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人說，中國內地的法治水平低，被檢控的人沒有保證得到公平審訊，所以不可以向內地移交逃犯，一個也不能移交。這道理怎可能成立呢？一個地方被指「法治水平低」，在這個地方犯了罪的人如果逃了出來，就應該逍遙法外了嗎？ Continue reading →

數以十萬計的市民在酷熱天氣下上街遊行，反對政府的一項立法，不能不令人想起2003年。跟2003年一樣，今年11月是區議會換屆選舉。 Continue reading →

施政報告發表翌日，我主持了第一次行政長官答問會。除了梁國雄抓住曾蔭權讀錯字不停發言嘲笑，要我多次制止之外，會議進程尚算順利；行政長官一共回答了18位議員的提問。在答問過程中，批評曾蔭權最嚴厲的一句話，竟然出自平時對政府十分支持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 Continue reading →

我處理社民連三名議員大鬧會議廳的表現，惹來一片劣評。有報道說政府內部對我沒管好會議紀律十分不滿；有評論說我一坐上主席位置，便被「玩殘」了；議員當中，除了一兩位建制派朋友出於道義為我美言幾句，其他都異口同聲對我的能力表示質疑。有議員批評我容許長毛對着行政長官罵足數分鐘不予制止；有議員指我怯場，不能掌握會議節奏；有議員認為換了是前任主席范太，早就宣布暫停會議，不會讓議員在鏡頭前胡鬧。 Continue reading →

香港亂，對美國有好處嗎？從眼前的現實來看，香港維持穩定繁榮，對美國應該是有好處的。美國在香港有龐大的經濟利益：香港美國商會是美國在海外最大的商會之一，也是香港最大的外國商會；香港有超過 1200 家美國公司，其中 800 家以上把總部或區域中心設在香港。香港的美國領事館全球規模最大、人員最多，足見美國政府對香港的重視。香港要亂起來，不但在香港的美國商人利益會受損害，美國在香港各方面的活動空間也必然要受影響。 Continue reading →

我第一次主持立法會會議，便發生了哄動全城的「掟蕉事件」。 Continue reading →

我當選立法會主席後兩天，跟我認識了數十年的時事評論員劉迺強在《信報》發表《致曾鈺成公開信》（2008年10月10日），質問我說：「在九月份的立法會選舉中，你和你的團隊，在港島選區，曾向選民作出一些競選承諾，包括我在內的選民，支持你這些理念，投下神聖的一票，把你送到立法會中當我們的代議士。我們有權要求你在未來四年，於立法會中發言、投票，落實你的承諾。」他接着指出，我競選立法會主席時，卻承諾「三不」：不評論、不投票、不參加黨團。他問：「這前後兩個承諾之間，有沒有矛盾？」 Continue reading →

在香港回歸前制訂的《逃犯條例》（下稱《條例》），規定了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之間移交逃犯的程序和個人權利保障，但列明不適用於香港和中國其他部分之間。香港和中國其他地方關係特殊，有理由分開處理；況且回歸在即，有關香港與內地關係的問題，待回歸後通過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協商處理，應比由港英政府處理更為合適。 Continue reading →

近日有傳媒指稱，鄭若驊出任律政司司長後仍繼續處理3宗私人執業的仲裁案件，質疑她未有作出申報，涉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鄭若驊很快便出來澄清，指出該報道所指的3宗案件，有兩宗是在她加入政府時向行政長官申報的6宗個案之內，餘下一宗屬毋須申報，因為她在就任司長前已辭任該案的仲裁員。 Continue reading →

2008年產生的第四屆立法會，建制派佔了60席中的37席，掌握了立法會主席人選的決定權。建制派只有我一人競逐立法會主席，傳媒都說我是「大熱」。然而我不敢造次；我積極爭取所有建制派議員的支持，同時聽取泛民議員的意見，雖然我知道他們不會投票支持我。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