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兩周，本欄先後評論特首競逐事件。但猜領袖遊戲熱潮未退，我近日參加若干社團的國慶活動，都被記者“圍堵”，追問‘選情“。這一周不得不再行論述，以就正於讀者。

近日有兩個消息，值得注意。

第一，梁振英上周二向特首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職務之後，立即飛北京，翌日回港。面對記者追問，否認在京會見國家領導人，並笑容滿面，態度輕鬆，只說到京探望朋友。

第二，唐英年被盛傳上周辭去政務司長職務，正式表態參選。但至今消息杳然，公眾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藥。

關於第一點，我估計梁振英是到京向有關方面會報“備選”的最新情況，了解北京的態度。估計他見到的不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而是王光亞，也許還有他熟悉的北京政壇元老。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肯定是他會見的一個。因為王在同時答記者問時，表示最近見過許多香港人。

其次，他見到王光亞或者其他政壇人物，大概都没有明確表態，可能就是只聽不說，估計没有聽到“勸退”的消息和暗示。

因此，梁振英是自我“感覺良好”，這是他回港後面對記者時笑臉迎人的原因。

第二個問題，唐英年為什麼還不辭職“備選”？這有兩個可能，一是他早已心中有數，中央必然欽點他，所以“坐定粒六”，不必花太多力氣。擁唐派名人也許都得到他的暗示，於是陸續出面撐他，並要梁振英識時務而引退。

另一是他採用後發制人策略，不過早地與人交鋒，以免講多錯多。到適當時機，比如選委已有結果，才辭職備選，並發表一篇事先準備好，經人潤飾的競選宣言，而不以多言取勝。

勸退肯定不在近日

至於所謂勸退，這個可能仍然存在。但肯定不在最近，最大的可能是在特首候選人提名時刻，即是明年初。現在勸退一人，痕跡太明顯，負面影響太大。只是唐營的家臣和“擁躉”太心急，一再叫囂，實有幫倒忙之嫌，不久一定會被叫停。當前不可能要梁振英退選，這是梁到京“刺探軍情”得到安心的原因。

中央如要勸退，在選委會成立之時行事不遲。只要運用影響力，使另一位取不得一百五十張提名票便可，何必在當前“風頭火勢”之際驟然叫停？

即使要早一點，也可以在十一月區議會選舉有了結果之後。區議會選舉是建制派力量與民望的一次大檢閱。如果大勝，說明形勢很好，那麼可以說建制派應該顯示大團結，經過友好協商，決定由一人出選，提早結朿這一場競逐。

如果區議會選舉建制派獲得席位不理想，便說應該同仇敵愾，不應兩雄相爭，令敵方得利。於是一笑泯恩仇，一人自動退下，並在下屆政府中獲得重用和氣收場。

所以，絶不可能在目前在競逐聲中叫停。

如果中央有新思維，讓兩人在選委會中一較高下，其保險系數仍然是很高的。況且，中央如果屬意其中一人，在選委會中運用影響力，使其票數集中，並非難事。這一點，我在前文已有論述，此處不贅。

有說唐梁將有默契

另有一個傳說，說唐英年與梁振英有一個默契，或者說是中央的一個長遠戰略。就是2012年讓唐英年擔任一屆特首，到2017年開始普選特首，唐支持梁出任候選人。因為，以梁的口才和宣揚建港方略，顯然較唐為勝，到時以梁作為建制派的第一候選人，在普選中顯然勝算甚大，這也是我在往前發表“鐵三角”論的時候曾提到的一個可能性。

問題是在新一屆的特區政府中，應把梁振英擺在甚麼位置？讓他重回舊窠，再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嗎？讓他屈就第二把手擔任問責官員的政務司長嗎？這兩個可能性都不大，因為剛結束競逐，便屈居人下，似乎不大說得過去。至於有的輿論說，為了酬謝他的“襌讓”，會安排他去當全國政協副主席，當上黨和國家領導人，這更加不可能。政協副主席需要“德高望重”的人物，這個位子不是隨便可以坐上去的。

如果這五年梁投閒置散，那便不利於2017年參加普選行政長官。梁是有抱負的人，他肯定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

另一個開始惹人注意的課題，便是下一屆特區政府的主要領導班子，即是三司的人選。現在盛傳林瑞麟將在唐辭職後署任政務司長，而梁振英則會找到林鄭月娥。傳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第二把手，仍需在政務官的隊伍中尋。

至於泛民主派會派什麼人參選，現在幾乎没有人談及，因其不成氣候也。民主黨搶先提出派主席何俊仁出選，公民黨表示不參加這場游戲。泛民的各個派系各懷鬼胎，使這一次特首的競逐中比前屆更不成氣候。如果協商不成，提名票分散，甚至要參選也不可能了。即使參選成功，也肯定没有上一屆曾蔭權和梁家傑對決那樣引人注目。所以，如果在選委會中讓唐英年和梁振英對決，泛民的候選人一定論為毫不起眼的角色了。

政治的事，的確一天也嫌太長。特首選舉的演義，現在還只是演到前幾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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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正式宣佈辭職，準備參選特首。這個辭職，說遲是遲了，說早又早了。為什麼這樣說呢？

早在三周前，已經有他準備辭職參選的消息，在梁振英宣布將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之後，就有消息說唐唐會在翌周一請辭。但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過去了，辭職消息只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當時我的看法是，下個月曾蔭權的特區政府宣讀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唐唐是特區的第二號人物，不捱這個義氣，站在煲呔的旁邊為施政報告護航，似乎說不過去。因此他可能要等施政報告之後才宣布辭職參選。所以說他遲遲没有宣布，的確是遲了。

但現為什麼又提早到在施政報告之前宣布呢。可能他是看到“形勢迫人來”，對手來勢甚勁，如果不再還手，恐怕時不我待，不利選情。因此提前出擊，所以他又早了。

勸退消息不可恃

更重要的，近兩月來，唐營的宣傳攻勢實在蹩腳，一是宣傳唐的“腳頭好”等天意，二是寄帶望於中央的“勸退”對方。結果在社會上引起反效果，令梁振英得分。

寄希望於中央的勸退，可能那些人有內部消息，也許還有人給了定心丸，但這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事。我們作為第三者，可以作分析評論，但作為當事人，哪能說得那麼肯定，並且繪影繪聲。看梁振英辭職翌日赴京，隔天回港，笑容滿面，繼續高調發言，他肯定不會在京接受到勸退的訊息。誰能保證他不會在京得到哪位有力人士的祝福呢。

所以，在競爭中掉以輕心，為兵家大忌。唐唐大概已經看到這一點，所以決定提早出擊，一天也不能等。

勸退一人仍有可能

我的估計，勸退一事仍有可能，因為從中央對大事打的保險系數一向偏高的往事看來，勸退的可能性仍比讓兩人競逐的為高。

但勸退的時機絶不會在今天，因為如果今天忽然有一人退選，肯定港人一定大嘩，認為中央的干預太露骨了。

如果唐唐今天不辭職參選，仍讓梁振英“獨領風騷”，以CY今天的勁頭，見報率之高，難免有的人認為中央勸退誰還未決定，會不會來個冷門，勸退唐唐？

當然，唐唐的先天優勢不可抺殺，今天仍被人看高一線。但是近幾個月來，競逐形勢顯然有利於CY，許多民調的結果，大都顯示，原本唐唐的優勢，逐漸被梁振英追上來了，出現了所謂“叮噹馬頭”的局面。

所謂“叮噹馬頭”，顯然並未加入中央的因素，加入“選委會”委員的選擇，而是社會上平民老百姓的觀感而已，這是作不得準的。

至於勸退的時機，我認為可能在年底選委會選舉有了結果之後，或者是特首選舉報名開始之日。那時候，只要中央運用影響力，加上佔多數的選委會的幕後勢力，自然可以使“雙龍爭珠”變成“一虎當關”的選舉局面。

競逐是好事不是壞事

現在港人各有所好，有人欣賞唐英年雖没有過人的傑出政績，但在他從政中也没有出過甚麼大亂子，他是一位“不過不失，中規中矩”的人。從求穏和中庸之道來說，這是一位可以接受的人選。但也有人欣賞梁振英的有創見，有承擔、有衝勁的形象，特別是一些不滿現實、力求改變的中產者和年輕人。撐梁的人會說，美國總統奧巴馬不是在求變的口號下獲得進入白宮的嗎？但反梁的也會說，奧巴馬上台幾年以來，美國的經濟不是搞得亂糟糟的嗎？

正是旗鼓相當，才有看頭。如果強弱懸殊，根本就没有競逐氣氛。現在我們還有幾個月來觀察和評論兩位熱門人選，社會上的議論和批評，也會成為兩位競逐者其中一位上台後的壓力和動力。無論如何，競逐是好事不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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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任命政務官鄧忍光擔任新的廣播處長。香港電台部分員工高調抗議，說是港台“最黑暗的一天”，並用黑地毯和抗議牌來迎接新官上任。其言辭之激烈，行動的乖張，不像一個公營機構的所為，更像一個獨立小國受到強鄰入侵的呼叫。

甚麼時候香港電台成為獨立王國了？如果香港特區政府每個部門都要求自選部門首長，不喜歡誰便可以拒之門外，香港還成為什麼世界？就是特區首長─行政長官，即使由香港選出，都要由中央實質任命。因為香港是由中央人民政府管轄的，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難道香港電台能獨立於特區政府管轄之外嗎？

徐四民批評港台事件

　　本來我一向對香港電台是有好感的，因為它製作了不少好的節目。即使像《頭條新聞》這樣尖酸刻薄評論港事和國是的節目，曾被徐四民告到北京去，但我卻仍認為無傷大雅。當政者應有雅量接受一切即使過份苛刻的批評。不過其中有一集把董建華形容為塔利班恐怖分子，那是太過份了。董先生是個老實忠厚的好人，他有缺點，但怎能和塔利班扯在一起呢？

當年徐四民在北京政協會上批評港台，他有他的言論自由。而且他是港人，有權批評港事，並不能如陳方安生那樣，指責他破壞“一國兩制”。

事後廣播處長張敏儀小姐約我午飯，表示委屈，希望我說公道話。在席上，我肯定港台的貢獻，勸他們有則改過，無則加勉。當時我仍然肯定港台功大於過。

往後我曾多次應邀到港台講話，與港台的若干高層人員關係良好。前任廣播處長朱培慶還來參加過我的80壽宴。

為什麼要表示十分憤慨？

今天我忍不住要寫這篇批評港台的文字，是因為今天早上在電視新聞上，看到港台一些員工“歡迎”鄧忍光第一天上任的無禮鏡頭。現在香港的暴力示威正在升級，妨礙社會治安。港台今天的表現實在太過份了。雖然還没有使用暴力，但對一位新的領導人來臨，還不知道他的政績如何，便表示十分憤慨。憤慨些什麼呢？潛在語言就是没有由港台自選領導，公開說法就是說鄧忍光没有傳媒工作經驗。這怎麼說得通呢，奧巴馬没有當總統之前，他有當總統的經驗嗎？許多國家和許多政府部門，都不一定由該行專家領導該部門，今天的特區政府也是如此。為什麼其他部門没有員工抗議外行領導內行，而單獨由港台發難？

我愛香港電台

我不認識鄧忍光，也不知道他當24年政務官的政績。但他還没有入門，便要打他一個下馬威，殊欠公道。如果他做錯了，再批評他不遲。看他踏入港台之門，面對“非常憤慨”的責難，講話仍滋油淡定，不徐不疾，應該是一位有經驗的政務官。

港台員工要監督他，應該在他行事之後才作判定。如果他做錯了，可以批評他，如果他堅持錯誤，一意孤行，再表示憤慨不遲。

我是愛護港台的，對港台過往的成績多有肯定。今天我仍然一有空必看港台製作的電視節目。所謂愛之深、責之切，望港台的朋友們包涵包涵。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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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下屆特首競逐屢屢成為社會上最熱門的政治話題，到今天撰稿時為止，更加白熱化。

事緣周日梁振英宣布“盡快”與現任特首曾蔭權商討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職務，以便他的“備選”變成名正言順的“競選”。而唐英年呢，他雖仍未表態，但也屢傳在本周內辭去政務司長一職，正式宣布參選。

如果這一周內的兩人都宣布辭去政府職務，那便出現了正式競選的第一個高潮。

我在上周本欄撰文，指出當前特首競逐便是“兩人轉”，即只有唐英年和梁振年兩人，第三者已没有立錐之地。同時也指出，競選方式有兩個可能，一是兩位熱門人選有一人為中央暗中勸退，因為兩位建制派候選人“自相殘殺”，既要提防泛民手握一兩百選票興波作浪，也要防止“兩人轉”中互相攻訐有傷和氣。

另一個可能是讓兩人在選委會中較勁，製造競選氣氛。因為兩人之中，任誰當選，中央都可接受。

唐梁各有優勢

現在，唐營中人都希望中央出手勸退梁振英，而且這些名人已陸續公開表態，製造聲勢，以影響中央決策。而梁振英呢，反覆強調，至今没有人勸退他。

最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日前在報章發表《人生路》長文，這是一份美滿的自傳。從他出身清寒，二十歲前住所没有自家的廁所，全家還要穿膠花賺錢來補貼家用。再說到如何到英國勤工儉學，並考試得了第一名。回港後加入英資仲量行，因工作勤力出色而被擢升為這家英資大行二百年歷史中最年輕（三十歲）的合伙人。

過去梁振英發表文章，而且輯錄成書，講的都是香港社會的經濟問題，如土地資源，貧窮問題，最低工資等等，甚至涉及兩岸三地和國際問題，以示自己的視野廣闊。

現在他的輿論攻勢已進入第二步，交出一份生平的自傳。唐英年不是要年青人學李嘉誠嗎？梁振英的自傳表明，他的經歷更值得學習。

很明顯的，梁振英採取的是攻勢。

唐英年呢，很可惜，他目前的策略是採取守勢。他的捧場客，許多名人出台表態，大多是要求中央勸退梁振英。為什麼不宣傳唐英年的優勢呢，我多次撰文表示，唐英年的優勢是為香港的相當部分大企業家接受，與公務員隊伍能够磨合，而且有了十多年在特區政府高層管治的經驗。而且他也給人平易近人笑容可掬的感覺。也許和他更親近的人還可以發掘出他更多的優點。但無論他的家臣，還是他的“擁躉”，都不從這方面着眼，十個有九個寄希望於中央的勸退，即中南海的欽點，這便在輿論戰中輸了一着。難怪民意調查，唐梁的比較，梁能在最近的民意調查中，民望爬升至與唐英年“叮噹馬頭”，不相上下的地步。

目前勸退一人甚難

唐梁兩人競逐已成定局，但競逐方式是中央勸退一人呢，還是讓兩個一同進入選舉委員會中一較高下呢。

現在可能還要看明年一月份選舉委員的選舉結果怎麼樣。

如果選舉結果建制派大勝，讓兩人進入選舉委員競逐的機會便會大些。如果選舉結果不理想，泛民所佔席數超過預計，中央便要估計讓兩個人進入選委會競逐的風險。但到明年一月之後才來勸退，時間又遲了一點，看來中南海目前頗有點進退兩難。

就是目前來勸退，也未免太遲。我說梁振英發表《人生路》，競逐已達個人高峯。其勢之猛，其部署的周密，已有點略勝對手。勸退他，負面影響甚大。

第一， 梁振英突然言退，顯然不是個人原因，而是中央壓力。港人便把同情分加在梁振英這邊，並加重港人對中央干預香特首選舉的負面看法。

第二， 加重中央欽點香港特首的負面形象，如果唐梁兩人強弱懸殊，弱者知難而退便是自然發展，但現在局面已達相持不下的境地，外力強加干預，便失民心。

第三， 降低當選特首的認受性。如果兩位對決，勝者為王，大家心悅誠服。現在由於勸退而令一人變相自動當選，其民意認受性自然弱得多。

所以我是贊成讓兩人在選委中競逐的。但是我在上周本欄著文，曾認為中央勸退一人可能性較大。原因是揣測中央一向對重要事件，打的保險系數都較高。對特首選舉，特別有泛民代表參加，更加打高保險系數。

但是現在的競逐形勢，是逐日變化。我認為以梁振英發表《人生路》為一個轉折點。到了此時，梁是欲罷不能，中央能否壓服他，頗成疑問。而且壓服得這麼難看，會否得不償失。如果有人一意孤行，我也無話可說。

猶憶去年香港政改方案的風波，便頗具戲劇性。民主黨提出的政改方案，開頭中聯辦泛民談判，李剛副主任表態，頗有峯迴路轉之勢。不料一夜之間，風雲突變，中央必有高層反對讓步，香港建制派齊聲呼應，而我獨排眾議，頗為孤立。又不料一夜之間，中央忽然轉軚。此事至今仍是一個謎。

所以這一次中央會不會不把保險系統打得那麼高呢，會不會又來一個新思維呢，並讓香港做一場好戲呢，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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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范徐麗泰高調發言撑唐英年擔任下屆特首。看來，未來特首競逐應該只剩下唐英年和梁振英兩人了。

范太高調支持唐唐，究竟是中南海示意還是她審時度勢，為唐英年下重注？我看極可能是後者。像陳永棋一樣，都是為未來特區一哥下注碼。中南海高層不會這麼快向這些“靈通人士”透風。

早在兩個月前，我曾在本欄著文﹕《北京開腔提條件 特首競逐入直路》（7月21日），指出北京對特首的要求﹕第一要為香港的有影響力的大企業家接受；第二，要能與公務員團隊磨合。

　　誰都知道，唐英年的出身和家庭背景，以及在政府工作十多年，具備這兩個“優越條件”，因此稍具勝算。

　　這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一般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得出這個結論，並非范太和陳永棋有什麼特別靈通的消息。北京寄語，真真假假，小道消息更是滿天飛。過去對董建華的“江握手”之說，都是牽強附會。要選董建華，也不用通過一次握手來表態。

勸退一人可能性大

　　現在有趣的是，唐唐既有着先天優勢，梁振英仍然乘騎奔前。最近他的民望上升，與唐唐叮噹馬頭，為勢甚猛。真正是“做了過河卒子，只好拼命向前”。梁在京港兩地，不乏人際脉絡，而且他的一套治港理念，頗得本港中產階級和知識階層的欣賞。

　　這兩位候選人，各具優勢，如果中南海要勸退一人，究竟什麼時候出手，採用什麼方法？

　　猶憶回歸之前，熱中於競選特首的，首推羅德丞。他的準備工作十分到家。短短時間，上通中南海，博得某極高層領導歡心；下聯香港各界，左中右，基層、新界、公務員不少人都是他家常客。那時候，董建華、楊鐵樑等並未準備出山。但羅的最大弱點是並未取得民望。終於在北京開特區籌委會之際，由港澳辦主任魯平和香港新華社社長周南，聯袂造訪勸退。當然他們是奉命而行。

　　但羅並未死心，動員李福善代他出征，到處請人連署提名。李因年紀偏大，準備工作倉促，初選即落敗。

選委會競逐產生戲劇效果

　　我所以要回顧這段歷史，就是說這一次的新特首競逐，在兩位熱門候選人之中，中南海會不會勸退一人？

　　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既然兩位候選人都是建制派，都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人物，何不讓選舉委員會有一次選擇？

　　另一種說法是，為了預防兩蚌相爭，漁翁得利，預防反對派狙擊，以一人出選為佳。

　　其實，兩位候選人讓選舉委員選擇，保險數仍然很高。一千二百名選舉委員，反對派頂多能取得一百五十席。如果加上一些游離議席，也就是二百票左右，其餘一千席是穏穏掌握在建制派手中。而候選人必須取得六百零一席方能當選。故反對派候選人決無當選的可能。

　　如果建制派兩人競逐，其中一人優勢明顯，取得超過六百零一票，自然順利當選。如果兩人旗鼓相當，各得近五百票，就必須複選。複選時有關方面如果運用影響力，一人必可順利當選。此外，反對派手握一百多票，可能也會討價要價，造成徵妙局勢。這樣，兩位候選人在選委會中的競逐，便會產生戲劇性的效果。

中央將保險系數打得很高

　　按我的看法，中央一向對事物的估計，保險系數打得很高。在內地是如此，對港事也是如此。

　　猶憶上屆特首選舉，曾蔭權對梁家傑，頗有點競選的氣氛。當年曾蔭權的民望很高，我認為即便一人一票的普選，曾蔭權也能順利當選。但當年我的言論，有關方面頗有微詞。因為中央認為讓梁家傑取得是够的提名票，是工夫没有做足的緣故。而我卻唱反調，為有競逐氣氛叫好。

　　時至今日，要讓反對派不能取得一百五十張提名票的確頗難。但是要讓兩位建制派的候選人在選委會中競逐，中央認為仍存在風險。所以相信有關方面以勸退一人的機會較大。

　　如果勸退而不退呢？這個可能性又極小了。誰敢違反北大人的訓令呢。如果不聽命令，在選委會中受到的打擊一定很大，甚至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

　　如果在選舉委員會中開放競逐，那便是好戲連場，建制派中爭奪選票便會十分激烈，開放選舉，便是說中央放手讓選委在兩人中選擇一人。因為任誰當選，都是北京可以接受的。

現在正是高潮

　　現在正是兩位候選人競逐的高潮，如果在參選前勸退一人，便是宣布高潮的結束。選舉之日，便没有什麼看頭了。不過得票數的多寡，還是可以看出一些苗頭的。當然，北京和該候選人，都希望他能高票當選，否則，認受性恐怕要打一些折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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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號人物林彪乘飛機叛逃。飛機墜毀蒙古國溫都爾汗，機毁人亡，當年轟動全國，震驚國際。事件剛好過去了40年。現在大概没有太多人記起這件事，或者有興趣加以討論。但是，今年剛好在內地隆重出版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而在香港，繼2006年在香港出版《吳法憲回憶錄》之後，今年又在港出版《李作鵬回憶錄》、“邱會作的回憶錄”──由程光撰寫的《歷史的回顧》，聽說還有黃永勝的，但我没有看到。這四員林彪手下的大將，已先後死去。他們都在林彪事件之後被逮捕判刑，又先後在刑期未滿之前釋放。為什麼他們的回憶錄都在今年林彪叛逃之後40周年出版呢，為什麼書的內容和黨史二卷對着幹呢。這件事惹人遐思。這很可能是對林彪事件有一個重新評價的前奏。

我在數月前遊覽杭州，曾參觀林彪在該地經營的地下“七０四工程”。內裏的說明，對林彪的評價十分“中性”。如果在他叛逃之時，這個工程也就是他篡黨奪權的又一罪證。但當年毛澤東倡導“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林彪響應備戰挖洞，搞個“七0四工程”，又何罪之有？

黨史說兩個集團爭權

今年一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對林彪叛逃事件是作何敍述的呢。

該書第23章﹕“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及其覆滅”中寫道﹕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天下大亂的環境下，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依靠動亂和鼓吹極左思潮攫取了黨和國家很大的一部分權力”；“林彪江青集團之間在權力分配上的矛盾也日益尖銳地暴露出來”。

　　事實上，這兩個集團的後台都是毛澤東。毛潭東依靠林彪的槍杆子和江青的筆杆子，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清除穏健的以劉少奇、鄧小平等主的勢力，推行他的極左路線。

　　但他後來發現林彪的勢力膨脹，而且擁有“槍杆子出政權”的槍杆子，於是疑慮重重。終於決定到處吹風“打招呼”，並利用江青集團當打手，剷除林彪勢力。

　　黨史第二卷中有一句話是說對了，該書寫道﹕“但是，野心家，陰謀家的相互勾結、相互利用總是短暫的”。原本是江青集團的陳伯達，後來轉移投靠林彪。於是1970年的華北會議，毛澤東便通過批陳整風，開始打擊林彪集團。

為何要另立中央？

說林彪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武裝政變，是言過其實了。

所以，吳法憲第一個不服氣，他在回憶錄中為自己辯解的同時，便寫道﹕“林彪地位的上升，同毛主席的賞識和一手提拔分不開的”。“毛主席親自提名，使林彪成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事實上的接班人”，“毛主席還決定在黨章中明確寫上“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吳法憲說，“這一切，都不是林彪奪權來的，而是毛主席親自選擇和安排的”。

至於說林彪當年是密謀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最高權力，或說他將要到廣州另立中央，對抗北京的毛澤東，也是很難成立的。

李作鵬在他回憶錄中辯解說，如果林彪決意叛變，另立中央，與毛主席對抗，為什麼在他叛逃以後，全國的軍隊十分平靜，並未發現有所異動，連小的騒亂也没有，這哪像長期準備發動軍事政變的結果？

至於林立果（林彪之子）這些小嘍囉，搞什麼聯合艦隊，搞什麼陰謀破壞，這些是不成氣候的，軍隊和老將們也不會聽他們的。只不過在林彪叛逃以後，為誇大林彪的罪行，把那些什麼“工程紀要”，當作陰謀政變的證據罷了。

林彪是個陰謀家

　　林彪當然是一個陰謀家，他用大樹特樹毛澤東，確立毛的個人崇拜起家，取得了毛的信任，因此壯大勢力。但功高震主，又引起毛澤東的猜忌，自取滅亡，他是罪有應得的。

　　毛澤東善用他一貫採用的權術，拉一派打一派，以鞏固他的“帝王”地位。他自己認為權術運用已超過歷代帝王，可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以帝王之術，統治現代的中國，可謂逆潮流而動。

　　毛澤東之後，仍有人學習他的帝王之術，拉幫結派，以鞏固其權力和“操縱”的地位。林彪說毛澤東已達“頂峯”，是說他的“馬列主義”水平，其實應該說他已運用權術達到頂峯。後人要望其背脊，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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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動車追撞事故鬧得這麼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涉事的有關官員的異化和“異質思維”。

這種“異質思維”，這種幹部的異化，也不僅僅在鐵道部之內。

高鐵追撞事故當然是一個嚴重事故，特別是在這個中國高鐵建設高速發展、而且強調速度已達世界第一的時刻。本來，交通事故全世界都經常發生，有的也頗為嚴重。記憶之中，印度的鐵路事故十分頻繁，而先進國家如德國的也有發生。如果事故發生以後，善後工作處理得當，能如溫總理所要求的，“盡快公布真相”，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情為民所繫”，其發展的惡化當不至達到如此地步。

三種“異質思維”

事故發生以後，鐵道部領導和涉及的有關官員的思維是什麼呢？

第一，是有恃無恐。鐵道部多年來已成為半獨立王國，特殊的歷史淵源使這個部門是國務院領導的半獨立部門。它有自已的鐵路兵團，似乎又受中央軍委的領導。它的鐵路所經之處，佔地收地，又可以不受地方政府制約。所向披靡，無往不克，而且冠冕堂皇。它貸款築路，又似有上方寶劍，至今負債以千億計，還債無期。他們卻安之如飴，毫無市場經濟觀念。

第二，是掩蓋真相，大事化小，推缷責任。特別是事故列車車廂被立即掩埋引起銷毀證據的疑問時，鐵道部的發言人居然說﹕“主要是便於搶險，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

至於暫停救人，急於恢復通車，更啟人疑竇。

第三，以銀彈擲人，希望受難者家屬接受一筆撫恤金，永不追究，了卻此事。他們公然威脅說不接受撫恤金條件，可能逾期作廢。這種毫無人性化的善後處理手法，令人齒冷。

溫家寶總理說要“讓生者得到慰藉”，但是現在處理善後的有關官員，給人的印象，是毫無人情味。這次事件的遇難者，應該說大部分是中產階級，維權意識比較強，不像弱勢社群的農民工那樣，呼天不應，叫地無門，任由地方官員宰割。又不像不少發生災難的煤礦，難屬都是接受賠償了事，誰也不敢多哼幾句。

第三代官員高高在上

新中國的第一代官員，都是在革命戰爭中奮鬥出來的。在革命戰爭中，没有工農群眾的協作、支援和掩護，便没有勝利的果實。因此他們一般都有一股“官民魚水情”的情結，比較關心群眾。雖然也有部分入城以後，給花花世界迷惑了，變質了，但還是少數。

到了第二代的官員，大都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鬥爭中遭到磨難，經歷過下放或勞改，生活過在基層，深知群眾疾苦。因而執政時也就會提出“情為民所繫”，“以民為本”的號召。

現在大部分第三代官員，是在改革開放的好日子中上位的，雖然其中不少是好的，但卻也有不少是靠人脉的關係網上位，或者有些根本就是靠買官上位的。他們的官僚氣習，他們的脫離群眾，他們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越來越嚴重，甚且比舊社會的官僚還不如，更不要說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受到選民監督的官員相比了。

某些第三代的官員，既未受到戰爭鍛鍊和黨內鬥爭衝擊的洗禮，一當官便進入一個高高在上視萬民為芻狗的境地。只知撈取好處，驕奢淫逸，作威作福，加上缺乏監督，更加官官相衛，沆瀣一氣。

擺擺官威，貪財好色

他們的特點是﹕

一. 擺擺官威，現在一些低層幹部，包括村委書記、鎮長之類，官威十足。猶憶廣東某縣的一個鎮長，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他的名片竟印上他的平治座駕作為標誌。

又如現在官無大小，竟競相配備秘書，大小會議講稿，均由秘書擬稿照念。我曾在人大代表位子上，多次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見各省市前來列席的省人大常委會官員，年紀也不過五十來歲，但都要由駐京辦配備小汽車作為座駕，帶同秘書與會。反而我這個年近八十的老頭，卻是寡人一個。

二. 脫離群眾。真正是衙門八字開，無錢莫進來。一般草民要向官員投訴，都很難見到地方的頭頭。因此，才出現層層上訪的事件。而地方官員，又害怕地方的劣政暴露，便千方百計截止上訪，更出現到北京綁架訪民回鄉的事件。

三. 好錢好色。現在被發現而被處理的貪腐官員，百分之百是貪錢好色。難怪有些美女能够縱橫官場，賴昌星出事前要在廈門搞一座“紅樓”，作出招待貪官享樂之所。

為人民服務的異化

所以我說現在的官員，相當部分已經異化，而且也具有“異質思維”。就是他們已異化為高高在人民之上的“官”。其“異質思維”就是認為我是要來管你們的，我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人民要為我服務。

證之鐵道部的高官，以及處理溫州高鐵事故的一系列官員，你們的心態是不是這樣？你們有没有把人民的痛苦當一回事？你們有没有感到內疚？你們有没有聽從溫總理兩字千鈞的“救人”的指示，把善後工作認真做好？

哀哉，我們的異化官員，哀哉，我們官員的異質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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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後，中央政府為西藏和新疆這些少數民族地區，投下了百億元計的資金，以發展交通、興建水利，振興經濟、建設城市，成績顯著。中央從不在這些邊疆自治區收取一文錢。但是這些地區，仍不時發生一些騷亂。當然這是有一些境外的敵對勢力的策動，但外因只有靠內因才會起作用，內在的民族之間，宗教信仰等問題，顯然未及妥善解決，這才是發生騷亂的內在原因。

在疆藏等地的民族矛盾，有可能是經濟性的。漢人善於營商，人事脉絡也比少數民族為廣。而且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生活水平的懸殊便引起少數民族群眾的猜忌。正像東南亞如印尼等國的華僑一樣，由於華僑善於做生意，在當地社會上的經濟活動中處於壟斷地位，因而引起本地人的不滿，歷史上多次發生反華騷亂行為，便是一例。

新疆南部與烏魯木齊的維族騷亂，擴大了民族裂痕。並不僅是維族等感到受到漢族打壓，漢族也感到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威脅。前些時便有漢族群眾在喀什地地區集體示威，要求保障人身安全。

所以邊疆地區的民族矛盾，是很複雜的事件，需要認真分析小心處理。不能簡單以恐怖活動加以鎮壓，否則便會造成惡性循環。

也有部分維族群眾，到廣東特別是深圳地區打工，或當小販，過去在韶關發生過維族與漢族工人打鬥引致死亡事件，後來得到妥善解決。

中國的民族問題，應該說，還是比俄羅斯等多民族國家簡單。俄羅斯如車臣地區長期鬧獨立，惹成武裝鬥爭。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在總統鐵托死後，激起多年內戰，分分合合，現在變成七個國家。

利港措施是否令港人感恩

疆藏遠在邊陲，情況我們並不太了解。但以香港來說，回歸14年以來，中央同樣不向香港取一文錢，而是歷年都在經濟上給香港以好處。近日李克強副總理來港，又帶來多項利港措施。而最實惠的莫過於開放來港自由行，大量來港大款或普通旅客，大大有利於活躍香港經濟，大陸游客的消費，成為香港的一大收入。

如此利港措施，加上香港絶大部分人是漢族，和內地並無民族和宗教的分歧。但港人對中央和大陸同胞，又有多少分感恩和肯定？

一個六四政治風波，事隔二十多年，仍是不少港人的心頭痛和情意結。趙連海、艾未未的個別事件，也在港人中多次引起波瀾。

有人認為原因是中央不給香港以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才能救香港。誰知道民主是不是一塊含有“塑化劑”的紅燒肉？民主能解救一切嗎？

不是有人懷念昔日港英統治時的好日子嗎？那時候正是没有民主的時代。立法會只有委任議席而没有民選議席。後來代議政制白皮書出籠，也還没有今天議會的民主成份大。今天的民主成份增加，但人們的不滿也增加。警察動輒得咎，抗議無日無之。這使我們想起老早美式民主化的菲律賓，這樣的民主國家，就是香港明天的榜樣嗎？

北非苿莉花革命的教訓

今年以來，北非和中東地區發生所謂苿莉花革命，現在還在繼續。最早革命的埃及，最近的動態已經令人驚呼出現民主倒退的黑天鵝效應。

苿莉花革命造成穆斯林基本教義派的抬頭，世俗派被打壓。群眾不滿埃政府貪污腐敗，民不聊生。革命的結果招來極端的宗教派別膨脹，正像阿富汗的塔利班一樣。對埃及人民來說，是禍是福，正面臨極大的考驗。

現在利比亞的強人卡達菲又被反對派打敗了，奧巴馬興奮地表示利比亞將邁向民主。民主真正會降臨利比亞嗎？西方政客十分自信，認為只要接受西方模式的民主，國家一定會昌盛發達，更一定會與美國結成盟友，這實在是太天真了。我不敢肯定，災難是否會在後頭，但要利比亞人民過太平日子，還早着呢。

對於政治，不少短視的人，往往會代入現成的模式，而不問時地空的不同。美國人宣傳美式民主最落力，全世界的動亂變天都與美國有關，或都由美國插上一手。利比亞的內戰，没有美國的轟炸和海上封鎖，叛軍能勝利嗎？

凡是美國插手的地區，不僅未見和平，更談不上民主。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現在中東包括利比亞的局勢，並不樂觀。西方國家插手利比亞的內戰，完全是為了石油資源和經濟利益。且看法國的那種嘴饞的態度，充分表現出帝國主義的嘴臉。

包容共濟促進共諧

英美等國家，插手香港事務，並不是為了香港好，而且為了監視和圍堵中國。香港需要民主，應該是適合港情的循序漸進的民主。一切越過一國的框架，搞“獨立政治實體”的民主，都是不可行的。“一國兩制”，並不能割斷與祖國的聯系，並不能把中央運用憲制權力說成把香港變成中國的“殖民地”。

當然，香港和內地在意識形態上的融和，需要內地在意識形態上更加開放和文明。我們既期望中央在政治改革上有所進展，也希望港人對國情有更理性認識。

李克強副總理說得好﹕“包容共濟促進和諧，聚最大的共識，盡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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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已經14年，經歷過兩任特首，治績如何，有目共睹。人的因素固然重要，但中央政府回歸前後對形勢的估計和對制度的設計也有很大的關係。現在也許還不是全面檢討治港得失的時候。明年回歸15年，總應該來個總結的吧。

我過去常常說，中央在籌備香港回歸和成立特區政府時，對形勢的估計過份樂觀。這是受內地改革開放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有顯著好轉有關，也與和英國人進行解決香港問題的談判，擊破英、港主張“主權換治權”取得勝利有關。

《基本法》對政制的設計，只管10年。當年相信國家的大好形勢，加上香港愛國愛港力量的增長，屆時完全可以掌握局面，放開普選。這種樂觀的看法，受到現實政治生態的否定，終於不得不採用人大釋法的途徑，來把普選的時間推遲到2017年。

香港屢生政治爭議

回歸以來，英美勢力，積極通過香港的代理人，興風作浪，以普選為旗幟，以加快民主步伐為號召，多年來在政制問題上做文章。使中央原本要求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特別行政區，變成一個屢屢產生政治爭議的地方。

港人長期接受英美民主政治的理念，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政界人士。服膺西方三權分立，民主選舉的觀點，與北京堅持行政主導，三權合作格格不入。加上北京近年在妨礙言論自由，侵犯人權等出現個別事例，引起國際議論，更加深了港人對內地的疑慮。而所謂泛民主派在選民中佔有六成比例的情況不變，當然增加北京對香港開放普選的擔心。普選時間表雖然已經訂下，但普選行政長官候選人的門檻，以及普選立法會是否保留功能組別，仍然成為爭論焦點。

民主和民生問題交緾在一起

除了政制問題，民主選舉的進程問題之外，民生問題又成為港人熱議的另一議題。

近年樓價的飛漲，遠遠超過一般物價的通脹水平。連廣大中產階級都驚呼購屋難。青年從業者在準備成家立室時遭遇住房問題的困擾，於是群起而攻“地產霸權”。

對地產霸權的指責發展成對官商勾結的質問。地產商為何能比其他行業謀取暴利？地產商的瘋狂加租又影響廣大中小企業的生存。租金的高漲提升了物價，使一般小市民的日常生活都增加了負擔。人們在指責地產霸權的同時，也把矛頭指向了特區政府。

民生問題比民主問題更容易引起普羅大眾的切膚之痛。民生問題增加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不滿。泛民主派更把民生與民主掛鈎，認為没有民選的政府，才使民生問題搞得一團糟。民主與民生一掛上鈎，卻是十分煽情的。如果市民豐衣足食，生活有所改善，有没有民主便不會引起起群眾共鳴。正是生活難過，失業眾多，弱勢社會得不到適當的照顧，便使民主呼聲有更大的市場。

人們對未來特首有期待

由於民生與民主的糾纏，導致最近公眾對特區政府的不滿程度顯著上升。加上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特別引起爭議，某些法案的提出，例如立法會議員的遞補機制未經咨詢而堅持三讀，也引起了一場風波。

中央大員李克強、王光亞先後來港發表一些講話，引起了不同解讀，表示廣大公眾關心中央對香港特區政府的熊度和評價。

面對下一屆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熱議，也反映公眾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期待。正是因為對當前政府及特首的不滿，便熱切希望有新的特首能改變現狀。如果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明年的香港社會，必然動盪不安。

往後會出現一位強勢的特首嗎？目前看來，似乎是天方夜譚。熱門人選未孚眾望，是使北京十分頭痛的事。前兩任特首，在上任時的民望都較高，證明公眾對他們有期望。後來由於主客觀的原因，他們的民望逐年下跌。現在距離新特首出爐只不過半年光景，香港未必能出現奇蹟。

李克強訪港取得一手訊息

李克強來港，引起公眾的期待，他帶來了多項挺港措施，同時也讚揚特區政府在特首帶領下、付出了辛勤的努力。雖然仍有一些困難和挑戰，但總的發展勢頭是向好。並說中央政府對各位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特別指出香港保持了金融和經濟穏定，得益於香港自身的有效應對。而且一再向港人戴高帽，說港人“視野廣濶，勤奮務實，善於捕捉機遇，務於開拓創業。”“很認真，很用心，很專業”。

這些話，一反日前王光亞在和訪京大學生的對話中，批評香港公務員執行強，規劃弱的話。難道真如新疆黨委書記張春賢所說的，要“剛柔並用”乎？

李克強雖然來港短短三天，但他接触面還是相當廣泛。雖然看到的都是表面現象，但按他自己的話說，和各方面的接触和交流，“有許多切身感受”。相信這有助於他在中央議論香港問題時，提供第一手材料。

李克強以李白《行路難》詩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破雲帆濟滄海”詩句贈港人。我認為最好能加兩句，那就是明代王廷相《慎言‧御民篇》中的﹕“天下順治在民富，天下和靜在民樂”。生活豐裕，治理自然順暢﹔社會和諧，人民自然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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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與劉夢熊先生在本報同文會友不久，卻要打一次對台，真是罪過，罪過！
劉先生在七月二十九日本報「龍門陣」中著文，題目是《善意提醒豈算干預》。文章指的是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北京接見香港一批大學生時所發表的言論。
對王光亞的言論，我已在上周本欄有所論述，此處不贅。劉先生的文章比我的評論早幾天出爐，他的主旨是駁斥香港反對派指王的言論「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劉認為，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王光亞為着香港好，對香港管治中被實踐證明效果欠佳的思維方式作善意提醒」，「反對派憑甚麼指王光亞『干預』呢？」劉文的結論是：「王光亞好心提點有錯嗎？」
劉的說法，與上周我在本欄所說的觀點完全一致。我也認為，王光亞一再發話，「是好事不是壞事」，「他講的是理論，並不是針對香港的具體施政指手畫腳，何干預之有？」
不料事隔數日，劉夢熊先生又指王光亞的言論已超出中央管轄範圍，特首應該「說不」。他計劃去信國家主席胡錦濤及副主席習近平，要求港澳辦注意「分寸」。
他還說，雖然王光亞是善意提醒，但已超出「中央管轄的國防和外交範圍」。又說，王光亞只是正部級幹部，不是國家領導人，所以對於他的批評要分清楚。
這涉及兩個問題。第一，如果是國家領導人，是否對香港事務的批評便可以放寬，不必考慮是否涉及國防和外交範圍之外的事情，而王光亞只是「正部級官員」，所以講話便要講究分寸？
第二，王光亞主任的講話，是否已經觸及干預香港內政，破壞「一國兩制」，違反了《基本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一個問題，我認為遵守《基本法》中「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全國官員包括最高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要遵守，不能說正部級的官員便要遵守，國家領導人便可以不遵守。這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應該堅持，封建社會的「刑不上大夫」、「朕即國家」的觀念更應該摒棄。這裹不存在是否國家領導人或正部級官員之分。
第二，這是個關鍵問題。港澳辦主任應該對港澳工作如何表態，才不算越軌？
我曾說過，過去港澳辦主任從不表態，當然不說不錯。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歷來接見香港特首時都會說一番話，其中也許有要求特區按照《基本法》依法施政之類的套話，但也有談到要求香港要注意解決深層次矛盾之類的惹人遐思的話。
從來都沒有人認為這些國家領導人的話是干預香港內政，但為甚麼到了「正部級」的王光亞嘴裹說出，就成了問題呢？
講原則問題沒犯禁
我認為，王光亞講的都是一些原則問題、理論問題，例如說香港要有一些政治設計和長遠計劃，要根據計劃來制訂目標和政策。這些都是理論，也並不是新鮮的意見，如果這些說話是在特首述職時由胡主席或溫總理說出，特首也許會當場記在筆記本子裹，香港包括反對派也不會指摘為干預香港內政。何獨在「正部級」的王主任的口中說出，便成為干預呢？而且要勞煩政協委員告狀告到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那裹呢？
如果這個告狀成功，王光亞一定在今後噤若寒蟬，不再發話。香港人是否覺得這才是大大的好事呢？
這樣說來，去年中聯辦出頭與民主派的頭頭就政改問題交換意見，更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了。很顯然，去年這個行動是中央授意的，而民主黨的領導也樂意與中聯辦溝通。大家的接觸，和緩了香港政局的內部矛盾，解決了政改方案的基本分歧，受到廣大群眾包括大部分民主派人士的歡迎。事實證明，中央駐港機構的適度參與，是符合香港利益的。
現在，有一位新上任的港澳辦主任，願意來香港接觸各階層的群眾，願意在北京接觸各方面訪京人士，特別包括年輕的大學生，願意對香港深層次問題發表一些理論性和原則性的意見，何必便對他大潑冷水，並且把狀告到最高領導人那裹？
劉先生還要求曾蔭權應捍衛「一國兩制的核心價值」，對干涉港人高度自治的，不應事事Say Yes。似乎要求特首與他站在同一陣線，抗拒王光亞的干預。我可以肯定，曾蔭權不會向北京告狀。

劉先生近年在香港是一位敢言的政治評論家，以身為全國政協委員而大膽批評內地時政而著名。以劉先生的風骨，並不是隨風擺柳之輩，站在朋友的立場，希望早日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