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下一屆特首選舉的競逐越演越烈，建制派兩人“參選”已公開宣布。前月，筆者在一次赴京活動中會見港澳辦王光亞主任時，有意以此探聽他的口風。他也承認競逐不可避免，各方應以打拼政綱作為爭取民心的基礎云云。
回歸十四年來，當以此次競逐最為激烈，其惹人注意程度尤勝第一屆的行政長官競選。當年雖然候選人有四人之多，事前也有兩位熱門惹人注意，但卻還没有今年競逐氣氛的熱烈。
因此，有必要回顧自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來，中央對選擇港人治港的全過程，其中不乏饒有趣味的章節。
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後，第一個野心勃勃有意競逐首任行政長官的是羅德丞。羅不是中央有意欽點的人物，是他主動出擊，作了各方面的周密部署，力爭這一個位子的。
羅德丞出身本港世家，本是港英銳意培養的人物。短短幾年，他居然能內線、外線一齊做，打通中南海高層，並有香港新華社某高層人物當其“馬仔”，廣結人緣，一時成為大熱門，那時候老董仍未起跑。
可惜老羅鋒芒太露，他更是持財傲物，唯我獨尊，未能為上下層港人接受，終於由中央有關部門勸退，鬱鬱而終。
李國寶是第一次中央看中人才
一九八五年中央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成員五十九人，內地委員三十六人，香港委員二十三人。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草委會”的九位正副主任委員，其中有四位副主任是香港人。安子介、包玉剛、費彝民都是本港德高望重的人士，當選是意料之中。但其中的東亞銀行李國寶，卻是年約四十的青年企業家。他的出現在草委會副主任的行列中，肯定是中央看中並擬加以培養的治港人物。
李國寶的優勢，一是他年青，二是他是香港世家。李家的叔父輩及同輩，都是城中名人，其叔父李福善，在參與香港回歸之前的種種活動之中，是一位重要的法律界代表人物。他的同輩李國章、李國能都是響噹噹的城中專才，在回歸後都曾獨當一面。三是他是香港私營龍頭銀行東亞銀行的首腦。凡此種種，中央大概認為他該是回歸後的理想治港人才了。
後來大概經過考察，覺得他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因而被排除在培養名單之外。
到了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之時，正副主任增加到十人。內地與本港人士各半。香港的副主任有安子介、霍英東、李福善、董建華、梁振英。
董建華和梁振英第一次上榜，相比前三位，他們都較為年輕。梁振英更只是三十來歲的青年才俊，特別令人注目。而在籌委會成立之前，為抗拒末代總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製造了人為障礙，又提前三年成立了特區籌委會的“預備工作委員會”。這個“預委會”的副主任，早已有董建華和梁振英的名字。
董建華遠勝吳光正
由此可見，董建華和梁振英是中央有意培養的治港人才。董後來當了一屆半的行政長官，梁成為新一屆行政長官的參選人。
當年有權勢港人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央推薦的特首人選滿天飛，特別是某些財雄勢大的大企業家，都向中央推薦自己屬意的人物。正因為有勢力人士都想自己的“馬仔”上位，中央慧眼獨具，決定支持董建華，原因是他也是大企業家。中央認為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需要企業家的代表人物擔當特首。董主持的船務企業，與各地產商較少利害衝突，所以入選。另一位候選人吳光正是包玉剛的女婿，而包也與中央關係密切。但因吳光正是香港重要地產商之一，可能引起其他大地產商的反對，所以未能當選。至於楊鐵樑，則是備用。因為開頭董建華仍對擔此重任有所猶豫（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故以楊為後備。當年有中央兩派分別支持董、楊之說，其實中央一經定案，決無由港澳辦與香港新華社分庭抗禮各撐一人的可能。
至於曾蔭權上位，並非中央長期培養的結果，而是中央當年的臨時決定。也反映出中央有新思維，這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結果。
今天，說唐英年是中央長期培養的人才，也是事實。唐唐十多年的從政經驗，的確為他積累了政治本錢。但為什麼當年在董建華下台之際，不起用唐英年呢？以曾蔭權與唐英年比較，唐的優勢是根正苗紅。他是愛國世家，因為香港要由資產階級當權，不講工農階級執政。唐的家世和父輩，是愛國資本家，在中央看來，就是“根正苗紅”了。但當年唐唐政治上仍未成熟，磨練不足。而曾蔭權是老公務員，一九六七年已經入職，回歸前已擔任財政司，因此在中央某些領導人的新思維底下，大膽起用他。
陳方安生本來中央也有意裁培她。並由她的家族人士打通內地人脉，聯絡某些主持港澳工作的高官。她自己也曾作出回鄉祭祖，見升國旗而感動流淚的表演。可惜她腦後有反骨，是魏延一類人物。她後來是自我引爆，怪不得別人。如果她深藏不露，沉得住氣，可能上了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