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年之敗，不是敗於所謂感情缺失，僭建地窖等醜聞，而是敗於他受幕後軍師唆擺，偏離愛國愛港立場。

唐英年早已是中央培養的特首候選人。他的父輩既有中央最高層元老的人脉，又有中央主管港澳工作人員的鼎力支持。這些都是明擺着的。中央曾否決曾蔭權提議曾俊華擔任政務司長，堅持以唐英年代之。中央在去年也確實對梁振英有勸退之舉。這種種跡象，在去年年底，特首選舉委員會選舉之際，更明顯地表現出來。所以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寫了《春江水暖鴨先知，你演罷來我登場》的文字。其實是暗示唐已佔優勢，這是兩人競逐的第一階段。

到了後來，梁振英愈戰愈勇，毫不退縮。而唐卻因婚外情傳聞以及應對緋聞的拖泥帶水，並以妻子作為擋箭牌，在社會上引起負面效應。這時候，中央仍没有放棄挺唐，但認為，為了萬一，找梁作後備，可以更加保險。同時，為了在2017年的特首普選練兵，也需要有一個建制派內的良性競爭，作為日後檢討普選特首安排的參考。

“深水炸彈”反炸自己

但與中央的“君子之爭”的良好願望相反，競爭變成泥漿摔角。唐營以“西九門”和“黑金政治”作為武器，攻擊對方。最後，更不惜違反行政會議保密原則，抛出兩個煽動人心的攻梁口實﹕即所謂阻撓商台續牌打擊言論自由，以及在訂立“二十三條”時建議鎮壓大規模示威時出動防暴隊。

這兩顆所謂“深水炸彈”，可能在香港會蠱惑人心，但在中央的感覺裏，卻頗不是滋味。這時，唐英年在中央心目中，開始失分。

唐營在此之前，已重用某些傳媒界反共親泛民的人員作為公關顧問，到了後期，更聘請眾所周知的反共顧問公司頭目作軍師。這種種做法，中央都看在眼裏，“教我如何再信他”？

正像薄熙來一樣。他本來也是中央培養的高幹第二代，而其人能力也不錯，可惜最後栽在他的野心太大和親信王立軍的手裏。

唐英年在競選後期的用人和行徑，都是自毁長城之舉。即使有某中央大員為之撐腰，即使有中央元老的歷史上的人脉，恐怕也已回天乏術了。到了三月初的“兩會”期間，中央已經陸續放出聲氣，棄唐保梁。當時唐營中有不少大將在京，或是不肯認輸，或是裝聾作啞。其實，此時他們放出投白票爭流選的叫囂，已是打定輸數。

“血洗中環”的記憶猶新

中央雖然没有公開提出挺梁，但卻明確反對投白票促流選。有些頭面人物，重施二００三年反“二十三條”的故技，與中央對着幹。有的人當年危言聳聽高呼可能由於示威而“血洗中環”的，不是希望今天在港繼續製造社會混亂嗎？

任何香港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安定的環境中，其次才是改善民生，再次是促進民主。我相信大家的對現實的排列次序都會是安定、民生、民主。

香港如果在上周没有選出一位特首，而是因投白票而流選，這兩個月的政治生態必定十分混亂，也没有人能在亂中求勝。如果 七月一日 没有一位新特首，香港會怎麼樣？

我們年紀大的，屢經戰亂，求安定重民生是必然的選擇。相信一般青年人和小市民，都不會希望動亂吧，都不會希望“血洗中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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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否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開始對香港問題的談判時，英國人抛出“主權換治權”的議題，即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但統治權仍交由英國人管理。

英方的邏輯是，中方不能管好作為國際城市、金融中心的香港，只有英國人能。

但是，在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央政府，對此採取強硬態度，認為這是原則問題，寸步不讓。導致前來談判的英國首相、鐡娘子戴卓爾夫人，在北京大會堂門前摔 了一跤。

當年在香港的“高等華人”群中，特別是某些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贊成“主權換治權”的不少。就是在英國當局迫於北京的堅持而不得不退讓，終於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以後，這些人當中，仍然有不少死心不息，或明或暗地堅持獨立的“治權”，把治權凌駕於主權之上。這些人仍在台上，仍然有影響力。

至於公民黨的某些大狀，經常叫囂香港已由英國殖民地變成“中國殖民地”，這些反中亂港分子，是更為等而下之的了。

特首選舉中有人自把自為

香港的回歸已經十五年，主權回歸不用說了，治權的回歸也有這麼長的歷史。應該說，“主權換治權”的問題應該解決了。但是，能說没有人想把“主權換治權”“借屍還魂”嗎？

最近的特首選舉，反映出這個傾向。

特首選舉，基本法規定，由本港選出的行政長官，要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就是說，中央人民政府有否決的權力。多年前已有中央的負責官員解釋說，這個任命權是“實質”性的，不是例行公事的。這一次有兩位建制派人物唐英年和梁振英出來競逐，中央官員也多次發話，說只有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而為大多數港人所接受的才能當選。競逐的過程十分曲折，也是眾所皆知。但應尊重選舉委員的選擇，不能輸打贏要，某一方更不能看到形勢不利，便鼓吹選委們投白票，製造流選。

與中央對抗注定慘敗

有人看到選情對自已不利，便居然出來公開叫板，叫嚷要選委投白票，爭取流選，這不是有意和中央對着幹嗎？這不是憑實力向中央施壓嗎？

這種叫板，就是變相的要求治權。香港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主權和治權都應在中央政府手裏。“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香港不是西方聯邦制中的一個聯邦，只是一個特別的行政區。說主權和治權都在中央手裏，完全没有錯。說中央對香港的特首選舉有影響力，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中央會聽取港人的意見，包括有代表性的大人物，也有權直接向中央進言。但出到公開叫板，這卻是前所未有。

中央已經明確表明，香港一定能够選出一個為多數港人所擁護的特首。“一定能够選出”，當然不是流選。港人所委託的選舉委員，當然要負責任，選出一位建制派的候選人。這兩個建制派候選人中央都可接受，為什麼選舉委員便不能接受，要投以白票，製造流選？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歷史中的高層領袖，都不是完人。為什麼可以苛求香港的行政長官是一位完整無缺的聖賢？美國人也只能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候選人中選出一位，他們會是完人嗎？

投以白票，製造流選，只能是製造混亂，造成香港的政治危機，香港的不穏定。投白票的選舉委員，只能是製造香港混亂的罪人，他們違反中央的意旨，辜負香港選民的委托，最終是要付出代價的。

好在大部分選委都是明智的，都没有聽從這些所謂建制派內的“反中亂港”分子的話，投白票來製造流選，順利選出了梁振英當特首，穏定了香港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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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這一場下任行政長官的競逐，並不只是唐英年和梁振英之爭，而是中央人民政府與香港利益集團的對奕。是香港某些壟斷財團爭取對香港“話事人”的決定權。

大家還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有關香港問題的談判嗎？那時候，英國人正是用“主權換治權”來作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當年在香港的部分行政立法議員，香港的壟斷財團包括某些利益集團也都擁護“主權換治權”。這些人有的還在台上，也是這一次看到他們的代理人大勢已去，極力主張投白票和流選的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英談判，中國堅持原則，堅持主權不容談判。結果英國人只好退縮，以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摔了一跤收場。

現在也是一樣，中央堅持原則，香港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香港的行政長官必須由中央實質性的任命，也就是說，中央有“話事權”。

幕後勢力不擇手段

看這一個多月來，特別是選舉前的一周，真正是“高天滾滾寒流急”，“蚍蜉撼樹談何易”。有的人氣急敗壞，有的人赤膊上陣。但是，要挑戰中央，談何容易，結果是野心家們，都敗下陣來。

本來應該是一場平和的君子之爭，在友好的氣氛下完場。可惜是幕後勢力的不擇手段，加上泛民主派的挑撥，也許還滲入英美某些國際力量的影響，結果變成一場泥漿之戰。一方揭發對手不少疑幻似真的黑材料，選舉之中完全撇開比政綱、比理念，而是對罵連場。泛民代表因而得以挑撥離間。而有的人還認敵為友，聯同泛民分子，攻擊同為建制派的對手，使泛民主派大得宣傳之益，為下一次立法會選舉選勢。選舉中出現這種敵我不分，“寧贈敵手，不給家人”的做法，令有心人無不為之連連慨嘆﹗

中央對此次選舉，早已有暗示明說，但有的人卻是裝聾作啞，置若罔聞。早如國家副主席在會見港澳政協委員時所說的，要“講團結、顧大局”，“和諧穏定”，“兄弟齊心，其利斷金”。話說得明明白白，就是要作君子之爭，爭政綱，拼理念，而不是作為敵我矛盾似的鬥個你死我活，甚且聯同敵方，打擊兄弟。至於誰是始作俑者，大家看得明明白白。

現代史上有一個例子﹕上世紀三十年代，國民黨內最高層蔣介石與汪精衛有矛盾。但蔣介石願意抗日，內部矛盾便應在一致對敵的前提下放下，大家團結起來。而汪精衛不為此圖，竟投靠日冦以求對抗老蔣，結果淪為千古洗不脫的漢奸罪名。這個例子，可為敵我不分者鑒。

身居中央要職，不顧原則

有的人身居中央民意機構要職，居然公開說寧要投票給何俊仁而不投梁振英，說出這種昏了頭的話，可要為中央民意機關負責的啊﹗

溫家寶總理在“兩會”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要選出“多數港人擁護的特首”，而且表示“一定能”。為什麼還有個別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號召選委投白票以導致流選呢？這種和中央對着幹的行當，愛國愛港人士當然看在眼裏。

在這場選舉中，有的人離開愛國愛港的立場，與反對派擁抱在一起。而且有的人在自己的競選智囊和公關工作中，重用反共反中央人員，他們所出的餿主意，也可能是導致敗選的原因之一。如果有人希望捲土重來，對於這一點恐怕應該好好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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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因王立軍事件而迅速下台，是什麼原因？是因為貪腐的問題落馬？是推行“唱紅”、“唱讀講傳”的“左”的路線與中央對着幹？這些應該都不是主要的，要命的是王立軍走進了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洩漏了大量的國家機密。

顯然，薄熙來有若干把柄在王立軍手上，他也可能和王立軍講了許多“私房話”。結果這些材料都可能洩漏到美國人的手裏。其危害國家安全的程度可大可小，這才會引起中共中央高層一致的不滿。於是在“兩會”一結束，便把一位“前途似錦”的政治局委員撤下來了。

“裡通外國”，是最大的罪名。當年毛澤東要打擊政敵，最大的罪名就是這一條。建國不久，毛澤東看到高崗這個東北王的坐大，雖然毛有玩弄派系權術之嫌，但見高直接與蘇聯和斯大林暗通款曲，猜忌之心立生，於是打他一個勾結蘇聯搞獨立王國的罪名。那時候，中共和蘇共關係還没有破裂，公開發佈的“高饒反黨聯盟”，便没有涉及蘇聯。

到了1959年廬山會議整彭德懷的時候，中蘇關係已經破裂。彭德懷等人雖然是反毛澤東過左的路線，指責大躍進導致餓死幾千萬人的慘劇。但如果以此作為打擊一批反他的“左”傾冒進者的理由，似乎還不能取得人們的同情。於是強加他們“裡通外國”，組織“軍事俱樂部”的罪名。並指出廬山會議之前，彭德懷和張聞天剛從蘇聯、東歐訪問歸來，便加上他們去蘇修國家“取經”，“要分裂黨”、“迫毛主席下台”的大罪，終於置他們於萬劫不復之地。

香港有“北非諜影”

過去這些子虛烏有的罪名，當然不足為訓。但王立軍走進美國駐成都領事館，逗留逾一整天，卻是明擺着的事實。這豈只是“用人不察”那麼簡單嗎？難怪溫家寶要重慶市委和市政府認真反思了。

由此可見，涉及國際背景，涉及裡通外國，是一個既敏感又嚴重的罪名。地方觸犯此罪，中央必定嚴密注視，並採取措施，防止事件的發酵，以至發生可怕的後果。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又長期由英國人統治，美國勢力更是在此經營已久，各種政治經濟文化關係盤根錯節。美國的各種基金會，並通過某些商業機構，資助各種反共勢力、政團、會社，也不是什麼新鮮的事。

上世紀二戰之時，北非的摩洛哥城市卡薩布蘭卡（現名達爾貝達）曾經是一個諜報中心。當年著名男女明星英格麗葆曼與堪富利保加所拍的黑白影片＜卡薩布蘭卡＞（港譯《北非諜影》）曾轟動一時。現在，香港是不是也已成為亞洲的“卡薩布蘭卡”？

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城市，也就有利於諜報工作的活動。半公開的和秘密的諜報人員都正在進行活動中，這是眾所周知的事。

如果有一位高級幹部，他有一至兩位外國情人，或者甚至有混血的私生子。這件事，外國傳媒可能有人知道，難免美國中央情報局或英國的MI-6人員也會知道，茲體事大，難道不影響國家安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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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億萬富姐吳英被判死刑事件，與重慶的王立軍被扣查一事，同樣正在發酵，事件結果和群眾反映，可能延續一時。

有傳媒公布的浙江高級法院對吳英二審宣判的照片，吳英回眸一顧，那充滿寃屈的眼神，的確令人神傷。

吳英犯了什麼罪呢，她犯的是金融訛騙罪，也就是非法集資。據說集資數額特別巨大，有好幾個億。

大家知道，近年內地的民營中小企，在金融風暴中，資金周轉十分困難。國營銀行雖有中央撥款作為舒緩企業資金周轉之用，但銀行貸款多流向大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借貸無門，所以便轉向地下錢莊的高利貸。吳英所主持的本色集團便是利用這個時機集資，高利吸入資金，更高利貸出。同時利用這些資金，投資期貨和房地產，謀取利益。

其集資的詳情我們不得而知，其中也許存在着訛騙成份。現在主控的竟是政府，而不是受害人，其中奧妙，使外人難以理解。

內地對判刑的傳統慣例，就是看那個時期要打擊的重點犯罪是什麼，所以有所謂“從嚴從重”的說法。而不是完全以法律為準繩，卻夾雜着政策的成份。以至民間流傳着﹕“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領導人的講話”。

因為在當前的金融體制下，當局把非法集資作為重點打擊的對象，於是吳英既然非法集資數目巨大，便拿她來祭旗了。

吳英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是，她把錢都投入了企業經營。而為她辯護的人說，如果她是為了非法佔有，早就應該捲款逃跑了。又說她借來的錢，都投入實體經營和支付高額利息，並無蓄意訛騙。至於說她買了一架法拉利跑車，那也只是她的資金九牛一毛。內地擁用法拉利跑車的大款多着，就在中等城市蘇州，也都有法拉利跑車的專賣店。

吳英有罪，但她不是殺人放火，暴力集資，或者妨礙國家安全，實不至罪該判死。內地有不少貪官，罪行比她大得多，但東窗事發，頂多也是判個死緩。記憶之中，多年前真正處死只有一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貪污腐化牽連甚廣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廣東省政協主席陳兆基，都只判了死緩而已。而且不少判死緩的高幹，不久便“保外就醫”了。連罪大惡極的江青等“四人幫”，都是如此。

現在，不少法律界人士、大學教授、知識分子以及浙江的民營企業家，都對這個判案議論紛紛。因為此案判決涉及中國法院定罪、量刑、民間資本出路、社會公平等話題，引起全國各界人士關注。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對吳英死刑旳覆核已有通報，其中既有“犯罪數目特別巨大”，表示“案情特別嚴重”；也說“案情比較複雜”，表示仍有商榷餘地。又說﹕“最高法院將嚴格以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依法審慎處理案件”。這個回應，各方的解讀是“謹慎樂觀”。

在內地，很少有一個非政治性的案件會引起這麼多人的關注，引起法律界、知識界的廣泛討論。因此，最高法院的初步表態，證明社會上的輿論己經引起法院的“複雜”的反應。最後的判決可能令覆核程序對量刑的改寫。最大的可能是﹕改判“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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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只剩下不够三個星期，剛好 “兩會”開始，香港名人雲集北京。大家都抱着“收料”心情，希望能及早知道中南海有傾向性的信息。 三月四日 ，國家副主席、負責港澳工作小組召集人的習近平，來與港澳全國政協委員會見，並發表意見。於是各方面都在研讀他的講話。從北京來的反映，都說他並没有表態，也没有傾向性的暗示，有的抱着“收風”心情的，大都表示失望。

習近平怎麼會在這種場合發表傾向性的講話呢？甚至和誰第一個握手，也被視為有意識的行動，又被怒斥為“小動作”。其實，這些熱切要求了解中南海心態的人，應該回過頭來，再認真研究習近平的這一篇講話。

講團結 顧大局

習近平講話的主旨，是要有“大局意識”，是要維護香港的“和諧穏定”。說要“講團結，顧大局”，並引用成語說﹕“兄弟齊心，其利斷金”。

這不是講得很明白嗎？這不是要求“兩兄弟”要齊心嗎？

我看他提出的大局，團結、和諧、穏定，就是要求肩負全港同胞重任的選舉委員，不應該投白票，不應該使3月25日的選舉“流選”。

現在有兩位中央能接受的特首候選人唐年英、梁振英，港人只能從其中選擇一位，没有第三個選擇。“没有最好”，只能希望選出的一位，今後能够做到“更好”。

主張投白票的人，目的是在製造混亂。更是完全不顧大局，不講和諧穏定，更談不上講“團結”了。這些人實際上是主張和中央對着幹，墮落到與反對派站在一起了。

現在只有兩位中央可以接受的候選人，他們是唐英年和梁振英。現實的情況就是只能在他們之間擇其一，没有其他的選擇。

只有混亂，没有更好

如果流選了，一定造成香政壇的混亂。再選的時候，有合適的第三者嗎？如有眾望所歸，條件合適，又有充分準備的候選者，他應早已“入閘”了。不能“入閘”的，有的是有自知之明，覺得條件和準備工夫不足；有的是仍然民望不高，有待磨練。流選以後，未必能出現更合適的候選人，到時是“只有混亂，没有更好”，這對香港的和諧穏定有利嗎？

有的人敵我不分，竟認為何俊仁比梁振英更好，說何是“為人有原則”，說選梁“香港人一定要擔心”；又說如果自己手中有選票，也會投給何俊仁。何俊仁是反對派，反共派、反中央派，說何“有原則”，實際上是自己喪失原則。這種言語，可能令自己大大失分。

到了今天，選舉已經不是君子之爭，而是撕裂之戰，甚且認敵為友，這還有什麼“從香港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為重”（習近平語）可言？

要顧大局 兄弟齊心

是時候要提倡大局意識了。“兄弟齊心，其利斷金”。唐英年和梁振英不是兄弟麼。難道唐英年和何俊仁反而是兄弟？習近平不一定有意把唐梁評為“兄弟齊心”，但我認為可以作如此解讀。唐梁兩人，可能有一人當選特首，另一人只能在野。但中央認為他們兩人，在香港是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無論在朝在野，都應該相互支持，維護香港的和諧穏定。

友儕笑談間，說美國上屆總統選舉奧巴馬與希拉里是競逐者，但奧巴馬勝出後，希拉里願意屈就國務卿，成為美談。我說美國人可以，香港就不大可能。但共事不可能，朝野之間互相監督，友好批評總可以吧。

習近平副主席的話是語重心長，許多人没有讀懂他的話，未免可惜。但願這最後競逐的20天，競逐者和助選者，能由習副主席提倡的“包容共濟，和諧穏定”，得到領悟，改弦更轍，不再幹一些親者痛仇者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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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北京《人民日報》發表“本報評論部”的重要文章，指出在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之際，“人們對改革的普遍關切”。說改革總是在“爭議乃至非議中前行”。並尖銳地批評“既得利益者會用優勢話語權阻礙改革”，“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就有危險”。

這篇評論，使人聯想到1991年初，在“六四”政治風波之後的沉悶空氣之中，上海《解放日報》發表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促進改革開放的評論，接着便帶出鄧小平翌年的南巡講話。

打倒“四人幫”以後，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主持中國政治大局。他在復出直至逝世，有很多有關政策性的講話。其中最重要的，可以說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應該是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另一次是1992年1月18—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簡稱“南巡講話”。這兩次講話，都有它特定的時代背景。近日是“南巡講話”發表20周年，當年記述鄧小平講話的吳松營兄，出版了《親歷者記述、1992年鄧小平南巡內情》一書，有詳細介紹。

我想先從1980年的政治改革講話說起，分析其時代背景和鄧小平的心路歷程。

1976年雖然打倒了“四人幫”，但堅持毛澤東錯誤路線 “兩個凡是”的人仍在台上。所以鄧小平首先提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接着提出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婉轉地批評毛的否定知識分子，没有認真貫徹實事求是的作風等等，開始檢視“文化大革命”等左的政治運動給全黨全國人民帶來的厄運。

開頭他抓教育，科學技術以及文學藝術等意識形態的東西，做部分的撥亂反正的工作。到了時機較為成熟，便提出最為關鍵性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鄧小平高瞻遠矚

鄧小平的高瞻遠矚之處，便是他看到過去施政的重大錯失，關鍵在於體制和制度問題。他大膽地提出﹕“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他又引用毛澤東的話，說蘇聯的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而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為什麼不可能發生呢？

他指出，這便是領導制度和組織制度的問題。並且預言，“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

鄧小平倡導政治體制改革，可惜一方面礙於黨內強大保守力量的阻力，加上本身思想上的矛盾﹕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黨的絶對領導，又要改革權力過份集中和黨政不分以及缺乏制衡。因此，在他生前設想的政治改革，只有解決終身制這一條做出成績，其他的黨政分開，民主和法制的建立，都没有很好地解決。

至於後來由於經濟上的發展，市場的開放，形成權貴經濟壟斷集團，同時由於官商勾結，貧腐成風，更是鄧小平生前始料所不及的。

全退三年，再次發話

八九年的政治風波以後，鄧小平強調要建立一個領導集體的核心，並說“新的領導一經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後，我就不再過問，不再干預大家的事情”。就是說，他要全退了，連最後的一個軍委主席的職務也缷下了。但為什麼隔了三年，又再來個如此重要的“南巡講話”呢？

鄧小平在自己的退休問題上有一個講話，那就是1989年9月4日的和幾個中央負責人的談話。他說﹕“以後中央的工作我不過問，除非特別大的問題”。

對了，所以有個南巡講話，就是因為有了“特別大的問題”。

六四政治風波以後，差不多近三年時間內，政治上的保守勢力有所反撲，對改革開放路線有所懷疑，對前進中的某些缺點有人上綱上線，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有半途而廢的危險。於是他不得不藉一個南巡，為堅持持改革開放的幹部撐腰，甚至說出誰不改革開放誰得下台的狠話來。

早在“六四”之後不久，他在會見著名科學家李政道時已經明確表示，十年改革開放中制定的各項方針改策不能改變，“誰改變誰垮台”。所以在南巡講話之始，便指出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

這個對改革開放路線的堅定不移，就是對不堅定者的批評，也是這一次南巡發話的主旨。

他批評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明確地指出中國要警揚右，但主要是防“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說這就是“左”。他的批評，是有針對性的。那時候，不是有許多人一開口便要問“姓資姓社”的嗎？並把這些觀點放進重要講話中嗎？

“現在還不放心啊”﹗

重溫鄧小平的兩個講話，深感這位偉人對中國現代改革的貢獻。當然，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鄧小平一生，是否没有可議之處？他自己也說身後能被評為功過三七開就很滿足了。但没有他的貫徹改革開放路線的的魄力，没有他看到他所倡議的路線有倒退的危險而力挽狂瀾，當年的形勢變化，不知會走向何處。

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他的一句﹕“現在還不放心啊﹗”實在意味深長。現在中國社會深層次的矛盾正在增長，正像《人民日報》的評論所說的﹕“所觸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複雜”。並且警告，“没有大刀濶斧的魄力，最終因改革而走入死胡同”，“釀成更大的危機”。

泉下的鄧小平，也許還想躍起，再來一次南巡講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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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大發厥詞，指日軍在侵華戰爭中，並没有南京大屠殺這一回事。

奇怪的是日本名古屋正是和南京結為友好城市，奇怪的是此市長發表謬論的場合是在中國派出南京友好代表團到該市進行訪問的招待席上，更奇怪的是中國代表團的團長，南京市政法委書記劉志偉對此挑釁性的發言不加反駁。

此事引起中國的公憤，外交部表示抗議，南京市宣布暫停南京與名古屋兩市間的官方往來，這已經是極為厚道的回應了。

日本右翼分子，屢次否認南京大屠殺，屢次否認侵華戰爭中的殺人放火、強姦婦女的種種違反人道、違反國際公約的罪行。更常常因為參拜供奉甲級戰爭罪犯的靖國神社，引起中國及亞洲受害國家的抗議。

但是，惡性難改，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在當局的默許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宣揚軍國主義，篡改歷史教科書，提倡武士道精神，荼毒青少年，縱容右翼勢力。在靖國神社旁邊，既有高舉太陽旗作勝利歡呼的日本侵略兵的雕塑，更有宣傳軍國主義的“遊就館”，還有宣揚武士道精神的“武道館”，這一塊軍國主義“教育基地”，經常組織一批批青少年學生前來參觀。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華戰爭中最大最早的罪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國民黨政府棄守當年的首都以後，在日本軍司令松井石根的指揮下，對南京軍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進行了長達六個多星期的大屠殺，殺死中國軍民三十多萬人。目的就是要瓦解中國軍民抗戰的鬥志。這種慘無人道的戰爭罪行，已經被當年目擊的不少外國傳教士和記者，用文字和照片記錄在案，如《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等等，鐵證如山。這比法西斯德國在歐洲的屠殺猶太人，有過而無不及。

但德國人戰後對戰爭罪行的懺悔比較徹底，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卻是野心不息，常常緬懷往前軍國主義的風光日子。二十多年前，日本評論家田中正明，還輯寫了一部《“南京大屠殺”的虛構》，滿紙荒唐言，極盡顛倒黑白的能事，斷章取義，任意取捨，他把侵略軍頭目松井石根洗刷自己的罪行的《陣中日誌》大量引用，把中國受害者的親身遭遇貶為“政治宣傳”。為此，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於二００六年編輯出版了合共二十八卷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以文字、文件、圖件以及大量官方和民間的調查資料、受害者的訪問等等，並加上日本侵略軍自己的日記、書信、軍方文件以及第三國的記者、傳教士等的證言和回憶錄，以極為豐富的材料，有力駁斥了日本方面的謊言。

　　一八九九年和一九０七年訂定的《海牙陸戰法規與慣例公約》規定﹕軍事佔領者應尊重當地居民生命、財產、家族榮譽和權利、宗教信仰，禁止掠奪和集體懲罰、虐待、殺戮戰俘。聯合國成立以後，更訂定了《戰爭罪行和危害人類罪行不適用法定時限公約》，對當年的戰爭罪行的追究仍然有效。

中日人民應該是友好的，當代的日本人也不可能要為他們的祖、父輩肩負原罪。但以史為鑒，提倡和平，譴責戰爭罪行，應該是日本人民的責任。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宣揚南京大屠殺是虛構，應受到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的道德讉責，劉志偉書記没有當場嚴詞反駁，中國人民感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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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有一位共和黨人叫麥卡錫。他在二戰以後便已是參議員，其人極端反共，在任職參議員期間，大肆渲染“共禍”。聲稱美國共產黨已經滲透美國政府及知識界，促使政府成立“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亂指許多科技界，新聞界、影劇界著名人物為共產黨，並說他們為蘇聯間諜。結果導致美國許多名人，如喜劇大師差利‧卓別靈、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以至華裔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等都遭到迫害。

更為悲慘的是使著名科學家朱利葉斯和羅森堡夫婦被判處死刑而被處決。

差利‧卓別靈是一位偉大的、家喻戶曉的喜劇演員，拍過批判資本剝削的《摩登時代》和反法西斯的《大獨裁者》。但因麥卡錫要迫他答覆是否共產黨員，差利為了人的尊嚴，拒絶作答，被迫離開美國，遠走瑞士。這在當年，是一件轟動世界的事件，差利‧卓別靈被稱為“全世界最著名的被放逐的人”。

後來，卓別靈經過五年的醖釀，在倫敦拍攝了另一部影片﹕《國王在紐約》（A King in New York）。差利在這部片子中，嘲笑美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包括麥卡錫主義。片中有一段是差利和他的兒子的對手戲，說是一位外國國王去參觀美國一家小學，結識了一位天才兒童，而兒童的父母，正在受到“非美活動調查委會”的調查。這位外國元首，竟也因此吃了官司。影片演出了差利的拿手好戲，諷刺入木三分，幽默滑稽，十分有趣。

亂扣紅帽子

今天香港的《信報》，也一如麥卡錫，到處抛出紅帽子，企圖抺紅不少社會知名人士。

以本月16日該報的政情版為例，先抛紅帽子給曾德成局長。說他是共產黨的證據，“莫過於他曾擔任《大公報》總編輯一職”。

接着說曾德成的哥哥曾鈺成，“中共黨員”的證據是“曾任培僑中學校長及校監”。因而前校長吳康民也是，甚且離開培僑到香港新華社工作的周志榮也是。以此類推，曾任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秘書長的梁振英也必是。說咨委會秘書長的職位比新聞、教育機構更重要，“猶有過之”。因而咬定他的“土共”身份。但《信報》的負責人知不知道，當年的咨委會既包容有不少今天仍在台上的泛民人士，其主持人正副主任（當然比秘書長更重要）安子介、羅德丞等人，按照《信報》的“重要性”的邏輯，也應該都是共產黨員了。

亂扣紅帽子是世界上一切反動勢力的慣技。過去在蔣介石統治大陸期間，被扣紅帽子而遭殺頭的共產黨人或疑是共產黨人數以百萬計。蔣介石退居台灣以後，認為國民黨失敗不在軍事潰敗，而在於共產黨的渗透，於是大搞白色恐怖，又殺了共產黨人及疑似共產黨人以數十萬計。今天，香港已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即使是共產黨人或疑似共產黨人，都没有被殺頭的危險。但《信報》利用香港仍有部分人有“恐共”病，因而肆意抺紅，亂抛紅帽子。這是一張“貨真價實”麥卡錫式的反共報紙。

傳媒應有公信力

香港特首競逐，本應是良性競爭，但當前不僅是互揭隂私的“西九門”與“僭建門”之爭，更來了一場“抺紅”與“抺黑”之戰，而《信報》是始作俑者。其惡毒的手法，不僅為唐英年幫了倒忙，而且與中央人民政府對着幹。他們的後台既要去大陸炒地皮賺大錢，又與反共的泛民分子暗通欵曲。至於有無與美英外國勢力勾結，尚待查核。

當前的香港政治生態十分複雜，在這場特首選舉之中，外國勢力正在插手以便把水搞渾，並加以操縱利用，值得從政者，競逐者提高警愓。我們希望香港的政局有良性的發展，傳媒更應該是持平公正的報道，社會才能够繁榮穏定。不然，龍年開始，形勢動盪，絶非港人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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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美國之行，可以說是一場“考試”。美國在看，全世界也在看，中國人更要看。結果，他考得一場滿分。

習近平表現得“滋油淡定”，有剛有柔，分寸拿控得極好。最精彩的一幕，是回答美國官員對中國人權問題的責難。

美國以為挑到了中國的一條軟肋，既要向某些美國反華人士有所交代，又要打擊中國的要害。結果給習近平的一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打回頭。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成為一句經典語言。美國人自認為他們的人權紀錄最好，一切國家的人權都要以美國的為準。他們每年都要發表對中國及其他國家的人權報告，說三道四，數說他國人權情況的不是，對中國的更是一句好話都没有。

應該指出，中國的人權狀況的確有值得改善的地方，但美國的人權狀況就十全十美嗎？針對美國經常對中國的指責，現在中國也每年發表美國人權情況的報告，列舉事實和統計，駁斥美國自以為是的霸氣。

習近平並不準備和美國對罵，這也有違中國人作客之道。他的一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是說，中國的人權狀況不是最好，還有許多值得改善的地方，我們將盡力去做得更好。但美國佬也不要自以為最好，你們也要進一步去改善人權，做到更好。

這一句經典語言，化解了一場爭議。既承認自己的不足，也要求主人家自我檢討。好吧，大家來個人權比賽吧，大家都爭取做得更好。

美國人又整天叫嚷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即美國對華貿易中的逆差，是中國佔了便宜。習近平駁斥了這種貿易的“美國吃虧論”。說中國的進口貨令美國的消費品價值較低，相當於美國每戶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一千美元。而去年美國每個農場對華出口逾一億美元，相當於每個農民出口近四千美元，中國農民並没有埋怨美國農產品搶了他們的飯碗。

至於中美貿易所以出現逆差，是美國不肯放寛高科技產品對中國的出口所致。

說實在話，美國對華的半禁運，實際上是鼓勵中國科技界快馬加鞭，加速高科技產品的創造和發明而已。

還有一個例子，美國通用（GM）汔車公司，瀕臨破產邊緣，全靠在中國的合資公司生產的汔車，佔了中國市場的最高額，才救了該公司的生命，並保住其在美的數以萬計的職位。

習近平的參觀安排也充滿了人情味，既去奧瓦州探望二十七年前的老朋友，顯得溫馨又念舊。又去看美國人最喜愛的N.B.A籃球賽，有點與民共樂的意思。既和奧巴馬、拜登等當權的民主黨人打交道，也與一批老牌的共和黨人如基辛格等會唔。短短五天，面面俱到，這個布局和安排，顯然是習近平自己的主意，顯出他的政治智慧和策略水平。

我與習近平有幾次近距離的接觸，兩次在杭州他擔任省委書記的會唔中，另一次則在人大主席台上，並和他寒喧之後合影。當然深交談不上，但初步印象，他是一位平易近人而又十分沉着並不隨便發言的人。近日，觀察他訪美之行，一言一動更顯出他的睿智和機警的一面。今年是國家領導人換屆的一年，如果是一人一票，我一定投票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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