在政府內部，起碼在有關高級官員和行政局中進行咨詢，修改若干漏洞，再交由議會和公眾咨詢和表決。即使整個程序了解民意不足，但也不像現在這樣一出爐就給人批駁得體無完膚，連一般群眾也覺得不妥、遑論政客和專業人士﹗

現在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特區政府缺乏團隊精神，各自為政，“事不關已，高高掛起”。我曾說過，2003年推销23條立法時，其失敗原因在於缺乏“人和”，特別是“局長硬性推銷，百官袖手旁觀”。當年我是同情硬性推銷的局長的，推銷手法固可議，但奉命行事精神可嘉。今天推銷遞補機制的情況也是為此。現在許多政客、學者高喊讓局長下台，難道這個方案的推出，是他一個人的責任嗎？

缺乏政治敏感度

除了缺乏團隊精神外，現在特區政府了解民情也十分差勁。就如派發6000的事，熙熙攘攘了大半年，本來一件萬民受惠的好事，卻換來全港多次的罵聲。轉軚時受罵，分化港人（即非永久居民没有份兒）受罵，18歲的劃界日受罵，派錢方法受罵。好事變壞事，這是一個典型。

此外，特區政府的政治敏感度也欠缺。香港越來越已發展成一個政治城市。中央在香港回歸前所作的估計，所作的的設計明顯已為現實打破。當年認為香港只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城市，即在金融、貿易、運輸等方面為國家作出貢獻。後來屢次的經濟危機，中央又是以“泵水”來支援香港。但没有想到由於國際鬥爭的複雜，美英都藉香港作為圍堵堀起中國的前哨站，而內地的貪腐現象和侵犯人權的個案又為香港製造更多的反對派。現在80後的年青人趨向反建制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特區政府對此缺乏對策。樓價高企，也早已成為政治問題，但特區政府被認為是後知後覺。

仍然要問﹕為什麼？

＜十萬個為什麼＞在內地是一部流傳多年影響甚廣的自然科學問答書。每個問題簡短，通俗易懂，是中小學生自然科學的課外生動教材。今天我借用這個書名，來問特區政府施政的多個為什麼。其實，香港的政治生態不是自然科學，而且許多事情違背常理，便没有科學的答案。寫完本文，我仍然要問﹕當前的這種種現象，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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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紅”，是好事。不少紅歌、紅劇、紅書是好的。像歌曲＜紅梅讚＞、＜洪湖赤衛隊＞，曲調悅耳；像現代京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歌頌氣節和機警，催人向上；像小說＜紅岩＞、＜青春之歌＞，提倡氣節，不撓不屈，堅強奮鬥，不愧人生。這些都很有教育意義，比當前流行的靡靡之音、胡謅的肥皂劇，亂七八糟的言情小說，要好得多了。

但是，“唱紅”只能提倡，不應作為一個“運動”地去強迫群眾接受。而且紅歌、紅劇、紅書，也要有藝術性的，說教式的、生硬活剝的“紅”，腿是伸不長的。

至於當局下禁令，為了迎接黨慶九十周年，要求全國電視只准播紅劇，其他劇集都要腰斬或延後，甚且曾風靡一時的“諜戰”劇集，也不得播放。總之，就是要在當前營造“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氣氛，迎接大節日。

1991重舉“階級鬥爭為綱”旗幟

這種行政命令式的“唱紅”，可能造成一定的反效果，也給一些念念不忘“文化大革命”給他們好處的人可乘之機。

內地的極左派，可以說是文革餘孽，一向存在，不時蠢蠢欲動。有適當的氣候，他們便興波作浪。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曾多次從輿論到行動，衝擊鄧小平倡導的政策。

舉一個例說，1991年全國人大七屆第四次會議，當時的左風勁吹。中央宣傳大員熊復（好像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紅旗＞雜誌總編輯），便在大會作長篇發言，而且特別全文印發全體代表。他的發言主調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斷言“我們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是現階段我國國內的主要階級鬥爭，在某些情況下還是激化狀態的鬥爭”。

他的結論是階級鬥爭激化，國內外的主要矛盾都改變了。這與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和中共十三大的觀點唱對台戲。

與他唱同一個調子的還有前外交部副部長曾濤。至於人所共知的左王鄧力群，更是鼓吹階級鬥爭論的祖師爺。他後來在香港出版以便“出口轉內銷”的一本書＜十二個春秋＞，便充份記錄了他在中央的極左表演。

鄧力群在扳倒胡耀邦起重要作用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經常聽到在內地流傳的“萬言書”，據說是“左派”向中央力陳“資產階級復辟危險”的說詞。這些言論以及若干所謂“學術討論會”，都是極左派向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射出的暗箭。

不要輕視筆桿子，筆桿子“殺人”也很厲害的。鄧力群在扳倒胡耀邦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八七年初批判胡耀邦的“生活會”，鄧力群便作了兩次合共三個半小時的發言。其要害的意見是直指“學潮的發生是與胡耀邦同志的態度直接相關的”。

往後直至現在，極左派的言論和行動反反覆覆。社會矛盾比較突出時，極左派便出來興波作浪。他們輿論先行，也利用他們在上層的影響力，阻撓某些政策的實施。

因此，極左派也可能利用“唱紅”，為他們的左的路線造勢，把“唱紅”作為推行極左的先鋒隊，恢復當年的“文革狂熱”，這點值得我們警愓。

“打黑”大快人心，“抺黑”別有用心

重慶市主張“唱紅打黑”，“唱紅”已如上述，打黑郤是大快人心。大家知道，黑社會欺負平民老百姓，向小商小販“收規”，欺小附大、是社會的害蟲。內地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發展，權錢結合日益嚴重，自然也滋長了黑社會群體。有的基層政權，特別是公安機關，竟與黑幫連體，胡作非為，人民痛恨之極。重慶“打黑”，端出司法局長、公安局副局長文強之流的惡官，自然是來真的，不是做秀。無論是重慶或是其他地方，“打黑”是得民心之舉。

這裡暫不進一步討論“打黑”，而是把“唱紅”和“抺黑”聯繫起來探討。

抺黑，就是有計劃地製造謠言，攻擊正確的一方。為什麼要抺黑呢，極左派要推行“左”的路線，便要抺黑改革派的領軍人物。

誰是改革派的領軍人物呢，溫家寶總理可算是一個。

香港曾出版一本＜政治改革大博弈＞，指溫家寶在去年八月到九月一個月之間，已經七次談論政治體制改革，往後仍然繼續談。今年4月14日在與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的一篇＜講真話，察實情＞的講話，仍然涉及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他指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從制度和體制上解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使國家長治長安”。這是他最新的呼籲。

製造謠言，抺黑溫家總理

但是有人並不喜歡這種呼籲，但又不好明目張膽的反對，於是只好採取刪節他的講話的手段，或發表一些不點名的批判文字。

更加卑鄙的是在他的家人身上做文章。這些抺黑資料不絶如縷，以至中聯辦的官員也要出來闢謠。本報2004年11月4日港聞版頭條，關於平保股東一事，便說明“被誤當溫家寶兒子，實乃鄭裕彤代表”。同日＜星島日報＞港聞頭條﹕＜平保股權風波圖抺黑“平民總理”＞。

抺黑兒子不成，又轉抺黑其夫人，說什麼她參觀珠寶展覽時，大手筆購買首飾。其事全屬烏有，以至台灣參展團團長要公開刊登啟事闢謠，以正視聽。

此類抺黑言論，顯然有一定政治目的。溫家寶總理在4月23日會見我的時候，說他没有一個家人在海外，他也從没有為家人講一句話，做一件事。清者自清，謠言是腿短的。抺黑是卑鄙的伎倆，更不應該與“唱紅”聯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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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之道，在於縮小打擊面。當年港督麥理浩推行廉政，成立廉政公署，特別要打擊警隊貪污，幾乎惹成警察暴動。後港督實行特赦政策，風波方才平息。

這一次香港的屋宇僭建風波，開頭只是有些政客“捉”到某些高官的“痛腳”，作為打擊政府統治威信。不料風波愈鬧愈大，不僅不少高官包括特首的物業“中箭”，而議員大人也自己打自己，建制派議員和反對派議員都中招。往後更蔓延到全新界地區，涉及過去新界建屋特權和特例，連高官和郷議局也說不清楚。有些“憤新”（即憤怒的新界人），更揚言不惜“流血革命”，現在則等待“司法覆核”。總之，在此多事之秋，搞出這樣的一個涉及逾十萬戶住宅的執法安排，實在又是一件尾大不掉的事件。想當初，當局如果心中有數，有足够的調查研究，應該可以按上述“縮小打擊面”的原則，“化干戈為玉帛”，並非不可能的事。

僭建合法與否存在灰色地帶

新界地區的僭建建築物，由來已久。其源於歷史上港英當局對租借地區的一些模糊條例。加上香港＜基本法＞第40條又對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加以保護。既要“合法”，又有“傳統”，其中當然有若干灰色地帶。

現在，政府發展局宣布分類規管，按序處理的政策。分為即拆、暫緩和保留三類。理論上這是合理的，但在執行上便頗有問題了。

例如，以鋼筋混凝土建造，樓高超過三層，便要拆除。這可不是像鋸樹那麼簡單。拆掉上層建築，下面三層有没有即時危險？因為建築物結構頗有相連的承應力，上面拆掉，反而增加下面三層變危樓的危險，是否合理？如果要求全拆重建，是否勞民傷財？這些當然應由建築師判定。如果拆了比不拆還危險，應該採取什麼對策？

選舉之年 多事之秋 平和為重

又如施工前未取得豁免證明書，又未按＜建築物條例＞取得批准的建築物，這是違法建築而不是危險僭建物。這究竟有多少？如果數量相當多，影響村民的即時居住問題，又應如何解決？

發展局長說，有即時危險，或新建的僭建物，我們會即時執法，即時取締。這個說法，無可厚非。前者妨礙人身安全，後者鼓勵繼續犯法。但判斷應有準確科學標準，特別是“新建”的界線。據說四月底屋宇署已經修訂了給予前線員工的指引，但相信執行時仍有爭議和會發生爭執和糾紛。

所以，要執行時，一定要取得鄉議局和村民的合作，避免發生騷亂。

現在香港正是多事之秋，又是選舉之年。政客往往會利用若干社會事件，挑動某部分公眾與政府的矛盾，以維護群眾利益為名，乘機“抽水”，當政者不可不慎。

海口僭建 整條屋邨

居住問題，土地問題，是現代城市化過程中最為牽動人心，最為容易引起騷亂的問題。

無獨有偶，正當香港所謂僭建問題鬧得風風火火之際，在海南省海口市也發生一件僭建風波，而且規模更大，至今仍在堅持之中。

在海南省海口市郊的邁仍村，有一大片在建的建築群，共有九十六座高樓，建築面積達九萬多平方米。

但這個屋邨郤並不合法，被海口市指為“違章建築”，即我們所說的“僭建屋”。

這個鄰近海口的邁仍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該村的土地便陸續被政府徵用。耕地被徵用後，村民就只有一塊住宅用地了。村民說，過去海口農村村民自建房屋，都没有辦審批手續，而且海口私人報建已停辦多年，報建也苦無門路。村民們到市建設規劃管理部門辦理報建，有關部門都不予辦理。

而村民們原有的住屋又破舊不堪，於是聯合起來，四處舉債，籌款合資，建設屋邨。

中央評論 主張人性化執法

村民們說，這些建築並没有侵佔規劃道路和市政公共設施用地，也没有侵佔市政綠化地帶用地。

但是，海口市郤是繼續執行“打違”（即打擊違章建築）的高壓姿勢，已在建築地盤竪立“拆遷工地，車輛行人禁止靠近，危險現場，擅自進入，後果自負”的大幅告示。而且在六月初已經扣押了十多台攪拌機，拆除了手腳架，還將採取斷水斷電的措施。

但禁者自禁，建者自建，大部分樓房已經蓋到八層，幾近完成。有的已在裝修，還已開有一家小商店。

此事驚動中央。官報的評論說﹕“對違章建築的確不應姑息，但農民的利益，也不能漠視不管”；“在發展過程中，適當考慮村民日益增長的住房需求，規範開放報建程序，是否有助於減少一建一拆所造成的巨大社會成本？”“實現城市管理的良治，打壓不一定是解決矛盾和衝突的唯一辦法，也未必是最好的辦法”，“用人性化的執法方式尋求各方利益的平衡點，才是考驗政府執政能力和智慧的關鍵”。

平心靜氣 和氣生財

中央的評論，是解決海口市一建一拆的契機，不至於造成官民衝突和拆除屋村的浪費，同時，此話也值得香港爭議雙方的參考。

我們也希望新界居民平心靜氣，通過談判解決問題。鄉議局應是一個很好的仲裁平台和中介機構。以劉皇發主席的德高望重，林鄭月娥局長的精明能幹，應該可以做到﹕和氣生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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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造假全世界都有。在西方發達國家少一點，在發展中國家多一點。原因是西方如英美法德等國，壟斷了世界名牌，在牌子上已經獲得絶大部分的利潤，發展中國家只能為他們加工產品，成為他們的附庸。西方名牌賺大頭，發展中國家的加工廠賺小頭。一個流行的名牌手袋，價錢可以逾萬，90%利潤在於它的牌子；一個名貴瑞士手錶，標價可以近百萬，也是90%利潤在於牌子。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只能當上“世界工廠”。有為世界名牌加工，也只是賺取微薄的加工費。出口日常商品，所得不及外國廠家出售價格的十分之一。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其品牌優勢，銷售網絡的優勢，榨取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

由於名牌有價，所以不少地方都有造假，即生產A貨。這種造假，不僅中國有，東南亞許多國家都有。

戰前連日本人都常常造假。那時候“德國製”是名牌的標誌。我小時候在香港買的玩具，大多是日本貨，但他們的廠家都用中文冒寫上“德國製”。那時候，即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貨是“化學嘢”的代名詞。

戰後日本人悔改自新，努力創造自己的名牌，現在没有人說日本貨是“化學嘢”了。

有毒奶粉 攻陷奶業

日常用品的造假，即偽造名牌，大部分是賣給有虛榮心而不想用高價錢購入的人。產生的是商業道德的問題，對社會的危害不大。最要命的是食品的造假，既危害人民的健康，又破壞了商品的信譽。不僅外銷不得，內銷也不得，並且毀了整個行業，使市場萎縮，有利於外資搶佔市場。最突出的便是毒奶粉事件。

自從三鹿毒奶粉事件以來，又反覆再現若干有毒奶粉，使人們對中國奶粉的信心盡失，大量內地顧客湧來香港搶購奶粉。雖然內地有關部門已經加強了對乳製品的治理整頓力度，對鮮奶的奶站收購，運輸以至生產環節，都有嚴格監管措施。但是重新建立消費者的信心真是談何容易﹗國產奶粉以至奶業產品至今仍在低谷徘徊，市場繼續受國外產品蠶食。據報道，在三鹿奶粉出事以後，“三聚氰胺去年又重出江湖”，我們的嚴格監管的效果又到了哪里去了？

　　“三聚氰胺”攻陷了一個奶業，“瘦肉精”又招搖登場。這一次又沉重打擊了一個肉類加工行業。全國著名肉腸、火腿製品的“雙匯”品牌，我每次到超市都選它的產品，又因“瘦肉精”而倒下了。作為愛護國產食品的人，不能不搖頭嘆息。

　　查處又怎麼樣？查處不力，政府有責。監管又怎麼樣？“瘦肉精”問題出事不久、重慶又傳來一家用福爾馬林（防腐的化學藥劑）泡製毒血旺的食品加工廠。而且在各種執法檢查者眼皮下可生存了大半年，每天生產量達2.5噸。

毒奶、毒肉、毒血旺之後，台灣又來了毒飲料，這是商業道德的喪失，是企業唯利是圖的貪慾，是檢疫監管者的失職，也與多頭監管形成奸商有機可乘，更可能與某些利益部門的護短有關。

食品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如果吃一頓飯或者上市場買副食品都要花心思去辨別有毒無毒、牌子是真是假，那是多麼費神的事﹗通脹已經困擾了民眾的“菜籃子”，現在還要為食品安全而擔憂，這是何等令人揪心﹗人們在食品出現問題的時候，政府有關部門顯然是公眾質疑的對象。俗話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六件都是有關吃進口裡的東西。政府要關注民生，恐怕首要的是關注食品安全。政府要“維穏”，維持社會穏定也在於民眾衣食住行的安全。用科學合理的制度，築成民眾信任的堤壩，才能在食品安全上穏定人們的信心。

基本建設在道德教育

至於反對造假的基本建設，在於道德教育。當前對青少年學生以至全社會的公共道德教育，頗有缺失。文化大革命破壞了人們的基本道德，“造反有理”和“不破不立”毀壞了傳統基本道德的基礎。荊州江畔有專門撈屍的行業，見死不救才有生意；大學生駕車撞傷途人，為怕她認得車牌而用刀把傷者戮死；街頭眾目睽睽的有流氓強姦婦女，居然引來眾多圍觀者而無人施以援手……。僅在我的記憶中的新聞，這幾則已經令人触目驚心了。我們是在舊社會經歷過的人，是對新社會十分響往的人。今天竟然在新社會上陸續出現這些道德淪亡的事例，情何以堪﹗比之於食物造假，郤又是小兒科的了。是的，食物造假，影響面十分廣，因食物中毒而引起死亡或慢性死亡也遠多於社會上的偶發事件，同時更加影響我國的商品信譽和國際觀感，絶對不能等閒視之。

移風易俗，標本兼治

鄧小平說﹕“現在我們的青少年中，有些人有些壞的風氣。改變這種風氣，要從小學教育開始”，（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51頁）。

現在就是要在中小學加強道德教育，把一些最基本的公共道德如禮貌、紀律、助人等人人都應遵守的普世價值，傳給下一代。

移風易俗，需要轉移這種造假坑人的不良風氣；要變易當今的只向錢看不顧他人死活的惡俗。鄧小平也說過“要從娃娃做起”，就讓我們在幼稚園和小學做起吧。一定要加強這種基本的道德教育，這才是治本的。希望下一代不再出現造假的奸商。

至於對當今造假的奸商，必須嚴懲，不可姑息。就像對付製毒、運毒的毒梟一樣，這是治標。

標本兼治，打擊奸商，打擊包庇奸商的某些衙門，加強學校的道德教育，推廣社會的道德觀念，營造一個不敢造假的社會風氣，重塑中國的健康文明形象，我們才能以一個文明大國擠身於國際強國之林﹗

電郵﹕[email protected]>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