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以前，中英談判香港問題之際，鄧小平作為中國實際最高領導人，曾多次發話，提及香港回歸祖國以後的若干政策。其中有關回歸後的治港人才，他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說的一段話是﹕

​“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者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看眼，不會拘泥於小節”。

​鄧小平把香港人也按照內地左中右的分類法，分為左右翼和中間派。那麼，當年的左中右，究竟指的是些什麼人呢？

​左翼容易理解，就是那些在解放初期，甚且在二戰結束後，就在香港從事愛國公開活動的人。就是被目為老左派，包括當年的愛國工會、學校、社團的負責人。

​至於所謂右翼的呢，在早年應該是指那些親國民黨的。解放後國民黨人從大陸撤退，跑來香港，從事工運和其他商業活動。國民黨的勢力在解放前後的香港，有相當的基礎。他們有不少學校，有工會和工團的聯合組織；有商會有報紙。解放後他們仍堅持“中華民國”正朔，每年“雙十”要慶祝“國慶”。一九五六年還因為掛國民黨旗而引致一場“九龍暴動”。這些親國民黨人士往後有不少分化，有的便不再參加政治活動，有的由於經濟利益也投靠了愛國陣營，不過明顯分化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這些過去親國民黨的，大概就是鄧小平所指的右翼分子。

不談政治便是中間派

​至於香港土生土長，又不談政治，在商言商的工商業者，和没有明顯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大概便是所謂“中間的人”。

​那時候，中間派是多數，左右翼是少數。有明顯政治傾向而且活躍在政壇的左右翼人士更是少數。正是因為這個數量比，所以鄧小平指出應該多選些“中間的人”。

​回歸以後，這些“中間的人”不少已向“左翼”靠攏，特別是工商界人士。為了工商業經營的利益，他們都變成愛國商人了。許多人更被任命為人大代表和各級政協委員。可以說，這些人都靠左了，那麼，他們還算是“中間的人”，還是已變成“左翼人士”？

​至於在港英統治時期的公務員，當局聲稱公務員是中立的。所謂中立，就是公務員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就是不算是公務員的津貼學校教師，因為接受港英的俸祿，也要“中立”，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否則輕則開除，重則遞解出境。

​回歸以後，他們仍然當他們的公務員，按《基本法》規定，其職務及待遇不變。這些人大概也還是“中間的人”了。

三任特首都是“中間的人”

​“中間的人”，應該是最吃香的人，應該在香港當權，更應該被選為行政長官。

​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就是一位“中間的人”。他是個商人，但在香港的工商業活動中，他並不是如霍英東、王寛誠、湯秉達那樣，早年就是愛國商人。他的父親董浩雲，更是有點親國民黨的背景。他自己也當過港英的行政局議員。正因為他是“中間的人”，所以當選第一屆行政長官，並無異議。

​第二任行政長官蔭權，原是港英時代的高級官員，當然更是“中間的人”。他和左派愛國人士毫無瓜葛，況且領了英國的爵士銜頭，更加絶對是“中間的人”。

​第三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土生土長，在香港及英國接受教育，父親是警察，自己既是專業人士，也實際上是生意人。在學期間並無與左派愛國人士有所接觸，也並不是一個政治人物。只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參與香港《基本法》咨詢活動，最後擔任秘書長職務。當年參加基本法起草與咨詢活動的各界人士多得很，包括既為反對派頭面人物的李柱銘、馮檢基，還有當年的政商界名人安子介、羅德丞、黃保欣等人。為何要以梁振英曾擔任一個小小的秘書長就把他列為“港共”分子？這是有意把他“抺紅”的政治伎倆罷了。

“中間的人”能人不少

​香港“中間的人”有的是，能人也不少。說左翼和右翼要少些，應多選些中間的人。現在的右翼就不是親國民黨的分子了，而是裡通外國或者是“港英餘孽”等人。反對共產黨不足畏，只要是為鄧小平所說﹕尊重自己的民族，即有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擁護祖國對香港的主權，即不把香港搞成獨立的政治實體；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穏定，即不搞癱瘓香港的暴烈行動以弱化香港的國際地位。就是說，“愛祖國，愛香港”。他們雖然不喜歡共產黨的某些政策，甚至不愛共產黨，但他們既可以參政，也可以競逐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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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北韓都在東亞玩火，北韓尤其玩得出神入化。一會兒進行核試驗，一會兒又說要發射洲際導彈。搞得美國和許多亞洲國家神經兮兮。北韓似乎要來真的，居然要求外國使節撤退，宣佈朝鮮停戰協定無效，驅逐三八線的工業區南韓工人出境。動作多多，似乎戰爭一觸即發。

金正恩這小子玩戰爭邊緣雜技確有一手，把幾個大國的目光吸引過來。說它是核訛詐，也無不可，但的確玩得神乎其技。難道六十八年前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的一幕，將在本世紀內重演？

日本也在玩火，不僅在釣魚島問題上挑戰中國的主權，安倍政權還一再否定二戰時的侵略戰爭。一說審判日本戰犯並非經日本同意；二說強徵“慰安婦”有其必要。這些軍國主義分子，今年更大規模去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還要逐步修改戰後和平憲法。安倍一步一步走向現代的軍國主義，並不是只說不做的。

北韓沉寂日本囂張

北韓的核訛詐，暫時沉寂了下來。因為誰都知道，它的核能力有限，一旦敢於開動核武，首先便是它的滅種滅國。它的核彈在現代科技的監視底下，是否能够射得出來，頗成疑問。它的周圍，有中美俄三個核武大國，相信有能力監視北韓的核彈動態，不容許它隨時發動一場核武戰爭。

北韓不足恃，但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卻更值得注意。日本右翼以至軍國主義分子，在當前日本經濟未能復甦之際，顯然蠢蠢欲動。證之現代史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發動戰爭，既與國內經濟蕭條有關，也看準被侵略方積弱的因素。從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到七七全面發動侵華戰爭，都是看透了中國國力衰弱，又有內戰之憂。但是偷襲珍珠港，敢和強國美國為敵，卻是打錯算盤的冒險主義了。

歷史教訓不應忘記

今天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已彰彰在目。日本特務通過在中國的合資企業，遍佈全中國。他們了解中國的若干國情：或了解社會上若干不穏定因素；或了解軍隊中的若干貪腐情況。他們可能得出軍民不堪一擊的假象。如果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作出錯誤判斷，敢於發動侵略戰爭，只能再一次自取滅亡。

今天的中國人，文化知識水平與八十年前絶不相同，今天的中國人，愛國情懷絶不遜於上個世紀初葉。至於國力和武器裝備，更是今非昔比。中國的經濟實力和武裝力量，足以應付一場現代戰爭，足可與日本打場硬戰。

日本軍國主義者現在還主要依賴於美國武裝力量的庇護，如果要打，一定要拖美國落水。同時，日本當前和韓國以及俄羅斯都有領土紏紛，特別是韓國，舉國上下都不忘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傷痛，更是與我們有對日共同觀點的與國。最近安倍居然派出高官訪問平壤，企圖打北韓牌反制中韓聯手，但此舉會否取得美國同意，而美國是否願意被日本拖下水參加一塲未知結果的戰爭，更成疑問。

總之，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是亞洲和平最危險的敵人。美國人積極扶殖日本軍國主義，充當亞洲圍堵中國的看門犬，我們希望美國人不要癒了傷疤忘了痛，別忘了珍珠港的歷史教訓﹗

中國提出琉球（沖繩）的歸屬問題，必須再議，是一個極好的主意。對日本右翼分子在釣魚島問題上挑戰中國的主權，是一個反守為攻的外交策略。

《人民日報》刊出琉球歸屬“再議”的一篇評論文字，當然是代表中央的觀點。日本人假惺惺地表示，“如果文章是在中國政府參與下所寫，將不可忽視”。這說明今天我們提出這個沖繩地位問題，正是擊中了日本軍國主義者擴充領土，侵略他國的要害。

琉球原本是個獨立王國，在八百多年前（南宋時期）建國，明清兩朝都向中國稱臣朝貢，受中國皇帝遣使冊封。像台灣一樣，清代末年才被日本武力侵佔。

琉球民族完全不像日本人，更與日本文化毫不相干。只是在日本侵佔後，日本人大量向琉球移民，真正把琉球作為殖民地對待。直至今日，兩個民族並不相親相近。特別是二戰期間，日本侵略者迫使琉球人充當砲灰，戰敗後又迫使琉球人跳崖自盡，這筆血債，琉球人至今念念不忘。

沖繩具濃厚的中國色彩

我曾兩次去去琉球改名後的沖繩旅行，看過一些戰爭遺跡，了解某些當地文化。琉球島上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十分相近。島上到處可見獅子雕塑，似乎還是沖繩人的圖騰。而獅子正是中國封建王朝威武的象徵。此外還有關帝廟、孔廟等等。

在沖繩島上的首里城堡，守禮門的建築，以至各種服飾、工藝，都不脫中國文化的胎胚。在沖繩的縣立博物館裡，各種展品都充分說明該島文化源自中國。

十九世紀日本侵佔琉球，到了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在琉球也才有一萬五千的移民，更多的移民是在太平洋戰爭之後。為了備戰，有五萬六千日本人移居該地，又強迫當地原居民改名換姓，並把琉球改為日本的沖繩縣。

二戰日本戰敗，日本軍隊強迫當地居民跳崖自殺的“集體自決”，成為今天琉球居民揮之不去的悲慘事件。但日本教科書卻歪曲成是當地居民為了“殉國”而自願自殺的，這事引起琉球人的極大憤怒。二00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島上有十一萬人舉行的群眾集會，抗議日本歪曲歷史事實。

現在島上的平和公園記載着死者名單中說，其中琉球人死難的有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人，外縣人才是七萬七千零三十三人。外縣人大概大部分是日本兵，本地人枉死的可能大多是被迫“集體自決”者。而且墓碑正處在一些無邊大海的懸崖旁。

琉球交日本是私相授受

日本發動侵略中國和太平洋戰爭，戰敗後由於國際會議規定，日本只能保留本土四島及附近的少數島嶼。台灣、澎湖必須歸還中國，朝鮮獨立建國，南庫頁島等歸還蘇聯，只有琉球羣島，由美國託管。但管託二十七年後，美國擅自將琉球交給日本，這是違反國際協議的。《波茨坦公告》規定應由英美中三方協商決定的原則，美國並未遵守。琉球歸日，是美日私相授受的，今天說再議是完全有理由的。

“再議”未必有什麼結果，美日不會願意讓沖繩的地位發生改變。但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經常對鄰國的領土提出要求，特別是近年以來，把釣魚島歸屬問題鬧得火藥味甚濃。今天把琉球歸屬問題提出來，起碼可以震動一下以安倍為首的日本極右翼分子的神經，打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氣熖。

2013-5-16 東方日報

香港的反對派，包括外國勢力及某部分利益集團，究竟要求香港變成甚麼樣子？

坦白地說，他們就是要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類如台灣，“不統不獨”。既不是鬧香港獨立也要削弱中央的憲制權力。

當然，台灣與香港不同。台灣現在實際上已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但不是獨立國家。中國大陸也不允許它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所以馬英九便叫出不統不獨的口號。由於中國大陸現在對台灣只有經濟影響力，政治上控制不了。馬英九卻若即若離，政治上的談判遲遲未能開動。大陸只能抛出許多經濟上的好處，近年特別購買台灣綠營盤據的南部的農產品，並給台商的若干優惠，以經濟促政治，以經濟防台獨。北京當前對台灣的政策，是不急於統一，等待水到渠成。

中央對香港行使憲制權力

香港呢，早已在1997年回歸祖國，而且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鑑於香港殖民地歷史形成的特殊情況，於是創造了這個“一國兩制”，保留香港與大陸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但香港只是“高度自治”，《基本法》規定的中央對香港有憲制權力。除了國防和外交之外，還保留了主要人事任命權和法律的最後解釋權。

正是這個憲制權力，特別是對行政長官的任命權，使反對派如坐針氈，非要突破不可。這便是當前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普選爭議的來源。

反對派的如意算盤，就是要在2017年的特首普選中，選出一位並不太聽中央的特首；在2020年立法會普選中，取得過半數的議席，以便把香港逐漸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這個逐步蠶食中央憲政權力的隂謀，正在積極醖酿着。所以，這並不是香港建制派和反對派的對壘，而是各種反對勢力反抗中央的集結號。

雙方提前進入戰鬥狀態

中央當然看出這個政治企圖的趨勢，所以及早出手：一是早早明確指出行政長官普選的底線；二是警告香港反對勢力如此搞法，必定弱化香港在國際經濟活動上的競爭能力。

但這些要把香港搞成獨立政治實體的反對派力量和人物，早有部署，公開擺明一個對抗的陣勢：他們也已出手，一是宣佈“佔領中環”癱瘓香港以威脅香港繁榮安定，恐嚇中央就範；二是由陳方安生等成立一個“香港2020”組織的新平台，準備與中央對抗。他們並不避嫌的引進英國勢力，由港英前高官的副憲政事務司布簡琼和英國富商高德禮參加領導層，更不避“港英餘孽”的嫌疑，大張旗鼓“出櫃”。

政改鬥爭風雲險惡

看來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了。要就是沉默的大多數為“香港是吾家”，奮起反對破壞香港和平穏定的行為，要就是反中亂港勢力引進外國勢力的力量得逞。兩者是不可調和的。

觀之某些“港英餘孽”被揭露底牌而失魂落魄地破口大罵，淪為潑婦罵街的小醜，可見當前這一場政改鬥爭的風雲險惡。

2017年的普選特首，變成一個重要關口。外國勢力和反對派認為這是一個爭奪香港政治領導權的爭奪戰，是一個變香港成為没有“獨立政治實體”之名而有獨立政治實體之實的關鍵時刻。戰鬥的提早到來，並不出人意外。但是香港建制派準備好了没有？而其中的某些自稱“建制派”的，實則是被敵方滲透的“港英餘孽”。

反對派來勢汹汹，咄咄迫人。他們的輿論部署，他們通過“工運”小試牛刀，在在表現出他們已經吹響全面攻擊的集結號。一場香港前途決戰，看來不可避免。

2013-5-11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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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公費消費十分驚人，恐怕這類用公款消費是世界第一。所謂公費消費，最主要的是公費請客吃喝，各級官員濫置公用小汔車和用車，還有就是公費出外開會旅遊。這三項加起來，佔了每年政府財政收入的相當大比例。

光是公費吃喝，有估計每年已達九千億，有人統計說，每年官員吃喝，吃掉了三十艘航空母艦。

民間已有着不少投訴。其實這類“三公”消費，隨處可見。每到內地旅遊，看高級酒家廂房，大部分為官員們應酬作樂所佔有。至於公車，過去中央規定，只有正部級即省部級官員才可擁有專用小汔車，副省部級外出可用公車，但不是專用。但現在是連村官，即村長村支部書記，都有專車。曾見有某鎮長，在其名片上還印上他的平治專車的“玉照”。此外到外地開會，都住上五星級酒店，雖然中央明令禁止，但凡到旅遊勝地的五星級酒店，都可見某某部門的專業部門在此開會的公告牌。我曾拍有若干照片，立此存照。

省部級官發聲

這種不加制約濫用公帑，令外人為之側目。所以習近平主席上任以來，首倡改進官場作風八條，並在今年北京“兩會”上實踐。最近我到內地旅遊，在星級酒店及酒家中所見，此種吃喝之風稍見收歛。但也並不是完全禁絶，他們或另換名堂，或地下進行。當然，整頓官場作風，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堅持和監督。

近有省部級官員發聲，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王君，在官報上發表《少吃一桌飯，多蓋一間房》的文章，呼籲多做一些雪中送炭，急民之困的實事，要把一些群眾冷暖放在心頭。他針對的是一些城鎮中棚戶區的改造。因為城鎮中仍有不少居民住在不擋風雨的草棚木棚之中，而且還有些官員對棚戶區改造，採取強拆硬徵，偷工減料和對政府撥款改造貪污挪用。這位地區第一把手，確實了解情況，才會發出如此的呼籲。

住房問題，在香港是大問題，在內地同樣是大問題。據內地報道，陝西省古城榆林市，在有五百年歷史的明城牆下，有一批居民卻在牆根下，過着没有燃氣、暖氣和下水道的“穴居”生活，就像本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不少人住在險坡的木屋區一樣。當年的鷄寮塌方的慘刻，老香港記憶猶新。榆林的“穴居人”只不過是見諸官報，方為世人所知。內地偏遠地區，住在非人生活的破漏草棚、穴居的居民，不知還有多少。

夢想就是有安居之所

現在許多人常常喜歡說中國夢，權貴階層也有他們的夢想，但幾千萬的貧苦中國人，他們的夢想就是要有一個安居之所，或者他們世代耕種居留的土地不被強佔賤賣，他們的簡陋住房不被“強拆硬徵”。烏坎村的群體事件，不就是由於強佔賤賣所引起的麼。其實中國還有不少地方仍存在強佔賤賣的事件，只是或没有烏坎村民那麼覺醒或者未經報道罷了。

唐代詩人杜甫的詩句﹕“安得廣厦千萬問，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今有 王 君的一句“少吃一桌飯，多盖一間房”的呼籲。可說古今相耀映。但願 王 君的夢想成真，既能清除官場吃喝浪費陋習，又能盡庇村鎮貧民，我們期待着﹗

2013-5-9 東方日報

針對內地官員濫用權力的情況，前總理溫家寶在今年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說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而民間的說法，則有說要把“權力關在籠子裡”，或說“把權力還給人民”。這種種說法，表明群眾對大小官員們權力過大的不滿。多年來內地民間的順口溜，指﹕“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領導人的講話”。在人治的社會，的確如此，於今為烈。

我說權力應該服從法律，只有法治，才能規範權力。中國多年來由全國人大訂立的法律，已基本完善。但長期以來，都是權大於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知法枉法。所以近年才有一股強大的執行憲政的呼聲。

比如說，民間有冤情，而且數之不盡，所以才有層層上訪、人人上訪的獨特現象。封建社會的縣老爺還有“擊鼓鳴冤”的制度，但我們的某些衙門，卻是官官相衛，鳴冤在地方的機會幾不存在，所以才有越級上訪的現象。請想想，一介庶民，無權無勢無錢，千里迢迢，跑到京城去鳴冤，是何等可憐和可嘆的事﹗而現在某些地方政府，為防上訪鳴冤者多而影響政績，居然在京城設立截留上訪者的機構，從黑社會中僱用打手，把本地區的上訪者非法拘留之，虐打之、或強制押回本籍，或迫害致死。人間慘劇，何如上訪者﹗

上訪是中國的一道奇景

民間有冤情者，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官商勾結，侵犯村民即原村民的利益，如往前的廣東陸豐烏坎村事件。有的是大小官員仗勢欺負老百姓以至弄出人命等等。人民紛紛上訪，說明老百姓的善良，希望在體制內解決問題。如果人民對各級政府完全絶望，官迫民反，揭竿而起，我們這個社會，這個國家還能穏定嗎？

所以，解決上訪者越來越多的情況，必須正本清源，把“維穏”的重點放在糾正各級政府知法枉法上。地方各級政府，能依法辦事，法院能公正廉明，人民有冤情可以在當地解決，國家才能穏定。現在把維穏的重點放在加強公安力量和增加維穏經費上。警察力量不足，又在社會上募集一些良莠不齊的、甚至包括黑社會性質的人物，作為二綫“國保”，這是本末倒置，愈維穏愈製造社會不穏的做法。

我曾經多次在全國人大會內會外指出，公檢法的提法不當，把公安排頭的做法更不當。現在民間的看法是：“公安大晒”。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的權責有限，公檢法統一領導，完全發揮不了互相制約的作用。許多人還是脫不了“槍桿子出政權”思維，以公檢法為“專政工具”，無視它有相互制約和為民伸冤的一面。

人民期待權力得到制約

其實，中國的事情，並不是没有法律和政策，只是執行不暢。有人說“政策

不出中南海”，也許批評得過份一點，但也值得中央領導人深思。

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政府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互相制約又相互協調，確保國家行政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這話說得很好，可惜在執行中，不少地方就是變了樣。至於說到三個監督體系，即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更加與現實情況有頗大距離。其中的輿論監督，本應好好發揮，而且已有相當基礎。可惜宣傳部門，在“維穏”的框架下，對善意而合理的批評揭發，也加以禁制，屢屢發生粗暴的干預新聞報道和評論事件。雖然“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尊重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話是這麼說，但實際上並没有依照憲法保證人民有言論自由的承諾，還是槍桿子話事。公安部門的權力無限，由它衍生的所謂“國保”和“城管隊”等等以武力執法的部門和人物，許多都是欺壓老百姓的。執法是必要的，但利用執法的權力，行魚肉老百姓和欺壓老百姓之實的，普遍存在。何時能使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進行？何時能改變權力過份集中而得不到制約的情況？我們對習李新政寄以厚望。

一個“家是香港”的活動日前啟動，將在年內舉行多項活動，使港人增加對本港的光榮感和歸屬感。

香港真是一個平安的福地。人們關懷四川連續發生的地震的自然災難，不少同胞家破人亡，令人嘆息和同情。人們也關注美國受到的恐怖襲擊，以及連續發生的槍擊慘案。兩個世界最大的國家都免不了天災人禍，對比之下，香港的確是一個人間樂園。

香港有許多優勢﹕

第一，香港是一個最自由的地方，經濟金融貿易等自由不用說，政治上也十分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和示威遊行的自由。言論自由有目共睹，示威遊行無日無之。出版、集會、結社完全自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能完全兌現的地區。

第二，香港有法治。港人完全懂得用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没有錢打官司，可以申請法律援助。法院進行獨立審判，高官與庶民同罪。

第三，香港使用最低限度的警力。香港駐軍從來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也從來没有出動過。警察近年對一些越軌和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採取極度容忍的政策。只是有些滋事分子，高叫過度使用警力，混淆視聽。但一般市民看來，有的經常阻塞交通，亂抛雜物，非法在鬧市懸掛宣傳標語等等触犯法紀的行徑，都没有受到取締，是警方太軟弱了。

第四，香港對於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毫不留情地批評、謾罵以至侮辱，都從未受到控告或拘禁。即使有越過法律界限，政府當局也加以容忍。在港英統治時代，你敢公然侮辱英國女皇和皇室嗎。

戾氣超過祥和

第五，香港的綜援政策惠及不少貧苦的居民，已有的公屋和居屋，使逾半的居民有棲身之所。

香港的好處還有一些，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所以《獅子山下》這首家喻戶曉的歌，指出港人是“歡笑多於唏噓”。

但是去年以來，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生態完全變了。戾氣超過祥和，爭拗多過討論。有人還提出“佔領中環”以癱瘓香港，以挑動暴力對抗造成局勢緊張，這完全不是“家在香港”之福。

為什麼要把香港搞成這樣？香港不就是我們的家嗎？為什麼不提倡同舟共濟，而一定要撕裂社會呢？

政治上有不同看法，對政改有歧見，坐下來談好了。現在商談還没有開始，就建議訴諸暴力，這就說明建議者沒有家國觀念，希望“越亂越好”，希望“亂中取勝”。這種以廣大市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經濟運作為代價的“建議”，是負責任的嗎？

是大家發聲的時候了

大亂未必能帶來大治。內地過去的“文化大革命”便是一個慘痛的教訓。至今餘毒未清，甚且禍延我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現在香港的某些政客挑動的“佔領中環”也已經開始行動了。碼頭工人的罷工已由碼頭禍延至中環，至今没有平息的跡象。如果蔓延下去，就會和“佔領中環”接軌。對香港來說，是禍是福，不是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嗎？

“家是香港”運動啟動，雖然暫時還只是一個微弱的聲音，但對正直而沉默的多數港人來說，是一個啟示，是大家發聲的時候了。

李鵬飛老兄對我所寫的《不可輕視英國在香港的潛勢力》一文，似乎很不以為然。大概他認為英國人並没有在回歸後的香港布下綫眼和幕後操縱若干頭面人物，非常撇脫地撤離香港。如果不是李兄十分天真，便是他隠瞞了若干真情。

我並没有點名指責李鵬飛，也没有點名田北俊和周梁淑怡。他們既然要對號入座，那麼我們便來擺擺事實吧。

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其手法和時機都不成熟，結果泡湯。我在當年已著文加以評論，指出中央強推的謬誤。但當年是時機問題，而不是不應為“23條”立法。田北俊身在建制之內，榮任行政局議員，理應與特區政府商討善後之策。他竟不為此圖，以辭職倒戈方式博取彩聲，令特區政府陷於尷尬境地。而李鵬飛公然參加立法會門外反對23條群眾集會，聲稱自己也是民主派，並說如果強行通過立法，便會“血洗中環”。言論昭昭在目，我曾著文指“血洗中環，理據何在？”（見拙著《吳康民論時政》2005年天地圖書）。李當年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竟危言聳聽，“23條”立法會“血洗中環”，那麼，今天又有人主張“佔領中環”，豈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田北俊說唐英年是爛蘋果

去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由唐英年與梁振英對奕。自由黨支持原黨友唐英年，完全可以理解。當年三月，北京開“兩會”，自由黨多名要員與會，得知中央已經“轉軚”，不再支持唐英年，並希望選舉能順利進行，不應流選。但自由黨田北俊、周梁淑怡等人，回港後公開在電視上揚言要投白票，促使流選。為此製造政治混亂，公然與中央唱對台戲。你們不喜歡梁振英，便應支持唐英平到底。一如香港首富李嘉誠在投票之日，在眾多記者之前，在電視攝影機前明確表示投票給唐英年，還叫記者“不要搞錯”。態度鮮明，令人印象深刻。何以田北俊在日前回應記者詢問時，為他們投白票辯解，說是因為不想在“爛橙同爛蘋果之間揀”（見4月23日本報）。為什麼你們的黨友，你們長期支持的黨友，一下子變成“爛蘋果”了？你們也太絶情了吧。

李鵬飛曾被推薦當特首

李鵬飛以不持有英國護照為自己的“清白”辯護，這正是英國人高明之處。我在這裡還要向大家透露一個未為人知的秘密，正是這位没有封爵和領取英國護照的人，曾被推薦擔任第一屆香港的行政長官呢。

在香港回歸之前，有的人對香港九七後有疑慮，李鵬飛如果一貫愛國的話，應該多宣傳《基本法》對香港高度自治的保證。為什麼要和鄧蓮如去英國為25萬人爭取英國護照，取得居英權？李鵬飛說，“這當然不包括我自己在內”，是的，李的責任重大，另有重用，否則便會如鄧蓮如那樣，到英國去當上議院議員了。

我所說的“港英餘孽”，並不如李鵬飛所說的，是“形容以前香港的官和政治人物”。他是要把水搞渾，要我擴大打擊面，陷我於不仁不義。“港英餘孽”是一極小撮的人，絶不包括以前當過官的或政治人物。像新近選上全國人大代表的李少光、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現任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等等，都是我敬重的人物。當然還有很多我認識和不認識的。所謂“港英餘孽”，應該看他們的表現，特別是在關鍵時刻，即政治上處於一個緊急關頭的時候。俗語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是愛國愛港的，是維護大局的，還是在背後捅你一刀，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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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4-25- 明報

《大公報》獨家刊出習近平主席微服出巡，在京乘坐的士了解民情的故事。新華網站一度證實，後來卻宣布這是虛假新聞。《大公報》更連聲道歉，並說對此“深感不安和萬分遺憾”。

這件趣聞原來有人證物證。人是北京的士司機郭立新，證據是“習近平”為他題寫“一帆風順”四個字。

當然，字可能有假，但郭立新有名有姓，北京的交通管理部門，一查便知。更有趣的是，新華網開頭為何說“確有其事”，後來又稱之為“虛假新聞”呢。

我的看法是，以習近平上台以後的作風，既提倡深入民間，了解民情，又反對領導人出行清場封路。他輕車簡從，作出如此的一次微服私訪，極有可能。

況且，北京群眾，對“打的”之難嘖有煩言。既堵車，又無法乘上的士，交通是京城的一大問題。習近平想了解一下，正像他近幾個月來，頻頻了解軍隊、地方，企業各方面的情況一樣。他既提出新八條的規定，自己當然要展現新人事新作風。因此，乘坐一次的士，有何不可？

報道有人證物證

報道說，這位叫郭立新的的士司機，平時的外號叫“時事評論員”。北京的士司機，喜歡與乘客討論時事，是眾所周知的。我自己也碰上好幾回。特別是我當全國人大代表時，在“兩會”期間，的士司機更喜歡與乘客討論時事政治，而且十分大膽。所以這位郭立新，便與“習近平”從北京的隂霾天氣談起，以至說及治國理念。談呀談的，到了紅燈停下來的時候，郭立新把這位坐在旁邊的乘客認真一看，才忍不住問一聲，“有没有說您像習總書記？”

如果他是假的，應該立即否認；如果他是真的，但不想人家知道，也應該否認。但這位“習近平”並没有否認，還樂意應邀為的士司機寫上“一帆風順”的題字。

事情實在是太巧了。

本來，高級官員責任重大，當然應該保衛。但也不應造成“生人勿近”，封路攔車，十分“大陣仗”的現象。多年前報載當年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背着孩子上街買菜的新聞，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事。美國總統多次受到行刺（近如肯尼地和列根），在中國也不會發生。但是不是說明十分擾民的過分封路清場以至戒嚴在任何時候有必要呢？

說是虛假，疑點重重

習近平乘的士了解民情的新聞，我認為有七八成是真的。第一，作為親北京的報紙《大公報》，不會無事生有的製造這則假新聞。第二，北京的新華網和交通部門何以率先證實確有其事，隨後又稱之為虛假新聞？第三，假如那是假的，那位假的習近平為什麼不現身加以闢謠，說只是和司機開了一次玩笑？

比較可能的答案是，習近平的確有這樣的一次微服出巡乘的士的事情。坐在後座的便是他的保衛員，也許跟在的士後頭的還有一架保衛的車輛。但習近平或者中央有關部門，不願意張揚這一類微服出巡的故事，以免影響往後的出巡活動。

有没有“假”的習總書記？只有那位坐在郭立新司機旁邊的人出來作證，才能解開疑團。

2013-4-25 東方日報

英國曾經是“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它的殖民地遍布五大洲，它有統治各色人種的豐富經驗。特別是對香港這個十分特殊的殖民地的百年統治，更經歷戰後從老殖民地統治手法到懷柔政策的轉變，並要與一個堀起的東方大國中國打交道。

英國的特務情報工作更是十分到家。它的軍情五處（MI-5）和軍情六處（MI-6）統率英國國內外的情報工作，情報特務遍布全世界。在香港，回歸前夕的布政司霍德和中策組首席顧問顧爾特，頗為知名，他們就是軍情六處的人。至今仍經常來港活動，並在財團機構挂職。香港每有重大政治事件，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

現代大英帝國雖然已經衰落，人們的眼光集中在美國這個霸權主義國家的一舉一動。在香港來說，似乎國際活動指揮中心在花園道的美國領事館，卻忽略了英國人的潛勢力和活動。美國的“光芒”掩蓋了大英帝國的落日餘霞。

香港政治生態重大變化

當前，香港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在國際上，美國對中國的堀起，認為可能來年會與美國爭鋒，於是採取圍堵中國的政策日亟。在亞洲的大小打手更紛紛爭取表現。小如菲律賓陸續在南海上撩事生非；大如日本居然以購買釣魚島來挑起領士爭端。如果不是忽然殺出一個“爛仔”北韓以核戰相威脅，中日矛盾可能升級。

但美國利用香港作為圍堵中國的“橋頭堡”，已是不爭的事實。美國在幕後操作的一些香港的政治活動，也是不言可喻。既然大英帝國没落，人們不免經常把外國勢力的活動，聚焦在美國。

當然，美國有錢有勢，在世界戰略部署中，既然頗為重視亞太地區，在香港活動唱主角戲，理所當然。人們把目光聚焦美國，忽略英國，自是順理成章的事。

英國在港有潛勢力

但是如果忽略英國人的作用和潛勢力，那將會大錯特錯。英國至今仍在香港具有重要影響，不僅他們在金融、貿易、地產等方面實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人脉關係。英國統治香港多年，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之始，他們便銳意培養他們的代理人，而且“卓有成績”。他們吸收一些骨幹分子，參加核心組織，甚且加入MI-6。在公務員隊伍和工商各界，都通過利害關係、當然也有意識形態上的反共共同理念，形成一定的親英勢力。

英國人還有一個殺手鐧，就是善於抓住一些人的辮子，作為來日死心塌地為他們服務的“緊箍咒”。你不聽話，便爆出你的隠私。在他們的反共殖民統治時代，他們就是用稅務局和政治部來恐嚇敢和親北京人士來往的人。特別是工商界和專業人士。你不聽話，就用稅務局來找你的碴子；再不屈服，便由政治部把你遞解出境，完全不用經過法律手段。

英國以人事檔案作武器

英國人在殖民地訂定的法例如毛，但有的就是備而不用，有需要時才引來收拾不聽話的人。例如數十年前對公務員房屋津貼的法例本來不太合理。居於自置物業的没有房屋津貼，居租賃屋宇的才有。因此引致不少公務員相互向對方物業租住而居。這在當時是公開的秘密，我們這些局外人都知道，當年甚少加以控告。但在梁振英新班子中擔任發展局長的麥齊光，一上任便被揭露二十多年前“騙取”公務員津貼的行為，被迫下台。是誰挖出這個陳年老帳？不說自明。

英國人在統治香港時積累的人事檔案和其他秘密檔案多如牛毛，在當前的政治鬥爭中，正是一個重要的“武器庫”。而英國人培養的“幹部”，也作“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的打算。

檔案是死的，人是活的。現在正是“劍出鞘”的時候了。

港英餘孽的四個梯隊

所以我把這些港英餘孽，分為四個梯隊，就是因為有些已陸續露面，有些是猶抱琵琶半掩面，有的還是隠藏不露。

港英餘孽的第一梯隊的代表人物是陳方安生。她是港英當局培養準備當特首的首選。所以香港回歸時是第二把手。但此人持才傲物，沉不住氣，終於自我爆炸，錯失良機。現在她力圖成為泛民主派共主，可惜氣數已盡。但她經常不甘寂寞，常常出場表演，正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共主之夢，只在夢中。

第二梯隊目前還在台上。中央為了縮小打擊面，仍讓他們佔有一定的榮譽職位。但在去年特首選舉一役，他們公然與中央唱對台戲，主張投白票以促進流選，暴露了港英餘孽的面目。

第三梯隊若隠若現，關鍵時刻出來幫腔，有時也唱唱反調。但還不敢完全豁出去，變成一個雙面人。

第四梯隊現在還隠藏不露，屬於“長期埋伏，以待時機”之類，這裡就不便“畫公仔畫出腸”了。

英國潛勢力不可小覷

香港政治生態之複雜，在近一年表露無遺。既有內在的利益集團的興風作浪，也有圍堵中國的國際勢力干預，這是眾所周知的。但英國人和港英餘孽所起的作用，卻有不少人忽視了的。人稱英國是老牌帝國，老牌就是老牌，經驗豐富，人脉廣泛。俗話說，“爛船仍有三分釘”，英國人在香港的潛勢力，不可小覷﹗

2013-4-23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