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回歸十周年的盛典已經落幕。國家主席胡錦濤對缷任的行政長官何厚鏵工作給予高度評價。現在人們關心的是，何厚鏵今後的出處何在？

何厚鏵自己說，缷任後不對澳門政治指手劃腳，也不公開評論下屆政府的種種問題。同樣，相信他也不會下海從商，或重拾家族生意。正像香港缷任特首董建華一樣，既不評論香港政治，也不回到自己的船務家族生意中去。

但是何厚鏵比董建華更加年輕，這是一位可用之才，中央相信不會讓他投閑置散的。那麼，是不是如一般人所猜想的，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國家領導人”一員？

我的看法是，暫時不會，但下一屆的可能性頗大。

暫不增補的理由

為什麼呢？理由有三﹕

第一，現在港澳各有“國家領導人”全國政協副主席各一。澳門是馬萬祺，香港是董建華。過去香港有兩人，澳門一人。香港另有一位霍英東，二比一。以港澳人口比例來說，比較合理。霍去世，未有人補上，變成一比一。如果澳門增加何厚鏵，變成港一澳二，這就失衡了。

第二，如果造成港澳凡行政長官缷任，必升為“國家領導人”的慣例，似乎不妥。內地各主要省市領導人缷任，甚少能升入“國家領導人”之列。當年董建華能得升，是中央不想由於董的半途下台，造成震盪，因而有特殊安排，並未有意形成制度。如今何厚鏵一缷任，又補為政協委員，明年大會，又補為副主席，就給人一個已成慣例的印象。往後港澳缷任特首，無論政績如何，一律在缷任之後加以安排升級，這個“慣例”，可能引起內地高層官員的微言。

第三，現在全國“兩會”並未換屆，中途增加主要領導人，如非情況特殊，似無立即增補不可。

下一屆增補的可能性大

有說也可增補為政協常委，人大常委，或廣東省政協副主席之類。但按中央級別相比，港澳行政長官，應屬正省級。而且在政治待遇上，還比正省級略高。如果安排何厚鏵去當政協常委或地方政協副主席，就是降級，似乎不妥。如選為人大常委，地位也略低。何況何厚鏵未當特首之前，早已當過人大常委。而澳門原人大常委賀一誠，年紀也不大，如果補上何，又變成港一澳二，香港只有位范徐麗泰，澳門郤有賀一誠和何厚鏵，又有不平衡的問題。

所以上述的種種安排，似無可能。

但在下一屆2013年的全國政協，補上何厚鏵的可能性便較大。為什麼呢，因為現任政協副主席馬萬祺，今年已屆90高齡，屆時可能退下，補上何厚鏵，便順理成章。

擔任部委主管又如何

還有一個大膽的設想，就是任命何厚鏵為中央某部委的部長或主任，創造中央任命港澳人士擔任中央高官的先例。中央近年逐步增加民主人士或無黨派人士擔任中央部委主管，有意造成一個廣納人才的格局。如果打破港澳人士不能擔任中央政府領導的框框，形成一個大陸和港澳是一家的形象，似乎更有深一層的意義。

往前曾有史美倫在中央金融機構任職，近又有缷任金管局主管任志剛會去中央任職的傳聞，如果由何厚鏵開創先例，當個部級大官，賦予實權，對港澳有志從政專才，應有鼓舞作用。

過去中央向台灣喊話，說海峽兩岸統一之後，台灣人士可以到中央擔任重要職務。相信當年如果在蔣經國治下完成中國統一大業，小蔣極可能去中央擔任國家副主席（即習近平今天的位子）。

港澳的地位當然不如台灣，回歸的艱巨性也不如台灣，港澳人士擔任國家副主席的可能性極小。但擔任國務院部委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問題是能力和才幹是否勝任。胡主席既然對何厚鏵給予“高度評價”（我聽到的似乎是“極高評價”），如此評價，勝任有餘了。

權術，客氣一點的說法叫謀略。筆者在讀史和分析現實政治時，深感作為一位政治領袖，的確需要有一點權術，但又不可有太多權術。舉個例來說，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是個老實人，但他在任上便是缺乏了一點點權術，結果是既不能有效統率整個公務員團隊，也被一些權術家耍弄了，終於因施政不暢而下台。

而毛澤東恰恰相反，他郤是一位大權術家。從新中國成立以後，為樹立一已的絶對權威，對不同意自己意見的戰友，一再運用權謀，先用甲打乙，再運用黨內鬥爭，排除異己。繼而更把“政敵”置之死地，鬥爭之狠，史上少見。

從54年利用高崗鬥爭劉少奇，59年山會議整彭德懷，到67年文革開始打劉少奇、鄧小平，71年逼林彪外逃，76年再次批鄧反右。權力鬥爭，連綿不絶。但是，權術可以立威整人，郤不能利民治國。終於把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解放以後，毛頭腦發熱

在新中國成立後，按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構思，中國應該走一條國營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農民私有土地基礎上發展合作社經濟共同發展的道路，逐漸使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在政治上則應該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民主聯合政府。在國際上應該合縱連橫，利用矛盾，爭取對我國更有利的國際活動空間。

但毛澤東在掌權以後，頭腦發熱，立即點明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就是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急於要超越新民主主義階級，大步跨進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在國際上，不講爭取與國，拒絕與西方國家講統一戰線，只是一邊倒向蘇聯，使自己陷於孤立。

這個時候，劉少奇等人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他堅持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階段論，不宜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政策，大膽提出“今天資本主義剥削是合法的”。這些理論，自然和毛澤東的看法發生劇烈的碰撞。

以高打劉、陰謀未

高崗主管東北地區，他當時摸透了毛澤東的“左”的看法，主張土改後立即起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無須有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雖然高的看法受到劉少奇的批評，但他因為有毛的講話精神作底，便公然抵制劉少奇所領導的中央組織部的指示。

1953年中央舉行“財經會議”，時任中央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崗，積極串連，在毛的默許下策劃倒劉。但劉的威信和他的溫和穏健的看法深得黨心，倒劉在當年並不順利。毛往後察覺時勢不對，翻雲覆雨，反而抛出高崗、饒潄石，在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把之打成“高崗、饒潄石反黨聯盟”。

毛澤東一向認為劉少奇穏健而切合實際的路線是“右”的，念念不忘反右。1955年發起反胡風的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957年更發動一場涉及百萬人的反右運動，其根源都是毛澤東要排除他執行“左”的建國路線的障礙，掃除劉少奇為代表的務實稳健路線。

大躍進、反右，“文革”先聲

1958年的大躍進和所謂“三面紅旗”，終於惹成餓死數千萬人的大禍。1959年山會議，彭德懷代表人民鼓與呼。劉少奇也指出三年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更使毛澤東十分惱火。但大躍進闖禍的確不小，黨內出現不少不同聲音，迫得使毛澤東還不能立即向劉少奇動手，但彭德懷等郤被打成反黨聯盟。

這時，己經種下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禍根，毛澤東為了排除“異已”，善於發動政治運動，來掩蓋黨內的權力鬥爭。

林彪看準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慾望和堅持貫徹極左路線，趁勢而起，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功高震主，不能不再引起毛的猜忌，終於難逃折沉沙的命運。

毛澤東孤家寡人，無人可用，被廹重新用鄧小平，但又不能容忍鄧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的態度，再度把鄧小平打下去。

機關算盡太聰明

綜觀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到逝世這27年掌權中的權術運用，正應了＜紅樓夢＞中的說詞﹕“機關算盡太聰明，反害了卿卿性命”。

　　中國有長期的封建歷史，歷代統治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權術，但心術不正，手段乖惡的，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妒忌有為的將相，當致家國於危險的境地。歷史上，趙王遷冤殺李牧，而自為秦虜；宋高宗殺岳飛，而抗金業毀；明崇禎獄殺袁崇煥，力而不敵清兵。自毀長城之舉，必然元氣大傷。從反右到反彭德懷，直至文化大革命清算劉少奇等大量革命元勛，以至林彪、江青等奸計得逞，國家已瀕於崩潰邊緣矣。

　　毛澤東熟讀史書，應知無數此等歷史教訓。可惜當權者總有迷惘的一面，偏聽則暗，何況身邊小人當道。文化大革命中，毛竟只信身邊的幾個如毛遠新等聯絡員，自然發展到局面不可收拾的地步。

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事件，總令人覺得講得吞吞吐吐，不能自圓其說，也許正如＜資治通鑑＞所說﹕“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乎？

這一次到京津小遊，我帶了一本台灣出版的評論馬英九的書籍，託全國人大辦公廳的朋友轉贈溫家寶總理。

為什麼不贈送我自己出版的書籍呢。我覺得我出版的遊記，多是遊戲文章，並無太大價值，溫總理日理萬機，没有時間看這些閒書。至於一些結集的政治評論，或者是即興之作，或者是一家之言，郤不敢勞動總理看這些不成熟的作品。多年來我有帶上自己的作品，在上京時贈送一些老朋友，但甚少贈送中央主要領導。

這一次送的一本書，是評論馬英九的領導能力和作風的，其中也涉及擔任領導幹部應有的素質。我為認有參考價值，既可以了解台灣政情，又可以探討為官之道，因此冒昧給他送上一本。

原來，2003年溫總理在七‧一前來港時，曾和在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見面，同時唐家璇國務委員也在座。他在開始講話時便說，他看過吳康民代表在港發表的一篇短文，談及“兩會”開會期間，有香港記者問他，換屆後國務院分管港澳工作的是誰？總理答道，你們還不知道，就是國務委員唐家璇。我因而在港發表的短文說，我們港區的全國人大代表都不知道，記者怎麼會知道？溫總理說他對此表示歉意，並帶唐家璇與大家見面。此事當時本港有些報刊曾作報道。

正因此事，可說便與溫總理“結緣”，所以他在8月14日的回信中，說他有時在香港報刊上看到我的一些短文和評論，因此對我有了一點印象。

他說我“如來北京，可提前告之，甚思一唔”，60周年國慶時，我應邀赴京觀禮，已託中聯辦轉告總理辦公室。答覆是總理國慶期間工作很忙，國慶後又要出訪，見面之事，只能押後。相信以後總有機會的。

（附溫總理覆函）

今年以來，北京高層多次強調要“築牢抵禦”兩院制和三權鼎立的“錯誤思想”。似乎這些西方政治體制的“洪水猛獸”，有顛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危險。

但北京港澳辦的官員，又公開堅持香港的政制改革要保留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而〈基本法〉的政制設計，也留有兩院的影子。如規定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需經由直選及功能組別各過半數通過。

現在新的政改方案咨詢正在開始，焦點已經涉及立法會中的功能組別存廢問題。既然中央已決定香港在2017年開始行政長官普選，2020年實行立法會普選，而普選又必須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功能組別是否能做到以上所說的這兩個原則，實在值得討論。

各國的兩院制和混合制

立法會功能組別類如西方議會制度的兩院制的另一院，所以有簡單介紹一下各國兩院制的另一院必要。

英國的兩院制是最不平等的。上議院差不多是委任制，由王室人員、世襲和世俗貴族和主教組成，而且人數比下議院差不多多了一倍。不過上世紀末已削去幾百個上議院議員職位，而且權力也被逐步削弱。上院對下院提出的法案只能拒絶一次，當下院再次提出時，上院必須通過。

美國的議會分眾 參兩 院，都由普選產生。區別是參議院只有100人，各州分選2人。而眾議員則由各州根據人口比例選出。

日本同樣有眾 參兩 院，但眾議院有對內閣有不信任投票權。

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恢復沙皇時代的“杜馬”。也是兩院制，即聯邦會議和國家杜馬，實權機構在國家杜馬。

一般的兩院制是下院權力大於上院。但意大利議會郤是兩院平等。

香港立法會一會內分兩類議員，實際上是兩院混合制，即類如挪威、丹麥、瑞典、冰島和新西蘭的議會。

調整功能組別進行直選

香港立法會既然有兩院混合制之實，如果要保留這種制衡的好處，又要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則關鍵在於功能組別的組成和選舉辦法。

功能組別現在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瞭亂。甚麼商界一，工業界二，又是金融界，又有金融服務界，的確有為人度身定造之嫌。何不將相類的界別合併，然後視其重要性及從業人數分配名額。同時可以增加一些界別，如婦女可頂半邊天，應有特別代表，以代表廣大婦女的利益。中醫應列入醫學界及衛生服務界的行列。少數族裔是否應有代表，也應一併考慮。

功能組別最好不超過十個，以之分配30個議席，以免其代表性過分狹窄，有違代表全港公眾的原意。

至於選舉，應該一人兩票。一票投給分區候選人，另一票投30位功能組別候選人。功能組別候選人同樣可由選民若干人推薦。只要“驗明正身”，該人為該界別合資格人士，即可候選。

至於功能組別的改組，也應循序漸進，2012先改較易改動的組別，逐步進至2020年的普選。

粗看題目，以為我是在作分析高錕科學成就和研究歷程的文字。我對光纖科學素無研究，當然不會在這方面班門弄斧。30多年以來，每每有華裔科學家得獎，我就常常在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些中國人，總是在英美，特別是在美國，才能出這樣的研究成果，獲得最高榮譽？

從1975以來，華裔有九位獲得諾貝爾獎，其中八人得化學和物理獎，除高錕是英籍外，其餘都是美籍。包括高錕在內，都是在美國研究尖端科學有成的。

美國當然有許多缺點，去年出現蔓延全球的經濟危機，便是華爾街金融大鱷貪得無厭闖的禍。美國動輒派兵侵略他國，從越戰到入侵伊拉克，都犯了嚴重戰爭罪行。美國也有政治廹害，上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政治審查，震動了整個影城荷里活，世界聞名的喜劇大師差利‧卓別靈，被廹遠走他嫏。美國歷來的人權紀錄並不光彩。

高錕在寬鬆環境下成長

但是，美國的尖端科技，仍然節節領先，許多頂尖兒的科研成就，都出在美國。美國的一些著名大學的研究成果，在全世界來說，是頂瓜瓜的。

要尋求這個答案，我認為由內地的權威輿論和人物來回應，更為合適。翻閱今年國慶前後的北京〈人民日報〉，有一些論點頗為引人深思。

10月6日，高錕被宣布得獎，9 日〈人民日報〉發表〈諾貝爾獎離我們有多遠〉的評論。它在開頭便說﹕“那些偉大的發明和發現，往往藏身在遠離金錢和功利的地方，只有不為它們所累的人，才能輕裝跋涉，找到這自由的王國”。這不是對中國學術界的現實隐晦的批判麼。

評論中寫道﹕“高錕是幸運的，他自幼在寬鬆的環境下成長”。好一個“寛鬆”啊﹗是的，高錕在香港讀的中學，然後到英國深造，在英美都進行了光電科學的研究，還在香港中文大學當了九年校長。

評論說高錕在中大“有條件去塑造學生們自由的心靈”，塑造“敢於表達意見的文化……”。有自由的心靈，敢於表達意見，可以說是科學發明之母。

王蒙呼籲“應天承運”

著名作家王蒙在慶祝國慶60周年的一段話，刊登在9月28日的〈人民日報〉上。

他說﹕“思想不解放，才步難行。而時間與生活本身，定能破除偏見，常識與大眾本來就不介意於那些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解放思想如果是回到常識，回到理性，回到務實，回到民心民意，就絶對不可怕，而是順理成章，應天（客觀規律）承運（歷史潮流），長治久安”。

王蒙素以講話四平八穏，婉轉隠晦著稱。但上述的一段話並不難懂，主管宣傳文化的官員大概看懂了吧。為什麼要那麼多的“條條框框”呢？為什麼要那麼害怕呢。新中國成立60周年了，國力強大有目共暏，總應該應天承運了吧。

香港向內地推廣流行歌曲

〈人民日報〉9月28日還有一篇談音樂的文字，題目是〈從閉鎖到多元〉，指出過去在音樂上的清規戒律太多，到了改革開放時，“闊別中國大陸數十年的流行歌曲隨着鄧麗君“甜蜜蜜”的歌喉重新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青少年一夜間成了流行歌曲的信徒“。

該報還肯定了香港﹕“毗鄰香港的廣州成了新中國流行音樂的橋頭堡和根據地，遍地開花的音樂與茶座與音像製品急劇地改變着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記得前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主政的時候，便曾經因為允許群眾唱流行曲跳現代舞而與中央某元老有所爭執。可見在意識形態領域有些頑固派一點也不放鬆。如果極左派得，香港便會成為“急劇地改變着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的罪魁禍首了。

創造更有魅力的中國

60年了，要問“諾貝爾獎離我們多遠”，便應該檢討我們如何能創造一個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寛鬆的環境”，如何能塑造一個“敢於表達意見的文化”，如何消除“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如何“回到民心民意”、“應天承運”，那才能創造一個更有魅力的中國。諾貝爾獎能得到多少，郤無關宏旨了。

社民聯伙同公民黨進行“五區請辭”，人員名單已經定出，這便是陳淑莊（港島）、梁家傑（九龍東）、黃毓民（九龍西）、梁國雄（新界東）、陳偉業（新界西），看來勢在必行，無論民主黨參加與否，這齣戲一定要轟轟烈烈地演出了。但昨天的幕後操手，看到勢頭不對，又有“勒住總辭”之說，這一次，就要看看他們如何應對“進退兩難”，並向公眾解釋清楚。

建制派的對策是﹕決定參與補選，不讓他們唱獨腳戲，還是靜觀其變，現在還不得而知。是胸有成竹，還是猶豫不決，也很難推測。我認為，建制派如果參加補選，必有一席到三席的收獲。只要有一席得手，便打破了社民聯和公民黨所謂的“公決”了。

試分區分析如下﹕

戲子對出位王

港島區，詹培忠公開宣告要與他們玩一舖，如果詹培忠對陳淑莊，出位王對戲子，詹培忠未必没有勝算。

大家知道，去年的港島選舉，陳淑莊是靠余若薇讓她排頭位而當選的。她們兩位，得票82600張，佔票26.35%，於是得以雙方入局，現在單對單，如果民主黨不全力以赴助選，以陳的知名度和一年來在立法會表現，未必能穏操勝券。

反觀詹培忠，知名度甚高，每有出位言論，又娛樂性極強。如果民建聯全力助選，以去年曾鈺成和葉劉淑儀合共得12萬票以上，有一半投給詹培忠，則詹肯定能重返立法會矣。

問題是，如果參加補選，民建聯的第二梯隊必然躍躍欲試，如何說服他們讓路，是一大問題。大黨有大黨的難處，這便有變數。

票王對袋巾

九龍東，袋巾對票王。現在許多人勸嫻姐再度出山。陳婉嫻在九龍東是票王，九龍東又是工聯會的票倉，去年為了讓黃國健上位，嫻姐讓黃排頭位。更因建制派分兩張名單出選，浪費了一些票源，致嫻姐落選。建制派兩張名單共得103792張票，而梁家傑、李華明兩張名單郤只得87398張，勝負立見。輿論多認為，嫻姐一出，袋巾危矣。

美女與野獸

九龍西，黃毓民餘威猶在，如果田北辰再度出山，除非民建聯的近四萬票和梁美芬的近二萬票，全力投入，否則勝算不大。

新界東呢，梁國雄去年得票44763，民建聯得票102434，幾為長毛的一倍有餘，現在單對單，長毛票數如連同其他民主派，可謂旗鼓相當，問題是選誰出山對撼。

田北俊表示有意出山再戰江湖，我的意見是以龎愛蘭出而對疊較有勝算。有人笑說美女與野獸，將有一場混戰，這也許是一場不易估計勝負的戰爭。

新界西，未知周梁淑怡會不會再戰江湖，不然，田北俊也可在此區出戰。民建聯去年戰果有92037張票，陳偉業只得32182張。如果民建聯能動員一半票源投給自由黨，則自由黨將再在立法會中增加一席。

五區請辭本來就是一場鬧劇。幕後操手之後還有操手。“四人幫”的目的是要鬧出國際新聞。北京擔心香港政治有國際背景，看來這個擔心並不是多餘的。

前些時鬧得沸沸揚揚的肯定香港有“第二支管治隊伍”的言論。現在看來，可以有另一種解讀，就是中央對香港的政治生態表示憂慮，因而發出了如此這般的一個試探氣球？

日前，上海市宣布，國務院已批淮，上海將建一個比香港大得多的廸士尼樂園。

本世紀初，廸士尼希望在亞洲興建另一個樂園，是看中亞洲人口密集，十分有利可圖的上海。但香港當年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希望以打造新的廸士尼樂園為香港經濟、特別是旅遊事業打強心針。於是低聲下氣，接受樂園的苛刻條件，建設至今仍虧蝕的廸士尼。而競爭對手的上海，也許在中央的暗示下，知機而退，以全成中央對香港的照顧。

但是，現在又為何批淮上海興建，而不虞兩地出現競爭，香港處於下風？是不是中央對香港灰心的一種行動反映？

更早的決策是，國務院對上海的定位是，將在大約十年之內，把上海打造成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

論者堅持說滬港之間不會形成競爭，只有互補之利。話是這麼說，事實是上海的優勢正在突顯，而香港由於政治爭拗和內耗不斷而走下坡。

香港政治生態令人嘆息

香港近年的政治生態令人嘆息。政府施政或人物動態，經常被上綱上線，小事化大。立法會爭拗不休，暴力語言和行為逐步升級。不少事件被政治化，成為政客打擊對手或唱衰特區政府的手段。公眾對此表示無奈，而輿論因而更多的以“滬港之爭鹿死誰手”為題，探討香港的傳統優勢是否已經失去，或者有朝一日，上海將取代香港。

香港的優勢是“一國兩制”，資本主義制度和傳統的法治和自由精神。而且中央要樹立這個“一國兩制”的樣板的決心並未動搖，即使對台灣的示範作用是否褪色也不加計較。光是碰上一些棘手的問題和困難，當然不會輕易放棄香港這個“示範區”。

但是有些涉港工作的官員，也許“看在眼裡”，“心急如焚”，於是不假思索提出“第二個管治隊伍”的說法，為可能前來強化香港管治的力量“鳴鑼開道”。

更有些政客為迎合此種看法，叫出“幹部治港”的口號。或者有些人急於上位，自詡為“幹部”，或為了打擊對手，染紅其為“幹部”，這種熙嚷一時的鬧劇，今後仍會上演。

香港並不落後於上海

無論是“有心人”急於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還是在滬港競爭中觀察到香港隐藏着的危機，但提出如此這般的救港藥方是不切實際的。衝擊“一國兩制”既違反基本法，更只能斷送香港的前途。

有了競爭對手，更應該發奮圖強。上海有長三角周邊城市的拱護，有科技研究的基礎，有製造業等作後盾，這是優勢。但香港有健全的法治和自由度，有金融和股市的良好管理，有傳統的國際交往的歷史和經驗。而且同樣有珠三角城市和工業的拱護，條件並不落後於上海。

關鍵是香港人是否有危機意識，政客們是否為大局着想，能否議大事，看前景，力爭上游？

有人認為中央力撐上海，是對香港失望，必要時以上海代替香港，這是不確的。上面已有分析，中央仍然堅定支持香港，現在主要就是看香港人爭氣不爭氣了。

新中國成立，據稱推倒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

三座大山，指的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地主的壓廹，官僚資本主義的掠奪。從經濟角度看，三座大山的確是推翻了。雖然封建壓廹的幽靈仍在中國大地徘徊，以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了實際上是封建專制的復辟，生民塗炭。大躍進餓死幾千萬，文化大革命又廹害和株連幾千萬，造成史無前例的人禍。

官僚資本是没收了，建立了計劃經濟中的國營經濟。但國營經濟有僵化和經營不善的一面。改革開放以後，改變這種僵化的體制，實行市場經濟，允許民營企業的發展，結果是經濟騰飛，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大國。國營企業也逐漸改為股份制，總的是要把經濟搞活。

從此，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截止今年6月的統計，全國共有民營企業690萬餘家，佔全國企業70%。

修訂憲法支持民營企業

中央人民政府，為了強調發展民營企業，多次修改憲法。1982年通過的憲法，說明國家實行的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即只有國營經濟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88年的修正案才加入“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並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93年的修改把“實行計劃經濟”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99年的修正案比較詳細的闡明﹕“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其合法的權利和利益”。04年的修正案更提升到“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由此可見，中央和社會對民營經濟的重要性和認識都有一個過程，但總的趨勢是讓私營企業有進一步的發展空間。

金融危機下民企面臨困難

去年世界經濟危機以來，民營企業受到重大衝擊。加上民營企業95%是中小企業，其中又有大部分依頼出口，而至今國際金融危機仍影響着我國的對外貿易。民營企業特別是出口加工業面臨前所來有的困境。加上毒奶粉事件等影響中國商品的信譽，西方大國的保護主義又進一步挑剔中國出口商品，銀行的貨款融資主要向大項目集中，更使中小企的民營企業百上加斤。

況且，有一些經濟部門和地方當局，仍然對民營企業有意無意地設置障礙，甚且有的是違反了中央的政策和有關法例規定的。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國有的壟斷企業，不允許民營企業進入，或法律規定可以進入而無法通過審批，或已經參與建設和經營的又再被排擠掉。

有一些壟斷性的大型國家企業，利用民營企業的困境而進行“吞併”，或以入股的方法控股。據說在浙江這些民營企業發達的地區，出現了國企吃掉民企的高潮。

但是，民營企業上繳稅金佔國家稅收的一半，安排就業人數佔全國就業人數七成以上，如果民營企業大大萎縮，中國經濟頓失平衡，對中國今後的經濟發展絶非好事。

權錢結合與官商勾結

在香港，公眾常常提出要防止官商勾結，特別是在地產界等領域。在內地，把這個叫做權錢結合，事實上也就是官商勾結。有權勢可以作出決策和審批的官員，和商人勾結在一起，以共同謀取私利。過去上海等地出現的大案，甚至涉及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便是轟動一時的官商勾結的事例。

涉及經濟決策的經濟部門主管，手中握有重要的公權力，對強勢資本集團，進行利益輸送以謀取回報，這種現象也經常若隠若現。

最近，中央電視台揭露某港商在北京炒地皮。說該商人06年投得一幅地皮，按法例必須在2年內動工開發，否則將“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但何以他可以在3年以後，加以轉讓，並勁賺2.35億元？

蔣氏王朝垮台的教訓

蔣介石國民黨當權時代，有所謂四大家族。他們幾個大家族壟斷全國經濟命脉，這是在二戰以後時對敵產（日人產業）、逆產（漢奸產業）的“劫收”形成的。正因為他們的官僚資本的壟斷和搶奪，造成通貨膨脹和物資短缺，民不聊生，民怨沸騰，才導致蔣氏王朝的垮台。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

過去在國營企業的改制重組時，已經傳出一些高層管理人員乘機侵吞國家財富的現象。今天民營企業遭過困難時，又有國營企業吞併民企的消息傳出。而國企高層以權謀私以至貪污腐化的案件也不是個別的。如果權錢結合、官商勾結的現象有所有發展，則可能會形成官僚資本的復活。有不少高幹子弟，位處國營大企業的高層，難免有人懷疑是利用他們父兄的權勢。如果有貪污腐化，以權謀私的，更對政府形象有重大影響。

三座大山，封建主義屢推不倒，封建專制復辟，曾肆虐神州大地近20年。如果官僚資本又捲土重來，我們如何對得起希望為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犧牲生命的千千萬萬的革命烈士？

剛剛過去的60周年國慶閱兵和遊行儀式，群眾高舉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大幅畫像，他們兩人也並排站在天安門城樓中間。人們都說，83歲的江澤民雖然已經退下最高領導核心多年，但影響力至今未衰。

國慶過後不久，國家副主席、下一屆中央領導的接班人習近平，訪問德國。他向德國總理默克爾贈送兩本江澤民的著作的英文版，並轉達江的親切問候和良好祝願。

前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10月1日没有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有傳說他對當前政局有所建言，寫了一封在私下流傳的信，但不知真假。93歲的他，最近郤高調到天津考察，並在天津四大巨頭，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張高麗、市長黃興國、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勝玉，政協主席邢元敏陪同下，了解天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展情況。

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郤選擇在國慶前夕出書，書名是〈朱鎔基答記者問〉。一連多周，都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熱銷，與幾年前李鵬出版多本“日記”的銷情形成強烈對比。

雙峰政治和共識

中國政壇的老人家，一向都不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們的相當一部分都是“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的能手。

在上世紀80年代，胡耀邦、趙紫陽先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名義上是中國最高領導，黨政的第一把手。但他們背後的老人家影響力可大啊﹗一個生活會，可以把胡耀邦拉下馬。一個在家中的老人家聚會，就拍板撤掉另一個總書記。

當年盛傳“八老治國”，是多少老並不重要，但元老們當年的確才是中國的“領導核心”。八老之中還有最有決定性的兩老，那便是鄧小平和陳雲。有人說是“雙峯政治”，說他們兩人勢均力敵，互相制衡。在黨內高層可以說是如此，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得到更多的基層黨員和群眾支持。最終這個“雙峰”，郤凝聚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共識。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一巡定乾坤

“六四政治風波”以後，整個中國政治形勢向左轉。群眾不滿意、黨內也有許多人在嘀咕。鄧小平害怕他所開創的政革開放路線有被扭曲的危險，於是有了1992年春季的南巡講話。

講話指出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只能是死路一條”，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並且還說出不搞改革開放，誰就要下台的狠話。

鄧小平南巡講話，發生扭轉形勢的重大影響，除了他仍有崇高的威信之外，講話順應民心更是重要原因。

無論如何，改革開放的前20年，中國高層老人們在決策中起決定作用。改革開放與保守勢力的碰撞，也主要的是在高層的老人們中進行。

〈炎黃春秋〉能存在原因

北京有一份宣揚改革開放，倡導民主法治，揭露歷史真相，介紹思想新潮的雜誌，更可說是有點“異見”的〈炎黃春秋〉，創刊至今10餘年，仍能屹立不倒，被認為是中國期刊的異數。其原因也就是有一批高層老人家的支持。

創刊初期，就有一批名列“黨和國家領導人”級的元老擔任顧問。如費孝通、程思遠、趙樸初，還有原國家安全部長凌雲、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以及許多地位屬正部長待遇的杜潤生，于光遠、李昌、李銳等。而為之撰稿的更有前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雖然屢次傳說雜誌被禁，或某一期被停止發行，但總是化險為夷。原因固然是該刊已在海內外產生重大影響，使主管宣傳部門有所顧忌。但更重要的是支持該刊的一大批元老級的老人家，有廣泛的人脉關係和影響。這也可從一個小雜誌單位中看到老人家的影響力。

“八老治國”已成過去

鄧小平和陳雲以及中樞政壇上的前代元老都已辭世。近十年來從中央高層退下的老人家，似乎並未形成一個元老集團，也缺乏作為一個集團的影響力。有的人淡薄名利，深居簡出，如朱鎔基、喬石、吳儀等。有的人年老力衰，如萬里﹔有的人早已失去影響力，如汪東興、胡啟立。現存的退下的老人家，仍積極發揮影響力的，只有一位江澤民。

江澤民能維持其影響力的是，當今最高層中仍有不少是他的親信，軍隊中也有不少高層將軍都是他在任時提拔的。

只要中國政壇仍維持以人治為主的格局，老人家的影響力仍不可輕視。但這需視個人因素決定。如果有的人淡薄名利，實行所謂“裸退”，那就是“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渠溝”。如果有人留戀權位，在位時已作多方面部署，當然有延續權勢的可能。但是歷史是無情的，“千秋功罪，誰與評說”，最終還是要由人民來評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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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香港回歸之前，國際上一些對中國不懷好意的政客和傳媒，都紛紛為香港的前途潑冷水。美國《時代》周刊的姊妹雜誌《財富》發出“回歸將令香港死亡”的預言，10年後，該雜誌不得不認錯。

回歸12年，香港有過風光的日子，也遭遇到困難的時刻。但不少困難都是與國際大環境息息相關的。如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和去年的國際金融海嘯。但祖國的強大和香港本身的生命力都能使香港轉危為安。

最近一年的政治生態郤不能不令人感到憂慮。最新的例子是慳電胆事件。政府“建議鼓勵市民以慳電胆取代鎢絲燈泡”，並準備由電力公司分發現金券。這是一項環保的措施，也是社會上不少人包括“泛民主派”議員提過的建議。現在郤因行政長官曾蔭權的姻親是慳電胆的經銷商之一，於是某些政客和傳媒大叫大嚷這是利益輸送。

慳電胆和甘乃威

慳電胆事件不僅掩蓋了對政府施政報告的理性討論，而且大有要把特首曾蔭權置於死地不可。有的人竟把曾蔭權與台灣的陳水扁相提並論，一如前些年香港電台把董建華比喻等同恐怖分子塔利班一樣。

有人為代理慳電胆的曾氏姻親算了一筆賬，由於他不是唯一的代理商，而慳電胆的牌子也不只飛利浦一家。如果因此能賺到錢，也不過是幾十萬元之數。這算是什麼樣的利益輸送？

甘乃威事件又是另一個例子。甘乃威是“泛民主派”的成員，去年也是由民主黨讓他掛頭牌，把之推上立法會議員的寶座的。但郤因為解僱議員助理不當一事惹起極大風波。奇怪的是風波郤是由被稱泛民喉舌和“後台老板”的報章挑起來的。

甘乃威事件，他一無非禮證據，二按足解僱條例解僱職員。論罪只是言詞躲閃，前言不對後語而已，為什麼非要把他拉下馬來？

立法會騷動不斷升級

自從去年立法會選舉選出“社民連三子”進入議會殿堂以來，在議會會議騷動不斷。從叫嚷抗議到舉牌抗議，進一步是擲香蕉示威，再進一步是當曾俊華司長報告時掃枱撕毀文件倒瀉水杯，再進展到這一次擲蕉令主席曾鈺成中招，並使保安員扭傷。

這種暴力升級，令人擔心。究竟往後他們還會做出什麼動作？總之，不僅影響議事進程，還在全世界面前損害香港議會的形象。

但這些政客樂此不疲，原因在乎他們認為議會殿堂之外，不乏喝采者。這對增加選票有利。當一個社會中蘊藏着太多不滿情緒的時候，一些過激行動往往會讓一些不崇尚理性的人感到痛快，特別是一些青年人。這種互為因果的情況，才真正值得人們憂慮。

特區管治受到挑戰

不應諱言，特區政府目前的管治已經受到重大挑戰。政府施政動輒得咎，許多枝節性質的問題被誇大成社會焦點。高級官員們會謹小慎微，一般官員則抱着少做少錯的態度。而政客們更會藉勢譁眾取寵，盡量誇大政府施政的缺點，使政府的重大建設項目寸步難行。最近的高鐵建設計劃和收地行動的爭議和抗爭又是一例。

有人認為只有普選才能解決問題，因為没有普選，政府的認受性不足，因而不够權威。此說似是而非。證之有普選的亞洲國家，如菲律賓和印尼，國家的混亂如故。美國有普選，也會選出一個十分不堪的小布殊，執政八年。阿富汗有普選，最近總統選舉因舞弊而要重選，無論重選結果如何，還不是需要美軍撐腰，才能够維持半動盪不安的局面。

香港當前的每一個施政細節，都越來越政治化，也都有政客們插手。如果對方強硬，政府便會軟化。法輪功佔領天星碼頭多年，警方“束手無策”。菜園村收地事件，政府一再提高賠償額，以至地主黃先生可獲賠償1400多元萬元，表示“滿意到極”。紀律部隊職級薪津調整，民主黨和職工盟“相信這是警隊向政府施壓下的讓步。”凡此種種，顯示特區施政已進入一個舉步維艱的局面。我們對當前和未來的新一屆政府，未表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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