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惡化最近又再升級。日本東京16日有6000人集會並包圍中國大使館，日本外相聲稱，在釣魚島問題上，一毫米也不會退讓。而中國的成都、綿陽、鄭州、西安等中西部城市，都有數千至上萬的群眾舉行反日示威。個別地方還有人衝擊日資百貨公司，並號召“華夏兒女大團結萬歲！”看來，中日關係並不因中日兩國總理（首相）的“走廊外交”而取得緩和。

有一位年輕學者譚鼎，三年前出版過一本小書，書名叫《不可避免的中日之戰》，認為中國的某些政界人士和知識精英，“對和平主義的過分迷思”，對日本當局政策和日本民間態勢所表現出來的誤讀，“恕道”的結果是寵壞了日本軍國主義殘餘分子和右翼勢力，加上美國在二戰以後蓄意包庇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隠暪日軍侵略罪行，日本民族性格中的武士道的狂妄與殘暴，在日本朝野之間，好戰的這個種子是深藏着的。

日本挑起爭端

這一次的釣魚島事件，是日本人挑起來的。本來，鄧小平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個十分理性可創雙嬴的建議，應該是解決釣魚島主權爭議的基礎。但日本人硬是不接受，而且不時挑起事端。這一次美國為了圍堵中國，既在經濟困局中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又策動美日韓的軍演製造太平洋區域的緊張局勢，以至策動日本與中國的領土爭端，都是美國人的戰略部署。

日本正要突破二戰後對它的擴軍限制，又要藉軍事力量進一步擠身於強國之列，對美國的示意心領神會。挑起了這一次的領土之爭，說什麼“一毫米也不會退讓”，正好為準備製造新的大型驅逐艦，甚至進一步發展核武等等擴軍行為，製造輿論。

對日本人的好戰企圖，絶不應掉以輕心。二戰中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把手伸得很長，要囊括整個亞洲，敢於與當年第一強國美國對抗。事後看來，實屬十分狂妄，結果自掘墳墓。但當年日本人敢幹，今天就不敢幹了嗎？況且，這一次不是與第一強國美國對抗，而是有第一強國美國撐腰呢。

没有本錢打大仗

當然，當今發動一場戰爭的代價實在太大了。看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尾大不掉，可為殷鑑。但美國當然不會自己出手，讓日本人為它火中取栗，壓一壓中國堀起的氣勢，他們認為還是可以一試的。

日本要和中國打一場大仗，它還没有這個本錢。今天的中國，豈是七八十年前的中國哉﹗經濟上，中國與日本是旗鼓相當；軍事上，中國比日本強大得多。民心的凝聚和朝野對付外侮的一致上，又豈是當年蔣介石掌權時所可比擬？日本人切不可低估中國人民今天抵抗外侮的凝聚力。如果新怨舊恨一齊算，中國人的能量大着呢。

我們估計，大仗是打不成的。美國不準備大打，日本没有條件大打。美國目前的戰略是“牽制”。通過種種小動作，來牽制中國，避免中國太快堀起。中國旁邊還有一個大國俄國，美俄聯手對付中國不可能，但美日聯手過份囂張，廹使中俄聯盟，郤絶非美國所願。你要牽制中國，中國何曾不可以牽制美國？這其中還有一個朝鮮半島的大火藥庫呢。

提防擦槍走火

需要提防的，便是“擦槍走火”。

釣魚島事件目前毫無解決跡象。除非日本人回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理性原則上來。可是，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島上建燈塔，掛日旗，日本議員飛巡釣魚島上空，日本軍艦再次驅趕中國漁船，所謂“一毫米也不會退讓”的強權語言，一再踐踏着中華民族的尊嚴，而這種軍國主義的調子，應該引起人們的注意。

上世紀20年代，日本的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社會上出現了所謂“大正年間民主”的時期。30年代初，日本經濟趨向蕭條，於是軍國主義興起，走上瘋狂侵略中國的道路。今天，日本經濟又經歷了多年的蕭條和停滯，日本為了解決國內的社會矛盾，也會再次以對外來轉移國內矛盾。看日本民主黨上台後的搖搖擺擺，外相前原誠司的軍國主義腔調，社會上的反華行動，把子彈寄到中國駐日大使館，6000人包圍大使館等等，他們的反華行動正在升級。而我們的克制態度，如果被他們認為示弱的話，那麼“擦槍走火”的可能性便會增加。中國政府和人民，我們要警愓啊﹗

曾被林彪譽為千古天才的毛澤東，都曾慨嘆“人才難得”。可見天才、人才都是寶貝。

港人高錕獲得諾貝爾獎，〈人民日報〉的評論認為﹕“高錕是幸運的，他自幼在寛鬆的環境下成長”，說到點子上了。寛鬆的環境，也就是自由思想的環境，是培養人才的第一要素。

〈人民日報〉也談到，“有敢於表達意見的文化”，有“自由的心靈”，“才能輕裝跋涉，找到這自由的王國”。這些言論完全正確，雖然官報大膽地說出人們心裡頭的話，可是現實生活上並不都是如此。

港人崔琦同樣得諾貝爾獎，當年我曾在本報撰文評論。崔琦出身河南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據說他的父母都是文盲。只是一個機緣，他來港就學中學，後來負笈美國，終於成為大科學家。如果他長期在家鄉務農，没有得到良好教育，他會得到諾貝爾獎嗎？

天才也要靠後天培養

人類是有天才的，這由基因決定。但天才也要後天的培養，才能成為人才。天生和後天培養大概各佔一半吧。有天生聰敏的資質，後天得不到培養，可能默默無名渡過一生。天生不算聰明，但後天得到培養，勤奮好學，終於成為人才，這種例子多得很。中國廣大農村的眾多少年兒童，由於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埋没了多少天才？有說教育是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楷梯，這話一點不假。没有教育，既會埋没天才，也出不了人才。

但教育制度的好壞，社會環境的寛鬆與否，也決定了培養成才的機率。

歷來有8位華人獲得諾貝爾化學和物理獎，但一律是美國籍，都在美國接受教育和進行尖端科學研究的，為什麼？

於是，每每在內地出現了如此這般的議論﹕甚麼時候中國內地的學人才能獲得諾貝爾獎？“諾貝爾獎離我們多遠？”

中國大學缺乏創造性思維

今年五月在南京召開第四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世界許多著名的大學校長，對中國的高等教育作出一些不太客氣的批評和忠告。

美國史丹福大學校長漢尼斯表示，中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主要在質量建設上，如果要迎頭趕上，快則20年，慢則需要50年﹗

英國牛津大學校長漢密爾頓說，中國學生往往不敢去挑戰學術權威，發表不同看法，没有自主地進行創造性思維。

美國耶魯大學校長萊文指出，美國教育模式是強調互動式討論，主動式去立論，我們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而是要解決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也說，尊師重道是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學生尊重權威，百分之百相信老師，因而未能創新。

天才不能脫穎而出

以上都是比較含蓄的話。應該說，現代中國已經長期形成一種唯上的風氣，崇拜領導，執行指示，對領導的“重要講話”，理解不理解都要執行，否則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異端邪說。在這種氣氛下的大學，如何能培養出挑戰權威，有創造性的思維？

加上社會上在意識形態中的條條框框太多，束縛人們的思想，於是天才不能脫穎而出，人才也就是如“倒模”一般。獨立不群的早就被扼殺在萌芽狀態，敢於抗爭的更受到罪刑伺候﹗

於是眾多的庸才出現了。

庸才也並不是天生不聰穎，而是在這個大氣候下，被塑造成一個循規蹈矩，蕭規曹隨，上行下效，四平八穏，面面俱圓，“孺子可教”的“乖學生”。這種人容易脫穎而出，各方面都能接受，不少便平步青雲，能够佔據要位。

庸才比奴才、媚才要好

庸才還是好的。更壞的是吹牛拍馬，阿謏奉承，寡廉鮮恥，貪污腐化之輩。再由他們組成一幅升官圖，這才是最可怕的。這些奴才實際上是“媚才”。在現實生活上我們見得還少嗎？雖然有個別這樣的奴才因東窗事發而下馬，但在台上的仍然不少。現已叛逃美國的前香港新華社副社長鄭華，自稱最善於和領導相處，於是受先後兩位社長重用，這便是媚才的典型例子。

要解決這個人才問題的關鍵是制度。還是鄧小平說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

俗語說﹕“槍打出頭鳥”，又有人說，中國是“精英淘汰制”，有才能的往往在“槍打出頭鳥”底下被淘汰掉了，剩下的只有四平八穏，循規蹈矩的。但也不完全這樣，過去鄧小平由於他一言九鼎的威信，便提拔過胡耀邦、趙紫陽、朱鎔基、胡錦濤、王兆國等人才。如果不是他，這些人也許不能成為重要領袖人物。

但靠領導人威信提拔的人才，提拔對了，當然很好，但如果一如毛澤東提拔林彪和江青，禍國殃民，那就糟透了。

總之，提拔和培養人才，需要有一個良好的民主制度，寛鬆的社會環境，思想自由的氣氛。只有打破舊框框，才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台灣一個未滿十八歲的中學生，十三歲就加入黑道，最近更充當殺手，在一宗黑社會內鬥中，開槍殺死台中「角頭」（頭目的意思）翁奇楠。這位叫廖國豪的中學生，後自動投案，並說道﹕「台灣教育害了我﹗」

此事在台灣引起轟動効應，在新學年開學之前，台灣各大報都以頭條熱烈討論，八月廿六日＜聯合晚報＞，大字標題﹕「誰逼少年當殺手？」是學校、家庭抑或社會？八月廿七日的＜中國時報＞社論﹕「十八歲的殺手的錯誤，大家都有責任」。

五月底，他殺了翁奇楠，之後東躲西閃，最後選擇投案。他說，是教育害了他，他在學校得不到認同，老師不喜歡他，於是他缺課，不回家。

這位在小學時期還是師長同學眼中的乖孩子，在初中時代郤混入黑道。五年前便曾結伙搶劫金舖，搶夜歸婦女的皮包，還替老大揹槍，開槍，終於成為殺手。

廖國豪生長在單親家庭，母親早已離家出走，父親自己是個瘾君子，多次出入監獄。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更因為他的功課不好，逃學，老師和學校也放棄了他。正是在家庭和學校都得不到認同和溫暖，他才會走上混入黑道的不歸路。

台灣輿論認為，廖國豪出身於破碎家庭，家庭教育已經缺失，學校理應對他特別關懷和照顧。他雖然學業成績不好，但他也曾在學校擔任過籃球隊長。既然他在體育方面有一技之長，學校應該在這方面加以鼓勵，不應袛因學業成績不佳而加以放棄。如果他在籃球活動方面有成就感，也不至於走上僱傭殺手的末路。

台灣的評論家指出﹕我們社會中還有多少本性善良，只因為功課跟不上，就被掛上壞孩子標籤的學生？我們社會上還有，將會有多少被「迫上梁山」的廖國豪？

一個個案激起千重浪。香港也不乏一些典型教育失敗的個案，我們能因此得到啟發嗎？

對未成年犯的寛容

無獨有偶，在台灣廖國豪案鬧得熙熙攘攘的時候，北京＜人民日報＞發表整版的文字，它的通欄標題是﹕「不讓孩子一失足成千古恨」。並發表短評﹕「每個失足少年都值得關愛」，使我們看到內地社會對未成年犯罪寛容教育的陽光。

＜人民日報＞完全没有触及台灣的廖國豪事件，但時間是這麼巧合。不過台灣＜中國時報＞的調子稍嫌低沉，說「在少年殺手輓歌響起的同時，此刻需要的是一個勇於反省的聲音，否則悲劇還會再發生」。而＜人民日報＞的評論強調﹕寛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便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護向前延伸，把每個涉案的未成年人從外在的教育感化轉入內心深處的剖析，從而打開未成年犯罪嫌犯人的悔罪之門。

內地對待少年犯罪首先從司法和法律層面考慮，看重教育，促使犯罪嫌疑人在感情上的變化，有利於其悔罪。

台灣的輿論偏重於責備學校教育，認為是學校放棄了他，才會讓廖國豪也放棄了自己。但學校的老師們郤感到委屈，認為，問題在於家庭教育，老師曾拜訪他的家庭多次。但家裡負責養育的只有阿公阿嫲，老人們也弄不清楚孫子到底是什麼回事。老師們說，缺了家庭這一塊，學校的老師再有愛心恐怕也力有不逮。

其實台灣＜中國時報＞的社論也說得對﹕「大家都有責任」，家庭、學校、社會。大家都應該對具體事件作出客觀的分析，總結經驗教訓，讓學校教育更能照顧到每個學生的個體，了解他們的思想動向和活動規律。同時加強和家庭的聯系，了解他們在校外活動和生活的細節。社會上也要提供更多的青少年健康活動的場所，而社工們也不應是泛泛地做工作，而是要深入個案，防範未然。

＜人民日報＞連司法機構也拉了進來，那是在發生少年犯罪之後。少年司法的宗旨是在於挽救和矯正，而不是單純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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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盛傳北京港澳辦主任易帥，港人矚目，頗可一議。

廖暉憑乃父廖承志的光環，主政港澳辦逾13年，而且超越正部級幹部65年退休的界線，並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國家領導人”身份，兼任國務院屬下的一個辦公室主任。這種兼任，獨一無二，原本於理稍有不合，以為是權宜之計。不料一兼已逾八年，何以如此持久，實在令人不解。

廖暉主任從來露面而不聞其聲，他曾多次隨最高領導人蒞港或在京接見香港特首，但從來未發言和招待記者，筆者在任全國人大代表時，“兩會”期間，他也曾與中央領導人前來聽會，但也不置一詞。不像魯平擔任回歸前的港澳辦主任時，也會和與會港澳代表寒暄一番。至於港澳辦領導人有公開表態的，反而是年輕的副主任張曉明、周波等。

不輕易表態的廖暉

廖暉的這個敏感位置和他的不輕易表態，益增其神秘感。有說在港澳事務的決定權力上，雖然他之上有習近平和劉延東，但通常都是他說了算。

猶憶香港回歸之前，港澳問題提上中央重要議程，當年廖承志主管港澳工作，他曾提名柯華前來香港，代替梁威林主持香港新華社（即駐港最高官員）。風聞北京有些政壇老人，不滿長期由“廣東幫”主管港澳工作，又未向元老們會報。結果半途殺出個“程咬金”，派了已退休的67歲老人許家屯來港。

之前，港澳辦和港澳新華分社，都是中央直屬主管港澳工作的辦事機構。過去，兩個單位是平起平坐的。回歸前曾出現港澳辦與香港新華分社互相較勁的事。現在因為主管港澳辦的廖暉又是國家領導人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更是中央主管港澳工作的協調小組的副組長，地位稍比港澳兩個中聯辦為高，其發言權和決定權也就較大。

王光亞並非擢升

風聞接任港澳辦主任的王光亞，現任外交部黨委書記和副部長。實際地位應屬正部級，如果轉任港澳辦主任，實屬平調。而且外交部比港澳辦重要得多，轉任新職，於他個人來說，並非甚麼擢升，但既是國家需要，自當赴任。

王光亞與香港工作的關係，首見於回歸之日組成的人大常委會轄下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他是內地六名成員之一，可能就是代表外交部參與。內地六名委員之中，三名是法律專家，一名代表港澳辦，一名代表全國人大，另一名便是代表外交部。

但王光亞只來參加一次會議，又被外交部派赴聯合國，他的位置由王英凡代替。後來因為涉及外交事務不多，到了第二屆，外交部便没有派人參加，反而由香港中聯辦派一位副主任頂替。

因此，王光亞實際上與港澳工作的淵源不深，至於他有没有參加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決策會議，這就不得而知了。

香港今後可能涉及國際鬥爭

也許正是他與香港工作淵源不深方才入選，因為這樣，少了一些牽扯。先前曾有風聞香港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將內調北京擔任港澳辦副主任，以便日後接替廖暉，但被否決。兩個涉港單位，由港澳辦調來中聯辦的官員有的是，但鮮有見中聯辦官員調入港澳辦的。其內裡乾坤，只有局內人才能知道。

據說廖暉雖然缷任港澳辦主任之職，仍然留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則他仍是港澳辦和中聯辦的頂頭上司，對往後港澳工作作出決策的影響力，自然不言可喻。

王光亞擔任港澳辦主任一職，不可能是一個強勢領導。一方面他對香港情況和工作規律並不太熟悉；另一面他長期在外交部工作，習慣了周恩來總理的遺誨﹕“外交無小事”，有一套凡事請示報告的規矩，未必能有創造性的思維。

從近日我國與美、日在東亞地區的紛爭日多，美、日聯手圍堵中國的企圖日益明顯，當前美、日、韓聯合軍演和日本挑起釣魚島事件是一個訊號。香港由於其地理位置及是國際活動中心，今後也許在國際鬥爭中，處於一個敏感地位。因此，需要一位熟悉外交的幹部來處理港澳事務，這可能也是把王光亞調來主政港澳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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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但在美國的扶助下經濟迅速堀起。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經濟大國，日本汔車、電子產品傾銷世界，也成為美國人的至愛。

但日本受戰敗國憲法的制約﹐無法大規模擴軍，仍要受美國的軍事保護、民族自尊心極強的日本人，總感覺不是滋味。

日本人有武士道的傳統，二戰之前廣泛進行的軍國主義教育，其幽靈仍在日本上空徘徊。靖國神社仍然是部份日本人的膜拜中心，日本人對於二戰時期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耀武揚威仍津津樂道，對於二戰的失敗心有不甘。此所以日本的右翼勢力有增無減，不論什麼政黨，什麼政客上台，都不得不對這股右翼勢力禮讓三分。

所以菅直人也好，小澤也好，既無所謂“親華派”，在政治需要之下，日本人總要搞些小動作來牽制中國，何況還有美國這位大老闆在幕後發功，這便是當前釣魚島事件的由來。

中國對日以德報怨

日本人對於其從甲午戰爭以來的侵華歷史，對於轟動中外的南京大屠殺，對於臭名昭著的強廹東亞婦女充當日軍淫辱的慰安婦，對於策劃和試驗細菌戰、毒氣彈等違反國際公約的罪行，從來都没有認真反省過，更加没有向有關受害者道歉過。日本屢次修改歷史教科書，向國民灌輸錯誤的歷史觀，以至日本人的下一代，並没有對日本軍國主義禍害有正確認識。於是右翼軍國主義勢力，更加肆無忌憚，成為一股潛在的危害和平的可怕力量。

中國人喜歡以德報怨，總是寄望於未來。中日建交，中國没有要求日本一分錢的戰爭賠償。日本大量在中國設廠投資，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廣濶的市場，大大促進了日本的經濟繁榮。雖然這是兩利的事情，但實際上是日本賺大頭，我們賺小頭。日本人並没有知恩圖報，還在釣魚島事件上耍流氓，是可忍孰不可忍？溫家寶總理在紐約發出強烈的警告﹕“日本如果一意孤行，中方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日本要承擔全部責任”。

日人從來没有認輸

有學者曾經論證，日本人從來没有認輸，而且在戰爭之後總是獲得重大利益和發展。

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建立起強大的工業體系和軍事工業﹔二戰之後，日本國民經濟保持了二十多年高速發展，80年代達到人均產值世界第一，90年代達到經濟產值世界第二。

因此，日本國民對軍國主義的痛恨，遠不如我們想像之大。日本國民性格中的虛偽、短視、貪婪等與自高自大，蔑視中國的情意結交識在一起，將可能形成一個錯誤的對華政策。

日本要爭取成為一個政治和軍事大國的野心由來已久，日本“日本“自衛隊”的擴軍已經超出了憲法許可的範圍。日本經常要派軍隊參加所謂國際維和、護航等等行動，便是試圖顯示其軍事實力和國際地位。美國更經常希望日本成為其在亞太地區的看門犬。〈日美新防衛合作指針〉通過以來，日本便接着訂立＜自衛隊修正案＞和＜周邊事態法＞等相關法例，以突破其擴軍的限制。

　　凡此種種，值得國人警愓，中國對日本的認識和對策都應該有一個全面的檢討，不可掉以輕心﹗

“擱置”和“共同”只是幻想

　　釣魚島事件不是偶然，這是日本對釣魚島主權的進一步挑釁。我國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和平忍讓的政策已被日本的這一行動所撕破。“擱置”既不可能，“共同”也只是幻想，是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時候了。日本如果以“國內法”對詹其雄船長進行審判，然後說給予寛大加以釋放，用貌似讓步，實則堅持釣魚島是其領土的兩面手法，我們絶不能因此罷手，必須對維護釣魚島主權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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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生前說過，“我自己能够對半開就不錯了”，又說，“不犯錯誤的人没有”。（見《鄧小平文選》312頁＜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他的意思是說，將來蓋棺論定，對他的一生功過是各半的評價就不錯了，這是他的謙虛。不論如何評價，鄧小平都是功大於過。他說毛澤東的錯誤，他也有份。是的，那時候他處於中央領導核心之中，毛澤東的嚴重錯誤，他能不承擔一定責任嗎？

鄧小平的話，是在他為毛澤東辯護時說的。他說毛“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過”。他就是說毛是功大於過，大概也就是七三開吧。

但另一位中共元老陳雲說過﹕“毛澤東一生，開國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既然有功有過還加上有罪，那就應該是倒七三開啦。

對毛再評價仍是禁區

目前對毛澤東的評價，仍然是個禁區。除了正式公布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認為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這一評價之外，30年來，無人敢於提出對毛的再評價。

其實，鄧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曾指出，上述的黨的決議，“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又說“毛澤東的功過是擺着的，搬不掉，改不了”，“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

但是，去年慶祝60周年國慶時，遊行隊伍又大幅地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看來，鄧小平期望﹕“讓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評價嘛”，恐怕仍然遙遙無期。

中國有神化領袖的傳統

為什麼在新中國，對一位最高領導人的歷史評價，是如此之難呢。這要由中國的歷史和國情去找尋根源。

中國是一個封建傳統極長的國家，接受民主洗禮的歷史甚短。封建帝王長期被神化，封建帝王一言九鼎，封建帝王對任何大小事情都有最後決定權。這種傳統，延續到新中國。最高領導人被神化，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不能例外。有人譏諷地說﹕毛澤東就是中國最後的一個皇帝。看文革中那些瘋狂的口號，甚麼“最高指示”，什麼“一句頂一萬句”，甚麼“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那和皇帝頒下的聖旨有何區別？

神化領袖的結果，就是一言堂，個人領導。鄧小平說，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這話可說講到了點子上。

就是毛澤東也曾批評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並說“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說這話和引述這話的毛澤東和鄧小平，當然知道西方國家有一定的民主制約制度，但是他們没有將之引進到中國來。

“對於錯誤也要講清楚”

對於影響一個時代的最高領袖的客觀評價，其作用絶不是關係到個人的褒貶，而是可吸收歷史的經驗教訓，並對個人影響一個時代的現象作出深刻的分析。

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近四十年，在新中國主政27年，其影響無人可及。至今其幽靈仍在中國大地上空徘徊。究竟是應該“高舉” 毛澤東思想旗幟，讓它仍高高在上；還是批判地吸收毛澤東理論的有益部分，讓毛澤東從神壇上走下，還原為一位政治人物，功過讓人評說？

同樣，鄧小平在撥開神化毛澤東的迷霧，倡導改革開放，造成今天中國堀起的奇蹟中，有莫大的貢獻。但他是人不是神，人孰無過？他自己認為打個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歷史將會肯定他，比他自己的評定為高，他是功遠大於過的。但他有没有過失呢？中國人喜歡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但是一時的掩飾不如早日真相大白。鄧小平說﹕“毛主席的許多好的思想，我們要繼承下來，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對鄧小平，也應該作如是觀。

鄧小平生前說過，“我自己能够對半開就不錯了”，又說，“不犯錯誤的人没有”。（見《鄧小平文選》312頁＜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他的意思是說，將來蓋棺論定，對他的一生功過是各半的評價就不錯了，這是他的謙虛。不論如何評價，鄧小平都是功大於過。他說毛澤東的錯誤，他也有份。是的，那時候他處於中央領導核心之中，毛澤東的嚴重錯誤，他能不承擔一定責任嗎？

鄧小平的話，是在他為毛澤東辯護時說的。他說毛“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過”。他就是說毛是功大於過，大概也就是七三開吧。

但另一位中共元老陳雲說過﹕“毛澤東一生，開國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既然有功有過還加上有罪，那就應該是倒七三開啦。

對毛再評價仍是禁區

目前對毛澤東的評價，仍然是個禁區。除了正式公布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認為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這一評價之外，30年來，無人敢於提出對毛的再評價。

其實，鄧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曾指出，上述的黨的決議，“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又說“毛澤東的功過是擺着的，搬不掉，改不了”，“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

但是，去年慶祝60周年國慶時，遊行隊伍又大幅地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看來，鄧小平期望﹕“讓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評價嘛”，恐怕仍然遙遙無期。

中國有神化領袖的傳統

為什麼在新中國，對一位最高領導人的歷史評價，是如此之難呢。這要由中國的歷史和國情去找尋根源。

中國是一個封建傳統極長的國家，接受民主洗禮的歷史甚短。封建帝王長期被神化，封建帝王一言九鼎，封建帝王對任何大小事情都有最後決定權。這種傳統，延續到新中國。最高領導人被神化，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不能例外。有人譏諷地說﹕毛澤東就是中國最後的一個皇帝。看文革中那些瘋狂的口號，甚麼“最高指示”，什麼“一句頂一萬句”，甚麼“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那和皇帝頒下的聖旨有何區別？

神化領袖的結果，就是一言堂，個人領導。鄧小平說，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這話可說講到了點子上。

就是毛澤東也曾批評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並說“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說這話和引述這話的毛澤東和鄧小平，當然知道西方國家有一定的民主制約制度，但是他們没有將之引進到中國來。

“對於錯誤也要講清楚”

對於影響一個時代的最高領袖的客觀評價，其作用絶不是關係到個人的褒貶，而是可吸收歷史的經驗教訓，並對個人影響一個時代的現象作出深刻的分析。

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近四十年，在新中國主政27年，其影響無人可及。至今其幽靈仍在中國大地上空徘徊。究竟是應該“高舉” 毛澤東思想旗幟，讓它仍高高在上；還是批判地吸收毛澤東理論的有益部分，讓毛澤東從神壇上走下，還原為一位政治人物，功過讓人評說？

同樣，鄧小平在撥開神化毛澤東的迷霧，倡導改革開放，造成今天中國堀起的奇蹟中，有莫大的貢獻。但他是人不是神，人孰無過？他自己認為打個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歷史將會肯定他，比他自己的評定為高，他是功遠大於過的。但他有没有過失呢？中國人喜歡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但是一時的掩飾不如早日真相大白。鄧小平說﹕“毛主席的許多好的思想，我們要繼承下來，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對鄧小平，也應該作如是觀。

自信心“爆棚”的龍應台，最近闖進北京大學的講壇，宣揚台灣的民主價值，宣揚用文明來統一中國。過去台灣的國民黨人，主張“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個標語，還飄揚在金門附近的小島上，從廈門到金門的渡輪，都可以清晣看見，今天龍應台換一個口號，用民主來統一中國。

現在龍應台表面上主張“文明堀起”才算是中國的真正堀起，近年中國的經濟堀起可以通通不算。她用文明堀起來掩飾宣揚台式的民主道路。

四年前，她指斥“胡錦濤”三個字，代表着“一種逆流”。她無視中國“超高的經濟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給胡錦濤的公開信中的評語），而光是指責中國的“專制集權”、貧富不均“。

　　龍應台對中國大陸的成見，在她所寫的文字和出版的書籍中到處可見。

　　我們承認，中國政治上的民主改革滯後。筆者多次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批評，並曾因此惹怒了某個高層領導人。但是民主滯後，是不是就能全盤否定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重要成就呢？

＜大江大海＞為蔣介石塗脂抺粉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雖然没能在大陸刊行，但她的其他幾本書都在大陸出版並銷。在＜大江大海1949＞一書中，她把1946─1949年的一場國共內戰，不分皂白地要“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郤無視二戰以後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忙於貪婪地“劫收”和更大程度的腐敗。蔣介石政權戰後完全喪失民心，應該說更大程度地是自己打倒自己。共產黨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樣一個黑白分明的歷史事實，龍應台既有意識地偷天換日，更用人性的“生離死別”、“沉默的痛苦”的詞兒來掩蓋。並問道﹕“戰爭，有勝利者嗎”？

混淆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把人民反抗暴政的解放戰爭歸納成一個時代的悲劇，這就是龍應台的邏輯。實際上，龍應台還在書中隱隱地為蔣介石國民黨打敗戰伸冤，用悲情來掩飾國民黨失敗的因由。她在書末要“向他們致敬”。是向誰致敬？是向魚肉人民的蔣介石貪腐集團致敬，還是對為國民黨政權賣命的死亡者致敬？

台式民主並非神丹妙藥

龍應台推銷的台式民主，表面上是為選舉唱贊歌，“總統”普選、“立法院”普選，“五都”普選。總之，有花花綠綠的選舉，有所謂政黨交替，這便是美妙無比的民主了。

但台式民主掩蓋不了仍殘存的黑金政治，仍頑固影響選舉的地方封建勢力。而政黨交替郤又選出了台灣歷史上最大的貪污犯陳水扁。台灣民主徒具形式，深層次的矛盾仍未解決。馬英九上了台又怎麼樣，他又讓台灣好起來了嗎？

當然，民主選舉是應該肯定的，台式民主也不是一無是處。但是把它當成神丹妙藥，而且無視中國大陸的國情，硬性推銷，簡單照搬，對大陸民主化並無好處。

“寧贈朋友，不給家奴”

當前大陸對台工作，千方百計遷就台灣需要。在經濟上照顧周到，各省市頭兒先後訪台，簽訂了一大批一大批有利於台灣經濟的貿易合約。在美國對華虎視眈眈的時候，拉住台灣更是當前的政治需要，於是有所謂撤掉導彈之說。在意識形態上，對龍應台這一類柔性反共的文人，也就拉他們一把。此所以龍應台能進入北大發表“文明的力量，從郷愁到美麗島”的演講，其他不少柔性反共的文人，也都能到大陸出書和坐而論道。

但我們不明白的是，主管意識形態的人，對外來的柔性反共文人，頗為寛鬆，而對內地稍有異見的人士，郤是十足封殺，甚且動之以刑。為此，未免令人有清朝末年主張的“寧贈朋友，不給家奴”之嘆。

香港政改方案的通過，推動香港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

先是有社民連和公民黨聯合搞五區公投，泛民主派以民主黨為首不參加，造成了泛民的初步分裂。繼而民主黨為主組成了終極普選聯盟，並提出願以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的決定作為談判基礎，希望與中央有關人士對話。終於在4月30日開始與中聯辦的官員會唔。並導致5月24日中聯辦李剛副主任接見民主黨三位代表，開始了民主派與中央官員對話的“破冰之旅”。

但眾所周知，談判的過程有反覆，這從李剛副主任先後見記者時的腔調迥異，以及＜大公報＞5.26與5.27日社論的變調可以看出的其中奧妙。何以如此，雖然至今仍是個謎，但肯定中央對港情的估計和是否對民主黨的五席區議員議席直選建議讓步存有不同意見。

峰廻路轉，雨過天晴

峰廻路轉，從滿天隂霾密布到大家鬆一口氣，終於雨過天晴，不過是幾天時間。

有人說是曾蔭權使用“苦肉計”，故意安排一場“曾余辯”，使自己輸得很慘，讓中央看到曾班子的統治危機加深，有必要在政改方案讓一讓步。有人說是中介人梁愛詩的功勞，是她說服中央改變主意。也有說是中央最高領導層最後了解香港實際情況，突被“強硬派”的阻撓，採取斷然轉彎措施……。種種說法，莫衷一是，現在只好姑妄聽之，姑妄記之。總之便是中央決策層權衡利害，方才會來個急轉彎，終於造成一個彼此接受相對和諧的局面。

當然，這是雙嬴，而不是四輸（見觀點版拙作＜否決政改將造成四輸局面，2010.4.30＞）。

民主黨的轉軚，採取平和和理性的態度，提出要價不太高的條件，方造成達至協議的結局。這既是理性和合作的勝利，也是國內大氣候影響的結果。從奧運、60周年國慶到世博會，處處顯示國力的提升，國譽的盛隆，影響了泛民中的“國粹派”或“理性派”佔據優勢。而社民連的激進的錯誤路線漸漸為中產階層及中間群眾所唾棄，民主黨的理性路線終於佔據主導地位。

五區總辭是高潮也是末路

採取激進路線的社民連在前年的選舉中嘗到甜頭。利用群眾對社會不公、官商勾結、政府無能的種種不滿，取得了若干選票，進入了立法會的殿堂。加上有一批八十後的激進青年協同起哄，而他們在立法會的種種出位表演開頭也滿足了若干小市民的好奇心和發洩情緒。於是他們以為如此偏激，是有市場的，並引起了“貴族型”的公民黨的唾涎，因而加盟，更增加了他們擴大政治版圖的野心，終於演出一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鬧劇。

五區總辭是這兩個激進政黨表演的高潮，也是宣告他們走向末路的開始。參不參加這個變相公投的行動，標誌着泛民開始分裂，到對政改是否與政府妥協，更宣布他們已正式分道揚鑣。

8萬人上街是社會和諧的福音

2012的政改方案達至協議，為往後的政制發展討論，包括普選路線圖以及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創造了理性討論的條件。

同時，特區政府的統治危機也得到了緩和。政府及特首的民望上升，社會上減少戾氣，激進派的氣熖受到壓縮。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菲律賓劫持香港人質造成的慘案激發了港人互相關愛的感情。而特區政府的應變措施及時而有效也得到港人的稱讚。8月29日的8萬人大游行，不分黨派，不分階層，是97回歸以來民心一致的第一次。也是一個團結一致的契機。在暑假期間，仍然有各黨派的近40名立法會議員參加。站在中心地位的是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和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立法主席曾鈺成代表全體市民和各黨派講話。民主黨張文光說遊行表達了一個很有力很團結的聲音，媒體的評論更說這表現了香港人的堅強和理性的一面。更可貴的是遊行平和地進行，没有過激的口號，没有挑起排菲情緒。相反，大家都認為菲律賓人以至在港的菲籍僱工，都是港人的朋友。這種理性的表現，應該是政改方案取得妥協性的成果的產物，也是香港社會和諧的福音。

胡錦濤在深圳高調接見李嘉誠，其中深意為何，香港的評論不是只見皮毛，就是欲言還止。我寫政治評論多年，當友儕問及，也說不出個合理解釋來。

膚淺的評論說，胡錦濤重視李嘉誠，因為他是香港首富，經濟實力雄厚，對香港，深圳發展影響力大，因此重視他。或說因為近來香港仇富反商情緒濃厚，為安撫香港富商，因而接見他。也有認為中央寄希望於李嘉誠今後更多向內地投資，特別是扶助深圳發展等等。所說當然有一定道理，但並不能講出深層次的因由來。

對內地和深圳經濟發展有貢獻的香港富商有的是，被邀請參加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的香港富商有的是，為什麼不集體會見？

深圳特區成立時，李嘉誠並未向深圳和內地投資。風聞他在捐助成立汕頭大學時曾說過，他對內地只會捐獻，不會去賺內地的錢。意思是說，他會在香港和海外賺錢，再捐助內地教育衛生事業，一副十分清高的樣子。言猶在耳，當90年代以後，內地房地產出現風風火火的年代，李氏在內地房地產投資就不斷增加了。

胡應湘倡建高速公路

說對深圳投資有遠見的商人，首推胡應湘。當年他倡導建設堔圳到廣州的高速公路，許多人並不看好。那時候內地爛泥公路處處，還有許多人不知道高速公路為何物。胡氏是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事實證明，高速公路現在已經成為內地交通主流，可見胡氏極有遠見，未知此次他在慶典中受邀了没有？

說對內地的捐錢，李嘉誠也並不算第一。邵逸夫相信捐獻應該最多，其他李兆基，田家炳等做的慈善捐獻也不少。而且不應只看錢的捐獻，出力出技術的港人也有的是。如梁秉中教授、林順潮教授倡導的“關懷行動”和“健康快車”等義務醫療行動走遍中國的窮鄉僻壤。至於無數在內地的香港義工，在玉樹地震救人犠牲的黃福榮等等，更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

＜信報＞評論有褒有貶

李嘉誠當然對內地有貢獻。但把他提到“不管時間長短，我總是要見一見李先生”的高度，的確會令中國人民“刮目相看”。

＜信報＞的林行止先生，是唯一對此事的評論中有褒有貶的報人。他在專欄中說﹕“李嘉誠也許做過不少利已（和股東）未及利人而令人不快甚且反感的事情”，但希望“李氏今後對香港事務尤其是政務的表態發言要加倍謹慎”（見９月８＜信報＞林行止專欄）。

　　至於從負面加以評論的文字也不少。如說“胡主席獨見李首富，帶出來的訊息，是香港的地產富豪，極受重視”，“獲得獨家接見的富豪，得到權力的鼓勵和保護，更是如虎添翼。地產商治港發揮得淋漓盡致，權貴資本主義將變本加厲”。

中央一言一動，影響重大

　　從胡主席這一行動的效果看來，對香港首富的過度重視，令人感到香港的基層勞動群眾和中產者與工商富豪的關係在中央眼中失去平衡，同時也使頂尖兒的工商界領袖“面面相覷，如箭穿雁嘴，鈎搭魚腮，盡無言語”（＜水滸傳＞）。

　　中央最高領導人的一言一動，一次會見，都不會是即興為之。“世上没有無緣無故的愛”。從邀請李氏參加深圳特區30周年慶典，到安排他在大會上發言，更由深圳市委書記親邀入座，這種種高度重視的規格，當然是中央領導準備高調會見的決定之後的應有之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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