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香港有一位艇家載着六名釣魚客出海釣魚。回程時遇上大雨，小艇疑觸礁穿孔入水，這位艇家仍然奮力把小艇划近將軍澳篸洲防波堤，讓釣魚客安全回到岸邊，自己卻因風浪太急，小艇沉沒，竟以身殉。

這是一個先救人後自救，卻不幸葬身怒海的感人故事，可惜記者並沒有深入報道。這位六十二歲石姓船家的事迹，應該可以譜寫成獅子山下一曲可歌可泣的讚歌。

對比那位意大利籍的大郵輪船長，因自己的判斷錯誤，郵輪觸礁。船長不按規定職責指揮救人，卻自行先溜上救生艇，還辯稱是偶然跌下，謊話連篇，成為當代世界最可恥的船長和最不道德的事例。

中國最近又有一位被譽為最美的女教師張麗莉。她不是因為美貌著名，而是在上月八日，黑龍江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學附近的一場車禍中，她勇敢地推開幾個學生，自己卻因此受了重傷，需要截肢而成為重度殘廢。

此事在全國的網站中引起熱議，黨政領導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延東也專程由北京到治療張麗莉的哈爾濱醫院探望。

對比在佛山車禍中受傷的小悅悅，路過的途人十幾個，卻無人襄助，後來還是一位清潔女工將她扶起，但已返魂乏術。這是多麼強烈的對比啊！

宣揚樣板 作用不大

當然，內地還有不少好人好事。幾年前，湖北荊州江邊有兒童遇溺，在場有三位不諳水性的大學生下水救人。不幸的是，雖然三位年輕大學生成功救起遇溺者，自己卻遇難。這些好人好事，海外人士多不知道，這就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了。

內地對於一些好人好事的宣揚過於「樣板化」，而不是「常態化」，有時更成為一個運動，這往往會削弱正面教育的效果。

其實，好人好事是經常有的，捨身救人難道多年來只有這幾則嗎？不過，宣揚湖北大學生救人就沒有今天宣揚張麗莉事件的規模。

大 概最近又有了要樹立好人好事的樣板，要在多宗見死不救的車禍的負面消息中扭轉人們的觀感，剛好有了張麗莉這個事迹，於是就大張旗鼓地宣揚起來。有關方面不 僅大事宣揚，許多榮譽頭銜也就加諸她的身上，例如全國優秀教師稱號、紅旗手標兵榮譽稱號、國家五一勞動獎章等等，佳木斯市更是把她教的班命名為「張麗莉 班」，市教育局成立「麗莉英雄事迹宣教室」。

張麗莉是值得宣揚的，捨己救人、見義勇為也是值得提倡的。特別是教師這個不太受重視的行業，他們的標兵是更加值得樹立的。

道德教育 消滅歪風

然而，更重要的是：

我們如何在社會上樹立互相幫助、救死扶傷等等良好的道德風氣？

我們如何在社會上逐步消除「一切向錢看」、「見死不救」的不良風氣（像湖北荊州船夫不願救三個大學生，而要等他們死亡再爭取撈屍費）？

我們如何建立更好的駕車文化，防止頻發的交通車禍？

我們如何加強學校的道德倫理教育，做到重建全民好道德真正「從娃娃抓起」（鄧小平語）？

一個感人事例，應該引起社會深思，從深層次方面解決種種問題。

新近報載，文化大革命時期反對考試、交白卷「英雄」、因而竄紅並當上高官的張鐵生，現在於東北做生意，經營有術，已成為億萬富翁。

過去在清華當紅衞兵頭目的蒯大富，以動輒打人致殘著名，據說後來到深圳經商，也頗有斬獲。

著書立說 享受自由

至於在深圳經商有成的，還有在文革時期以工人代表的身份而當上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吳桂賢，她還曾經來過香港參加吳氏宗親會的活動，致詞時滿口不忘「在毛澤東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

甚至在文革中以筆桿子殺人的戚本禹和徐景賢，文革後仍然能夠著書立說，享受言論自由。一九九一年，我曾經率領人大代表團赴上海訪問，在與當年擔任巿長的黃菊（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談話時，我問道：「戚本禹悔改了沒有？」黃菊答：「沒有。」

最倒楣的可能是保衞西沙群島的戰鬥英雄吳先鋒了。吳先鋒作為工農兵的兵的代表，與珍寶島保衞戰的孫玉國齊名，後來孫玉國當上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吳先鋒則擔任全國人大常委。不過，去年年底的報道說，他退休後窮困潦倒，近年更患上白血病，醫療費用無着落，晚景淒涼。

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竄起的新貴，在打倒「四人幫」以後，絕大部分受到寬待。除少數罪大惡極的首兇受到判刑之外，大部分或輕判或免刑責，就是「四人幫」以及林彪的幾位大將，其判刑後不久便保外就醫，不少人得以善終，有的人還到海外出版回憶錄。

比起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殘酷迫害的幹部以及許多著名的知識分子，這些人的境遇實在好得太多了。事實上，有許多被迫害的幹部和群眾，雖然後來得到平反，但並未獲得補發剝奪他們應得的報酬。

逍遙法外 大有人在

例 如解放前曾協助地下黨工作的丈夫從事革命工作、解放後在鄭州郵局和鐵路局秘書室工作的王佩英。上世紀六十年代大饑荒餓死人的時候，她曾經公開批評毛澤東的 錯誤，被當作反革命分子受到種種酷刑，在獄中又受到慘無人道的折磨，一九七○年被判處死刑，一九八○年宣布平反。但是，由於沒有評上「烈士」，不能給她撫 恤金，鐵道部只願出三千元，再要鐵道部研究院出三千元，叫做苦難補助金了事。

王佩英的撫恤還是好的，因為她的事件太著名了。然而，在歷次極左的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致死以及慘殺的何止萬千？他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得到補償了嗎？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差不多年年都有政治運動，年年都有冤假錯案，受折磨、殘害致死的人數以百萬計，相信許多人至今仍未在精神上、物質上得到應有的道歉和賠償。

在 文化大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中整人的有形和無形的兇手，逍遙法外的大有人在。有的人雖然並不直接殺人，但他們作為幫兇的面目仍是猙獰的。今天他們趕上改革開 放的大氣候，創業致富，如果手段合法，也就無可厚非。但是，兩者對比，難免令人產生感慨，難道「好人好報，惡人惡報」的俗語已經過時了嗎？

個別人物的浮沉暫且不論，但歷次政治運動造成無辜受難者和被株連者的生命權、人身自由權、人格權等遭到侵犯的歷史教訓必須吸取。建立法治社會，並使司法權走向正軌，應該是當務之急。

中國的權貴人士，多年來連人帶錢捲逃和移民外國的眾多，甚至到了無法統計的地步。這些人士基本上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貪官，事發之前或之後潛逃外國，以逃避法律審判。據統計，過去十二年，中國檢察機關共起訴一萬八千名外逃或試圖外逃的貪官和國家企業高層，涉及轉移出境的資金高達二萬七千億美元。

第二類是裸官，就是人還在官場，但家眷卻已經移民外國，當然他們帶去的也有不少財產。裸官不少也是貪腐之官，只是還沒有東窗事發。他們還要利用權勢多撈幾把，待來日出國逍遙去也。

第 三類是大款，即許多大中小型民營企業主。他們對內地的法治和政治生態沒有信心，賺了錢沒有安全感。像重慶的打黑也黑打了不少民營企業主，又像浙江的吳英案 也涉及對民營企業主融資被黑打的種種問題。所以民營企業主賺了錢，十個有十個將資金移出海外，至少也用來在香港買幾層豪宅。至於高價買文物書畫名錶首飾之 類，也是方便把這些東西轉移出外。

第四類是權貴二代出國留學，順便在外國建立一個「據點」。權貴二代三代出國留學的十有八九，學成不歸的也有六七成。典型的便是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既留英又留美，報載便是管理薄家轉移出外的財產。

掣肘太多 孤掌難鳴

問 題的嚴重性，就是這些有權有勢有錢的高層人士，就是對自己國家的政權沒有信心。他們深知，中國官場商場貪腐情況的嚴重性，決不能用只有一小撮來形容，而是 相當「普及」。愈是基層，貪腐的嚴重性愈令人吃驚。同時，公費消費的驚人：公費吃喝、公車濫用、公費旅遊，已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這一筆國庫的支出，與貪 腐的將公化私可相媲美。由於官場貪腐引起群眾不滿，所以全國各地的群眾騷動此起彼落。加上社會上的貧富懸殊已到了臨界點，古人所稱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 死骨」，正在中國大地重現。難怪全國維穩經費已經超過了國防開支！其實中國官場不是沒有健康力量，可是掣肘太多，傳統勢力超過健康勢力。有的有心人雖處領 導高層，也有「孤掌難鳴」之嘆。

本報日前《神州觀察》曾有「知青躋身廟堂，改變政治生態」之論，認為「十八大」後，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將 在會後全面上位，以他們上山下鄉的經歷，與廣大農民職工基層「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有苦難，也有磨練」；並以習近平、李克強、李源潮、令計劃、盧展工等人 為例，認為他們有務實與開明的特質。「他們一旦掌握國權，勢必對現在的政壇產生一定的衝擊」。這是善良的願望，但願如此。

開明改革 才有前途

中國是人治的社會，如果有強人政治，也許會扭轉乾坤。七十年代末，毛澤東留下一個爛攤子，只有鄧小平這位強人，才能倡導改革開放，打破傳統保守勢力「兩個凡是」的枷鎖，走上巿場經濟的解放生產力道路。

但各種保守傳統勢力的反撲，又導致「六四政治風波」的悲劇，使一個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回頭路。也只有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加上大勢所趨，才有後來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和國力增強。

最高層如能觀點和行動一致，開明改革，而不是互相扯皮，加上廣大群眾推動，相信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常常對人說，如果一個人接任一個單位的主管，或者一個幹部接任一個地區或者部門的領導，下車伊始，便對前任全盤否定，說得一無是處，這個人不會是個「好東西」。當然，如果前任的是一個犯罪分子，是一個貪腐有據的人物，是一個已被判刑或開除公職的人，自當別論。

我看過幾個這樣的人。他們一上台，便嘩哩嘩啦地發議論，說前任這也不是，那也不對，然後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認為要改變現有單位或地區的面貌，一副捨我其誰的嘴臉。

內地有某人文革後接任某大專院校的領導，便把前任批判得體無完膚。前任是一位老革命，退任是由於正常退休，並無犯甚麼大錯誤。然而，某人一上台，便指斥前任諸多不當，把他多年的工作全盤否定。於是，這位退休的老幹部回到家鄉後，逢人便訴苦，認為受了委屈。

後來，某人又調到香港，同樣是否定一切。

厚道的人會說，一個人工作多年，犯點錯誤是難免的；但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總要多說幾句好話，不能一如文化大革命中的「鬥垮、鬥臭」吧。

有功說功 有過說過

毛 澤東在擔任中國最高領袖的時候，犯過嚴重錯誤，害死了成千上萬的人，製造了成千上萬的冤假錯案。毛澤東被中共元老陳雲認為是有功、有過、有罪，說他建國有 功，治國有過，文革有罪，功過如果相抵，有罪也不能饒恕；反觀鄧小平仍然認為毛澤東功大於過，對他的批判仍然是十分有節制的。

按照實事求是 的原則，應該是有功說功，有過說過。不過，中國人受封建意識的影響太深，按「刑不上大夫」的傳統，總是對下級嚴，對上級鬆。有傳說云：「刑不上政治局常 委。」當然，現在也有個別官至政治局委員的人被公開定罪的，過去有陳希同、陳良宇，今天有薄熙來，但一般貪腐被定罪的，還是以基層幹部為主。

為賢者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另一個不實事求是的傳統。於是，一些生活不檢點的領袖，某些生活上的惡行都不能公開。近年便頗有一些野史在坊間流傳，但由於不少都是加鹽加醋的，只能姑妄聽之，難以盡信。

由於我們在言論上禁區處處，所以輿論監督不能暢行無阻，這也在相當程度上妨礙了對官員貪腐行為的揭露。

至於話語權又往往為有權勢的人士所壟斷，所以他們說你的不是，你便百詞莫辯。後任否定前任，前任如果無權無勢，便可能「沉冤莫雪」。

像上述某人的否定前任，更可能謬種流傳，使人對其前任有不良印象，這還是斯文點的了。如果某人要加以陷害，插贓嫁禍，那更是含冤莫白了。當然，如果某人只是要打擊前任，以樹立自己的權威，那還不到搞陰謀詭計的地步。

陰謀詭計 不是正途

薄 熙來也許是最新的一個。薄熙來到重慶上任，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難免也有打擊前任的言詞流露，這裏頭也有高明與低下之分。薄熙來以大樹自己和重慶模式為 主，某人卻以打擊前任為主。不過，薄熙來的做法明顯地不與中央保持一致，其特立獨行也引起了其他省市側目，終於倒台收場。

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耍小手段以至搞陰謀詭計，以鋪墊升官之路，並不是正途，十個這種人，十個都會失敗。

我常常對人說，如果一個人接任一個單位的主管，或者一個幹部接任一個地區或者部門的領導，下車伊始，便對前任全盤否定，說得一無是處，這個人不會是個「好東西」。當然，如果前任的是一個犯罪分子，是一個貪腐有據的人物，是一個已被判刑或開除公職的人，自當別論。

我看過幾個這樣的人。他們一上台，便嘩哩嘩啦地發議論，說前任這也不是，那也不對，然後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認為要改變現有單位或地區的面貌，一副捨我其誰的嘴臉。

內地有某人文革後接任某大專院校的領導，便把前任批判得體無完膚。前任是一位老革命，退任是由於正常退休，並無犯甚麼大錯誤。然而，某人一上台，便指斥前任諸多不當，把他多年的工作全盤否定。於是，這位退休的老幹部回到家鄉後，逢人便訴苦，認為受了委屈。

後來，某人又調到香港，同樣是否定一切。

厚道的人會說，一個人工作多年，犯點錯誤是難免的；但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總要多說幾句好話，不能一如文化大革命中的「鬥垮、鬥臭」吧。

有功說功 有過說過

毛 澤東在擔任中國最高領袖的時候，犯過嚴重錯誤，害死了成千上萬的人，製造了成千上萬的冤假錯案。毛澤東被中共元老陳雲認為是有功、有過、有罪，說他建國有 功，治國有過，文革有罪，功過如果相抵，有罪也不能饒恕；反觀鄧小平仍然認為毛澤東功大於過，對他的批判仍然是十分有節制的。

按照實事求是 的原則，應該是有功說功，有過說過。不過，中國人受封建意識的影響太深，按「刑不上大夫」的傳統，總是對下級嚴，對上級鬆。有傳說云：「刑不上政治局常 委。」當然，現在也有個別官至政治局委員的人被公開定罪的，過去有陳希同、陳良宇，今天有薄熙來，但一般貪腐被定罪的，還是以基層幹部為主。

為賢者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另一個不實事求是的傳統。於是，一些生活不檢點的領袖，某些生活上的惡行都不能公開。近年便頗有一些野史在坊間流傳，但由於不少都是加鹽加醋的，只能姑妄聽之，難以盡信。

由於我們在言論上禁區處處，所以輿論監督不能暢行無阻，這也在相當程度上妨礙了對官員貪腐行為的揭露。

至於話語權又往往為有權勢的人士所壟斷，所以他們說你的不是，你便百詞莫辯。後任否定前任，前任如果無權無勢，便可能「沉冤莫雪」。

像上述某人的否定前任，更可能謬種流傳，使人對其前任有不良印象，這還是斯文點的了。如果某人要加以陷害，插贓嫁禍，那更是含冤莫白了。當然，如果某人只是要打擊前任，以樹立自己的權威，那還不到搞陰謀詭計的地步。

陰謀詭計 不是正途

薄 熙來也許是最新的一個。薄熙來到重慶上任，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難免也有打擊前任的言詞流露，這裏頭也有高明與低下之分。薄熙來以大樹自己和重慶模式為 主，某人卻以打擊前任為主。不過，薄熙來的做法明顯地不與中央保持一致，其特立獨行也引起了其他省市側目，終於倒台收場。

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耍小手段以至搞陰謀詭計，以鋪墊升官之路，並不是正途，十個這種人，十個都會失敗。

最近，剛上任的特首梁振英被指摘住宅的僭建事件，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特別是像我這類學理工科出身的人，素來十分重視邏輯思維，總覺得這件事不合邏輯。

這 件事在本港鬧得紅紅火火。大凡希望抹黑梁的人，曾經反對他當選的人，失意於新班子的人，以及以反建制為職志的泛民主派人士，統統抓住了這一個大把柄，大罵 梁振英「政治誠信蕩然無存」，又罵他「詭辯邏輯難證誠信」。總而言之，就是要把這位新任特首罵得狗血淋頭，讓他一上任就寸步難行。

刻意隱瞞 不合邏輯

然而，如果我們冷靜地想一想，梁振英值得貪這個小便宜嗎？在唐英年的僭建事件銳挫選情時，梁振英還不知所警惕嗎？

梁振英承認這是嚴重疏忽，我認為應該同意這個觀點。如果認為梁振英是刻意隱瞞，只為貪這點僭建物的小便宜，完全不合邏輯，因為此舉需要付上重大的政治代價。作為一位參選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又或者已經當選的候任行政長官，值得冒這個險嗎？

唯一的可能是，梁振英買進這個物業的時候，就有了這些僭建物。

也 許，梁振英當年也諮詢過專業人士的意見，又或者聘請了有關測量師觀察過；也許，這些專業人士疏忽了；也許，當年這類沒有磚牆密封的玻璃屋加建，在豪宅之中 是司空見慣的情況；也許，房屋署當年並沒有依足條例加以檢控，於是慣性成自然，連專業人士都認為僭建物無傷大雅，因而提供了沒有問題的結論。

到 了僭建問題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曾蔭權的物業、其他高官以至議員的豪宅，都被揭發有僭建物的時候，新界丁屋的僭建更幾乎鬧成武力對抗的時候，梁振英為甚麼 還不警覺？那時候，如果梁振英仍然沒有警覺，那麼，他與唐英年競逐行政長官寶座的時候，唐英年的九龍塘豪宅爆出僭建地庫事件，鬧得各路記者空前地出動吊臂 車拍攝的時候，為甚麼梁振英還不檢視一下自己住宅內有無僭建問題？為甚麼他還不再聘請專業測量師根據圖則進行查測？

大事精明 小事糊塗

在這裏，我忽然想起了歷史上一個有關「大事精明，小事糊塗」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大科學家牛頓吧？就是他發現了萬有引力，創立了牛頓力學，被評為天才中的天才。

話說牛頓喜歡養貓，家裏便養了兩隻貓，有大貓也有小貓。為了讓貓兒進入內屋，他在牆上鑿了兩個洞口，一個大一個小，認為這樣可以讓大貓走大洞，小貓走小洞。

對此，後世人們笑道，一個大洞，大小貓兒都可進出，鑿開兩個，豈不是多此一舉？

由此可見，像牛頓這樣天才的大科學家也有幼稚的時候，這個實實在在的笑話，包括你我在內，是不是亦有在生活上鬧出過呢？每一個平常人，是不是也可以檢視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有沒有出現過某些幼稚的行為呢？

梁振英的嚴重疏忽已經發生，他也多次為此道歉了。按照常理推測，他完全沒有必要貪這點僭建的小便宜。

現在，我們罵梁振英也罵夠了，只能希望他上台以後更加小心處事，更加深入民間，為香港人多做實事，消解民困，化解社會矛盾，來彌補這個無心之失吧。

大家也許會注意到，在特首選戰如火如荼之際，《明報》大力挺梁；而在最近梁振英住宅僭建問題上，最起勁口誅筆伐的卻又是《明報》，連續好幾日都把消息刊於頭版，連同社論、評論，火力之猛，出人意表。

沒有朋友 就是危機

同 時，選戰期間，站在挺梁第一線的劉夢熊先生，自稱當去年各界還在勸梁振英退選的時候，第一個站出來撐他，寫了許多「激揚文字」為他吶喊。但是，當梁勝選以 後，卻沒有請劉先生上台一起分享勝利，往後，也沒有與他和一眾支持他的朋友好好見面致謝。劉先生在答記者問的時候，說了一句話：「梁振英城府太深，難交朋 友，沒有朋友就是一個政治危機。」

事實上，我不認為劉夢熊先生是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他在與記者對談時，頗多都是為政的肺腑之言。

劉先生除了批評梁振英「城府太深，難交朋友」之外，也指出他「只會做事，不會做人」。前後加起來，可說是十六字箴言，值得梁振英這位新任行政長官認真思考。

這場特首選戰，與前兩任特首上台執政的過程不同，造成了建制派的嚴重分裂。正正因為梁振英予人「城府太深」的感覺，使香港的利益集團十分不放心。

如果不是唐英年「自毀長城」，為反共反中央分子操弄，他是不至於落敗的。因此，雖然梁振英已經上台，但利益集團仍然要為梁的執政製造障礙。

劉夢熊說得好，民意是傳媒和輿論推動出來的，當傳媒和輿論轉向，他又沒有甚麼具體政績和忠實陣營，管治便有可能出現危機。

現在，香港的利益集團正在聯同「港英餘孽」、泛民主派，集中火力對梁施行壓力，令他寸步難行。利益集團就是要迫使梁屈服，在政策措施上，不敢觸動他們的既得利益。否則，便可能會在梁的施政有所缺失，或者社會矛盾演變成危機凸顯時，逼他中途下台。

改弦更轍 開誠布公

如此看來，梁振英上台以後，並沒有如前兩任特首一樣享有蜜月期。他現在的策略是動員全體閣員，頻頻落區。然而，這種親民騷只可用於一時，不能持之永久，就像曾蔭權時代的「起錨騷」一樣。公眾要求的是實惠，甚至是要立竿見影的實惠。

梁 振英現在的人事安排上似乎在搞平衡：例如成立扶貧委員會，羅致若干親民主派人士入局。行政會議呢？雖然加上一些撐他的親信，也不忘保留民主派的人士。梁振 英似乎有意向民主派示好，但正如劉夢熊所指出，他沒有嫡系，對傳統左派也沒有認真關注，總之忘卻了中國人的「政治倫理」。

為官之道雖然重 要，但做人之道同樣、甚至也許更重要。或許劉夢熊在助選期間，由於狀態過勇，引起梁的某些不滿，認為他闖了禍。內情我們不知道，也不必細究，但畢竟他是出 了力，為何在梁當選以後，對他這麼冷落，讓他在記者面前吐了這麼的一大堆苦水呢？同樣地，為甚麼《明報》在挺梁之後，當前對梁的僭建問題，攻擊不遺餘力 呢？雖然他們聲稱「不問唐梁，只問真相」，但誰都看得出，傾向性是有的。

長期以來，梁振英給人的印象是城府甚深，不易揣測；今時今日，梁當上了七百萬人的首長，應該是改弦更轍、開誠布公、與民共始的時候了。

現在香港的利益集團的策略明顯不過，他們就是聯同港英餘孽、泛民主派，千方百計製造話題，逼梁振英的班子向他們屈服，照顧他們的既得利益。否則，便 會製造更大的事件，逼梁振英下台。人選也準備好了，要就是由第二把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接替，否則便要推出北京更加信任的曾鈺成出台了。

渲染危機 製造障礙

這些陰謀詭計，逼得代表中央聲音的香港《文匯報》，罕有地用「正論」的形式，發出「堅定不移挺梁」的言論，駁斥利益集團的謠言，駁斥「中央要在短期內更換特首」的歪論。

梁振英的班子上台不久，謠諑不斷。反對派抓住一些雞毛蒜皮，先是大攻梁的住宅的花棚「僭建」，梁已立即拆除並公開道歉。繼而指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身兼平機會主席有利益衝突，一再逼迫林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一職，以製造梁營領導班子的危機。

此外，再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算二十多年前的舊帳，在當年屬頗為普遍的領取公務員房屋津貼的行為，上升為誠信問題，迫使他宣布辭職。這種種有計劃有準備有內 幕材料的為梁班子施政製造障礙的行動，方興未艾，陸續有來。利益集團財雄勢大，加上有港英餘孽的積極配合，泛民主派的打手充當爛頭蟀，聲勢果然不凡。

梁振英及其班子，雖然頻頻落區，了解民隱民情，然而，受到這種攻勢的衝擊，不免要有如魯迅所說的得橫站的姿態，以應付來自四面八方的襲擊。

反動輿論更經常製造似是而非的謠言，如說中央已啟動「後備方案」，即所謂以林鄭月娥或曾鈺成對梁取而代之。因林鄭月娥及曾鈺成均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人物云云，此類謠言自會令人半信半疑。

但有政治常識的人自然會問：目前社會上攻擊梁營的幾個事例，是不是重要的政治議題？是不是梁振英上台以後的重要過失？

爭話語權 孰不可忍

以上問題，中央會不會如此兒戲，因個別官員的多年舊帳，因個別人議論所謂「角色衝突」，便輕易把一位剛上任的行政長官拉下台？

這是常識問題。不是利益集團的一廂情願，不是港英餘孽以為翻身的機會已到，不是泛民反對派可以輕易「抽水」。他們一夥，也把中央的施政能力和港澳政策，看得太兒戲了！

中央堅定挺香港，挺香港的「一國兩制」。

梁振英既然是香港的間接選舉合法選出，並由中央任命，舉行過莊嚴的就職典禮。怎可能在他上台伊始，未能施展拳腳之際，便把他拉下台？反對派陣營的輿論和利 益集團的盤算也太惡毒了。這個「設計」，不僅陷中央於不義，也為了製造香港的政治混亂，與中央要求香港繁榮穩定的要求背道而馳！利益集團和港英餘孽是為了 保持既得利益，泛民反對派是為了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他們竟然綑綁在一起，向梁營的新班子猛烈進攻，完全不顧香港安定的整體利益，也不顧中央對香港的最後話 語權。他們的囂張，可謂空前，值得港人深思，也值得中央深思。

事實上，中央待利益集團不薄，中央對港英餘孽不咎以往，許以諮詢機構高位。今天居然出現這種三國時期「魏延反叛」的歷史教訓，與中央爭奪話語權，甚至要逼中央就範，是可忍孰不可忍！

香港回歸祖國前後，出現了一個所謂「港英餘孽」的詞兒，意指在港英統治時期「當時得令」的頭面人物，在回歸以後又搖身一變，成為北京的寵兒。有個別人為此忿忿不平，甚且公開有所表現和譴責。

當年「港英餘孽」之說，不符合中央的統一戰線政策。

關鍵時刻 餘孽復燃

早在三十年前，鄧小平就曾指出，港人治港應以愛國者為主體。但愛國者的定義十分寬鬆，說既要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但他們是相信資本主義還是封建主義，甚至奴隸主義，不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都是可以的。

大 多數在港英統治時期身處高位的，包括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包括前高官，都參加到為香港回歸而出謀獻策的隊伍中來。其中主要的是參加籌備香港特區成立的籌備 委員會和之前的預備委員會。其中有知名人士，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鍾士元、范徐麗泰、譚惠珠、黃保欣、李鵬飛等議員，也有高官原警務處處長李君夏等人。這些 人對香港的平穩過渡是作出了貢獻的。

所以，當年有些「左派」提出 「港英餘孽」之說，是不利於團結大多數、不利於爭取平穩過渡的。

今天，香港回歸已經十五年，多年來，各類頭面人物在政治舞台上都扮演若干重要角色。特別是在二○○二年《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和今年的特首選舉上，有沒有人又再扮演「港英餘孽」的角色呢？

如 果說，在回歸初期，由於不大明瞭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政策，如果說，由於初期「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實踐還剛剛開 始，有人對此半信半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時間過去了十五年，特別是十五年來，國家經濟騰飛，國際聲譽日隆，在政治經濟上都舉足輕重的時候，有的在港英統治 時期是既得利益者，在關鍵時冒出來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便不能不令人懷疑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了。

公開煽動 製造混亂

二十 三條立法的時機在當年的確不太成熟，推銷手法也頗生硬。如果是為祖國好、香港好的人，應該在內部加以討論規勸，而不是用突然襲擊的辦法，採取「反戈一擊」 的手段，把立法與否變成「敵我矛盾」。更有人就在中環高舉民主派的旗幟，說強行通過就會「血洗中環」。這種種舉動，難免令人聯想到有人策動、破壞特區政府 威信，迫使特首下台的種種陰謀詭計。

到了這一次香港的特首選舉，中央早已明確表示唐英年和梁振英都是可以接受的人選，你不投梁可以投唐。但 中央肯定不願見到因投白票而導致流選，出現一個政治動盪的局面。但有人就是公開煽動投白票導致流選，與中央唱對台戲，這又是甚麼居心呢？難怪有人聯想到是 不是有外國勢力策動，以便製造混亂，打擊香港的和平穩定。

中央對這些人物仍然堅持團結方針，給這些人士以諮詢機構的高位，並未因他們的「港英餘孽」身份而加以歧視。很可惜，有的人在政治上已經病入膏肓，或者有辮子在外國人手裏，不得不為前任主子効勞，並自詡為「七百萬人的先鋒」，這就令人不能不感到遺憾了。

看「七一」遊行隊伍中，出現了多面港英殖民時代的「英屬香港旗」，可見「港英餘孽」已經蠢蠢欲動了。

話語權就是說話權、發言權、輿論影響力。本來，國家話語權的大小應與國家的實力密切關連，可惜，中國的實力是世界第二，但話語權卻與此不大相稱。別說在國際，就是在香港，代表國家的話語權很弱，輿論影響不在國家的這一方。

中國話語權不濟，到底是甚麼原因呢？是國家不肯花錢嗎？不是，中國把國家廣告都賣 到紐約時代廣場的大屏幕上，試想中國辦了多少英文報紙？又進行了多少外語廣播？但是話語權與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中國奇迹並不構成正比例，相反，許多反華的話語卻很有市場。

話 語權應該通過不同的文化形式加以表達，不僅僅是一個個宣言和聲明。比如說，電影是一種文化表達的形式，它會潛移默化地把一國的話語通過藝術形式傳播出去。 美國電影雄霸世界，便把美國模式、美國生活方式向全世界傳播，這就是美國話語權的一種重要形式。美國電影產量只佔全世界的百分之六，但以放映時間計，卻佔 了全世界觀影總時間百分之八十。

又例如美國以及西方的通訊社霸佔了全世界訊息發布的絕大部分，它們雖然訊息豐富靈通，但不少是有傾向性的，影響了國際輿論。

缺乏雅量 削弱影響

對政治主張的闡發權，是話語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種闡發，是生動、說理、舉例豐富，還是生硬、教條、老一套，效果便大不一樣，只有具感染力、滲透力、說服力的話語，才能增強話語權。

毛澤東在七十年前反對「黨八股」，指摘「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藉以嚇人」、「言語無味，像個癟三」等等，今天消除了嗎？有些黨報、官報，之所以沒有人喜歡看，只靠機關訂閱，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嗎？

我們的話語權之所以不能擴張，又與我們的清規戒律太多、禁區處處有關。

抗 戰時期，中共的《新華日報》罵《大公報》對國民黨是「小罵大幫忙」。但是，國民黨政權能容許「小罵大幫忙」，而共產黨為甚麼沒有這個雅量呢？解放以後，毛 澤東一闊臉就變，對梁漱溟的一些批評就加以壓制。梁漱溟回應說，希望主席有這個納言的雅量，不要拒諫飾非，毛答稱就是沒有這個雅量。

正是我們在這些宣傳工作上的生硬教條，缺乏雅量，削弱了我們在國際上話語權的影響力。

香港的情況也是如此。這裏有國家的通訊社、報紙和若干刊物，然而，香港輿論的話語權不在愛國陣營手裏。比如最近利益集團、「港英餘孽」、泛民反對派聯合對梁振英的新領導班子進攻，又如反對派利用國民教育教材問題發難。

這一次，由傳媒牽頭，渲染成好像是「荼毒青少年」的「世界末日」一樣，這是個甚麼樣的話語氣氛？親中輿論連話語中的解釋權、申訴權都沒有，真正是一場「大石砸死蟹」的話語戰爭。

兼收並蓄 建立公信

話 語權的表達應因地而異，因時制宜，不能一部通書讀到老。香港與國際不一樣，與內地更不一樣，闡述國家政策，不能一味正面宣傳，對一些負面的新聞，應加報道 並加以分析，是其是、非其非，不能只報喜不報憂，香港人是不吃這一套的。只有建立了公信力，話語權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內地的官報都說過：打造中國話語體系，必須具有海納百川、兼收並蓄的胸襟和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