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對本地的方方面面要求都十分苛刻，批評責罵之聲不絶於耳。是的，香港特區政府施政有不少可議之處，香港社會的貧富懸殊令人側目，香港的示威遊行是國際之首，香港的議會暴力也已取代台灣而為世界之冠。總之，每天打開報紙，負面消息觸目驚心，外行人以為香港是一個百孔千瘡不宜居的城市。

可是，內地遊客來港的自由行成為香港的一道風景。他們既買奶粉，也買名錶和珠寶，更有不少大款一擲億金，把香港豪宅炒高。他們的消費是香港經濟繁榮的一大支柱。

不僅如此，內地的報刊經常報道香港的先進管理和成功經驗。光是北京的官報，五個月來，就多次介紹香港可供借鑒的種種。

七月六日，官報大篇幅報道﹕“香港怎麼管公車”。所謂公車，就是為官員服務的大小汽車。

內地“三公消費”往往為人詬病，因為涉及數千億的財政支出。所謂“三公”，就是濫用公家提供的汽車，公務員任意用公費應酬名義大吃大喝，利用公費到風景秀麗的地方開會和出國旅遊等等。

該報寫道，素享亷潔盛名的香港，官員們如何使用公車，可以為內地借鑒。

據報道，香港六千三百四十三輛公家汽車，就能滿足十七萬公務員的需要。

在香港，政府物流服務署負責執行政府的車輛管理。其中不超過四十位的司局常任秘書長以上的高級官員，才可以使用公家汽車不受限制。但因為車牌都有官方標誌，濫用很容易被市民和傳媒察覺，受到輿論甚至普通公眾的抨擊。

六千多輛公車，其實包括近兩千輛貨車和五百多輛巴士，還有消防、救護、垃圾車和警車一千七百多輛，而其中小汽車不過千餘輛而已。

內地公車濫用的情況嚴重，過去規定只有副部級和副省級以上高級官員才有專用小車，但現在各村鎮的小幹部都配備公車，公車與官員的比例遠超香港。

有的官員乘車赴娛樂場所尋歡作樂，害怕有人揭露，居然在夜總會等地方泊車而把車牌掩蓋，蔚為奇觀。

防水浸和稅務豁免都上報

七月二十五日，該報又報道“香港如何防水浸”，說香港年降水量達二千三百毫米以上，加上颱風頻頻，但低洼地帶積水情況並不嚴重。因而贊揚香港的防水浸工程做得到家。說香港周詳的設計，不斷的巡查，預防性的維修，檢查防洪裝置，還有洪水警告響聲系統等等都很先進。

每有暴雨，香港也有局部地區水浸，傳媒市民多加責罵。原來在內地看來，香港的預防水浸已是十分先進了。當然，如果和泰國的這一次大水災使首都曼谷水浸多日比較，香港應該說是先進的。

至於香港的新居屋計劃，被官報贊揚為“讓中低收入家庭重燃置業希望”，說香港特區政府“重啟居屋計劃，保障公屋供應，加快放出土地”，是關心民困的一大德政。

香港的稅務豁免，又是內地的讚美話題。據報道，說香港一位單身青年，年收入十七萬八千元，只需繳七百二十九元，引起內地網民熱議。其基本論點就是香港稅項的豁免甚多。如以家庭報稅，有二十一萬六千元的免稅額。有一個未成年的孩子，豁免五萬，供養已退休年過花甲的雙親，再豁免六萬。相比之下，便覺得內地的稅率較高。

不過，香港稅收十分嚴格，作弊逃稅的可能性很小，不像內地，存在不少偷稅、漏稅的事件。

不是官報的報道，我還不知道，穿制服上班的納稅人，可以在納稅中申請扣除“制服清洗費”；專業人士，可以扣除參加有關專業團體的會員費。

相互學習 加強“國情教育”

香港的種種，為什麼能得到內地的讚揚呢，我們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嗎？

應該說，在“硬件”方面，是內地發展快，但“軟件”方面，是香港方面優勝。

許多人都讚揚香港的管理科學先進，許多公司的管理，許多公營事業的管理，大多比內地先進。所以內地曾派出許多人來香港培訓或跟班進修。但是即使內地培訓了不少有先進管理科學的人才，到了內地的大環境下，或者不能施展所長，或者受到不良環境的薰陶，不久便“同流合污”了，這是值得深思的一個課題。

相互學習是一件好事，內地有不少東西是好的，我們不應以有色眼光去看大陸，認為不屑一顧。外國人現在正在研究“中國模式”，作為中國的香港人，不應該認真研究學習內地的先進事物嗎？內地已經伸出手來，不斷介紹香港的先進經驗，即使在香港仍受到不少批評的東西，只要有可取之處，內地便加以介紹。但香港人卻又了解了多少“國情”呢？一說起“國情教育”，就被某些人嗤之以鼻，貶之為“洗腦”，這種反共的有色眼鏡，也應該是除下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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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徐麗泰在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退選特首之時，特別表示有傳聞中央以全國政協副主席一職，來換取她不參選的決定。她雖極力否認，但此一表態和否認，表現出她口頭謙虛，心竊喜焉。范太既然貴為全國人大常委，再上一層樓當然是當全國政協副主席。而且她說，若有香港人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都是已退任的特首云云。這不正是她之前準備參選特首，最後希望踏上擔任“國家領導人”的青雲路嗎？

全國政協副主席，是港人企昐得到的最高榮譽。因為它已是國家領導人級，享受的禮遇自有不同。比它高的全國人大的委員長和副委員長，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這個級別，從來没有港人獲得過。國家主席和委員長不用說，就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歷史上也從來没有港澳人士的份兒。因為除了全國主要民主黨派和少數民族代表性人物外，其他人士難得沾上這個“最高權力機關”領導人的邊。

因此，即使是傳說，也只是傳說誰當人大常委，誰當全國政協副主席，從來没有傳聞哪位港人能當上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

與香港算是有點關係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前有李沛瑤，他曾在香港培僑中學就讀，是我的學生。但他是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出任的。後有成思危，他曾在香港香島中學就讀，但他是以民主建國會的主席身份出任的。況且他們的家世也十分顯赫。李是李濟深的兒子，李濟深是原國民黨的要員，資格比蔣介石還老，新中國成立之時擔任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成是名報人成舍我的兒子，成舍我在國民黨報界地位崇高，後居台灣，有相當影響力。

第八屆才有港人副主席

至於政協副主席，從第一屆到第七屆，即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二，都没有港人的份，只有到了一九九三年的第八屆，港人安子介和霍英東，才第一次登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寶座。

安子介和霍英東先後辭世，二00五年，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缷任，方被補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後來澳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缷任，也隨即被補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創造了港澳兩地首任行政長官缷任即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先例。

但是，是不是凡是港澳缷任的行政長官都有可能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呢，這正是一個港澳人士熱議中的課題。因為明年曾蔭權即行缷任了，他是否能再上一層樓？

如果凡是港澳缷任的行政長官都能升任國家領導人，並成為慣例，恐怕會引起內地各省市第一把手退任者心理上的不平衡。因為內地各省（直轄）市第一把手，除非已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政治局委員已是黨的中央領導人）的，鮮有退任後安排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一般是安排到全國人大屬下的委員會擔任正副主任，這是相當於人大常委的職位。近年有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記憶之中，只有原貴州省委書記錢運錄一人。但他是到全國政協幹實事的，擔任了全國政協秘書長。

中央未必願立此慣例

由此可見，中央也許不想立這個先例，並形成慣例。但也說不準，有時領導人的一句話，也就可以改變原定的規則。例如，全國政協常委，本來有一個年齡的框框，但黨內外有別。黨內人士要求嚴一些，黨外人士鬆一些，但都規定八十後要退。不過，只要有領導人說一句話，便有例外。

至於非特首退下的人士，誰能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呢，過去任命安子介和霍英東，都是由於他們的德高望重，或在香港有相當的影響力，或對國家貢獻良多，所以予以委任。我知道過去有個別香港全國政協常委曾活動升任政協副主席，但直至去世都未能成功。

全國政協副主席雖是委任制，但也有一定的潛規則。在內地由於候選者甚多，會更嚴格一些。上面說過，各省市封疆大吏，退下來都只到人大或政協擔任常委或其下屬委員會的正副主任。像最近因滿六十五歲退下的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大家的推測都是去擔任人大常委會轄下的某委員會的正副主任，從來没有人預測他會去當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廣東省之大，加上黃華華的政績不錯，都升不了官，香港還有誰能德高望重到這個級數？

過去有傳說中央曾有意委任香港的李嘉誠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以他的權勢和中央對他的倚重，這個傳說可靠性很大。但又據說為他所拒，理由是他是一位跨國的企業家，業務遍佈全球，活動也遍及國際，如果擔任“國家領導人”，有所不便。此說言之成理。

香港的幾位超級富豪，都没有擔任政協職位，倒是他們的“富二代”出任全國政協常委。但他們還未達到“德高望重”的級數，要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仍然有待。

環顧左右，全港仍未有人達標。有人流口水，只能望梅止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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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下一屆特首選舉的競逐越演越烈，建制派兩人“參選”已公開宣布。前月，筆者在一次赴京活動中會見港澳辦王光亞主任時，有意以此探聽他的口風。他也承認競逐不可避免，各方應以打拼政綱作為爭取民心的基礎云云。

回歸十四年來，當以此次競逐最為激烈，其惹人注意程度尤勝第一屆的行政長官競選。當年雖然候選人有四人之多，事前也有兩位熱門惹人注意，但卻還没有今年競逐氣氛的熱烈。

因此，有必要回顧自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來，中央對選擇港人治港的全過程，其中不乏饒有趣味的章節。

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後，第一個野心勃勃有意競逐首任行政長官的是羅德丞。羅不是中央有意欽點的人物，是他主動出擊，作了各方面的周密部署，力爭這一個位子的。

羅德丞出身本港世家，本是港英銳意培養的人物。短短幾年，他居然能內線、外線一齊做，打通中南海高層，並有香港新華社某高層人物當其“馬仔”，廣結人緣，一時成為大熱門，那時候老董仍未起跑。

可惜老羅鋒芒太露，他更是持財傲物，唯我獨尊，未能為上下層港人接受，終於由中央有關部門勸退，鬱鬱而終。

李國寶是第一次中央看中人才

一九八五年中央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成員五十九人，內地委員三十六人，香港委員二十三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草委會”的九位正副主任委員，其中有四位副主任是香港人。安子介、包玉剛、費彝民都是本港德高望重的人士，當選是意料之中。但其中的東亞銀行李國寶，卻是年約四十的青年企業家。他的出現在草委會副主任的行列中，肯定是中央看中並擬加以培養的治港人物。

李國寶的優勢，一是他年青，二是他是香港世家。李家的叔父輩及同輩，都是城中名人，其叔父李福善，在參與香港回歸之前的種種活動之中，是一位重要的法律界代表人物。他的同輩李國章、李國能都是響噹噹的城中專才，在回歸後都曾獨當一面。三是他是香港私營龍頭銀行東亞銀行的首腦。凡此種種，中央大概認為他該是回歸後的理想治港人才了。

後來大概經過考察，覺得他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因而被排除在培養名單之外。

到了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之時，正副主任增加到十人。內地與本港人士各半。香港的副主任有安子介、霍英東、李福善、董建華、梁振英。

董建華和梁振英第一次上榜，相比前三位，他們都較為年輕。梁振英更只是三十來歲的青年才俊，特別令人注目。而在籌委會成立之前，為抗拒末代總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製造了人為障礙，又提前三年成立了特區籌委會的“預備工作委員會”。這個“預委會”的副主任，早已有董建華和梁振英的名字。

董建華遠勝吳光正

由此可見，董建華和梁振英是中央有意培養的治港人才。董後來當了一屆半的行政長官，梁成為新一屆行政長官的參選人。

當年有權勢港人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央推薦的特首人選滿天飛，特別是某些財雄勢大的大企業家，都向中央推薦自己屬意的人物。正因為有勢力人士都想自己的“馬仔”上位，中央慧眼獨具，決定支持董建華，原因是他也是大企業家。中央認為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需要企業家的代表人物擔當特首。董主持的船務企業，與各地產商較少利害衝突，所以入選。另一位候選人吳光正是包玉剛的女婿，而包也與中央關係密切。但因吳光正是香港重要地產商之一，可能引起其他大地產商的反對，所以未能當選。至於楊鐵樑，則是備用。因為開頭董建華仍對擔此重任有所猶豫（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故以楊為後備。當年有中央兩派分別支持董、楊之說，其實中央一經定案，決無由港澳辦與香港新華社分庭抗禮各撐一人的可能。

至於曾蔭權上位，並非中央長期培養的結果，而是中央當年的臨時決定。也反映出中央有新思維，這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結果。

今天，說唐英年是中央長期培養的人才，也是事實。唐唐十多年的從政經驗，的確為他積累了政治本錢。但為什麼當年在董建華下台之際，不起用唐英年呢？以曾蔭權與唐英年比較，唐的優勢是根正苗紅。他是愛國世家，因為香港要由資產階級當權，不講工農階級執政。唐的家世和父輩，是愛國資本家，在中央看來，就是“根正苗紅”了。但當年唐唐政治上仍未成熟，磨練不足。而曾蔭權是老公務員，一九六七年已經入職，回歸前已擔任財政司，因此在中央某些領導人的新思維底下，大膽起用他。

陳方安生本來中央也有意裁培她。並由她的家族人士打通內地人脉，聯絡某些主持港澳工作的高官。她自己也曾作出回鄉祭祖，見升國旗而感動流淚的表演。可惜她腦後有反骨，是魏延一類人物。她後來是自我引爆，怪不得別人。如果她深藏不露，沉得住氣，可能上了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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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權高張，人才輩出。女高官的比例遠高於內地，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女代表比例也高於內地。至於政壇上的女性也不少，其中范徐麗泰和葉劉淑儀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兩位。

范太與葉太有許多相似之處。她們都是畢業於香港中學名校和香港大學。她們都是在港英統治時期的英國人建制內的重要人物。范太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並擔任過教育統籌委會主席；葉太曾在回歸前擔任敏感度高的入境處處長。

回歸後，兩人同時升格。范太先擔任臨時立法會主席，後更擔任特區立法會主席；葉太的官運更上一層樓，擔任過保安局局長。

不過後來的遭遇略有不同。范太青雲直上，缷任立法會主席後，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這是港人除了董建華缷任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之後，第二個獲得內地政壇最高榮譽的人。

葉太卻不同，她在保安局長任上，因二十三條立法，被各方面砲轟，而同儕又袖手旁觀，以至黯然下台。後赴美進修，但她回港後經民選進入立法會，且成為最受歡迎的議員之一。

范太葉太多處相似

兩人還有相同之處的是，她們都中年喪夫，但都有可以倚靠的女兒。她們又先後出版回憶錄，范太在2008年出版《悲歡都付笑談中》，是由他人筆錄。葉太同年出版《四個葬禮及一個婚禮》，卻是她親自撰寫的。

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們都是這一屆的行政長官的有意參選人。

范太的參選，熙熙攘攘達半年之久。開頭她說準備參選，是因當時民意調查她的民望高於熱門的兩位候選人。後來我又寫了一篇遊戲文章“論鐵三角”，建議由范、唐、梁三位熱門候選人組成以范太為首的“鐵三角”治港，更把話題炒熱。可惜後來由於范太的反覆，而且前言不對後語，大幅拉低了民望，最終宣布退選。

葉太躍躍欲試，早有跡象。由於唐、梁各有優缺，范太又退選，有人認為葉太不失為一位港人可以接受的人選。於是沉寂一時的葉太又受人注目，11月15日葉太擔任主席的新民黨舉行特別會員大會，進行參選特首咨詢，但没有作出參選決定，結論是“慎重考慮去馬”。

葉太在這一屆去馬的可能性不大。唐、梁的備戰活動已進行多時，葉太還未熱身。加上組織班底，籌措競選資源，在在需要時間。看來，葉太志不在這一屆，而是積極籌備在2017年參加特首直選。

公眾對女性首長抱有期望

公眾對於女性擔任首長，每有期望。當年希拉里與奧巴馬爭取美國民主黨提名候選總統，開始是叮噹馬頭，希拉里並未示弱。只是奧巴馬能言善道，出口成章，加上背後的財團也許有所取捨，結果是奧巴馬出閘。

香港既然女性活躍政商各界，選出一位女性擔任行政長官，也是遲早之事。以范太和葉太個人能力來說，並不輸過唐、梁。但行政長官的脫穎而出，所涉及因素頗多，不是單憑個人能力取勝。其中第一要素是中南海的看法；第二要素是香港有權勢的企業家的意見，第三才是公務員和公眾的接受程度。

范太和葉太都是北京可以接受的人物。特別是葉太，她比范太年輕幾歲，來日再上一層樓的機會頗大，可能是明日之星。

葉太的《四個葬禮及一個婚禮》是一本很有趣的書。想不到這樣的一位十分硬朗剛強的女性，卻有一段類如“盲婚啞嫁”的故事。她的婚姻竟不是在大學校 園中的浪漫情懷的結晶，而是由一位“桃姐”作媒的“相睇”的結果。人總有不同側面，硬朗與柔情往往會出現在同一個人的身上。

范太比她圓滑得多，她的書雖然是別人代她寫的，但也把她一生概括得相當齊全。范太為人稱道的是她的堅強，捐腎救女，坦然面對癌病，強忍喪夫之痛，能在種種磨難中踏上自己政治生涯新的台階。

我所以要在文末再度介紹這兩本書，原因是這篇短文只能從這兩位女性有意參選特首而引起公眾議論說一些看法。要深入了解她們，還是看看她們的自述更佳，因此不惜在此為她們的書做一次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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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中國新聞版頭條，指根據網友調查，自從小悅悅被汽車撞斃，十八名路人冷漠旁觀事件出現以來，百分之九十五的網友表示，多年來中國道德倒退，其中以“官德”和“醫德”的下降最為嚴重。

有的網友還說，中國社會的道德水準已不是倒退的問題，而是“道德底線完全崩潰了”。有的人說，道德倒退不僅在於官員和醫生，“道德水平完全没有倒退的領域幾乎不存在”。造成道德水平滑坡的主要原因，大家都認為一是“一切向錢看的價值觀”。二是“法律對作惡者懲罰不嚴厲，助長了不正之風；法律不保障行善者，做好事的有風險”。

該報往後又有報道，中國著名的醫學專家鍾南山院士，高呼當前已到了“醫學人文淪落的階段”，醫生和病患者的關係已到了“劍拔弩張的境地”。

他指出，造成醫道淪落的原因，第一是政府的醫療衛生經費投入不足，目前我國的醫療開支僅佔G..D.P.的4.89%，在世界上處於低水平。醫療政策使醫院追求利潤最大化。其次，是醫學教育上的人文素養教育不足，“人文精神的淪落是對醫生神聖職責的褻瀆”。

官員貪腐帶有普遍性

其實檢討官員和醫生最缺德的原因並不難。官員缺德是因為貪腐，貪腐是因為制度上没有由下而上的監督。醫生的缺德是因為政府對醫療的經費投入太少，要求醫院自負盈虧，結果造成醫院和醫生都公然向錢看。提高藥價，增加不必要的醫療檢查，醫生分紅和收紅包，成為醫療系統的潛規則。

中國官員的貪腐絶對不是小部分的人，而是帶有極大的普遍性，並且是造成羣體事件和種種社會不穏定的主要原因。貪腐的官員愈下層愈普遍。基層的村鎮以至縣市，貪腐的是一層人不是一小撮。目前没有一定的監督制度去揭發貪腐行為。貪污算是犯罪，腐敗卻不一定触犯法紀。

比如，濫用公車，公費吃喝，公費開會並游玩，公費出國旅遊，這些都不算犯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種浪費，司空見慣，並不列入貪腐行為。

至於道德墮落，亂搞男女關係，包二奶，其普遍性也十分驚人。但如果不涉及由情婦、二奶濫權，涉及金錢上的貪腐，並且有人揭發，否則被認為是個人道德上的小事。

貪腐行為的揭發，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有的是數目龎大，涉及面廣；有的是某一個漏子，越捅越大，終於成案；有的是派系鬥爭中被揭發的。凡此種種，反映出肅貪清腐的成果只是滄海一粟。

根本問題是制度，是應該有自下而上的監督制度。監督制度就是分權，監督權不應抓在行政權的手裏。現在內地是行政權獨大，行政權之上是黨權獨大。黨委第一把手決定一切。黨委第一把手也會出事，但只有更高級的黨委發現了，才會立案。監督只有自上而下，没有自下而上。

老百姓知道的貪腐事例很多，但卻没有監督權。

近年基層的群體事件愈鬧愈多，頗有燎原之勢。其中不少是基層，從村鎮到縣市，官商勾結，在收購土地上的橫蠻無理和給予補償太低，而鬧出事來的。

中國特色的上訪羣

內地忌談三權分立和普世價值，不只忌談，而是全盤否定。這樣如何談得上什麼監督？中國的司法機構，不是獨立審判。不少的是司法機構勾結行攻部門以至與大商家合夥欺壓老百姓。法院不能為民作主，所以中國出現一個奇特的群體，叫做“上訪”。人們有寃無路訴，級級上訪，直至北京。到北京也解決不了問題。各級政府專門安排一些人去抓上訪者，北京還有什麼“上訪村”，還有一些專抓上訪者的專業公司，這是世界所没有的。

問題在於政治體制改革，自從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期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以來，已逾三十年。但當前積重難返，政治體制改革離我們越來越遠。中央高層雖然有人發出政治改革的呼聲，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文件中也經常談及政治改革，但當前是樓梯的響聲越來越弱，更談不上有人下來的跡象。

緣木求魚的“醫德”

至於“沙士鬥士”鍾南山呼籲要拯救“醫學人文淪落”，恐怕也是一種微弱的呼聲，整個政治體制没有改革，何能單獨改革醫療體制？

他提出的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是政府的醫療經費投入。龐大的政府人員隊伍和龐大的“三公”支出，已經壓得中央政府透不過氣來，如何擠出更多的醫療經費？就是擠出一點，也是杯水車薪。

至於醫院追求利潤最大化，這是社會風氣“向錢看”的產物，很難要求醫護人員獨善其身。而“醫學人文的淪落”，也不獨醫護人員為然。佛山小悅悅被輾斃事件引發的廣泛討論，便涉及一個全民 “人文淪落”的問題。這個道德淪落涉及學校教育、社會風氣等許多深層次的矛盾。鍾南山要求“一個醫生很真心很誠懇地對待一個病人”，在今天來說，可說是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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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連日對我進行人身攻擊，封我為“土共大砲”，這已近於涉及“誹謗”。它還硬要派我另一個“勾起港人對地產霸權的厭惡”的罪名，把我推進地產商的對立面，不知有何居心﹗

對我個人攻擊事小，連帶把有35萬會員的工聯會和3萬多會員的教聯會都加以攻擊，稱為“土共總動員”。《信報》準備與全港愛國力量為敵，向工聯會和教聯會這兩個愛國社團開火，實在愚不可及﹗

《信報》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據說因為我和工聯、教聯都支持梁振英，因此需得“砲打司令部”，這恰恰為唐英年幫了倒忙﹗

在特首競逐的過程中，我從没有偏幫任何競逐者。就是偏幫誰，也是人微言輕，不成氣候。我只是在這場競逐戰中，寫寫文章，分析形勢，讀者可以覆按。日前我還在本報發表文章（11月23日），表示“我在特首選舉輿論中保持中立”，並說唐、梁等都是朋友。事實上我並無喜惡，更没有利害關係。硬要把我列入反唐陣營，這是挑撥離間﹗

《信報》何必如此氣急敗壞？如果說香港的重要愛國社團，都已明顯支持梁振英，按照你們的“奉命哲學”的邏輯，那不是說中央也已經拍板挺梁了嗎？那你們氣急敗壞又有甚麼用﹗你們還要背後的大老闆去扭轉乾坤嗎？

一張有公信力的報紙，並不是靠謾罵成功的。很好惜，過去《信報》的公信力不錯，所以我才看它，接受它的記者的訪問。一張大報，淪為小報型格，出口傷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指名道姓攻擊個人，語不驚人死不休。這種自貶報格的行為，將來必定自食其果。

如果一張大報淪為反共報紙，一張大報要與工聯會和教聯會為敵，與近40萬會員的社團為敵，對你們有什麼好處？

我不知道你們的言論是個別編輯的自把自為，還是大老闆在背後發功。如果是後者，更可謂愚不可及﹗

溫家寶總理十九日在印尼巴厘島的第六屆亞峰會上，就熙熙攘攘的南海領海爭端上，說了一句“來而不往非禮也”，此話可圈可點。

美國對於中國的堀起，心有不甘。近年來通過政治、經濟方面製造話題，並指使其在亞洲的小嘍囉上竄下跳，以牽制中國。南海諸島的爭端，由此而起。

本來中國的立場明確。開始是鄧小平提倡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近年是指應由直接主權國談判解決爭議。這本來是一個和平的、實事求是的立場。只是由於美國有意插手，更唆使馬仔日本直接參與，由菲律賓、越南等國發難，把水搞渾，造成當前的緊張局勢。

對於菲、越等國的挑釁，中國有所忍讓，國人多所不解。我曾在本報十月二十日發表評論﹕《小嘍囉上竄下跳，求睦鄰忍辱負重》，加以分析。但仍有不少人，未能理解而責備當局軟弱無能。

當然，外交部門的交涉，應硬軟兩手並用，在輿論與行動的配合上，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一個總的政策，運用存於一心，這就要考驗外交部門的領導水平了。想當年，中國並未堀起，經濟基礎薄弱，國際形勢對我不利。但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領導下的外交活動，仍然得心應手。我們所提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深得亞洲以及第三世界各國民心。在西方列強的孤立底下，仍能保持國家尊嚴，並能突破美國為首的霸權主義圍剿。在極左的“文革”尚未結束之時，美國、日本等西方大國，先後前來要求建交，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外交戰線上的重大勝利，是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在外交斡旋中的卓越貢獻。

中國強大，今非昔比

今非昔比。今天我們已經躍居世界經濟強國的第二位，我們無論在核武器以及太空技術上都已能和最先進的大國並駕齊驅。強盛的國力是一個國家外交活動的後盾。這裏，就要看看外交部門領導人的策略水平和應付折俎的本領了。

溫總理說，“我本來不想說這個問題，但一些國家領導人點到中國，來而不往非禮也，我願重申一下中方的立場”。看似是回應各方面對南海爭端的議論，但“來而不往非禮也”這一句話，卻也不袛是言論的來與往，而是暗示﹕如果某些大國或者近鄰的小嘍囉，動作頻頻的“來”，那也就不要怪中國準備相應的“往”了。有來有往，就是警告無論不懷好意的大小國家，不要以為中國可欺，不要以為袛許你們挑釁，而不相信中國有所還擊。“來而不往非禮也”。你們有什麼招數，中國都能應付，“勿謂言之不預也”。

溫總強調，“南海爭論應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談判解決”。這就警告，非南海周邊國家，不應該插手南海主權問題。這話就是說，美國和日本不應插手，更不要藉口什麼南海航海安全問題加以干預。他說，“東亞和東南亞各國經濟的發展，從一側面印證了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安全没有因為南海爭議受到任何影響”。而“各國根據國際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得到了充分保障”也是客觀事實，美國和日本有什麼理由要在南海問題上插上一手？

中方的立場是，不應在第六屆峰會上談論南海爭諯問題，原因是這樣做，便把南海主權爭端國際化。胡錦濤主席在早前的國際會議上持這個立場，溫家寶總理在這一次東亞峰會上更是闡明這個立場。溫總理這一次重申中國的立場，是既回答了，更證明了不要以為中國的忍讓是示弱，有關國家如果恃有大國撐腰、欺人太甚，中國一定有適當的反擊，“來而不往非禮也”。

溫總的話“不太客氣”

美國自從國內經濟危機發生以來，經常以對外製造局部緊張來轉移國內視線。過去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有歐美帝國主義經濟危機的背景。但現在要打大戰，要打中國，美國没有這個能力。打伊拉克，打阿富汗已經令美國焦頭爛額，所以打利比亞時，美國便唆使法意等國作爛頭蟀。今天說要打伊朗，可能又是要以色列去衝鋒。美國插手南海問題爭議，也就是讓不知好歹的菲律賓打前站。當然大戰是打不起來的，但擦槍走火卻極有可能。菲越這些國家，能擔當起發動戰爭的風險嗎？溫家寶總理這一次是向美國作出一個婉轉的警告。中國的古話含義深長，不論美國領導人聽得懂還是聽不懂，但已經有人演繹成溫總的講話“不太客氣”。

有學者評論說，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已從口號變成行動，估計中美關係將有重大變化。美國從來都没有撤出亞洲，它在太平洋和日本、韓國都有軍事基地，最近又要在澳洲派駐軍隊，這些國家都在中國近鄰，根本不存在“重返”的問題。但它最近的行動，圍堵制衡中國的目的太明顯了，這對中美關係的確有消極影響。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多尼隆在溫家寶與奧巴馬會唔後表示，美方已向中國表達會在亞太地區“採取更積極角色”的戰略，美國在南海“有很大的利益”。那麼，你們置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於何地？美國人，你們聽懂了没有？“來而不往非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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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關於下一屆行政長官的競逐新聞越炒越熱。我這個局外人因為寫寫小文章也被捲入其中。其實我無權無勢，連選委的資格都没有，對於當前的選舉工程有什麼影響力？

本報馬家輝罵我誤導范徐麗泰入局。范太是有頭有臉有政治智慧的人物，她怎會因我的一篇遊戲文字而“備選”呢？半年前，鑑於傳媒的民調說范、唐、梁三位“備選”人物中，范太的民望遙遙領先，在與友儕談論之中，忽發奇想，寫了“鐵三角”的游戲文章。凡能讀懂中文的人士，都知道這是“怪論”，決不能成事，讀者可以覆按（見本版5月11日）。馬氏竟能演繹成受“北京的閉門聊天裏給過什麼明示或暗示”，才會撰成此文﹗他還以他一貫的反共思維，罵遍全港“左派”，說他們“最欠缺的永遠就是膽量”。就是說我如果没有上頭示意，決不敢提出此建議。

本月18日，我參加一個祝賀宴會，記者們群集門外，要求我回答當前特首選情，我被廹應命。講的不外是坊間議論的常識以內的意見。翌日幾家報章大字標題﹕本報標題是“吳康民﹕梁振英或未能入閘”；《信報》的標題是“吳康民﹕大老闆主宰特首選情”。這些報道都未盡表達我的原意。

當日記者們群相爭問北京是否會在兩位熱門的備選人中，勸退其中一人。我說，目前的局面，勸退一人太着迹，顯然不大可能。如果要令一人知難而退，只要施加影響力，令其人未能取得足够150席選委的提名，當然成為只有一位建制派人物參選了。這個可能，就在說是熱門的兩位都有可能。但有記者問是不是梁振英有可能取不到150席選委提名，我當然答稱有這個可能。如果他們提問唐英年會不會拿不到入場券，我也同樣答會有這個可能。

至於說香港的大財團會影響選舉結果，我說的是“影響”，而不是“決定”，也不是“主宰”。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大財團的影響力極大。你能說美國的總統選舉，背後没有大財團的影響力嗎？難道香港的政局，是工人階級的影響力最大的嗎，特首選舉是工農基層“主宰”的嗎？此事還有勞《大公報》“井水集”加以解釋，指出“操控選委會不可能”。

《信報》的余錦賢說我“亂吹一通，不但幫不了忙，更為阿爺添煩添亂”，真不知從何說起﹗

我絶不為選舉添煩添亂。到今天為止，我在特首選舉輿論中保持中立。我從没有說過支持某人，因為我没有利害關係。唐英年、梁振英、范徐麗泰都是我的朋友，他們和我都有過接觸，但我並没有偏幫誰。他們每有一些負面消息，我也並没有添加柴火。我相信他們會是君子之爭，我更希望這一場競逐將在友好平和的氣氛下取得結果。

余錦賢說“吳校長之言，只能作娛樂材料”。既然如此，請各位傳媒好友，要找娛樂材料，應多去找一些聲名顯赫的男女明星或歌星。

馬家輝說我有“附權慣性”，請提出證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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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個獨裁者死得没有尊嚴。看互聯網傳來的照片，利比亞獨裁者卡達菲，匿藏在水渠中被拖出後槍殺，與他多年狂妄的形象相對比，死得多麼没有尊嚴﹗

上一次，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藏在地窖，被人告密拖出，後被美軍捕獲。受刑之前被檢查牙齒，搔弄頭髮來羞辱他，結果逃不了處死的命運。

當年我曾寫了一篇短文，題目是《薩達姆應該自裁》。那時候，薩達姆還可以出走，應該有阿拉伯國家會收留他。他在首都失陷後匿藏了九個月，被美國人形容像一隻老鼠。既然被人發現躲無可躲，便應該自我了斷。一代梟雄，死得毫無尊嚴，真是令薩達姆家族蒙羞﹗

現在卡達菲步其後塵，又是死得全無尊嚴。證明這類獨裁者，都是色厲內荏，臨危關頭，膽小如鼠。

回憶這些獨裁者的前輩，德國法西斯頭目希特拉，在戰敗時，蘇聯攻入柏林之前，都懂得在地下室吞槍自殺。

希特勒在他死亡的最後一天，還發出一道致柏林城防司令砲兵部隊威德林將軍的命令，嚴禁投降，決不投降。

與希特勒同時期的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便比他窩囊得多，最後被意大利人民處死並暴屍示眾。

這些獨裁者的下場絶對不值得同情。但卡達菲和薩達姆也許都犯同樣的一個相信自己的衛隊的錯誤。他們也許没有弄通樹倒猢猻散的道理，也許没有知道金錢可以養育親信衛隊、但也可以被敵人收買的道理。薩達姆失敗之前，據說“共和國衛隊”的高層都給美元收買了，所以他才會一敗塗地。卡達菲的親信衛隊有多少會反戈一擊，投向反對派的陣營，我們一時還弄不清楚。但利比亞內戰八個月，有不少高層人物相繼叛離卡達菲，卻是新聞報道中的事實。

利比亞局勢未可樂觀

這些獨裁者的特點，都是歛財全益了自己的親屬，因而他的家族積累了巨大財富，據說高達一萬多億港元。這種窮征暴歛，當然引起民憤。只因利比亞有了油錢，還可以使人民維持基本的生活。但獨裁者總是没有好下場的，德國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羅馬尼亞的齊奧薩斯庫、菲律濱的馬可斯、印尼的蘇哈托、伊拉克的薩達姆，都是如此。

今後利比亞的局勢是否會趨向穏定，我們不感樂觀。一方面是西方列強、美、英、法、意等，都會在該國爭奪油田利益。另一方面，阿拉伯國家的種姓和民族派系的鬥爭，不可能就此平息。證之已發生所謂苿莉花革命的阿拉伯諸國，如埃及，局面未見穏定。後卡達菲的利比亞，前程未可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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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去世已經35年。今年又是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的涉及評毛澤東功過的“決議”發表30周年，因而內地評毛和頌毛的爭論又起。雖然並不如有的人說會影響中共十八大的人事部署，但所謂毛派的興波作浪，說明人心並不穏定。社會上維穏的‘工程“已十分艱巨，思想上維穏更不容易。政治改革的呼聲和極左勢力的回潮總是此伏彼起。其實要評價毛澤東的功過並不因難。1981年中共中央的“決議”，由於當年剛剛打倒“四人幫”不久，揭露毛的錯誤頗有阻力。對毛的評價只能說他的功績遠大於他的過失。但鄧小平在內部講話中仍指出，受到形勢的局限，“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而另一位中共元老陳雲又曾說過﹕“毛澤東一生，開國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既然又有過又有罪，加起來總不能說是功大於過吧。

個人有才 治國無方

以個人魅力來說，毛澤東是一位有辯證頭腦的思想家哲學家，在軍事上是一位卓越的戰略家，在政治上是一位“偉大”的權術家，在文化上是一位有才華的詩人和寫論文的高手。

但說到治國方面，他卻是十分外行了。憑主觀辦事，好大喜功，經常違反他自己說過的實事求是、重視調查研究、走羣眾路線，一意孤行，一言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三面紅旗”和盲目的“大躍進”，造成餓死三四千萬人的慘劇。到了局面稍為穏定，害怕周圍其他同志揭他的老底，清算他的錯誤，不惜羅織罪名，清除與他一同打江山的“親密戰友”，並打擊一大片大小幹部。信任兩個奸佞的林彪集團和“四人幫”，掀起的確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數千萬的生靈塗炭。

這兩場慘劇，即大躍進和文革，死難者六七千萬，歷史空前，能說他“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嗎？

這是明擺着的事實，要分析評價實在不難。但許多人在毛澤東時代是既得利益者，許多人又是毛澤東時代當權者的後代，許多人今天仍是“毛澤東模式”的執行者。要他們認真、徹底地批判毛澤東，當然有很大阻力。他們叫嚷徹底批判毛澤東便是抺黑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偉大，過份否定毛澤東不利於當前的“維穏”事業等等，於是評價毛澤東成為當前的一大禁區。

幹部對毛澤東思想所知甚少

但是，共產黨人不是常常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嗎？歷史過去了三十五年，國家也已經走出毛澤東時代極左的陰影，趨向強大和發展，為什麼在歷史問題和理論問題上又是哪麼膽怯呢。

我們在歷史問題上為什麼往往趦趄不前呢？如果通過百家爭鳴，準確的評價毛澤東，還毛澤東的真面目，不僅可以防止重蹈毛錯誤的覆轍，更可以讓後代正確地認識毛澤東。對毛的優點和遺產，更準確地加以繼承和發揚。

現在許多幹部，特別是中青幹部，很少認真閱讀過毛選四卷。對毛澤東早年的光輝著作，一無所知。遑論學習和吸收他的若干精闢的見解，並加消化運用。他們只會跟着人們高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如果問他，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什麼，他一定滿臉漠然。

正確評價毛澤東，應該是宣揚毛澤東正確一面的好辦法。現在有的人諱忌疾醫，實在愚蠢。鄧小平曾說過，毛澤東“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但誰也没有這麼做。

懷念毛澤東是對現實不滿

現在內地不少人懷念毛澤東，是對現實的不滿。這些人没有經歷過大躍進和文革的災害，没有見過遍地餓殍和血淋淋的場面。卻認為毛澤東時代没有這麼多的貪污腐化的現象，没有這麼多官商勾結鎮壓平民的事例，没有這麼多造假坑人的惡劣行為。於是興起懷舊情緒，這是事出有源的。他們也並不是極左分子，也並不是希望再來個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類人是多數。但容易受一些別有用心的“極左毛派”的煽動，成為這些意圖翻天，推翻改革開放良好局面的盲從者。所以，正確評價毛澤東，分清是非，有利於打擊這些所謂“毛派”的野心家，使國家沿着正確的道路前進。

毛澤東的功過，其實已經很清楚，老百姓人人心中都有一把秤，經歷過共和國歷史的老人，更在心中有了結論。相反，如果不予正確評論，毛澤東的一些寶貴遺產，例如戰略思想，哲學理論，兩手策略等等有益的東西，反而得不到發揚光大。

相反，毛澤東的吏道，如獨斷獨行、偏聽偏信、不相信科學判斷，不重視調查研究，高高在上，脫離群眾……，這種種官僚作風，在大中小幹部中普遍存在，現在官場中的大小“毛澤東”還少嗎？

應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還是鄧小平說得對，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好的制度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他坦率地說，毛澤東也是受到“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

重溫鄧小平的話，更覺得正確評價毛澤東，只有好處，没有壞處。如果能開放輿論，循序向前，我們相信，正確評價毛澤東，有益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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