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趙紫陽口述錄音整理成書的＜改革歷程＞，紀錄了他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的若干重要事件。其中牽涉到不少高層的人和事，也提供了“六四政治風波”的來龍去脉。他以平實的語調敘述往事，並無明顯的個人情緒。而且他在軟禁期間，缺乏原始文件和材料底下，敘事清晰，脉絡分明，更顯出他驚人的記憶力。

讀完此書，很可惜胡耀邦、趙紫陽這兩位英才，壯志未酬，鬱鬱而終。當然，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他們也有人所共知的缺點。書中趙更不諱言胡耀邦的缺點和彼此的分歧。但並不如外傳的他倆之間由於爭奪權力而產生矛盾。趙本身的缺點，他略有提及，但不全面。仍有待有熱悉他的老人在有生之年來填補這一章空白。

讀完此書，筆者總覺得，在胡、趙在位時期，政壇元老垂簾聽政，是歷史形成的，也是政治現實。胡、趙如果能更好地合作，花心思周旋在幾位最有權柄的老人之間，有策略地爭取他們減少對改革開放的阻力，並應該更好地爭取鄧小平的支持。既應堅持原則，但也不能不委曲求全。如果處理得當，，當年的中國形勢，不至要走了兩三年的彎路。“六四風波”的悲劇也許不至發生，即使不可避免，也可使震動減輕。胡、趙兩人，也不至落得如此下塲。

這也許是筆者善良的願望。歷史的軌道有它的必然的規律，個人的力量有限，作為名義上的第一把手——中共中央總書記，他們也許回天乏力吧。

高層分歧根源在“改革開放”

“六四政治風波”，起源不是學潮，而是貫徹改革開放路線對立雙方的碰撞和較量，其中也包括80年代中期某些改革開放措施的失誤。

中國長期執行毛澤東的左的路線，長期學習的是蘇聯的計劃經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雖說大家都同意要執行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但理解各有不同。

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方面，最早在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中就有分歧。大家知道，兩派的主將便是鄧小平和陳雲。鄧小平因為三起三落取得了黨內外廣泛的同情，而且主張改革開放和不搞政治運動深得人心。陳雲為人穏健，而且資格比鄧更老，建國初期便是中共五巨頭之一（即五位中央書記，包括毛、劉、周、朱、陳）。建國後第一個五年計劃，便是他掌舵。而且他反對毛澤東的冒進政策，因而被迫長期靠邊站。他們兩人都有很高的威信，雖然經過好幾年的實踐，鄧小平的主張逐漸佔了上風。

　　但是，支持陳雲政策的元老是多數，其中主要有李先念、王震、余秋里、姚依林等。而鄧小平的左膀右臂，便只是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們兩人的資歷比支持陳雲的元老級人物差得多，而且胡耀邦並不大懂經濟，趙又是初到中央，論資排輩，可說保守勢力，佔主導地位。

嚴重的是“闖物價關”

　　在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之際，搞特區、利用外資、調整經濟結構、改革經濟體制等問題上，爭論更大，保守勢力的掣肘，令改革寸步難行。

　　到了1985年，更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漲，零售物價一下子上漲了18.5%。物價改革出了問題，所謂“闖物價關”，是一個很大的失誤。既造成廣大群眾的不滿，為學潮添加柴火，也為保守派攻擊改革開放政策提供砲彈。

接着發生搶購物資，銀行擠提。權錢交易，腐敗現象也逐步暴露。而1988年秋又提出治理整頓，改革開放呈現收縮現象，經濟改革停滯不前，政治改革不見動靜。群眾特別是學生對此表示不滿，於是籍胡耀邦逝世，學潮鬧大，終於出現“六四”悲劇。

胡、趙長期顯得被動

鄧小平在當年是最有權威的領導人，他對胡耀邦的不滿比較早。鄧小平堅持四項原則，反對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而且認為自由化和精神污染得以泛濫，是總書記胡耀邦反對不力。鄧己經多次表示了不滿的態度，但胡耀邦這個人比較率直、天真、毫無機心，竟然不謀對策。一批保守派的人物早在作了倒胡的準備，但胡又來了一個要命的與記者陸鏗的談話。至此，鄧已經下了決心要撤換胡耀邦了。

没有了胡耀邦，鄧還寄希望於趙紫陽，好幾次提出要趙擔任兩屆的總書記。趙在1987年接任總書記，就是說要他幹到十五大之前。很可惜，他只幹了半屆，便黯然下台。

趙自稱只關心經濟改革，對政治改革欠缺研究。連鄧小平1980年8月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也漠不關心，更不用說充分利用來推動若干政治改革了。雖然趙說鄧的政治改革“不過是做做樣子”，但白紙黑字，可以利用的嘛。胡趙兩人，對此漫不經心，可說是他們施政的一大敗筆。

留下一份寶貴資料

　　俱往矣，我們不是當事人，說馬後砲的話當然容易，處身其中，也許就不一樣了。

　　無論如何，趙紫陽的＜改革歷程＞，從研究當代共和國歷史來說，具有很高的可讀性，畢竟這是第一手的材料。“六四”風波之後，坊間記敘和評論的文字和書籍多如牛毛，一些對中國問題一知半解的老外也妄加評論。他們不是有偏見，便是捕風捉影。趙紫陽的這本回憶錄，雖是一家之言，但不失為這一段改革開放歷史，留下一份寶貴資料。

周澄，女大學生，就讀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現任香港學聯秘書長。在紀念“六四”二十周年燭光晚會上，穿着迷你裙和低胸裝，宣讀她撰寫的“平反六四宣言”。

以上是〈信報〉對她訪問的介紹，並鄭重說明，“周澄是左派學校培僑中學舊生”。

〈蘋果日報〉更大字標題﹕〈左校學生‧六四良心〉，並說，許多人會問她﹕“點解你會讀培僑﹖”

筆者現仍擔任培僑教育機構董事長，但早已退出學校教育第一線，因此對周澄並無印象。她在接受訪問中說，在讀中三時已經加入支聯會青年組，當時老師也已經知道。但並未對她造成任何壓力，否則她不會再讀四年直至中七畢業。

培僑被認為是傳統的愛國學校，但一貫的政策是包容開放。我們的學生大部分訂閱〈文匯報〉、〈大公報〉，但也有不少人訂閱〈明報〉、〈經濟日報〉、〈信報〉、〈星島日報〉和〈南華早報〉。圖書館也是兼收並蓄，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中英文版出版，學校第一時間購置，此外也購置不少有關“六四”的書籍。但讀者可曾知道，1958年港英教育當局突擊搜查培僑圖書館，搜出陳嘉庚的〈南僑回憶錄〉，即以藏有政治書籍為詞，強制遞解培僑前校長杜伯奎出境？

學校師生，完全自由

學校師生，完全享有思想自由，絶未有接受“壓迫性的單向思維”。教師有參加教聯會的，也有參加張文光主持的教協會的。每月一大疊的“教協報”送到校長室，都如常發放各會員，從没有強廹他們退出“教協”，參加“教聯”。筆者多次接受外界邀請，談論時事大勢，但校內近年郤未邀請筆者主持時事講座，筆者亦不以為意。至於聘請外人前來為師生演講，也是百花齊放，並非一律邀請左派人士，講者也反映不同觀點。

著名的“香江才子”陶傑也是培僑舊生，他的反共情意結人所皆知，影響力比周澄大得多了。但他至今與筆者仍是有來有往。社會是多元的，人的思想也經常有變化。有人對個別培僑舊生後來變壞了而指責學校，筆者笑說﹕“買一只手錶，出店也只保用一至三年，但那只是機械。人的思想是活的，受社會多方面的影響，怎能離開校門一世不變﹖”

“六四”問題，歡迎討論

筆者在本報〈筆陣〉寫過一篇〈闖進六四和文革的禁區〉（6月6日），頗獲讀者熱烈反應。筆者目的是進行客觀探討，並非為“六四”定性，更無表達“六四”不可平反之意。周澄如果有意探討“六四”問題，請看此文，並歡迎回應。

　　馬英九要兼任國民黨的主席，似乎已經箭在弦上，島內的輿論認為，可能性已達九成九。

　　馬英九在當選台灣領導人之際，為什麼不馬上提出兼任呢。那時候他還說要黨政分開，退居二綫，而現在郤迫不及待要上位。之前是國民黨內派系林立，黨內輩分比馬高的不知有多少，他為了競選，為了凝聚黨內力量，不便大權獨攬，因而作出不兼任的承諾。

　　現在執政一年，雖然島內政經問題多多，但他自我感覺良好。認為黨政一把抓，有利於貫徹他的執政理念。還有人說，有了國民黨主席這個名銜，將有利於胡（錦濤）馬（英九）會，屆時兩岸關係可以更上一個台階。

兼任主席的目的是攬權

　　於是先前傳出馬有意讓黨主席吳伯雄去接替江丙坤的“海基會”會長之職。這並非空穴來風，江丙坤由大陸回台即行請辭，後因馬認為勢頭不對，極力挽留。

　　最近又傳出要在國民黨內增設一位榮譽主席，以安撫吳伯雄。但已有一位榮譽主席連戰，再來一個，平分秋色，也使連戰並不好受。

　　馬英九兼任黨的主席，肯定會激化國民黨內矛盾，在此島內黨派鬥爭多事之秋，對今年島內的縣市長選舉，肯定將有不利的影響。至於說馬兼任黨主席以後，將很快會有一個“胡馬會”，這更是一個十分天真的想法。

　　以馬英九優柔寡斷的性格，以他對兩岸關係搖擺不定的作風，以他對綠營長期攻擊他是“外來政權”、“賣台”等等叫囂的畏懼情緒，他會毅然決定來一次大陸之行嗎？

“胡馬會”並未成熟

　　因此，對馬英九蓄意要兼任黨主席一事，只可看作是他攬權的需要，而不可看作他要為兩岸關係邁進一步所作的部署。

　　兩岸關係的進一步，只要馬政權積極進取，海協海基兩會原來的渠道，完全有可能在經營兩岸經濟，落實兩岸共同市場，使經濟上達到雙嬴而出現更有利於台灣的局面。並且當前應進一步打開政治談判、協商稳定和平、減少軍事對峙等議題。只有經濟、政治的溝通、談判、協議已達一定的規模，“胡馬會”才有現實意義。

　　筆者早前介紹的鄧予立所著＜馬英九必修的10堂課＞，書中曾提到希望馬英九有這麼的一個戰略眼光﹕“就是一種以中國市場為核心的華人經濟體。結合台灣、香港、新加坡，以及華僑，互用所長，互補所短，用台灣的創意，香港的金融，新加坡的效率，以及中國的科技和工業，創造龎大的華人經濟市場，形成與北美、歐盟“抗衡的經濟體”。

馬英九有這麼的戰略眼光嗎？馬英九會克服瞻前顧後，前怕狼後怕虎的柔弱性格，在兩岸關係上積極進取嗎？

　　如果馬英九兼任黨主席之後，進不能促成“胡馬會”，退不能克服黨內由此而衍生的種種矛盾，恐怕這位新任的黨主席，將是得不償失。

　　筆者上周六在＜筆陣＞欄寫了一篇評論“六四”的文章，引起了理工大學講師陳偉強給筆者一個主觀判斷，說筆者認為“六四不容平反”，真是邏輯混亂！

　　讀者可以覆按，筆者全文是客觀分析，認為“六四”問題的定性涉及到鄧小平。共和國歷史上的毛澤東和鄧小平是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當事人，涉及的問題十分複雜。筆者認為北京的看法是“牽涉太廣”，“容易引起爭論”，“不利於社會穏定”，因此把問題擱下來，暫不談論。宣傳部門雷厲風行，於是列為禁區。

　　筆者認為，“六四”鎮壓，如果是正義的，應該理直氣壯地宣揚，甚且20周年應該隆重紀念，何以噤不作聲，而且反對社會上談及？又“六四”事件，為什麼從“反革命暴亂”變成“動亂”再變成“一場風波”，這個定性的變化又是為什麼？

　　要平反“六四”，首先要公布實情。筆者提出幾個問題﹕是不是有人“謊報軍情”，是不是有人“誇大外國勢力介入”？是不是高層不同派系的鬥爭引起悲劇的發生等等。如果定性完全正確，“不容平反”，那就不必花心思去提出這些問題和查清這些問題了。

　　至於舉歷史上所謂 明 君的例子，只是說明許多歷史人物，有功有罪，總是一分為二，又何來將祖國政權比作封建王朝呢，甚且是“自貶國格，有辱當代中華”呢。

　　“鑑往知來”，又何以引出“六四平反，大是不該了”？這不是邏輯混亂，又是什麼？

中文程度低下可慮

　　月前筆者寫過一篇批評曹二寶部長的文字﹕＜香港有另一支管治隊伍嗎？＞，也引來一篇為曹辯護的文字。其中也不乏邏輯混亂之處，當時筆者只是一笑置之。但今天這位“持續教育”講師的文字，郤引起筆者對當前關於教育語言政策“微調”爭論的感慨。香港人只知當今學生的英文水平低下，一切都為催谷學生英文水平設想。能提高英文水平當然是好事，但港人知不知道，香港學生中文水平低下又達到何等嚴重的程度！寫文章辭不達意，邏輯混亂而又見諸報章的並非個別的。再過若干年，當外國人專習中文的人才濟濟的時候，也許我們的大專院校，要聘請更多的外籍中文教師呢。

六四風波發生已屆二十周年，許多人希望北京對此有個新的說法。

六四政治風波是一個悲劇。而且導致當年的改革開放有短時間的倒退。不然，鄧小平也不會在1992年初的南巡講話中，說出了誰不搞改革開放，誰便得下台的狠話。

六四事件，開頭北京的定性是“反革命暴亂”，後來逐步降調，基本上說是“八九年一場政治風波”。但多年來一直避談，既不見諸內地報章，在海外議論也成為一個忌諱，這與“文化大革命”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比“文革”更為形格勢禁。

文化大革命過去了三十三年，雖然在“文革”結束以後五年，在1981.6.27便已作出一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判定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個結論，是鄧小平領導制定，並經中共中央一致通過的。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央領導和一眾元老，絶大部分都是“文革”或輕或重的受害者。因此否定文革，比較一致。只有少數如華國鋒、汪東興等是得益者，但他們勢孤力單，不可能反對這個結論。

但在涉及毛澤東的問題，北京方面顯得十分慎重。雖在一定程度上指出毛澤東的“左傾”，又“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仍然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不可動搖

因此，文化大革命的議論和批判，在“議”發表以後仍然列為禁區。再挖至深的層次，涉及毛澤東的錯誤和責任將會越來越多。不僅是文化大革命，而且延展至解放以來毛澤東歷次“左”的錯誤，包括反右、大躍進等嚴重錯誤。深挖的結果，動搖了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因此，以1981.6.27.＜議＞為終點，對文化大革命的探討、研究、紀念以至成立“文革博物館”，都不成文的列為禁區。上述“決議”中說﹕“從歷史發展的長遠觀點看問題，我們黨的錯誤和挫折終究只是一時的現象”。鄧小平更指出﹕“對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的批評不能過分，不能出格。因為否定這樣一個巨大的歷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們國家的一段重要歷史”。

此所以新版的各種面額的人民幣，都要以毛澤東頭像為圖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仍要肯定毛澤東的貢獻，肯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中國共產黨的黨章，更是要以毛澤東思想為行動指南，並有專段列出毛澤東思想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既然在憲法和黨章中規定仍具有崇高的地位，日常人人接觸的各種面額的紙幣，便更使毛澤東像深印人心。這就難怪，湖南韶山仍是聖地，毛澤東塑像愈建愈大，朝拜者絡繹於途。再進一步批判毛澤東，便不合時宜了。

“六四”是鄧小平定性

　　43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其批判早在20多年前便戞然而止。要求當前對於 “八九政治風波”有個明白說法，涉及的人和事更為複雜。

“八九政治風波”發生時，鄧小平是中央軍委主席和中央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有關的決定顯然是得到他的批准。而當時情的複雜，又和“文化大革命”的來龍去脉基本上可算查清不一樣。“八九政治風波”中，究竟有没有人“謊報軍情”？有没有人誇大外國勢力的介入？當時中央高層存在着甚麼樣的派系鬥争？這種種疑團，都有待進一步披露和核實。

　　鄧小平在風波初起時，便強調“中國不允許亂”。在六四風波以後，鄧小平明確表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他也肯定＜人民日報＞當年４月26日的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他說﹕“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鄧認為﹕“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鄧小平已為風波的性質定調，平反六四，便涉及到鄧小平。

只會淡化，不能“平反”

鄧小平既已為六四事件定性為“動亂”、‘反革命暴亂“，並說“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 “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他的這些話都十分肯定。但後來中央郤改口說是“八九年的這一場政治風波”，不再提“反革命暴亂”或“動亂”。而且在鄧小平還健在的時候就改口了。這究竟是鄧本人有所反省，還是高層迫於民意而改調，這就不得而知。

1990年1月10日李鵬宣布解除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令時，仍稱六四為反革命暴亂。1991年7月10日江澤民紀念中共70周年慶祝會上仍然提及六四的反革命暴亂，到1996年10月10中“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問題的議”中，提到“我們經受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內國際風波的嚴峻考驗”，不說“暴亂”說是“風波”，就已有淡化的跡象。之後，中央文件和領導人發言，都避免談到“六四”事件，偶一談及，也就只說是“風波”或“政治風波”。不過民間要翻起這個舊帳，都被有形或無形的禁止。從此，“六四”事件又是繼“文革”之後，中國現代歷史的一個禁區。

涉及毛、鄧歷史地位

解放後，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不容推翻，因為這涉及對整個共和國歷史的評價。因此之故，若干歷史問題涉及他們只可淡化不容否定。原因是牽涉太廣而爭論又不利於社會穏定。毛澤東是建國元勲，鄧小平是改革開放功臣。毛澤東雖然有錯誤但仍值得把他的頭像印在鈔票上。中國人民目前正在享受到鄧小平訂定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好處，更不應該對他多所指摘。何不少當事人仍在。正如唐太宗李世民雖然有殺兄弟之罪，但他的貞觀之治仍為後世傳頌。康熙乾隆被認為清代有為之君，但郤是大興文字獄的罪禍首。

當代歷史事件，尋求董狐之筆，仍然有待。

電郵﹕[email protected]

每年北京“兩會”，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報告，例有完善和加強人大制度建設的話。今年吳邦國委員長的報告，郤十分強調“要充分認識人大與西方議會的本質區別”，並指出﹕“黨的領導只能加強不能削弱，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還說，絕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

這之前，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撰文說要“築牢抵禦”主張多黨輪流執政、兩院制和三權鼎立的“錯誤思想”。

是什麼氣候，令今天中央領導人一再強調這個“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兩院制和三權鼎立？而且還要費盡力氣去“築牢抵禦”？難道當今內地有一般學西方政制的逆流撲面而來？

就我們所知，內地當前風平浪靜。即使國際金融風暴吹襲方興未艾，但中國社會相對穏定。人們正欣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通過市場經濟發展生產力，又有宏觀調控避免資本興風作浪。中國現在是世界膜拜的對象，是國際經濟舞台的主角，連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也要仰聞中國的鼻息呢。

中國不會走西方議會道路

說西方議會制度會衝擊中國人大制度是捕風捉影，但中國的人大制度必須有所改革，郤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筆者積33年參加全國人大工作的經驗、深知人大制度弊病之所在。需要的是大刀濶斧的改革，而不是修修補補的所謂“完善”。

但是，大刀濶斧的改革並不是走西方議會的道路。中國共產黨的“獨大”是歷史形成的，没有任何其它民主黨派可以和中共平起平坐。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國將會大亂。世界各國都十分清楚，不想祖國衰敗的中國人更加清楚，只有希望中國大亂以謀取利益的某些外國勢力和個別民族敗類才有這個希望。

至於兩院制和三權分立，中國既已建立一院制的“人民代表大會”，並輔以“政治協商會議”，如果“兩會”民主產生，已可代表民意，不必另起爐灶。在權力制衡方面，人大監督一府兩院，如能認真貫徹，也可起制衡之效。問題是要提高司法方面的獨立審判，避免司法機關受到不必要的干預。

要加強人大代表的代表性

如果有問題，應該說出在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性上。現在的人民代表，有大半是各級官員。這個亦官亦代表的“兼差”，如何在人大中發言評論，涉及他的尷尬身份。官有上下級之分，同處一堂，開完會之後，上級代表還是管着下級代表，亂說話者也許會惹來麻煩影響前程。

其次，代表雖然經過選舉，但候選人都是領導上“協商”出來的。民間自行推薦候選人的情絶無僅有。越是高層次的人大代表，越是要妥當協商分配，來不得半點疏忽。當然不能說這個協商出來的候選人名單，没有代表性，但一些敢言敢衝撞領導官員的，比較有獨立思考的，肯定不會在候選名單之列。

這樣層層把關，雖有個別太不孚眾望的候選人被差掉的新聞傳出，說明領導的評定與群眾心目中的差距。法學教授徐永康在談到網民對人大意見時說﹕“草根的網民與廟堂裏的代表竟然有如此大的距離，給人感覺是處於兩個不同的世界”。

讓人民民主選出代表

官本位制度和觀念妨礙了人大制度的改革。有的人把人大代表也認為是一種“官銜”，只是和黨委書記、省、市、縣長有不同分工罷了。有的人當上了人大代表，也像當上官一樣，更妨礙了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社會上發生公共事件，有時鬧得群情汹湧，上街示威，也罕見有人大代表介入。也許人大代表缺乏權威，也許人大代表怕事，更可能是人大代表真正無能為力。如果人大代表能算是權力機關的成員，也不至於全國天天有成千上萬的上訪者。

中國的執政權力在於行政機關，人大代表可說只是聊備一格。過去說人民代表大會是“橡皮圖章”，現在少說了，並不是人大的權力有所提高，而是蓋橡皮圖章這種例行公事也不受重視。

所以，完善人大代表制度，首先是要增強人民代表的代表性，把真正代表人民，有議政論政能力的人選進人民代表大會裏來，擴大選舉的民主程度。

合併人大會議和常委會

改革人大制度的另一方面是要把人大和常委會合二為一，精簡人大代表人數。各級人大會議每年只開一次會，把法案訂立和修改重責放在常委的身上。對重要事務的審定和通過也放在常委會裏，這樣，人大全體會議就被架空。同時由於全體人大會期較短，審議項目較多，會議文件又由於“保密”的關係而没有事先發到代表手裏，特別是人事決定。往往是明天要投票定人選，前一天才把人選名單發到代表手上，介紹又極為簡短，醞釀時間匆促。事實上就是要代表們當“舉手機器”，雖然說代表有反對和棄權的權利，但否的可能性很小。

建議精簡人代表名額，把全國人大、省市人大和它的常委會合二為一‧擴大常委會，既精簡機構，又真正成為常設機關。精選具議政論政能力人大代表，大幅度減少官員代表和“名譽代表”（因某種“貢獻”，如運動會取得冠軍之類，不論其是否有議政能力，均推薦為代表）。以全國人大為例，現有常委會委員175名，可擴大為400—500名，作為全國人大代表。不再設常委會，下屬各委員會仍可存在，作為準備法例草案的機構，但以精簡為主。

全國人大代表減為400至500名，代表質素提高，官員人數減少，本身作為常設機構，有利於經常議論國家大事，監督一府兩院運作。

四五百名全國人大代表已足夠

有說中國人多，400–500名不足以容納各方面有代表性人物，這種說法似是而非。不是人多便有代表性，没有議政能力的只能尸位素餐，官員們有正常渠道將意見上達，何必再佔人民代表名額？我們常常說要精簡機構，第一個要精簡的便是人大。

“人多好辦事”已成為中國國情的一句諷刺語，中國政府機構臃腫己為平民老百姓所詬病，也是中央領導認同要加以改革的。

早在1982年，鄧小平就說過，“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這不是對人的革命，而是對體制的革命”。人大制度的改革，不是改掉當代表的“人”，而是改革人大會議議事的制度。改革是提高效率，提高議政和策的效率。

局外人身份提出意見

人大制度要改革的具體問題還有很多，比如大會的發言制度、簡報制度，候選人的提名和差額選舉等等，限於篇幅，就不再一一評說。這些意見，筆者早在擔任全國人大代時已一提再提。今天以局外人的身份再次提出，無非是多年身處其中，深有所感，不吐不快也。

與其“築牢防禦”西方議會制度的錯誤思想入侵，不如加強人大制的民主化和議政水平，切實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第3條），中國的人大制度將在世界上顯出它的優越性。

今年是“五四”90周年，五四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今天中央領導人大力提倡科學發展觀，但民主發展觀也應在大力提倡之列。

電郵﹕[email protected]

費斐本周一(5月11日)在報上發表紀念她父親的文字，我們才知道去年12月22日是費彝民先生的百歲冥壽。在內地流行為名人做百年冥壽的今天，居然毫無動靜。也許在內地認為費先生還不「級數」，但在香港，對這位為國家、為新聞事業作出貢獻的卓越人物，是不應忘記的。

費彝民先生是原《大公報》社長，也是第四屆至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早在解放初期，他已當過上海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中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廣東省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還是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全國記協副主席，是香港人士最早的參政人物，也是香港第一個全國人大常委。

費先生是一位在香港十分活躍的新聞界、政界人物。他精通英、法文，有過人的記憶力，待人和藹可親，在內地、海外以至國際上都有廣泛的人脈關係。在上世紀50至70年代，中國閉關自守，同時也受到西方大國封鎖的時候，費彝民的海外活動，為國家作出了貢獻。

周恩來總理的「專線」

當年筆者已經知道，費先生與周恩來總理有個「直線聯繫」。現在據網站披露的檔案資料，周總理單獨會見費先生有紀錄的達50多次，這在海外人士中，可謂絕無僅有。筆者有兩次隨同費先生受周總理接見時，費先生逐個介紹，直像周總理老朋友或其秘書長一樣。

其中有一件事當年已有傳聞，今天得以證實。1969年，中蘇交惡，並發生珍寶島武裝衝突事件。後來蘇方有意緩和局勢，乘蘇聯總理柯西金訪越回國，借意過境北京機場，在機場與周總理談判，但並無結果。此事引起國際注意，西方媒體廣泛報道，而蘇方有意散佈談判進展順利消息，以迷惑國際視聽。

周恩來總理為正視聽，決定由香港《大公報》在海外發出消息駁斥蘇方所謂「進展順利」。當日周總理急召費彝民赴京，面授電訊全文，翌日在《大公報》上披露。可見中央對費公(大家對他的尊稱)和《大公報》的重視。

兩次與鄧小平會見

筆者有兩次受鄧小平接見時，與費彝民同在。一次是1982年6月鄧小平會見港澳12位人大政協委員，另一次是1984年鄧小平接見全體「兩會」的港澳代表。

在這兩次會見中，由於費先生是全國人大常委，又是資深政治人，他都是坐在主人即鄧小平的旁邊。但他卻很少發表一些個人的意見，更不是滔滔不絕。除了一些場面上的客套話外，他只是代主人請大家踴躍發言。

1984年那一次，鄧小平大耿和黃華胡說八道，而且有意邀請港澳記者重返會場聽他人，成為當代新聞史上最轟動的一幕。

當時費彝民又是坐在主人家旁邊，只見他面部青一陣、白一陣，有點手足無措的樣子，因為對這突如其來的場面，同樣不知道其來龍去脈。

記憶力特強的海派人物

可惜費彝民先生壯年活躍政壇時期，中國正執行毛澤東左的路線，就是周總理也不能施展所長。費先生雖然長袖善舞，卻也十分慎重，只能跟中央的調子，在言論上從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據說他也曾向周總理提出一些很好的主意，有些事情筆者聽過以後又忘記了。到改革開放以後，費先生已是帶病之軀，直到1988年與世長辭。

費先生的3個兒女，都曾是筆者的學生。在全國人大第四至六屆活動中，又與他共事，所以較為稔熟。雖然活動圈子各有不同，但他的記憶力和活動能力為筆者留下深刻印象。費先生常常組織羽毛球活動，筆者與數位老師曾是其中成員。事隔多年，費先生見到筆者同事，都能準確叫出他們的名字。至於他的待人接物，有人認為頗為「海派」，其實如果待人以誠，海派也沒有什麼不好。

今天香港政壇愛國人物，像費公這樣的全才，實在是太少了。

中聯辦曹二寶部長撰文，指出香港的管治權，回歸後由兩支隊伍分管，除特區政府外，另一支便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把中央對香港管治具有的憲制權力，演繹為有另一支管治隊伍，的確是一大發明。

香港人害怕香港出現第二個權力中心，人所周知。反對派也經常據此來大做文章。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有憲制權力，這方面＜基本法＞有明文規定。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按基本法辦事，不能事事以妨礙“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加以反對。

　　但是中央對香港管治的憲制權力，是否能演繹為與特區政府的管治平行的另一支管治隊伍呢？而且還把“與香港特區聯系密切的內地有關省區市黨委、政府處理涉港事務的幹部”都拉進這個管治隊伍裏，這可是一個大問題，來不得半點輕率。

　　曹二寶引用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的報告中說﹕“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穏定是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重大課題”。但“重大課題”並不是曹所說的“重要轉變”，而是要根據胡接着說﹕“要嚴格按照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要堅持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懂得港澳政策的幹部是要培養的，但不是要形成在港的另一支管治隊伍。

　　曹二寶十分肯定，中央對香港行使憲制權力，“因此香港的管治力量就必然是兩支隊伍”，這是偷換概念。行使憲制權力是一回事，出現另一支管治隊伍又是另一回事，怎麼能混淆在一起呢。

中聯辦等不是管治隊伍

　　中央在香港駐有解放軍，是行使憲制權力，象徵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主權，但解放軍並没有成為香港的另一支管治隊伍的一部分。没有中央軍委的命令，人民解放軍不干預香內部事務。12年來，軍紀嚴明，有目共暏，並取得香港同胞的讚譽。

香港有外交部特派員公署，但它執行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涉及外交方面的管轄權，同樣不是管治香港的另一支隊伍。

至於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它統籌中央與香港特區政府的一切聯絡工作。既標明“聯絡”，就是一個溝通的機構，就不是一個騎在特區政府之上的策機構，更不是另一支管治隊伍的總管。

按＜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政府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12條）。＜基本法＞第22條更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由此可見，特區政府及其行政長官，只向中央負責，向國務院匯報工作及請示有關問題，並不需要事事通過中聯辦，因而不存在另一支由中聯辦統轄的管治隊伍，更不可能由內地涉港單位或駐港單位的幹部來參加管治工作。

中央害怕“政出多門”，有嚴格要求

正是害怕“政出多門”，中央在回歸之日，就三令五申，不許中央所屬的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隨便干預或越權處理涉港事務。當年有些官員埋怨回歸以後申請赴港或辦理某些業務比回歸前還要困難。

中央的嚴格要求，也“禍延”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們原本都是港人，是香港的永久居民，他們應該有對港事批評發言的權利。但因他們掛上“兩會”成員的招牌，為免招致物議，有關方面勸喻他們慎言，至於在港設立辦事處之議，多年來也未成事。

中央的十分慎重的態度，就是為了不出漏子，至今如此。即便回歸已經12年，絶大部分港人都肯定“港人治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成效，國際觀感也是如此。至於少數反對派藉某些小事橫加指摘，那只是幾隻蒼蠅嗡嗡叫，幾聲抽泣而已。

中央没有什麼“重要轉變”

直至今天，我們看不出中央有什麼“重要轉變”，當然更没有忽然冒出一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幹部”的“重要管治力量”來。

既然没有這個重要轉變的存在，即使提出這個兩支平行的管治隊伍的理論也是十分有害的。這既授反對派以把柄，更無助強化中央對香港原已具有的憲制權力。曹部長的原意是要教育港人千萬不要忘記中央對香港具有管轄權和除外交國防之外的若干憲制權力，用意甚善，但可能幫了倒忙。憲制權力是＜基本法＞白紙黑字規定的，否定不了。過去若干次“釋法”雖然引起小風波，但無人敢說出“釋法”違反＜基本法＞。12年來，中央人民政府嚴格遵守＜基本法＞，有目共睹。如果今天提出香港有“兩支管治隊伍”，只有引起更多的争議。這與月前中聯辦官員提出特區政府與中聯辦有“十點協議”，後來又加以否認一樣，並無助於加強＜基本法＞的宣傳教育。

電郵﹕[email protecte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在南京舉行的海峽兩岸的陳江會，陳雲林在歡迎江丙坤到來時，一方面與他熱烈擁抱，另一方面在致歡迎詞時郤面無笑容態度嚴肅。是什麼原因他在一時之間出現兩種表情？筆者的猜測是，“熱烈擁抱”是表示對江丙坤這位老朋友的歡迎，“面無笑容”是對馬英九政權在兩岸關係上的冷處理表示不滿。

自從馬英九上台，北京方面在兩岸關係上，言論和行動都對國民黨政權有許多支持。就是最近，北京同意世界衛生組織邀請台灣以“中華台北”觀察員的身份，參與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這一讓台灣在參與國際活動中的突破，是北京對台灣又送出的一個大禮。難怪台灣衛生署長和馬英九都欣喜若狂，署長頻頻把邀請函顯示在傳媒面前。

北京一再釋出善意

北京一再表達善意，而且在經濟上多方面滿足台灣要求。但是馬英九又如何呢。他以為大陸方面有求於他，接受這些好處，心安理得，並没有投桃報李的意思。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壞兩岸和解的氣氛。

請看他的表現﹕

第一，他一上任，就任命曾任李登輝秘書、台聯黨立委的賴幸媛擔任主管兩岸關係的“陸委會主委”，目的是安撫民進黨、李登輝集團，並用賴幸媛來“隔熱”，防止兩岸關係過分密切，引起綠營的不滿。

第二，大陸海協會張銘清訪台被推打，電視上全播放了，這既傷害了兩岸交往的氣氛，也揭露了台灣暴力政治的醜態。馬英九郤採取淡化處理，沒有砲轟綠營，也没有認真追究，竟使打人的台南市議員王定宇一時成為綠營英雄。

第三，張銘清被打事件，已是一個訊號，馬英九陣營應該對陳雲林接着訪台有所準備。結果是陳雲林訪台，安全措施欠缺，使陳被困在酒店而發生晶華酒店暴力事件。整個訪問和會見過程，馬英九只着意在爭取陳叫他一聲“總統”，明知没有可能，他郤使會見終於陷入十分“肉酸”的局面。

第四，旅遊是台灣的重要產業，大陸有意開放台灣遊，目的既在幫助繁榮台灣經濟，也在促進兩岸人民交往。新春伊始，大陸到台灣觀光十分紅火，但台灣對迎接大陸的配套完全没有做好﹐馬英九更没有着意為之。以至除了出現多宗大陸遊客意外死亡個案外，還出現簽證没有辦好使遊客原機遣返、旅遊巴士不足把遊客關在酒店中的怪事。

馬英九連續搖擺不定

馬英九不僅在兩岸關係發展中搖擺不定，而且他的內心一直害怕民進黨指責他“親共”。因而，百般遷就綠營的各種訴求，甚且引起藍營的不滿也在所不惜。難怪有人認為他正在繼續搞“一邊一國”，甚或可說是“B型台獨”。

馬英九的玩火，既不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也可能導致國民黨內部分裂。關於馬要兼任國民黨主席一事，已經引起不少紛爭，連戰和宋楚瑜正皺着眉頭看馬英九的動作。

筆者的世侄鄧予立（原亨達集團主席）最近寫了一本書，叫〈馬英九必修的10堂課〉。他在評馬英九時，說他在人格特質上，“既没有李登輝的戰略眼光，也没有陳水扁的奸巧機詐﹔內没有連戰的寬厚大度，外没有宋楚瑜的能耐幹勁﹔他既不能善用吳伯雄的圓融手腕，又輕視王金平的豐沛人脉﹔文不能取蕭萬長的經濟長才，武不能容劉文雄、邱毅這種街頭悍戰”。說他“疏遠這些大老人才”，實在可惜。這些評點台灣風雲人物，指責馬英九没有用人之才，雖不中也不遠矣。

來屆選舉，國民黨未可樂觀

馬英九上台一年，許多人對他的期望幻滅，他的俊朗形象，耐看不過四年。當選民從迷戀他的清新形象，到看穿他只是個“銀樣蠟槍頭”的話，他還能連任嗎？

馬英九一心想做“全民總統”，一心想取得綠營的諒解以至支持，在做着連任八年的夢想。但別說八年，一年下來，政績如何，有目共睹。鄧予立說他膽和識都欠缺，筆者要加上一句，權和術也欠奉。既不懂掌權，也没有謀略式的權術。他只是沉醉在自己的清溫文，重視法治的品格上，而十分忽視自己致命的弱點。面對台灣在陳水扁八年治下的亂糟糟的政局，非有一位大智大勇的治世能人不可。而馬英九一年的表現，距離這個標準甚遠。還是鄧予立說得好﹕他“像個被官僚系統綁架的小媳婦，而不是帶動政府改變的領導者”。

馬英九的未來三年，未可樂觀，尋求連任，更是奢言。如果他不能改弦更轍，或者國民黨另選賢能，來屆選舉，政黨更替，必不可免。

電郵﹕[email protected]

北京“兩會”舉行前後，香港傳媒例有某些愛國人士趁開會之便，到北京打特區政府 “小報告”的新聞。其實，要打“小報告”，隨時隨地都可以，何必等待“兩會”？再說打“小報告”也非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專利”，香港有打“小報告”能量的大有其人，何限於人大政協成員？有時一封來自小人物的來信，也會引起中央大員的注意。君不見有些中小學生的去信也獲得國務院總理的回覆麼。再說中央領導人一向重視香港某些具公信力的報紙，在報上打的“小報告”，也許更有作用。

今年“兩會”期間，更多了一個中聯辦與特區政府“十點共識”的“羅生門”。事緣中聯辦副主任、政協委員黎桂康，他在北京政協會議中，談及“特區政府與中聯辦達成“十點協議”，其中包括港區政協委員如何在香港事務中扮演的角色及功能作出“協議”，而特區政府則有權向中央推薦港區政協委員等等。此條消息，由香港〈文匯報〉以顯著頭條消息刊出，益增加其可信性（見香港〈文匯報〉3月11日A10頭條）。於是香港輿論沸沸揚揚，民主黨張文光要“促請當局交出黎桂康當天的講稿以示清白”。大有追究黎桂康發言的意思（在人大、政協上的發言，不受法律追究。）

〈文匯報〉標題有誤

後來〈文匯報〉又改口，說“中聯辦港府無政協協議”（見該報3月16日），說只是有“溝通”而無“協議”，否定了過去的說法。特區政府發言人也否認有任何協議。看來，所謂“十點協議”，或可能是黎桂康的口誤，或可能是〈文匯報〉的筆誤。因為按常理來說，中聯辦無權與特區政府作出“十點協議”。中聯辦顧名思義是“聯絡”的角色，無一個可以和特區作出“協議”的功能。由此可見，當此敏感時刻，一個口誤或一個筆誤，都可能惹出軒然大波，各方面都要慎重為上。

人大政協在京受到重視

說到在港的人代表和政協委員，他們在內地有參政議政的權利和義務，並且由於他們屬於港澳特區的“一國兩制”中另一制的範疇，他們的意見稍為較內地代表委員受到較大的重視。加上北京方面認為，他們身處港澳，具有內地人士稍為欠缺的“國際視野”，所以他們的意見特別值得參考。

話雖這麼說，但個別港澳代表委員並没有認識到他們的時代責任，缺席“兩會”的缺席率為全國之冠，這一點已為傳媒曝光公諸於眾。也有的人與會並無充分準備，也甚少建言，辜負了公眾的期望。

如果說在港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動輒触犯“一國兩制”，干預不應干預的特區事務，那倒未曾不是一件“好事”。這說明他們非常積極，往往打出了“擦邊球”。但多年來，特別是回歸十一年來，並未有此現象。頂多是他們對港事有所建言，也僅限於口頭言論。何況他們是以港人身份發言，並無不妥。而且他們之中許多人都兼有香港公職身份，更有發言權利。

更多參與，並不奇怪

至於說他們應在香港社會政治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更是大大的好事。有的人不是說他們只是一年一度參加“兩會”，其他方面的表現很少麼。為什麼他們一發揮積極作用，就要多所指摘呢。這種雙重標準，就是要在港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做又不是，不做又不是，進退兩難而已。

自從香港開始獨立選舉人大代表並自成代表團以來，自從中央強化香港全國政協委員的角色以來，的確是非不斷。這是有人有意要扼殺代表，委員們的作用所致。但是，正如中聯辦李剛副主任所說，人大政協是香港的一份子，參與香港事務是理所當然和義不容辭。没有必要把人大政協更多參與香港事務，視為一件很奇怪的事。

電郵﹕[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