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學問題不少，值得注視。

過去大學有“去行政化”的呼聲。因為大學校園很像“衙門”，什麼都講級別。大學分副部級、正廳局級、副廳局級等級別。大學校長相當於副部長正副廳長。以至教授等也有相應的“官銜”。這種衙門化的作風，引起不少學者和知識分子的不滿。但是要清除掉，又有許多不便。比如没有一個明確的行政級別，便找不到相關的省市負責人，據說連廳局長都不願意會見没有行政級別的教授，使許多事情都很難辦。

“衙門化”不僅在於行政職稱，還在於學術研究資源要由行政部門分配。學校行政序列代替教授們的學術研究自由。

過去的大學更是外行領導內行，有不少並没有多少學術修養的黨官領導大學。現在算是慢慢改過來了，黨委書記大多有教授職稱或博士學位。

學術造假很普通

其次是學術造假。大學校園內的造假，已經很影響大學的聲譽。不僅僅是學位造假，許多碩士、博士學位都是一些權貴人物以假論文等等不正當手段獲得。學術論文“請槍”更是司空見慣。甚且要為假論文找尋“載體”，可以出版假的學術刊物。論文要刊出都有一個“版面費”的價錢。

至於在外國拿個假博士也不少見。美國有一些只有一個信箱的“假大學”，隨時都可頒你一個“博士”學位，只要交錢就行了。過去幾年，在香港公開頒授這類假博士的行當，屢見不鮮。

再次便是缺乏職業精神。在大學裏往往出現“教授走穴”這個詞兒。就是說教授為了賺外快，或到商場兼職，或擔任公司顧問，心有旁騖。甚且是教書主業“冷冷清清”，“定穴”的副業“熱火朝天”。這都是社會今天的“向錢看”嚴重侵蝕校園的結果。

也難怪，現在不少大學都在眩耀校友中出現了多少位大官，多少位富豪，把官商擺在學校成績的首位。對於學術成就，對不起，免談了。

找職業是官商優先

有些問題也很難怪大學，學府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它與社會是互動的。許多大學生考進大學，當然希望畢業後能找到一份好職業，排位當然第一是當官，第二是從商。至於學術研究，是少數書獃子的事。近年大學的商科、經濟系是大學生的優先選擇，為的也就是在畢業以後能找到一份好差事。

北大教授陳平原感慨地說﹕“我很傷心地發現，現在的不少年青人，比年長的還要保守，還要世故”。他們還批評老師說﹕“你太天真了”。現在，反而是不少七八十歲的老人，“很激動，很憤怒，很有反抗精神”。他說，“這是多麼畸形的社會現象，七八十歲的人扛起理想主義的旗幟，五六十歲的人還在堅持奮鬥，年輕人卻成天宣揚‘別太天真’，這個世界還有希望嗎？”

大學生應負起時代責任

過去有人批評大學像“象牙塔”。進了塔裏就兩耳不聞天下事了。可是過去的年代，民族苦難和階級壓迫喚起了廣大的年青大學生的良知，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反內戰反飢餓運動，都是大學生領軍，在中國現代史上激起紅色風暴，終於孕育了新中國。

當前為培育一個大學生，要花費多少工農大眾的血汗，你們難道不應負起時代的責任嗎？

馬英九在台灣舉行就職典禮，強調過去四年兩岸關係取得突破性發展，說恢復了兩岸制度性協商，簽署了十六項協議，並說：「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 炎黃子孫，擁有共同的血緣、歷史和文化，也都同樣尊崇孫中山先生。」這話都說對了。但他話題一轉，把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提倡的「一國兩區」，演繹成「一 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這就從過去的「九二共識」、即「一中各表」的共識倒退了。

解放金馬 非不能也

如果說「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便是說大陸地區也是「中華民國」了。不過，中國大陸還有「中華民國」嗎？

如 果說大陸旁邊的兩個小島金門、馬祖掛着「中華民國」的旗幟，便說這代表中國大陸也是中華民國的，實在十分牽強。台灣的蔣介石時代，口口聲聲要反攻大陸，口 不離要以「中華民國」統一中國，那時候就是在美國人看來，也是癡人說夢。「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時，已經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現在國際上承認 的「一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已成為歷史名詞。

至於金馬，是在台灣未與大陸統一之前，有意放在台灣的手裏，以牽制台獨分子鬧獨立。過去有些所謂大陸問題的評論家，說金馬等島嶼未能解放，是大陸沒有能力，這完全是不了解當年政情的無稽之談，我曾經著文加以駁斥。

上 世紀五十年代，美國看到中共在大陸的政權穩定，害怕中共進一步解放台灣，於是有意策動台灣獨立，作為美國監視中國大陸的棋子，為此策動蔣介石放棄金門、馬 祖，蔣介石反攻大陸之夢未醒，對此頗有抗拒。中共中央看穿美國的陰謀和蔣介石的猶豫，因此命令彭德懷策劃炮轟金門，目的不是要解放金馬，而是要牽制蔣幫。 因為蔣介石如因中共炮轟而撤退，便大大失去面子，並且他經常說要以金馬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的言論，也有貽人自打嘴巴之譏。這便是單雙日打炮策略的由來。

討好綠營 得失藍營

以當年中共的實力，自不可與一九四九年登陸金門失敗可比。炮轟而不登陸解放，是不為也而非不能也。

馬英九死抱「一個中華民國」不放，對兩岸關係政治上的突破帶來消極作用。吳伯雄在提及「一國兩區」時，還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是對兩岸同屬「一中」的肯定。馬英九突出「一個中華民國」，則又引來「兩個中國」的爭議，對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不利。

對於兩岸關係，北京了解到歷史遺留的問題相當複雜，島上又有不同的政治勢力在扯改善兩岸關係的後腿，所以常常有擱置爭議、目光向前看的建議。馬英九提出這個「一個中華民國」的論點，便是要重提對「一中」的爭議，這就有點倒退了。

當 然，目前馬英九再度連任，但民望不高，島內的反對聲音不小。馬英九以為提一些能夠滿足台獨分子的口號，便有利於減小壓力，爭取淺綠勢力。然而，這可能變成 兩邊不討好，既不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也可能在國民黨內部引起爭議。馬英九的政治智慧，一向被人認為十分「麻麻地」，這一次這個口號的提出，無論對於台灣 島內或者兩岸之間，恐怕負面作用更多一點。

如果他改一個字，說「一個中華民族，兩個地區」，這就說對了。

中國現代文人參政的不少，取態各異。早年著名作家郭沫若參政，被譏為侍臣。他因既與毛澤東詩詞唱和，又昧着良心支持當年的極左路線。但諍言的君子，大多沒有好下場，令人浩嘆。

早前台灣有兩位男女作家出書針鋒相對，頗為有趣。事涉政治取向，極可一評。

塗脂抹粉 偷天換日

台灣女作家龍應台，近年著作甚豐，在港台甚至大陸都名噪一時。學而優則仕，她先當過台北市文化局長，近日更官升一級，為馬英九的內閣擔任文建會主委，日前更出任文化部長。她早已乘龍東歸，連雙非人士拚命要的香港身份證都甩掉了。

龍 應台在三年前出版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描寫國共四年內戰，以及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敗退赴台的故事。她貌似公正，對國民黨和共產黨各打五十大板，實則 為蔣介石政權塗脂抹粉，使我們這一輩經歷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老人，親歷蔣介石政權在戰後的「劫收」的醜態和深知他徹底失敗的根由，不免對她的偏見有不同 看法。因此在前年，我寫了一篇《龍應台的柔性反共》（已編入前年出版的《闖進政治禁區》，天地圖書出版），對此作出回應。

我的論點就是反駁龍應台的論點，錯判對國共內戰中蔣介石潰敗的原因，採取偷天換日的手法，用所謂人性的生離死別以及「沉默的痛苦」，來掩蓋蔣氏王朝的暴斂和虐政，還再加贈一份歌頌當今台灣民主政治的「禮物」。

近讀台灣作家李敖的《大江大海騙了你》，這是一本專門駁斥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作品，覺得十分有趣。

李敖以大膽語言，邏輯周密，資料豐富的寫作著稱。他是一個奇人，曾在蔣氏父子王朝中入過獄，和許多人打過筆墨官司，並參選過台灣「立法委員」和「總統」。他又是台灣一位文人參政的名人。

殘山剩水 紙醉金迷

這本書引用了大量原始資料，有根有據，有名有姓，戳破了龍應台的謊言。雖然李敖以一向的詞鋒尖銳，得勢不饒人的風格寫出這部作品，但讀後難免驚嘆他資料搜集的齊全、理據的準確、痛斥對手而令其無法還手的神筆。這完全不是一本遊戲文章之作，而是歷史分析的嚴肅史書。

他劈頭就說，龍應台說的不是「大江大海」，而是「殘山剩水」。就是說，蔣介石潰退台灣，還有甚麼「大江大海」可言？躲進小島成一統，的確是殘山剩水。他還有膽叫囂「反攻大陸」，從許願一年反攻，到三年、五年、十年。後來叫不響了，直到蔣氏父子相繼死亡。

李敖說，「一九四九」，「對我是目擊、是身歷、是焦距清楚的見聞」。對於筆者來說，可以說也是，我在戰後同樣親眼看到蔣介石政權的腐敗、劫收、紙醉金迷。當然，我沒有李敖這麼多「文件累積的印證」。

現在，馬英九第二次上台了，龍應台也第二次去當他的幕僚。但看馬英九宣誓就職當日，示威群眾之多，嗆聲之響亮，證明馬英九前四年的政績乏善可陳。如果他能在過去把陳水扁比下去的強項，即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採取更積極的態度，有適當的突破，那麼他的政績，可能有更大的得分。

同樣，龍應台如果繼續她的《野火集》的創作，寫她熟悉的「目送」之類的親情文字，不去蹚她不熟悉的「殘山剩水」，也許她的名聲會更好些。

月前，香港有一位艇家載着六名釣魚客出海釣魚。回程時遇上大雨，小艇疑觸礁穿孔入水，這位艇家仍然奮力把小艇划近將軍澳篸洲防波堤，讓釣魚客安全回到岸邊，自己卻因風浪太急，小艇沉沒，竟以身殉。

這是一個先救人後自救，卻不幸葬身怒海的感人故事，可惜記者並沒有深入報道。這位六十二歲石姓船家的事迹，應該可以譜寫成獅子山下一曲可歌可泣的讚歌。

對比那位意大利籍的大郵輪船長，因自己的判斷錯誤，郵輪觸礁。船長不按規定職責指揮救人，卻自行先溜上救生艇，還辯稱是偶然跌下，謊話連篇，成為當代世界最可恥的船長和最不道德的事例。

中國最近又有一位被譽為最美的女教師張麗莉。她不是因為美貌著名，而是在上月八日，黑龍江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學附近的一場車禍中，她勇敢地推開幾個學生，自己卻因此受了重傷，需要截肢而成為重度殘廢。

此事在全國的網站中引起熱議，黨政領導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延東也專程由北京到治療張麗莉的哈爾濱醫院探望。

對比在佛山車禍中受傷的小悅悅，路過的途人十幾個，卻無人襄助，後來還是一位清潔女工將她扶起，但已返魂乏術。這是多麼強烈的對比啊！

宣揚樣板 作用不大

當然，內地還有不少好人好事。幾年前，湖北荊州江邊有兒童遇溺，在場有三位不諳水性的大學生下水救人。不幸的是，雖然三位年輕大學生成功救起遇溺者，自己卻遇難。這些好人好事，海外人士多不知道，這就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了。

內地對於一些好人好事的宣揚過於「樣板化」，而不是「常態化」，有時更成為一個運動，這往往會削弱正面教育的效果。

其實，好人好事是經常有的，捨身救人難道多年來只有這幾則嗎？不過，宣揚湖北大學生救人就沒有今天宣揚張麗莉事件的規模。

大 概最近又有了要樹立好人好事的樣板，要在多宗見死不救的車禍的負面消息中扭轉人們的觀感，剛好有了張麗莉這個事迹，於是就大張旗鼓地宣揚起來。有關方面不 僅大事宣揚，許多榮譽頭銜也就加諸她的身上，例如全國優秀教師稱號、紅旗手標兵榮譽稱號、國家五一勞動獎章等等，佳木斯市更是把她教的班命名為「張麗莉 班」，市教育局成立「麗莉英雄事迹宣教室」。

張麗莉是值得宣揚的，捨己救人、見義勇為也是值得提倡的。特別是教師這個不太受重視的行業，他們的標兵是更加值得樹立的。

道德教育 消滅歪風

然而，更重要的是：

我們如何在社會上樹立互相幫助、救死扶傷等等良好的道德風氣？

我們如何在社會上逐步消除「一切向錢看」、「見死不救」的不良風氣（像湖北荊州船夫不願救三個大學生，而要等他們死亡再爭取撈屍費）？

我們如何建立更好的駕車文化，防止頻發的交通車禍？

我們如何加強學校的道德倫理教育，做到重建全民好道德真正「從娃娃抓起」（鄧小平語）？

一個感人事例，應該引起社會深思，從深層次方面解決種種問題。

新近報載，文化大革命時期反對考試、交白卷「英雄」、因而竄紅並當上高官的張鐵生，現在於東北做生意，經營有術，已成為億萬富翁。

過去在清華當紅衞兵頭目的蒯大富，以動輒打人致殘著名，據說後來到深圳經商，也頗有斬獲。

著書立說 享受自由

至於在深圳經商有成的，還有在文革時期以工人代表的身份而當上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吳桂賢，她還曾經來過香港參加吳氏宗親會的活動，致詞時滿口不忘「在毛澤東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

甚至在文革中以筆桿子殺人的戚本禹和徐景賢，文革後仍然能夠著書立說，享受言論自由。一九九一年，我曾經率領人大代表團赴上海訪問，在與當年擔任巿長的黃菊（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談話時，我問道：「戚本禹悔改了沒有？」黃菊答：「沒有。」

最倒楣的可能是保衞西沙群島的戰鬥英雄吳先鋒了。吳先鋒作為工農兵的兵的代表，與珍寶島保衞戰的孫玉國齊名，後來孫玉國當上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吳先鋒則擔任全國人大常委。不過，去年年底的報道說，他退休後窮困潦倒，近年更患上白血病，醫療費用無着落，晚景淒涼。

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竄起的新貴，在打倒「四人幫」以後，絕大部分受到寬待。除少數罪大惡極的首兇受到判刑之外，大部分或輕判或免刑責，就是「四人幫」以及林彪的幾位大將，其判刑後不久便保外就醫，不少人得以善終，有的人還到海外出版回憶錄。

比起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殘酷迫害的幹部以及許多著名的知識分子，這些人的境遇實在好得太多了。事實上，有許多被迫害的幹部和群眾，雖然後來得到平反，但並未獲得補發剝奪他們應得的報酬。

逍遙法外 大有人在

例 如解放前曾協助地下黨工作的丈夫從事革命工作、解放後在鄭州郵局和鐵路局秘書室工作的王佩英。上世紀六十年代大饑荒餓死人的時候，她曾經公開批評毛澤東的 錯誤，被當作反革命分子受到種種酷刑，在獄中又受到慘無人道的折磨，一九七○年被判處死刑，一九八○年宣布平反。但是，由於沒有評上「烈士」，不能給她撫 恤金，鐵道部只願出三千元，再要鐵道部研究院出三千元，叫做苦難補助金了事。

王佩英的撫恤還是好的，因為她的事件太著名了。然而，在歷次極左的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致死以及慘殺的何止萬千？他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得到補償了嗎？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差不多年年都有政治運動，年年都有冤假錯案，受折磨、殘害致死的人數以百萬計，相信許多人至今仍未在精神上、物質上得到應有的道歉和賠償。

在 文化大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中整人的有形和無形的兇手，逍遙法外的大有人在。有的人雖然並不直接殺人，但他們作為幫兇的面目仍是猙獰的。今天他們趕上改革開 放的大氣候，創業致富，如果手段合法，也就無可厚非。但是，兩者對比，難免令人產生感慨，難道「好人好報，惡人惡報」的俗語已經過時了嗎？

個別人物的浮沉暫且不論，但歷次政治運動造成無辜受難者和被株連者的生命權、人身自由權、人格權等遭到侵犯的歷史教訓必須吸取。建立法治社會，並使司法權走向正軌，應該是當務之急。

中國的權貴人士，多年來連人帶錢捲逃和移民外國的眾多，甚至到了無法統計的地步。這些人士基本上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貪官，事發之前或之後潛逃外國，以逃避法律審判。據統計，過去十二年，中國檢察機關共起訴一萬八千名外逃或試圖外逃的貪官和國家企業高層，涉及轉移出境的資金高達二萬七千億美元。

第二類是裸官，就是人還在官場，但家眷卻已經移民外國，當然他們帶去的也有不少財產。裸官不少也是貪腐之官，只是還沒有東窗事發。他們還要利用權勢多撈幾把，待來日出國逍遙去也。

第 三類是大款，即許多大中小型民營企業主。他們對內地的法治和政治生態沒有信心，賺了錢沒有安全感。像重慶的打黑也黑打了不少民營企業主，又像浙江的吳英案 也涉及對民營企業主融資被黑打的種種問題。所以民營企業主賺了錢，十個有十個將資金移出海外，至少也用來在香港買幾層豪宅。至於高價買文物書畫名錶首飾之 類，也是方便把這些東西轉移出外。

第四類是權貴二代出國留學，順便在外國建立一個「據點」。權貴二代三代出國留學的十有八九，學成不歸的也有六七成。典型的便是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既留英又留美，報載便是管理薄家轉移出外的財產。

掣肘太多 孤掌難鳴

問 題的嚴重性，就是這些有權有勢有錢的高層人士，就是對自己國家的政權沒有信心。他們深知，中國官場商場貪腐情況的嚴重性，決不能用只有一小撮來形容，而是 相當「普及」。愈是基層，貪腐的嚴重性愈令人吃驚。同時，公費消費的驚人：公費吃喝、公車濫用、公費旅遊，已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這一筆國庫的支出，與貪 腐的將公化私可相媲美。由於官場貪腐引起群眾不滿，所以全國各地的群眾騷動此起彼落。加上社會上的貧富懸殊已到了臨界點，古人所稱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 死骨」，正在中國大地重現。難怪全國維穩經費已經超過了國防開支！其實中國官場不是沒有健康力量，可是掣肘太多，傳統勢力超過健康勢力。有的有心人雖處領 導高層，也有「孤掌難鳴」之嘆。

本報日前《神州觀察》曾有「知青躋身廟堂，改變政治生態」之論，認為「十八大」後，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將 在會後全面上位，以他們上山下鄉的經歷，與廣大農民職工基層「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有苦難，也有磨練」；並以習近平、李克強、李源潮、令計劃、盧展工等人 為例，認為他們有務實與開明的特質。「他們一旦掌握國權，勢必對現在的政壇產生一定的衝擊」。這是善良的願望，但願如此。

開明改革 才有前途

中國是人治的社會，如果有強人政治，也許會扭轉乾坤。七十年代末，毛澤東留下一個爛攤子，只有鄧小平這位強人，才能倡導改革開放，打破傳統保守勢力「兩個凡是」的枷鎖，走上巿場經濟的解放生產力道路。

但各種保守傳統勢力的反撲，又導致「六四政治風波」的悲劇，使一個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回頭路。也只有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加上大勢所趨，才有後來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和國力增強。

最高層如能觀點和行動一致，開明改革，而不是互相扯皮，加上廣大群眾推動，相信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常常對人說，如果一個人接任一個單位的主管，或者一個幹部接任一個地區或者部門的領導，下車伊始，便對前任全盤否定，說得一無是處，這個人不會是個「好東西」。當然，如果前任的是一個犯罪分子，是一個貪腐有據的人物，是一個已被判刑或開除公職的人，自當別論。

我看過幾個這樣的人。他們一上台，便嘩哩嘩啦地發議論，說前任這也不是，那也不對，然後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認為要改變現有單位或地區的面貌，一副捨我其誰的嘴臉。

內地有某人文革後接任某大專院校的領導，便把前任批判得體無完膚。前任是一位老革命，退任是由於正常退休，並無犯甚麼大錯誤。然而，某人一上台，便指斥前任諸多不當，把他多年的工作全盤否定。於是，這位退休的老幹部回到家鄉後，逢人便訴苦，認為受了委屈。

後來，某人又調到香港，同樣是否定一切。

厚道的人會說，一個人工作多年，犯點錯誤是難免的；但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總要多說幾句好話，不能一如文化大革命中的「鬥垮、鬥臭」吧。

有功說功 有過說過

毛 澤東在擔任中國最高領袖的時候，犯過嚴重錯誤，害死了成千上萬的人，製造了成千上萬的冤假錯案。毛澤東被中共元老陳雲認為是有功、有過、有罪，說他建國有 功，治國有過，文革有罪，功過如果相抵，有罪也不能饒恕；反觀鄧小平仍然認為毛澤東功大於過，對他的批判仍然是十分有節制的。

按照實事求是 的原則，應該是有功說功，有過說過。不過，中國人受封建意識的影響太深，按「刑不上大夫」的傳統，總是對下級嚴，對上級鬆。有傳說云：「刑不上政治局常 委。」當然，現在也有個別官至政治局委員的人被公開定罪的，過去有陳希同、陳良宇，今天有薄熙來，但一般貪腐被定罪的，還是以基層幹部為主。

為賢者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另一個不實事求是的傳統。於是，一些生活不檢點的領袖，某些生活上的惡行都不能公開。近年便頗有一些野史在坊間流傳，但由於不少都是加鹽加醋的，只能姑妄聽之，難以盡信。

由於我們在言論上禁區處處，所以輿論監督不能暢行無阻，這也在相當程度上妨礙了對官員貪腐行為的揭露。

至於話語權又往往為有權勢的人士所壟斷，所以他們說你的不是，你便百詞莫辯。後任否定前任，前任如果無權無勢，便可能「沉冤莫雪」。

像上述某人的否定前任，更可能謬種流傳，使人對其前任有不良印象，這還是斯文點的了。如果某人要加以陷害，插贓嫁禍，那更是含冤莫白了。當然，如果某人只是要打擊前任，以樹立自己的權威，那還不到搞陰謀詭計的地步。

陰謀詭計 不是正途

薄 熙來也許是最新的一個。薄熙來到重慶上任，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難免也有打擊前任的言詞流露，這裏頭也有高明與低下之分。薄熙來以大樹自己和重慶模式為 主，某人卻以打擊前任為主。不過，薄熙來的做法明顯地不與中央保持一致，其特立獨行也引起了其他省市側目，終於倒台收場。

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耍小手段以至搞陰謀詭計，以鋪墊升官之路，並不是正途，十個這種人，十個都會失敗。

我常常對人說，如果一個人接任一個單位的主管，或者一個幹部接任一個地區或者部門的領導，下車伊始，便對前任全盤否定，說得一無是處，這個人不會是個「好東西」。當然，如果前任的是一個犯罪分子，是一個貪腐有據的人物，是一個已被判刑或開除公職的人，自當別論。

我看過幾個這樣的人。他們一上台，便嘩哩嘩啦地發議論，說前任這也不是，那也不對，然後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認為要改變現有單位或地區的面貌，一副捨我其誰的嘴臉。

內地有某人文革後接任某大專院校的領導，便把前任批判得體無完膚。前任是一位老革命，退任是由於正常退休，並無犯甚麼大錯誤。然而，某人一上台，便指斥前任諸多不當，把他多年的工作全盤否定。於是，這位退休的老幹部回到家鄉後，逢人便訴苦，認為受了委屈。

後來，某人又調到香港，同樣是否定一切。

厚道的人會說，一個人工作多年，犯點錯誤是難免的；但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總要多說幾句好話，不能一如文化大革命中的「鬥垮、鬥臭」吧。

有功說功 有過說過

毛 澤東在擔任中國最高領袖的時候，犯過嚴重錯誤，害死了成千上萬的人，製造了成千上萬的冤假錯案。毛澤東被中共元老陳雲認為是有功、有過、有罪，說他建國有 功，治國有過，文革有罪，功過如果相抵，有罪也不能饒恕；反觀鄧小平仍然認為毛澤東功大於過，對他的批判仍然是十分有節制的。

按照實事求是 的原則，應該是有功說功，有過說過。不過，中國人受封建意識的影響太深，按「刑不上大夫」的傳統，總是對下級嚴，對上級鬆。有傳說云：「刑不上政治局常 委。」當然，現在也有個別官至政治局委員的人被公開定罪的，過去有陳希同、陳良宇，今天有薄熙來，但一般貪腐被定罪的，還是以基層幹部為主。

為賢者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另一個不實事求是的傳統。於是，一些生活不檢點的領袖，某些生活上的惡行都不能公開。近年便頗有一些野史在坊間流傳，但由於不少都是加鹽加醋的，只能姑妄聽之，難以盡信。

由於我們在言論上禁區處處，所以輿論監督不能暢行無阻，這也在相當程度上妨礙了對官員貪腐行為的揭露。

至於話語權又往往為有權勢的人士所壟斷，所以他們說你的不是，你便百詞莫辯。後任否定前任，前任如果無權無勢，便可能「沉冤莫雪」。

像上述某人的否定前任，更可能謬種流傳，使人對其前任有不良印象，這還是斯文點的了。如果某人要加以陷害，插贓嫁禍，那更是含冤莫白了。當然，如果某人只是要打擊前任，以樹立自己的權威，那還不到搞陰謀詭計的地步。

陰謀詭計 不是正途

薄 熙來也許是最新的一個。薄熙來到重慶上任，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難免也有打擊前任的言詞流露，這裏頭也有高明與低下之分。薄熙來以大樹自己和重慶模式為 主，某人卻以打擊前任為主。不過，薄熙來的做法明顯地不與中央保持一致，其特立獨行也引起了其他省市側目，終於倒台收場。

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耍小手段以至搞陰謀詭計，以鋪墊升官之路，並不是正途，十個這種人，十個都會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