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緬強人扭乾坤 大陸又如何?

緬甸總統登盛推行改革,該國的開放進展驚人。經過數十年的軍人獨裁統治,緬甸成為南亞最落後的國家。上世紀八十年代,以民族英雄、革命元老昂山的女兒昂山素姬為首成立了全國民主同盟,成為最大的反對派,但昂山素姬長期被軟禁,軍人獨裁如故。

一九八九年,緬甸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雖然自然條件優越,自然資源豐富,但國民經濟發展緩慢。

我在一九九七年初游緬甸,見證了緬甸各項設施的落後。由曼德勤(緬甸第二大城市)乘車南下,緬甸公路出奇的壞,一旦下雨,積水盈尺。公路和兩旁的田地連成一片汪洋,中途被迫要停留敏鐵拉(MEIKTILA)及勃固(PEGU)過夜,而兩地最好的酒店也破爛兼漏雨,夜不能寐。

現在軍政府登盛將軍一聲改革,既與反對派昂山素姬修好,讓他參選議會獲勝。又大力開放社會,吸引外資。於是美國、日本等外資企業陸續有來。過去被禁的可口可樂,歷經半個世紀,重新到緬設廠,並由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主持揭幕。其改革開放速度之快,令人矚目。有人估計下屆大選,可能政黨輪替,由昂山素姬上台。

究竟緬甸是不是由最高獨裁領導人一聲改革開放,就能開放黨禁,向西方靠攏?我們是局外人,對緬甸政情所知不多,但倒很有興趣了解其來龍去脉。

台灣蔣經國開放黨禁

緬甸離我們較遠,但台灣卻是近鄰。現在許多台灣人都感激蔣經國掌權時的“改革開放”。說蔣經國開放黨禁,解除戒嚴,是造成台灣今天走向民主和經濟繁榮的重要原因。

大家知道,蔣介石是現代中國的最大獨裁者。他在大陸掌權二十多年,到台灣再當權二十多年。掌握權力時,鎮壓異已不遺餘力,殺害共產黨人和進步民主人士無數。他獨裁、反共、不民主、搞封建繼承。

蔣掌權到死亡的一天,之後便是他的兒子蔣經國繼承權力。

在蔣經國掌權時代,是不是他看到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不可抵禦,因而開放黨禁,發揚民主,成為改變台灣面貎的開路先鋒?抑或有其他推動力,促進台灣的民主改革?緬甸和台灣是十分值得探討的兩個改革先例。

緬甸軍政府獨裁,大蔣小蔣獨裁,眾所周知,但是不是他們在一念之間,改變了該國和該地區的政治面貌?

緬、台和大陸情況不同

在中國大陸,習近平剛剛上台,廣大海內外炎黃子孫寄以期望。正是因為中國長期是人治社會,當第一把手的擁有莫大的權力。按緬甸和台灣的先例,是不是這位最高領導人的意志便能改變中國社會,進行政治改革?

應該說,中國的事情比緬甸和台灣的複雜得多,相信多數人不會如此樂觀。緬甸只有五千多萬人口,台灣只有二千多萬,中國大陸卻是有十三億多的啊﹗緬甸國土面積只有六十七萬多平方公里,台灣只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而中國大陸卻是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國。

國情的複雜更在於社會政治結構不同,權貴集團形成的歷史不同。習近平也許比登盛和蔣經國高明得多,但要一言九鼎,扭轉乾坤,卻完全不易。

緬甸的軍頭,是單個系統;蔣氏王朝,更是一統天下。過去說國民黨有四大家族,還不是蔣介石一個人說了算。蔣死後由嚴家淦接總統位,誰都知道蔣經國才是真命天子。況且小蔣掌握情治機構多年,根深蒂固,要進行改革,順應潮流,便容易得多。

依靠人民便能改革

中國在毛澤東、鄧小平等強人過後,形成多個權貴集團。既各有幕後元老的人脉,又有不同國企的經濟後盾。一切的高層人事決定,都帶有利益集團的背書,也是各派勢力妥協的產物。鄧小平繼承毛澤東的強人風格,但他還不能如毛澤東般,把四巨頭(毛、劉、周、朱),殺的殺,(對劉少奇);貶的貶,(對朱德);削權的削權(對周恩來)。到了鄧小平時代,鄧還要賣陳雲、李先念等元老的賬。今天的習近平,比他們受到的制肘更多。如何周旋在各派系之間,施展拳腳,就要看他的本事了。

但是我們仍然寄以希望。因為領袖如果依靠的是人民,這便是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話完全正確。

電郵﹕[email protected]

台、緬強人扭乾坤 大陸又如何?

緬甸總統登盛推行改革,該國的開放進展驚人。經過數十年的軍人獨裁統治,緬甸成為南亞最落後的國家。上世紀八十年代,以民族英雄、革命元老昂山的女兒昂山素姬為首成立了全國民主同盟,成為最大的反對派,但昂山素姬長期被軟禁,軍人獨裁如故。

一九八九年,緬甸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雖然自然條件優越,自然資源豐富,但國民經濟發展緩慢。

我在一九九七年初游緬甸,見證了緬甸各項設施的落後。由曼德勤(緬甸第二大城市)乘車南下,緬甸公路出奇的壞,一旦下雨,積水盈尺。公路和兩旁的田地連成一片汪洋,中途被迫要停留敏鐵拉(MEIKTILA)及勃固(PEGU)過夜,而兩地最好的酒店也破爛兼漏雨,夜不能寐。

現在軍政府登盛將軍一聲改革,既與反對派昂山素姬修好,讓他參選議會獲勝。又大力開放社會,吸引外資。於是美國、日本等外資企業陸續有來。過去被禁的可口可樂,歷經半個世紀,重新到緬設廠,並由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主持揭幕。其改革開放速度之快,令人矚目。有人估計下屆大選,可能政黨輪替,由昂山素姬上台。

究竟緬甸是不是由最高獨裁領導人一聲改革開放,就能開放黨禁,向西方靠攏?我們是局外人,對緬甸政情所知不多,但倒很有興趣了解其來龍去脉。

台灣蔣經國開放黨禁

緬甸離我們較遠,但台灣卻是近鄰。現在許多台灣人都感激蔣經國掌權時的“改革開放”。說蔣經國開放黨禁,解除戒嚴,是造成台灣今天走向民主和經濟繁榮的重要原因。

大家知道,蔣介石是現代中國的最大獨裁者。他在大陸掌權二十多年,到台灣再當權二十多年。掌握權力時,鎮壓異已不遺餘力,殺害共產黨人和進步民主人士無數。他獨裁、反共、不民主、搞封建繼承。

蔣掌權到死亡的一天,之後便是他的兒子蔣經國繼承權力。

在蔣經國掌權時代,是不是他看到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不可抵禦,因而開放黨禁,發揚民主,成為改變台灣面貎的開路先鋒?抑或有其他推動力,促進台灣的民主改革?緬甸和台灣是十分值得探討的兩個改革先例。

緬甸軍政府獨裁,大蔣小蔣獨裁,眾所周知,但是不是他們在一念之間,改變了該國和該地區的政治面貌?

緬、台和大陸情況不同

在中國大陸,習近平剛剛上台,廣大海內外炎黃子孫寄以期望。正是因為中國長期是人治社會,當第一把手的擁有莫大的權力。按緬甸和台灣的先例,是不是這位最高領導人的意志便能改變中國社會,進行政治改革?

應該說,中國的事情比緬甸和台灣的複雜得多,相信多數人不會如此樂觀。緬甸只有五千多萬人口,台灣只有二千多萬,中國大陸卻是有十三億多的啊﹗緬甸國土面積只有六十七萬多平方公里,台灣只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而中國大陸卻是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國。

國情的複雜更在於社會政治結構不同,權貴集團形成的歷史不同。習近平也許比登盛和蔣經國高明得多,但要一言九鼎,扭轉乾坤,卻完全不易。

緬甸的軍頭,是單個系統;蔣氏王朝,更是一統天下。過去說國民黨有四大家族,還不是蔣介石一個人說了算。蔣死後由嚴家淦接總統位,誰都知道蔣經國才是真命天子。況且小蔣掌握情治機構多年,根深蒂固,要進行改革,順應潮流,便容易得多。

依靠人民便能改革

中國在毛澤東、鄧小平等強人過後,形成多個權貴集團。既各有幕後元老的人脉,又有不同國企的經濟後盾。一切的高層人事決定,都帶有利益集團的背書,也是各派勢力妥協的產物。鄧小平繼承毛澤東的強人風格,但他還不能如毛澤東般,把四巨頭(毛、劉、周、朱),殺的殺,(對劉少奇);貶的貶,(對朱德);削權的削權(對周恩來)。到了鄧小平時代,鄧還要賣陳雲、李先念等元老的賬。今天的習近平,比他們受到的制肘更多。如何周旋在各派系之間,施展拳腳,就要看他的本事了。

但是我們仍然寄以希望。因為領袖如果依靠的是人民,這便是一個巨大無比的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話完全正確。

電郵﹕[email protected]

換人不可能 推新有難度

最近,關於北京啟動更換特首的B計劃,傳聞不絶如縷。謠言多講幾次似乎成真。但了解北京政情的人,應該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今天梁振英班子雖然陸續出事,但並未傷其筋骨。出事的是個別的行政會議成員,並非領導班子的關鍵人物。況且CY施政上也還没有出現重大紪漏。中央也深知,梁振英在各種反對勢力的聯合進攻下,令他舉步維艱。加上他的班底薄弱,施政經驗缺乏,適度有為變無為,並非個人之錯。

中央對香港人事,從來是十分理智從事,絶非“衝冠一怒”,草率便下決定。董建華主政七年,也是在與公務員班子長期磨合不暢之後,有商有量,讓他體面下台。

現在梁振英上台不足一年,如果迫他下台,既自爆中央選人一再出錯。(先選中唐英年,後轉軚支持梁振英),也令有志從政者心寒,更增加2017年選人之難。瞻前顧後,中央決不會在目前做此蠢事。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已成定局,中央不能在這個立場上倒退。原本的如意算盤是,這一屆的行政長官,五年政績昭著,2017年出馬參加普選,挾高民意接受民選考驗,勝利連任。

但目前看來,這個算盤是打不響了。

五年之內,梁振英如何起死回生,扭轉乾坤,創出佳績,實在不敢寄以過高期望。在資本主義社會,在普選的政制底下,人心總是思變,“換一位來試試”的心態普遍存在。所以,由梁振英再出馬來爭取連任的可能性不大。

下一屆推出誰候選

因此,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既有選舉方式之爭,還有人選推舉之難。目前,正是選舉辦法的角力,往後還有推出候選人的難題。

中央過去對於在香港的選舉,往往有過份樂觀的看法。基本法關於回歸十年的政制設計,便是一個樂觀的設計。2017年進行普選,當年也是對本港建制派組織群眾的能力作較高的估計。認為經過多年經營,建制派必能推翻所謂六四比(即民主派選票佔六成,建制派佔四成)的形勢。證之近年的選舉,六四比已變成近五五比。假以時日,建制派必能壓倒反對派。

但去年一場特首選舉,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香港的重要利益集團倒戈相向,港英餘孽浮頭興波作浪,外國勢力積極在幕後發功。香港的傳媒陣地幾乎一面倒地作反梁宣傳。政改方案尚未開始咨詢,反對派已擺出一個全面進攻的陣勢。把理性探討貶為“假普選”,主動佔領“道德高地”,並以“佔領中環”相威脅,迫使中央就範。

樹欲靜而風不止

中央被迫提前出手,由喬曉陽南下宣布普選底線;並由張德江警告香港如因政改而分化,將弱化其國際地位。如此公開而提早地表態,證明中央對香港形勢發展的憂慮。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正是香港所處的國內外因素,這場政改風暴是一定要到來的。

現在政改咨詢還没有開始,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正式咨詢起步,肯定更是劍來槍往,火藥味更濃。如果按照喬曉陽定下的底線進行篩選,又不知道會爆發什麼樣的抗議活動。

就是不篩選,一是選出一個泛民主派的候選人怎麼辦?二是建制派推出一個什麼樣的能人參選?

選出民主派的特首,再由中央否決,不加委任,這是下下之策,此所以喬曉陽要提早宣布底線的原因。如果建制派推出一位頗為平庸或者頗有爭議的候選人,在篩選之下出選,但得票率偏低,又如何能建立他(或她)的統治威信?

回歸十五年,香港的政治生態越來越複雜,各種勢力的拉鋸使香港政局更難於掌握。人們不禁會想,當年訂立《基本法》之際,如果充分估計到香港政局的複雜性,在第四十五條關於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刪去選舉兩字,變成“通過協商產生”,並把“最終達至……”一段刪去,豈不是一了百了?

電郵﹕[email protected]

中國共產黨應該整黨清黨

中國共產黨有八千多萬黨員。中國差不多不够十個成年人,便有一個黨員。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個比例是不是太大了?

在過去戰火紛飛的年代,在過去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年代,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是要冒着殺頭的危險,至少要冒坐牢的危險的。那時候,參加共產黨,並没有什麼實際的利益,絶對不能升官發財,而是捨身為國為民,憑的就是一股憂國憂民的熱情,一股為民族求解放,為廣大無產階級,即工農大眾謀解放的熱情,參加到共產黨這支革命隊伍中來。

當然,那時候也許有少數隨大流的,意志並不堅定的分子,但很快便被革命洪流沖洗掉,或者自己早就掉了隊。

革命勝利黨員的地位變了

現在呢,革命勝利了,共產黨掌了權,而且權力愈來愈集中。要當官,便必須入黨,有“黨證”,是當官的基本條件。

當然,當前仍然是有許多有志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的青年參加共產黨。上世紀中初葉以來,許多有志氣有專業知識的青中年人,都憑着一股服務社會服務國家的熱情,熱切要求參加共產黨。甚至有些已經在民主黨派中有崇高地位的“民主人士”,也都熱切地希望參加共產黨。由於統戰工作的需要,有的只能當個秘密的共產黨員。有的可敬的民主人士,在臨終的時刻,也希望最後能為一個崇高的共產黨員。像著名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就是其中的一個。

也有許多滿腔革命熱情參加黨的,在歷次過左的政治運動中,都受到無情的打擊,有的甚至因此丟掉可貴的性命。雖然不少後來在“撥亂反正”中,得到了平反,但他們的經歷,卻是可悲可嘆的。

入黨是為了掌握權力

改革開放年代,實行市場經濟,既發展了工商業,促進全國的經濟發展,造成經濟起飛,使我國躍居世界經濟生產總量的第二位,這是可喜的現象。但由於體制改革没有到位,出現官商勾結,形成新的權貴集團,蠶食着國家的資產。某些人藉“共產”之名,卻有攫取“私產”之實。

要掌握權位,必須入黨。許多盼望掌握權位的人,爭取入黨。有一些希望拉幫結派的人,也發展他們的同伙入黨。甚且有的鄉鎮、姓氏、宗族也把同鄉,同姓、親戚拉進黨內,“同撈同煲”,以共產之名,取“私產”的實惠。

有一些掌握權力的黨員,也腐化變質。“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毛澤東語)。難道不是這樣嗎?現在揭露出來的貪腐官員,不論是“蒼蠅”還是“老虎”,哪一個不是共產黨員?

因此,必須來一次整黨清黨的運動,把這些喪失了革命鬥志的黨員,把這些貪污腐化的黨員清除出去,才能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人數眾多並不表示共產黨的強大,精銳部隊才配得上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共黨章表明﹕“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

中共領導人不止一次提出黨的腐敗會導致“亡黨亡國”的危險,但“十八大”的報告,對“黨的建設”只有幾句話輕輕帶過。我們希望,作為執政黨,新上任的領導班子應有一個整黨清黨的決心﹗

外國勢力頻發功 港英餘孽打先鋒

前廉政公署執行處副處長徐家傑,揭露在廉署內部英國潛伏勢力,負有回歸後的特殊任務。又有關人士指出廉署內有一些事項是由英美等外國人在掌控,例如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秘書就是其中某個委員會的成員。

事緣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被揭露“請客送禮”,違反有關規定。這本來是湯個人的品質和作風問題,但有的人就把這個案件上掛外聯,把矛頭直指香港的中央駐港聯絡辦和內地有關公安、檢察部門。轉移視綫,抺黑必要的若干中港工作聯系。

事實證明,潛伏在香港的外國勢力正在發功,趁香港政治紛爭趨激烈之際,把水搞渾,達到反中亂港的政治目的。

我曾著文表示不應輕視在香港回歸後英國在本地的潛勢力,這本來是常識以內的問題。英國人統治香港百餘年,没有留下潛勢力怎麼稱得上是“大英帝國”?英國人撤出印度半島以後,搞個印巴分治,以便分而治之,在印巴等地没有潛勢力?英國人撤出馬來半島,鬧新馬分治,種族紛爭,難道没有潛勢力?英國人没有在前殖民地的往後的政治發展中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港英餘孽為了避免身份暴露,極力否認。竟認為英人撤出香港,十分撇脫,毫無後着。被人揭露後,又氣急敗壞的急急忙忙地跳出來否認,說這是“散布仇恨”,香港没有“軍情六處”的人﹗

英國潛勢力發揮作用

現在是內行人出來講話了,證實了英國人的潛勢力正在發揮作用。梁振英上台以來,第一個被扳倒的局長是麥齊光,他的“罪名”是幾十年前用互租屋宇“騙取”政府的的津貼。連前公務員事務司的王永平都說當年這種情況十分普遍,是港英對外籍和本地公務員的住房政策不公所引致。而當年未聞有因此而被控告的。今天誰來翻麥齊光的舊賬,誰利用這些舊檔案來打擊梁振英的新班子,不是不問可知嗎?

當然港英餘孽不是只潛伏在廉政公署這一個衙門內,更不只是在公務員的隊伍中。有的港英餘孽,也不是港英當局派遣潛伏下來的,而是有辮子抓在英國情報部門的手裡;還有些是當年受到英國人的提拔培養,至今念念不忘報恩;另有一些是思想意識形態和港英的理念相同,對中央和特區政府不滿。但這些人加起來,也只是少數。港英時期的官員和政治人物,大多數人還是愛國愛港的,是希望香港繁榮穏定的,是一如鄧小平所說的﹕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的。

香港動盪牽制中國

去年北京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都換了新人。但在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十分複雜的時候,英美勢力都加大了在香港的活動。英國的潛勢力在這個關鍵時刻,發揮了它的牽制作用,是毫不奇怪的。看他們成立什麼香港2020的“平台”,搞什麼“佔領中環”的連串行動,至今方興未艾。港英餘孽扮演甚麼角色,在香港誰唯恐天下不亂,一看便知。

中央新班子上場,希望進行改革,以應人民期望。但前路崎嶇,進展不易。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不變,更驅使日本等鷹犬屢屢挑釁,又在香港有港英餘孽乘勢干擾。總之就是要使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愛國港人,難道不應警醒嗎?

誰是“中間的人” 兼論三任特首

香港回歸以前,中英談判香港問題之際,鄧小平作為中國實際最高領導人,曾多次發話,提及香港回歸祖國以後的若干政策。其中有關回歸後的治港人才,他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說的一段話是﹕

“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者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看眼,不會泥於小節”。

鄧小平把香港人也按照內地左中右的分類法,分為左右翼和中間派。那麼,當年的左中右,究竟指的是些什麼人呢?

左翼容易解,就是那些在解放初期,甚且在二戰結束後,就在香港從事愛國公開活動的人。就是被目為老左派,包括當年的愛國工會、學校、社團的負責人。

至於所謂右翼的呢,在早年應該是指那些親國民黨的。解放後國民黨人從大陸撤退,跑來香港,從事工運和其他商業活動。國民黨的勢力在解放前的香港,有相當的基礎。他們有不少學校,有工會和工團的聯合組織;有商會有報紙。解放後他們仍堅持“中華民國”正,每年“雙十”要慶祝“國慶”。一九五六年還因為掛國民黨旗而引致一場“九龍暴動”。這些親國民黨人士往後有不少分化,有的便不再參加政治活動,有的由於經濟利益也投靠了愛陣營不過明顯分化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這些過去親國民黨的,大概就是鄧小平所指的右翼分子。

不談政治便是中間派

至於香港土生土長,又不談政治,在商言商的工商業者,和没有明顯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大概便是所謂中間的人”

那時候,中間派是多數,左右翼是少數。有明顯政治傾向而且活躍在政壇的左右翼人士更是少數。正是因為這個數量比,所以鄧小平指出應該多選些“中間人”。

回歸以後,這些“中間的人”不少已向“左翼”靠攏,特別是工界人士。為了工商業經營的利益,他們都變成愛國商人了。許多人更被任命為人大代表和各級政協委員。可以說,這些人都靠左了,那麼,他們還算是“中間的人”,還是已變成“左翼人士”?

至於在港英統治時期的公務員,當局聲稱公務員是中立的。所謂中立,就是公務員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就是不算是公務員的津貼學校教師,因為接受港英的俸祿,也要“中立”,不能參加政治活動。否則輕則開除,重則遞解出境。

回歸以後,他們仍然當他們的公務員,按《基本法》規定,其職務及待遇不變。這些人大概也還是“中間的人”了。

三任特首都是“中間的人”

“中間的人”,應該是最吃香的人,應該在香港當權,更應該被選為行政長官。

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就是一位“中間的人”。他是個商人,但在香港的工商業活動中,他並不是如霍英東、王寛誠、湯秉達那樣,早年就是愛國商人。他的父親董浩雲,更是有點親國民黨的背景。他自己也當過港英的行政局議員正因為他是“中間的人”,所以當選第一屆行政長官,並無異議。

第二任行政長官蔭權,原是港英時代的高級官員,當然更是“中間的人”。他和左派愛國人士毫無瓜葛,況且了英國的爵士銜頭,更絶對是“中間的人”。

第三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土生土長,在香港及英國接受教育,父親是警察,自己既是專業人士,也實際上是生意人。在學期間並無與左派愛國人士有所接觸,也並不是一個政治人物。只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參與香港《基本法》咨詢活動,最後擔任秘書長職務。當年參加基本法起草與咨詢活動的各界人士多得很,包括既為反對派頭面人物的李柱銘、馮檢基,還有當年的政商界名人安子介、羅德丞、黃保欣等人。為何要以梁振英曾擔任一個小小的秘書長就把他列為“港共”分子?這是有意把他“抺紅”的政治伎倆罷了。

“中間的人”能人不少

香港“中間的人”有的是,能人也不少。說左翼和右翼要少些,應多選些中間的人。現在的右翼就不是親國民黨的分子了,而是裡通外國或者是“港英餘孽”等人。反對共產黨不足畏,只要是為鄧小平所說﹕尊重自己的民族,即有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擁護祖國對香港的主權,即不把香港搞成獨立的政治實體;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穏定,即不搞癱瘓香港的暴烈行動以弱化香港的國際地位。就是說,“祖國,愛香港”。他們雖然不喜歡共產黨的某些政策,甚至不愛共產黨,但他們既可以參政,也可以競逐行政長官。

電郵﹕[email protected]

日本北韓都玩火 安倍右翼更可怕

日本和北韓都在東亞玩火,北韓尤其玩得出神入化。一會兒進行核試驗,一會兒又說要發射洲際導彈。搞得美國和許多亞洲國家神經兮兮。北韓似乎要來真的,居然要求外國使節撤退,宣佈朝鮮停戰協定無效,驅逐三八線的工業區南韓工人出境。動作多多,似乎戰爭一觸即發。

金正恩這小子玩戰爭邊緣雜技確有一手,把幾個大國的目光吸引過來。說它是核訛詐,也無不可,但的確玩得神乎其技。難道六十八年前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的一幕,將在本世紀內重演?

日本也在玩火,不僅在釣魚島問題上挑戰中國的主權,安倍政權還一再否定二戰時的侵略戰爭。一說審判日本戰犯並非經日本同意;二說強徵“慰安婦”有其必要。這些軍國主義分子,今年更大規模去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還要逐步修改戰後和平憲法。安倍一步一步走向現代的軍國主義,並不是只說不做的。

北韓沉寂日本囂張

北韓的核訛詐,暫時沉寂了下來。因為誰都知道,它的核能力有限,一旦敢於開動核武,首先便是它的滅種滅國。它的核彈在現代科技的監視底下,是否能够射得出來,頗成疑問。它的周圍,有中美俄三個核武大國,相信有能力監視北韓的核彈動態,不容許它隨時發動一場核武戰爭。

北韓不足恃,但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卻更值得注意。日本右翼以至軍國主義分子,在當前日本經濟未能復甦之際,顯然蠢蠢欲動。證之現代史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發動戰爭,既與國內經濟蕭條有關,也看準被侵略方積弱的因素。從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到七七全面發動侵華戰爭,都是看透了中國國力衰弱,又有內戰之憂。但是偷襲珍珠港,敢和強國美國為敵,卻是打錯算盤的冒險主義了。

歷史教訓不應忘記

今天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已彰彰在目。日本特務通過在中國的合資企業,遍佈全中國。他們了解中國的若干國情:或了解社會上若干不穏定因素;或了解軍隊中的若干貪腐情況。他們可能得出軍民不堪一擊的假象。如果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作出錯誤判斷,敢於發動侵略戰爭,只能再一次自取滅亡。

今天的中國人,文化知識水平與八十年前絶不相同,今天的中國人,愛國情懷絶不遜於上個世紀初葉。至於國力和武器裝備,更是今非昔比。中國的經濟實力和武裝力量,足以應付一場現代戰爭,足可與日本打場硬戰。

日本軍國主義者現在還主要依賴於美國武裝力量的庇護,如果要打,一定要拖美國落水。同時,日本當前和韓國以及俄羅斯都有領土紏紛,特別是韓國,舉國上下都不忘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傷痛,更是與我們有對日共同觀點的與國。最近安倍居然派出高官訪問平壤,企圖打北韓牌反制中韓聯手,但此舉會否取得美國同意,而美國是否願意被日本拖下水參加一塲未知結果的戰爭,更成疑問。

總之,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是亞洲和平最危險的敵人。美國人積極扶殖日本軍國主義,充當亞洲圍堵中國的看門犬,我們希望美國人不要癒了傷疤忘了痛,別忘了珍珠港的歷史教訓﹗

琉球歸屬再議 外交反守為攻

中國提出琉球(沖繩)的歸屬問題,必須再議,是一個極好的主意。對日本右翼分子在釣魚島問題上挑戰中國的主權,是一個反守為攻的外交策略。

《人民日報》刊出琉球歸屬“再議”的一篇評論文字,當然是代表中央的觀點。日本人假惺惺地表示,“如果文章是在中國政府參與下所寫,將不可忽視”。這說明今天我們提出這個沖繩地位問題,正是擊中了日本軍國主義者擴充領土,侵略他國的要害。

琉球原本是個獨立王國,在八百多年前(南宋時期)建國,明清兩朝都向中國稱臣朝貢,受中國皇帝遣使冊封。像台灣一樣,清代末年才被日本武力侵佔。

琉球民族完全不像日本人,更與日本文化毫不相干。只是在日本侵佔後,日本人大量向琉球移民,真正把琉球作為殖民地對待。直至今日,兩個民族並不相親相近。特別是二戰期間,日本侵略者迫使琉球人充當砲灰,戰敗後又迫使琉球人跳崖自盡,這筆血債,琉球人至今念念不忘。

沖繩具濃厚的中國色彩

我曾兩次去去琉球改名後的沖繩旅行,看過一些戰爭遺跡,了解某些當地文化。琉球島上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十分相近。島上到處可見獅子雕塑,似乎還是沖繩人的圖騰。而獅子正是中國封建王朝威武的象徵。此外還有關帝廟、孔廟等等。

在沖繩島上的首里城堡,守禮門的建築,以至各種服飾、工藝,都不脫中國文化的胎胚。在沖繩的縣立博物館裡,各種展品都充分說明該島文化源自中國。

十九世紀日本侵佔琉球,到了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在琉球也才有一萬五千的移民,更多的移民是在太平洋戰爭之後。為了備戰,有五萬六千日本人移居該地,又強迫當地原居民改名換姓,並把琉球改為日本的沖繩縣。

二戰日本戰敗,日本軍隊強迫當地居民跳崖自殺的“集體自決”,成為今天琉球居民揮之不去的悲慘事件。但日本教科書卻歪曲成是當地居民為了“殉國”而自願自殺的,這事引起琉球人的極大憤怒。二00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島上有十一萬人舉行的群眾集會,抗議日本歪曲歷史事實。

現在島上的平和公園記載着死者名單中說,其中琉球人死難的有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人,外縣人才是七萬七千零三十三人。外縣人大概大部分是日本兵,本地人枉死的可能大多是被迫“集體自決”者。而且墓碑正處在一些無邊大海的懸崖旁。

琉球交日本是私相授受

日本發動侵略中國和太平洋戰爭,戰敗後由於國際會議規定,日本只能保留本土四島及附近的少數島嶼。台灣、澎湖必須歸還中國,朝鮮獨立建國,南庫頁島等歸還蘇聯,只有琉球羣島,由美國託管。但管託二十七年後,美國擅自將琉球交給日本,這是違反國際協議的。《波茨坦公告》規定應由英美中三方協商決定的原則,美國並未遵守。琉球歸日,是美日私相授受的,今天說再議是完全有理由的。

“再議”未必有什麼結果,美日不會願意讓沖繩的地位發生改變。但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經常對鄰國的領土提出要求,特別是近年以來,把釣魚島歸屬問題鬧得火藥味甚濃。今天把琉球歸屬問題提出來,起碼可以震動一下以安倍為首的日本極右翼分子的神經,打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氣熖。

2013-5-16 東方日報

香港前途決戰,集結號已經吹響﹗

香港的反對派,包括外國勢力及某部分利益集團,究竟要求香港變成甚麼樣子?

坦白地說,他們就是要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類如台灣,“不統不獨”。既不是鬧香港獨立也要削弱中央的憲制權力。

當然,台灣與香港不同。台灣現在實際上已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但不是獨立國家。中國大陸也不允許它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所以馬英九便叫出不統不獨的口號。由於中國大陸現在對台灣只有經濟影響力,政治上控制不了。馬英九卻若即若離,政治上的談判遲遲未能開動。大陸只能抛出許多經濟上的好處,近年特別購買台灣綠營盤據的南部的農產品,並給台商的若干優惠,以經濟促政治,以經濟防台獨。北京當前對台灣的政策,是不急於統一,等待水到渠成。

中央對香港行使憲制權力

香港呢,早已在1997年回歸祖國,而且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鑑於香港殖民地歷史形成的特殊情況,於是創造了這個“一國兩制”,保留香港與大陸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但香港只是“高度自治”,《基本法》規定的中央對香港有憲制權力。除了國防和外交之外,還保留了主要人事任命權和法律的最後解釋權。

正是這個憲制權力,特別是對行政長官的任命權,使反對派如坐針氈,非要突破不可。這便是當前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普選爭議的來源。

反對派的如意算盤,就是要在2017年的特首普選中,選出一位並不太聽中央的特首;在2020年立法會普選中,取得過半數的議席,以便把香港逐漸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這個逐步蠶食中央憲政權力的隂謀,正在積極醖酿着。所以,這並不是香港建制派和反對派的對壘,而是各種反對勢力反抗中央的集結號。

雙方提前進入戰鬥狀態

中央當然看出這個政治企圖的趨勢,所以及早出手:一是早早明確指出行政長官普選的底線;二是警告香港反對勢力如此搞法,必定弱化香港在國際經濟活動上的競爭能力。

但這些要把香港搞成獨立政治實體的反對派力量和人物,早有部署,公開擺明一個對抗的陣勢:他們也已出手,一是宣佈“佔領中環”癱瘓香港以威脅香港繁榮安定,恐嚇中央就範;二是由陳方安生等成立一個“香港2020組織的新平台,準備與中央對抗。他們並不避嫌的引進英國勢力,由港英前高官的副憲政事務司布簡琼和英國富商高德禮參加領導層,更不避“港英餘孽”的嫌疑,大張旗鼓“出櫃”。

政改鬥爭風雲險惡

看來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了。要就是沉默的大多數為“香港是吾家”,奮起反對破壞香港和平穏定的行為,要就是反中亂港勢力引進外國勢力的力量得逞。兩者是不可調和的。

觀之某些“港英餘孽”被揭露底牌而失魂落魄地破口大罵,淪為潑婦罵街的小醜,可見當前這一場政改鬥爭的風雲險惡。

2017年的普選特首,變成一個重要關口。外國勢力和反對派認為這是一個爭奪香港政治領導權的爭奪戰,是一個變香港成為没有“獨立政治實體”之名而有獨立政治實體之實的關鍵時刻。戰鬥的提早到來,並不出人意外。但是香港建制派準備好了没有?而其中的某些自稱“建制派”的,實則是被敵方滲透的“港英餘孽”。

反對派來勢汹汹,咄咄迫人。他們的輿論部署,他們通過“工運”小試牛刀,在在表現出他們已經吹響全面攻擊的集結號。一場香港前途決戰,看來不可避免。

2013-5-11 明報

電郵﹕[email protected]

“少吃一桌飯,多蓋一間房”﹗

中國的公費消費十分驚人,恐怕這類用公款消費是世界第一。所謂公費消費,最主要的是公費請客吃喝,各級官員濫置公用小汔車和用車,還有就是公費出外開會旅遊。這三項加起來,佔了每年政府財政收入的相當大比例。

光是公費吃喝,有估計每年已達九千億,有人統計說,每年官員吃喝,吃掉了三十艘航空母艦。

民間已有着不少投訴。其實這類“三公”消費,隨處可見。每到內地旅遊,看高級酒家廂房,大部分為官員們應酬作樂所佔有。至於公車,過去中央規定,只有正部級即省部級官員才可擁有專用小汔車,副省部級外出可用公車,但不是專用。但現在是連村官,即村長村支部書記,都有專車。曾見有某鎮長,在其名片上還印上他的平治專車的“玉照”。此外到外地開會,都住上五星級酒店,雖然中央明令禁止,但凡到旅遊勝地的五星級酒店,都可見某某部門的專業部門在此開會的公告牌。我曾拍有若干照片,立此存照。

省部級官發聲

這種不加制約濫用公帑,令外人為之側目。所以習近平主席上任以來,首倡改進官場作風八條,並在今年北京“兩會”上實踐。最近我到內地旅遊,在星級酒店及酒家中所見,此種吃喝之風稍見收歛。但也並不是完全禁絶,他們或另換名堂,或地下進行。當然,整頓官場作風,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堅持和監督。

近有省部級官員發聲,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王君,在官報上發表《少吃一桌飯,多蓋一間房》的文章,呼籲多做一些雪中送炭,急民之困的實事,要把一些群眾冷暖放在心頭。他針對的是一些城鎮中棚戶區的改造。因為城鎮中仍有不少居民住在不擋風雨的草棚木棚之中,而且還有些官員對棚戶區改造,採取強拆硬徵,偷工減料和對政府撥款改造貪污挪用。這位地區第一把手,確實了解情況,才會發出如此的呼籲。

住房問題,在香港是大問題,在內地同樣是大問題。據內地報道,陝西省古城榆林市,在有五百年歷史的明城牆下,有一批居民卻在牆根下,過着没有燃氣、暖氣和下水道的“穴居”生活,就像本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不少人住在險坡的木屋區一樣。當年的鷄寮塌方的慘刻,老香港記憶猶新。榆林的“穴居人”只不過是見諸官報,方為世人所知。內地偏遠地區,住在非人生活的破漏草棚、穴居的居民,不知還有多少。

夢想就是有安居之所

現在許多人常常喜歡說中國夢,權貴階層也有他們的夢想,但幾千萬的貧苦中國人,他們的夢想就是要有一個安居之所,或者他們世代耕種居留的土地不被強佔賤賣,他們的簡陋住房不被“強拆硬徵”。烏坎村的群體事件,不就是由於強佔賤賣所引起的麼。其實中國還有不少地方仍存在強佔賤賣的事件,只是或没有烏坎村民那麼覺醒或者未經報道罷了。

唐代詩人杜甫的詩句﹕“安得廣厦千萬問,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今有 王 君的一句“少吃一桌飯,多盖一間房”的呼籲。可說古今相耀映。但願 王 君的夢想成真,既能清除官場吃喝浪費陋習,又能盡庇村鎮貧民,我們期待着﹗

2013-5-9 東方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