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號人物林彪乘飛機叛逃。飛機墜毀蒙古國溫都爾汗，機毁人亡，當年轟動全國，震驚國際。事件剛好過去了40年。現在大概没有太多人記起這件事，或者有興趣加以討論。但是，今年剛好在內地隆重出版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而在香港，繼2006年在香港出版《吳法憲回憶錄》之後，今年又在港出版《李作鵬回憶錄》、“邱會作的回憶錄”──由程光撰寫的《歷史的回顧》，聽說還有黃永勝的，但我没有看到。這四員林彪手下的大將，已先後死去。他們都在林彪事件之後被逮捕判刑，又先後在刑期未滿之前釋放。為什麼他們的回憶錄都在今年林彪叛逃之後40周年出版呢，為什麼書的內容和黨史二卷對着幹呢。這件事惹人遐思。這很可能是對林彪事件有一個重新評價的前奏。

我在數月前遊覽杭州，曾參觀林彪在該地經營的地下“七０四工程”。內裏的說明，對林彪的評價十分“中性”。如果在他叛逃之時，這個工程也就是他篡黨奪權的又一罪證。但當年毛澤東倡導“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林彪響應備戰挖洞，搞個“七0四工程”，又何罪之有？

黨史說兩個集團爭權

今年一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對林彪叛逃事件是作何敍述的呢。

該書第23章﹕“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及其覆滅”中寫道﹕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天下大亂的環境下，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依靠動亂和鼓吹極左思潮攫取了黨和國家很大的一部分權力”；“林彪江青集團之間在權力分配上的矛盾也日益尖銳地暴露出來”。

　　事實上，這兩個集團的後台都是毛澤東。毛潭東依靠林彪的槍杆子和江青的筆杆子，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清除穏健的以劉少奇、鄧小平等主的勢力，推行他的極左路線。

　　但他後來發現林彪的勢力膨脹，而且擁有“槍杆子出政權”的槍杆子，於是疑慮重重。終於決定到處吹風“打招呼”，並利用江青集團當打手，剷除林彪勢力。

　　黨史第二卷中有一句話是說對了，該書寫道﹕“但是，野心家，陰謀家的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總是短暫的”。原本是江青集團的陳伯達，後來轉移投靠林彪。於是1970年的華北會議，毛澤東便通過批陳整風，開始打擊林彪集團。

為何要另立中央？

說林彪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武裝政變，是言過其實了。

所以，吳法憲第一個不服氣，他在回憶錄中為自己辯解的同時，便寫道﹕“林彪地位的上升，同毛主席的賞識和一手提拔分不開的”。“毛主席親自提名，使林彪成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事實上的接班人”，“毛主席還決定在黨章中明確寫上“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吳法憲說，“這一切，都不是林彪奪權來的，而是毛主席親自選擇和安排的”。

至於說林彪當年是密謀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最高權力，或說他將要到廣州另立中央，對抗北京的毛澤東，也是很難成立的。

李作鵬在他回憶錄中辯解說，如果林彪決意叛變，另立中央，與毛主席對抗，為什麼在他叛逃以後，全國的軍隊十分平靜，並未發現有所異動，連小的騒亂也没有，這哪像長期準備發動軍事政變的結果？

至於林立果（林彪之子）這些小嘍囉，搞什麼聯合艦隊，搞什麼陰謀破壞，這些是不成氣候的，軍隊和老將們也不會聽他們的。只不過在林彪叛逃以後，為誇大林彪的罪行，把那些什麼“工程紀要”，當作陰謀政變的證據罷了。

林彪是個陰謀家

　　林彪當然是一個陰謀家，他用大樹特樹毛澤東，確立毛的個人崇拜起家，取得了毛的信任，因此壯大勢力。但功高震主，又引起毛澤東的猜忌，自取滅亡，他是罪有應得的。

　　毛澤東善用他一貫採用的權術，拉一派打一派，以鞏固他的“帝王”地位。他自己認為權術運用已超過歷代帝王，可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以帝王之術，統治現代的中國，可謂逆潮流而動。

　　毛澤東之後，仍有人學習他的帝王之術，拉幫結派，以鞏固其權力和“操縱”的地位。林彪說毛澤東已達“頂峯”，是說他的“馬列主義”水平，其實應該說他已運用權術達到頂峯。後人要望其背脊，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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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動車追撞事故鬧得這麼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涉事的有關官員的異化和“異質思維”。

這種“異質思維”，這種幹部的異化，也不僅僅在鐵道部之內。

高鐵追撞事故當然是一個嚴重事故，特別是在這個中國高鐵建設高速發展、而且強調速度已達世界第一的時刻。本來，交通事故全世界都經常發生，有的也頗為嚴重。記憶之中，印度的鐵路事故十分頻繁，而先進國家如德國的也有發生。如果事故發生以後，善後工作處理得當，能如溫總理所要求的，“盡快公布真相”，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情為民所繫”，其發展的惡化當不至達到如此地步。

三種“異質思維”

事故發生以後，鐵道部領導和涉及的有關官員的思維是什麼呢？

第一，是有恃無恐。鐵道部多年來已成為半獨立王國，特殊的歷史淵源使這個部門是國務院領導的半獨立部門。它有自已的鐵路兵團，似乎又受中央軍委的領導。它的鐵路所經之處，佔地收地，又可以不受地方政府制約。所向披靡，無往不克，而且冠冕堂皇。它貸款築路，又似有上方寶劍，至今負債以千億計，還債無期。他們卻安之如飴，毫無市場經濟觀念。

第二，是掩蓋真相，大事化小，推缷責任。特別是事故列車車廂被立即掩埋引起銷毀證據的疑問時，鐵道部的發言人居然說﹕“主要是便於搶險，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

至於暫停救人，急於恢復通車，更啟人疑竇。

第三，以銀彈擲人，希望受難者家屬接受一筆撫恤金，永不追究，了卻此事。他們公然威脅說不接受撫恤金條件，可能逾期作廢。這種毫無人性化的善後處理手法，令人齒冷。

溫家寶總理說要“讓生者得到慰藉”，但是現在處理善後的有關官員，給人的印象，是毫無人情味。這次事件的遇難者，應該說大部分是中產階級，維權意識比較強，不像弱勢社群的農民工那樣，呼天不應，叫地無門，任由地方官員宰割。又不像不少發生災難的煤礦，難屬都是接受賠償了事，誰也不敢多哼幾句。

第三代官員高高在上

新中國的第一代官員，都是在革命戰爭中奮鬥出來的。在革命戰爭中，没有工農群眾的協作、支援和掩護，便没有勝利的果實。因此他們一般都有一股“官民魚水情”的情結，比較關心群眾。雖然也有部分入城以後，給花花世界迷惑了，變質了，但還是少數。

到了第二代的官員，大都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鬥爭中遭到磨難，經歷過下放或勞改，生活過在基層，深知群眾疾苦。因而執政時也就會提出“情為民所繫”，“以民為本”的號召。

現在大部分第三代官員，是在改革開放的好日子中上位的，雖然其中不少是好的，但卻也有不少是靠人脉的關係網上位，或者有些根本就是靠買官上位的。他們的官僚氣習，他們的脫離群眾，他們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越來越嚴重，甚且比舊社會的官僚還不如，更不要說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受到選民監督的官員相比了。

某些第三代的官員，既未受到戰爭鍛鍊和黨內鬥爭衝擊的洗禮，一當官便進入一個高高在上視萬民為芻狗的境地。只知撈取好處，驕奢淫逸，作威作福，加上缺乏監督，更加官官相衛，沆瀣一氣。

擺擺官威，貪財好色

他們的特點是﹕

一. 擺擺官威，現在一些低層幹部，包括村委書記、鎮長之類，官威十足。猶憶廣東某縣的一個鎮長，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他的名片竟印上他的平治座駕作為標誌。

又如現在官無大小，竟競相配備秘書，大小會議講稿，均由秘書擬稿照念。我曾在人大代表位子上，多次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見各省市前來列席的省人大常委會官員，年紀也不過五十來歲，但都要由駐京辦配備小汽車作為座駕，帶同秘書與會。反而我這個年近八十的老頭，卻是寡人一個。

二. 脫離群眾。真正是衙門八字開，無錢莫進來。一般草民要向官員投訴，都很難見到地方的頭頭。因此，才出現層層上訪的事件。而地方官員，又害怕地方的劣政暴露，便千方百計截止上訪，更出現到北京綁架訪民回鄉的事件。

三. 好錢好色。現在被發現而被處理的貪腐官員，百分之百是貪錢好色。難怪有些美女能够縱橫官場，賴昌星出事前要在廈門搞一座“紅樓”，作出招待貪官享樂之所。

為人民服務的異化

所以我說現在的官員，相當部分已經異化，而且也具有“異質思維”。就是他們已異化為高高在人民之上的“官”。其“異質思維”就是認為我是要來管你們的，我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人民要為我服務。

證之鐵道部的高官，以及處理溫州高鐵事故的一系列官員，你們的心態是不是這樣？你們有没有把人民的痛苦當一回事？你們有没有感到內疚？你們有没有聽從溫總理兩字千鈞的“救人”的指示，把善後工作認真做好？

哀哉，我們的異化官員，哀哉，我們官員的異質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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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後，中央政府為西藏和新疆這些少數民族地區，投下了百億元計的資金，以發展交通、興建水利，振興經濟、建設城市，成績顯著。中央從不在這些邊疆自治區收取一文錢。但是這些地區，仍不時發生一些騷亂。當然這是有一些境外的敵對勢力的策動，但外因只有靠內因才會起作用，內在的民族之間，宗教信仰等問題，顯然未及妥善解決，這才是發生騷亂的內在原因。

在疆藏等地的民族矛盾，有可能是經濟性的。漢人善於營商，人事脉絡也比少數民族為廣。而且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生活水平的懸殊便引起少數民族群眾的猜忌。正像東南亞如印尼等國的華僑一樣，由於華僑善於做生意，在當地社會上的經濟活動中處於壟斷地位，因而引起本地人的不滿，歷史上多次發生反華騷亂行為，便是一例。

新疆南部與烏魯木齊的維族騷亂，擴大了民族裂痕。並不僅是維族等感到受到漢族打壓，漢族也感到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威脅。前些時便有漢族群眾在喀什地地區集體示威，要求保障人身安全。

所以邊疆地區的民族矛盾，是很複雜的事件，需要認真分析小心處理。不能簡單以恐怖活動加以鎮壓，否則便會造成惡性循環。

也有部分維族群眾，到廣東特別是深圳地區打工，或當小販，過去在韶關發生過維族與漢族工人打鬥引致死亡事件，後來得到妥善解決。

中國的民族問題，應該說，還是比俄羅斯等多民族國家簡單。俄羅斯如車臣地區長期鬧獨立，惹成武裝鬥爭。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在總統鐵托死後，激起多年內戰，分分合合，現在變成七個國家。

利港措施是否令港人感恩

疆藏遠在邊陲，情況我們並不太了解。但以香港來說，回歸14年以來，中央同樣不向香港取一文錢，而是歷年都在經濟上給香港以好處。近日李克強副總理來港，又帶來多項利港措施。而最實惠的莫過於開放來港自由行，大量來港大款或普通旅客，大大有利於活躍香港經濟，大陸游客的消費，成為香港的一大收入。

如此利港措施，加上香港絶大部分人是漢族，和內地並無民族和宗教的分歧。但港人對中央和大陸同胞，又有多少分感恩和肯定？

一個六四政治風波，事隔二十多年，仍是不少港人的心頭痛和情意結。趙連海、艾未未的個別事件，也在港人中多次引起波瀾。

有人認為原因是中央不給香港以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才能救香港。誰知道民主是不是一塊含有“塑化劑”的紅燒肉？民主能解救一切嗎？

不是有人懷念昔日港英統治時的好日子嗎？那時候正是没有民主的時代。立法會只有委任議席而没有民選議席。後來代議政制白皮書出籠，也還没有今天議會的民主成份大。今天的民主成份增加，但人們的不滿也增加。警察動輒得咎，抗議無日無之。這使我們想起老早美式民主化的菲律賓，這樣的民主國家，就是香港明天的榜樣嗎？

北非苿莉花革命的教訓

今年以來，北非和中東地區發生所謂苿莉花革命，現在還在繼續。最早革命的埃及，最近的動態已經令人驚呼出現民主倒退的黑天鵝效應。

苿莉花革命造成穆斯林基本教義派的抬頭，世俗派被打壓。群眾不滿埃政府貪污腐敗，民不聊生。革命的結果招來極端的宗教派別膨脹，正像阿富汗的塔利班一樣。對埃及人民來說，是禍是福，正面臨極大的考驗。

現在利比亞的強人卡達菲又被反對派打敗了，奧巴馬興奮地表示利比亞將邁向民主。民主真正會降臨利比亞嗎？西方政客十分自信，認為只要接受西方模式的民主，國家一定會昌盛發達，更一定會與美國結成盟友，這實在是太天真了。我不敢肯定，災難是否會在後頭，但要利比亞人民過太平日子，還早着呢。

對於政治，不少短視的人，往往會代入現成的模式，而不問時地空的不同。美國人宣傳美式民主最落力，全世界的動亂變天都與美國有關，或都由美國插上一手。利比亞的內戰，没有美國的轟炸和海上封鎖，叛軍能勝利嗎？

凡是美國插手的地區，不僅未見和平，更談不上民主。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現在中東包括利比亞的局勢，並不樂觀。西方國家插手利比亞的內戰，完全是為了石油資源和經濟利益。且看法國的那種嘴饞的態度，充分表現出帝國主義的嘴臉。

包容共濟促進共諧

英美等國家，插手香港事務，並不是為了香港好，而且為了監視和圍堵中國。香港需要民主，應該是適合港情的循序漸進的民主。一切越過一國的框架，搞“獨立政治實體”的民主，都是不可行的。“一國兩制”，並不能割斷與祖國的聯系，並不能把中央運用憲制權力說成把香港變成中國的“殖民地”。

當然，香港和內地在意識形態上的融和，需要內地在意識形態上更加開放和文明。我們既期望中央在政治改革上有所進展，也希望港人對國情有更理性認識。

李克強副總理說得好﹕“包容共濟促進和諧，聚最大的共識，盡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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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已經14年，經歷過兩任特首，治績如何，有目共睹。人的因素固然重要，但中央政府回歸前後對形勢的估計和對制度的設計也有很大的關係。現在也許還不是全面檢討治港得失的時候。明年回歸15年，總應該來個總結的吧。

我過去常常說，中央在籌備香港回歸和成立特區政府時，對形勢的估計過份樂觀。這是受內地改革開放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有顯著好轉有關，也與和英國人進行解決香港問題的談判，擊破英、港主張“主權換治權”取得勝利有關。

《基本法》對政制的設計，只管10年。當年相信國家的大好形勢，加上香港愛國愛港力量的增長，屆時完全可以掌握局面，放開普選。這種樂觀的看法，受到現實政治生態的否定，終於不得不採用人大釋法的途徑，來把普選的時間推遲到2017年。

香港屢生政治爭議

回歸以來，英美勢力，積極通過香港的代理人，興風作浪，以普選為旗幟，以加快民主步伐為號召，多年來在政制問題上做文章。使中央原本要求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特別行政區，變成一個屢屢產生政治爭議的地方。

港人長期接受英美民主政治的理念，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政界人士。服膺西方三權分立，民主選舉的觀點，與北京堅持行政主導，三權合作格格不入。加上北京近年在妨礙言論自由，侵犯人權等出現個別事例，引起國際議論，更加深了港人對內地的疑慮。而所謂泛民主派在選民中佔有六成比例的情況不變，當然增加北京對香港開放普選的擔心。普選時間表雖然已經訂下，但普選行政長官候選人的門檻，以及普選立法會是否保留功能組別，仍然成為爭論焦點。

民主和民生問題交緾在一起

除了政制問題，民主選舉的進程問題之外，民生問題又成為港人熱議的另一議題。

近年樓價的飛漲，遠遠超過一般物價的通脹水平。連廣大中產階級都驚呼購屋難。青年從業者在準備成家立室時遭遇住房問題的困擾，於是群起而攻“地產霸權”。

對地產霸權的指責發展成對官商勾結的質問。地產商為何能比其他行業謀取暴利？地產商的瘋狂加租又影響廣大中小企業的生存。租金的高漲提升了物價，使一般小市民的日常生活都增加了負擔。人們在指責地產霸權的同時，也把矛頭指向了特區政府。

民生問題比民主問題更容易引起普羅大眾的切膚之痛。民生問題增加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不滿。泛民主派更把民生與民主掛鈎，認為没有民選的政府，才使民生問題搞得一團糟。民主與民生一掛上鈎，卻是十分煽情的。如果市民豐衣足食，生活有所改善，有没有民主便不會引起起群眾共鳴。正是生活難過，失業眾多，弱勢社會得不到適當的照顧，便使民主呼聲有更大的市場。

人們對未來特首有期待

由於民生與民主的糾纏，導致最近公眾對特區政府的不滿程度顯著上升。加上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特別引起爭議，某些法案的提出，例如立法會議員的遞補機制未經咨詢而堅持三讀，也引起了一場風波。

中央大員李克強、王光亞先後來港發表一些講話，引起了不同解讀，表示廣大公眾關心中央對香港特區政府的熊度和評價。

面對下一屆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熱議，也反映公眾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期待。正是因為對當前政府及特首的不滿，便熱切希望有新的特首能改變現狀。如果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明年的香港社會，必然動盪不安。

往後會出現一位強勢的特首嗎？目前看來，似乎是天方夜譚。熱門人選未孚眾望，是使北京十分頭痛的事。前兩任特首，在上任時的民望都較高，證明公眾對他們有期望。後來由於主客觀的原因，他們的民望逐年下跌。現在距離新特首出爐只不過半年光景，香港未必能出現奇蹟。

李克強訪港取得一手訊息

李克強來港，引起公眾的期待，他帶來了多項挺港措施，同時也讚揚特區政府在特首帶領下、付出了辛勤的努力。雖然仍有一些困難和挑戰，但總的發展勢頭是向好。並說中央政府對各位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特別指出香港保持了金融和經濟穏定，得益於香港自身的有效應對。而且一再向港人戴高帽，說港人“視野廣濶，勤奮務實，善於捕捉機遇，務於開拓創業。”“很認真，很用心，很專業”。

這些話，一反日前王光亞在和訪京大學生的對話中，批評香港公務員執行強，規劃弱的話。難道真如新疆黨委書記張春賢所說的，要“剛柔並用”乎？

李克強雖然來港短短三天，但他接触面還是相當廣泛。雖然看到的都是表面現象，但按他自己的話說，和各方面的接触和交流，“有許多切身感受”。相信這有助於他在中央議論香港問題時，提供第一手材料。

李克強以李白《行路難》詩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破雲帆濟滄海”詩句贈港人。我認為最好能加兩句，那就是明代王廷相《慎言‧御民篇》中的﹕“天下順治在民富，天下和靜在民樂”。生活豐裕，治理自然順暢﹔社會和諧，人民自然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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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溫州段發生高鐵撞尾的重大慘劇以後，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開展高鐵在建項目的安全大檢查，適當降低新建高速鐵路營運初期的速度，並對擬建鐵路項目重新組織安全評估。

中國人有句老話﹕“欲速而不達”。想當年，高鐵建設如火如荼的時候，高鐵行駛速度“你追我趕”，競相提速。我乘過兩次高鐵。一次由北京至天津，另一次由廣州去武漢，行車的最高時速約315公里，不算太快。但這是去年的速度，今年據說加快，不少達到時速350公里，正在向400公里進軍。要創造一個世界紀錄，不料便在溫州地段出了一次大事故。

溫州高鐵事故，並不是高速所致，據說是信號燈和人手判斷錯誤。但高鐵建設在今年以來，的確有點“大躍進”的味道。現在及早刹車，重新檢查高鐵安全程度和建設、運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未曾不是一件好事。

上世紀大躍進教訓深刻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從反右鬥爭之後發動的“大躍進”，違反科學規律，違反工農群眾的生產經驗，一味聽從最高領導的瞎指揮，大煉鋼鐵，大搞高產田，造成三年大飢荒，餓死和非正常死亡達四千萬人，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場最大災難和慘劇。

這個教訓是深刻的。當年最高領導人還是不肯認錯，先是有成績與缺點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之爭，即說缺點微不足道。到後來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還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議論。導致廬山會議上明批彭德懷，暗指劉少奇，種下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的禍根，使中華民族遭受一場空前的大劫難。

現在高鐵建設的“大躍進”，雖然只是局部的問題，並好在及時從一場災難中汲取教訓，立即降速。證明當前的中央政府，已經比以前成熟得多。

“左”禍是災難之源

“左”的根源在中國共產黨內，根深蒂固。中共在未執政以前，就已經多次受到“左”的困擾，傷害了許多幹部，並迫使放棄蘇區根據地而進行長征。新中國成立以後，一向都是“左”的思潮抬頭，無論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肅反鎮反、反對地方主義，都受“左”的影響。到了反右派、大躍進、高舉三面紅旗，更是“左”的思潮佔上風，既傷害了廣大群眾，也令社會主義建設倒退。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左傾思潮的大爆發，成為延續十年的大浩劫，導致中國的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萬千人才受到摧殘。難怪鄧小平在撥亂反正之後的最後一次南巡講話，曾語重心長地說﹕“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的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的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並說﹕‘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愓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改革開放以後迄今，‘左’的幽靈還經常在中國大地徘徊，不時出來干擾一下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

高鐵建設的“大躍進”能够及時得到糾正，不僅因為有了這一次溫州高鐵慘劇的血的教訓，也由於舉國上下對歷史上急於求成的“左”的悲劇有所警覺。而最高領導層的頭腦冷靜而不發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事物也是辯證的，高鐵降速也不等於一減到底，不能忽視高速鐵路的營運是群眾出行的需要和鐵路運行效率的提高。有的人便擔心，全面降速，高鐵列車運行的密度將會下降，這便會出現客運買票難的問題，而且對鐵道部門的營運產生不良影響，也對高鐵沿線的經濟發展產生負面的連鎖反應。

但是，事物是辯證的，降速是為了日後的提速。高鐵就是高速運行，在科技和安全檢查過關之後，仍然需要提速。近十多年來，中國的鐵路都經過多次提速的，但卻是循序漸進。列車已從平均時速54.9公里，提高到65.7公里，部分線路的非高速列車都曾達到時速200公里。

中國經濟發展仍有不少問題

中國高速鐵路的提速和降速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說明中國在經濟建設中有一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好開頭。現在有不少人對中國當前經濟的發展的“高速”也有許多議論。特別認為當前中國工業發展以浪費自然資源、污染環境等為代價，生產廉價的輕工業產品適應西方發達國家消費者的需要，是否值得。這種高速發展工業的代價太大了，需要檢討。又如前年廣東提出“騰籠換鳥”的政策，即急於淘汰勞動密集的工業，換入技術密集的工業。但此政策是否能由領導一個號召便“騰籠換鳥”成功，頗為存疑。不久，北京《人民日報》便發表文章，說中國仍需要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因為由農村釋放出來的大量勞動力，必須由勞動密集型的工業來吸收，不是一說要“換鳥”便可以換掉的。

應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這次高鐵發展能迅速從“提速”改“降速”，證明我們的這個社會和領導層已比前成熟。不像過去“大躍進”之後原本糾“左”，而由於最高領導人不肯承認錯誤，反而趨向更“左”，終於闖出大禍，造成“文革”十年浩劫。今天，因一次大事故而引至反思，終於做出糾偏的決定，當然是一件好事。不過，我們仍要記住鄧小平的話，“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鐵道部長期以來形成一個“獨立王國”或“半獨立王國”，缺乏嚴格監督，與這次重大事故和種種錯誤有關。只有打破這種種獨立王國的思維，加強監督和制衡，才可能有效防止類如這種“大躍進”式的錯誤再次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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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與劉夢熊先生在本報同文會友不久，卻要打一次對台，真是罪過，罪過！
劉先生在七月二十九日本報「龍門陣」中著文，題目是《善意提醒豈算干預》。文章指的是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北京接見香港一批大學生時所發表的言論。
對王光亞的言論，我已在上周本欄有所論述，此處不贅。劉先生的文章比我的評論早幾天出爐，他的主旨是駁斥香港反對派指王的言論「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劉認為，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王光亞為着香港好，對香港管治中被實踐證明效果欠佳的思維方式作善意提醒」，「反對派憑甚麼指王光亞『干預』呢？」劉文的結論是：「王光亞好心提點有錯嗎？」
劉的說法，與上周我在本欄所說的觀點完全一致。我也認為，王光亞一再發話，「是好事不是壞事」，「他講的是理論，並不是針對香港的具體施政指手畫腳，何干預之有？」
不料事隔數日，劉夢熊先生又指王光亞的言論已超出中央管轄範圍，特首應該「說不」。他計劃去信國家主席胡錦濤及副主席習近平，要求港澳辦注意「分寸」。
他還說，雖然王光亞是善意提醒，但已超出「中央管轄的國防和外交範圍」。又說，王光亞只是正部級幹部，不是國家領導人，所以對於他的批評要分清楚。
這涉及兩個問題。第一，如果是國家領導人，是否對香港事務的批評便可以放寬，不必考慮是否涉及國防和外交範圍之外的事情，而王光亞只是「正部級官員」，所以講話便要講究分寸？
第二，王光亞主任的講話，是否已經觸及干預香港內政，破壞「一國兩制」，違反了《基本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一個問題，我認為遵守《基本法》中「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全國官員包括最高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要遵守，不能說正部級的官員便要遵守，國家領導人便可以不遵守。這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應該堅持，封建社會的「刑不上大夫」、「朕即國家」的觀念更應該摒棄。這裹不存在是否國家領導人或正部級官員之分。
第二，這是個關鍵問題。港澳辦主任應該對港澳工作如何表態，才不算越軌？
我曾說過，過去港澳辦主任從不表態，當然不說不錯。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歷來接見香港特首時都會說一番話，其中也許有要求特區按照《基本法》依法施政之類的套話，但也有談到要求香港要注意解決深層次矛盾之類的惹人遐思的話。
從來都沒有人認為這些國家領導人的話是干預香港內政，但為甚麼到了「正部級」的王光亞嘴裹說出，就成了問題呢？
講原則問題沒犯禁
我認為，王光亞講的都是一些原則問題、理論問題，例如說香港要有一些政治設計和長遠計劃，要根據計劃來制訂目標和政策。這些都是理論，也並不是新鮮的意見，如果這些說話是在特首述職時由胡主席或溫總理說出，特首也許會當場記在筆記本子裹，香港包括反對派也不會指摘為干預香港內政。何獨在「正部級」的王主任的口中說出，便成為干預呢？而且要勞煩政協委員告狀告到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那裹呢？
如果這個告狀成功，王光亞一定在今後噤若寒蟬，不再發話。香港人是否覺得這才是大大的好事呢？
這樣說來，去年中聯辦出頭與民主派的頭頭就政改問題交換意見，更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了。很顯然，去年這個行動是中央授意的，而民主黨的領導也樂意與中聯辦溝通。大家的接觸，和緩了香港政局的內部矛盾，解決了政改方案的基本分歧，受到廣大群眾包括大部分民主派人士的歡迎。事實證明，中央駐港機構的適度參與，是符合香港利益的。
現在，有一位新上任的港澳辦主任，願意來香港接觸各階層的群眾，願意在北京接觸各方面訪京人士，特別包括年輕的大學生，願意對香港深層次問題發表一些理論性和原則性的意見，何必便對他大潑冷水，並且把狀告到最高領導人那裹？
劉先生還要求曾蔭權應捍衛「一國兩制的核心價值」，對干涉港人高度自治的，不應事事Say Yes。似乎要求特首與他站在同一陣線，抗拒王光亞的干預。我可以肯定，曾蔭權不會向北京告狀。

劉先生近年在香港是一位敢言的政治評論家，以身為全國政協委員而大膽批評內地時政而著名。以劉先生的風骨，並不是隨風擺柳之輩，站在朋友的立場，希望早日有以教我。

我提出過“鐵三角”的設想，明知其實現的可能性很低，但卻是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香港公眾的心聲和北京“揀蟀”的煩惱。因為現在三位熱門的特首候選人，民望並不集中，港人並不一面倒地欣賞其中一人，北京也下不了決斷拍板。於是我想，如果能把三人的優點集於一身，那就太好了。於是發為怪論“鐵三角”，目的也不外讓大家茶餘飯後，可作談助，顯然並無實現可能。正如陳文鴻對本人的批評﹕“吳康民是香港老百姓”，“卻全無權威”（見7月24日《東方日報》）。怪論當然全無權威，但崇拜權威的人，是否看懂了這個深層次的寓意？

“鐵三角”既能引起熱議，本娛人自娛的心態，再來談談“君臣配”又如何﹗

所謂“君臣配”，是我杜撰的名詞。是說領頭人和輔助他的兩人配。就是說可能選出一位不太強勢的特首，再給他配上一位較有能力的政務司長。

兩則值得注意的新聞

此說有何根據，請看下列兩則最近的政治新聞。消息未必引起注意，但卻透露另類訊息。

第一則，身兼多項公職的市區重建局主席張震遠，開腔力撐疑似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認為他完全符合港澳辦王光亞主任開出的特首條件。原因是認同他有關房屋和解決貧富懸殊問題的意見，並且認為目前只有他發表了這些有關意見。

眾所皆知，張震遠和曾蔭權的關係密切，也許他就是另一支“煲呔針”。由他來發表挺梁言論，便有點奇怪。難道煲呔與C.Y.已有默契，由煲呔來幫C.Y.組織班底，以延續曾蔭權在特區政府內的影響力？或者就由張震遠或曾俊華來擔任C.Y.組閣中的政務司長？

如果是由陳啟宗來撐梁振英，人們不會感到奇怪。但今天冒出一位張震遠來，十分惹人遐思。想深一層，煲呔是否已經體會中央旨意，提早佔據有利陣地？

如果煲呔與C.Y.合作，以特首在高官中的人脉，這一臂之力，肯定非同小可。

譚耀宗洩漏天機？

第二則，坊間有人傳聞曾鈺成是疑似特首候選人中的“黑馬”。消息傳出，泛民主派率先表示贊成。泛民也許深知曾鈺成的當選可能性不大，於是加以“贈興兼攞景”。

但是有人以之詢問民建聯主席譚耀宗，他卻問非所答，說曾是一位當司長的合適人選。

難道譚耀宗洩露天機，中央有意在一位民望不足的未來特首中，配備一位靠得住又強勢的政務司長，來個如此的“君臣配”？

政務司長雖不由中央直接任命，但也非通過中央這一關不可。這個第二把手，在特區政府中，也十分重要。

曾鈺成因為他的“左派”背景，擔任特首的可能性不大。因為早在回歸之前，鄧小平已經定調。1984年7月31日，他在談到港人治港的時候，便說“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但又說，“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

曾鈺成入閣也是少數

這話非常明確，中間的人應是多數，那麼，特首也應該是多數派之一，就是“中間”的人。左翼當然要有，就是說他們也代表了港人的一部分，所以要有，但應少些。上一屆特首政府，中間的人是多數，“也有點右的人”。至於“左翼”，不就是曾鈺成的弟弟曾德成麼。

現在如果加上一個曾鈺成去當政務司長，“左翼”還是少數，不會影響各方面的人“心情舒暢”的（鄧小平語）。

猶憶兩年前，香港中聯辦的部長級官員，曾撰文提倡香港應由兩支隊伍分管，即除特區政府外，另一支便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

此說一出，頗引起一些人的憂心。我曾在本報著文回應（見拙作《闖進政治禁區》一書，天地圖書）。但這個“兩支管治隊伍”的意見，也反映了內地某些主理港澳工作幹部包括高級幹部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他們對香港現狀發展的憂慮。

對左翼人士不應有偏見

如果任用一位左翼人士，來作為香港管治班子的配搭，並没有違反《基本法》的精神，更没有違反“港人治港”的原則。何況曾鈺成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士，在香港受過高等教育。擔任議員和立法會主席，議政論政，成績斐然。泛民主派說支持他，也不僅是贈興攞景，也有對他敬佩的一定成份在內。

對左翼人士的成見，是歷史形成的。也與內地歷次政治運動不為港人認同有關，與當前內地個別政治措施和侵犯人權事例不為港人認同有關。但這些現象，要香港土生土長的左翼人士來承擔責任，也是不公平的。香港的愛國左派，為什麼要為內地的某些失誤承擔責任呢。難道真的是“只有辱没有榮”嗎？

話扯遠了。我提出這個“君臣配”的新主張，不一定能成為事實，但是不是可以作為解決人才難得的一條思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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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又在北京發話，批評香港公務員秉承英國人教導的一套，只會接受指令和執行，缺乏對香港未來發展加入政治設計和長遠規劃。

他又說，香港公務員在英國人的訓諫下，只會接受指令，他們過去是聽BOSS的（指聽老闆的），現在自己做了BOSS，卻不知道怎樣當BOSS。所以他說，香港“成也英國，敗也英國”。

本來這話也只是老生常談。誰都知道，香港公務員被訓練為英國人的“公僕”，只懂聽英國人的話，執行英國主子的指示。因此，在港英統治時期，英文頂呱呱的公務員，升遷特別快。香港大學英語系的畢業生，競相投考公務員。就是這批英語精英，長期治港。回歸以後，仍然如此。據說現在特區政府內部文件，大部份仍用英文，平民老百姓收到的政府文件，也有一部分是英文而没有中文的。就是我接到政府通知獲頒大紫荊勛章，來函也是英文的。

是否話中有話

本來王光亞的談話，卑之無甚高論。但是否話中有話呢。如果他的話是批評曾蔭權的，甚或波及唐英年的，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王光亞說，“香港特區政府和各級公務員應該按照香港的未來發展進行設計和規劃，根據規劃制定目標和政策”。這一點，曾蔭權政府有没有做到呢，顯然没有做到。特別是這兩年，特區政府官員似乎已進入過渡心態，不僅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涉及民生的諸多問題上，缺乏設計和規劃，而且目標模糊，政策多錯。坊間的批評多如牛毛，雖然不少是政客們的吹毛求疵，但更多的是公眾擊中要害的。

更為要命的是，一些具體的決策，錯誤明顯，有瑕可擊。如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一錯再錯，一改再改，被公眾批評得體無完膚。又如議員出缺的遞補方案，推出時就是一個不成熟的方案，又是一改再改，至今爭議不絶。

至於其他教育醫療等等，也都是政策一出爐便議論紛紛，更被政客們政治化。

炒熱下屆特首選舉

說到特區政府應該有長遠的設計，長遠的規劃，這當然是較高的要求。但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只聲明“打好這份工”，他自己都没有BOSS的觀念，又如何會作長遠的打算呢。

唐英年呢，他雖然是問責官員，現在是第二把手，但他同樣是有公務員心態。幹逾十年了，潛移默化，不公務員化也不可能。特別是聽到王光亞談到“喝紅酒”這一句，覺得特別刺耳。雖然他講的是外交官，但他說的是要“經歷許多苦難，甚至是槍林彈雨”，不是對含着金銀匙出世，過着是公子哥兒生活者的批評嗎？

王光亞之前對候任特首應具備三個條件的提出，往後對公務員缺乏長遠廣濶視野的批評，都是在向公眾提點選擇候任特首的條件。讓公眾進一步品評疑似候選人，讓疑似候選人進一步爭取表現。炒熱下任特首選舉的議論，使被譏為小圈子選舉的特首選戰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

對公務員寄以厚望

王光亞看似批評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實則是對他們寄以厚望，正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如果王光亞對公務員隊伍徹底失望，他在之前來港時也不會專門會見高級公務員。這是一個表態，是過去北京高官來港所没有的一個姿態。

其實，香港的人才庫盡在公務員隊伍之中。工商界中當然也藏龍卧虎，但是少數。香港工商界不脫中國社會的父傳子或若干姻親關係的接班人，就像內地的太子黨一樣。其中當然不乏奮發圖強的精英分子，但也有不少是紈袴子弟。公務員的素質卻較為平均，有較高學歷，有嚴格的訓練，有一定的傳統，有可循的制度，只是缺乏精明的領導。當領導的，應善於用人，放手鼓勵他們創新，鼓勵他們發揮所長，而不是鼓勵蕭規曹隨，也不應讓一些人尸位素餐，得過且過。我認為改造公務員隊伍，關鍵在於高層領導。如果問責官員有一套共識，必能改變當前公務員隊伍只做“接受指令，執行指令”的半機械人情況。

香港公務員系統既有上述的若干缺點，也有內地所欠缺的若干優點。如廉潔奉公，工作井井有條，制度明確，不講交情等等。所以，評價香港公務員，應該更全面一點。

是好事不是壞事

王光亞一再發話，是好事不是壞事。有人認為港澳辦主任多談香港問題，是干預香港事務，違反“一國兩制”，這是不對的。他講的是理論，並不是針對香港的具體施政指手劃腳，何干預之有？過去的主任一如潛水鱷，從不表態，又為港人所詬病。現在有一位敢於發話，說及一些港人關注的問題，又說干預。這種迫人左右做人難的言論，絶對不利於中港之間的善意溝通。香港又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央是要管的。例如最近的菲傭爭取作香港永久居民問題，如果法院判決她們勝訴，將增加香港的許多社會問題和負擔，有人不是提出要中央管一管嗎？作為港澳辦主任，對香港問題發為言論，是應份的事，並不構成干預。我們應歡迎王主任多來港觀察實情，多與港人對話，這對香港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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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星島日報＞以顯著標題寫出﹕“吳康民廣州搞地下活動”。看後甚為納悶。

細看內容，原來引自一本“回憶錄”。該報道寫道﹕八九年六四政治風波以後，“培僑中學校長吳康民，含着眼淚說解放前，他在廣州做地下工作，搞學生運動，被發現逃來香港。但國民黨也没有用坦克、機槍、士兵去鎮壓”。

此段報道如果出諸該回憶錄，便是失實的敍述。我當時對六四的開槍鎮壓，十分不理解。面對電視熒幕鏡頭，我的確十分激動。並表示在廣州參過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運動，矛頭針對當年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國民黨雖然不滿學生遊行反對它，但懾於全國學生波瀾壯闊的聲勢，也不敢出動軍警，而是利用一部分便衣特務，扮作工人群眾，在長堤撕打手無寸鐵的學生，造成部分的學生受傷。

是參加者而不是組識者

當年我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大學生，是學生運動的參加者而不是組織者。在學生運動中，有許多大哥、大姐，思想和能力都比我成熟，他們才是組織者和領導者，所以我不敢掠美。

況且，我也並没有“被發現”而逃港。我仍然唸完我的大學課程，寫完畢業論文，在畢業後才來香港工作。詳情都寫在最近出版的＜吳康民口述歷史＞之內。

另一本最近出版的＜中共在香港上卷＞，又寫到上述這個寫回憶錄的人士的回憶。他說，“吳康民在教聯會成立之初，帶隊到教協來拜訪時，感到吳態度傲慢”。

事過三十多年，當時情景已經淡忘。但如果我對教協的領導人“態度傲慢”，又何必登門求教？這是不合邏輯的。倒是我與這位教協領導人有若干次交往，對這位號稱民主派大老的民主精神，是有一些看法的。但斯人已逝，按中國人的傳統，為逝者諱，對死者總要存幾分厚道，許多話便不便說了。

這裡要說明的，只是我在廣州參加學生運動，是“地上遊行”，而没有“地下活動”。

港英迫害，轉入地下

說到地下活動，在香港倒有一次。時間逾半年之久，那是在“六七暴動”，即“反英抗暴”的時候。

六七年春季，我以撰稿人身份，應香港中新社之邀，與該社成員黃德海、司徒嬋等人赴內地旅行參觀。在到延安之時，香港傳來人造花廠工潮事件，而且愈鬧愈大，當時不明所以，而中新社也中止行程，讓大家回港觀察事變。

回港翌日，就被通知參加在銅鑼灣裁判署出發的遊行，之後一場抗暴鬥爭，都在當年“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號召下參與，但懷疑常常浮上心頭。至於演變成為武鬥，違反中央一貫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我是不同意的。而且放置真假炸彈，擾民害民，更與標榜為人民服務的主旨背道而馳。

大石砸死蟹，我們小人物不可能影響決策。但港英當局卻當我是重要人物，終於演出截留汽車，逮捕我的副手的一幕。

事緣學校有一架小汽車，當時由陸姓司機駕駛，乘坐着學校的副校長外出。至鰂魚涌附近，港英特務誤認車中是我本人，即強行截停，連人帶車解往警署，後以莫須有罪行將他們判處徒刑，送赤柱監獄監禁。

至此，我已不可能公開活動，只能轉入地下。並且狡兔三窟，多次轉移居住地點，逃避捜捕。當年好在有一班熱心愛國愛校家長，特別是的士司機。他們消息靈通，且有無線電通訊（那時候還没有手機），可以通風報信。

這是生平第一次轉入地下活動，但仍能對校政發號司令，如嚴禁在學校內實驗室等地試驗爆炸物，反對學校宣布退出會考等等。

年青一代應接受磨練

後來這種所謂“武鬥”，受到周恩來總理的嚴厲批評，毛主席也並無改變對香港長期打算政策，鬥爭漸漸平息。“反英抗暴”無疾而終。港英當局也改變過去漠視民生的高壓政策，中英關係趨向正常，我也恢復地上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雖然很有興趣看地下鬥爭的小說和劇集，因為這比西方的諸如鐵金剛和占士邦的東西好看。前者有人情味而大部分有歷史事實根據，後者荒誕不經而且靠機關嚇人。但余生也晚，没有機會如＜星島日報＞賜予美名，參加廣州地下活動。但我的父兄參加過，所以家庭的薰陶，也略知一二。正如我在口述歷史一書中的序言所說，“我的人生經歷太單一”，“缺乏曲折離奇，峯迴路轉，起伏跌宕，引人入勝”。今太平盛世，正當鬥爭好過危險鬥爭。人是要接受磨鍊的，希望年青一代，都能接受社會磨鍊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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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中，蜀國大將魏延，被諸葛亮看出他腦後有反骨，日後必反。諸葛亮生前留有錦囊，授馬岱以密計，在魏延造反時，立即斬之。後人便把魏延稱為“反骨仔”，包含有背叛，賣主求榮的意思。

與“反骨仔”相對的，是講究“骨氣”，即氣節。文天祥的＜正氣歌＞流傳千古，便是世人對氣節的肯定和歌頌。現代史上許多有骨氣的英雄人物，寧死不屈，都為後人所傳頌。近代革命，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到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都湧現千千萬萬的有骨氣的人物。在敵人的屠刀前顯出英雄氣慨，令人肅然起敬。

中華民族崇尚骨氣，蔑視叛徒。更對翻雲覆雨的反骨仔嗤之以鼻，這是十分有益的道德傳統，值得發揚光大。

顧順章和汪精衛

中國共產黨早年最大的反骨仔是顧順章。顧是1925年上海五卅運動的參與者，之後入黨，並被派去蘇聯接受特工訓練，回國後擔任中共中央政治保衛局局長。1927國共分裂，中共中央轉入地下，上海成立“中央特科”，即情報組織，顧是負責人之一，負責保衛上海中共中央安全。1931年顧被國民黨逮捕後叛變，短短一年為國民黨賣命，逮捕和殺害了大量中共地下黨員。中共中央由於有線人在國民黨高層，周恩來等人方免於難。顧後因有自立門戶的意圖，為蔣介石所殺。

國民黨也有最大的反骨仔，那便是汪精衛。眾所周知，汪逆投靠日冦，到淪陷區南京另立偽政府，在日本人卵翼下妄圖搞第二個偽“滿州國”。抗戰後期，病死日本，成為遺臭萬年的頭號漢奸。

“港獨”的變種思維

回說香港政壇，也有不少反骨仔。

有的在港英統治時期，當時得令，意氣風發。對英國人在中英談判中主張“主權換治權”舉雙手贊成，甚且在英國人看到大勢已去，不得不接納中國政府的收回香港的原則方案，簽着中英聯合聲明之後，仍喋喋不休堅持“主權換治權”。這種秉承“没有英國人直接統治的英國人統治”的思維，便是在回歸後高唱香港是實際上“獨立政治實體”，推行“顯性”或“隠性”的“港獨”活動的人。並把這種變種思維廣為傳播，在氣候合適的時候，便跳出來表演。

這些表演者有不少是尊貴的立法會議員，是宣誓遵守＜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政府的。去年他們叫嚷“五區公投，全民起義”，與公開宣布“香港獨立”只有一線之遙，是違法的。同時，也是對特區的背叛，對祖國的背叛。

有人早在六年前便公開在議會中大叫香港已經變成“中國殖民地”。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變成“殖民地”了？難道中國是一個侵略佔領香港的外國嗎？

香港也有反骨仔

把這些人看或“反骨仔”，已經是抬舉了他們，他們骨子裡就不認自己是中國人。有的更赤裸裸的表示以作中國人為恥，對中國內地的一切都看不順眼。壞的我們當然要批評，好的他們也要加以歪曲。這些人真正如＜莊子‧秋子＞篇所說﹕“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朿於教也”。

至於有些人身在建制之內，不通過正常渠道謀求共識，郤熱衷於“反戈一擊”，以謀取政治資本。例如2003年為基本法23條立法，當年沙士疫症蔓延，香港經濟走下坡，政府推銷立法手法生硬，中央又未審時度勢，致使立法半途而廢。但有人更在背後捅上一刀，至今造成立法倍加困難。

更有人在當年忽然自稱民主派，預言如果強行通過立法，當日可能“血洗中環”。

改邪歸正不是反骨

歷史上有改邪歸正者，當然不能說是反骨。他們是覺今是而昔非。如參加邪惡組織、殺人放火的，往後良心發現，後悔早年誤入歧途，棄暗投明，當然是大大的好事。

也有在政治上棄暗投明，真正是起義者。例如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政權十分腐敗，已大失民心，他手下的許多手握兵權的將領，不滿蔣政權，更看到他的大勢已去，於是紛紛率兵起義。如傅作義之於北平，程潛在湖南，這是真正的起義。為人民立功，避免戰火的蔓延和城市的破壞。

有人批評回歸後原先為港英政權服務的，願意為特區政府效勞的是“舊電池”，加以貶斥，這是不對的。鄧小平早就對港人治港下了一個定義，說是由愛國者為主體，而愛國者的標準只有三條﹕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穏定。其中並没有排除先前為港英政府服務的官員或議員。但是不尊重自己的民族，以作中國人為恥，認為香港已變成“中國殖民地”的，反對香港回歸祖國的人當然應該除外。

瞻仰岳飛的感受

中國人歷史上都贊揚氣節，鄙視反骨仔。我近日再游杭州，又一次去瞻仰岳飛墓，不免又想起岳飛“盡忠報國”的愛國精神，和默念＜滿江紅＞這一首“壯懷激烈”詞篇。

對於跪在岳飛墓前的四個鐵鑄奸凶，秦檜、王氏（秦檜妻）、萬俟卨、張俊，五百年來，不僅受人咒罵，而且被游人打得鼻塌耳折，指落臂斷，屢鑄屢毁。現在的鐵像是1979年重鑄的，可見世人對反骨仔、佞臣的痛恨。

做人當然要做一個正直的人，政治上反反覆覆，為一已的利益而反骨，徒增後人咒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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