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共執掌政權，中國經濟堀起，60年來，美國念念不忘圍堵中國，特別是軍方。國務卿希拉里正在訪問北京，偵察船隻便在海南島附近出現。美國國防部不久前公布的2009年中國軍力報告，仍然渲染“中國軍事威脅論”。

至於在中國周邊的情報，滲透、顛覆等等活動，一直都没有停過，只是時隱時現。利用台灣、香港，再加上澳門，作為橋頭堡，進行種種軍事、政治、經濟活動，早已如此，於今為烈。例如澳門，過去並非美國活動重點，近年由於美資娛樂業大舉進軍澳門，形成一大勢力，引起北京方面的警惕。這是所以澳門迅速通過〈基本法〉第23條立法，溫家寶總理在“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要指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原因。

普選與美國勢力

香港一向是美國在亞洲針對中國的最大的活動基地，特別在情報方面。回歸以來，在政壇上出現反對派，即“泛民主派”，美國當然對此感到興趣。而北京最疑忌的，便是反對派和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勢力的勾結。這也是北京力求早日為“23條”立法防止外國顛覆的原因。

更為重要的是，香港政治民主進程的障礙，就是北京十分關注某些政治勢力和美國挂上鈎，並可能通過普選而使有美國背景的政客上台。這並不是杞人憂天，前蘇聯的周邊國家，在蘇聯解體後，在美國的所謂“顏色革命”的策動下，通過“民主選舉”，讓親美勢力上台，烏克蘭便是一例。在中國香港，如果美國的這一套得逞，在中國周邊鉚進一枝大尖釘，這是北京完全不能容忍的。

因此，香港的政治民主化進程，與“23條”立法有牽連。2012年的政改方案，也將與普選門檻有關。

達賴是美國的棋子

達賴又是美國的另一隻棋子，達賴的分裂活動從中國西南邊陲威脅中國。雖說“藏獨”不成氣候，但它策動的小騷亂仍然容易引起國際注意。達賴披着宗教外衣，又到處跑，頗有一些政治能量。他的欺騙性令北京需要把他廹到牆角。中國外長楊潔箎在3月7日記者招待會上揭露達賴要在國內搞“大藏區”，驅逐中國軍隊和非藏族居民，達賴居然公開否認，並要楊外長“必須給出證據”。結果呢，證據出來了，那就是出諸2005年頒布的〈達賴喇嘛“中間道路”宣傳手冊〉和由達賴喇嘛提出，經民主程序確定的“斯特拉斯堡建議”。

達賴所以能引起國際注目，便是靠由美國豢養的一批成長在國外，不了解西藏情的“藏青”以及它的同謀者，在各地搞示威舉“藏獨獅子旗”，包括我們的香港大學的那一位小姐在內。再就是靠少數流氓分子在適當時機搞點打砸搶，以期引起國際傳媒注意和渲染。但這些活動，一再重覆就令人看膩了，要掀起大波浪的機會不大。

兩岸關係進入和平軌道

台灣被美國認為是“不沉的航空母艦”，對中國大陸“牽制”的重要棋子。無論是陳水扁或是馬英九，太近“台獨”可能“惹火”，太靠大陸不利制衡。所以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也要看美國臉色，當然他本人也有許多顧慮。

北京對馬英九政權是寛鬆得多，過去對陳水扁政權參加國際活動是絶不鬆口，但“兩會”中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則說“我們願意通過協商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溫家寶在最近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及台灣政策上，六次提到“和平”兩字，說明“兩岸關係開始步入和平發展軌道”。海峽兩岸的和平，美國不會反對，反而由於陳水扁的“惹火”可能導致戰爭使美國擔心。美國當前不願意捲入海峽兩岸的另一場戰事，所以，和平是美國喜聞樂見的。只要台灣不向大陸靠得太近，失去了美國牽制中國的棋子作用，美國不會反對海峽兩岸的和解。

香港的政制改革

綜觀美國與中國周邊地區的關係，當然最令我們關心的是香港。美國在香港雖然没有什麼大動作，但北京擔心的是，香港“泛民主派”中有些人可能是美國的代理人。北京對某些反對派人士訪美十分敏感。至於甚麼“六四紀念”、“七一遊行”，策劃者的國際背景，也往往引起北京的關注。

今年要出爐的2012政改方案，往後的民主選舉，都在在牽動人心。北京更關心的是，這些選舉有多少國際因素滲入。香港的某些傳媒、宗教領袖和“泛民”政客的國際背景，盡人皆知，他們公開露骨地插手選舉活動，也是事實俱在，真正是“教我如何不防他(她)”！

看當前北京對“泛民”的政策，對“23條”立法的關注，對今後的政改方案和普選門檻的看法，使我們十分擔心，在當前經濟金融海嘯方興未艾之際，政治問題的一場風暴，風眼正在逐漸浮現。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的交叉混戰，看似難免。人們要警愓的是，如何避免由此破壞香港的和諧穩定。當然，中國的國力日益強大，在國際上更是舉足輕重。看新近G20峰會的結果，國際輿論認為將奠定中國在國際經濟舞台的中心地位。中國的話語權和聲譽，這才是安定香港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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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澳門將進行第三屆行政長官選舉，2011年，香港第四屆特首競逐也將開鑼。時間雖相隔2年，但猜領袖遊戲都齊齊開始。有趣的是，候選人的類別有驚人的相似。如以4位熱門人物來說，各有兩位是現任主要官員，一位是中南海欣賞的紅人，另一位是法律界的精英和掌舵者。

當然，到選舉的時候，未必是四位精英齊出，由於是選舉委員會的間接選舉，事先的醞釀是決定性的，有人會知難而退。最後參選的必然是真命天子和陪跑者。像第一屆香港行政長官選舉那樣有董建華和楊鐵樑爭逐，可能不會出現。

自動當選不大好看，所以陪跑是肯定的。澳門的陪跑者不會是反對派，香港的陪跑者會不會一如上一屆那樣出現一位反對派?那說不準，看反對派是否會為2017年普選進行“練兵”而定。

兩位司長、兩位精英

澳門特首選舉，熱門人選的兩位高官是崔世安和譚伯源。據說崔世安的勝算高一些。因為崔是崔德褀家族的成員，在澳門有深厚的地方勢力基礎。中南海欣賞的紅人是賀一誠，他是澳門唯一的全國人大常委，北京的人脉關係肯定是十分足够，但他的缺點是没有管治經驗。法律界精英是何超明，他年輕又是現任的檢察長、據說精通中葡法律和葡文。澳門許多人認為他是一匹黑馬。

香港呢，熱門官員當然是兩位司長唐英年和曾俊華了。唐唐也和崔世安一樣，由於家族出身的關係，在工商界擁有深厚的人脉，而且他早有準備，是大熱門，又幹了兩屆政務和財政司長，可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欠點什麼呢，大家先猜一猜吧。

曾俊華是曾蔭權的親信，在財政司任上頗為努力，人也隨和，只是太過“鬼仔”化，未知北京是否接受。

梁振英是中南海欣賞的紅人，他是全國政協常委。近年來，他在政壇中努力曝光，著書立說，其成績有目共暏。有人說他就是欠缺一點人緣。但還有2年，人緣是可以修補的，梁兄，努力吧。

黃仁龍也是法律界精英，現任律政司長，與澳門何超明相類，年輕有為，但有說再下一屆，他很有條件。

范徐麗泰也是香港唯一的全國人大常委，而且她是香港各方面都可接受的政治人物，可惜就是年紀稍大一點，但不排除她是一匹黑馬。

平心靜氣討論新方案

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是一個過渡到普選的一屆，其選舉方法設計和是否能為各方接受，現在還是未知之數。行政長官把政改方案推出推遲到本年第四季，是有道理的。如此複雜而“惹火”的工程，不認真花點心思是出不了爐的，遲幾個月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這個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的過渡方案，既要比2008年的選舉的民主成分進一大步，以便銜接2017年的直選，又要避免如2005的改革方案那般被反對派否，你說應該是一個什麼形式的方案呢?當然不僅僅是增加選舉委員人數那麼簡單。

能夠平心靜氣來探討2012年的過渡方案，就要拋棄與中央定的2017年普選時間表對抗，堅持2012年普選的要求，這樣才有共同語言。否則“鷄同鴨講”，到頭來又是否掉新的方案，經年努力變成一場空，只是浪費精力和時間。

議論方案要有共識

選舉特首，是選舉賢人兼能人，關鍵在於有没有賢慧和才幹兼有的人物出選。人才難得，也是香港行政長官選舉中的一個難題。美國普選歷史悠久，但也會選出如此庸才的小布殊當總統，而且居然可以連任。香港不是没有人才，但能幹的人不一定願意出馬參選，筆者多年前早已指出這一點。所以選舉行政長官，不僅看重選舉的民主方式，還要創造一個讓能人願意出山的環境和條件。

訂定選舉方案之前，共識十分重要。第一個共識是，究竟是2017年還是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人大常委會已經確定2017年普選，2012年普選絶無可能，那麼就不要在堅持2012年普選上糾纏了。第二，候選人的確定的條件如何?門檻過高，扼殺了有意參選者固然不對，但完全没有門檻，也會亂了套。

共識就是要互諒互讓，營造一個合作辦好選舉的氣氛。否則，2005年否政改方案必定重演。

值得再三議論

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有承上啟後的重要性，希望各政黨以及有心人都以認真、理性的態度來迎接這個選舉方案的討論。

筆者去年出版<誰是2012年行政長官?>一書(2008年7月天地圖書公司發行)， 2008年9月27日又在本欄<再論誰是2012年行政長官>，今後如有新的動向，筆者將再三加以議論。

即將過去的2008年，是本世紀以來最驚心動魄的一年，也是悲喜交集的一年。

金融海嘯是距今約80年前美國經濟危機以來最大的又一次經濟危機。在全球化的今天，影響之大和深遠，至今未能完全預測，難道這還不驚心動魄？

　　泰國示威反對政府，長達７個多月，破世界示威遊行紀錄。而且佔領總理府、國際機場，使政府無法正常運作，數萬遊客無家可歸。現示威雖告一段落，而希臘示威繼之。難道這還不驚心動魄？

　　索馬里海盜橫行，幾十艘貨輪遭劫，以至海運以經亞丁灣為畏途，各國軍艦聲稱要出動護航。這種影響全球近半的國際航運的大事，怎不令人驚心動魄呢。

中國喜悲交集

　　中國成功舉行了歷來最成功的奧運會，這是一喜。中國宇航員成功飛行，成為第三個宇航員能出艙活動的國家，也是一喜。美國人能突破種族歧視的藩籬，選出歷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這是喜事。海峽兩岸突現了三通，使兩岸關係進一步緩和，更是中國人的大喜訊。

　　但是天災連綿不斷，為人類帶來莫大的悲劇。中國四川大地震，死近10萬，傷者無數。緬甸大風災，死者14萬，傷者更多。發達國家如美國，連年都有風災，水災，雪災。又如伊拉克、阿富汗以及非洲、中東的戰禍，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不小。人類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但在天災面前，仍然預防有限。至於人禍，又增添食品安全中的課題。大陸牛奶發現三聚氰胺的添加劑，造成大陸食品安全的大危機。

悲喜交集中還穿插了不少悲喜劇。如台灣司法對大貪腐犯陳水扁的“捉放曹”，布殊總統去伊拉克舉行告別演說時被擲鞋的一幕。

娛樂圈每多頭條新聞

甚至香港的娛樂新聞今年也特別精彩，永遠少不了連續佔據娛樂版甚且港聞版頭條的新聞。你剛演罷我登場。年初電腦性照醜聞熙攘逾月，富豪劉先生的家中争寵新聞連接多日，又忙煞了娛樂版的新聞記者。金童玉女的分手聲明到突然聲稱結婚，又轟動一時。但作年終演出的郤是亞洲電視高層易帥變幻無窮的新聞。有人謔稱這是該台有史以來收視率最高的一齣戲。

特區政府施政又連番失誤。從任命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被責難開始，經歷了梁展文事件，取消外傭稅、雷曼苦主請願、的士罷駛、泰國救人等等。以至特首民望低下，令人婉惜。

世界秩序失衡

如此驚心動魄的原因，是世界秩序失衡，需要重整。自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東歐解體，兩個超級大國對峙形勢不再存在，美國一霸獨大，因而恣意妄為。出兵伊拉克、阿富汗，發動對前蘇聯屬國的“橙色革命”，嚇唬所謂邪惡國家。在經濟上任由金融寡頭擴張，助長高度借貸，以致資產價格出現泡沬。

美國以世界憲兵自居，由於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不少國家對美國有所依賴。而美國政府以及人民，都競相“先使未來錢”。實是他們享受，全世界為他們“埋單”。今後，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制衡，都應該在重建世界新秩序中確立。

世界上人人都說需要制衡，並批評說中國的政治結構中缺乏制衡，以至導致貪腐叢生。世界格局中又是不是這樣呢，美國狂妄而獨大，世界組織有自省嗎？

　　既然全球一體化，已經建立了包括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等。進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切實通過世界組織，做好制衡工作，不能讓一些大國胡作非為。

前些時，廣東當局提倡“騰籠換鳥”，筆者曾在本版加以評論（見去年10月27日及 11月20日）。所謂“騰籠換鳥”，就是要換掉勞力密集的中小企業，換上高科技的。這個主意原本不錯，但不應急於求成，應有步驟有周詳的計劃，更不應一哄而起，造成大量外來企業倒閉和上百萬的失業大軍。後來溫家寶總理的兩次前來廣東視察，提出救治中小企業困境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的十六字方針。現在“騰籠換鳥”措施可能已經緩和下來，特別是在這個金融海嘯方興未艾的時候。

“騰籠換鳥”以比喻要把老的勞動密集企業當作“害鳥”麻雀趕盡殺絶，換來高觀賞價值的金絲雀。這使我們回憶起上世紀50年代的一場全民消滅麻雀運動的荒謬故事。

麻雀基本上是益鳥

麻雀基本上是一種益鳥，它專門啄吃農作場的害蟲。當然，它也會不分皂白的吃掉穀物。所以在農田上，傳統上會安排上稻草人，以阻嚇麻雀。

不知怎的，1955年，毛澤東認定麻雀絶對是害鳥，定把它與老鼠、蒼蠅、蚊子一同列為“四害”，主張在5—7年中消滅殆盡。

老鼠、蒼蠅、蚊子這“三害”，是没有爭議的，至今如是。但麻雀究竟是害鳥還是益鳥，郤有爭議。翌年中國動物學會的大會上曾有專門討論，生物研究所副所長朱洗等專家先後發言，力陳消滅麻雀破壞生態平衡，將會造成大規模的蟲害。但因為毛澤東的定調，專家的意見没有聽得過去。到了“大躍進”時，更發展成為全民運動，特別是發動中小學生一起來消滅麻雀。＜人民日報＞曾發表＜一場轟轟烈烈的殱滅戰＞的報道，把消滅麻雀當作“人民戰爭”來描寫，說是“百萬大軍齊動手”。據說在1955年的8個月內，居然可以消滅近20億隻麻雀！

破壞生態之後，馬上就受到大自然的報復。於是許多地方出現了嚴重蟲害，甚且在城市中馬路旁的大樹，樹葉都給害蟲吃光。

滅雀破壞生態平衡

此事在1959年的山會議上有所反映，毛澤東不僅把彭德懷等打成反黨集團，還再次為消滅麻雀辯護，他說﹕“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鬆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但還是要除。”

事實證明，麻雀是在林木果樹等藏身的害蟲的天敵。經過許多專家和明事理的高級幹部的努力，最後如此婉轉上書﹕“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糧食逐年增產了，麻雀對糧食生產危害已經大大滅輕，因此，以後不要再打麻雀了”。這一場長達3年的麻雀消滅戰，才終於宣告結束。

當年最早反對消滅麻雀的生物學專家朱洗，雖然在1962年病逝，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郤落得了比馬寅初，梁潄溟更“悲慘”的命運，被冠上反對毛主席的罪名，掘墳鞭屍！

形勢比人還強

今天“騰籠換鳥”，往昔消滅麻雀，頗有值得聯想檢討之處。中國政治的弊病，就是仍然是“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領導人的講話”。領導人的講話份量極重，群眾的呼聲往往不及高級領導人的一句語，“最高指示”，這便是缺乏民主的後果。雖然近年提倡以民為本，情況有所改善，但逆領導之言而行的都有很大風險。

過去消滅麻雀政策要歷經三年才能扭轉，今天“騰籠換鳥”的政策經數月已經緩行。形勢比人還強，這是一句老話。在金融海嘯的影響之下，對外來中小企業的處理要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能再來一次消滅麻雀的錯誤了。

今年是達賴逃離西藏50周年，去年3.14拉薩騷亂又剛好一周年。西方傳媒鼓吹西藏地區形勢緊張，北京調動七萬大軍入藏協防。口口聲聲說願意談判並不謀求西藏獨立的達賴，日前竟信口雌黃，指西藏是“人間地獄”，數以十萬計的藏民“死於非命”。

一向善於迷惑輿論的達賴，終於露出狰獰面目，說中國政府對西藏連串“鎮壓行動”，帶來“無法形容的苦難和破壞”。

有的人對達賴的真面目不清不楚，也被他的某些言詞所迷惑，埋怨中央政府對争取達賴不力。這些人是好心人，但不了解真相。

達賴是麻煩製造者

第一，達賴是在美國情報機關和國際反華勢力卵翼下成長的。他的一個龎大的“流亡政府”，對大量年青流亡藏民的訓練，他“周遊世界”的經費，可是不小的一筆錢財呀。没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達賴集團一天也維持不了。

第二，達賴如果一心一意和中央政府談判，謀求回歸祖國，他便不應周遊世界各國，爭取西方首腦接見，製造分裂國家的麻煩。

第三，他說不謀藏獨是假的，他一天也忘不了要成立“大藏族自治區”，把甘肅、青海、雲南、四川、貴州等有藏族居住的地區都包括在內。這種以民族劃界的所謂自治，實際上是擴充藏獨勢力。

第四，達賴口口聲聲說舉藏獨獅子旗幟在各處示威、在中國境內搞破壞活動不是他指揮的，那麼，他又怎能自認為藏族的唯一精神領袖？他有没有真正呼籲流亡在外藏民，停止一切示威和破壞活動？

把達賴迫到牆角

總而言之，達賴是個兩面派，表面的一些言論是為了迷惑好心人，骨子郤是進行着隱晦的藏獨行動。

所以，中央如果假以顏色，便更增加他的政治籌碼。談判拖着，反裂活動則變本加厲。俗語說，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光是達賴爭取美、德、法等國首腦接見，便是分裂國家的明證。這正好說明中央對此的嚴重關切和對有關國家提出嚴重交涉的原因。

有人說，不爭取達賴，將來他死了，情更糟，非也。達賴死了，藏獨分子可能四分五裂，各立門戶。没有達賴這面旗幟，他們亂了套，活動能量必然減少。

當前中央的政策就是要把達賴迫到牆角，除非他洗心革面，否則不讓他增加國際活動的籌碼。

泛民要學達賴嗎？

香港的泛民主派，也有與達賴類似的情況。第一，他們喜歡爭取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支持。有些頭面人物不時要訪問美國英國，列席所謂國際人權組織會議，發表一些反共言論。

第二，他們喜歡與中央對着幹，中央定2017年普選，他們還叫嚷着要提前到2012。他們參選當權的計劃，便是要成立一個違反基本法而擺脫中央領導的特區政府。（當然口頭上他們不會這麼說）

第三，他們有的人作出是溫和派的樣子，希望對話。但實質上並没有表現出心甘情願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領導，真誠和特區政府合作的態度。

現在中央有没有把泛民主派迫到牆角呢？這很難說。泛民分子被拒進入澳門，是迫到牆角的跡象還是澳門當局的獨立決策，有待觀察。但採取集體闖關之舉，肯定於事無補。解鈴還是繫鈴人，泛民主派要有新思路，此其時矣。

“兩院制”，指西方的議會制度，即美國的“參議院”和“眾議院”，英國的“上議院“和“下議院”。“三權鼎立”，指西方政治制度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制度。西方國家，這種制度行之有年，但在中國，郤是禁區。不要說可不可以參考、吸收其中的有益部分，而是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制度，建議實行當然是大逆不道，就是討論一下也不行。君不見新年以來便有大人物發話，要“築牢抵禦”這種“錯誤思想”的“防線”麼。

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這個在改革開放初期立下不朽功勛的名言，當前是不是要抛諸腦後了？一切不必再用實踐來檢驗了？只憑大人物的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一個制度，一種學說，一個思想的生死？

制度好壞該由實踐檢驗

　　目前，没有人提倡、也没有人敢提倡，在中國應該實行西方的“兩院制”和“三權鼎立”。但人家上百年的實踐，至今行之有效的制度，是不是連研究一下也不行呢？

　　“兩院制”，就是有兩個議會，互相制衡。美國一個議會是按各州人口比例選出，另一個議會是按50個州各選2名組成。英國的下議院是按選區直接選舉議員的議會，上議院則是由王室後裔、世襲貴族、宗教領袖等組成。英國的上議院權力較小，對下議院的法案只能拒絶一次。

三權分立則是行政、立法、司法三種權力鼎立，避免行政權力過大，其作用自然不言可喻。

鄧小平曾經批評過三權鼎立變成三個政府，互相扯皮，影響行政效率，這也許是事實。但由於制衡而防止濫權，又可能是“鼎立”的好處吧。不過這可以進行討論，不必一棍子打死。現在內地不是經常提倡要有監督和制衡嗎？也承認導至腐敗的原因是制度問題嗎？既然如此，人家的制度和經驗是不是可以探討研究一下呢。照搬固然不對，但研究和吸收其有益成份，是不是就變成一種錯誤呢，而且需要“築牢抵禦”呢。以防洪水猛獸之勢來防止這種“錯誤思想”，未免神經過敏了吧。

膽子不要只有針尖那麼大

　　至於“兩院制”，不是每個國家都實行，越南和中國便是實行一院制。而西方各大國，除英美外、德、法、俄、荷等大國都實行兩院制。

　　兩院制也並不是那麼可怕的東西，它不外是分別以不同方式選出代表（議員），互相制約，來反映人民的權力罷了。

　　鄧小平說過，“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一院制也好，兩院制也好，都是“通過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的制度，不應把“兩院制”打入“錯誤”的範疇。

　　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一院制議會，但為了更好地了解民情，集思廣益，又設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制度，邀請各方面的有代表性人士，共商國是。雖然“政協”並非權力機關，因此不構成“兩院”。但每年開“兩會”，在反映人民呼聲方面，郤有“兩院”之實。有的人慣於一黨領導，一言堂，對“ 兩” 字頗有畏懼感，所以也把“兩院制”，列為“錯誤思想”了。

要比西方更民主

　　鄧小平又說，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果然有氣魄！在民主方面要超過資本主義的，首先要有普選。早在抗日戰爭初期的1938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與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中，就說到了民主制度，他說﹕“我們是主張普選制的，因為只有普選制才能徹底地表現民意”。

西方資本大國已有普選，要超過資本主義民主，就應該設計出避免受到操縱的選舉。西方選舉文化受到大財團“捐獻”的影響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我們要超過他們，更應該研究他們的制度，取長補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於“兩院制”更應該加以分析，何必堅持“築牢抵禦”呢？

　　還是中宣部部長劉雲山講得好，應該“更好地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真理正氣的東西是打不倒的，如果認為“兩院制”和“三權鼎立”是妖氛，那也只不過是一股浮雲罷了，何必去築牢防範的籬笆，花哪麼大的力氣呢。

　　那些提倡“築牢抵禦”的大人物，使我們想起英國莎士比亞在＜亨利四世前篇＞的話﹕“他們的膽子裝在他們的肚子裡，只有針尖那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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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自古以來就渴望出現一個大同世界，即 孫中山 先生所說的，“天下為公”。＜呂氏春秋＞中說﹕“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理想的社會制度，是一個公平、公正、平等和自由民主，也同時是一個發展、富裕、繁榮、和諧的社會。

　　中國人民更加渴望出現一個“大同世界”。近百年的積弱，帝國主義的入侵和掠奪，使中國長年處於戰亂、貪窮之中。中國人民的多年屈辱，急於要找尋一條富國強民的出路。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可惜這個主義，在中國長期封建傳統的劫持下，變成專制與獨裁的代名詞。辛亥革命以後的各式軍閥和蔣介石國民黨不用說，毛澤東掌權以後，坦白指出西方帝國主義批評“你們獨裁”，說“你們說對了”。

　　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在新中國成立以後逐漸變質。從歷次“左”的政治運動直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國被糟塌得不成樣子。只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為首的開明勢力，力主改革開放，方才解救了中國。

發展生產力，吸收西方經驗

　　30年來，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國力強盛，有目共睹。各種統計數字不用在這裡細說。30年的經濟改革，靠什麼呢，靠的是吸收了人類近百年來在發展生產的寶貴經驗，結合中國的社會實際，解放了生產力。加上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刻苦耐勞的民族性，便經濟發展歷年平均有9.8%的增長。中國成了世界的大工廠，從農業立國變成工業立國。經濟實力躍居世界第四位。

不應該諱言，百多年來世界的發展生產力的寶貴經驗，大部分是西方資產階級創造的。他們的先進科學技術，先進的經營管理，都被吸收過來，為我所用。中國人多，因而有無窮無盡的勞動力；中國人窮，因而在勞動報酬中不太計較；中國人勤勞老實知足，因而在工商企業中大都能做“馴服工具”。不像西方國家工潮頻頻，工會對生產的制肘較多，因而中國工人階級成為世界上上佳的勞動。

兩種社社會制度界線模糊

　　理論上世界仍有兩種社會制度，即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但實際上現在界線十分模糊，誰也說不清各自的特徵和標誌。

中國是社會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且還說這個初級階段的時間很長很長。但是這個初級階段的特徵是什麼呢？我們看不到理論家寫出具有很大說服力的文字。

　　中國的企業、商戶和工廠，有約70%是私營的，但用一個好聽的名稱叫“民營”。也有的是“公私合營”，但這個“公”字是國家所有還是企業領導層控制，產權上也没有分得十分清楚。香港某些公營企業更是如此。過去一個時期，民營企業欣欣向榮，公營企業虧蝕甚鉅。於是公營進行“股份制的改革”。據說在改革中被侵吞的國家資本不少，引起了極左派的攻擊。

無論如何，中國的經濟實體，實際上是採取資本主義的經營手法。但國家也有宏觀調控，市場和政府干預的兩手經濟發展不至失衡。

金融海嘯顯中國制度優越性

有的西方國家，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採用了某些社會主義制度的長處。如增進勞工和基層群眾的福利，發展一種改良式的社會制度，西方大國如英美法德諸國，社會福利制度，或許實際上比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優越。

金融海嘯發生以來，美國等暴露了那些金融寡頭貪得無厭、掠奪財富的橫蛮，出現中央政府救治無方，進退失據的窘態。這一次的空前的金融亂局，使西方經濟學家感到極大的困惑，華爾街一片混亂，動亂了西方大國民眾對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的信心，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徹底暴露了它的重大缺陷，某些力主政府絶對不干預的經濟學家，如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突浮主弗里德曼，他的理論交到質疑甚至破產。相反，中國政府社會主義式的全局宏觀調控郤顯出了獨有的優越性。金融海嘯是一項既複雜又涉及方方面面的事件，目前仍在發展之中。但以中國（社會主義）與美國（資本主義）來比較，中國社會上的震盪顯然比美國小。香港呢，是既受中央庇護，又受西方較大影響的地區，影響也是比西方輕。除了體制問題之外，香港中國人的習性，是要“積縠防饑”，要有些儲蓄，遇到經濟不景時可以吃些老本。西方特別是美國人郤是喜歡“先使未來錢”，他們普遍都在信用卡上透支。筆者曾多次指出，香港銀行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那家問題銀行門前便會排上長長的人龍，叫做擠提。在美國發生同樣的事情，銀行前會有人排隊嗎？肯定没有，因為他們大多數没有儲蓄。

兩種制度可取長補短

　　回過頭來，再論這兩種社會制度。中國的經濟發展肯定了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和經營管理中的先進經驗，金融海嘯又是不是應肯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宏觀調控以及市場和政府兩手並用等的優越性呢。

　　我們常說取長補短，這兩種社會制度是否有互補之處？也許互補已在進行之中，只是没有人承認罷了。筆者先前所寫的＜論和平演變＞一文（見拙著＜誰是2012年行政長官？＞150頁，天地圖書公司2008年7月出版），就認為某些自稱相信社會主義的人没有志氣，害怕人家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為何不去和平演變人家的資本主義呢。共產黨人如驚弓之鳥，天天害怕人家來“和平演變”自己，則暴露為何作為革命黨人無志氣乃爾！“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這句名言徹底抵制了那些為維持一已的既得利益的“和平演變”論者。發揮自己的優越性，吸取人家的長處，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胡錦濤最近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周年大會上說﹕“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摸式，也没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縳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如果胡錦濤主席的目的是號召人們對國家的發展模式要勇於探索，那麼筆者這篇粗淺的文字，也就作為響應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習作吧。

1979年1月1日，中國和美國相互承認並建立正式外交關係。30年來，中美關係有起有伏，但總的來說，兩國的關係相互依靠多於彼此敵對。國際關係錯綜複雜，兩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無論疆域、人口和經濟實力，都名列前茅。在太平洋遼闊的海洋中，遙遙相對。無論政治上、經濟上，要做到全球平衡、地區穩定、經濟互補等等，都需要兩國的合作。

在紀念中美建交30周年前夕，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與美方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進行了第6次中美戰略對話。戴秉國用了五個“更加”的形容詞來形容中美關係，這就是說兩國關係的戰略定位應該更加清晰，全球意義更加突出，對話渠道更加通，互利合作更加廣泛，友好的社會基礎更加堅實。並說兩國利益紐帶日趨牢固，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局面”。

美國想“撈一把”嗎？

　　回想新中國建國之初，即60年前，解放軍渡江南下，國民黨政府遷都廣州。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郤留在南京不動，看來當年美國是有所待也。

毛澤東在1949年8月18日寫的＜別了，司徒雷登＞，文中說﹕“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郤坐着不動，瞪起眼晴看着，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

司徒雷登如何開設新店呢，應該說就是和新中國建立某種關係。美國看到蔣介石國民黨大勢已去，的確想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撈一把”。

如果當年美國對新中國採取和緩政策，毛澤東又不向蘇聯“一邊倒”，現代中國歷史可能改寫，中美關係也需要重寫。

當年資本主義國家坐第二把交椅的英國，憧憬中國的廣大市場，於1950年率先承認新中國。但因一些建交條件談不攏，所以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只能夠維持代辦級的外交關係，起的作用不大。

美國當年由鷹派的杜魯門擔任總統，在二戰以後到解放前夕，一直都是露骨地支持國民黨，與二戰中的羅斯福擔任總統的政策頗有不同。他更錯誤地估計形勢，以為美國出錢出槍，就可以穩定蔣介石政權，結果是這個如意算盤完全打不響了。

毛澤東被美國激怒了

蔣介石失敗潰逃，美國當年仍有迴旋餘地。如果不是採取死硬的反共政策，中美關係也不致閙得那麼槽。

當然，毛澤東也在美國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4年中被激怒了，他堅持“一邊倒”向蘇聯。雖然當年他對斯大林的若干對華政策也頗有不滿。但兩害取其輕，他採取了親蘇反美的政策。

接下去更不可收拾，美國的圍堵新中國的政策堅定不移，終於爆發了朝鮮戰爭。

抗美援朝，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舉之時，在中共高層也有爭議。打這樣一場仗，需要勇氣和犧牲。但在反美教育底下，全國人民同仇敵愾，中國人民志願軍抗擊美軍於國門之外，更使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没有羸得戰爭。從此，仇人相見份外眼紅。在中國反美仇美的國策下，中美關係渡過了相互敵視的20多年。

毛澤東使中美化敵為友

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中蘇關係從冷淡轉向交惡。1971又發生毛澤東指定接班人林彪叛逃事件。中國必須擺脫國內“文革”和“禁運”造成經濟上的困難和外交上被孤立的困境。而美國在美蘇爭霸中也需要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以對付蘇聯。於是有了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的戲劇性事件。正如周恩來總理宴請尼克松訪華的宴會上致詞所說﹕“目前，促使兩國關係正常化，爭取和緩緊張局勢，已成為中美兩國人民強烈的願望”。尼克松在來華之前也說﹕“我們必須做的事情是尋求某種辦法使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為戰爭中的敵人”。

化敵為友是不容易的。“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中國人民在20多年中所接受的反美宣傳還少嗎？但也只有毛澤東，當年他所處的神化的地位，才能夠改變人們這種仇美的看法。

延安時期對美印象並不壞

　　從尼克松訪華，兩國互設代辦處，到兩國正式建交，還花了６年多的時間。兩國正式建交時，毛澤東已經去世，倡導改革開放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開過。至此，終於迎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一天。

　　回顧這段歷史，如果新中國成立不久，一如英國承認新中國之時，中美建立正式關係，朝鮮戰爭應該不會發生。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模式不會走斯大林那一套僵化的道路。中國也將不受數十年禁運之苦。中國極左的一套也許不至發展得那麼嚴重。這裡頭，有美國的因素，也有中國的因素。中共在延安時間對美國的印象並不壞，來華參戰的史廸威將軍也對中共有相當好感，以至引起蔣介石的不滿。毛澤東在延安也發表了不少對美國民主仰慕等等的好話。新中國如果成立以後能利用美蘇之間的互相制衡，來為自己獲取更多的政治、經濟上的好處，應該對解放後的建設十分有利。這並不會改變新中國的社會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只是一條溫和路線會使中國人民減輕不必要的災難，可惜由於雙方各走極端，使中美國關係走了一條大彎路。

鄧小平認為“越早越好”

1978年11月27日，即中美建交公報發表前兩個星期，鄧小平對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說，如果站得高一點看，應該認為兩國關係早點實現正常化好，“越早越好”。

這個“越早越好”，如果真的早到新中國成立初期，中美有了近60年的廣泛合作，對於兩國都該是十分有利的。今天世界格局已有重大改變，在反恐、防核擴散，全球和地區穏定等方面，美國極需要中國的合作。中國經濟的轉型也將為美國帶來重要的機遇。中美建交的時機雖然短了一半，但經過30年的互補協作，雙方都蒙受其利。國際關係需要互諒互讓，中美關係更加應該如此。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中國人認為，一個甲子，該是大慶。遙想當年50周年大慶時，筆者適逢其會，北京舉行大閱兵、大巡遊、大宴會，盛況空前。遊行隊伍中，江澤民的大肖像，與毛澤東、鄧小平並列，算是第三代領導核心。他坐在開蓬車上，對三軍和羣眾進行檢閱，歡聲雷動。

當然，1999年，中國經濟已經開始騰飛。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以後，改革開放在經歷一度的轉折後得以繼續前行。10年光景，經濟上的成就喜人。人民 的喜悅有利於動員全民慶祝。

今年是60大慶，經濟成就和國力遠勝10年之前。第四代領導人正在台上，如要大事慶祝，也在情理之內。如果準備不遜於50大慶的慶祝規模，一切籌備工夫，過了新年，可能就要開始了。

但是現在有一種聲音，認為這種特大慶祝，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而且要籌備經年，訓練多月的大閱兵、大巡行等慶祝活動，是不是還有必要？

　　況且剛過去了幾個月的奧運會，雖然開得十分成功，並得到國際上的讚譽，但實際上所花費的人力、物力，可能與其聲譽同步，也是空前的。

特大慶祝費神費力

　　如果一年一搞，不僅“勞民傷財”，領導上也够費勁的了。奧運會的準備工作，以及為了防恐防襲，得花費了多少工夫！北京以至全國，在奧運會之前幾個月，特別在保安方面，差不多已進入“緊急狀態”。如今天再來一個大巡行、大閱兵、大宴會，保安工作肯定十分艱巨。北京的負擔固然很重，人民的正常生活也會受到影響。況且巡行的群眾，大部份都是北京的學生和工人，這也可能影響了正常的學習和生產。

　　至於大閱兵，原本是從蘇聯學來的。現在的俄羅斯也己不搞了。美國、英國等大國，也没有在國慶日閱兵的傳統。何況大閱兵是為了眩耀軍事力量。現在國際局勢正趨緩和，大戰的危機未見端倪。大閱兵未必能為我國博得彩聲，顯然不如派軍艦去亞丁灣維護和平航運、打擊海盜那麼為國際間所讚賞了。

去年慶祝國慶有新形式

　　去年北京的國慶日，中央創造了一個新形式，由九位最高領導人，集體去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

　　北京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並不只是為中共的烈士和英雄而設，它上溯至歷代抗擊外敵入侵、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國共合作北伐、抗日、以至建國以來為人民作出貢獻而犧牲的仁人志士，都在紀念之列。所以共產黨可以前往獻花，國民黨 連戰 先生等也可以前往獻花。這一舉措不同尋常，既簡單隆重，又意義深長，博得廣大人民的讚賞。

我們的事業靠艱苦奮鬥

　　60周年國慶是不是又只來個九常委獻花了事呢？那又不盡然。廣大公眾的意見是，要隆重，但不必舖張。大閱兵可以免了。是不是在天安門廣場前來一次集會加軍民聯歡，或許加上一個輕鬆的巡遊，再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一個節約而隆重的宴會？這樣，準備的時間不必很長，花費的物力也不大，把節省的經費轉到災區的建設和教育的投入好了。

　　我們不知道中央有了計劃没有？現在有所建言，並不為早。希望有關方面，貫徹胡錦濤主席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上的講話﹕“真誠傾聽羣眾呼聲”，“真情關心羣眾疾苦”，並且牢記“我們黨靠艱苦奮鬥起家，我們的事業靠艱苦奮鬥發展、壯大”的教誨。

溫家寶總理兩次南下視察廣東中小企業。第一次是7月19—20日，第二次是11月14—15日。兩次都集中在港、台商集中經營中、小企業的東莞、深圳、佛山，並提出力挺珠三角中小企的四項措施，強調他是來給珠三角打氣、加油和鼓勁的。

不久前，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電視上接受訪問時，頗為動氣地說﹕珠三角哪會出現中小企倒閉潮？不就只是有那麼200多家，比新來設廠的要少得多。他的意思是香港傳媒把事情誇大了，倒閉的廠家微不足道，他是在為他們的“騰籠換鳥”政策辯護。

　　在溫家寶總理第二次到廣東視察之前，廣東省中小企業局局長劉煥泉還再為此發話﹕“廣東沒有出現中小企業倒閉潮”，他說﹕“中小企業停產倒閉增多是產業結構調整、自身經營管理出現問題的必然現象”。

　　他還說，據省經貿委調研所得，倒閉中小企業有640多家，佔外資企業的4.2%。但是，今年1—8月廣東新注冊的中小企業達到了9萬多家。(見11月11日<人民日報>)

劉煥泉否認倒閉潮

劉煥泉顯然是為前些時黃華華的電視談話辯護。我們不知道他的統計數字的準確性，有關的數字應該由在珠三角設廠的港、台等外資企業商會來回答。但廣東官方對珠三角的中小企業困難的輕描淡寫，和我們這些局外人在與各企業界人士接触所感受到的大不相同。

如果珠三角中小企面臨的“挑戰”，只是“必然現象”，而且倒閉的只佔4.2%，那倒不用驚動溫家寶總理。那麼，溫總理在視察以後說“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不是變成無的放矢了嗎？

　　既然廣東省還是在辯解没有出現倒閉潮，那不是没有“出手要快”的必要嗎？他們還在辯解增添的中小企與倒閉的比例不過是100：0.5，那又何必“出拳要重”呢。

這就涉及“工作要實”的問題。早前筆者對“騰籠換鳥”的政策，便感到是有點“虛”了。

溫總提四點舉措

溫家寶總理提出幫助中小企的四點舉措，便是有針對性的。目前珠三角中小企遇到的困難，包括融資困難，台賬保證金實轉，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勞動合同法>實施所碰到的新問題等等。加上當前金融海嘯衝擊了中國的出口產業，成本增加3成，訂單減少4至5成。

東莞的一家合俊玩具廠倒閉，便有7000多工人失業。就是如劉局長所說，企業只是倒掉640多家，假如平均每家千人，也有64萬多人失業啊！幾十萬以至上百萬的失業大軍，絶對影響社會安定，怎麼可以掉以輕心！

　　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全國有６萬多家中小企倒閉，影響到幾千萬的工人失業，這是一個完全不可忽視的數字。而這些企業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江浙等省區，其中的工人，又有不少是來自中西部的省份，影響着成千上萬的家庭。

　　所以，溫家寶總理經過對廣東的調研，認為中小企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並没有得到根本解決，生產經營形勢仍然嚴峻，這是他要“責令廣東加大加快扶持中小企”（＜文匯報＞11月16日頭條標題）的原因。

責令廣東扶持中小企

中國官塲對上級總喜歡報喜不報憂。有的暪不住的憂，也要盡量縮小損失和死難者的數字。無數的礦難、豆腐渣工程的倒塌、交通事故，都經常出現這種情況。珠江三角的中小企的“寒冬”，難道有關的官員不是也懷着這種心態嗎？但到困難掩蓋不住的時候，他們便要自己吞下這些苦果。

　　奉勸有關方面，還是要認真學習中央提出的“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實事求是，響應溫總理的“工作要實”的號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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