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毛澤東、鄧小平的評價

鄧小平生前說過,“我自己能够對半開就不錯了”,又說,“不犯錯誤的人没有”。(見《鄧小平文選》312頁<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他的意思是說,將來蓋棺論定,對他的一生功過是各半的評價就不錯了,這是他的謙虛。不論如何評價,鄧小平都是功大於過。他說毛澤東的錯誤,他也有份。是的,那時候他處於中央領導核心之中,毛澤東的嚴重錯誤,他能不承擔一定責任嗎?

鄧小平的話,是在他為毛澤東辯護時說的。他說毛“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過”。他就是說毛是功大於過,大概也就是七三開吧。

但另一位中共元老陳雲說過﹕“毛澤東一生,開國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既然有功有過還加上有罪,那就應該是倒七三開啦。

對毛再評價仍是禁區

目前對毛澤東的評價,仍然是個禁區。除了正式公布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627),認為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這一評價之外,30年來,無人敢於提出對毛的再評價。

其實,鄧小平1993115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曾指出,上述的黨的決議,“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又說“毛澤東的功過是擺着的,搬不掉,改不了”,“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

但是,去年慶祝60周年國慶時,遊行隊伍又大幅地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看來,鄧小平期望﹕“讓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評價嘛”,恐怕仍然遙遙無期。

中國有神化領袖的傳統

為什麼在新中國,對一位最高領導人的歷史評價,是如此之難呢。這要由中國的歷史和國情去找尋根源。

中國是一個封建傳統極長的國家,接受民主洗禮的歷史甚短。封建帝王長期被神化,封建帝王一言九鼎,封建帝王對任何大小事情都有最後決定權。這種傳統,延續到新中國。最高領導人被神化,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不能例外。有人譏諷地說﹕毛澤東就是中國最後的一個皇帝。看文革中那些瘋狂的口號,甚麼“最高指示”,什麼“一句頂一萬句”,甚麼“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那和皇帝頒下的聖旨有何區別?

神化領袖的結果,就是一言堂,個人領導。鄧小平說,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這話可說講到了點子上。

就是毛澤東也曾批評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並說“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說這話和引述這話的毛澤東和鄧小平,當然知道西方國家有一定的民主制約制度,但是他們没有將之引進到中國來。

“對於錯誤也要講清楚”

對於影響一個時代的最高領袖的客觀評價,其作用絶不是關係到個人的褒貶,而是可吸收歷史的經驗教訓,並對個人影響一個時代的現象作出深刻的分析。

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近四十年,在新中國主政27年,其影響無人可及。至今其幽靈仍在中國大地上空徘徊。究竟是應該“高舉” 毛澤東思想旗幟,讓它仍高高在上;還是批判地吸收毛澤東理論的有益部分,讓毛澤東從神壇上走下,還原為一位政治人物,功過讓人評說?

同樣,鄧小平在撥開神化毛澤東的迷霧,倡導改革開放,造成今天中國堀起的奇蹟中,有莫大的貢獻。但他是人不是神,人孰無過?他自己認為打個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歷史將會肯定他,比他自己的評定為高,他是功遠大於過的。但他有没有過失呢?中國人喜歡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但是一時的掩飾不如早日真相大白。鄧小平說﹕“毛主席的許多好的思想,我們要繼承下來,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對鄧小平,也應該作如是觀。

對毛澤東、鄧小平的評價

鄧小平生前說過,“我自己能够對半開就不錯了”,又說,“不犯錯誤的人没有”。(見《鄧小平文選》312頁<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他的意思是說,將來蓋棺論定,對他的一生功過是各半的評價就不錯了,這是他的謙虛。不論如何評價,鄧小平都是功大於過。他說毛澤東的錯誤,他也有份。是的,那時候他處於中央領導核心之中,毛澤東的嚴重錯誤,他能不承擔一定責任嗎?

鄧小平的話,是在他為毛澤東辯護時說的。他說毛“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過”。他就是說毛是功大於過,大概也就是七三開吧。

但另一位中共元老陳雲說過﹕“毛澤東一生,開國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既然有功有過還加上有罪,那就應該是倒七三開啦。

對毛再評價仍是禁區

目前對毛澤東的評價,仍然是個禁區。除了正式公布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627),認為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這一評價之外,30年來,無人敢於提出對毛的再評價。

其實,鄧小平1993115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曾指出,上述的黨的決議,“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又說“毛澤東的功過是擺着的,搬不掉,改不了”,“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

但是,去年慶祝60周年國慶時,遊行隊伍又大幅地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看來,鄧小平期望﹕“讓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評價嘛”,恐怕仍然遙遙無期。

中國有神化領袖的傳統

為什麼在新中國,對一位最高領導人的歷史評價,是如此之難呢。這要由中國的歷史和國情去找尋根源。

中國是一個封建傳統極長的國家,接受民主洗禮的歷史甚短。封建帝王長期被神化,封建帝王一言九鼎,封建帝王對任何大小事情都有最後決定權。這種傳統,延續到新中國。最高領導人被神化,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不能例外。有人譏諷地說﹕毛澤東就是中國最後的一個皇帝。看文革中那些瘋狂的口號,甚麼“最高指示”,什麼“一句頂一萬句”,甚麼“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那和皇帝頒下的聖旨有何區別?

神化領袖的結果,就是一言堂,個人領導。鄧小平說,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這話可說講到了點子上。

就是毛澤東也曾批評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並說“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說這話和引述這話的毛澤東和鄧小平,當然知道西方國家有一定的民主制約制度,但是他們没有將之引進到中國來。

“對於錯誤也要講清楚”

對於影響一個時代的最高領袖的客觀評價,其作用絶不是關係到個人的褒貶,而是可吸收歷史的經驗教訓,並對個人影響一個時代的現象作出深刻的分析。

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近四十年,在新中國主政27年,其影響無人可及。至今其幽靈仍在中國大地上空徘徊。究竟是應該“高舉” 毛澤東思想旗幟,讓它仍高高在上;還是批判地吸收毛澤東理論的有益部分,讓毛澤東從神壇上走下,還原為一位政治人物,功過讓人評說?

同樣,鄧小平在撥開神化毛澤東的迷霧,倡導改革開放,造成今天中國堀起的奇蹟中,有莫大的貢獻。但他是人不是神,人孰無過?他自己認為打個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歷史將會肯定他,比他自己的評定為高,他是功遠大於過的。但他有没有過失呢?中國人喜歡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但是一時的掩飾不如早日真相大白。鄧小平說﹕“毛主席的許多好的思想,我們要繼承下來,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對鄧小平,也應該作如是觀。

龍應台的柔性反共 吳康民


自信心“爆棚”的龍應台,最近闖進北京大學的講壇,宣揚台灣的民主價值,宣揚用文明來統一中國。過去台灣的國民黨人,主張“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個標語,還飄揚在金門附近的小島上,從廈門到金門的渡輪,都可以清晣看見,今天龍應台換一個口號,用民主來統一中國。

現在龍應台表面上主張“文明堀起”才算是中國的真正堀起,近年中國的經濟堀起可以通通不算。她用文明堀起來掩飾宣揚台式的民主道路。

四年前,她指斥“胡錦濤”三個字,代表着“一種逆流”。她無視中國“超高的經濟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給胡錦濤的公開信中的評語),而光是指責中國的“專制集權”、貧富不均“。

  龍應台對中國大陸的成見,在她所寫的文字和出版的書籍中到處可見。

  我們承認,中國政治上的民主改革滯後。筆者多次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批評,並曾因此惹怒了某個高層領導人。但是民主滯後,是不是就能全盤否定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重要成就呢?

<大江大海>為蔣介石塗脂抺粉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雖然没能在大陸刊行,但她的其他幾本書都在大陸出版並銷。在<大江大海1949>一書中,她把19461949年的一場國共內戰,不分皂白地要“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郤無視二戰以後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忙於貪婪地“劫收”和更大程度的腐敗。蔣介石政權戰後完全喪失民心,應該說更大程度地是自己打倒自己。共產黨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樣一個黑白分明的歷史事實,龍應台既有意識地偷天換日,更用人性的“生離死別”、“沉默的痛苦”的詞兒來掩蓋。並問道﹕“戰爭,有勝利者嗎”?

淆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把人民反抗暴政的解放戰爭歸納成一個時代的悲劇,這就是龍應台的邏輯。實際上,龍應台還在書中隱隱地為蔣介石國民黨打敗戰伸冤,用悲情來掩飾國民黨失敗的因由。她在書末要“向他們致敬”。是向誰致敬?是向魚肉人民的蔣介石貪腐集團致敬,還是對為國民黨政權賣命的死亡者致敬?

台式民主並非神丹妙藥

龍應台推銷的台式民主,表面上是為選舉唱贊歌,“總統”普選、“立法院”普選,“五都”普選。總之,有花花綠綠的選舉,有所謂政黨交替,這便是美妙無比的民主了。

但台式民主掩蓋不了仍殘存的黑金政治,仍頑固影響選舉的地方封建勢力。而政黨交替郤又選出了台灣歷史上最大的貪污犯陳水扁。台灣民主徒具形式,深層次的矛盾仍未解決。馬英九上了台又怎麼樣,他又讓台灣好起來了嗎?

當然,民主選舉是應該肯定的,台式民主也不是一無是處。但是把它當成神丹妙藥,而且無視中國大陸的國情,硬性推銷,簡單照搬,對大陸民主化並無好處。

“寧贈朋友,不給家奴”

當前大陸對台工作,千方百計遷就台灣需要。在經濟上照顧周到,各省市頭兒先後訪台,簽訂了一大批一大批有利於台灣經濟的貿易合約。在美國對華虎視眈眈的時候,拉住台灣更是當前的政治需要,於是有所謂撤掉導彈之說。在意識形態上,對龍應台這一類柔性反共的文人,也就拉他們一把。此所以龍應台能進入北大發表“文明的力量,從郷愁到美麗島”的演講,其他不少柔性反共的文人,也都能到大陸出書和坐而論道。

但我們不明白的是,主管意識形態的人,對外來的柔性反共文人,頗為寛鬆,而對內地稍有異見的人士,郤是十足封殺,甚且動之以刑。為此,未免令人有清朝末年主張的“寧贈朋友,不給家奴”之嘆。

港政治生態發生重要變化 吳康民

香港政改方案的通過,推動香港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

先是有社民連和公民黨聯合搞五區公投,泛民主派以民主黨為首不參加,造成了泛民的初步分裂。繼而民主黨為主組成了終極普選聯盟,並提出願以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12月的決定作為談判基礎,希望與中央有關人士對話。終於在430開始與中聯辦的官員會唔。並導致524中聯辦李剛副主任接見民主黨三位代表,開始了民主派與中央官員對話的“破冰之旅”。

但眾所周知,談判的過程有反覆,這從李剛副主任先後見記者時的腔調迥異,以及<大公報>5.265.27日社論的變調可以看出的其中奧妙。何以如此,雖然至今仍是個謎,但肯定中央對港情的估計和是否對民主黨的五席區議員議席直選建議讓步存有不同意見。

峰廻路轉,雨過天晴

峰廻路轉,從滿天隂霾密布到大家鬆一口氣,終於雨過天晴,不過是幾天時間。

有人說是曾蔭權使用“苦肉計”,故意安排一場“曾余辯”,使自己輸得很慘,讓中央看到曾班子的統治危機加深,有必要在政改方案讓一讓步。有人說是中介人梁愛詩的功勞,是她說服中央改變主意。也有說是中央最高領導層最後了解香港實際情況,突被“強硬派”的阻撓,採取斷然轉彎措施……。種種說法,莫衷一是,現在只好姑妄聽之,姑妄記之。總之便是中央決策層權衡利害,方才會來個急轉彎,終於造成一個彼此接受相對和諧的局面。

當然,這是雙嬴,而不是四輸(見觀點版拙作<否決政改將造成四輸局面,2010.4.30>)。

民主黨的轉軚,採取平和和理性的態度,提出要價不太高的條件,方造成達至協議的結局。這既是理性和合作的勝利,也是國內大氣候影響的結果。從奧運、60周年國慶到世博會,處處顯示國力的提升,國譽的盛隆,影響了泛民中的“國粹派”或“理性派”佔據優勢。而社民連的激進的錯誤路線漸漸為中產階層及中間群眾所唾棄,民主黨的理性路線終於佔據主導地位。

五區總辭是高潮也是末路

採取激進路線的社民連在前年的選舉中嘗到甜頭。利用群眾對社會不公、官商勾結、政府無能的種種不滿,取得了若干選票,進入了立法會的殿堂。加上有一批八十後的激進青年協同起哄,而他們在立法會的種種出位表演開頭也滿足了若干小市民的好奇心和發洩情緒。於是他們以為如此偏激,是有市場的,並引起了“貴族型”的公民黨的唾涎,因而加盟,更增加了他們擴大政治版圖的野心,終於演出一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鬧劇。

五區總辭是這兩個激進政黨表演的高潮,也是宣告他們走向末路的開始。參不參加這個變相公投的行動,標誌着泛民開始分裂,到對政改是否與政府妥協,更宣布他們已正式分道揚鑣。

8萬人上街是社會和諧的福音

2012的政改方案達至協議,為往後的政制發展討論,包括普選路線圖以及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創造了理性討論的條件。

同時,特區政府的統治危機也得到了緩和。政府及特首的民望上升,社會上減少戾氣,激進派的氣熖受到壓縮。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菲律賓劫持香港人質造成的慘案激發了港人互相關愛的感情。而特區政府的應變措施及時而有效也得到港人的稱讚。8298萬人大游行,不分黨派,不分階層,是97回歸以來民心一致的第一次。也是一個團結一致的契機。在暑假期間,仍然有各黨派的近40名立法會議員參加。站在中心地位的是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和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立法主席曾鈺成代表全體市民和各黨派講話。民主黨張文光說遊行表達了一個很有力很團結的聲音,媒體的評論更說這表現了香港人的堅強和理性的一面。更可貴的是遊行平和地進行,没有過激的口號,没有挑起排菲情緒。相反,大家都認為菲律賓人以至在港的菲籍僱工,都是港人的朋友。這種理性的表現,應該是政改方案取得妥協性的成果的產物,也是香港社會和諧的福音。

胡錦濤為什麼高調接見李嘉誠? 吳康民

胡錦濤在深圳高調接見李嘉誠,其中深意為何,香港的評論不是只見皮毛,就是欲言還止。我寫政治評論多年,當友儕問及,也說不出個合理解釋來。

膚淺的評論說,胡錦濤重視李嘉誠,因為他是香港首富,經濟實力雄厚,對香港,深圳發展影響力大,因此重視他。或說因為近來香港仇富反商情緒濃厚,為安撫香港富商,因而接見他。也有認為中央寄希望於李嘉誠今後更多向內地投資,特別是扶助深圳發展等等。所說當然有一定道理,但並不能講出深層次的因由來。

對內地和深圳經濟發展有貢獻的香港富商有的是,被邀請參加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的香港富商有的是,為什麼不集體會見?

深圳特區成立時,李嘉誠並未向深圳和內地投資。風聞他在捐助成立汕頭大學時曾說過,他對內地只會捐獻,不會去賺內地的錢。意思是說,他會在香港和海外賺錢,再捐助內地教育衛生事業,一副十分清高的樣子。言猶在耳,當90年代以後,內地房地產出現風風火火的年代,李氏在內地房地產投資就不斷增加了。

胡應湘倡建高速公路

說對深圳投資有遠見的商人,首推胡應湘。當年他倡導建設堔圳到廣州的高速公路,許多人並不看好。那時候內地爛泥公路處處,還有許多人不知道高速公路為何物。胡氏是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事實證明,高速公路現在已經成為內地交通主流,可見胡氏極有遠見,未知此次他在慶典中受邀了没有?

說對內地的捐錢,李嘉誠也並不算第一。邵逸夫相信捐獻應該最多,其他李兆基,田家炳等做的慈善捐獻也不少。而且不應只看錢的捐獻,出力出技術的港人也有的是。如梁秉中教授、林順潮教授倡導的“關懷行動”和“健康快車”等義務醫療行動走遍中國的窮鄉僻壤。至於無數在內地的香港義工,在玉樹地震救人犠牲的黃福榮等等,更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

<信報>評論有褒有貶

李嘉誠當然對內地有貢獻。但把他提到“不管時間長短,我總是要見一見李先生”的高度,的確會令中國人民“刮目相看”。

<信報>的林行止先生,是唯一對此事的評論中有褒有貶的報人。他在專欄中說﹕“李嘉誠也許做過不少利已(和股東)未及利人而令人不快甚且反感的事情”,但希望“李氏今後對香港事務尤其是政務的表態發言要加倍謹慎”(見9月8<信報>林行止專欄)。

  至於從負面加以評論的文字也不少。如說“胡主席獨見李首富,帶出來的訊息,是香港的地產富豪,極受重視”,“獲得獨家接見的富豪,得到權力的鼓勵和保護,更是如虎添翼。地產商治港發揮得淋漓盡致,權貴資本主義將變本加厲”。

中央一言一動,影響重大

  從胡主席這一行動的效果看來,對香港首富的過度重視,令人感到香港的基層勞動群眾和中產者與工商富豪的關係在中央眼中失去平衡,同時也使頂尖兒的工商界領袖“面面相覷,如箭穿雁嘴,鈎搭魚腮,盡無言語”(<水滸傳>)。

  中央最高領導人的一言一動,一次會見,都不會是即興為之。“世上没有無緣無故的愛”。從邀請李氏參加深圳特區30周年慶典,到安排他在大會上發言,更由深圳市委書記親邀入座,這種種高度重視的規格,當然是中央領導準備高調會見的決定之後的應有之義了。

電郵﹕[email protected]

依靠群眾還是害怕群眾?

中國共產黨是依靠群眾起家。無論是早年的土地革命時期,以及往後的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都是如此。

早年的毛澤東著作,有一篇叫做<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說要動員群眾參加革命戰爭,而“一點別的工作都不做”是不行的。如果滿足了群眾的需要,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

  抗戰時期,共產黨打游擊。没有群眾的掩護,這個游擊戰是打不成的。而且那個時候還有漢奸,有日冦的奸細。但是群眾擁護共產黨,於是解放區不斷擴大,日偽軍對付共產黨領導的聲東擊西的游擊隊,疲於奔命。抗戰勝利,中共的抗日游擊戰功不可没。

  解放戰爭,蔣介石政權腐敗,兵敗如山倒。群眾倒向共產黨一邊,不够四年時光,共產黨解放了全中國。

關鍵在於民主化

  解放初期,共產黨還是依靠群眾的。但是歷次過左的政治運動,傷害了群眾的利益。直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利用群眾對共產黨的信任,運動了群眾,造成了十年浩劫。一場夢醒,群眾對共產黨就半信半疑了。

  好在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否定了極左的一套,發展了生產力。經濟形勢好轉,老百姓得了甜頭,群眾恢復了對共產黨的信心。

  但是,正如鄧小平所說的和看到的﹕“没有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便不能“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更没有做到一個革命黨向執政黨地位的轉變而作應有的改革。結果,不少黨的各級幹部有點脫離群眾了。不僅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而且防民之行,甚於防賊。每有重大活動,戒嚴之狀,超於常理。為什麼當前的群眾不能依靠了?為什麼要經常防範群眾的“不軌行動”?為什麼要把當今的群眾當作“可疑分子”和“潛在的敵人”?

幹部脫離群眾

  原因是現在我們有相當一部分的幹部、官員脫離群眾,而且自己又有不少見不得光的貪腐行為,於是和群眾疏離了,害怕群眾的揭發了。這些腐敗的官員,自覺已經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同時,他們也没有多為群眾辦好事,知道群眾的不滿,害怕群眾起來反對。於是採取“專政”的辦法,起碼先行壓制,避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時一些群眾因某些不滿而進行和平示威時,看在場的公安警察比示威群眾還要多的場面,就可知當局者的虛怯。

73年前毛澤東為號召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說了下面的一些話﹕“把黨的方針變為群眾方針,還須要我們長期堅持的、百折不撓的、艱苦卓絶的、耐心而不怕麻煩的努力”。我們現在還有没有認真地,把黨的方針變為群眾的方針?我們現在還有没有進行如此的艱苦卓絶的、耐心而不怕麻煩的努力?

耄耋老人,情何以堪

毛澤東在全國解放前夕說過,“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他們懂得辯證法,他們看得遠些”。是的,那時候的中國共產黨人,是比美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集團高明得多,因此方能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和建立新中國。但是現在有的入黨是為了當官的人們,他們懂得這個辯證法没有?他們能看得長遠些嗎?

最近廣州在準備迎接11月舉行的亞運會,其保安的緊張程度甚至超過前年北京的奧運會。據說運動會舉行的日子,有關方面要主要通道兩旁的居民遷去酒店暫往,使有關住所可以臨時封閉,以免住宅窗門向外可以投擲可疑物品。又如保安演習,電視熒幕所見,裝甲警車轔轔,一如備戰景色。又鑑於廣州市民為撐粵語而作和平遊行,這種並無太多政治性質的行動,當局出動大量公安警察,如臨大敵。筆者作為一個耄耋老人,想當年解放軍入城時,軍民水乳交,融;想當年,基層幹部深入民間,訪貧問苦;想當年,大多數幹部真正是為人民服務……。但是,入城以後,毛澤東首先變了,變得獨裁專權,錯誤指揮,生民塗炭。今天,人民生活當然比過去好得多了。但貧富差距拉大,官民距離拉大,更出現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民之行,甚於防賊的局面。胡錦濤主席倡導的“情為民所繫”,溫總理在天災頻仍中第一時間奔赴災情前線。我們的許多各級幹部,響應了没有?學習了没有?實踐了没有?

讀李鵬<八九日記>


在網上披閱<關鍵時刻--李鵬八九日記>,覺得基本上是真本。因為“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日記內容大部分情節已在各類官方或民間的報道中披露過的,只不過李鵬的日記有的細節比較詳盡而已。其次,李鵬急於要為他在六四政治風波中的責任進行辯白,因為事件以他的負面消息最多。事件發生20多年來,海內外的評論都把矛頭對準他,雖然人們也知道鄧小平是事件作最後決定的人,但因鄧是“聖人”,又是堅持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的旗手,没有人敢批評他,因而海內外往往把矛頭針對李鵬,由李鵬來“背黑鍋”。

因此,李鵬急於要推出這部日記,洗清自己的責任。但中央遲遲未能批准,原因是恐怕引起太多爭議,對局勢的穏定不利。但李鵬也許覺得自己已進入耄耋之年,時日無多,如再不為自己辯解,怎知後人如何評說?因此採用出口轉內銷的手法,把書稿先拋到海外發行,出書後黑市內銷和翻版內銷都是指日可待的事。鄧力羣在香出版<十二個春秋>的一本自述,便是一個先例。

  雖然後來由於有關方面的干預,香港出書未成,但美國和台灣早着先鞭。至此,網上流行,没有正式出版也等於正式出版了。

李鵬不負風波的主要責任

  全書的內容新意不多,作者較多着墨的是說明整個風波的決策者是鄧小平。根據鄧小平口諭整理成篇的<人民日報>426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動亂>,是對整個風波的定調和指導方針。作者在書中反覆強調了這一點。

  “日記”中多處強調學生“指名道姓攻擊鄧小平同志”,既說明整個事件都以鄧小平為主導,他只是執行者,並不是決策者。而且學生也明顯把矛頭針對鄧小平,也就是說,整個事件他不負主要責任。

  其次,是關於學生向李鵬遞交請願書的事。李鵬寫道﹕“讓學生向總理遞交請願書,事前是有預謀的。他們把鬥爭的目標對準我,把我推到第一線”。日記中多處反覆地說明學生要求與總理對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實際上是把我推到第一線,當靶子來打”。

  對於要他出面會見學生,李鵬寫道﹕“如果我在北京出來見學生,那麼各省市的領導人勢必也要出來見學生,那麼他們如何回答學生的質問?中央究竟對當前形勢是什麼態度,現在地方和部門的領導同志也摸不清”。

高層人物表態有內幕

  日記中提及的中央高層人物的表現片斷,頗為饒有趣味,並且之前未見諸海內外記載文字。例如眾所周知的堅定保守派姚依林,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便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認為“這場動亂是不是趙紫陽發動的,目的是倒李保趙”。又說﹕“胡耀邦的悼念活動調子定得那樣高,是否也是趙紫陽發動的”。他倒是否定了有外國勢力插手的說法。

  另一政治局委員宋平,(後進入常委),則“認為目前的動亂是長期自由化泛濫的結果”。

  中共元老王震則主張一如1960年般召開七千人大會統一黨內思想,解決動亂問題。

曾任第六屆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則很關心李鵬的安全,並讓他們一家搬進中南海。

  李鵬對江澤民頗有褒辭,目的是掃除社會上傳說他不服氣六四政治風波後江超越他升任中央總書記。

  在日記中,李鵬多次贊揚江處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認為“上海市委貫徹小平同志講話很得力,停止欽本立總編輯職務,并向該社派駐領導小組加以整頓”。又說上海傳達鄧小平講話(即定性為動亂)“動作更快”,立即“召開了領導幹部會議”。又記述江澤民赴京參加了政治局會議,曾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陪同見了趙紫陽,並匯報了<世界經濟導報>問題。事後江表示,趙的講話對我們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簡直如雷轟耳,不可理解”。在鄧小平表態要江擔任總書記時,李鵬表態,說江在這場動亂中,“經受了考驗和鍛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

胡啟立、閰明復的表現

  李鵬寫到一些後來在劃線上被劃為支持趙紫陽或“思想動搖”的高層幹部,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中共中央書記芮杏文和閰明復,這些人在六四政治風波後都被罷官,但在風波中的表現郤又是動搖不定。

據李鵬表述,<人民日報>4.26.社論,便是由胡啟立根據鄧小平談話精神,“組織有關同志起草的”。胡啟立又提出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大規模辟眾大會,動員廣大人民起來反對動亂。後來李鵬認為欠妥當,可能引發‘群眾鬥群眾“,準備再議,方才不了了之。

又如閰明復主張要求趙紫陽查清問題後帶頭讓兒子退出經商,趙未答話。閰更站起來激動地說,如不下決心查清,便會授人以柄,使中央於被動。

但是到了後來,胡啟立和閰明復見到李鵬,郤要求中央承認“4.26社論”有錯,承認學生是愛國運動。在一次常委會議上,胡啟立說,他對目前局勢感到憂慮,他說中央的同志與廣大群眾想的差得太遠了。

日記是重要史料

4.26社論發表以後,鄧小平在516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加上楊尚昆出席會議。鄧小平指出當時的辦法是“戒嚴”。這個戒嚴是鄧提出的,李鵬只是執行而已。鄧小平又說﹕“戒嚴就是要動用軍隊,軍隊也要教育好,只要不搞打砸搶,軍隊也不還手,如果衝突起來,碰傷一些人也是難免的。”

鄧小平還以“大無畏的精神“指出(李鵬的形容詞)﹕“如果戒嚴是個錯誤,我首先負責,不用他們打倒,我自己倒下來”。

  後來的事情發展是大家知道的,有没有一如鄧小平所說的“打擊少數人”,但郤擴大化了。又為什麼擴大化了?這是要由將來的史家作出結論的。

  日記全書的紀錄相當詳細,這是一份重要的史料。應該說,李鵬的日記雖然反映的是他自己的觀點,並標榜他當年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是堅決執行鄧小平的指示的,但基本上保存了當年的歷史記錄。至於是與非,看來涉及的人和事相當複雜。弄清真相,作出結論,恐怕仍然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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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保衛戰”餘波未了 吳康民


廣州“粵語保衛戰”(北京<人民日報>標題)餘波未了,廣州繼續有群眾集會,而且蔓延香港,日昨香港也有數百群眾游行,對“撐粵語”表示支持。

  我在729日本欄寫的<廣州撐粵語的風波>一文,說及解放初期廣東反地方主義的擴大化,可能是“粵語保衛戰”的遠因。最近到廣州走了一趙,隠約覺得廣州市民對迎接亞運修路髹牆,“加屋頂”種種“美化措施”,頗有擾民之嫌,這可能是這一次撐粵語示威行動的近因。

整飭市容的奇特現象

  廣州堵車比去年還要厲害,大概離亞運更近,許多道路工程要趕工,到處封路,市民怨聲載道。在市區內應邀前赴親友的飯局,來回動輒三個小時或以上。

  廣州整飭市容更有一奇特現象,除了在大道兩旁的住宅大廈都要髹上土黃色之外,更要在屋頂建上一個小金字塔型的窗台。這個千篇一律的小建築「飾物」,由市政府出錢增建,雖然業主、住客不用花錢,但得花上多少鋼筋和膠瓦?膠瓦是吸熱的,不像瓦片,這個小玩意,市民的反應也是毀多於譽。

  其實只要清潔和整齊的市容就可以了,何必花錢加上這個「小屋頂」?這種屋頂,一般見諸歐洲各國小鎮。亞洲運動會,郤要迎合歐洲人的口味,未知何故?

  搞國際活動,應該表現的是城市的傳統風貌和人民的好客精神。紀律和清潔是必要的,但想不出這種「小屋頂」和髹上土黃色,與廣州的傳統有何關係?

冒出「撐粵語」運動

  正在籌辦亞運的前夕,廣州冒出一個「撐粵語」的運動,而且北京關注,香港響應,實在是耐人尋味。廣州市發言人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是「無中生有」、「無事生非」、「冇厘頭」。這樣一說,是否能壓制這個被<人民日報>稱之為「粵語保衛戰」的群眾運動?

  這個“粵語保衛戰”,的確是「無中生有」。廣東省、廣州市當局相信絶無廢除粵語的意圖,而事實上,像粵語這種海內外廣大群眾所採用的方言,也是廢除不了的。

  我總覺得這個“粵語保衛戰”是事出有因,也可能有點借題發揮。全省全市迎亞運,這本來是一件南粵的好事,一如北京辦奧運,上海辦世博一樣,既是中華民族的光榮,也是廣東人民的盛事。但看廣州人民的情緒,似乎是埋怨多於興奮。理順人民迎亞運的感情,我認為比興建「小屋頂」更加重要﹗

值得注意的北京態度

此事驚動首都北京,<人民日報>七月中連續數日在文化版頭條報道。題目是「廣州激辯粵語保衛戰」,「城市與語言共榮共生」、「未來,我們怎樣說話」。還報導說,「爭論波及整個粵港澳地區,以及粵語移民較多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地」。

該報記者似乎對「粵語保衛戰」甚為同情,指出廣州白話(即粵語)是「國際通用的語言」。在澳大利亞,是在英語、意大利語和希臘語之後的第四大語言;在美國,更是英語,西班牙語之後的第三大語言。估計全球使用粵語人口大約有6700萬。因此粵語有着頑強的影響力和生命力。

改革開放以後,粵語流行曲和港製粵語電影「入侵」全國,香港粵語歌星在內地成為偶像,每每舉行音樂會吸引了眾多歌迷。

還有不少文字語言學家也出來說話,指出粵語保留了很多古漢語的特色,粵語聲調比較豐富,九聲六調,說起話來更加抑揚頓挫。

中央黨報傳達的訊息

我一向認為,此種群眾運動,只能疏導,不可高壓。但是現在廣州公安似乎沉不住氣,既帶走香港記者,也干擾香港遊客,並把集會定性為“危害公安的非法集會”。這樣,對解決問題是不利的。請看<人民日報>對此所作的分析﹕“粵語區的憤怒後面是對嶺南文化式微的集體發洩,力撐粵語的後面,是對傳統文化遺失的痛心”,該報更進一步指出﹕“今天怎樣確保文化的多樣性值得我們關注和深思。”

廣州當局,也許應對中央黨報所傳達的訊息,多加一點研究吧。

廣州撐粵語的風波    吳康民


廣州有一位政協委員,建議廣州電視台的粵語新聞廣播,應改為普通話,特別是適應今年廣州舉行亞洲運動會,各地來客雲集,方便他們聽取新聞云云。

這個建議是否已變成行政命令,並已執行,我没有收聽廣州台的廣播,不知詳情。但此事似乎掀起軒然大波,日前廣州竟有2千人上街遊行,為撐粵語張目。

問題似乎並非只是國粵語之爭,而是反映了若干地方情緒,如果不妥善解決,不免會影響社會和諧。

解放初期,由毛澤東發動,陶鑄執行,掀起歷時數年的反地方主義運動。原在廣東進行游擊戰爭,迎接南下幹部解放廣東的領導幹部,大多受到運動波及,或處分,或外調、或降級使用。廣東籍的高級幹部,如方方(時任華南分局書記)、馮白駒(海南區黨委書記)以至尹林平(不是廣東人,但長期在廣東打游擊,任東縱政委),曾生(東縱總隊長)等人,都受到牽連。由北京調來廣東的葉劍英,也不可身免,雖未被處分,但也調離廣東。

老鄉情意結應予理解

  廣東幹部有點地方情緒,也可說是“地方主義”,這是事實存在的。其實任何地方都有一些老鄉情意結。毛澤東曾經指出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學習,說本地幹部有熟悉情況的長處,外來幹部又有比較廣闊的視野。這種平實的論述,並未為許多幹部所掌握。因此廣東在陶鑄的領導下,反地方主義是有擴大化之嫌。一時地方幹部抬不起頭,而南下幹部,成為響噹噹的牌子,這種情意結至今尚有餘波。例如近幾任廣東黨政第一把手,如李長春、張德江、汪洋,都是外地派來,政績如何,我們身在域外,不好評論。但示威群眾為什麼要高舉向“ 汪洋 老師”進言的牌子,也許就是反映廣州市民對外來領導幹部的看法。

普通話與粵語應該共存

  這一次所謂粵語風波,其實也並不存在推廣普通話,廢除粵語的問題。廣州老早有普通話廣播和粵語廣播並存。全國要推廣普通話,是應有之義。香港並無強迫推廣普通話,但人人都想學好普通話,因為有商業和溝通的需要。廣州處於內地,普通話的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

  地方方言和和地方文化,是祖國的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絶對消滅不了的。有的反共成性的文人,危言聳聽地說此舉便是要消滅南粵文化,完全是胡說八道。

  推廣普通話和保護方言並不予盾。新中國立國以來,不僅並不排斥方言,還極力保護少數民族的文字和語言,成為貫徹民族和諧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事實上,不僅粵語仍然流行,其他閩語、潮語、滬語也都是地方流行方言。我曾說粵語是中國的第一方言,其普及程度及影響力超越閩語和滬語。原因是有着港澳和廣大的粵籍華僑,同時粵語流行曲和粵語電影源流久長,而且“入侵”全國,如何可以消滅得了?

不應再搞撐粵語運動

  其實廣州市政協委員的這個提議只是個小風波,並没有什麼大不了。但我擔心如果挑起一種地方情緒,便會影響團結。我們衷誠希望,廣東人民應該以大局為重,不要再搞什麼撐粵語的運動。當局也應該加以疏導,切不可小事化大。廣州的亞洲運動會舉行在即,廣東人民和廣州人民,應該向亞洲人民和全國人民,顯示出南粵民眾待客以誠,守禮、守紀的好風氣﹗

曾班子應該重新“起錨”﹗ 吳康民


香港的政改爭議已經告一段落,雖有餘波,但激不起新浪。問題應該在民生方面,即解決所謂深層次的矛盾。

港人爭民主只是表象,深層次的問題在於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地產商和某些壟斷企業掠奪太多社會財富。而且社會流動有點凝固,於是“憤青”興起,八十後的激進勢力抬頭。議會內不文明的“爭民主”議員也有市場,社會上暴戾之氣未消,最低工資的爭論又起。政府如不妥善處理,社會矛盾只有此起彼伏的激化。曾班子這最後兩年的管治,可能不止跛腳鴨那麼簡單,而且禍延下一任即最後一任選委會產生的特首。對2017年的普選特首造成更多的困擾。在下一任行政長官任期內,更是無從順利施政,這不是危言聳聽,而可能是不久以後的現實。

修修補補不能解決問題

造成如此局面,我們不能簡單稱之為官商勾結,但特區政府對於某些壟斷性企業的無能為力,總不能辭其咎。

最近關於天匯事件,關於樓宇銷售不透明及不公平的問題,引起社會關注。但地產商發表聲明,指出其並不合法之處。政府只好說在執行“912式”之後,發覺“仍有其他漏洞”。為什麼如此後知後覺?又據說“用行政手段十分有效”。實際上,郤難免令公眾覺得政府對大商家總是“網開一面”,而對於蟻民有的問題郤是限得太死。

政府當然知道貧富懸殊問題會造成社會的不安定。但郤只採取修修補補的工作。據說今年施政報告將重點放在濟貧方面,提出如交通補貼、醫療融資、放寛福利離港限制等等。而商家佬也準備搞個扶貧基金,每個財團會捐出每年的0.5%()盈利納入基金之內,作個姿態,做點善事﹗

應該維持“正常”的資本主義社會

這種種做法,能解決社會上深層次矛盾嗎?

以最低工資為例,反對者多為中小企業特別是飲食業。因為他們的經營成本大部分都奉獻給業主(即地產商)了,因而只能向僱工們開刀。當然我們也不同情這些僱主不太顧及僱工們的生活需要。但是作為“夾層人”,我們也得聽聽他們所吐的苦水。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比封建社會進步的地方,就是允許社會各階層通過資本積累而流動,即是賺得“第一桶金”的人可以向上爬。不像封建社會那樣的世襲制度,賤民難有出頭天。但資本主義進入過份壟斷的局面,或者某些行業有超級的利潤的時候,社會的不公便顯得突出,向上爬的梯子越來越窄,貧富越來越懸殊。因而一般公眾特別是年輕人的心理不平衡,這便有利於激進思潮的擴展,而造成社會上的不稳定。

政府應該重新起錨

當務之急,便是特區政府應該重新“起錨”,不是要修修補補,而是要徹底檢討當前的稅務政策、反壟斷法律、社會福利分配等等。限制暴利,藏富於民。政府歷年盈餘既然有大量儲備,拿出適當的一部分來改善民生,也是應有之義。

同時,特區政府也要顯出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法治精神,不能給人認為是“廢廢哋”。有人在公眾場合搗亂,有人非法廣播,有人阻差辦公、有人佔據公眾場所擺檔經年,政府和警察都顯出無能為力。而且一反就縮,這如何能保持香港是法治社會的美譽?

現在從議會內外,都是一片“不文明”的暴戾聲音和行動。“尊貴的議員”如此,“憤青”便有樣學樣。政府如果表現得管治無能,只有助長這種暴戾的社會風氣。

民主是自下而上,通過政改方案算是進了一步。管治是自上而下,政府應該更進一大步。現在正是重新“起錨”的時候了。

起錨,起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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