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胡錦濤的講話

　　胡錦濤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的大會上說﹕“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改旗易幟”，香港在1997年就是“改旗易幟”。缷下了英國米字旗，升上中國五星紅旗。但是香港貫徹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針，除了“改旗易幟”之外，一切基本上没有變，經濟活動没有變，自由法治没有變，民主也比港英統治時期有了進步，這是香港特色的“改旗易幟”，絶不是邪路。

早前對海峽兩岸統一的要求，也只是“改旗易幟”。除了換一面旗子，對台灣要求的也是一切都不需要變，更可以保留軍隊，即解放軍不進駐台灣。這也絶不是一條邪路。現在這個“改旗易幟”的統一要求也擱下來了，和平共處，實現三通，密切經濟往來和人民往來，統一以後再說。

香港“改旗易幟”不是邪路

香港的“改旗易幟”是正路不是邪路，對台灣“改旗易幟”的要求也是正路而不是邪路。說邪路呢，是不是指蘇聯解體，東歐劇變？

　　但按照蘇聯、東歐的國情來說，他們的“改旗易幟”也不能說是邪路。蘇聯解體後的經濟情況和人民生活不是有所改善嗎？東歐的情況也不壞。如果按照斯大林的“封閉僵化”模式，他們的人民會答應嗎？各國有各國的國情，相信胡錦濤也不是指蘇聯東歐己經走上邪路。

　　所以，胡錦濤講的“改旗易幟”的邪路，只是針對中國大陸說的，並不包括香港、台灣以至其他國家。他說的前提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說，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能“改旗易幟”的。

　　那麼，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是什麼呢？胡錦濤說﹕“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

把問題說到點子上

　　這就把問題說到點子上了。“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正是當前全國絶大多數人民的廹切要求。有些人上街、上訪、上書，大多數正是為了社會的公平正義。毋庯諱言，今天中國社會上不公平不正義的事例多着，這些都違反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官僚們的貪腐，權錢勾結，貧富懸殊，司法不公、執法不嚴，老百姓有冤無路訴，這種種，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才是邪路。如果不是如胡錦濤所說的，“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扝思想的影響”，“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通過改革發展為人民群眾造福，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真正是“改旗易幟”了。

三次革命都是“改旗易幟”

　　胡錦濤指出，近一個世紀以來，我國先後發生過三次偉大革命。第一次是 孫中山 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第二次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新中國。第三次革命就是這個30年的改革開放，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三次偉大革命也可以說是“改旗易幟”。第一、二次的革命都換了旗子，從大龍旗到青天白日旗到五星紅旗，名正言順的“改旗易幟”。第三次革命呢，實際上也是“改旗易幟”。只不過不是換旗子，而是把過去的極左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妄顧人民死活的錯誤路線改過來，撥亂反正。從廣義上來說，也算是“改旗易幟”。

馬克思主義是與時俱進的

所以應該說，中國過去的“改旗易幟”，都是正路，不是邪路。港澳回歸的“改旗易幟”也是正路不是邪路。今天我們的工作中雖然有缺點，但仍是走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路上。如果說“改旗易幟”的邪路，那就是接受美國的所謂“橙色革命”，變社會主義政權為親美、唯美國馬首是瞻的政權，重走蔣介石式的官僚資本主義的老路。當然，這是中國人民不會答應的。

現在，中國內地還有“姓社姓資”的爭論，極左派正在挑現行政策中的某些缺點，以及利用人民對於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的不滿，比喻為又一次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胡錦濤說得對﹕“馬克思主義是與時俱進的開放的理論體系”。我們不要教條，要與時俱進。真理愈辯愈明，正確的駁不倒，謬誤的生命力不強。改革開放這面旗幟經30年的考驗證明是正路，取得的成就已經載入史冊。我們就是要如胡錦濤所說的，把“依然存在”的“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清除掉，進一步走上一條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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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十分關注，但對國家主席不久前有關新聞宣傳工作的一篇講話，郤極少加以注意，更遑論研究和探討。

胡錦濤的這篇不長的講話，發表在2008年6月21日，是他“在人民日報社考察工作時的講話”。新聞界的朋友也許以為這不過是例行公事式的套話，因而錯過了。但如果細加推敲，講話郤是頗有深意焉。

講話中有相當部分讚揚這份第一大報的貢獻，肯定它的工作成績。更承認“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格局，還没有根本改變，新聞輿論領域的鬥争更趨複雜和激烈。因此，他提出，應把“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放在突出位置”。

提高輿論引導能力

怎樣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呢，庸碌的宣傳官員首先是想到禁錮各種“不正確”的輿論，最好能做到“輿論一律”。這樣輿論引導便能暢通無阻，“能力”自然“提高”了。

但胡錦濤郤没有如此簡單化。他以前些時的四川救災的輿論導向為例，指出“及時公布震情災情和抗震救災情況”，“其中的成功經驗值得認真總結，並要形成制度長期堅持”。

大家知道，從5.12四川發生特大震災之後，中央政府對於災情採取及時主動報道，並在災區對國際及港澳台新聞媒介採取開放政策，獲得國際媒體和港澳台新聞記者一致的好評。被認為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大成就，是對輿論報道的進步表現，並希望能夠長期堅持下去。現在胡主席公開表態了，這是“成功經驗”，要“形成制度長期堅持”。

因此，＜人民日報＞最近表揚深圳“舞王”俱樂部特大火災及時公布真相，批評張家口煤爌事故串通暪報，便是對胡錦濤講話的響應。

保證人民的知情權

為什麼要這樣做，胡主席以他堅持的“以民為本”的理念，說要“保證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他說，新聞宣傳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把體現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把堅持正確導向和通達社情民意統一起來”。

他還說，新聞宣傳工作者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順應人民羣眾的新期待”。應該“用事實說話，用典型說話，用數字說話，化解矛盾，理順情緒，引導各方面羣眾共同前進”。

通篇講話，貫徹民本思想，特別希望新聞報道貼近羣眾，把報紙辦成羣眾喜聞樂看的報紙。

一向以來，像＜人民日報＞這類的黨報，很容易引起人們一種“板起面孔說話”的感覺，言論中套話、硬綁綁的報道較多。因此黨報全靠機關訂報，公家付錢維持，各省市黨報也是一樣。但為了“市場經濟”賺取利潤的需要，近年各黨報又都辦起“副報”，即小型的生動活潑的報紙。有的銷路甚好，如廣東的＜南方都市報＞，就是＜南方日報＞的“副報”。而且把腳踏進京城，更到北京辦起＜新京報＞來。

高水平領導十分重要

　　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有兩種理解，更有兩種做法。如果没有吃透胡錦濤講話的精神，不善於引導正確的，一心要排除“錯誤”，正確與謬誤的標準便只繫於掌管宣傳官員的判斷。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廣東電視檢查人員對香港電視新聞的把關。他們把說及達賴和陳水扁的新聞一律遮掉，殊不知新聞中郤是批判達賴和阿扁的呢。如果由這些低水平的官員來把關，不僅激發了傳媒記者和宣傳官員的矛盾，也不能“把堅持正確導向和通達社情民意統一起來”。

　　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有一個高水平領導班子十分重要。過去在文革時期，派一位姓魯的去領導＜人民日報＞，據說他把墨西哥讀成黑西哥，鬧出天大的笑話。這一類水平低下的新聞官，如何去引導和提高報道水平？所以胡主席說，要把富有改革創新精神的優秀幹部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培養更多“人民群眾喜愛的名記者、名編輯、名評論員、名主持人”。

理順情緒，共同前進

　　胡錦濤主席在６月20日講的這一番話，正當四川抗災工作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時候，也是抗災救災工作中的輿論開放、新聞採訪開放取得舉世贊揚和有利於救災工作進一步深入的時候。他要求大家認真總結經驗，這個講話可說已是一個總結提綱，也是引導新聞宣傳工作者“理順情緒”、“共同前進”的一個號召。也許不同人對講話有不同的理解，但主旨是不能歪曲的。更重要的是，通篇講話貫徹的，更是胡主席一向倡導的，以人民為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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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說他今年64歲，對長者是有感情的，我們不懷疑他的這個說法。但是筆者還是要說，他的施政報告，關於長者生果金的問題，是一大敗筆，為反對派的進攻提供了彈藥。

增加長者生果金的問題，熙熙攘攘地談了好幾個月。從街頭到議會，議論不斷。但有一點似乎有個共識，就是應該把705元增加到1000元，這也就是曾蔭權說認同增至1000元是合理水平。

既然認為合理，也就不必吞吞吐吐，欲加還止，貽人口實，使社民連三子在施政報告時一再發難。他們不僅破口大罵，而且採取擲香蕉等暴力行為。這種行徑，廣大公眾絕不認同。但他們用強烈行動，說是為弱勢社羣老人家們鼓和呼，郤也取得若干共鳴。

社民連議員有備而戰

社民連的議員是有備而戰。他們深知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百物騰貴，工資未必能增加，失業的陰影威脅着廣大的藍白領男女。雷曼迷你債券的苦主，恰恰不少是把養老的老本投入的老人家。輿論上和電視鏡頭天天都顯現這些受騙老人的形象，同情心自然油然而生。

黃毓民等抓住羣眾這種情緒，認為政府涼血，連區區300元都不肯惠及老人家。於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他，使生果金問題成為一個焦點，吸引人們的視線。民建聯的主席譚耀宗，也不能不說這個做法“傷透了老人的心”，而且可說是“倒行逆施”。

政府的說法或有一定道理。他們的理據是﹕本港人口急劇老化，2033年65歲老齡人將增至217萬，約為現時的2.5倍，政府財力有限，這個高齡津貼的政策必須改變；其次，高齡長者許多是有資產或有子女的供養，不必依賴這筆區區的生果金，因此需要進行資產和入息審查。

　　但目前的氣氛郤不利於這種理性的討論，特別是有些學者認為長者記憶力衰退，申報資產可能有困難，而單身長者資產不可逾16.9萬元的規定，也不合理。

生果金問題十分“惹火”

其實，即使現在增加老人生果金至1000元，政府在這一個項目上的支出，負擔並不太重。07-08年度此項的支出為37.84億元，如果老人生果金一律增至1000元，到2014-15年即6年以後，也不過增至64億元。增加的20多億元，政府如果在其他方面減少浪費的話，這筆資金是完全可以擠出來的。

在目前金融海嘯才是議論焦點的時候，生果金問題其實不必在報告中搞得如此“惹火”。曾蔭權要就是慷慨地把生果金增至1000元，或者先承認1000元的要求合理，再拖到本年底公佈檢討方案。

但施政報告中不為此圖，不僅宣布今後要引入入息和資產審查，還說要“改用其他方法向高齡長者表達尊敬”，以後（生果金）再不是“應得的權利”。這種改變生果金發放性質的說法，必然造成反對或争議，如此“惹火”，自然給予反對派中的激進分子一大箱彈藥。

今年政策屢次犯錯

　　目前特區政府和特首的民望低下，一切的政策宣示都要特別小心。今年以來，政府在任命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時機和處理手法上的不當，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政治風暴。後來又在梁展文事件触了礁，這些教訓還少嗎？今天生果金問題上又遭遇一場“滑鐵盧”，政治化粧師的效用似乎完全喪失，或者不止喪失，而是“弄巧反拙”。政府的高級智囊，是不是應該檢討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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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前夕，香港各大財團都希望推薦自己或代理人競逐首屆行政長官。羅德丞首先起跑，他本身是世家子弟，代表着傳統的買辦家族，同時他與當年大財團有密切關係，政治和經濟勢力不小。加上此人極會鑽營，在短時間內能打進中南海的最高層，在香港也招攬了不少新興政治人物，其氣勢之盛，一時無兩。可惜其人恃才傲物，香港民意並不認同，結果由有關方面勸退。最後改由李福善“代侄出征”。

另一大財團也曾推薦當年行政、立法兩局紅人李某出選，但此人在北京方面看來，既屬“未够班”，也並不十分可靠，未被接納。

吳光正是另一大財團主腦，居然親身出陣，其志可嘉。在美國，大財團首腦放下身段參選總統者，不是没有，如洛克菲勒家族的小洛克菲勒。但此類例子不多，原因是他們容易找到代理人。歷屆總統，都有財團背景。

北京安排第一、第二人選

董建華並不是主動出山，而是有關方面多方勸說。論者認為北京的看法是，香港既要維持資本主義社會，首任長官最好是一位資本家。其次，董的財團經營的船務，與地產商較少矛盾，容易為各不同利益財團接受。第三是董建華的品德，至今仍被稱譽為好人一個。

董建華對於競逐首任行政長官，頗有猶豫，這是他對筆者親口說的。原因是家族中人不大同意，害怕影響生意業務。同時，也許他自覺對駕馭整個特區政府力有不逮。

因此之故，北京才有第二人選，游說楊鐵樑大法官出山。當時有說北京港澳辦支持董，香港新華社支持楊，顯出中央頗有分岐，筆者認為推出楊官恐怕有備用之意。

人選是看人不是看背景

筆者所以不厭求詳地回顧第一屆行政長官的“選舉歷史”，是因為當這一屆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之後，對誰是2012行政長官的猜領袖遊戲又開始此起彼落，涉及的分析必然會與第一屆的競逐相比較。

最先議論下任行政長官的是＜信報＞主筆練乙錚先生。他在９月12日的專欄中寫道，“2012年更換特首，由商界或接近商界的人出任，民意阻力將會很大”。又說﹕“由此觀之，下屆特首人選當中，無論是大商賈背景的（如唐英年），還是與商界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如梁振英），行情都因而看跌”。

　　練先生的立論，是從自由黨的敗選說起。認為自由黨的失敗，反映商界在廣大市民心目中的政治地位己經十分低下。

　　但筆者認為，下屆行政長官人選，主要是看人而不是看出身背景。如果說有商界背景的人行情下跌，未免武斷。能者居之，如果是一位商界出身，既有能力又有人緣，港人認同而北京點頭，不能說他就不能擔當來屆行政長官。

現任司局長仍佔優勢

　　其次，還要看究竟有多少位可供選擇的候選人。如果有意出山的不多，可以選擇的也不多，那麼次選的也得上馬。

　　北京點頭港人認可也不是絕對的。任何人選都不可能都令港人十分滿意，甚且也未必能令北京十分滿意。唐英年和梁振英都是來年可能的人選，當前不應把他們排除在候選人之外。

　　北京有新思維，港人有求變之心，政治人物年輕化是全世界的趨勢。但是，香港新進的政治人物頗有光芒的郤極為少見，在這一屆立法會選舉中可見一斑。這一屆立法會選舉中最出風頭的“新人”郤是黃毓民，而他是一位“老餅”。

　　香港社會崇尚“現實”，“賺錢”、“揾食”是首要任務，有崇高理想去從政的鳳毛麟角。社會風氣不利於培養政治人才，這也是無可奈何的現實。

2012年仍然是一個間接選舉行政長官的機制，候選人中的現任司局長仍佔優勢。

在平衡各方面的要求和觀感來說，行政長官候選人中不會是一位鋒芒畢露，主觀極強的人。處事圓滑、善於折衷，將是首選。至於能力，則是見仁見智的。

作為一位過渡到普選的行政長官，頗不易為。所以不是誰的行情看跌的問題，而是有否具足够份量的候選人出而競逐的問題。唐英年、梁振英都是人才，他們都有他們的優勢和弱點。人無完人，金無足赤，目前我們應該是鼓勵有志者作好準備，迎接挑戰，見難而進，勇於承擔，而不是撥冷水，令人望而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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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說共產黨在香港有負面形象，這話在表面上可以成立。但如果深入分析，結合中國大陸的政治現狀，則是可以商榷的一個話題。

　　香港人對共產黨有負面看法，一是這個黨給人有專制的感覺。共產黨給港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專制的政黨，一個不給人民自由的政黨，一個限制言論自由的政黨。

　　第二，這個黨在過去，特別是30年前，即改革開放以前，搞了多次的政治運動，直到登峰造極的“文化大革命”。搞的都是殘酷鬥争，使到不少人家破人亡。香港大概有一半人是從解放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逃亡來港及其後代。這些人或者有隠痛，或有“殺父之仇”。此外，許多知識分子都崇尚民主自由，對於限制言論自由，未能發展民主政治，大都不以為然。

共產黨領導改革開放

但是改革開放30年，中國又的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大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使國力提高了上十倍上百倍，從農業立國變成工業立國（世界工廠），升為世界第三的經濟強國。外匯儲備世界第二，買了20%的美國債券。在當前的金融海嘯之中，與歐美相比，算是站得比較穏的一個大國。

也許有人會說，不是共產黨領導，也許會更好。但誰來領導呢，讓國民黨來嗎？蔣介石國民黨正是腐敗得一塌糊塗，早被共產黨趕出中國大陸。讓陳水扁來嗎？陳水扁在台灣當權八年，把台灣經濟拖到不死不活的景。讓馬英九來嗎？馬英九上台半年，說明他是個“銀樣蠟槍頭”，人是清廉了，但施政無方，進退失據。讓中國大陸的一些異見人士和所謂民運人士來執政嗎？在八九政治風波中，已經暴露這些領軍人物策略水平低下，為改革開放和民主政治幫了倒忙。

中國没有共產黨會怎麼樣？

　　歷史就是歷史，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中國現代80多年來的內外環境和社會階層的種種力量反覆較量形成的。共產黨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犯了不少錯誤，包括像“文革”那樣的嚴重錯誤。但30年來，已逐步扭轉。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處理較好，但是政治改革滯後。這也是海外包括香港人對共產黨仍有負面看法的原因。

但没有共產黨又怎麼樣？中國是一個13億人民的大國，是一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是一個未經民主洗禮的大國。如果没有一個強有力的、有豐富組織經驗的，有最多各方面人才的共產黨來領導，便可能走向四分五裂，變成類如民國初年，各地軍閥割據的局面。

港人對共產黨實際上一分為二

共產黨給人負面形象，應該檢討，應該改進。筆者贊成開明政治家，前廣東省委書記，已故的任仲夷的提法，中國政治應走改良的道路。也就是說，應該促使共產黨“改良”。特別要進行民主改革，給人民更多的發言權，真正做到從“羣眾中來”，集思廣益，以民為本，而不是領導說了算。

監督機制一定要建立，除了政治制度上要建立一個真正的，獨立的監督體制之外，輿論監督這個武器應該充分利用，不要認為傳媒就是專門為領導添煩添亂的。

港人對共產黨其實還是一分為二的。對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經濟騰飛，國力增強，主辦奧運成功，神七太空人太空漫步，還是欣賞和肯定的。只是對官場的腐敗和官商勾結，對人民的民主自由没有足够的重視表示不滿罷了。但是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經濟好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政治的民主自由一定要跟上的，只是時間的快慢而已。所以認真分析一下，人們對共產黨的看法，又不全是負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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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的立法會選舉，選民的心態，各有特點﹕

第一，求變。也許受到美國今年總統選舉，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的競選口號“CHANGE”的影響，希望多選一些新人，不要老是老面孔，特別是些無所作為的老面孔。

第二，偏激。選民並不是全要偏激，但是對社會的不滿，對政府的某些施政不滿，希望有一些出位的議員以出位的言行為他們消消氣。“社民連”這個激進的泛民派別，原有的議員長毛和陳偉業繼續當選，黃毓民以高票當選。連十分出位的律師謝偉俊也在旅游界的功能組別中當選入局。

第三，反官商勾結。梁展文事件刺激了選民反官商勾結的神經。代表商界的自由黨直選候選人全軍盡墨。這大大影響了工商界在立法會中的“政治版圖”，更影響了今後是否取消立法會內功能組別的策。

兩派形成拉鋸局面

新的立法會組成的各政治派別變化不萛太大，泛民和建制派的席位是拉鋸局面。從邁向普選的步伐來說，這一次的選舉，有關方面希望建制派應有較大的進益。民建聯等的席位有所增加，便能循序漸進到一人一票的普選。雖然還有九年，但這一次選舉，如出現去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大勝的局面，中央便對普選較為放心。現在形成拉鋸局面，將會影響今後對普選的提名委員會的提名門檻和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的看法。

當然，還有一個2012年的選舉，一個2016年的選舉，這兩次立法會選舉才是定性的。如果往後的選舉還是拉鋸性的，形勢便會十分嚴峻。

同時，2012年的政改方案還未出爐，泛民現在仍擁有否決權。如果仍然以否收場，除了將獲得臭罵聲外，肯定會為邁向普選之路幫了倒忙。

自由黨需要重組

落選的自由黨兩巨頭，一位辭了主席之職，另一位要辭掉當行政會議成員。自由黨可說敗徴已顯，工商界要是另組政黨，要是另行吸收賢能。這兩位巨頭實在是太差勁了。田北俊在去年區議員半山區選舉中，他的言行幫了倒忙，實際上是為公民黨的陳淑莊助選。而周梁淑怡在旅游發展局的工作中，失誤多過建樹，這一次雙雙落選，事出有因。

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工商界理應有政黨和代表進入議會。在西方議會，他們的力量不小。香港工商界的勢力強大，正是財雄勢厚，議會中不可能没有代理人。但代理人該是人才，既要有議政論政能力，能代表工商界利益，又不能激化與勞工界矛盾，而且還要扮成全民的代言人。人才難得，過去大企業家只顧着賺錢，没有兼顧培養政治上的代理人。想當年港英當局便直接代表英資企業以及外資企業，也選擇個別買辦代表堀起的華資利益。回歸後，大企業家對此應該說有所欠缺。今後急起直追，未為遲也。

選舉論壇拉低投票率

這次選舉，投票率低，比2004年減少約10個百分點。論者認為是當前社會環境較四年前有明顯改善，市民不需要利用選票來反映怨氣。筆者認為投票未必是與反映怨氣成正比例，倒認為是選民對立法會和議員素質失望的反映。

上屆議員，總結四年“成績”，究竟有無推動政府良好施政，有目共睹。除了否政改方案一役驚動社會外，每次會議，都難免貽人以“口水多過茶”之譏。人們對議員的失望，對立法會議的失望，才是投票率低的主因。同時令部分選民認為像長毛這樣的“搞局”議員，尚能增加情趣，不惜再把黃毓民、謝偉俊等選入議會。

這一次舉辦的若干選舉論壇，候選人找些鷄毛蒜皮的東西互質對方，造成“街市婆罵街”似的鬧劇，也是拉低投票率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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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既然己經接管前任曾慶紅的有關黨內職務，那麼，相信他便是當前中央主管港澳工作的領軍者。永不言休而熟悉港澳情況的港澳辦主任廖暉，仍然是他的得力助手。加上即將扶正的駐港中聯辦副主任彭清華，駐澳中聯辦主任白志健，還有代表人大參與港澳事務的盛華仁，國務院的唐家璇即將退任，接替他們的將是新人。還有全國政協或中央統戰部的代表，大概就是這麼的七八個人，組成中央的港澳協調小組的班子。
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說他贊成香港應有兩位全國人大常委。除了幾個月來炒得很熱的范徐麗泰之外，如果高祀仁也算是“港人”的話，那麼應該勉強可以說是兩個。
高祀仁在本屆人大應該會就任人大常委，還會擔任某個人大下屬委員會的主任或副主任。但這樣，他將調離香港，到北京就任。位居中共中央委員的彭清華則將扶正。
關注香港立法會選舉
中央的港澳協調小組的人選有所調整，這是正常的對年齡逾線者的調整，並無政策調整的內涵。中央對港澳政策是一貫的，總的就是要求繁榮穩定，經濟上持續發展。胡錦濤主席在會見港澳代表和委員時講了四句為了香港好的話，這是衷心的。中央對香港別無他求，既不從香港徵稅，駐軍也不用香港負責擔軍費，相反，多年來還從多方面給香港支援。所以，中央對港澳的政策，在新屆政府產生後，並無調整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賈慶林在參加港澳地區政協委員討論中發表談話，提到香港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在筆者的記憶中，中央高級領導人，政治局常委、在公開塲合中評論香港立法會選舉，這似乎是第一次。
他把香港的政治發展和立法會選舉，議事格局，聯系在一起來說，並且指出﹕“事關長遠，影響重大”。說要確保“立法會選舉按照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依法設立”。
工作重點是指導政制改革
自從去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2012年行政長官不實行直選，2017年將肯定可以直選以後，香港的各類選舉和進程一直受到中央的密切關注。選舉制度確定以後，具體的選舉事務是香港的內部事務，按照一國兩制的精神，中央不會干預。但由於要立法會內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才能決定立法會新的產生辦法，因而今年立法會選舉的席位争奪，將比歷屆劇烈，這才特別引起中央的注意。
相信中央的港澳工作領導班子，今年的關注重點，仍然是香港的政制改革。而且，按時間遠近來說，近程的是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程的是2012年兩個選舉的改革，遠程的是2017年特首直選的設計和安排。
習近平新接手工作，而且他的工作重點，該是全黨全國的組織工作和人事安排，也還涉及其他全局性的工作。港澳工作方面，相信他仍會倚重廖暉和彭清華了。

論人治 吳康民

人治，就是憑個人的主觀意志，發號施令，去管理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人治的極致，就是“一言堂”，“個人說了算”；就是“獨裁”，“一意孤行”。

人治的相對詞是法治，法治是有法可依，依法行事。但不健全的法治也可能是人治底下的程序游戲。

　　因此，人治的對立面應該是民主選舉。只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建立民主的管治體制，才能克服人治的弊病。

　　民主選舉也有真假之分。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主選舉，往往鬧成糾紛。賄選之舉不在話下，他如或因民族或派系的鬥爭亂作一團，或因外國勢力的干預而發生所謂“橙色革命”。選舉之後，社會並不安定，局勢仍然混亂。近月上新聞的，近如泰國，遠的如非洲的津巴布韋。

人治與法治混合制

　　中國算是個什麼類型的國家呢。過去強人當權，如毛澤東，那是十足的人治。他的話是“一句頂一萬句”。中國的人治，以毛澤東時代最為登峰造極。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重視了法治建設，連年通過全國人大，制訂了200多部基本法律。應該說，已經有了一個法治的框架。但是中國的封建傳統太深厚，民主的傳統太單薄，法治没有民主的基礎，就不是真正的法治。因此，連中央領導人也承認，中國至今仍存在着“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執法不嚴”、“裁判不公”等有違法治精神的情況。

一方面，是中國的民主建設仍然滯後，監督的機制不健全；另一方面，黨政關係混淆不清，黨委為上級任命，管轄各級政法機關，缺乏制約機制。

　　可以說，中國現行的政制是一個人治與法治混合的制度，但以人治為主。正如筆者常常指出，中國提倡民主集中制，但集中遠大於民主。

鄧小平強調效率，反對“扯皮”

　　鄧小平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看到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病，大膽倡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並說“越來越感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廹性”，“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以貫徹”。

　　但是他並不反對“人治”。只是說“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係”。鄧小平反對西方政治體制的三權分立，認為三權分立變成三個“政府”，互相扯皮，影響行政效率。他的潛台詞還是，要有一位有權威的最高領袖拍板，工作會好辦得多。傳說他曾對剛上台的江澤民說過﹕過去是毛澤東說了算，今天是他說了算，如果江能達到自己說了算，鄧就放心了。

　　所以，鄧小平的政治改革的核心思想，是既要人治也要法治，人治和法治相結合。法治是為了有個制度，人治則是有助提高效率。這就是集中高於民主的理論基礎。

任人唯親影響深遠

　　西方的法治國家，也難免有人治的因素。布殊總統主政八年，劣績斑斑，廣東俚語說是“衰到貼地”，這就是人的因素。當然美國人民可以不再選他的繼承人，但八年也就付出了重大的代價。新加坡是一個法治國家，但李光耀這個超級資政，影響也實在太大了，而且永不言休，並傳位於子，這也是人治。

　　所以，人治或者不可避免，只是不應讓它處於主導地位，特別是在人事任免上。但如果不建立民主機制，危害可說不可避免。以毛澤東的精明，郤任用了林彪、江青這些壞傢伙。近年陳希同、成克杰、陳良宇等能進入中央核心，難道不是某些高層提名的人治錯誤？

　　至於近年的賣官鬻爵，以及所謂“帶病提拔”（即已有嚴重問題的官員仍受到提拔），並不是個別現象。以至於在基層幹部、中級幹部中，貪腐的不是個別人而是一層人，使檢舉和查處增加了難度，這更是人治種下的禍根。

民主制度不是萬能藥方

　　有的民主國家也不一定比人治的國家強，請看我們近鄰的兩個國家﹕菲律濱和印尼。菲律濱二戰前是美國的殖民地，戰後獨立，政制完全是學美國的，至今經濟仍是一團糟。群島國得天獨厚，旅遊資源豐富，連旅遊業都停滯不前。首都馬尼拉的市政建設也大致上是50年不變，難怪當地人指着椰子宮那幾個著名建築，說還是過去那位既獨裁又貪腐的總統馬可斯時期建築的！

　　印尼更是如此。30年獨裁的蘇哈托政權，下台已逾十年，直到今天逝世。但現在印尼的經濟會不會好過當年呢？蘇哈托上台時，印尼人均生產總值是70美元，到1996年他下台時增至1160美元。蘇哈托家族的貪腐是世界有名的，有人封他為世界第一貪。他下台了，他的家族和其他的貪官們，盤根錯節，仍然主宰着國家的經濟命脉，並且內外勾結，涉及到許多外國壟斷資本。現政權誰也不敢動大手術，就是這麼拖着。

貫徹民主多於集中的制度

個人的權力過大的“人治”，連鄧小平都認為不好，並轉述毛澤東的話，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為什麼這些發達的西方國家不會發生這種“嚴重破壞”法制的事情？就是他們有民主的制約。權衡得失，有了一些扯皮，但減少重大失誤的危險，還是值得的。

　　筆者認為，正確貫徹民主集中制，防止個人獨裁，不失為一個好的制度。從群眾中通過民主集中了大多數人的意見，經過整理再放到群眾中去討論，再集中起來作出決定，這是好的。執行中應該是民主多過集中，而不是民主只跑過塲，最終是長官意志主宰。如果要創立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首先應從民主多於集中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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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銳敏現場記錄080711)

吳康民答記者問

● 吳康民 ○記者

●相信大家為書名《誰是2012行政長官?》吸引而來，本人並非有甚麼神機妙算，也沒有中南海的貼士，只是按常理的分析而已。

今次幫我寫序和來函的，三位司長和梁生、范太都是我的老友，冇托手肘，個個有料到。因此有人聯想到，下一任特首候選人，可否在這五位之內可尋？

○ 這幾位有甚麼優點？

● 他們都是社會上的高層，個個都是精英，如果沒有其優點做不到此位。

○ 假設他們都有機會，你有甚麼贈言給他們？

● 四年之後的香港將變化很大，選舉辦法也不同2017年普選，2012 是中途站，是承前啓後的階段，誰出來競逐，選民對他們都要求更高，他們要準備充份，下一屆雖不是普選，但民意支持和選票也很重要。好像曾蔭權就是有選票、有民望當選，又得到中央的支持。

○ 你說下一任是承前啓後，那麼曾蔭權民望跌得這麼厲害，你有甚麼錦囊給他？

● 很難對曾蔭權民望下跌有深刻的分析，有兩個因素是很難由他負責的。第一，經濟不好，國際油價高企，造成通貨膨脹，物價高企，怨聲載道，升斗市民的不滿情緒放在曾特首上。

第二，今年是選舉年，為了造勢，大家要找課題搞吓，尤其是政治焦點，批評特區政府是可以取選票的，於是亂箭四射，阿頭便亂箭穿心。憑良心講，他沒做錯甚麼。今天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有個人、社會、經濟、選舉各方因素構成。

○那麼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選拔，算不算失誤？

● 副局長問題我也有文章批評過，是做得不太好，政治助理的選拔和薪酬處理也不太好；但政府又不能不培養人才，治理團隊增加新血是應有之義。左中右各方人士都有批評處理不當。

○ 你剛才提到的個人因素是指甚麼？

● 習近平副主席肯定曾生的工作，對曾生挽回民望有助；但相信對他也有批評，習近平主力北京奧運，他來港是檢查香港對馬術奧運的準備，領導人在聽匯報時竟跌了兩條「通」下來，所以習主席要他對馬術奧運親自掛帥、親自過問，叫他不要交給其他人，這是有批評因素的，可以這樣解讀。

我就事論事，曾生做特首以來，有得有失，成績可以肯定。但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做錯一件事就好難頂了。

○ 請再說你剛才指的個人因素？

● 任何社會都有個人因素存在的，即使領導一哥，在法治社會，都會受法紀制約，好像布殊低能，衰到貼地，也受法治制約。曾蔭權的個人水平，當然對施政會有影響，他有甚麼個人因素？讓我想想，再寫文章。

○ 對副局長的國籍問題，您是怎樣看的？

● 副局長也是剛剛上任，有些還未到位，談論是過早了。副局長的國籍，法律上是沒有問題，但道義上需有承擔。

○ 您看曾蔭權民望下跌，會否步董建華的後塵下台？

● 我看不致於，除非馬術奧運搞到雞毛鴨血，被破壞亂成一團，使國家顏面受損。關鍵在8月，重中之重，不容有失。

○您對「三權分立」有何解讀？

●香港實施西方的「三權分立」，在某些國家也非平起平坐，立法對行政也有制約。中國不喜歡「三權分立」，源於鄧小平說過一句「美國三權分立，等於三個政府，法官／行政／議會，互相扯皮。」鄧小平重視效率，中國不行「三權分立」，在中國是禁區。不過我認為，這「三權分立」既有扯皮問題，也有互相制衡，有其優點；應揚其好的，棄其不好的。習近平主席習慣合作，互相支持，他實際沒否定香港「三權分立」的意思，他只是補充，有合作有支持更好而已。

奧運聖火傳經中國香港，再進入內地，就是到達西藏，相信也將順風順水，一路平安。這一次聖火傳遞，先是有藏獨分子煽動在拉薩的騷亂，接着在英、法、美等西方國家，都有干擾和破壞活動，其中以在法國巴黎，暴徒暴力搶奪來自中國的傷殘女火炬手金晶的醜惡的一幕，最為令人揪心。

西方某些有影響力的主流媒體，如CNN一面倒地指責中國蔑視人權，鎮壓西藏人民的“正當要求”。CNN的主播卡弗蒂不指責在巴黎暴力搶奪殘疾女火炬手金晶的暴徒是“打手和流氓”，反而將這個骯髒的字眼指向全體中國人民。這不僅激怒了十三億中國人，連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和華僑都動員起來了。多年來所罕見的世界各大城市的華人抗議示威，此起彼落，參加人數數以萬計。這種海外華人的愛國熱情和凝聚力，成為這一次聖火傳遞中，由西方反華勢力精心策動的行動，迸發出的一次反映中國民心的副產品！

對中國現狀了解不足是關鍵

　　奧運聖火傳遞之後，北京奧運開幕之前，是不是有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的呢。

　　國際反華勢力，所以能在北京奧運舉行前夕，掀起這樣的一場反華浪潮，並藉西藏問題和聖火傳遞，使對中國不利的訊息迅速擴散。這說明，對中國現狀的了解不足，對西藏問題的了解更加不足的西方人士，決不是少數。一小撮人的反華叫囂，決不能惹起這樣一場風波。

　　中國共產黨有宣傳部門，這是西方大國所没有的。但這個有龐大的機構，有中央的支持和豐厚的經費，在對外宣傳方面，究竟起過的作用如何，值得重新評估。

　　在這次的風波中，美籍華人、著名演員和導演陳在美國主流報章撰文為中國辨護；上海＜文匯報＞駐巴黎記者上法國電視台與法國人辨論；香港董建華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闡明中國對西藏的政策；對中國友好人士、美國休士頓大學教授M.J.ECONOMIDES把希臘、美國和中國聯系起來，肯定中國在經歷一連串的波折，最終會取得在世界上的公正地位；但這種人畢竟還是少數。為什麼我們不能在國際上發出更多更強有力的聲音?

對外宣傳頗為差勁

中國人能講流利的外文的人士不少，為什麽不能組織更多的這類專業人士在國際宣傳中發揮作用？中國的對外宣傳報刊不少，包括一些外文的報刊，但收效甚微。不是少不了一些宣傳八股，就是不能用外國人喜聞樂見的語言去表達。電視台也是如此。

　　除了宣傳之外，在争取外國，特別是一些西方大國的有影響力人士的工作也做得不够。老實說，國民黨蔣介石在位的時候，他倒是很重視對美國的聯絡和宣傳工作的。他的妻子蔣宋美齡，便是一位很有本領的宣傳員，在美國的多次演講博得了掌聲。對美國眾、 參兩 院的某些議員，國民黨政府也極盡籠絡之能事，雖然手段並不乾淨。

　　我們的宣傳部門，對一些自認為有損當局威信的訊息和言論，只懂得限制和禁止，從來不想積極疏導和正面回應。下級機械地執行上級的禁令，以至出現了今年“兩會”結束時，溫家寶總理批評達賴的話語在熒幕上被遮蓋掉的滑稽事。

　　總而言之，今天檢討我們在國際宣傳和團結友邦人士的不足，絕對有必要。以中國人愛好和平的秉性，經濟發展形成的實力，實在有條件讓外國人更好地了解中國。只要人們不抱成見，在了解真相以後，必定會歡迎中國的堀起和與中國友好往來！

官僚主義和過左思維仍然存在

　　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以後，中央在西藏投入了數以百億的資金，發展西藏經濟。西藏自治區的G.Ｄ.P 50多年來增加了100倍。適齡兒童上初中、小學的入學率從2-3%上升到90%，過去的貧苦農奴大多翻了身，對藏胞實施了許多優惠政策。

但應該承認，官僚主義和過“左”的思維仍然存在。不少漢族幹部還不認識藏胞對宗教的虔誠比吃飽飯還重要，看藏胞“五體投地”的崇拜精神可見一斑。因此，光是發展西藏經濟還不能解決西藏地區的社會矛盾，必須同時在宗教和文化上下工夫。

西藏的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繁榮，帶來了商機，青藏鐵路的通車使入藏更方便，不少漢族同胞會到西藏特別是拉薩開店子，做生意。中國人（主要是漢族）是做生意的能手，世界聞名。過去東南亞某些國家，主要是印尼的排華風波，都是當地民族認為華人佔了他們的便宜，有時候會採取激烈的手段。連西方國家意大利和西班牙，不也發生過排華、燒鞋，打砸搶華人商場嗎？拉薩所以出現一些流氓搶砸漢族商店，殺害店員的暴亂事件，除了藏獨分子的煽動之外，對漢族商人眼紅也可能是個原因。

達賴是關鍵人物

　　達賴是西藏問題的一個關鍵人物。他也許己為激進的藏獨分子所架空，也許只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着棋子。但是他現在郤到處跑，又能用英語與西方人士對話，更帶着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所以對他的政治能量不可輕視。

　　達賴口口聲聲說不謀求西藏獨立，但又要求在中國西南組織大藏族自治區（即除西藏還要包括青海、甘肅、青海、四川等地），實行“高度自治”。其野心原本昭然可見，但因為他的“和平”口吻，很能迷惑和欺騙一些西方群眾。

　　達賴口口聲聲要進行談判，其實談判一直在進行中，最近達賴又已派代表到深圳談判。可是我們對談判所發布的消息比較生硬，也不公布詳情。只是說達賴堅持搞“藏獨”，究竟達賴集團堅持甚麼，他們提什麼要求，我們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談判的透明度呢。

　　中國的政治評論家周瑞金說得對，對達賴“簡單地貼上政治標籤甚至進行人格辱駡”，“並不能在政治上搞臭和打倒對方，反而在精神文化層面給國際社會留下個迴避交流對話的生硬粗魯形象”。

　　魯迅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又說，戰鬥也應是“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這才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看來，對於西藏問題，無論是施政或者談判，都要有新思維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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