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連日對我進行人身攻擊，封我為“土共大砲”，這已近於涉及“誹謗”。它還硬要派我另一個“勾起港人對地產霸權的厭惡”的罪名，把我推進地產商的對立面，不知有何居心﹗

對我個人攻擊事小，連帶把有35萬會員的工聯會和3萬多會員的教聯會都加以攻擊，稱為“土共總動員”。《信報》準備與全港愛國力量為敵，向工聯會和教聯會這兩個愛國社團開火，實在愚不可及﹗

《信報》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據說因為我和工聯、教聯都支持梁振英，因此需得“砲打司令部”，這恰恰為唐英年幫了倒忙﹗

在特首競逐的過程中，我從没有偏幫任何競逐者。就是偏幫誰，也是人微言輕，不成氣候。我只是在這場競逐戰中，寫寫文章，分析形勢，讀者可以覆按。日前我還在本報發表文章（11月23日），表示“我在特首選舉輿論中保持中立”，並說唐、梁等都是朋友。事實上我並無喜惡，更没有利害關係。硬要把我列入反唐陣營，這是挑撥離間﹗

《信報》何必如此氣急敗壞？如果說香港的重要愛國社團，都已明顯支持梁振英，按照你們的“奉命哲學”的邏輯，那不是說中央也已經拍板挺梁了嗎？那你們氣急敗壞又有甚麼用﹗你們還要背後的大老闆去扭轉乾坤嗎？

一張有公信力的報紙，並不是靠謾罵成功的。很好惜，過去《信報》的公信力不錯，所以我才看它，接受它的記者的訪問。一張大報，淪為小報型格，出口傷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指名道姓攻擊個人，語不驚人死不休。這種自貶報格的行為，將來必定自食其果。

如果一張大報淪為反共報紙，一張大報要與工聯會和教聯會為敵，與近40萬會員的社團為敵，對你們有什麼好處？

我不知道你們的言論是個別編輯的自把自為，還是大老闆在背後發功。如果是後者，更可謂愚不可及﹗

溫家寶總理十九日在印尼巴厘島的第六屆亞峰會上，就熙熙攘攘的南海領海爭端上，說了一句“來而不往非禮也”，此話可圈可點。

美國對於中國的堀起，心有不甘。近年來通過政治、經濟方面製造話題，並指使其在亞洲的小嘍囉上竄下跳，以牽制中國。南海諸島的爭端，由此而起。

本來中國的立場明確。開始是鄧小平提倡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近年是指應由直接主權國談判解決爭議。這本來是一個和平的、實事求是的立場。只是由於美國有意插手，更唆使馬仔日本直接參與，由菲律賓、越南等國發難，把水搞渾，造成當前的緊張局勢。

對於菲、越等國的挑釁，中國有所忍讓，國人多所不解。我曾在本報十月二十日發表評論﹕《小嘍囉上竄下跳，求睦鄰忍辱負重》，加以分析。但仍有不少人，未能理解而責備當局軟弱無能。

當然，外交部門的交涉，應硬軟兩手並用，在輿論與行動的配合上，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一個總的政策，運用存於一心，這就要考驗外交部門的領導水平了。想當年，中國並未堀起，經濟基礎薄弱，國際形勢對我不利。但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領導下的外交活動，仍然得心應手。我們所提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深得亞洲以及第三世界各國民心。在西方列強的孤立底下，仍能保持國家尊嚴，並能突破美國為首的霸權主義圍剿。在極左的“文革”尚未結束之時，美國、日本等西方大國，先後前來要求建交，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外交戰線上的重大勝利，是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在外交斡旋中的卓越貢獻。

中國強大，今非昔比

今非昔比。今天我們已經躍居世界經濟強國的第二位，我們無論在核武器以及太空技術上都已能和最先進的大國並駕齊驅。強盛的國力是一個國家外交活動的後盾。這裏，就要看看外交部門領導人的策略水平和應付折俎的本領了。

溫總理說，“我本來不想說這個問題，但一些國家領導人點到中國，來而不往非禮也，我願重申一下中方的立場”。看似是回應各方面對南海爭端的議論，但“來而不往非禮也”這一句話，卻也不袛是言論的來與往，而是暗示﹕如果某些大國或者近鄰的小嘍囉，動作頻頻的“來”，那也就不要怪中國準備相應的“往”了。有來有往，就是警告無論不懷好意的大小國家，不要以為中國可欺，不要以為袛許你們挑釁，而不相信中國有所還擊。“來而不往非禮也”。你們有什麼招數，中國都能應付，“勿謂言之不預也”。

溫總強調，“南海爭論應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談判解決”。這就警告，非南海周邊國家，不應該插手南海主權問題。這話就是說，美國和日本不應插手，更不要藉口什麼南海航海安全問題加以干預。他說，“東亞和東南亞各國經濟的發展，從一側面印證了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安全没有因為南海爭議受到任何影響”。而“各國根據國際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得到了充分保障”也是客觀事實，美國和日本有什麼理由要在南海問題上插上一手？

中方的立場是，不應在第六屆峰會上談論南海爭諯問題，原因是這樣做，便把南海主權爭端國際化。胡錦濤主席在早前的國際會議上持這個立場，溫家寶總理在這一次東亞峰會上更是闡明這個立場。溫總理這一次重申中國的立場，是既回答了，更證明了不要以為中國的忍讓是示弱，有關國家如果恃有大國撐腰、欺人太甚，中國一定有適當的反擊，“來而不往非禮也”。

溫總的話“不太客氣”

美國自從國內經濟危機發生以來，經常以對外製造局部緊張來轉移國內視線。過去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有歐美帝國主義經濟危機的背景。但現在要打大戰，要打中國，美國没有這個能力。打伊拉克，打阿富汗已經令美國焦頭爛額，所以打利比亞時，美國便唆使法意等國作爛頭蟀。今天說要打伊朗，可能又是要以色列去衝鋒。美國插手南海問題爭議，也就是讓不知好歹的菲律賓打前站。當然大戰是打不起來的，但擦槍走火卻極有可能。菲越這些國家，能擔當起發動戰爭的風險嗎？溫家寶總理這一次是向美國作出一個婉轉的警告。中國的古話含義深長，不論美國領導人聽得懂還是聽不懂，但已經有人演繹成溫總的講話“不太客氣”。

有學者評論說，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已從口號變成行動，估計中美關係將有重大變化。美國從來都没有撤出亞洲，它在太平洋和日本、韓國都有軍事基地，最近又要在澳洲派駐軍隊，這些國家都在中國近鄰，根本不存在“重返”的問題。但它最近的行動，圍堵制衡中國的目的太明顯了，這對中美關係的確有消極影響。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多尼隆在溫家寶與奧巴馬會唔後表示，美方已向中國表達會在亞太地區“採取更積極角色”的戰略，美國在南海“有很大的利益”。那麼，你們置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於何地？美國人，你們聽懂了没有？“來而不往非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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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關於下一屆行政長官的競逐新聞越炒越熱。我這個局外人因為寫寫小文章也被捲入其中。其實我無權無勢，連選委的資格都没有，對於當前的選舉工程有什麼影響力？

本報馬家輝罵我誤導范徐麗泰入局。范太是有頭有臉有政治智慧的人物，她怎會因我的一篇遊戲文字而“備選”呢？半年前，鑑於傳媒的民調說范、唐、梁三位“備選”人物中，范太的民望遙遙領先，在與友儕談論之中，忽發奇想，寫了“鐵三角”的游戲文章。凡能讀懂中文的人士，都知道這是“怪論”，決不能成事，讀者可以覆按（見本版5月11日）。馬氏竟能演繹成受“北京的閉門聊天裏給過什麼明示或暗示”，才會撰成此文﹗他還以他一貫的反共思維，罵遍全港“左派”，說他們“最欠缺的永遠就是膽量”。就是說我如果没有上頭示意，決不敢提出此建議。

本月18日，我參加一個祝賀宴會，記者們群集門外，要求我回答當前特首選情，我被廹應命。講的不外是坊間議論的常識以內的意見。翌日幾家報章大字標題﹕本報標題是“吳康民﹕梁振英或未能入閘”；《信報》的標題是“吳康民﹕大老闆主宰特首選情”。這些報道都未盡表達我的原意。

當日記者們群相爭問北京是否會在兩位熱門的備選人中，勸退其中一人。我說，目前的局面，勸退一人太着迹，顯然不大可能。如果要令一人知難而退，只要施加影響力，令其人未能取得足够150席選委的提名，當然成為只有一位建制派人物參選了。這個可能，就在說是熱門的兩位都有可能。但有記者問是不是梁振英有可能取不到150席選委提名，我當然答稱有這個可能。如果他們提問唐英年會不會拿不到入場券，我也同樣答會有這個可能。

至於說香港的大財團會影響選舉結果，我說的是“影響”，而不是“決定”，也不是“主宰”。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大財團的影響力極大。你能說美國的總統選舉，背後没有大財團的影響力嗎？難道香港的政局，是工人階級的影響力最大的嗎，特首選舉是工農基層“主宰”的嗎？此事還有勞《大公報》“井水集”加以解釋，指出“操控選委會不可能”。

《信報》的余錦賢說我“亂吹一通，不但幫不了忙，更為阿爺添煩添亂”，真不知從何說起﹗

我絶不為選舉添煩添亂。到今天為止，我在特首選舉輿論中保持中立。我從没有說過支持某人，因為我没有利害關係。唐英年、梁振英、范徐麗泰都是我的朋友，他們和我都有過接觸，但我並没有偏幫誰。他們每有一些負面消息，我也並没有添加柴火。我相信他們會是君子之爭，我更希望這一場競逐將在友好平和的氣氛下取得結果。

余錦賢說“吳校長之言，只能作娛樂材料”。既然如此，請各位傳媒好友，要找娛樂材料，應多去找一些聲名顯赫的男女明星或歌星。

馬家輝說我有“附權慣性”，請提出證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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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個獨裁者死得没有尊嚴。看互聯網傳來的照片，利比亞獨裁者卡達菲，匿藏在水渠中被拖出後槍殺，與他多年狂妄的形象相對比，死得多麼没有尊嚴﹗

上一次，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藏在地窖，被人告密拖出，後被美軍捕獲。受刑之前被檢查牙齒，搔弄頭髮來羞辱他，結果逃不了處死的命運。

當年我曾寫了一篇短文，題目是《薩達姆應該自裁》。那時候，薩達姆還可以出走，應該有阿拉伯國家會收留他。他在首都失陷後匿藏了九個月，被美國人形容像一隻老鼠。既然被人發現躲無可躲，便應該自我了斷。一代梟雄，死得毫無尊嚴，真是令薩達姆家族蒙羞﹗

現在卡達菲步其後塵，又是死得全無尊嚴。證明這類獨裁者，都是色厲內荏，臨危關頭，膽小如鼠。

回憶這些獨裁者的前輩，德國法西斯頭目希特拉，在戰敗時，蘇聯攻入柏林之前，都懂得在地下室吞槍自殺。

希特勒在他死亡的最後一天，還發出一道致柏林城防司令砲兵部隊威德林將軍的命令，嚴禁投降，決不投降。

與希特勒同時期的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便比他窩囊得多，最後被意大利人民處死並暴屍示眾。

這些獨裁者的下場絶對不值得同情。但卡達菲和薩達姆也許都犯同樣的一個相信自己的衛隊的錯誤。他們也許没有弄通樹倒猢猻散的道理，也許没有知道金錢可以養育親信衛隊、但也可以被敵人收買的道理。薩達姆失敗之前，據說“共和國衛隊”的高層都給美元收買了，所以他才會一敗塗地。卡達菲的親信衛隊有多少會反戈一擊，投向反對派的陣營，我們一時還弄不清楚。但利比亞內戰八個月，有不少高層人物相繼叛離卡達菲，卻是新聞報道中的事實。

利比亞局勢未可樂觀

這些獨裁者的特點，都是歛財全益了自己的親屬，因而他的家族積累了巨大財富，據說高達一萬多億港元。這種窮征暴歛，當然引起民憤。只因利比亞有了油錢，還可以使人民維持基本的生活。但獨裁者總是没有好下場的，德國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羅馬尼亞的齊奧薩斯庫、菲律濱的馬可斯、印尼的蘇哈托、伊拉克的薩達姆，都是如此。

今後利比亞的局勢是否會趨向穏定，我們不感樂觀。一方面是西方列強、美、英、法、意等，都會在該國爭奪油田利益。另一方面，阿拉伯國家的種姓和民族派系的鬥爭，不可能就此平息。證之已發生所謂苿莉花革命的阿拉伯諸國，如埃及，局面未見穏定。後卡達菲的利比亞，前程未可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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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去世已經35年。今年又是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的涉及評毛澤東功過的“決議”發表30周年，因而內地評毛和頌毛的爭論又起。雖然並不如有的人說會影響中共十八大的人事部署，但所謂毛派的興波作浪，說明人心並不穏定。社會上維穏的‘工程“已十分艱巨，思想上維穏更不容易。政治改革的呼聲和極左勢力的回潮總是此伏彼起。其實要評價毛澤東的功過並不因難。1981年中共中央的“決議”，由於當年剛剛打倒“四人幫”不久，揭露毛的錯誤頗有阻力。對毛的評價只能說他的功績遠大於他的過失。但鄧小平在內部講話中仍指出，受到形勢的局限，“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而另一位中共元老陳雲又曾說過﹕“毛澤東一生，開國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既然又有過又有罪，加起來總不能說是功大於過吧。

個人有才 治國無方

以個人魅力來說，毛澤東是一位有辯證頭腦的思想家哲學家，在軍事上是一位卓越的戰略家，在政治上是一位“偉大”的權術家，在文化上是一位有才華的詩人和寫論文的高手。

但說到治國方面，他卻是十分外行了。憑主觀辦事，好大喜功，經常違反他自己說過的實事求是、重視調查研究、走羣眾路線，一意孤行，一言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三面紅旗”和盲目的“大躍進”，造成餓死三四千萬人的慘劇。到了局面稍為穏定，害怕周圍其他同志揭他的老底，清算他的錯誤，不惜羅織罪名，清除與他一同打江山的“親密戰友”，並打擊一大片大小幹部。信任兩個奸佞的林彪集團和“四人幫”，掀起的確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數千萬的生靈塗炭。

這兩場慘劇，即大躍進和文革，死難者六七千萬，歷史空前，能說他“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嗎？

這是明擺着的事實，要分析評價實在不難。但許多人在毛澤東時代是既得利益者，許多人又是毛澤東時代當權者的後代，許多人今天仍是“毛澤東模式”的執行者。要他們認真、徹底地批判毛澤東，當然有很大阻力。他們叫嚷徹底批判毛澤東便是抺黑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偉大，過份否定毛澤東不利於當前的“維穏”事業等等，於是評價毛澤東成為當前的一大禁區。

幹部對毛澤東思想所知甚少

但是，共產黨人不是常常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嗎？歷史過去了三十五年，國家也已經走出毛澤東時代極左的陰影，趨向強大和發展，為什麼在歷史問題和理論問題上又是哪麼膽怯呢。

我們在歷史問題上為什麼往往趦趄不前呢？如果通過百家爭鳴，準確的評價毛澤東，還毛澤東的真面目，不僅可以防止重蹈毛錯誤的覆轍，更可以讓後代正確地認識毛澤東。對毛的優點和遺產，更準確地加以繼承和發揚。

現在許多幹部，特別是中青幹部，很少認真閱讀過毛選四卷。對毛澤東早年的光輝著作，一無所知。遑論學習和吸收他的若干精闢的見解，並加消化運用。他們只會跟着人們高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如果問他，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什麼，他一定滿臉漠然。

正確評價毛澤東，應該是宣揚毛澤東正確一面的好辦法。現在有的人諱忌疾醫，實在愚蠢。鄧小平曾說過，毛澤東“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但誰也没有這麼做。

懷念毛澤東是對現實不滿

現在內地不少人懷念毛澤東，是對現實的不滿。這些人没有經歷過大躍進和文革的災害，没有見過遍地餓殍和血淋淋的場面。卻認為毛澤東時代没有這麼多的貪污腐化的現象，没有這麼多官商勾結鎮壓平民的事例，没有這麼多造假坑人的惡劣行為。於是興起懷舊情緒，這是事出有源的。他們也並不是極左分子，也並不是希望再來個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類人是多數。但容易受一些別有用心的“極左毛派”的煽動，成為這些意圖翻天，推翻改革開放良好局面的盲從者。所以，正確評價毛澤東，分清是非，有利於打擊這些所謂“毛派”的野心家，使國家沿着正確的道路前進。

毛澤東的功過，其實已經很清楚，老百姓人人心中都有一把秤，經歷過共和國歷史的老人，更在心中有了結論。相反，如果不予正確評論，毛澤東的一些寶貴遺產，例如戰略思想，哲學理論，兩手策略等等有益的東西，反而得不到發揚光大。

相反，毛澤東的吏道，如獨斷獨行、偏聽偏信、不相信科學判斷，不重視調查研究，高高在上，脫離群眾……，這種種官僚作風，在大中小幹部中普遍存在，現在官場中的大小“毛澤東”還少嗎？

應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還是鄧小平說得對，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好的制度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他坦率地說，毛澤東也是受到“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

重溫鄧小平的話，更覺得正確評價毛澤東，只有好處，没有壞處。如果能開放輿論，循序向前，我們相信，正確評價毛澤東，有益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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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廣東佛山市發生一宗兩歲女童遭汽車撞倒輾過，司機不顧而去，途人視而不見的事件。期間十八名途人路過，都没有施加援手，最後只有一位貧窮的拾荒老婦相救，報警送院，但時間延誤，終告不治。

事件引起網民熱議，輿論慨嘆，紛紛指責﹕“人性淪喪，何至於此﹗”

無獨有偶，日前又有一名東莞男子被人持槍劫持到車上打劫，他反抗時露出下半身在車外掙扎。但路過的司機卻無人報警，最後被匪徒刺了十多刀，並抛出車外。他向來往車輛客貨車求助，没有一輛車停下。後才借到一輛正在停車換車胎的司機手機報警。

這種車禍無人施救，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據說有不少救人反遭敲詐的事例。二零零六年，南京男子彭宇好心扶起一位被車撞傷的老婦，也許老婦人一時糊塗，或者是受人唆擺，竟把他告上法庭，指他便是撞傷她的男子，索賭十三萬元。今年八月，江蘇南通一名好心司機，停車扶起跌倒路旁老婦，反被敲詐。

因此，內地輿論，曾有“老人跌倒，該不該攙扶？”的專題討論。就連衛生部也從專業角度發布文件，說老人跌倒，要視乎情況，不要馬上扶起。

也有人說，內地實行的法例，撞死人的賠償比撞傷人的賠償要少得多。因為汽車撞死人只是一次性賠償，而撞傷的卻要養傷者一世。

但人性泯滅則是事例不少。年前游三峽，途經荊州，知道當地正在為三位救少年被溺斃的大學生開追悼會。當地有兩個少年游泳被溺，在場的幾艘漁船見死不救，據說他們是專門代人“撈屍”。有人溺斃，他們才能賺錢，每撈一具，要價三四萬元。結果是三名不諳水性的大學生下水救人，人是救起了，但三名大好青年卻因而身殉。

外游國人應是修身立品

我曾周游世界各國，總覺得我國司機駕駛文明最差，所以車禍的數字也是世界第一。本人曾駕車四十餘年，在加拿大、新西蘭、英國都曾駕駛過汽車，但就是不敢在中國大陸駕車。原因是內地不守規則的駕車文化太驚人。如越過雙線扒頭，不打燈號突然超前，不淮左轉而突然左轉，在高速公路大貨車經常佔用快車道等等，令人驚心動魄。

年前在深圳有貨車輾斃一名小童，司機揚長而去。這一次在佛山，又是把一名兩歲女童輾至重傷。由於是天真無邪的兒童，所以引起全國注意。但由此一端，不僅可以窺見我國駕車文明的缺失，其他的社會文明的缺失，同樣值得重視。如愛護城市清潔，遵守乘搭公共客運工具的紀律，在公共場所不可喧嘩等等，我們的國人能完全做得到麼？

現在許多人富起來了，到國外境外旅行的多起來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是舉足輕重，同樣，中國人的形象也在國際上獲得重視。東方人中，中國人的影響力已遠超日本人。過去我們在外國旅行，常常被誤認為日本人。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隨一個旅行團到達埃及，在一個歡迎晚會上，歌星為我們演唱，他開頭便用英語說﹕“歡迎日本朋友”﹗我們大聲叫喊﹕“我們是中國人”﹗曾幾何時，現在到處都有歡迎中國人的標誌，到處都備有中文的說明書，這是中國強大的標誌。

但是，到了外國的中國人，應該都是中國的友好使者，應該都是國家的宣傳員，應該給人家一個健康、文明的形象，不應該只給人們看成只會買名牌貨的“大款”。

中央強調提高文明變質

中共中央剛開過一個討論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會議強調要“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人民思想道德素質”，並表示這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要求“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這很好，但需要有具體措施。正像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指出的，嚴重的官員腐敗，行業誠信不足，假冒偽劣横行，核心價值出現迷失等亂象，應該得到整頓。這才能凝聚全社會的力量，促進社會和諧與國家文明建設。

我們的文明缺失是長期不重視文明建設的結果。自從改革開放以後，逐漸形成“向錢看”的價值觀。有錢好辦事，没錢別進來。有錢駕凌文明標準之上，比古人所說的“有錢使得鬼推磨”還要厲害。於是官員貪污腐敗由此而生，有錢甚麼事都辦得成，無錢鳴寃叫屈無人理睬。為了錢，滅絶人性的事都幹得出來。有毒奶粉和食物假冒偽劣的東西可以橫行，致人們的生命健康安全於不顧。人性被湮没了，這才出現了見死不救的種種怪現象。

學校和社會的道德教育欠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並没有建立起來，以至出現了嚴重的道德淪亡現象。

官報《人民日報》提到“民族復興”的字眼，這說對了。國家的強大和經濟上的迅速發展，並不等於中華民族已經復興了。如果文明缺失，人性泯滅，道德淪亡，那就談不上民族復興。只有民族復興了，才能說，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了。

最後，作為一位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長者，作為一個早已升任祖父級的老人，對小悅悅的逝世去表示傷心和哀悼。希望真如網民們所說﹕“天堂上不會再有車來車去，不會再有人性的冷漠和麻木。”小悅悅，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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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一些主流媒體的負責人表示，中國的發展充滿動能和活力，但許多媒體也誇大了中國的負面訊息。路透集團的中國區主席史進德說，西方有些人對中國固有的慣性思維是導致出現偏頗的原因。

在香港也何曾不是如此。內地一有負面的消息，某些傳媒便會舖天蓋地的渲染，有許多正面的令人鼓舞的訊息，卻是“低調”處理。在學校裏，如果進行正面的介紹祖國成就的國情教育，就被謚為“洗腦”。是什麼時候形成這種“負面錯覺”被誇大的局面？為什麼正如俗話所說的﹕“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

記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一條武漢的長江大橋通車，“天塹變通途”，打破長江是天險的神話，港人都為之雀躍。現在長江已有十多條大橋，比長江大橋偉大的建設成就有的是，如太空科學的迅速發展。最近的太空站“天宮一號”的發射便是一例。

為什麼許多偉大建設没有打動人心，而負面訊息卻頗有市場呢。

中國的媒體運作太蹩腳

造成這些在海外和國際上報憂不報喜的原因，造成“負面錯覺”被誇大的原因，可能有下列幾點。

第一，中國的媒體運作太蹩腳，宣傳部門的條條框框太死，没有靈活地生動活潑地介紹中國的成就，影響正面消息的傳播。直至今天，內地報章電視台的僵化規則影響不變，更加影響宣傳效果。

例如中國媒體的“頭條新聞”是什麼？從官報到中央電視台，頭條新聞和頭版新聞便是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活動報道，數十年來都是如此。如果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活動是事關國家關鍵的大事或者涉及國際關係的，當然應該列為頭條。但大部分卻是領導人禮節性會見外賓的例行公事，而且要按照領導人的地位排列。有時第一至第三號人物没有現身，第四號人物去觀看一齣戲，也要成為頭條，這是何等可笑的事﹗一個領導人去看戲，值得注意嗎？影響涉及國內國際嗎？

正因為這些僵化的官方媒體，連內地的人也不看。為了趕上市場經濟浪潮，官報不得不辦了多份比較輕鬆活潑的“副報”，而它們的銷數遠大於正報。

官方媒體的不濟，正面報道失卻了公信力和影響力。

美國英國等國的輿論“圍堵”

第二，美國和某些西方國家，大量散布中國的負面消息和政治評論，特別在香港。

中國的堀起，美國對華的圍堵不遺餘力。除各項政治、經濟上的動作外，宣傳圍堵也是其重要一環。英國人利用統治過香港近百年的人脉優勢，在回歸後仍積極利用親英勢力，宣傳不信任中央政府，不信任“一國兩制”的執行，令人滋長懷舊情緒，甚至宣傳香港已變成中國的“殖民地”，比當英國人殖民地還要壞。

美國和西方還利用諾貝爾和平獎和達賴喇嘛的活動來進行反華宣傳。而對於他們的挑釁，我們的應對又頗為笨拙。如達賴在中國的反對聲和外交抗議中，一再出訪美國和其他國家。人家是舉重若輕，我們是進退失據。而國際社會上並不是一面倒地讉責挪威和達賴，這是不是我們對達賴的分裂主義的宣傳不足？而對挪威的制裁卻過分苛刻？

從維基解密看來，美國人在香港的政治活動，日趨積極，聯絡各方反華反共人士，利用各種媒體，滲透親中陣營，影響選舉活動。英國人由於百年統治所種下的根基，人脉甚廣，活動範圍更為廣泛深入。美英勢力同樣掌握輿論工具，並滲透大專院校，使對中國的負面消息能在知識分子中擴散。

樹立文化新風十分重要

第三，內地在個別的事件處理中表現差劣，予人以侵犯人權的印象。例如趙連海、艾未未等事件，使宣傳上處於劣勢。

這些事件已有太多評述，這裏不贅。事件原來政治性不強，當局卻把它政治化了，而且的確違反法制，但又不能自圖其說。在重視法治的港人來說，自然不能接受。

這種小事化大，即處理事件笨拙的事例，不僅令港人失望，而且影響了人們對內地正面事物的認受性。

第四，說西方人士對中國的慣性思維與偏見，又與我們的文化建設欠缺有

關。例如，近年中國人的富有，出外旅游的游客急劇增加，這些人本來應該成為宣傳中國正面形象的宣傳員。可惜由於內地學校道德教育的缺失，社會上文明行為的風氣並未形成，奢侈自私之風盛行，結果多見中國人只會搶購名牌，在公眾場合大聲喧嘩，不講衛生秩序等負面印象。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文化建設和文明教育又是多麼重要。

中國應該努力建立正面形象，這也不僅僅是宣傳部門的責任，而應該全面性地整頓社會風氣，改進學校教育，樹立文明新風。過去學雷鋒，五講四美，這些口號都是曇花一現，缺乏堅實的社會基礎。文明新風和經濟、政治的關係密不可分。只有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官員們改變高高在上的歪風，文明風氣自然會樹立起來，給人的“負面錯覺”才會解除。那時候，中國人才算是真正站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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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北京明年都要更換領導人。同樣，俄羅斯明年也要進行總統選舉。上屆總統強人普京，因已連任兩屆達12年，礙於憲法規定，總統祗能連任一次。因此在這一屆，他只能退任，讓梅德韋傑夫上台。但普京不甘心退出政壇，因而又擔任總理。究竟是與梅德韋傑夫分享權力，還是將他架空，恐怕兩者都有吧。

現在，新的選舉即將到來，據說普京有言在先，用梅德韋傑夫“過橋”之後，下一屆將捲土重來，再任總統12年。果然，最近消息傳來，梅氏將會讓路，普京代表執政黨參選總統，當選後再委任梅氏擔任總理。

因此原本的“師徒對決”的傳說，變成“師徒對調”的現實。

梅氏今年46歲，普京今年59歲，在大國政壇中，都算是年輕的。但梅氏更年輕普京13歲，在年齡上佔據優勢。

普京再次要走到前台

如果兩人對決，便是師徒對決。以普京在政壇和執政黨內的人脉淵源，可能略勝一籌。但梅氏作為新興力量，又力求政治改革，也會得到年輕選民和改革派的歡迎。師徒同室操戈，便是國際政壇中的一道奇景。但現在塵埃落定，要看好戲的人失望了。

其實普京何必走上師徒對決或師徒對調的一條路，如果他學中國人的“垂簾聽政”，不是更加圓滿？

垂簾聽政，在中國歷史悠久，至今猶存。不過，中國歷史上的“垂簾聽政”，指的是女人干政，所以才叫“垂簾”。

中國“垂簾聽政”，始於西漢的呂后。因為女人在操縱子皇帝的背後，不便出面，於是便要垂上道薄薄的簾子，因而叫“垂簾聽政”。呂太后曾兩代“垂簾”，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垂簾的先河。

幕後操縱的神妙

現代“垂簾”的便不全是女的了。封建朝代最後一位“垂簾”的慈禧太后之後，“垂簾”便已絶種。“四人幫”的江青，希望在毛澤東死後當“女王”，或者不當女王而“垂簾”。當年的“儲君”華國鋒正是看到江青準備“垂簾”的威脅，才決心聯同葉劍英等合力逮捕“四人幫”。

但改革開放以後是不是已經消滅了“垂簾聽政”了呢。這段歷史現在還不便公開討論，但有若干公開出版的書籍已經透露了不少內幕。這些書包括＜改革開放時期的政治鬥爭＞（修訂版，楊繼繩著‧天地圖書）、＜改革歷程＞（趙紫陽著‧新世紀）、＜十二個春秋＞（鄧力羣著‧大風出版）等等。

而“八老治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也風傳一時。

江澤民任滿退下，仍留任軍委主席半屆。

這種種政治現實，已為“垂簾聽政”作了注腳。

歷史的垂簾聽政只得罵名

外國人没有中國這麼深厚的文化底蘊，當然也不太懂這種幕後操控的神妙，因此才出現這個“師徒對調”的局面。

但是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垂簾聽政者，後世的評價都是被認為是異端和邪道，所得的更多是罵名和嘲諷。班固‧＜漢書＞﹕“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呂后更被評為“危國亂政”。＜魏書＞評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業。靈后淫恣，卒亡天下”。靈后即北魏胡太后，與高皇后鬥智鬥力中取勝，而且兩起兩落，在被囚禁北宮之後，東山復起，再次臨朝聽政。

還有第二種的文攻武鬥

不過，垂簾聽政又畢竟帶有濃厚的封建主義味道。現代中國政治中，還有第二種辦法去掉自己不愜意的徒弟，那就是“文攻武鬥”。

毛澤東培養劉少奇為接班人，劉當然是毛的徒弟了，他發明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本來忠心耿耿，但因為他不同意毛的急進政策，認為不應急於跨過“新民主主義”的階段，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於是為毛所不喜，發動文化大革命，由紅衛兵對劉少奇進行“噴氣式（即把雙手扭至背後，迫使低頭）的武鬥，最後慘死河南開封。

毛澤東又再另立徒弟林彪。林彪比劉更激，認為毛是最最最偉大的領袖，他的學說已達馬列主義的頂峯。提倡讀紅書叫萬歲，頌毛已達無所不用其極。可惜功高震主，遭毛猜忌，終於被迫出逃，折戟沉沙。

以上說的是“武”的，也另有文的。鄧小平提拔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主席，後因胡口直心快，被老人們認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於是開個非正規的黨內“生活會”，把他撤掉。趙紫陽同樣落得如胡一樣的下場。

民主有序，較合常理

武鬥太帶血腥氣，並不可取，只有在中東阿拉伯地區等地的政變才有更多武鬥的味道。領導人的更替應該民主有序，用選舉的方式來進行更替。

本來大家想看“師徒對決”，的一場好戲，不料卻以“師徒對調”收場，太煞風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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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出席北京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當然是一大新聞。這個消息一掃他重病甚至已經逝世的傳言。但他缺席今年“七一”中共建黨90周年紀念大會，顯然是健康欠佳。否則以他的作風，這類重要紀念大會，一定不會缺席。因為他的健在與否，仍然對中國政局發生重大影響。

當然，他擔任中共中央和中國最高領導地位，長達13年。所培植的江系勢力，根深蒂固。在朝在野的仍有多人。但他如逝世，其效應仍不應低估。現在既仍健在，影響更大。當前大家都在探討明年中共十八大的人事部署，特別是誰能進入最高權力機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班子。近來消息紛傳，名單滿天飛。毛澤東生前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又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真是至理名言，今天完全適用。

“太子黨”與“團派”區分不科學

江澤民代表什麼呢，有的人硬要作兩分論，說江代表太子黨，胡錦濤代表團派，這是不準確的。共青團出身的有許多是“太子黨”，“太子黨”更不是鐵板一塊。有的被認為是開明的，有的被認為是保守的；有被認為是“左”，有被認為是右。出身於老革命、高級幹部的現任高中級幹部多的是，怎麼能把他們全歸為太子黨一派？

共青團因為是年青人參加政治活動的進身之階，共青團組織布滿全國，參加過共青團的起碼有幾千萬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太子黨”。這樣龎大的隊伍，難道都是團派？

所以，這種派系的區分，是不科學的。派系是有的，但不應該以太子黨和團派來區分。

有的人又說，“太子黨”中，老父受壓的“太子”，比較開明；先輩一帆風順的，便比較保守。這也是不準確的。下一代與前輩的經歷不一樣，受教育的情況也不一樣，各有各的人生道路。當然家庭的遭遇有一定的影響，但以此劃線，也並不科學。說胡德平的父親胡耀邦是受壓的，因此他的思維趨向開明，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毛澤東時代也是受壓的，為什麼又要歸入保守的江派？

江澤民的健在是一個象徵

不必諱言，中國是一個人治的社會。政治上的人事升遷，甚或到內地做生意，人脉關係十分重要。有領導賞識，升遷之路平坦。許多擔任過高級領導人秘書的，後來都官運亨通。因為當秘書的，都比較年輕，長期跟隨首長，當然為其熟識。現在台上不少高級幹部，都曾當過老一輩領導人的秘書。

江澤民在位的時候，與他共事的“親密戰友”，都掌握過很大權力，他們仍然健在，顯然也仍有相當的影響力。比如前中國國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長期掌握中央人事大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羅幹，長期掌握公檢法大權，他們今天的影響力能低估嗎？

上一代影響下一代，是中國政治的傳統，不獨江澤民為然。但是江澤民的健在，是一個象徵，證明了上一代強大的影響力尚存。

江的現身強化了他的影響力

但中國政壇也建立了一個有利於世代更替的傳統 ，便是以年齡劃線。即年齡達到一個界線，便要退下，避免了有人戀棧，形成終身制。這是鄧小平時代倡議的，至今延續十幾年，無人敢破壞這個不成文的制度。

據傳，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的中共中央常委這一個團隊，是“七上八下”。即達68歲要退，67歲可留。以此劃線，十七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可以留任，遺缺高達七位。因此爭奪上位的競爭不可謂不劇烈，坊間傳說紛紜。

今天江澤民健在，他的意見肯定有一定影響力。所以大家對江澤民的出場，便強化了他對十八大最高領導層組成的影響力的估量。這才是他的現身的政治意義。

至於有人說他的現身，會影響香港特首競逐的結果，這是以“香港的心度中央之腹”。中央領導層的更迭，是黨和國家的大事，香港呢，只是小菜一碟，無足掛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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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形象工程成為當前中國官場一大特色。

什麼是形象工程？就是在“建設”上搞一些人人都看得到的東西，最主要的是要在其所主管的城市、地區，有着看得見摸得着的建築。小至搞一個所謂城徽，大至建一座摩天大樓，讓一些人或者上級領導到巡時，驚嘆於該地的“藝術性”標誌或者高聳入雲的大廈。一地有創舉，於是爭相仿傚。

現在有一些鄉鎮政府的辦公大樓，已遠超過美國的白宮，英國的唐寧街十號更瞠於其後。大家不妨到鄰近的珠江三角洲的鄉鎮一看，隨處都可見美輪美奐的辦公大樓。別說鄉鎮政府，就是一個交通大隊，一個派出所，也都有三四層的豪宅。

多年前，當我仍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時候，曾往廣東西江某市視察。見該市的辦公大樓高十多層，而且佔地甚廣，大樓前一片綠地，直可媲美白宮的草坪。我曾在座談會上婉轉提出批評，該市市委書記某博士當即反駁，說該大花園是與民共樂云云。

辦公樓愈建愈豪華

猶憶一九五九年，即五十二年前，我隨一個訪問團訪問四川成都，參觀一家量具刃具廠。該廠正在擴大生產，因車間不足，廠方決定挪出辦公室改為車間，廠長等人員在廠前搭建一個簡陋的茅棚辦公。這種艱苦樸素作風，當年令我十分感動。

前月我率團再訪成都，在市委招待會上談及此事，並問，今天成都還能保持這種作風嗎？

多年前重慶忠縣的一個黃金鎮（未知是否盛產黃金？），居然建築一座鎮黨委和鎮政府的辦公大樓，修成一個天安門城樓的樣子，兩旁還有附屬建築，氣勢“宏偉”。但建築費是借的，徵用農民土地的補償款和欠建築商的錢當年都没有歸還。

據一些窮鄉鎮反映，如果不能建一座豪華的辦公大樓，人家便會說鄉鎮政府没有本事，並會遭到鄰近鄉鎮的譏笑。於是他們就是要舉債，也必須建築一座大樓來竪立形象。

摩天大廈世界第一

再說建摩天大樓，中國絶不落後。香港因人多地少，六七十年代起便興起建造多層大廈。但中國有些地方並不缺乏土地，也要建摩天大廈以茲眩耀。據說五年後，中國的摩天大廈將達美國的四倍，而現在的總量已居世界第一。

現在全世界十大最高摩天大廈，除阿聯酋杜拜的阿拉法塔排世界第一外、第二、三、四、九高的摩天大廈，都在中國。

中國的摩天大廈（即在一百五十二米以上），除香港外，依次是上海、廣州和深圳。而且現在還在你追我趕。大家都把擁有更多的摩天大廈看成是城市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一些並不具備摩天大廈消費力的城市，也在趕建頂級的摩天大廈。如廣西防城，也正在興建高達五百二十八米的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究竟防城這個邊陲的小城市，甚麼時候具備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

又如西南地區窮省的貴陽，已在規劃興建十七座摩天大廈。這些大廈建成之後，肯定會產生出租營運的壓力。

競爭第一心態盛行

許多摩天大廈的興建，未必有適當的配套以備應變和消防的需要。許多大城市的摩天大廈發生火災，如上海和深圳，都曾發生消防設備不足應付的毛病。如果各中小城市都盲目地競相上馬，安全問題堪虞。

正如當前全國高鐵高速上馬，許多專家都指出存在路基、噪音等等技術問題。果然，京滬高速營運不足兩周，就出現了不少故障以至延誤達數小時之久。

無論如何，這種競爭第一和形象工程心態結合起來，就造成相當多的資源浪費。況且無視安全系數的科學數據，更隠藏着不少危險。國人的這種浮誇的心態和作風，既浪費資源，又敗壞了社會風氣，實在不容小覷。

中國人本來有着樸實的優良傳統。宋朝王淇詩云﹕“不受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不知道近年來為什麼對摩天大廈十分着迷，是不是受了“欲與天公共比高”的影響？還是人望高處，時興高高在上？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形象工程現在已成為一個頑疾，而且與官場時尚奢華有關。辦公要高樓，出入豪華車，有酒天天醉，民怨撇一邊，可見這並不是一件小事。胡錦濤在今年七一講話中便提出“脫離群眾是我們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搞形象工程，便是脫離群眾的一種表現。這本來也是中央三令五申的一項禁令，和禁止大吃大喝，公費旅遊、公車濫用等等一樣，都有明文指示。我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時，也多次與代表們聯名提出建議，要求中央雷厲風行，禁止舖張浪費，並舉出實例。可惜，多年來並未見改善。正如韓非子所說﹕“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總之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況且，搞形象工程者，人們已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不用耳目，都可知道。但積重難返，有心人也只能徒呼荷荷。

胡錦濤呼籲黨“永遠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但願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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