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大業＞影片對蔣介石父子的描寫，相當正面，一反過去加以醜化或妖魔化的傳統。

回憶60年前，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所寫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中說﹕「以蔣介石等人為首的中國反動派，自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 反革命政變至現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難道還没有證明他們是一夥滿身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難道還没有證明他們是一夥職業的帝國主義走狗和賣國賊嗎？」

　　獻詞接着說﹕「難道被廹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於這些窮兇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

　　毛澤東在寫這篇獻詞的時候，情緒頗為激動，國仇家恨，點點滴滴在心頭。當時解放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戰爭的勝利指日可待。國民黨在美國的策動下，蔣介石宣布下野，行政院長孫科出面提倡「光榮的和平」。美國人的如意算盤，是希望通過談判「劃江而治」。毛澤東當然看穿這種「裝作無害而且可憐的樣子」，於是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而且列出以蔣介石為首的一大批戰犯的名單。

描寫蔣氏父子相當正面

　　今天的情況已發生重要的變化。北京方面期望有着第三次的國共合作。從連戰訪京開始，到馬英九上台，北京多次抛出橄欖枝。甚至連馬英九國民黨對兩岸關係的傷害，包括允許達賴訪台，都有相當程度的容忍。不像溫家寶總理對法國那樣「繞道而不入」。其目的就是要堅打擊台獨，爭取國民黨。

　　於是像＜建國大業＞這樣向六十周年國慶獻禮的大片，也處處為台灣民情着想。台灣人對蔣經國開放黨禁，廢除戒嚴，心存感激。於是片中的小蔣完全是正面人物，強調他在赴上海徹查孔氏家族的囤積居奇的「打虎」行動的決心，只是在 蔣 夫人的干預下方才功敗垂成，當然這也是大家所知道的事實。

　　至於蔣介石，在與毛澤東重慶談判時，也没有過份渲染他假談判真剿共的陰謀，還以一定的鏡頭描寫他當上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意氣風發。

　　最後國民黨空軍原擬趁天安門前舉行開國大典時派飛機轟炸，此事雖然美國人不太同意，但也以蔣介石下令取消作結，這也是有意無意地對老蔣的一點肯定。

千秋功罪，誰與評說

　　但是台灣人對蔣氏父子的觀感並不一致，他們肯定蔣經國並不肯定蔣介石。蔣介石統治台灣二十多年，從「二二八」事件到一連串的「白色恐怖」，遭害的大都是台灣本土人，因而在台北“總統府”前還立有“白色恐怖紀念碑”。此片如果在台灣放映，恐怕只有議論紛紛。

　　北京欣賞蔣介石的，只有一條，就是他堅持一個中國，並没有想在台灣當小皇帝而支持台獨。當年美國人廹使蔣介石放棄金馬，便是為台獨作準備。但蔣介石仍堅持「反攻大陸」。毛澤東也幫了他一個忙，就是砲轟金門，廹使蔣介石不敢撤退而死守。

　　千秋功罪，誰與評說。毛澤東說蔣介石「這些盜匪」没有「改變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建國大業＞郤有點為蔣介石塗脂抺粉。有人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可是現在還未到人民寫歷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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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的出現，主要是舊中國，包括清末和民國，長年積弱，治理無方。列強入侵、戰禍頻仍、民不聊生、哀鴻遍野。抗日戰爭雖然取得勝利，但蔣介石政權的官僚集團，趁勝利之際，大肆搜掠所謂敵產，據為已有。通貨急劇膨脹，國幣全不值錢。共產黨領導人民，起而反抗，終於把蔣介石趕出大陸，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倡導實行“新民主主義”。他說這就是繼承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新三民主義”。他在論文中說，是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廹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成一個“政治上自由”“經濟上繁榮的中國”。這正是當年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

說當年要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的確是反掉了。西方列強不再騎在中國人民頭上，地主的田地分給農民，官僚資本收為國有。毛的一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確如此。

勝利沖昏了頭腦

但是毛澤東在解放以後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說反封建而自已腦子裡的帝王思想最濃厚。他想一步登天，跨越新民主主義階段，馬上跳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對堅持新民主主義論的劉少奇、周恩來等開國元勲，心存不滿，往後發動多次的黨內鬥爭。接着就是“左”的思想主導，從土改、肅反過火，過早搞私營企業的公私合營，以至於“反右”、“大躍進”，叫嚷超英趕美，搞人民公社說“吃飯不要錢”，終於惹成一個餓死四千萬人的大災禍。

當年內地是有不少反冒進的聲音。起初是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開腔，毛於是發動涉及幾十萬人的“反右派”。接着黨內高層有所不滿，又在山會議上整彭德懷等的“反黨集團”。毛澤東深知黨內高層包括劉少奇、鄧小平等都不滿這種極左冒進的做法、於是一不做二不休，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黨內不同意他的意見的高級幹部通通打倒。

改革開放的不歸路

“文革”大大傷了國家的元氣，但黨內鬥爭仍然連續不斷。到了林彪逃亡，毛澤東病死，“四人幫”就擒，1976年末才出現了初春天氣。往後鄧小平主政，倡導改革開放，國家逐步步入正軌。

但由於長期的左的、封建的影響，領導高層鬥爭仍然不斷。80年代又有胡耀邦、趙紫陽先後被廹下台，六四政治風波，使改革開放道路出現了曲折。但畢竟在經濟上已走上改革開放的不歸路，加上鄧小平的堅持（南巡講話），形勢不可逆轉，終於有了今天國家經濟上的巨大成就。

中國進入強國之林

　　總結新中國60年的成就，其犖犖大者可說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已進入世界強國之林。二戰以後，說中國是“五強”，有人說是笑話。中國積弱，戰後還不是任由大國特別是美國擺布？但今天說中國是強國，無人敢於否認。在國際上，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國都有了話語權。國際強國會議都非請中國出席不可，金融危機之中，美國更要向中國求助。中國持有美國國債舉足輕重，美國不可能搞壞與中國的關係。

第二，中國已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大國。有人說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工廠，正是這樣。數千年以農立國的落後，現已走上現代工業國的大道。工業和服務業已佔國民生產總值的80%以上，但粮食生產仍達五億噸，足夠13億人民食用。工業正向高科技，低消耗和環保方面轉型。

人民生活大有改善

第三，全國正向城市化轉型，目前城市化已佔全國的45.7%，除大中城市外，還有2200個縣城和18000個城鎮。

第四，人民生活大改善。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5,781元，農村居民年可支配收入4761元。但不可不知，全國有2.2億農民工，城鎮賺錢回鄉用，對提高農村生活水平的作用不小。

還有三組數字可標誌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國每年汔車的產銷量達到1000萬輛。2007年底全國機動車約1.6億輛，其中私人所有1.2億輛。20年前，你能想像汔車進入平常百姓家嗎？

手提電話６.4億戶，加上固定電話幾近10億具，普及率達74.3%，20年前大聲叫人的傳呼電話早已絶跡。

旅遊事業興旺，去年全年國內出遊人數達17.1億人次，私人出境旅遊4千萬。

吸取三個教訓

回顧新中國60年，有幾點重要教訓應該吸取﹕

第一，中國的封建傳統勢力不可輕視。

過去人們常說中國只是有封建殘餘，豈只是“殘餘”而已？人們又常說已經推倒了包括封建勢力這座大山，證諸事實，這座大山至今未完全倒下。解放後，在毛澤東治下的27年，有人說毛澤東才是中國最後的一個皇帝，這話不能完全算錯。他的“最高指示”，與皇帝的“聖旨”何異？

　　　直至今天，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各級領導權力集中在黨委，黨委的權力又集中在第一書記。個人領導、拍板、領導說了算的情況又何曾是個別的？這種個人獨斷能說不是封建殘餘嗎？

第二，事物有一定發展規律，不可一步登天。過去的多次錯誤都是違反客觀規律。有的事情要經過試點，不應一刀切。過去左禍橫行之時，便吃了這個大虧。但錯誤仍然有所重覆。最近對於淘汰高耗能、污染性大的中小企業的“騰籠換鳥”行動，便重犯這個毛病。引進高科技的企業，淘汰勞動密集又不環保的企業的方向是對的，但要一步步來，畢竟要淘汰的企業，其中牽涉到成千上萬的工人的飯碗啊。

第三，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密不可分。鄧小平早就看到這一點，說没有政治改革，經濟事業和各項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進。現在由於監督不到位，政務不透明，經濟上的成果被貪官貪去一部分，被官僚主義浪費去一部分，成果當然打了折扣。因此，人們呼籲的政治改革應從實處開始，民主、人權、監督、法治的呼聲不應加以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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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主派近月為了“爭取2012年雙普選”，“要求特區政府公布普選路線圖”，鬧得不可開交。各有各的“方案”，各有各的意圖。多次舉行所謂武林大會，而且請了多朝“元老”李鵬飛來當主持。但是結果仍然是没有結果，郤換來泛民中人的連聲叫罵。

“泛民”提出從立法會五區各一人辭職，到所謂23席全體總辭，更進一步到解散立法會，廹行政長官辭職等等，都是鬧劇。說要用公投來廹使特區政府就範，中央人民政府就範，更是笑話。補選一次，算什麼公投呢，普選時間表是可以廹出來的嗎？

　　這些反對派的叫囂，12年來常常如此，雖然於今為烈，中央早已看慣，也有思想準備。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只有按中國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決無可能由於一部分人叫囂，就可不依法施政。

通過政改方案有一絲曙光？

　　泛民主派自以為他們已經佔領了“民主”的道德高地，殊不知處處暴露出他們爭權奪利的真面目。在去年的選舉中，泛民已有內訌，甚且公開叫罵。自從社民聯提出五區各一立法議員辭職，某黨鞭更抛出五區辭職議員名單，他們的內部爭吵便響個不停。及至公民黨提出總辭策略時，幾位泛民成員更公開表達不滿，認為未經討論，就公開涉及他們個人的總辭方案，分歧由此激化。看來，要佔領“道德高地”的，應該是本身不涉及利益衡突，而且大公無私，想不到郤是一塲爭主導、爭地盤的混戰，有何政治道德可言？

　　政府的2012年政改方案還未出爐，泛民的內部就鬧得不可開交。不過也許是否會出現一絲不被否決的曙光，事物向相反方面發展，值得注意。

2005年的大進一步的政改方案，被泛民綑綁式的投票加以否決，連所謂“煲呔針”都被綑綁。功虧一簣，終於只能原地踏步。

如果新的2012年政改方案，能在泛民分化聲中獲得通過，豈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可能影響雙普選時間表

　　我過去是不抱樂觀態度的。認為既然2005的方案都被否決，實在想不出有更好的政改過渡方案為泛民接受。而且根本上泛民並不想通過任何過渡方案，只一味想使特區政府難堪。

如果2012年的政改方案再度被泛民否決，相信對2017年和2020年的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議員的普選有決定性影響。

一個可能是，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門檻會因而提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將不會取消。

另一個可能是，人大常委會乾脆推遲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理由是既然没有中途方案，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因此普選必須推遲。

不要說我在此作出驚人的預測，實際上泛民主派多年來的吵嚷是為香港政治的民主進程幫倒忙。他們的所作所為，提高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警覺，認為如果不能選出一位愛國愛港的特首和一個理性的立法會，將對香港的繁榮穏定十分不利。

中央開放收效甚微

實際上，中央是希望泛民主派在祖國的發展和香港的進步中逐步採取合作態度。12年來，中央已經有幾次開放泛民主派議員去廣東和四川參觀訪問，同時也就在於觀察民主派的變化。但觀察的結果，是收效甚微。公眾對立法會的運作也表示失望，這從民調中對立法會和某些議員的所作所為的評價可知。

行政長官應該敢於進逆耳忠言，但不是要向中央說不。立法會應該發揮對政府各部門的監督作用，但不是事事吹毛求疪，以阻撓政治施政和羞辱高官為榮。整個社會當然有多種矛盾，但處處以對立和挑剔的態度對付執政者，也使政府官員步步為營，以至抱少做少錯的態度，這當然影響香港行政效率，絶非港人之福。

浪子回頭金不換

泛民在香港製造反對文化，而且模仿日、台議會的暴力行為譁眾取寵。這已經降低立法會的威信，傷害了整個社會和諧，不利於香港經濟的發展。

中央由於受＜基本法＞“一國兩制”的制約，對香港內部事務只能通過香港居民中的愛國愛港力量施加影響。有的人也許是看到香港面臨的困局，所以才提出所謂“第二支治港隊伍”和“幹部治港”之說。但這是不切實際的，違反＜基本法＞的。我們希望的是，真正為香港的政治力量能日益壯大，也希望泛民主派浪子回頭金不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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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烏魯木齊上星期的示威事件，三名香港記者被武警扣留及打傷，本來正像四川成都警察對香港記者“查毒”事件一樣，熙攘一番之後，可以告一段落。人們對內地某些地區和公安部門，動輒對境外記者（對外國記者頗有顧忌），特別是香港記者，常常對他們“添煩添亂”，心存不滿。偶爾動粗，早已司空見慣。港記欲告無門，為了再次探訪，只好忍氣吞聲。因為總比北韓當局扣押美國女記者，更判重刑，留待與美國進行政治交易，要文明得多。

　　人們以為此事就此不了了之。要新疆當局正式道歉，賠償湯藥，並懲罰涉事人員，自然絶不可能。不料新疆當局“異軍突起”，主動召開記者招待會，反咬一口，指責港記三項罪名﹕一、對群眾指手劃腳，有煽動鬧事之嫌；二、没有證件違規採訪；三、事後進行不負責任的炒作。

指責港記三項罪名

　　三項罪名除第二條外，可謂大矣。香港記者居然千里迢迢，遠赴新疆煽動群眾鬧事，這不是罪大惡極嗎？難道港記又是受熱比婭派遣，以記者身份掩護，到新疆搗亂嗎？這個“煽動群眾鬧事”的罪名可不小。按中國＜刑法＞第228條，“煽動群眾暴力抗拒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93條第四款﹕“在公共塲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塲所秩序嚴重混亂”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但這個“指手劃腳”是怎麼的一回事，＜刑法＞中並無具體規定。甚麼手腳的動作，會有“煽動鬧事之嫌”呢？全國人大的代表們，是不是要請問新疆當局，然後要求在＜刑法＞中，作出規定呢。

　　至於“在事後進行不負責任的炒作”，則是矛頭指向香港的各類傳媒了。也許香港有個別人唯恐天下不亂，有意渲染之外，我還没有看到有“不負責任的炒作”。倒是新疆新聞辦開了這個記者招待會，事情更鬧大了。從電視上看這個記者招待會後的混亂，記者高喊“政府無恥”，可知其後果如何。

為穏定幫了倒忙

　　有說這是地方當局為了在國慶前夕維持局勢的穏定，所以不得不出此。但事實的表現，是幫了倒忙。香港記者不可能去新疆煽動群眾鬧事，只是為了第一時間報道情況真相。因為烏魯木齊群眾上街，社會上出現扎針暴行，這是繼7月5日騷亂之後的重大事件，香港同胞當然希望知道真相。香港同胞的絶大部分，可以說是99%，都是希望新疆安定，民族和睦，絶不同情熱比婭等民族分裂分子依靠國外反動勢力搞騷亂的那一套。香港記者又怎會違反香港人多數的民意，去做“煽動群眾鬧事”，“不負責任炒作”新疆的騷亂呢。新疆當局的這個說法，也是對香港同胞的不信任。

小事化大，不利穏定

新疆當局的這個文過飾非，倒打一耙的做法，既違反了中央的政策，也使小事化大，不利於局面的穏定。從這樣的一件港記被扣的事兒，都没有處理好，使人懷疑新疆當局長期以來在維護新疆民族團結，切實落實對少數民族的文化、宗教的保護，搞好地區公安，保障各民族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究竟做了多少！

　　胡錦濤最近在考察新疆時的講話，說“希望新疆各族幹部像天山雪松、綠洲白楊、戈壁紅柳、沙漠胡楊一樣植根和挺立於新疆大地，熱愛新疆山山水水，熱愛新疆各族人民，自覺肩負起黨和人民的重托，以造福各族群眾為已任”，這話說得多麼好啊。他的話是對幹部說的，我想，高級幹部應該首先體會這幾句充滿感情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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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率領自由黨人與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前赴西藏渡“蜜月”之後，回港表示，鑒於香港當前的政治形勢，中央可能改變對港政策，從着重“兩制”轉為偏重“一國”，主張“幹部治港”云云。

　　香港人不喜歡“幹部治港”，中央領導知道，鄧小平也知道。回歸以前，鄧小平便說過，“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北京不派人，在香港，也“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舒暢一些”。

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是一貫的，起碼五十年不變，就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最近，由於治港第二套領導班子之說由官方人士傳出，一時甚囂塵上，雖經反覆澄清，仍然不絶於縷。一方面由於公眾對於當前特區政府管治有所不滿，人心思變；另一方面，下任行政長官競逐正在展開，影響“選情”的各種言論因而會陸續出爐。

北京不需要幹部治港

　　甚麼叫做“幹部治港”？幹部便是北京派出的幹部。如果當前由北京派出幹部來管治香港，那就是赤裸裸的“京人治港”，這是違反了北京的承諾的。但如果是利用在港的幹部呢，自當別論。

　　在港的幹部，如果是“中聯辦”的幹部，與京人並無分別。其他的中資機構也是如此。相信田北俊所指的“幹部治港”，指的應該這個人是港人，但已經秘密作為北京的幹部。並經過培訓和考察，被認為十分可靠，能直接接受指示貫徹北京的方針政策，比現在駕馭香港的高官要方便和可靠得多。

　　但這會不會是北京的政策呢？絶對不是。北京不必以此來加強管治。＜基本法＞中已有明確規定了中央對香港的憲制權力。法律比人選要有效得多。

　　按照＜基本法＞，中央擁有對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對＜基本法＞的釋法權，修改權。至於政治體制改革，眾所周知，也必須得到中央同意。

抺黑梁振英是競選策略

　　梁振英現在是熱門的下屆行政長官候選人，他近半年來積極活動，參選態勢十分明顯。他過去曾說過Ｎ屆都不會參選，最近改口說過去只是因兒女年幼，養家為重，現兒女長大，治家有成，可以平天下了。這個說法，其實有點牽強，要先打好事業基礎，也不必把話說死。筆者估計，他過去確並無出山之心，最近是不是有高人指點，或是有力人物鼓勵，才積極起來呢？

　　把梁振英列入北京幹部一類，顯然有“抺黑”（抺紅）之嫌。甚且坊間傳出，梁氏早已是中共黨員。對此梁氏甚為不忿，高調公開駁斥《信報》練乙錚對他早年已澄清從未加入任何政黨“視而不見，偏要指鹿為馬”。

　　抺黑梁振英，當然有利於競爭對手，這不是十分明顯嗎？

“一國兩制”爭論從未停止

　　多年來，有關“一國兩制”的爭議從來没有停止過。過去一向是泛民主派、即反對派經常攻擊中央的課題。說因強調“一國”而破壞“兩制”，如人大釋法，中央干預普選的民主進程等等。他們的心目中，“兩制”應高於“一國”，香港應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

　　這些把“一國”和“兩制”對立起來的言論，反反覆覆，每有政治論爭，便會浮現。值得注意的是，最近這種爭議，竟由建制派內的頭面人物說出，成為政爭中的一件武器。

　　“一國兩制”，實踐了十二年，也爭論了十二年，從“第二支管治團隊”到“幹部治港”，我們得到些什麼啟示呢？

今年7月5日，新疆烏魯木齊巿區發生騷亂，死傷逾千，震動國際。國家主席胡錦濤正在歐洲訪問，並準備參加G8首腦會議。被迫提前回國，處理事件，益增問題的嚴重性。烏魯木齊和拉薩兩地騷亂，都有一批流氓分子打砸搶，這是表面現象。背後則有外國勢力和民族分裂分子策動，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人們要問，共和國建國60年來，中央政府對疆藏兩個民族自治區投入大量資金，銳意進行經濟建設，發展交通，構建現代化城巿，成就斐然。上世紀50年代，烏魯木齊到上海、北京的鐡路便已通車，青藏鐡路也在前年完成。交通方便，是兩地經濟發展的基礎。

筆者前往新疆四次，除烏魯木齊外，還去過伊寧、哈密、哈什、吐魯蕃、阿克蘇、庫車等地，深感各地民族和睦相處。還和一位工會工作者維吾爾族姑娘蘇菲亞交上朋友，到過她的家庭訪問，見過她的丈夫和家人。烏魯木齊近年已十分現代化，高樓林立，商業繁榮，游客眾多，一片興旺景象。

西藏筆者沒有去過，但去過青海的藏族自治州，並捐助了希望小學。

中國邊沿的少數民族自治區經濟都有發展，以至傳聞蒙古人民共和國(即外蒙古)有回歸中國的主張。緣由外蒙向靠蘇聯經濟上大力支持，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自顧不暇，外蒙少了個靠山，眼看內蒙古的發展比他們的好，因而有此念頭並不奇怪。

中央對疆、藏投入大量資金

根據資料，在西藏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從1951年至2008年，中央投入便有1000多億元。1959年至2008年，中央向西藏的財政津貼，有2019億元。1994年以來，安排了60多家中央及各省巿的對口企業支援西藏，還有6056個對口援藏項目。

2008年，西藏交通發生重大變化，縣縣巳通公路，通車里程達5.13萬公里。現在青藏鐡路已經通車，還將向西藏自治區內伸展。

1959年至2008年，西藏人均生產總值由142元增加至13,861元，增加了97倍！2008年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到3,176元，1978年以來，年平均增長10.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2,482元，比1978年增加21倍。

至於新疆，30年來國民經濟以年均10.3%的速度增長，2008年，新疆工業增加值達1790.7億元，比1952年增長274倍。

糧食產量，2008年突破1000萬吨，人均糧食佔有量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雖然新疆中央企業增速較低，但地方工業增速加快上行，今年上半年增長10.8%。上半年新疆投資實際增長25.2%。

上半年國家固定資產投資、衛生、社會保障方面與同期比增加48.2%，教育增長170%，水利、環境、公共設施增長42.9%。

城鎮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26.8%，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增長10.9%。

達賴和熱比婭

既然兩地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是不爭的事實。那麼，發生這些騷亂，官方的看法理所當然的歸咎於外國勢力的策動和民族分裂分子的內應了。

這兩個地區的騷亂，西藏方面，北京往往把矛頭指向達賴喇嘛。達賴50年來在外國策動西藏獨立，並自詡為西藏獨一無二的精神領袖，又受到西方反華勢力的慫恿。說他是罪魁禍首，也有一定道理。但新疆呢，最近便捧出一個熱比婭來。熱比婭因搞分裂活動及經濟犯罪而被判刑，後來被寬大而提前釋放申請去了美國。和一般的異見分子一樣，到了美國便被中情局之類的特務機構看中，進行「疆獨」活動。但說她已變成新疆的達賴，那又未免抬舉了她。

外國勢力插手新疆，比西藏要複雜。除了美國之外，中東的一些伊斯蘭教激進派別，包括掌權的或不掌權的，都參與「疆獨」的某些活動。所謂「東突」勢力，就是他們庇護的。土耳其總統在新疆7.5事件後胡說中國進行種族清洗，便是一例。

民族磨擦是內因

但是事物的外因還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一味把西藏、新疆出現的騷亂，指斥為外國勢力操縱，未免把問題簡單化了。一味認為是 一兩 個分裂分子的頭面人物在指揮，更是抬舉了他們。

經濟上的發展，並不能消除民族之間的宗教和文化上的差異。何況由於漢族在經商能力上的優勢，難免會增加民族間的磨擦。漢族在西藏和新疆兩地，是外來民族，經商的優勢，變成客家佔地主，讓當地民族眼紅。

新疆經濟有了發展，但不少維吾爾族等族人，却成為農民工流落在東南發達地區的各大中小城巿裡。他們由於文化不高，言語不通，不可能經商或成為專業人士。許多更流落街頭成為賣新疆羊肉串的。又可能因為民族性格慓悍而受到當地人的隔離和歧視，因找不到工作而成為小偷竊匪。能進工廠的也因為宗教文化以及生活習慣的不同而與漢族工人有所衝突。這正是韶關玩具廠群毆事件的成因。

加上各級領導干部對少數民族文化宗教的認識不深而造成的不尊重，因官僚主義和貪腐引起群眾的不滿。這種種的內在民族矛盾在醞釀發酵，終於由於有某一個觸發點而惹成大禍。

民族問題有教訓值得汲取

騷亂事件的產生，內外因素都有，但以內因為主。如不檢討內在的問題，一味強調外因，既不能服眾，也不利於問題的解決。

熱比婭本來藉藉無名，現在我們為她大肆宣傳，給了她一個上竄下跳的機會。她一去日本，二下澳洲，模仿達賴作國際巡遊，以擴大影響。又儼然以中國維吾爾族精神領袖自居。通過一個騷亂事件成為「英雄」，這也許是她始料所不及的吧。

我們的民族政策，以在經濟上照顧和政策上的寬鬆為滿足。如計劃生育不限及少數民族，如犯罪判刑對少數民族特別寬容。這個雙重標準原本違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有時也會引起漢族群眾的反彈。7月5日 事件死者大部分是漢族老百姓，翌日便引起上萬名漢族巿民的示威。好在政府處理得當，而群眾也深明大義，沒有進一步激化民族矛盾。但有些基層幹部，政策水平不高，處事也有偏頗，往往小事化大，造成民族間的傷痕。有關領導應該正視，並應整頓少數民族地區的幹部隊伍。

對騷亂事件的宣傳策略上也每有不足和失誤。通過這兩宗騷亂，許多教訓值得汲取。光是強調外因，宣傳民族政策上的成績，恐怕會掩蓋了深層次癥結之所在。

8月8日，筆者正赴台北旅行。往後幾天，台北風平浪靜，但台南和台中，郤災情嚴重。晚上的電視畫面，舖天蓋地，都是災區慘狀和災民嗷嗷待哺的塲景。一如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觀之令人心酸。

輿論和報章，郤一律抨擊政府救災慢了半拍，矛頭直指馬英九。

馬英九並没有閒着，他到處出鏡，慰問災民。但羣眾並不領情，說要水浸到「總統府」，馬英九“才知水患苦”；「救災急如星火，馬領導的力何在？」

　藍綠都罵，親綠的《自由時報》不在話下，親藍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也許罵得更兇。

　前「行政院政務委員」著文說﹕「台灣數十年在幫派式政黨統治下，對國家整體建設計劃從不著墨，而政府高官大都是酬庸或金主利害關係始能充任。數十年死猪佔墊的虛耗空轉，才導致今日大自然的反撲」。因此他認為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

　他指出的弊病主要是，第一没有整體規劃和系統建設。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方各自為政，自然難以發揮防治災害功能。第二是分贜式的建設，爭取撥款這塊肥肉，拖延發包工程，偷工減料。第三，山地濫墾濫伐，不法砂石塲的存在，大部分是特權分子和所謂民意代表所把持，崩山、斷橋與淘空河床有相當關係。

　這一次洪災斷了十一座省道橋樑，塌了一座六層高的金帥酒店，便是河床和地層下陷所致。

「法制」書獃子

　馬英九這一次救災最令人詬病的是，竟然提出是誰當頭當總指揮的問題。他說，指揮權在「行政院」，因而當頭的是「行政院長」劉兆玄。他只能「表示關切」。天哪，如此嚴重的大災情，還在爭論法律規定誰當頭的問題！馬英九剛當上國民黨主席，黨政兩方一把抓。在此嚴酷的時刻，還要討論依法律規定是誰當頭的問題，這不是法制書獃子就是白痴！

　其次便是要不要發布緊急命令。馬英九認為現有體制和法律已經够用，不必頒布緊急法令來擴大領導人的權力。殊不知頒布緊急命令在社會心理和認知上，被認為是一種高度重視和思想動員，是全面提高救災層次，並可以延續到災後的重建和經濟復甦等問題。而且藍綠雙方都主張頒布，但馬英九就是執着於「法制」和「原有法律」，思維十分僵化。

　至於出動軍隊救災，馬英九也是慢了三拍。有小兵投書網絡媒體，說「想救災，等不到命令」。有人說，9‧21地震時，當年的李登輝，還懂得「親自召集高層會議，直接命令軍隊擔綱救災」，而這一次水災，地方政府還得找門路恊調軍隊支援呢。

此外，接受外援，包括美國的，大陸的，也是猶疑不決。大陸要支援直升飛機，馬英九害怕「解放軍入台」。連美國的援助，開頭「內政部長」廖了以說﹕「他國能否適時提供台灣的必要援助，都需要做通盤和專業的考量」。

連任之夢恐怕泡湯

如此這般，馬英九上台一年來的優柔寡斷，前怕狼後怕虎，對綠營的遷就，發展到害怕綠營的攻擊，在這一次救災中，充分暴露了。結果是得罪了大量災民和台灣群眾，大大失分。既不利於國民黨在即將到來的縣市長選舉，更不利於馬英九念念不忘的下一屆連任。

天災本來是件壞事，但領導救災得力，對馬英九來說，未曾不是件好事，這應該是可以大顯身手的時刻。想不到一周以來，馬英九表現得一塌糊塗。他只好說，他將承擔一切責任。承擔了又怎樣？看來，這個連任之夢，恐怕要泡湯。

　馬英九民望「插水」，這一役，水已浸到他的頭頸了。

全國第一大報《人民日報》有個不成文的規定，解放軍的將軍以上（包括上、中、少將），他們的逝世都得上報。但刊出的日期卻遲早不一，有的逝世後十天八日便上報，有的卻是三個月後才刊出。如今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世的曾凡有少將，新華社在六月十九日才發出消息，《人民日報》在七月六日第四版刊出，相隔三個月零七天。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授銜十名元帥、十名大將，五十七名上將、一百七十七名中將，一千三百五十九名少將。後來軍銜取消，一九八八年恢復。但新授銜的，除部分上將授銜儀式見報之外，全部新將軍名錄未見公布，更未有匯編成冊。不像舊軍銜的將帥名錄，早由「解放軍出版社」公開出版，一共三巨冊。

　原授銜的十位元帥、十位大將都先後辭世，五十七名老上將仍在世的只有兩人，即呂正操和蕭克，均已過百齡。

　老中將和少將，泰半也已辭世。我經常閱讀《人民日報》，曾作統計。新世紀以來，即二○○○至二○○七共八年間，將軍辭世的有二百六十四人。其中有上將九人，包括新授銜的上將六人。中將四十七人，包括新授銜的二十七人。少將二百零八人，包括新授銜的兩人。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授銜的將軍都是南征北戰的老革命，即使在世的都已屆耄耋之年，所以辭世的比例較大。而且大部分都是高齡逝世。

　從年份統計看，二○○三年最高，辭世的三十九人，○七年較低，二十八人，其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為少將銜。二○○五年辭世的三十人，上將及中將佔九人，即百分之三十。去年辭世的二十八人，中將三人，只佔約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為少將。

最近，關於2012年香港行政長官的猜領袖遊戲又在傳媒和坊間興起。原因是澳門的新一任行政長官剛剛選出；商界聞人何鴻燊在答記者問時開出10:1的盤口押寶在唐英年身上；熱門人選梁振英積極參與公開活動；＜信報＞專欄連日對兩位熱門人選評頭品足。更重要的是，2012年選出的行政長官，極可能便是2017年第一次普選行政長官的候選人，他可能任期10年，打破董建華和曾蔭權只任一期半的紀錄。
筆者對2012年誰當香港行政長官，早已一論再論。今年3月14 日，在本欄發表＜類同的港澳行政長官選舉＞，港澳兼評。並說今後如有新的動向，將再三加以議論。今天，也許是三論的適當時候了。

北京也要看港人是否認同

　　筆者多次指出，擔任香港行政長官條件有三，一是北京接受，二是港人認同，三是有管治能力。北京接受的條件並不苛刻，重點在觀察港人是否認同。此外就是要愛國愛港，不反共就是了。至於管治能力，那是見仁見智。出來競選的人，没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和長處，是不敢獻醜的。所以關鍵在港人認同。港人認同分兩個層次，一是社會輿論和公眾的普遍看法，二是選舉委員掌握有選舉權者的觀感。說是小圈子選舉，執選票的也不敢太拂民意，畢竟他們是代表了方方面面的界別。
選舉委員會裏，有代表香港各主要企業家的利益以及和他們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專業人士。他們佔大頭，影響了選舉的結果。
香港不同澳門，澳門三大（或四大）家族的影響力是起決定性的。但三大家族協同多於矛盾，於是共同推出崔世安，順利完成接班選舉。香港不同，各利益集團都希望候選人能有利於己，各有拉攏和押寶，並且也許會向北京有關方面進言。這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便形成一個較難平衡的局面。

選舉形勢是“雙龍奪珠”

　　遙想當年回歸前夕的行政長官選舉，各方的角力不小。北京方面肯定董建華和楊鐡樑，原因在於董從事船務，與地產商瓜葛較小；楊鐡樑則是大法官，予人公正形象。羅德丞被勸退，便是港人頗不認同。第二屆中途換馬，曾蔭權接班該是北京的英明決斷。
　　現在的選舉形勢，看來是“雙龍奪珠”，就是梁振英和唐英年的競爭。梁振英由於人不在政府之內，因而活動明顯積極得多。唐英年沉着應戰，似乎更着重在輿論上造勢。
　　北京目前是靜觀，因為兩位都屬於可以接受之列，自然不便偏幫哪一位。有人說北京政協副主席兼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杜青林來港，有觀察此一競逐形勢的任務。此說雖然誇張一點。但任何中央領導人來港，都有了解港情的責任。既然“雙龍奪珠”是熱門話題，杜部長能聽到的，自然也會加以會報。

有勸退一位的可能

　　北京對於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只有一個要求，保證愛國愛港人士當選。雙龍奪珠也好，三雄鬥智也好，只要港人接受，應該没有問題。
　　但如果龍蛇混雜呢，北京便要考慮這個安全系數了。上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反對派派人參選，筆者認為，即使一人一票，曾蔭權也會當選。於是著文表示這是好事，有競爭才有鍛鍊和進步，結果果然曾蔭權以高票當選連任。但風聞北京並不作如是看，希望曾蔭權唱獨腳戲。因為他們把保險分數打得很高，害怕稍有閃失，後果不堪設想。
新的一屆，反對派派人參選，可能性很大。會不會出現兩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局面呢？北京會不會在“雙龍奪珠”中，勸退一位呢，這事仍待觀察。

公眾求變心切

　　還有兩年，特首競逐才正式開跑，所以其中還存在許多變數。於是有所謂“黑馬”、“猜不準的人物”的議論。目前各方正在製造有利於己的輿論，而且越來越巧妙。當前，由於公眾求變心情濃洌，寄希望於來屆特區政府的“新政”，於是這個猜領袖遊戲將會持續不斷，花樣翻新。2012年的政改方案將在第四季度出爐，由於反對派佔有三分之一的立法會票數，他們仍堅持佔據“提前普選”的“道德高地”，估計再次否決的可能性很大，不必寄以希望。結果呢，還是照老皇曆辦事，沿用2007的選舉辦法。辦法不變，猜領袖遊戲郤會不斷創新。澳門選舉唱獨腳戲，香港選舉起碼有“雙龍奪珠”，在這一點上，香港總算勝一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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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員、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杜青林首次來港作短暫訪問，引起許多猜測。香港傳媒把重點放在香港身上，認為杜青林來港，必定是為了解香港民情，判定最近鬧得熱烘烘的來屆行政長官競逐的民意，以供中央定奪。過去數日，筆者也被多家傳媒以此為題，相繼提問。
杜青林來港，名義上是參加“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成立慶典，但慶賀團的陣容鼎盛，除杜部長外，還來了尤蘭田副部長、副秘書長楊崇匯、專門對港澳台的三局正副局長。更值得注意的是，對台的高級官員陳雲林、孫亞夫都來了，陣容如此廣大，當然不是參與一個典禮那麼簡單。

是對台而不是對港

由此可見，此次中央大員來港，主要是對台而不是對港。顯而易見，台灣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趁着台灣形勢的轉機，加強通過香港這個橋樑，做台灣的工作，應該是他們此行的目的。
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胡錦濤第一時間道賀，馬也馬上答謝。這是一個新動作。海峽兩岸，國共兩黨領袖對話，一向是促進兩岸關係的平台。過去國民黨是在野黨，主席連戰多次赴京；國民黨執政，主席吳伯雄也數次登陸。現在國民黨黨政合一，由馬英九大權獨攬，人們期待的胡馬會成為可能。但促進這個兩岸領導人的會見和商談，仍然有待。如何促進，香港是一個重要平台。

香港是對台工作的平台

過去幾個月，特區政府高官曾德成、林瑞麟相繼訪台，香港的一些重要社團和政界人物，也陸續以各種名義訪台。台灣官員也相繼來港，並獲得行政長官曾蔭權會見。曾特首並曾許諾希望在任內訪台。這種種跡象，顯示台港關係有進一步強化的可能。
　　早在國民黨政權退踞台灣，香港就是國民黨面向大陸的重要基地，也是一部分國民黨人士聚居的地方。同樣，新中國成立，北京方面的對台工作，不少也是通過香港進行。最著名的便是上世紀60年代，北京用專機送名人章士釗來港，目的是做台灣的統戰工作。往後，通過香港做台灣的統戰工作，從未間斷。新任統戰部的部長杜清林，當然要來港檢視對台工作了。

“和統會”是推手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香港總會成立，當然不是普通的社團，它的成員和顧問團，既有香港各界知名人士，也有不少與台灣有密切關係的成員。有的可能不便公開列名，但也會支持該會工作。以一個聲勢龎大的隊伍來促進和平統一，相信是為台港人士所喜聞樂見的吧。
馬英九自稱﹕“自我從政以來，依法行政的作風常被外界質疑没有魄力”，（見〈沉默的魄力〉一書，台灣天下文化出版）真是夫子自道。不管有没有魄力，要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總需要促進的。馬英九說他不是恣意妄為，不是搖旗吶喊，不是“道”，這是對的。但促進兩岸關係循序漸進的發展，導玫“終極統一”，這是大勢所趨。馬英九也許不是位“終極結果”的主事人，但也應該是“終極統一”的推手。而香港的“和統會”，也可以是一個推手。推手的主力在兩岸的“話事人”，而香港作為一個中介地區，也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這也是中央重視香港的作用和重視“和統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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