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於北京啟動更換特首的Ｂ計劃，傳聞不絶如縷。謠言多講幾次似乎成真。但了解北京政情的人，應該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今天梁振英班子雖然陸續出事，但並未傷其筋骨。出事的是個別的行政會議成員，並非領導班子的關鍵人物。況且CY施政上也還没有出現重大紪漏。中央也深知，梁振英在各種反對勢力的聯合進攻下，令他舉步維艱。加上他的班底薄弱，施政經驗缺乏，適度有為變無為，並非個人之錯。
中央對香港人事，從來是十分理智從事，絶非“衝冠一怒”，草率便下決定。董建華主政七年，也是在與公務員班子長期磨合不暢之後，有商有量，讓他體面下台。
現在梁振英上台不足一年，如果迫他下台，既自爆中央選人一再出錯。（先選中唐英年，後轉軚支持梁振英），也令有志從政者心寒，更增加2017年選人之難。瞻前顧後，中央決不會在目前做此蠢事。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已成定局，中央不能在這個立場上倒退。原本的如意算盤是，這一屆的行政長官，五年政績昭著，2017年出馬參加普選，挾高民意接受民選考驗，勝利連任。
但目前看來，這個算盤是打不響了。
五年之內，梁振英如何起死回生，扭轉乾坤，創出佳績，實在不敢寄以過高期望。在資本主義社會，在普選的政制底下，人心總是思變，“換一位來試試”的心態普遍存在。所以，由梁振英再出馬來爭取連任的可能性不大。
下一屆推出誰候選
因此，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既有選舉方式之爭，還有人選推舉之難。目前，正是選舉辦法的角力，往後還有推出候選人的難題。
中央過去對於在香港的選舉，往往有過份樂觀的看法。基本法關於回歸十年的政制設計，便是一個樂觀的設計。2017年進行普選，當年也是對本港建制派組織群眾的能力作較高的估計。認為經過多年經營，建制派必能推翻所謂六四比（即民主派選票佔六成，建制派佔四成）的形勢。證之近年的選舉，六四比已變成近五五比。假以時日，建制派必能壓倒反對派。
但去年一場特首選舉，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香港的重要利益集團倒戈相向，港英餘孽浮頭興波作浪，外國勢力積極在幕後發功。香港的傳媒陣地幾乎一面倒地作反梁宣傳。政改方案尚未開始咨詢，反對派已擺出一個全面進攻的陣勢。把理性探討貶為“假普選”，主動佔領“道德高地”，並以“佔領中環”相威脅，迫使中央就範。
樹欲靜而風不止
中央被迫提前出手，由喬曉陽南下宣布普選底線；並由張德江警告香港如因政改而分化，將弱化其國際地位。如此公開而提早地表態，證明中央對香港形勢發展的憂慮。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正是香港所處的國內外因素，這場政改風暴是一定要到來的。
現在政改咨詢還没有開始，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正式咨詢起步，肯定更是劍來槍往，火藥味更濃。如果按照喬曉陽定下的底線進行篩選，又不知道會爆發什麼樣的抗議活動。
就是不篩選，一是選出一個泛民主派的候選人怎麼辦？二是建制派推出一個什麼樣的能人參選？
選出民主派的特首，再由中央否決，不加委任，這是下下之策，此所以喬曉陽要提早宣布底線的原因。如果建制派推出一位頗為平庸或者頗有爭議的候選人，在篩選之下出選，但得票率偏低，又如何能建立他（或她）的統治威信？
回歸十五年，香港的政治生態越來越複雜，各種勢力的拉鋸使香港政局更難於掌握。人們不禁會想，當年訂立《基本法》之際，如果充分估計到香港政局的複雜性，在第四十五條關於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刪去選舉兩字，變成“通過協商產生”，並把“最終達至……”一段刪去，豈不是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