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之道，在於縮小打擊面。當年港督麥理浩推行廉政，成立廉政公署，特別要打擊警隊貪污，幾乎惹成警察暴動。後港督實行特赦政策，風波方才平息。

這一次香港的屋宇僭建風波，開頭只是有些政客“捉”到某些高官的“痛腳”，作為打擊政府統治威信。不料風波愈鬧愈大，不僅不少高官包括特首的物業“中箭”，而議員大人也自己打自己，建制派議員和反對派議員都中招。往後更蔓延到全新界地區，涉及過去新界建屋特權和特例，連高官和郷議局也說不清楚。有些“憤新”（即憤怒的新界人），更揚言不惜“流血革命”，現在則等待“司法覆核”。總之，在此多事之秋，搞出這樣的一個涉及逾十萬戶住宅的執法安排，實在又是一件尾大不掉的事件。想當初，當局如果心中有數，有足够的調查研究，應該可以按上述“縮小打擊面”的原則，“化干戈為玉帛”，並非不可能的事。

僭建合法與否存在灰色地帶

新界地區的僭建建築物，由來已久。其源於歷史上港英當局對租借地區的一些模糊條例。加上香港＜基本法＞第40條又對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加以保護。既要“合法”，又有“傳統”，其中當然有若干灰色地帶。

現在，政府發展局宣布分類規管，按序處理的政策。分為即拆、暫緩和保留三類。理論上這是合理的，但在執行上便頗有問題了。

例如，以鋼筋混凝土建造，樓高超過三層，便要拆除。這可不是像鋸樹那麼簡單。拆掉上層建築，下面三層有没有即時危險？因為建築物結構頗有相連的承應力，上面拆掉，反而增加下面三層變危樓的危險，是否合理？如果要求全拆重建，是否勞民傷財？這些當然應由建築師判定。如果拆了比不拆還危險，應該採取什麼對策？

選舉之年 多事之秋 平和為重

又如施工前未取得豁免證明書，又未按＜建築物條例＞取得批准的建築物，這是違法建築而不是危險僭建物。這究竟有多少？如果數量相當多，影響村民的即時居住問題，又應如何解決？

發展局長說，有即時危險，或新建的僭建物，我們會即時執法，即時取締。這個說法，無可厚非。前者妨礙人身安全，後者鼓勵繼續犯法。但判斷應有準確科學標準，特別是“新建”的界線。據說四月底屋宇署已經修訂了給予前線員工的指引，但相信執行時仍有爭議和會發生爭執和糾紛。

所以，要執行時，一定要取得鄉議局和村民的合作，避免發生騷亂。

現在香港正是多事之秋，又是選舉之年。政客往往會利用若干社會事件，挑動某部分公眾與政府的矛盾，以維護群眾利益為名，乘機“抽水”，當政者不可不慎。

海口僭建 整條屋邨

居住問題，土地問題，是現代城市化過程中最為牽動人心，最為容易引起騷亂的問題。

無獨有偶，正當香港所謂僭建問題鬧得風風火火之際，在海南省海口市也發生一件僭建風波，而且規模更大，至今仍在堅持之中。

在海南省海口市郊的邁仍村，有一大片在建的建築群，共有九十六座高樓，建築面積達九萬多平方米。

但這個屋邨郤並不合法，被海口市指為“違章建築”，即我們所說的“僭建屋”。

這個鄰近海口的邁仍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該村的土地便陸續被政府徵用。耕地被徵用後，村民就只有一塊住宅用地了。村民說，過去海口農村村民自建房屋，都没有辦審批手續，而且海口私人報建已停辦多年，報建也苦無門路。村民們到市建設規劃管理部門辦理報建，有關部門都不予辦理。

而村民們原有的住屋又破舊不堪，於是聯合起來，四處舉債，籌款合資，建設屋邨。

中央評論 主張人性化執法

村民們說，這些建築並没有侵佔規劃道路和市政公共設施用地，也没有侵佔市政綠化地帶用地。

但是，海口市郤是繼續執行“打違”（即打擊違章建築）的高壓姿勢，已在建築地盤竪立“拆遷工地，車輛行人禁止靠近，危險現場，擅自進入，後果自負”的大幅告示。而且在六月初已經扣押了十多台攪拌機，拆除了手腳架，還將採取斷水斷電的措施。

但禁者自禁，建者自建，大部分樓房已經蓋到八層，幾近完成。有的已在裝修，還已開有一家小商店。

此事驚動中央。官報的評論說﹕“對違章建築的確不應姑息，但農民的利益，也不能漠視不管”；“在發展過程中，適當考慮村民日益增長的住房需求，規範開放報建程序，是否有助於減少一建一拆所造成的巨大社會成本？”“實現城市管理的良治，打壓不一定是解決矛盾和衝突的唯一辦法，也未必是最好的辦法”，“用人性化的執法方式尋求各方利益的平衡點，才是考驗政府執政能力和智慧的關鍵”。

平心靜氣 和氣生財

中央的評論，是解決海口市一建一拆的契機，不至於造成官民衝突和拆除屋村的浪費，同時，此話也值得香港爭議雙方的參考。

我們也希望新界居民平心靜氣，通過談判解決問題。鄉議局應是一個很好的仲裁平台和中介機構。以劉皇發主席的德高望重，林鄭月娥局長的精明能幹，應該可以做到﹕和氣生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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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紅”，是好事。不少紅歌、紅劇、紅書是好的。像歌曲＜紅梅讚＞、＜洪湖赤衛隊＞，曲調悅耳；像現代京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歌頌氣節和機警，催人向上；像小說＜紅岩＞、＜青春之歌＞，提倡氣節，不撓不屈，堅強奮鬥，不愧人生。這些都很有教育意義，比當前流行的靡靡之音、胡謅的肥皂劇，亂七八糟的言情小說，要好得多了。

但是，“唱紅”只能提倡，不應作為一個“運動”地去強迫群眾接受。而且紅歌、紅劇、紅書，也要有藝術性的，說教式的、生硬活剝的“紅”，腿是伸不長的。

至於當局下禁令，為了迎接黨慶九十周年，要求全國電視只准播紅劇，其他劇集都要腰斬或延後，甚且曾風靡一時的“諜戰”劇集，也不得播放。總之，就是要在當前營造“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氣氛，迎接大節日。

1991重舉“階級鬥爭為綱”旗幟

這種行政命令式的“唱紅”，可能造成一定的反效果，也給一些念念不忘“文化大革命”給他們好處的人可乘之機。

內地的極左派，可以說是文革餘孽，一向存在，不時蠢蠢欲動。有適當的氣候，他們便興波作浪。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曾多次從輿論到行動，衝擊鄧小平倡導的政策。

舉一個例說，1991年全國人大七屆第四次會議，當時的左風勁吹。中央宣傳大員熊復（好像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紅旗＞雜誌總編輯），便在大會作長篇發言，而且特別全文印發全體代表。他的發言主調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斷言“我們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是現階段我國國內的主要階級鬥爭，在某些情況下還是激化狀態的鬥爭”。

他的結論是階級鬥爭激化，國內外的主要矛盾都改變了。這與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和中共十三大的觀點唱對台戲。

與他唱同一個調子的還有前外交部副部長曾濤。至於人所共知的左王鄧力群，更是鼓吹階級鬥爭論的祖師爺。他後來在香港出版以便“出口轉內銷”的一本書＜十二個春秋＞，便充份記錄了他在中央的極左表演。

鄧力群在扳倒胡耀邦起重要作用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經常聽到在內地流傳的“萬言書”，據說是“左派”向中央力陳“資產階級復辟危險”的說詞。這些言論以及若干所謂“學術討論會”，都是極左派向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射出的暗箭。

不要輕視筆桿子，筆桿子“殺人”也很厲害的。鄧力群在扳倒胡耀邦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八七年初批判胡耀邦的“生活會”，鄧力群便作了兩次合共三個半小時的發言。其要害的意見是直指“學潮的發生是與胡耀邦同志的態度直接相關的”。

往後直至現在，極左派的言論和行動反反覆覆。社會矛盾比較突出時，極左派便出來興波作浪。他們輿論先行，也利用他們在上層的影響力，阻撓某些政策的實施。

因此，極左派也可能利用“唱紅”，為他們的左的路線造勢，把“唱紅”作為推行極左的先鋒隊，恢復當年的“文革狂熱”，這點值得我們警愓。

“打黑”大快人心，“抺黑”別有用心

重慶市主張“唱紅打黑”，“唱紅”已如上述，打黑郤是大快人心。大家知道，黑社會欺負平民老百姓，向小商小販“收規”，欺小附大、是社會的害蟲。內地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發展，權錢結合日益嚴重，自然也滋長了黑社會群體。有的基層政權，特別是公安機關，竟與黑幫連體，胡作非為，人民痛恨之極。重慶“打黑”，端出司法局長、公安局副局長文強之流的惡官，自然是來真的，不是做秀。無論是重慶或是其他地方，“打黑”是得民心之舉。

這裡暫不進一步討論“打黑”，而是把“唱紅”和“抺黑”聯繫起來探討。

抺黑，就是有計劃地製造謠言，攻擊正確的一方。為什麼要抺黑呢，極左派要推行“左”的路線，便要抺黑改革派的領軍人物。

誰是改革派的領軍人物呢，溫家寶總理可算是一個。

香港曾出版一本＜政治改革大博弈＞，指溫家寶在去年八月到九月一個月之間，已經七次談論政治體制改革，往後仍然繼續談。今年4月14日在與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的一篇＜講真話，察實情＞的講話，仍然涉及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他指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從制度和體制上解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使國家長治長安”。這是他最新的呼籲。

製造謠言，抺黑溫家總理

但是有人並不喜歡這種呼籲，但又不好明目張膽的反對，於是只好採取刪節他的講話的手段，或發表一些不點名的批判文字。

更加卑鄙的是在他的家人身上做文章。這些抺黑資料不絶如縷，以至中聯辦的官員也要出來闢謠。本報2004年11月4日港聞版頭條，關於平保股東一事，便說明“被誤當溫家寶兒子，實乃鄭裕彤代表”。同日＜星島日報＞港聞頭條﹕＜平保股權風波圖抺黑“平民總理”＞。

抺黑兒子不成，又轉抺黑其夫人，說什麼她參觀珠寶展覽時，大手筆購買首飾。其事全屬烏有，以至台灣參展團團長要公開刊登啟事闢謠，以正視聽。

此類抺黑言論，顯然有一定政治目的。溫家寶總理在4月23日會見我的時候，說他没有一個家人在海外，他也從没有為家人講一句話，做一件事。清者自清，謠言是腿短的。抺黑是卑鄙的伎倆，更不應該與“唱紅”聯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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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不少人叫嚷着大陸的軍事威脅，說什麼導彈對準台灣本土啦，說大陸擴充軍備便是準備進攻台灣的呀，硬要把當前兩岸之間的和平穏定關係說成是劍拔弩張的局面。有的人是道聽塗說，有的人是別有用心，有的人是要為向美國購買軍事設備造勢。

其實，自從國民黨政權採取兩岸之間經濟、交通、旅遊等各方面合作的政策以來，兩岸關係已趨緩和。大陸不再高唱“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把統一大業暫時擱置。馬英九也提倡“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除非台灣宣佈獨立，大陸才有動武的可能。國民黨不會這樣做，民進黨在陳水扁之後，也趨向務實，不提統獨的事，更注重民生經濟。目前，兩岸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小。

兩岸軍事合作可能性

面對目前我國管轄的南海諸島的嚴峻局勢，我認為應該倡導兩岸軍事合作，保衛海疆。

南海諸島一向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二次大戰結束時已由中國政府自日本侵略軍手上收回。當時越南、菲律賓等國並未獨立，其殖民國法國、美國也未持異議。而當年南海海上資源開發並未開始，這些島礁的戰略作用也未被重視，南海相對平靜。中國為了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穏定，與東盟各國在2002年簽訂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確認領土和海洋權益爭議，由直接相關的主權國家雙邊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早在本世紀之前，中國改革開放初見成效之際，為求得一個和平建設環境，鄧小平對此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二十多年過去，中國經濟騰飛，被國際認為是“大國崛起”。自此，以美國為首便執行若明若暗的圍堵中國政策。南海諸島的爭端，更為美國所利用。過去在“抗美援越”中受到中國的無私援助的越南，首先屢次挑起南海諸島的爭端，佔我領土，破壞地區和平。菲律賓也追隨其後，使南海諸島和領海爭議，頓成國際熱點。

梁光烈的和平宣言

最近，我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參加了新加坡28個國家防務部門和軍隊領導人的對話會。他闡述了中國對國際安全合作的四項原則。這就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照顧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相互理解，增進信任，全面準確把握彼此的戰略意圖；互利共嬴，同舟共濟，不搞針對第三方的對抗性結盟；開放包容，團結合作，歡迎世界各國為亞太安全做出貢獻。

這完全是一個和平宣言，是對“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進一步闡述，是為南海地區進一步合作奠定理論基礎。

當然，堅定的主張和平談判解決紛爭是一個方面，堅決地保衛領土主權又是另一個方面。即有的人指出的應該“柔中有剛”。如果面對不講道理的武裝挑釁，又必須堅決回擊。

保衛釣魚島，保衛南海諸島

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應認識到保衛南海諸島主權是共同責任。那麼，軍事合作是否可由保衛南海諸島主權開始？

與日本有爭議的釣魚島，海峽兩岸都共同承認是中國的領土，而其轄權應屬台灣島。去年日本人在釣魚島詂近襲擊中國漁船，非法逮捕船長及船員，演變成一個舉世矚目的國際事件。如果當時台灣當局就近聲援，其效果將大得多。

現在南海諸島中有若干個是由台灣管轄的。其中南沙羣島中最大的太平島，有台灣駐軍和一個頗具規模的機場。如果以此為基地，對保衛南海諸島便能起重大的作用。

與其叫嚷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不如共同禦侮，槍口一致對外。軍事合作好過軍事對峙，中國人不要內耗，團結對外，在現代史上已有多次良好紀錄。兩岸軍事合作可從保衛海疆開始，保衛南海諸島開始。

美國圍堵中國政策不變

在這次新加坡對話會上，美國國防部長仍然不減其好戰本色。他說，美國雖然削減國防預算，美國公眾也對戰爭產生厭倦，但不會成為美軍擴大在亞太地區軍事介入的障礙。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最近也曾表示﹕“美中競爭已短兵相接”。

我們雖然不能說“美國亡我之心不死”，但美國總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對它最大的威脅。扶殖東南亞諸國對抗中國，是美國亞太地區戰略部署的重要一着。因而它一貫善於製造地區矛盾，以謀取出售軍火和其它的經濟利益。

越南正在展開藍色圈地運動，即擴張海權。這幾天還宣布在南海進行軍事演習。菲律賓也在前年把南海諸島中的八個島礁劃為其國土。這種種行為，背後都有美國支持的影子。

堅持和平 顯示實力

當前我們要做的，仍應以柔的一手為主，爭取與這些鄰國進行和平談判。堅持梁光烈所提出的四項原則，爭取互利共嬴，開放包容。但也要曉以利害，說明遠交近攻的不智。

另一方面，要進一步緩和兩岸關係，爭取兩岸之間由經濟合作進一步做到政治合作和軍事合作。

同時，我們也要顯示海上實力。最近，中國的十一艘軍艦羣經過琉球羣島，進入西太平洋公海進行軍事演習。同時，第一艘改裝的航空母艦也將在十月下水，結朿中國没有航空母艦的歷史。而自行設計的航母也在建造之中。海軍的壯大，也是保衛海疆的重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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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造假全世界都有。在西方發達國家少一點，在發展中國家多一點。原因是西方如英美法德等國，壟斷了世界名牌，在牌子上已經獲得絶大部分的利潤，發展中國家只能為他們加工產品，成為他們的附庸。西方名牌賺大頭，發展中國家的加工廠賺小頭。一個流行的名牌手袋，價錢可以逾萬，90%利潤在於它的牌子；一個名貴瑞士手錶，標價可以近百萬，也是90%利潤在於牌子。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只能當上“世界工廠”。有為世界名牌加工，也只是賺取微薄的加工費。出口日常商品，所得不及外國廠家出售價格的十分之一。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其品牌優勢，銷售網絡的優勢，榨取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

由於名牌有價，所以不少地方都有造假，即生產A貨。這種造假，不僅中國有，東南亞許多國家都有。

戰前連日本人都常常造假。那時候“德國製”是名牌的標誌。我小時候在香港買的玩具，大多是日本貨，但他們的廠家都用中文冒寫上“德國製”。那時候，即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貨是“化學嘢”的代名詞。

戰後日本人悔改自新，努力創造自己的名牌，現在没有人說日本貨是“化學嘢”了。

有毒奶粉 攻陷奶業

日常用品的造假，即偽造名牌，大部分是賣給有虛榮心而不想用高價錢購入的人。產生的是商業道德的問題，對社會的危害不大。最要命的是食品的造假，既危害人民的健康，又破壞了商品的信譽。不僅外銷不得，內銷也不得，並且毀了整個行業，使市場萎縮，有利於外資搶佔市場。最突出的便是毒奶粉事件。

自從三鹿毒奶粉事件以來，又反覆再現若干有毒奶粉，使人們對中國奶粉的信心盡失，大量內地顧客湧來香港搶購奶粉。雖然內地有關部門已經加強了對乳製品的治理整頓力度，對鮮奶的奶站收購，運輸以至生產環節，都有嚴格監管措施。但是重新建立消費者的信心真是談何容易﹗國產奶粉以至奶業產品至今仍在低谷徘徊，市場繼續受國外產品蠶食。據報道，在三鹿奶粉出事以後，“三聚氰胺去年又重出江湖”，我們的嚴格監管的效果又到了哪里去了？

　　“三聚氰胺”攻陷了一個奶業，“瘦肉精”又招搖登場。這一次又沉重打擊了一個肉類加工行業。全國著名肉腸、火腿製品的“雙匯”品牌，我每次到超市都選它的產品，又因“瘦肉精”而倒下了。作為愛護國產食品的人，不能不搖頭嘆息。

　　查處又怎麼樣？查處不力，政府有責。監管又怎麼樣？“瘦肉精”問題出事不久、重慶又傳來一家用福爾馬林（防腐的化學藥劑）泡製毒血旺的食品加工廠。而且在各種執法檢查者眼皮下可生存了大半年，每天生產量達2.5噸。

毒奶、毒肉、毒血旺之後，台灣又來了毒飲料，這是商業道德的喪失，是企業唯利是圖的貪慾，是檢疫監管者的失職，也與多頭監管形成奸商有機可乘，更可能與某些利益部門的護短有關。

食品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如果吃一頓飯或者上市場買副食品都要花心思去辨別有毒無毒、牌子是真是假，那是多麼費神的事﹗通脹已經困擾了民眾的“菜籃子”，現在還要為食品安全而擔憂，這是何等令人揪心﹗人們在食品出現問題的時候，政府有關部門顯然是公眾質疑的對象。俗話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六件都是有關吃進口裡的東西。政府要關注民生，恐怕首要的是關注食品安全。政府要“維穏”，維持社會穏定也在於民眾衣食住行的安全。用科學合理的制度，築成民眾信任的堤壩，才能在食品安全上穏定人們的信心。

基本建設在道德教育

至於反對造假的基本建設，在於道德教育。當前對青少年學生以至全社會的公共道德教育，頗有缺失。文化大革命破壞了人們的基本道德，“造反有理”和“不破不立”毀壞了傳統基本道德的基礎。荊州江畔有專門撈屍的行業，見死不救才有生意；大學生駕車撞傷途人，為怕她認得車牌而用刀把傷者戮死；街頭眾目睽睽的有流氓強姦婦女，居然引來眾多圍觀者而無人施以援手……。僅在我的記憶中的新聞，這幾則已經令人触目驚心了。我們是在舊社會經歷過的人，是對新社會十分響往的人。今天竟然在新社會上陸續出現這些道德淪亡的事例，情何以堪﹗比之於食物造假，郤又是小兒科的了。是的，食物造假，影響面十分廣，因食物中毒而引起死亡或慢性死亡也遠多於社會上的偶發事件，同時更加影響我國的商品信譽和國際觀感，絶對不能等閒視之。

移風易俗，標本兼治

鄧小平說﹕“現在我們的青少年中，有些人有些壞的風氣。改變這種風氣，要從小學教育開始”，（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51頁）。

現在就是要在中小學加強道德教育，把一些最基本的公共道德如禮貌、紀律、助人等人人都應遵守的普世價值，傳給下一代。

移風易俗，需要轉移這種造假坑人的不良風氣；要變易當今的只向錢看不顧他人死活的惡俗。鄧小平也說過“要從娃娃做起”，就讓我們在幼稚園和小學做起吧。一定要加強這種基本的道德教育，這才是治本的。希望下一代不再出現造假的奸商。

至於對當今造假的奸商，必須嚴懲，不可姑息。就像對付製毒、運毒的毒梟一樣，這是治標。

標本兼治，打擊奸商，打擊包庇奸商的某些衙門，加強學校的道德教育，推廣社會的道德觀念，營造一個不敢造假的社會風氣，重塑中國的健康文明形象，我們才能以一個文明大國擠身於國際強國之林﹗

電郵﹕[email protected]>hk

＜基本法＞第23條立法，最近由於范徐麗泰和梁愛詩的表態又炒熱了起來。究竟甚麼時候才是立法的良機，又究竟是否應在下一任行政長官任內完成，可能又是今後政壇上爭議的一個題目。

＜基本法＞第23條，原本已規定了它的基本內容，就是三個“禁止”。即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至於細節，當然應由本港訂立具體的條例。和其他的憲制性法律一樣，＜基本法＞就是“基本”的，不可能每一條列入細節。如果這一條刪除了第一句的“自行立法”這四個字，根本甚麼問題都没有，也不產生甚麼時效問題。香港的不少有關公安條例，不是自行立法的嗎？

所以，我認為，這“自行立法”四個字是畫蛇添足，是造成今天爭論不休的根源。

2003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對

但既然寫上了“自行立法”，便不得不自行立法。2003年，特區政府在中央的敦促下，開始了自行立法的工作。

那一年，可說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對，以至引發一場立法的大風波。

說天時不對，那一年是沙士疫症流行的一年。街頭人人帶口罩，死人的事不斷發生，雖然不至於達到“萬戶蕭疏鬼唱歌”的地步，但市面上一片蕭條氣氛，人們情緒沉重。再來一個討論禁止這個不准那個的限制條例，難怪被反對派作為一個進攻政府的重要課題。

地利也不行，社會氣氛如此，百業凋零，經濟上更趨向低谷。飲食業、旅行業、百貨業都受到沉重打擊。

人和也差。保安局長硬性推銷，百官袖手旁觀，特首束手無策，北京催促頻頻。最要命的是有行政局議員學“魏延反骨”，反戈一擊，立法不失敗者幾希矣﹗

把條文訂得寛鬆

因為開壞了頭，八年來無人敢重提立法，認為這是“票房毒藥”，可推則推。曾蔭權上台六年，從未提過再行立法。現在有人舊話重提，指出下屆行政長官，必須接過這個燙手山芋，想是體會中央意念，或者迎合北京旨意。但時機是否成熟，頗為引起爭議。

澳門已經立法，的確對香港造成壓力。這一屆的特區政府，只有年多光景，當然可以拖下去，但下一屆新特首，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這個現實。

下一屆特區政府，便要面對這個“不是洪水猛獸”的23條立法問題。怎麼辦呢。第一，要找一個相對和諧、社會穏定、政府“派糖”的良好時機推出；第二，把條文訂得比較寛鬆。

立法符合聯合國宣言

聯合國在1965年12月21日通過的＜關於各國內政不容干涉及其獨立與主權的保護宣言＞。宣言規定，“各國均有不受任何國家任何方式的干涉，有自己選擇其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制度的不可禠奪的權利”。又規定﹕不得有“任何措施脅迫他國，以謀求在該國主權範圍內的任何利益”，“不得組織、協助、製造、資助、煽動或縱容意在以暴力，恐怖活動顛覆一個國家的政權”。

聯合國又在1981年12月9日通過＜不容干涉和干預別國內政宣言＞，提出任何國家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或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和外交“。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三項禁止的規定，完全符合聯合國有關宣言的精神。

有人擔心二十三條立法可能任意引伸而妨礙人身權利和言論自由。但這可以在立法的過程中加以商討，加上不得侵犯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等各項條文。

‘司法覆核“頭上一把劍

目前立法的解釋權，在於司法。法院屢有司法覆核，所以把條文訂得太具體，既易引起爭議，又難免來日多所“覆核”。當然，有關立法尺度和種種問題還需由法律專家界定。目前既然要立法又要避免爭議，便是條文越簡單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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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日報＞4月23日，在內頁頭版刊登了一篇對近年內地掀起第三波移民潮的報道。開頭便說﹕“海外移民又熱起來了”，並指出，自1999年以後的10年間，中國內地有200萬人合法取得外國“綠卡”。

報道說，中國人的海外移民，在改革開放以後，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1979年至80年代中期，以國家公派、海外團聚和自費留學等為主。第二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3年，大部分是技術移民，不單是精英分子，還有不少是一般勞動力的。第三階段是2007年至今，隨着中國經濟騰飛，樓市升溫、股票大漲，部分人積累了相當的財富，投資移民便大幅增長。例如2009年加拿大全球投資移民額為2055人，中國便佔了1000人。

官方指出移民四大原因

中國人向外移民的原因什麼呢？

該報的分析是﹕

1. 便利海外業務拓展。持有美、加、澳、新加坡護照的，處理海外業務較為方便，不然次次為取得簽證而費時失事。

2. 為了更健康的生活環境。這些人害怕一如北京的沙塵暴，也擔心食品安全。

3. 更完善的社會保障。有說在北京史家胡同買一居室，可以在渥太華買幢200平方的獨楝別墅。此外還有終身醫療服務，孩子的牛奶補貼、養老金等等。

4. 更安全的財富氛圍。他們認為國內的投資環境離法治化和規範化還有距離，許多投資渠道限制民營資本進入。加上貧富懸殊，社會上對財富“原罪”的追問，以及“仇富”心態滋生，強化了他們的移民動機。

以上的官方說法也是事實。其中對內地“法治化和規範化”不足這一點，更是正當營商者和民營企業家的一塊心病。

貪官外逃的實例

對於貪官外逃和移動資產的問題，該報的分析輕輕帶過。其實這正是利用移民和準備利用移民的貪官和“準貪官”逃避審判的重要渠道。

我在數年前到澳洲旅遊的時候，在友人家中碰到好幾位廣東一些市縣級的中低級幹部。他們不是移民，是到澳洲“探親”。他們仍然在職，但妻兒子女已經移民澳洲，算是一些“九品”“裸官”。他們的家屬是如何移民的，他們為什麼能每年都去外國探親，我不便探問。但這些人有代表性，他們也許不是“準貪官”，但為何能到澳洲大城市中置業安家，實在令人置疑。

再舉一個實例，前香港新華社副社長鄭華，官至該社第二把手，主管社內財政及所經營商業業務。在職時已廣交權貴，先把子女送去澳洲“留學”，舖定後路。他缷任副社長後回廣州擔任一個全國政協委員閒職。當他主管新華社一個公司的總經理因貪腐而出事被判處死刑，他知道東窗事發，便以探親為名，潛逃美國。

這種貪官外逃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帶走的資金也以千億計。

高級幹部應該立個榜樣

貪官移民是邪道，但許多私營企業家移民都是正道。既然內地投資環境“離法治化和規範化”尚遠、賺了錢的私營企業家便大都分都把資金外移。近的便是移來香港，或置業或投資，並把家人申請移居本港，這也是香港豪宅被炒貴的原因之一。如果嫌香港太近大陸，又是祖國的一部分，為求更加安全，便把資金和家人進一步送到外國。＜人民日報＞的報道承認﹕“許多人移民海外，不是因為國內的物質條件差，而是覺得發展環境還達不到自己的要求”。

至於有權勢的高級幹部，差不多都有兒女家人在海外。雖然大部分是出國留學，但也有不少已取得外國國籍。像溫家寶總理親自對我說的，他没有一個家人在海外。這種領導幹部，相信是絶少數。當然，出國留學並没有不好，但應該落葉歸根，學成為祖國服務，高級幹部更應該立個榜樣。

接受海外教育成為時尚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移民輸出國的同時，流失的精英數量也是世界之首。自1978年以來，有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有27.5萬人回國。流失的有78.5萬青年才俊，據說相當於30所北大，30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出國留學成為中產以上階層的子弟的第一選擇，也與中國大學不太爭氣有關。最近國際大學研究機構發表亞洲大學排名，中國最出名的名牌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竟然排不進前十名。排名第一的是香港科技大學，第二的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排第五位。北大袛排第十三，在香港及日本五家大學和新加坡大學之後。清華竟排到第十六，復旦是第二十一。許多外國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都批評中國大學教育存在的弊病。加上多年來大學調整的分分合合，招生大躍進而重量不重質，問題叢生。本文不是專門討論教育，話頭就此打住。

移民並不全是壞事

原本移民外國，並不完全是壞事。近代百多年來，中國移民造成海外數以千萬計的華僑，他們在支持中國革命，傳播中華文化，投資祖國經濟建設，與辦大中小學，起了重大作用和貢獻。

現在講究國際視野，全球一體化的現象逐步形成。多點移民，多點華僑，只有好處，没有壞處。正當的移民和家庭團聚應該給以方便和照顧。但從移民潮中暴露出人才和資金外流是因我們的法治不健全，缺乏一個安全穏定的投資環境。同時也有一部分貪腐官僚以移民的方式出逃，暴露我們的反腐肅貪的工作仍然十分艱巨。在探討移民潮的同時，必須及時清理我國內在的若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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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官式訪問美國，與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

陳炳德在談到美國＜對台關係法＞實際上是干涉中國內政，說了一句﹕“說得難聽一點，就是太霸氣了”。

這一句“太霸氣了”，的確為中國人民甚至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出了一口烏氣﹗

本來說美國“太霸氣了”，也許不太符合外交禮貌，相信如果胡錦濤或溫家寶官式訪問美國，便不會說出這一句話。但陳炳德是軍人，有直率坦白的軍人作風，說這句話，完全正確，而且是後發制人﹗

美國人不講外交禮貌

早前的五月初，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盛頓舉行。對話還未開始，奧巴馬總統便公開嚴詞指責中國的人權問題，接着副總統拜登在開幕詞中，進一步說中國破壞人權，國務院希拉里更用教訓的口吻再加指責。無論中國的人權現狀存在着多大的問題，作為官方的兩國對話，一開始便由最高領導人連珠砲似的加以責難，這又有什麼外交禮貌可言？

但是，中方官員的反應是軟弱的。國務委員戴秉國致詞中衹說“中國在人權領域正在取得進步”，“歡迎更多的美國朋友來中國走一走，看一看”。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王歧山也只是承認雙方存在歧見，但應尋求共同立場。

連一向以後娘臉孔對人的外交部發言人姜瑜，也只說任何國家的人權問題都不是完美的，在人權問題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通過對話，增信釋疑。與在諾貝爾和平獎問題上對挪威的嚴詞指責，完全是兩副嘴臉。

炸使館 闖領空 不應忘記

美國是大國，中國重視中美關係，這是應有之義。在人權問題上，中國在處理若干個案中，絶不完美。但美國領導人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始之前，咄咄迫人的指責中國，這符合外交禮節嗎？

而中國對美國和挪威，這種“大細超”（廣東俚語意為不同標準）的做法，也令人不是味兒。所以陳炳德一句指責美國太霸氣了，實在令每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感到痛快﹗

美國對中國的霸氣，不自今日起，也不僅是對台灣的售武問題。在前南斯拉夫，蓄意違反國際法炸中國大使館；在南海，闖入中國領空，擊落中國戰鬥機。這種種霸氣行徑，中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就如最近闖入巴基斯坦領土，擊殺拉登一事，就違反了多項的國際公法。拉登固然是個十惡不赥的恐怖分子頭目。但捕殺他也要講究法律。第一，闖進他國領土動武，有否徵得該國同意；第二，對於疑犯，除非頑抗，應該逮捕再加審判，而不是貿貿然加以擊斃；第三，拉登死後未徵得家屬同意，便把屍首拋諸大海是不尊重死者家屬及信仰。據法律界的朋友說，捕殺拉登一事，違法的方面甚多。只是因為911慘案對美國人傷害太深，捕殺拉登，美國人為之歡欣鼓舞，而恐怖分子的行徑，也完全不得人心。因此，殺了拉登，便没有人再進一步去追究是否合法罷了。

中國没有威脅他國的文化

美國的霸氣還反映在對中國研製殲－20新型飛機的大驚小怪上，說中國的新型武器便對美國構成威脅和挑戰。陳炳德回答說﹕“美國已經製造了那麼多的新型武器，那又是針對誰的呢”，“難道只允許你們幹，郤不允許中國人幹﹗”他接着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級大國，中國要挑戰美國談何容易？中國没有這個文化，也没有這個能力。

陳炳德觀察了美國的軍事設備，加上他所獲得的資料，說中國軍事實力與美國的差距至少達20年。

陳炳德訪美還提出若干真知灼見，他認為反恐是長期和艱巨的任務，不是擊斃一個拉登所能奏效，反恐更不能持雙重標準，否則“愈反愈恐”。

陳炳德還對在非洲之角索馬里的打擊海盜的聯合護航活動，表達意見。建議打擊海盜不僅要在海上打，同時也要往陸上打，因為海上海盜只是馬前卒，幕後主腦是在陸地上。當然，如何往陸上打，還要講究策略和國際法。

新一代的儒將

陳炳德對“中國威脅論”提出嚴正批評，他認為美國人對中國心有疑慮，是由於兩國的歷史傳統、社會制度，文化理念的不同。我認為還要加上一句，是美國的壟斷財團和軍火商通過他們的的御用政客和傳媒，散布這種中國威脅論調的。當然，下面的這一點，也許陳炳德是不便說的。

雖然中美雙方針鋒相對，但雙方還是達成六點共識，承認兩軍關係是兩國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陳炳德不愧是新一代儒將。老一輩的儒戰甚多，十大元帥的朱德、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彭德懷等都是智勇雙全的儒將。大將中的陳賡、粟裕、譚政和上將中的李克農、蕭華、蕭克、宋任窮、張愛萍等都是文武雙全。陳炳德是2002年才晋升上將的，但他今年也已達70歲，不久將會退役。希望他能在業餘再為軍事外交貢獻力量，也同時希望有更多的如陳炳德這樣的儒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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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京故宮連續出現新聞。一是保安森嚴的藏寶之地竟被獨行賊盜去展覽寶物；二是為破案公安表示感謝的錦旗竟寫錯字；三是近年修建的“建福宮”竟淪為富豪私人會所。

繼數年前因故宮允許美式咖啡連鎖店星巴克進駐，破壞了故宮古典氣氛而受到公眾指責之後，更出現接二連三的醜聞和鬧劇。

北京故宮，無論從建築到藏品，都是中國數千年文化積累的象徵。到北京，不登長城非好漢，不進故宮不知中國古文物的豐富。清末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搜掠故宮，成為中華民族永誌不忘的恥辱。今天仍有不少故宮文物在西方各大國的博物館和私人手中。按國際公法，這些贜物應回歸中國人民，但至今西方聯軍入侵北京的八國，仍裝聾作啞，面對盜賊的罵名仍安之若素。

五百餘年紫禁城

15世紀初，明成祖經營北京，興建新宮，將首都由南京遷往北京。滿清滅明，仍以北京為首都。明朝的宮殿已基本成型，而北京更是歷史文物建築集中之地，其中以北京故宮為代表。解放後的北京舊城屢遭拆缷，其中受到保護、修茸完好的首推故宮。並成立一個“故宮博物院”，將重要文物集中於此。蔣介石政權從大陸潰退到台灣，也把一部分重要文物轉運到台灣，在台灣另立一個故宮博物館，與北京遙遙相對。

故宮博物院集中了一批古文物專家，對古文物加以鑑定整理，至今不輟。雖然經歷文化大革命，除被康生之流盜取若干文物之外，一般尚算破壞不大。

故宮管理出問題

但最近出現接二連三的醜聞，暴露了故宮管理的若干問題。也把“維穏”光靠公安，向錢看觀念和管理人員水準的低落暴露無遺。

維持穏定靠公安，而不是依靠廣大群眾，這與革命時期依靠群眾大相徑庭。

故宮裡頭有七八層保安系統，保安人員數以百計，何以一個年青的獨行賊能衝破層層機關，避開眾多保安人貝，直入藏寶之地，如探囊取物，盜走珠寶？

這暴露了故宮內的職工，包括保安人員，工作十分鬆散。廣大職工也事不關已，高高挂起。至於有没有內應，我們不得而知。

過去我們重視政治思想工作，現在大概不那麼重視了。以為依靠科學技術，依靠專業保安人員，便可以安寢無憂。殊不知，人的質素才是最重要的，內地最近頻頻出現的若干災難，如火災、礦難、豆腐渣工程等等，還不是人的因素出了問題？

建福宮重修成功

至於重修的建福宮變成頂級富豪的私人會所，更是一切向錢看的結果。多年前的美式咖啡店星巴克進軍故宮，便是同一種思維的表現。

故宮內的建福宮，原是清乾隆時代的御花園。1923年，清廷覆滅已十二年，不過清代皇族遺老遺少仍居宮內。一場神秘大火把建福宮燒掉，此後無人修復。有心人香港企業家陳啟宗，以其基金會名義，與故宮博物院合作，在21世紀開始時進行修復工作，歷六年而修建完成。當年我曾應邀參加了修復啟用儀式。

今天此宮再出新聞，又是錢作怪的結果。據著名中央視台主持人芮成鋼揭露，宮內設立的富豪俱樂部，全球招募500名會員，入會費高達100萬人民幣。開頭故宮方面否認，但有人拿出“入會協議書”為證。

捍衛故宮文化，變成只是一般草民的呼籲，而故宮當局郤我行我素地“向錢看”。

“撼”祖國強盛是政治錯誤

至於寫錯字，更是十分滑稽。

事緣公安部門破獲上述的故宮竊案，並擒拿盜賊，故宮為表示感謝，贈北京市公安局兩面錦旗，並隆重地由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親自致送。其中一面錦旗寫道﹕“撼祖國強盛，衛京都泰安”。用“撼”字來對“祖國強盛”，這不是“倒米”麼。“撼”是搖動，“搬動”的意思，一般具文化程度的人皆知。韓愈詩云“蚍蜉撼大樹”；宋史﹕＜岳飛傳＞“撼山易，撼岳家軍難”，講的都是搖動的意思。那麼為什麼要“撼”祖國的強盛呢，這是明顯的錯誤，而且是政治性的錯誤。

但故宮的相關負責人說，用“撼”字没錯，“顯得厚重”，真是強詞奪理，與常人的理解不同，後來又不得不承認了錯誤。

官僚主義亟需改善

從這三幾件事，既反映故宮當局作為一個文化單位，其領導十分不稱職。而且知錯不改，強詞奪理。也反映當前社會上向錢看的惡劣風氣已經深入文教部門。而官僚們的死不認錯的風氣越來越盛，再加上脫離群眾，互相推諉之風勁吹，官僚主義有惡性發展之勢。鄧小平在31年前批評的幹部作風﹕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辦事拖拉，不負責任，欺上暪下，專横跋扈等等的官僚作風，實在並未很好的克服。故宮的這些負面新聞，在短時間內集中表現出來，正是一面鏡子，值得有關方面汲取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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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本欄寫的＜2012來個“鐵三角”又如何＞是篇游戲文章。寫的動機是因為近日范太高調對傳媒談及是否競逐下任行政長官的新聞不絶如縷，而由於特首競逐日子日漸迫近，坊間猜測之聲又不絶於耳。在友儕茶餘飯後偶爾談及，發此怪論，引起座上友人興趣。於是發而為文，不料一石掀起千層浪，竟引起眾多傳媒人、政治評論家的注意。紛紛猜測其中因由，或許暗藏玄機。論者又以我上月曾獲溫總單獨會見，是否中樞有意要我前來透風，或以為我的文字是項公舞劍，志在沛公，不一而足，惹得記者郵電交加，應付不暇。上周前赴杭州渡假，說漏了嘴，有勞電台記者更追到機場，再三發問。文章“惹禍”，以此為甚。

曲線演繹，想像豐富

有人更“曲線”演繹，說作者的原意，並不在於推薦“鐵三角”，而是為“愛徒”曾鈺成上位舖路。這種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比我的奇想還要豐富。

今天看到素有“煲呔針”之稱的鄭經翰先生的鴻文：＜吳公舞劍，意在曾公＞，（見＜信報＞5月18日）原先以為他又在議論我是否在為曾鈺成造勢，即是說“舞劍”明是指向“鐵三角”，實是要捧出曾鈺成。

不料細看內文，郤是說我提倡范、唐、梁“鐵三角”，郤有意貶低曾俊華，真的是寃哉枉也。

范太、唐唐、梁振英、曾俊華都是朋友，我對他們並無特別偏愛。在推測特首的跑馬仔遊戲中，我從未貶壓任何人。熱門也好，黑馬也好，都按常理推測，當然各有側重點，也只是就事論事，絶無政治目的，抬舉某人，打擊某人。

提倡“鐵三角”，為什麼就是貶低曾俊華呢。鄭先生有何根據說“英年俊華，呼聲最高”呢。曾俊華擔任財政司長，有其短長。但最近的一個財政預算案的風波，的確令他失分不少。這是各項民調所反映出來了的。我知道曾俊華是曾蔭權的愛將，而曾俊華也曾有令人刮目相看之處。如他設計的為財政預算的廣告漫畫和標語，新鮮活潑，頗吸引青少年人的注意，但我郤很難理解他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何以搞得如此窩囊而又忽然“轉軚”。

即使不應因一事而論英雄，但這對作為財政司長來說，的確是一大打擊。

因此，坊間對曾俊華是否能作為下屆特首候選人，都不樂觀。我個人來說，對他並無褒貶，又何來“吳公舞劍，意在曾公”？

虛晃一招，貶范是實

至於鄭文中，對范太則是更多貶詞。當然，人無完人，金無足赤，范太絶非完人。我的所謂“鐵三角”，正是由於各人各有優缺點，才有合三為一的奇想，並無特別推薦范太之意。對於鄭大班認為推薦范太只是“美麗的誤會”，則屬見仁見智。但政治評論為文應崇尚厚道，鄭文把范太貶為“政治棄婦”，與“北京搭上關係，琵琶別抱”，而她個人條件，“不見得有任何過人之處”“不過是死人尋舊路，企圖執死鷄而已”，如此品評，對於一位公眾人物，似乎過份一點。

相反，對曾俊華，則是“最具行政經驗，其他人在這方面始終無法相比”。把一位捧到天上，另一位郤踩在地下，這種強烈的愛憎情緒，似非公正的政治評論之道，而且與鄭大班過往頗有真知灼見的評論文章大異其趣。

鄭大班把我的遊戲文章，視為出奇制勝的絶招，目的是要斷曾俊華競選特首的“後路”，發揮“有殺錯，冇放過”的效果，並認為是“超級高手”，真在令人啼笑皆非。我與曾俊華雖不太熟，但也無寃無仇，對其為人和形象，仍然頗為欣賞，我要斷其後路做什麼？我現在無慾無求，並不捲入任何政治漩渦，只是書生論政，以文會友。論點或有錯誤，但絶不抱任何目的去貶甲褒乙。知我者眾，鄭大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希望袛此一椿，下不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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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東方日報〉主事人的邀請，在這裡寫點評論文字。我在報章上寫評論政治社會文章，已逾三十年，本着“以文會友”的宗旨，多來年結交許多素未謀面的朋友，特別是知識界的朋友。文章也受到溫家寶總理的青睞，終於有了上月二十三日的北京會見。所以我把這個欄目，稱作“以文會友”，誰曰不宜？

我寫政治評論，堅持三個原則，一是愛國愛港，愛自己的國家民族，希望香港這個自己安身立業之地繁榮安定。不像有的人以做中國人為恥，總希望中國大亂，不作善意批評，而是惡意攻擊。二是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形成的，目前中國沒有任何一個黨外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它。我們希望它自我完善，而不是打倒它。第三，寄希望於當今的領導人。當今的中央領導人，即所謂胡溫體制，是好的。他們身家清白，一心一意想為國家辦好事。可是中國的情況太複雜，封建思想殘餘和文革遺毒甚深。毛澤東說的“黨外有黨，黨內有派”，的確如此。所以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要有耐心。

回歸前著文請政治部人員放心

回歸前我寫的政治評論文章，着重於寄希望於香港的平穏過渡。我自認我的評論中的兩個方面是頗為獨到的。其一是請紀律部隊的人們安心，接受回歸的現實，不要人心惶惶。當年我擔任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執行委員，徵詢各界對起草基本法的意見。我寫了好幾篇文章，希望紀律部隊人心安定。因為紀律部隊，特別是警察，在內地被認為是“專政工具”，政權易手，這些人心中沒有底，於是考慮移民，爭取居英權。特別是“政治部”這些搞情報工作的人，更是心驚膽跳了。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有兩三年我是被政治部的特務貼身跟踪的。那時候港英對愛國學校的監視、孤立、圍剿是不遺餘力的。我是學校的校長，便被“照顧”到了。那些政治部的特務，不少是熟口熟面的。我在評論中寫道，這些人只是奉命行事，建議有關當局正式宣布，這些人因政治理由執行的任務或行動，回歸後概不追究。

我有一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學生，畢業後居然能進入警務處當上督察級的警官。大家知道，那時候左派學校的畢業生，要考進師範院都絶不可能，傳聞官津學校教師如進國貨公司購物，被發現都會列入黑名單，影響職位，何況讓左派學生進入敏感的警察部門？這位學生退休後立即移民加拿大，當然他心中有數。但後來看到香港回歸以後，並沒有進行甚麼清算行動，他便放膽回港探親，並與我及一些校友相聚，我們也不談往事，只以師生之誼暢敍。

批評中方被彭定康耍了

另一件事是批評香港回歸之前的過渡期，中方工作的疏漏。當年港英當局多次與中方特別是香港新華社交手。狡猾的政客彭定康，號稱末代總督，絶非一盞“省油的燈”。他雖然被謚為“千古罪人”，郤沉着地進行政權移交前的部署。無論從人事布局，經濟制度，立法機構的設置，扶植反對派，為回歸後没有英國人直接統治的“統治”作了周密的布局。特別是把“主權換治權” “的意識形態，深植在親英人士的思維之中，出現要求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的實際呼聲和行動。我在最近寫的一篇〈“主權換治權”的變種心態〉中有詳細的論述。

但彭定康拋出了一個立法會選舉的民選席次議題，來吸引中方注意。正所謂“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結果中方上當了。因立法會選舉方式爭論不休，郤忽視了彭定康的周密部署。這位“千古罪人”，又為英國人以至西方世界立下了大功。

去年政改爭論，主張讓步

就最近的事情來說，去年的一場政改風波，中央堅持不對民主黨讓步之後又忽然轉軚，頗為轟動一時。

我公開發表文章，主張可以讓步，以達成一個政改協議，有利於香港政治生態的改善。但大部分建制派人士認為民主黨的建議違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基本法〉立法原意，特別有趣的是〈大公報〉前後兩天的社論立論完全相反的變調。

最後，在立法會即將表決政改方案的前夕，中央突然轉軚，同意民主黨提出的新增五席區議員互選的議席，採用一人一票的方案。於是許多社會上的頭面人物，大跌眼鏡，又紛紛變調，成為一大新聞。（全過程均見拙著〈闖進政治禁區〉，2010年11月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講真話不講奉承話

我對內地某些意識形態的評論，的確有點闖入政治禁區的味道，但郤並没有違反我在文首所提的三個基本原則。

我評論“普世價值”，“兩院制”和“三權鼎立”，是作為理論探討。對於中國發展道路和模式，對於中國的“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的比較，都肯定中國模式的長處，並不贊成完全照搬西方的。對有說“胡錦濤代表逆流”，我為他辯護。真正是“是其是，非其非”，清心直說。當然我不敢說我的意見都是正確的，我同樣願意接受批評或爭論。以文會友正是這個意思。友好的爭論是必要的，只要平心靜氣，不是謾罵和攻擊就好。魯迅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就是最好的箴言。

宋代歐陽修說﹕“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触怒”。我也曾因某些溫和的直言而触怒某位高層領導人，但我從不“諛言順意”以取悅於權勢者。今後也本着講真話不講奉承話、套話、大話，與諸位讀者共勉。

電郵﹕[email protected]

〔以文會友〕專欄逢星期四出版於＜東方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