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康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既然己經接管前任曾慶紅的有關黨內職務，那麼，相信他便是當前中央主管港澳工作的領軍者。永不言休而熟悉港澳情況的港澳辦主任廖暉，仍然是他的得力助手。加上即將扶正的駐港中聯辦副主任彭清華，駐澳中聯辦主任白志健，還有代表人大參與港澳事務的盛華仁，國務院的唐家璇即將退任，接替他們的將是新人。還有全國政協或中央統戰部的代表，大概就是這麼的七八個人，組成中央的港澳協調小組的班子。
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說他贊成香港應有兩位全國人大常委。除了幾個月來炒得很熱的范徐麗泰之外，如果高祀仁也算是“港人”的話，那麼應該勉強可以說是兩個。
高祀仁在本屆人大應該會就任人大常委，還會擔任某個人大下屬委員會的主任或副主任。但這樣，他將調離香港，到北京就任。位居中共中央委員的彭清華則將扶正。
關注香港立法會選舉
中央的港澳協調小組的人選有所調整，這是正常的對年齡逾線者的調整，並無政策調整的內涵。中央對港澳政策是一貫的，總的就是要求繁榮穩定，經濟上持續發展。胡錦濤主席在會見港澳代表和委員時講了四句為了香港好的話，這是衷心的。中央對香港別無他求，既不從香港徵稅，駐軍也不用香港負責擔軍費，相反，多年來還從多方面給香港支援。所以，中央對港澳的政策，在新屆政府產生後，並無調整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賈慶林在參加港澳地區政協委員討論中發表談話，提到香港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在筆者的記憶中，中央高級領導人，政治局常委、在公開塲合中評論香港立法會選舉，這似乎是第一次。
他把香港的政治發展和立法會選舉，議事格局，聯系在一起來說，並且指出﹕“事關長遠，影響重大”。說要確保“立法會選舉按照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依法設立”。
工作重點是指導政制改革
自從去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2012年行政長官不實行直選，2017年將肯定可以直選以後，香港的各類選舉和進程一直受到中央的密切關注。選舉制度確定以後，具體的選舉事務是香港的內部事務，按照一國兩制的精神，中央不會干預。但由於要立法會內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才能決定立法會新的產生辦法，因而今年立法會選舉的席位争奪，將比歷屆劇烈，這才特別引起中央的注意。
相信中央的港澳工作領導班子，今年的關注重點，仍然是香港的政制改革。而且，按時間遠近來說，近程的是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程的是2012年兩個選舉的改革，遠程的是2017年特首直選的設計和安排。
習近平新接手工作，而且他的工作重點，該是全黨全國的組織工作和人事安排，也還涉及其他全局性的工作。港澳工作方面，相信他仍會倚重廖暉和彭清華了。

(方銳敏現場記錄080711)

吳康民答記者問

● 吳康民 ○記者

●相信大家為書名《誰是2012行政長官?》吸引而來，本人並非有甚麼神機妙算，也沒有中南海的貼士，只是按常理的分析而已。

今次幫我寫序和來函的，三位司長和梁生、范太都是我的老友，冇托手肘，個個有料到。因此有人聯想到，下一任特首候選人，可否在這五位之內可尋？

○ 這幾位有甚麼優點？

● 他們都是社會上的高層，個個都是精英，如果沒有其優點做不到此位。

○ 假設他們都有機會，你有甚麼贈言給他們？

● 四年之後的香港將變化很大，選舉辦法也不同2017年普選，2012 是中途站，是承前啓後的階段，誰出來競逐，選民對他們都要求更高，他們要準備充份，下一屆雖不是普選，但民意支持和選票也很重要。好像曾蔭權就是有選票、有民望當選，又得到中央的支持。

○ 你說下一任是承前啓後，那麼曾蔭權民望跌得這麼厲害，你有甚麼錦囊給他？

● 很難對曾蔭權民望下跌有深刻的分析，有兩個因素是很難由他負責的。第一，經濟不好，國際油價高企，造成通貨膨脹，物價高企，怨聲載道，升斗市民的不滿情緒放在曾特首上。

第二，今年是選舉年，為了造勢，大家要找課題搞吓，尤其是政治焦點，批評特區政府是可以取選票的，於是亂箭四射，阿頭便亂箭穿心。憑良心講，他沒做錯甚麼。今天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有個人、社會、經濟、選舉各方因素構成。

○那麼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選拔，算不算失誤？

● 副局長問題我也有文章批評過，是做得不太好，政治助理的選拔和薪酬處理也不太好；但政府又不能不培養人才，治理團隊增加新血是應有之義。左中右各方人士都有批評處理不當。

○ 你剛才提到的個人因素是指甚麼？

● 習近平副主席肯定曾生的工作，對曾生挽回民望有助；但相信對他也有批評，習近平主力北京奧運，他來港是檢查香港對馬術奧運的準備，領導人在聽匯報時竟跌了兩條「通」下來，所以習主席要他對馬術奧運親自掛帥、親自過問，叫他不要交給其他人，這是有批評因素的，可以這樣解讀。

我就事論事，曾生做特首以來，有得有失，成績可以肯定。但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做錯一件事就好難頂了。

○ 請再說你剛才指的個人因素？

● 任何社會都有個人因素存在的，即使領導一哥，在法治社會，都會受法紀制約，好像布殊低能，衰到貼地，也受法治制約。曾蔭權的個人水平，當然對施政會有影響，他有甚麼個人因素？讓我想想，再寫文章。

○ 對副局長的國籍問題，您是怎樣看的？

● 副局長也是剛剛上任，有些還未到位，談論是過早了。副局長的國籍，法律上是沒有問題，但道義上需有承擔。

○ 您看曾蔭權民望下跌，會否步董建華的後塵下台？

● 我看不致於，除非馬術奧運搞到雞毛鴨血，被破壞亂成一團，使國家顏面受損。關鍵在8月，重中之重，不容有失。

○您對「三權分立」有何解讀？

●香港實施西方的「三權分立」，在某些國家也非平起平坐，立法對行政也有制約。中國不喜歡「三權分立」，源於鄧小平說過一句「美國三權分立，等於三個政府，法官／行政／議會，互相扯皮。」鄧小平重視效率，中國不行「三權分立」，在中國是禁區。不過我認為，這「三權分立」既有扯皮問題，也有互相制衡，有其優點；應揚其好的，棄其不好的。習近平主席習慣合作，互相支持，他實際沒否定香港「三權分立」的意思，他只是補充，有合作有支持更好而已。

近年來，旅遊發展局的負面新聞不少，最近，爆發了前總幹事臧明華為自己及家人用公帑購買超豪保險的醜聞，於是立法會說要調查，新任旅發局主席田北俊說要追究，鬧了一陣子，立法會帳目委員會的調查報告，結論是要追回臧明華的14萬醫療保險費的差額。田北俊煞有介事地要限期退款，臧明華郤扮委屈失踪。最後，願意交還，此事就此了結，這是政客們把大事化小的一大傑作。
旅遊發展局多年來做錯的一件事，就是對臧明華買保險多佔便宜14萬？
　　誰都知道，14萬元，對旅遊發局多年來多投入少成績的總體表現來說，只是小事一樁。不去追究旅發局工作的整體表現，多年來對香港旅遊事業是否作出應有的貢獻，而突出一件佔小便宜的事件，這是以一白遮百醜，偷龍轉鳯的手法，掩蓋旅發局存在的種種問題。

新加坡、高雄搞得出色

旅發局的成立，原本是為了推廣香港的旅遊事業。香港的地理環境適中，政治地位特殊，雖然景點不多，但遊客甚眾。數年來內地放寛自由行之後，由於內地同胞經濟收入增加，來港旅行和消費的有大幅增長。按理，旅遊發展局應有新思維，應該更有創意地把發展香港旅遊事業作出貢獻。
新加坡是一個小國，地小景點不多但人家發展旅遊事業，搞得有聲有色。光是幾個美食的大排檔區，已經十分吸引遊客。一個聖淘沙島，本來並不怎樣出色，但人家就是搞出了飛禽公園、植物園、虎豹公園、龜魚島等等，成為旅遊勝地。
最近筆者乘郵輪登陸台灣高雄。人家歡迎游客熱情，臨時設立特產商場，調動多輛多線的免費巴士，方便來客。這些並不是難度很大的工夫，但香港旅發局有考慮去做嗎？
　　香港本來可以是美食之都，不應由新加坡專美。但上環的“大笪地”無疾而終，各區的老大排檔也逐漸式微。內地各式美食原本來港落戶最為方便，但缺乏有關政策和租金昂貴，香港美食竟不及新馬和台灣。除了阿一鮑魚，香港美食還有什麼可以眩耀的呢。
　　至於景點，只有海洋公園最為成功，但這並不是旅發局的功勞。廸士尼樂園仍然讓香港吃了大虧。昂平360新聞頻頻，停開時有所聞。從未聽說旅發局對發展香港吸引游客的景點建設作出建議。
香港商品正貨原是有信譽的，許多內地遊客來港，購物原是一大重點，也是對香港經濟有貢獻的一個方面。但宰內地遊客，以假當真，以劣作優，以低價貨充高價貨的不良行為，更不是個別的。旅發局又有没有監管或提出什麼積極改善的建議呢。

旅遊事業要大翻身

藉這一次審查前旅發局總幹事臧明華退回醫保費差額作為契機，筆者認為是微底改造旅遊發展局的時候了。
旅發局的主席應找一位對旅遊事業有經驗，有熱誠、有創意的專業人士來擔任，或至少找這樣的人來當總幹事。旅遊事業是香港經濟的幾大支柱之一，豈能只作政治酬庸？旅遊事業是涉及公眾利益也是公眾最有發言權的事業，應該廣泛咨詢，集思廣益。並參照各旅遊大國的先進經驗，使香港旅遊事業徹底來個大翻身。

　　　　　　　　　電郵﹕[email protected]

奧運聖火傳經中國香港，再進入內地，就是到達西藏，相信也將順風順水，一路平安。這一次聖火傳遞，先是有藏獨分子煽動在拉薩的騷亂，接着在英、法、美等西方國家，都有干擾和破壞活動，其中以在法國巴黎，暴徒暴力搶奪來自中國的傷殘女火炬手金晶的醜惡的一幕，最為令人揪心。

西方某些有影響力的主流媒體，如CNN一面倒地指責中國蔑視人權，鎮壓西藏人民的“正當要求”。CNN的主播卡弗蒂不指責在巴黎暴力搶奪殘疾女火炬手金晶的暴徒是“打手和流氓”，反而將這個骯髒的字眼指向全體中國人民。這不僅激怒了十三億中國人，連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和華僑都動員起來了。多年來所罕見的世界各大城市的華人抗議示威，此起彼落，參加人數數以萬計。這種海外華人的愛國熱情和凝聚力，成為這一次聖火傳遞中，由西方反華勢力精心策動的行動，迸發出的一次反映中國民心的副產品！

對中國現狀了解不足是關鍵

　　奧運聖火傳遞之後，北京奧運開幕之前，是不是有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的呢。

　　國際反華勢力，所以能在北京奧運舉行前夕，掀起這樣的一場反華浪潮，並藉西藏問題和聖火傳遞，使對中國不利的訊息迅速擴散。這說明，對中國現狀的了解不足，對西藏問題的了解更加不足的西方人士，決不是少數。一小撮人的反華叫囂，決不能惹起這樣一場風波。

　　中國共產黨有宣傳部門，這是西方大國所没有的。但這個有龐大的機構，有中央的支持和豐厚的經費，在對外宣傳方面，究竟起過的作用如何，值得重新評估。

　　在這次的風波中，美籍華人、著名演員和導演陳在美國主流報章撰文為中國辨護；上海＜文匯報＞駐巴黎記者上法國電視台與法國人辨論；香港董建華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闡明中國對西藏的政策；對中國友好人士、美國休士頓大學教授M.J.ECONOMIDES把希臘、美國和中國聯系起來，肯定中國在經歷一連串的波折，最終會取得在世界上的公正地位；但這種人畢竟還是少數。為什麼我們不能在國際上發出更多更強有力的聲音?

對外宣傳頗為差勁

中國人能講流利的外文的人士不少，為什麽不能組織更多的這類專業人士在國際宣傳中發揮作用？中國的對外宣傳報刊不少，包括一些外文的報刊，但收效甚微。不是少不了一些宣傳八股，就是不能用外國人喜聞樂見的語言去表達。電視台也是如此。

　　除了宣傳之外，在争取外國，特別是一些西方大國的有影響力人士的工作也做得不够。老實說，國民黨蔣介石在位的時候，他倒是很重視對美國的聯絡和宣傳工作的。他的妻子蔣宋美齡，便是一位很有本領的宣傳員，在美國的多次演講博得了掌聲。對美國眾、 參兩 院的某些議員，國民黨政府也極盡籠絡之能事，雖然手段並不乾淨。

　　我們的宣傳部門，對一些自認為有損當局威信的訊息和言論，只懂得限制和禁止，從來不想積極疏導和正面回應。下級機械地執行上級的禁令，以至出現了今年“兩會”結束時，溫家寶總理批評達賴的話語在熒幕上被遮蓋掉的滑稽事。

　　總而言之，今天檢討我們在國際宣傳和團結友邦人士的不足，絕對有必要。以中國人愛好和平的秉性，經濟發展形成的實力，實在有條件讓外國人更好地了解中國。只要人們不抱成見，在了解真相以後，必定會歡迎中國的堀起和與中國友好往來！

官僚主義和過左思維仍然存在

　　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以後，中央在西藏投入了數以百億的資金，發展西藏經濟。西藏自治區的G.Ｄ.P 50多年來增加了100倍。適齡兒童上初中、小學的入學率從2-3%上升到90%，過去的貧苦農奴大多翻了身，對藏胞實施了許多優惠政策。

但應該承認，官僚主義和過“左”的思維仍然存在。不少漢族幹部還不認識藏胞對宗教的虔誠比吃飽飯還重要，看藏胞“五體投地”的崇拜精神可見一斑。因此，光是發展西藏經濟還不能解決西藏地區的社會矛盾，必須同時在宗教和文化上下工夫。

西藏的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繁榮，帶來了商機，青藏鐵路的通車使入藏更方便，不少漢族同胞會到西藏特別是拉薩開店子，做生意。中國人（主要是漢族）是做生意的能手，世界聞名。過去東南亞某些國家，主要是印尼的排華風波，都是當地民族認為華人佔了他們的便宜，有時候會採取激烈的手段。連西方國家意大利和西班牙，不也發生過排華、燒鞋，打砸搶華人商場嗎？拉薩所以出現一些流氓搶砸漢族商店，殺害店員的暴亂事件，除了藏獨分子的煽動之外，對漢族商人眼紅也可能是個原因。

達賴是關鍵人物

　　達賴是西藏問題的一個關鍵人物。他也許己為激進的藏獨分子所架空，也許只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着棋子。但是他現在郤到處跑，又能用英語與西方人士對話，更帶着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所以對他的政治能量不可輕視。

　　達賴口口聲聲說不謀求西藏獨立，但又要求在中國西南組織大藏族自治區（即除西藏還要包括青海、甘肅、青海、四川等地），實行“高度自治”。其野心原本昭然可見，但因為他的“和平”口吻，很能迷惑和欺騙一些西方群眾。

　　達賴口口聲聲要進行談判，其實談判一直在進行中，最近達賴又已派代表到深圳談判。可是我們對談判所發布的消息比較生硬，也不公布詳情。只是說達賴堅持搞“藏獨”，究竟達賴集團堅持甚麼，他們提什麼要求，我們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談判的透明度呢。

　　中國的政治評論家周瑞金說得對，對達賴“簡單地貼上政治標籤甚至進行人格辱駡”，“並不能在政治上搞臭和打倒對方，反而在精神文化層面給國際社會留下個迴避交流對話的生硬粗魯形象”。

　　魯迅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又說，戰鬥也應是“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這才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看來，對於西藏問題，無論是施政或者談判，都要有新思維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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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不知道CNN的主播卡弗蒂是什麼底子，但他肯定是個頑固的反華分子。不然不會說出中國貨是“垃圾”，中國人民是“一群暴民和匪徒”的惡毒話語。

中國的抗議得到CNN的回應，它說針對的是“中國政府”而不是“中國人民”。但這是來自官方的抗議喲，被針對的“中國政府”，怎麼會收貨呢。

但此事肯定没有下文。美國政府是說這不是官營電視台，他們無權干涉。CNN的營運正走下坡，樂得有中國政府這個大捧場客，抬高了他們的身價。

法國的家樂福超市肯定相當無辜，除非有證據他們的老板公開的反華言論，或用資金幫助藏獨分子。要扺制這家超市，理由郤不太充分。

但中國人在這場有後台，有計劃有步驟掀起的反華風潮中被激怒了，而且針對的又是廣大公眾喜聞樂見的奧運會。而在北京舉行奧運會又被認為是中國百年來的榮光。你說民族主義也好，民粹主義也好，群情汹湧，網上聲討的聲音是可以理解的。

加溫對雙方都不利

但是，目前不是加溫的時候。加溫對奧運會的順利進行不利，對中國的國際形象不利，對構建國際和諧關係不利，對西方大國與中國的關係也不利。煽起仇恨之火，只對藏獨分子和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有利。

奧運的日子越來越廹近，在這三個多月中，最好是營造和諧氣氛。如果到七月的時候，還是今天這個劍拔弩張的樣子，這個奧運能開成一個最好的、成功的奧運嗎？

英、法、美聖火傳遞的騷亂高潮己經過去，聖火經過最“惹火”的印度也萛順利。今後在亞洲的傳遞，大概不會有大問題了。聖火傳完，盡量不出新問題，百天內，平平安安，就可以達致北京奧運順利進行的目的。

少安毋燥，切忌情緒化

所以，當前中國人首先要克制，不要再鬧扺制家樂福之類的風波。對於某些西方政客為“博出位”而發表的反華言論，也可以置之不理。至於CNN，記它一筆賬就是了。難道你能取消它在中國的落地權？如果走向極端，恐怕會引起西方人士到華經商、旅遊等等的訊息知情權，增加更多的對立面，所以只能用軟的。

國際反華高潮，相信不可能一浪接一浪，步步升級。反華是個雙刄劍，既刺痛中國，也害了自己。卡弗蒂說中國貨是垃圾，請問他有没有用過中國貨？美國人天天要找中國貨的喳子，但他們離開中國貨就差不多不能過日子。這幾個西方大國，反華最劇烈，但是，波音飛機，空中巴士，能少得了中國這個大戶？

少安毋燥。一般羣眾情緒激動是可以理解的，但高級幹部，切忌情緒化，慎之慎之。

江南寫＜蔣經國傳＞，並以身殉。江南以大量翔實材料，從蔣經國出生，留俄、任職江西、上海“打虎”，以至到台灣後的種種，描繪得條理分明，十分可信。同時兼及對其人的性格、思想活動的刻劃。把一個在權位核心的蔣經國，分析得淋漓盡致。其中又往往涉及其父蔣介石，雖着墨不多，但一個大獨裁者的形象，同樣若隠若現。當年小蔣看到此書，顯然拍案大怒。他未必立即動了殺機，但其手下心領神會，自然有人出謀獻策，指令駐美特務，聯同黑道打手，將江南槍殺。

　　這件慘案轟動美國和台灣，而且因此產生反效果，傷害美台關係，破壞了蔣家再傳位於第三代。而且從封建迷信來說，蔣家因此差不多己經絶子絶孫，蔣介石一代梟雄，竟落得個兩代不得入土為安的下塲。

蔣氏父子的白色恐怖

　　蔣經國的出生，與父親的關係，留學蘇聯的活動，在抗日戰爭正酣時回國重投父親懷抱，往後的政治生涯，在蔣介石悉心裁培提拔之下接任大位。其性恪和思維揉雜着蘇聯斯大林時期的冷酷專制，蔣介石的心狠手辣，退守台灣時的草木皆兵，權争中的不擇手段。終於“壯志”未酬身先死，而且選了一個斷送國民黨前程的李登輝接班。蔣氏父子如果泉下有知，當將相對啜泣，嘆道報應如斯！

　　蔣氏父子被迫退出大陸，龜縮於台灣之際，不自檢討兵敗如山倒實是貪污腐敗失去民心的結果，反而認為是“匪諜”厲害，因而在台灣採取“堅壁清野”，白色恐怖的辦法。老蔣以蔣經國主掌情治部門，就是信不過別人，而且自覺四面楚歌，因而排除異己，以增加在孤島的安全感。剛在台灣喘定立足時郤把兩員文武大員吳國楨和孫立人，整肅下台。蔣在統治大陸時的所謂“四大家族”，也在蔣氏父子權力重組中，更在蔣介石銳意傳位蔣經國的政壇布局中，一一被踢出局。

蔣經國的“肅清主義”

　　江南對於蔣氏父子在台灣的“大屠殺大恐怖”、“血腥遍野、肆無忌憚”的分析，說是繼續貫徹打殺共產黨的一貫政策，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走一個的“肅清主義”。再加上主事者以抓人破案邀功，以此達到升官發財目的。於是孫立人，郭延亮案、柏楊、李荊孫、雷震案，均與“匪諜”有關。至於無辜平民被枉捕枉殺的更不計其數。

蔣經國統治後期，曾被軍法審判判刑的國民黨外政界人士有施明德、黃信介、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秀蓮、林弘宣等人，陳鼓應、許信良、陳婉真等則被“流放”。至於陳水扁，則未經此磨煉。

其實江南寫＜蔣經國傳＞，對小蔣有褒有貶，並非一面倒的批評。他的此書並未完篇。他在結尾中還說﹕“千秋功過，無疑的，他將得到歷史的肯定”，算是對小蔣留有很大的餘地。當然，江南也未料到，這本未完篇的書，會為他惹來殺身之禍。

馬英九原罪感

馬英九這個國民黨的新生代，當然不能也不該為台灣人認為是“威權時代”的暴政負責。但因近年陳水扁利用台灣人對那段蔣氏父子的白色恐怖的不愉快回憶，標簽為外來政權及大陸人對台灣的壓廹。於是藉倡導本土化，不僅要消滅一切蔣氏父子的統治象徵，進而篡改教科書，提倡講台語，甚至叫囂要消滅漢字。這比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篡改教科書和侵華歷史有過之而無不及。

面對陳水扁等的瘋狂挑戰，馬英九等原本應該理直氣壯地還擊。這種撕裂台灣族羣、去中國化難道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嗎？

但馬英九不為此圖，不僅没有主動還擊，而是背負原罪，被陳水扁一伙打得昏頭轉向。既一再辯白自己是台灣人，是新台灣人。又一再營造本土化的形象，跟着民進黨的屁股跑。

國民黨選情並不樂觀

馬英九在選舉中，最不堪的是打防禦戰。人家說國民黨是外來政黨，他就準備去掉中國兩字，或加上台灣冠詞。人家叫囂“台灣獨立”，他便說“台獨”可能也是一個“選項”。人家要“入聯公投”，他也來個“返聯公投”。總之，人家要你叫，你便叫，要你跳，你便跳，這哪裡像一個有能量、有承擔、有智慧、有良謀的政治家呢。

不僅如此，在選戰中，馬英九老是被動，老是應接不暇。在一些關鍵時刻，人家挑出一些小毛病來作攻擊口實，從什麼貪污特別費，到甚麼持有美國綠咭，到家人買賣股票，凡此種種，竟使他一直在挨打之中！就是同塲辯論，也只有防禦的份兒。這位“清 白 先生”，為什麼總是有點負罪的感覺呢。

國民黨的選情到今天仍然並不樂觀，黨內更缺乏強有力的幹部和清廉之士。反之，郤不乏擬在國民黨重新登台而前來分贜的傢伙。政黨輪替，如果換來的又是一班貪圖私利的政客，台灣前途同樣也並不樂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既然己經接管前任曾慶紅的有關黨內職務，那麼，相信他便是當前中央主管港澳工作的領軍者。永不言休而熟悉港澳情況的港澳辦主任廖暉，仍然是他的得力助手。加上即將扶正的駐港中聯辦副主任彭清華，駐澳中聯辦主任白志健，還有代表人大參與港澳事務的盛華仁，國務院的唐家璇即將退任，接替他們的將是新人。還有全國政協或中央統戰部的代表，大概就是這麼的七八個人，組成中央的港澳協調小組的班子。

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說他贊成香港應有兩位全國人大常委。除了幾個月來炒得很熱的范徐麗泰之外，如果高祀仁也算是“港人”的話，那麼應該勉強可以說是兩個。

高祀仁在本屆人大應該會就任人大常委，還會擔任某個人大下屬委員會的主任或副主任。但這樣，他將調離香港，到北京就任。位居中共中央委員的彭清華則將扶正。

關注香港立法會選舉

中央的港澳協調小組的人選有所調整，這是正常的對年齡逾線者的調整，並無政策調整的內涵。中央對港澳政策是一貫的，總的就是要求繁榮穩定，經濟上持續發展。胡錦濤主席在會見港澳代表和委員時講了四句為了香港好的話，這是衷心的。中央對香港別無他求，既不從香港徵稅，駐軍也不用香港負責擔軍費，相反，多年來還從多方面給香港支援。所以，中央對港澳的政策，在新屆政府產生後，並無調整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賈慶林在參加港澳地區政協委員討論中發表談話，提到香港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在筆者的記憶中，中央高級領導人，政治局常委、在公開塲合中評論香港立法會選舉，這似乎是第一次。

他把香港的政治發展和立法會選舉，議事格局，聯系在一起來說，並且指出﹕“事關長遠，影響重大”。說要確保“立法會選舉按照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依法設立”。

工作重點是指導政制改革

自從去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2012年行政長官不實行直選，2017年將肯定可以直選以後，香港的各類選舉和進程一直受到中央的密切關注。選舉制度確定以後，具體的選舉事務是香港的內部事務，按照一國兩制的精神，中央不會干預。但由於要立法會內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才能決定立法會新的產生辦法，因而今年立法會選舉的席位争奪，將比歷屆劇烈，這才特別引起中央的注意。

相信中央的港澳工作領導班子，今年的關注重點，仍然是香港的政制改革。而且，按時間遠近來說，近程的是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程的是2012年兩個選舉的改革，遠程的是2017年特首直選的設計和安排。

習近平新接手工作，而且他的工作重點，該是全黨全國的組織工作和人事安排，也還涉及其他全局性的工作。港澳工作方面，相信他仍會倚重廖暉和彭清華了。

卡斯特羅在位時宣布退任，這是他不願意一如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般地死在任上，也是他不想留下一個「終身制」的聲名，令世人認為這些「共產國家」的領袖，總是留戀權位到人生的最後一刻。

斯大林、毛澤東和金日成，都是倡導個人崇拜，一個比一個青出於藍，但留下的聲名並不太好。卡斯特羅並不倡導個人崇拜，在古巴街頭巷尾，並沒有看到他的像片和表功建築物。他在古巴掌權比上述三位領導人還要長，他不留下個人崇拜的痕跡和及時退位，使這類在「共產國家」出現的特殊現象終於絶後。應該說是樹立了一個好榜樣。

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際上掌握了最高權力，但他從不擔任黨和政府機構的第一把手，也不到處留名。但他在中國的實際影響力和功績，遠超他的前任和繼承者。

筆者曾考察古巴

卡斯特羅領導的是古巴這樣的一個小國，面積不過是十一萬餘平方公里，人口不過是1100多萬。但半個世紀以來，就是抵禦了近在身旁的超級大國──美國的軍事入侵，經濟封鎖，它屹立在美國的拉丁美洲後院。國家很窮，但窮得有志氣。如果它是一個貧富懸殊、特權處處的貪腐政府，那麼，不用美國用盡吃奶的力量來扼殺它，它也會不打自倒。相反，正是他們政府的廉潔，重視教育和醫療福利，使人民得到温飽，所以即使窮困，但人民活得平等公正而愉快，並使美國無機可乘。

正是對這個小國的特殊政治生態的好奇心，筆者在1998年曾東渡重洋，前往這個國家作實地考察。雖然時間短暫，但既看到該國城巿建設的破舊落後，也看到他們人民快樂而愉快的生活。海灘上充滿著渡假嬉笑的人羣，酒吧裡同樣坐滿休閑談笑自若的男女。

古巴人的精神象徵

古巴實行大中小學的義務教育，它的醫療水平不差，經常向拉丁美洲各國輸出醫生。古巴樹立了榜樣，使拉丁美洲不少國家近年陸續向左轉，親近古巴，不賣美國人的賬。卡斯特羅晚年，可以高興地說一聲：「吾道不孤」。

半個世紀以來，美國武裝入侵和經濟封鎖都不能奏效。轉而千方設法策劃暗殺卡斯特羅。美國中情局和一些流亡到美國的反卡斯特羅古巴人，一直在找尋暗殺他的「奇招妙法」，但都沒有獲得成功。反而為英國的一家電視台提供了一齣轟動一時的記錄片：《638種暗殺卡斯特羅的方法》。

對於現代古巴，無論卡斯特羅退位與否，他將永遠成為古巴人的一個精神象徵。在古巴街頭，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何塞‧馬蒂的雕像，可以看到與卡斯特羅並肩作戰的切‧格瓦拉的像片。但不靠雕像形象來樹立權威的卡斯特羅，則可以在數十萬人的集會中演講幾個小時，而一直受到並不言倦的群眾掌聲雷動和震天動地的歡呼。筆者雖然沒有機會親眼看到這個情景，但相信這種不搞個人崇拜反而引起群眾發自內心表達出的對領袖的親和力。

得道多助，吾道不孤

吾道不孤，卡斯特羅目前至少有委內瑞拉的查韋斯這位親密戰友，玻利維亞莫拉萊斯、巴西盧拉、烏拉圭巴斯克斯這些盟友，還有着若干政治友好。拉丁美洲民眾的覺醒，不再容許美國把中南美洲作為美國後院那麼進行經濟搜括，也不再在政治上當上美國的僕從。這是拉丁美洲人民的覺醒，也是美國單邊霸權和利已主義的自食惡果。而古巴的獨立自主和敢於抗擊強權的榜樣，也對他們有一定的精神感召。

卡斯特羅的領導，要頂住國際國內沉重的社會壓力，如果不能小心地維護社會利益分配的基本公正和穏定，維護「要窮大家一起窮」，減少公眾在社會現實上的心理不平衡。他的政權不可能持久。

古巴的社會福利保障覆蓋率達百之一百，上學和醫療全部免費，百分之九十的古巴人擁有統一分配的住房。

古巴的高層領導的廉潔之風，起了十分重要的表率作用。舉個例子說，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會副主席拉赫，生活樸素，外出乘坐的是破舊的車子，沒有司機，自已開車或由兒子開車。他還沒有自己的官邸，要住在老母親的舊宅裡。

古巴不可戰勝

總結來說，卡斯特羅的功績是：

第一， 不搞個人崇拜，不搞終身制。

第二， 建立一個廉潔、公平、公正，不搞特權的政府。

第三， 在社會福利上，創立了一個全民共享福利的榜樣。

卡斯特羅病重暫時交權之後，美國已經為「後卡斯特羅時代」作好準備。其具體的做法是已成立一個「援助自由古巴委員會」，並聲稱「要轉型不要繼位」，要力阻卡斯特羅的弟弟勞爾繼位，要在卡斯特羅缷任後兩周為古巴提供民主的「技術支持」。

勞爾現在已經正式接任，他在前年年底慶祝卡斯特羅八十歲生日的閱兵式上，己正式向美國伸出了橄欖枝，他説：「我們籍此機會，重申我們願意在談判桌上解決美國與古巴的爭端」，「我們願意耐心等待常識主導華盛頓權力核心的時刻來臨」，

我們相信古巴是不可戰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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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社會發展，都是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部分農民逐步轉為工人，中國也並不例外。但獨特的是，過去農民進城鎮轉為工人，便是工人，近年農民進城轉工，卻稱為「農民工」。這個農民工和工人可大不一樣，城鎮本來的工人可以享有城鎮戶口的一切待遇，農民工卻不能，他們只有臨時戶口，醫療和子女教育等福利都欠奉。就以首都北京來說，農民工的子女教育便是大問題。雖說有為農民工子女專設的學校，但學位供不應求，農民被迫自行設立非法的子弟學校。農民工群集的海淀地區，中國農業大學出於對農民工子弟的同情，連學校工會的辦公室也挪出作為農民工子弟的臨時課室。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大城巿，如廣州、深圳、他們的子女教育，都成了農民工福利和城巿管理的大問題。至於醫療，更不用說了。

中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但農民工是否能進入領導階級行列，享受領導階級的榮耀和待遇，大家有目共睹。

農民工是「弱勢社群」

去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對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作出一項決定，指出：「我國農民工隊伍不斷壯大，已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全國人大中也應有適當名額的代表」，「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省、直轄巿，應有農民工代表」。

農民工在全國人大中應有適當代表，要由全國人大特別決議加以規定，証明農民工原來便是弱勢社群。正像少數民族和婦女的代表名額，全國人大歷來都有特別規定一樣。原因在於要「保証」這些弱勢社群在全國人大中有適當代表名額。原來已是「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卻需要人大作出特別照顧，這不是對工人階級領導的一個諷刺麼？

毛澤東在1926年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時，說中國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約二百萬人，但卻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領導力量」。今天的中國農民工，已經近兩億人，為當年的100倍，難道不應該和其他的產業工人平起平坐，成為「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

使人想起「包身工」

農民工成為二等工人，這是不爭的事實。看這些成千上萬遠離家鄉到珠三角、長三角打工的工人，一年只有一度可以藉春節回家鄉與家人團聚。今年碰上五十年一遇的大雪，滯留車站，受寒挨餓，有家歸不得。從電視熒光幕上看到一個個漠然而焦急的臉孔，不禁令人澘然淚下。他們平時已經缺乏退休、醫療、失業和子女教育的保障，還有不少被屢次拖欠工資。個別惡毒的老闆，還對他們屢加凌辱。這使我們聯想起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帝國主義「外資」工廠受壓迫的「包身工」。今年實行的《勞動合同法》，也許能為他們帶來一定的保障，希望農民工的處境會一天天好起來。

農民工和工人的政治界定，還不算是出什麼大亂子。但在改革開放以前的歷次政治運動，由階級界定演變成的政治界定，都造成社會上眾多的慘劇。

階級界定變政治界定

階級的劃分，應該是以經濟為基礎。地主階級的劃分，是因為地主擁有大量的田地，剝削農民的勞動。資本家階級，是擁有生產工具和工廠，剝削工人的勞動。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把地主富農的田地瓜分了，理論上應消滅了地主富農。留下來的地主富農個人，都應該是自食其力了。同樣，資本家擁有工廠的公私合營行動，基本上也把工廠公有了，資本家只收取若干利息。應該說，經濟基礎的變革，改變了中國各階級的組成。

但往後的階級界定，都變成一種政治界定。地主階級沒有土地，資產階級沒有工廠，但他們的階級烙印永遠存在。歷次政治運動的到來，每每要打擊一個個「地富反壞右」。無論是「改造」得如何的好，過去的階級界定是消滅不了的，這些人永遠都是鬥爭打擊對象。到了文化大革命，竟來個對「地富反壞右」的肉體消滅，多少「出身不好」的被殺掉了。出身不好的知識分子更是被鬥得死去活來。解放初期的定性和出身不好的人，永遠釘在被屈辱的枷鎖上，正所謂「永世不得翻身」。

以權力和金錢分層

改革開放以前，個人履歷的填表最重要一項是家庭出身。工人家庭出身自然最好，不然「貧下中農」也不錯。如果是地富和資產階級出身，當然低人一等。右派摘帽，還是「摘帽右派」。這種出身論身份，直到改革開放以後若干年，才慢慢消失。

現在的政治分層是以權力和金錢劃分。權力和官本位有密切關係，但有些退職的官員由於其人際脈絡，仍然可以發揮一定的權力作用。

自從進入巿場經濟體系以後，金錢的影響力大大上升。「有錢使得鬼推磨」，的確是這樣。許多民營企業主成為巨富，並進入世界或全國的富豪榜。他們是先進生產力的創造者，因而是「三個代表」中的第一個代表，並可以進入分享權力的位置。如果有些不正當的錢權交易，更可以發揮重要的政治影響。

行使權力應制度化

中國的巿場經濟並不完善，計劃經濟的體制仍然在起作用。於是出現眾多的審批權力，其中最突出的是審批土地，造成不少錢權交易和貪腐現象。

過去的政治界定是敵、我、友之分，打擊對象是敵人「地富反壞右」；今天的政治分層是權力和金錢，值得警惕是錢權交易。當前揭發的重大貪腐事件都與錢權交易有關。

所以，關鍵是加強制度性的權力，減弱人治的權力。增加權力使用的透明度和監督，使一些無限的權變成有限的權。

權力過份集中便會產生濫權，既使國家遭到損失，也是一切貪腐現象的温床。

把農民工劃分為工人階級的另一個分層是不對的，應該逐步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政策，恢復他們應有的權益。

無論是過去的階級界定和今天的政治分層都值得檢討。特別在目前，首先應還農民工一個公道。

作者電郵：[email protected]

　　　　　　　中國政治改革開步芻議 吳康民

黨委領導政府，黨委機關和政府機關一樣龎大，行政決策，均事先要經黨委批淮，這就是中國政治結構的重要特色。

我們經常可由新聞報道中得悉，黨中央決定，某某擔任某省市自治區黨委委員，常委，黨委書記，某某擔任黨委委員、常委、副書記、副省長（副市長、副主席），代省長（代市長、代主席）。這說明，重要人事決定，是由上而下，上一級任命。關於政府領導人，用一個“代”字，便是仍要經過一層人民代表會議的“確認”手續，但從未有上級已公開委任，而遭下級人大否決的。

這裡可以看到兩個實際情況，一是地方各級黨政人事決定，是上級任命而非選舉；二是黨領導政，又黨政不分，造成架構重疊，影響效率。

鄧小平是政治改革設計師

中國政府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的革命歷史形成的，無可厚非。而且已經寫進憲法，無可爭議。問題是如何領導，如何分工，使黨的領導形成強有力的領導，政府的行政效率是高度的效率。

我們說鄧小平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確如此。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他就倡導政治體制改革，並批評黨政不分現象。但他也深知，政治改革“這個問題太困難”，“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触及許多人的利益，會遇到很多的障礙”。

因此，1980年他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長篇講話，1986年“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五次談話，實際上並未付之實踐。鄧小平說﹕“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重溫鄧小平的遺言，深感其高曕遠曯，也佩服其預見。

管大事不管小事

鄧小平說，“黨的領導是不能動搖的，但黨要善於領導，黨政需要分開”。又說，黨委如何領導，“應該只管大事，不管小事”。“黨委不要設經濟管理部門，那些部門的工作應該由政府去管”。

黨政需要分開，就應該實現小黨委，大政府的設置。黨委小，是小而精並不是說權力小。黨委不應該一如政府般，處處設對口部門，特別是經濟管理部門。

管大事就是管方針政策，而不是具體業務。其實黨委只要設三個部門就夠了，即研究室、組織部和宣傳部，當然也要有紀律檢查的委員會。要對口地去設什麽工業部，農村工作部以及種種經濟部門幹什麼呢。政府不是已有足夠的經濟管理部門嗎·？這些部門也不都是黨員在管着嗎？不設對口黨委，難道就會失控了嗎？這種架床疊屋，正是官僚主義的溫床。難怪鄧小平嘆道﹕“在很多事情上黨代替了政府工作，黨和政府很多機構重複”。

反對個人過份集權

黨的領導應該是集體領導，但現在各地方的領導，事實上是第一把手，即黨委書記的個人領導大過集體領導。他的思路和發言的份量很重，甚至有的就是個人說了算。黨委管了政府，政府處於附庸地位。過去下達的不少“紅頭文件”，中央是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下達，地方由省委和省政府聯合下達，似乎不如此，就不能體現下達文件的權威性。

鄧小平說，“我們歷史上多次過份強調黨的集中統一”，“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份集權”。當然，過去有過“分散主義”和閙“獨立性”，但那是在戰爭時期和建國初期。現在黨和國家的控制能力已經大大加強，權力過份集中，不利各項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個人高度隻權，使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就存在決策錯誤的危險。“文化大革命”，正是出在這種情況下的大悲劇。

政治體制不適應

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的結果，便是市場化了的經濟基礎，和計劃經濟時代構建的上層建築，即政治體制的不適應。

89年的六四風波後，政治改革被束之高閣。往後的中共15大、16大，雖然強調要穏妥地推行政治改革，但都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政治體制的未能改革，不僅没有解決黨政不分，機構重疊和權力過份集中的問題，更不能解決由於權力缺乏制衡而出現貪腐現象未能遏止的情況。

行政權力缺乏民主機制的制衡，權力又左右着財富的分配。如對項目的審批權，造成了不少“錢權交易”，社會不公也由此而產生。權力使不少國營大中企業在體制改革，特別在股份制改革的過程中，被一些管理人員利用權力，化公為私。這種社會不公，為邁向和諧社會造成了重重障礙。

公務員隊伍過份龎大

黨政重疊，造成了中國幹部隊伍，也即公務員隊伍的膨脹。2005年全國人大討論＜公務員法＞時，不僅把黨務機構成員列入公務員編制，連群眾團體的工會、婦女會、青聯、學聯工作人員，民主黨派機關人員也都列入。只要是“履行公職”，“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都是公務員。

全國公務人數因而大大膨脹。當前很難有一個準確統計數字。據說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約有1100多萬，事業單位職工人員3000多萬。有的專家統計，全國“吃皇粮”的人數高達7000萬人。

有專家在上世紀90年代到湖南安化縣進行調查。這個縣有地市級幹部3人，縣團級幹部100多人、科、處級幹部1000多人，一般幹部500多人。機構如此重疊臃腫，者百姓要跑衙門辦事之難，可想而知。

陷入障礙重重的怪園

除了鄧小平，其他中國高層領導人，鮮有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問題作出發言的。江澤民在15大的報告中，也談到推進政治改革。他說要實行政企分開，但没有涉及黨政不分的問題；他說要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甚且要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但並無具體實施辦法。16大再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許多話都是舊話重提。

17大提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說主要是要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並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但對棘手的黨政不分，機構重疊，編制偏大，行政費用偏高等問題，並未點明和提出具體措施。

政治改革舉步唯艱，多年來都是多說少改，看來真的陷入鄧小平所說的“情況太複雜”，“會遇到很多障礙”的怪圈。

試點和精簡黨委

什麼時候政治改革能開步走呢？

既然中國的機遇前所未有，機遇大於挑戰。那麼，應該在政治改革上，“抓好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銳意進取，踏出第一步。

第一步應該是精簡黨委機構，減少與政府業務部門的對口。精簡出來的人員，有的可以調入政府部門，有的可以下去作調查。我們現在的調查工作不足，未必能了解基層的真實情況。官場的應酬和迎送事務太多，浪費了相當多的領導幹部的精力。浮在上面而深入基層的很少，好講門面（搞形象工程），好說空話（善於賣弄數字）的人甚多。如果黨委能調出大量人員去進行調查，必定能為施政決策提供許多鮮活的材料。

其次可以進行試點，像辦經濟特區一樣，找 一兩 個省或市辦“政治特區”，把鄧小平的政治改革要求作為試驗的指南。 一兩 個省市試驗成功，再行推廣，這樣可以便震動較小，減少“很多障礙”，有利於理出政治改革的頭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