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人治社會，繼承了不少封建殘餘，因而有把領導人神化的傳統。最高領導人被神化已造成多大浩劫？毛澤東是神，比歷代封建皇帝被神化更要高千百倍，除了“萬萬歲、萬萬歲＂的叫喊外，還發明了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對他的話“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他的錯誤指示，萬民遭殃。

但神化在改革開放以後有沒有減弱和消除了呢？沒有！至今最高領導人群體仍被神化。他們的一舉一動，比如去看一齣戲，都要上第一官報＜人民日報＞的頭版。莫言得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只能刊在＜人民日報＞內頁第14版。只有李長春發了賀信，這條消息才能上官報首頁。至於最高領導人群體他們的講話，都是“重要講話＂。甚至有些值得商榷的言論也被當作金科玉律。人總有犯錯誤的時候，哪能有最高領導人的話便句句正確？
比如有大人物說要“築牢抵禦＂外來的“錯誤思想＂。思想怎能“築牢抵禦＂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沛然而不可抵禦，只有用思想對思想，您的思想正確，受到群眾擁護，便能抵禦錯誤思想。蔣介石當年如何千方百計“築牢抵禦＂共產主義思想，不僅“築牢＂，而且趕盡殺絕，還不是被趕出大陸，偏安一隅？
又如提倡這個“不＂那個“不＂，不可做的事情，應該經過實踐的檢驗，不是下個“不＂的禁令就可奏效的。
至於批判“普世價值＂，更是把階級觀點絶對化。世上怎麼沒有普世價值？馬克思主義就主張普世價值，他的學說就是繼承了資產階級思想家倡議的普世價值思想成果。他把“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作為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民主自由，難道不是普世價值？馬克思說，“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人的本質＂。同樣，恩格斯在領導第二國際的時候，也着重指出，爭取民主，是戰鬥的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也指出“沒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統一麼？”

共產主義就是實現民主自由

＜共產黨宣言＞產生在資本主義興起、殘酷的階級剝削以積累資本的時期，但它仍然聲言“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其實，“共產主義＂這個譯名並不十分恰切，並曾給人歪曲為“共產共妻＂的原始社會的變種。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就說過，共產主義一詞不宜普通使用，因為其含義並不確切。有人認為共產主義反對人的自由，實際上共產主義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實現自由。
歷史上許多共產主義國家，實行的並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 ，而是極左的階級鬥爭和專權的統治。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失敗了，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左的嘗試也失敗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理論被歪曲了、實踐被錯誤路線所糟蹋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等所犯的錯誤已受到公開的批判。

今天再把領導人的言論神化，再奉行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恐怕仍將會鑄成大錯。
有的人根本沒有讀懂馬克思、恩格斯的書，連毛澤東思想中的正確部分也沒有很好地理解，就嘩哩嘩啦地發議論，並以“重要講話＂的姿態面世，去指導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正像毛澤東所曾批評過那樣：“流毒全黨，妨礙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

過去中央有“少宣傳個人”的指示

習近平上台以來，雖然也反對一些對領導人過份逢迎的做法，但宣傳部門還是連篇累牘地宣揚中央主要領導人。

中國現在要改變人治的狀況，還有一條漫長的路要走，但應該從改變神化個人的做法做起。打倒“四人幫＂以後，中共中央舉行三中全會，曾正確指出，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一個“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少宣傳領導人個人的沒有重要意義的活動和講話＂。到了1980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決定撤換華國鋒的最高領導人的職務。當年批評華的一條罪狀，便是他“熱心於製造和接受新的個人迷信＂。

現在看來，“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之一，就是在全黨全國中發展了“個人迷信＂，把毛澤東神化為一個無所不曉的神仙，把他隨便講出的一句話，都作為“最高指示＂，連夜敲鑼打鼓地傳達。打倒“四人幫＂以後，在破除“個人迷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由於中國的封建傳統太深，破除得並不徹底。所以今天對於一些大人物的“重要講話＂，誰也不敢公開批評。神化個人的風氣仍然存在，這是不利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

但是在大小領導說了算的風氣下，誰又敢於戳穿這件“皇帝的新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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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9日 【明報】

最近香港某些輿論，認為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收緊，有向左轉的傾向，而且這是受香港「左派陣營」的影響。並警告說，左毒會害港誤國，使人憂心忡忡。

他們的論據還聯繫到中共「十八大」對香港政策的論述，張曉明主任對「十八大」有關香港政策的長篇闡釋，以至把香港出版的一本《香港藍皮書》的某些論述也牽涉在內。這個論據，值得探討。

30年前，中英進行香港問題談判並達成協議，並開始對香港《基本法》的擬訂。我作為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及其之前的預備委員會的成員，更是1982年鄧小平邀請12位港澳人士商談香港回歸問題的參加者之一，對內地制訂和討論有關香港《基本法》的方方面面，了解甚詳，茲在此略加介紹。

早年幹部不了解「一國兩制」

鄧小平會見我們12個人的時候，我發了言，清心直說。先詳述港人對內地多年來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種種「左」的政治運動，對此完全不能接受。因而對香港回歸，頗有顧慮。同時，香港在港英統治下，自由和法治是有的，就是缺乏民主。因而對回歸後的民主訴求，必然劇烈。

會後有關人士批評，說我沒有正面肯定香港回歸種種好處，盡提些憂心的事。

往後，在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香港《基本法》草案時，的確有不少人大常委，表示《基本法》草案中對香港的政策過於寬鬆，提出異議。更指出沒有加強中央的權力，過分「高度自治」。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不少人包括高級幹部，在政府部門退下來後擔任人大常委，仍然對鄧小平的港澳政策不太了解，不足為怪。

就是在香港，我主持過多次文化教育界的《基本法》諮詢會，也有人提出不少「左」的意見。如要把瑪麗醫院名稱改為人民醫院、皇仁書院改為香港第一中學等等。也包括內地大學畢業生，如醫科、工科以至會計科，都應免試來港執業等訴求。

今年政治生態有所變化

當年有「左」的思想並不奇怪，除了歷年內地「左」的政治運動的影響之外，也是香港傳統左派長期受到港英壓制之後的一種反彈。

但是到了今天，香港是左的主導還是右的主導呢？

特別是今年以來，特別是這一次香港特首選舉的前前後後，冒出來的不是左的思潮而是右的思潮。

從對內地來港自由行人士的厭棄，斥之為「蝗蟲」，到叫嚷什麼「去中國化」、「中國人滾回中國去」、香港變成「中國的殖民地」等和高舉英國旗遊行，把發展新界東北地區說是為了港深融合、國民教育就是「洗腦」等等。這些反對口號和若干行動，為什麼就沒有人說是「一國兩制」中的破壞「一國」的行為呢？

為什麼一說到司法上的問題，就一口咬定是破壞司法獨立呢？為什麼建議釋法，又是摧毁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呢？

上述的一連串的言論和行動，都是破壞「一國兩制」的，這些向右轉的東西，為什麼就不是害港誤國呢？

三股勢力有共同目標

今年的香港特首選舉及其結果，是香港形勢向右轉的一個轉捩點。利益集團不滿梁振英上台，港英餘孽立即轉向反對派的一邊，這是明擺着的事實。香港特首是中央任命的，這一次梁振英赴京述職，中央主要領導習近平、胡錦濤、溫家寶接見，都對梁振英加以肯定和支持，但是倒梁派仍然是揪住他住宅僭建問題不放。梁宅僭建問題，他是有錯失的，但他已經在書面上和口頭上，向立法會和公眾一再道歉，事件應該就可了結。讓他集中精力依法施政，做出成績來，如有不足，再加批評不遲。如果再糾纏下去，是兩敗俱傷，對香港並無好處。香港如此撕裂，受害的是老百姓，受害的是香港的經濟和民生。中央對此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中央是堅決支持梁振英的，這怎麼就是「左」了？

利益集團已經賺夠了，他們仍然有力量繼續周旋；港英餘孽既依附利益集團，又依附英美勢力，也是有所恃的。香港繼續動盪不安，經濟繼續不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寸步難行，苦的是我們平民老百姓。被運動的群眾，應該醒醒了。

中央不會以「左」反右

觀之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不是左了，而是右了，不是「兩制」受到傷害，而是忽視「一國」，挑戰合法管治。對人不對事，反中亂港，而某些頭面人竟和泛民反對派走在一起，實為回歸15年來所未見。

中央當然要密切注意形勢的發展，所以對香港形勢的看法，顯然有若干變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決不會以「左」來反右。中央一貫的政策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當然，今天對香港也不是反右的問題，而是支持梁振英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問題。同時，也是支持愛國愛港的健康力量，支持香港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支持香港同胞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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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國人除了興奮和讚揚之外，也有不少批評和議論，海外更不用說了。因為之前高行健也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內地官方不是冷淡，就是大肆討伐。海外華人社會，有言論自由，自然兩相比較，於是對莫言便有冷言冷語，說他是體制內作家，不值得取得這個奬項。證據之一是他是官方的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證據之二是今年他曾應官方紀念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七十周年，在出版紀念集上抄寫了一段。這些都算在他是依附官方的“罪狀”。

其實，文學作品的優劣，應看作品本身，看作品是否反映了時代的真實，看作品對社會現實是否有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而不在他是否具有一個官方職務的虛名和做了一件附庸“紀念”的小事。

莫言小說具批判性

莫言說，他不贊成作家以那麼明朗的態度介入政治，而且介入的深淺與作家本人的性格有關係。他說他自己的性格“可能不太合適扮演這種台前角色，以非文學的方式扮演社會良心，社會代言人的角色”。

他又說，“我通過小說的方法，把我對社會現實的態度，對強者的批評，對弱者的同情，已經表現得非常充分了。……已經是表現得淋漓盡致了。我的政治觀點、歷史觀點，我對社會的完整看法，已經在小說裡暴靈無遺了”。

我還没有通讀莫言的主要小說，只看過他的長篇《蛙》和若干中短篇。在《蛙》這部小說中，他是對當前內地執行的“計劃生育”制度的某些粗暴的執法和不人道的行為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其中更對有權有勢可以走“法律罉”，無錢無勢者的悲慘遭遇有深入的刻劃。這正是他以文學的形式扮演了社會的良心和作為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

現實導致寫作衝動

莫言說，“一個作家如果没有矛盾衝突的話，也就失去了創作的能力，只有當他感到矛盾痛苦，有一種很激烈的情緒的時候，才能來寫作”。此說我深有同感。我不是寫小說的人，我只寫政治評論。當看到社會上矛盾尖銳，而歪理流行的時候，就有種寫作的衝動，不吐不快，因而便能寫出一篇篇評論來。所以我相信有良心的作家就是代表一種聲音，一種吶喊。不過政治評論是直接的，而創作小說卻是較為隠晦和迂迴。小說可能把情緒壓得深沉一些。正如莫言所說的，“用極其平緩的、平和的腔調講述一件非常激烈的事情”。

在斯德哥爾摩，莫言被記者一再要求說說對劉曉波被囚禁的看法。早在他獲獎之時，他已經表示希望劉曉波能够早日得到釋放。記者的再次追問，是希望進一步挖出莫言對當前中國政治和言論自由的看法。作為一位內地的作家，今天又得到國際榮譽和受到國家肯定，在此時此地，這是強人所難的。他說希望劉能得到寛大釋放，是從一個作家良心出發的肺腑之言，你還能要求他進一步說什麼呢。劉曉波是經法庭判決有罪而囚禁的。判決是否正確是另一回事。但海外特別是香港的反對派，不是口口聲聲叫嚷司法神聖不可侵犯嗎？不是有人一說了幾句對司法機構與《基本法》的關係而受到大狀們的口誅筆伐嗎？這些人何以雙重標準至此？

香港中聯辦更換主任和港區全國人大選舉，同時成為香港新聞頭條。

中聯辦彭清華主任來港十年。十八大以後，屢傳他將調任，並盛傳他會進中央擔任要職。因為他仍年輕，才五十五歲，距離退休起碼有十年。但熟悉中央用人傳統的，應知青年才俊幹部，升至中央高層，必先在地方鍛練。最好是到較為遍遠的省區，經濟不太發達的地區任職一個時期，經驗較為豐富，方受重用。過去胡錦濤是如此，今天的習近平也是如此。

彭清華出道便當京官，在中央組織部工作多年，官至副部級的局長，然後調來香港。香港雖然是特區，但卻是發達地區，所以升職還需經過一個徧遠而不太發達地區的工作磨鍊，這就是把彭清華調去廣西當第一把手的原因。

有了香港這個特殊環境發達地區的領導經驗，再加上不太發達的廣西自治區的領導經歷，方可再上一個台階。

如果仕途順風順水，彭清華主任，肯定在十九大時有耀眼的位置。祝彭主任好運﹗

張曉明執行中央政策

張曉明來港接任，他以年輕又有理論基礎著稱。雖然他在黨內的位置袛是候補中央委員，論者認為這是中聯辦降級，與港澳辦不相稱。實際上兩者仍然平行，都直屬中央港澳領導小組。過去廖暉主政，因為他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屬國家領導人一級，並兼任中央港澳小組副組長，而且資格老而倚老賣老。中聯辦過去的幾任領導人都是謙謙君子，因而顯得港澳辦似乎高了半級。不像早年周南和魯平分掌兩辦，頗有較勁味道。

派張曉明來，就是中央人事政策的年輕化進一步實施。論者認為張在對港言論以及在闡述十八大對港澳論述中表述強硬，認為他到港，或會顯出鷹派的一面。對一國兩制的實施，會重一國而輕兩制。這實在是膚淺之論。中央對港政策，決策在中央，不在個人，更不在張曉明的身上。他決不可能自把自為。加上他年輕而新上任，更加會處事慎重。觀他在港澳辦工作多年的表現，都是平實而不浮誇，兢兢業業，處事虛心，不是誇誇其談之輩。

香港近年的政治生態有所變化，利益集團與港英餘孽力爭話語權而不果，因而對現任政府採取不合作甚至對抗態度。英美外國勢力當然不會“錯失時機”，不斷活動和渗入。對此，中央不能視而不見，當然有若干對策。這些新對策，不論是誰主中聯辦，都必須執行。

人大選舉 冷暖心自知

港區人大選舉，范徐麗泰得票排名第二十九位，劉健儀排名三十六位包尾，她們兩位，都是爭取連任的最低票者。這個得票的變化值得大家深思。

上一屆范太以排第一的票后而獲委任為港區唯一的人大常委，為什麼這一次落差這麼大？原因顯然是她的公開表現。年來她不斷發話，內容與語調與中央的要求頗有差距，讀者可以覆按。至於劉健儀，作為自由黨黨主席，在中央肯定今年特首選舉不應流選之際，在幕後軍師的策動下，在電視上公開宣布主張投白票。自由黨的愈來愈背離中央期望，為港英餘孽所操縱，教我如何再信她？

剛得到諾貝爾文學奬的莫言，曾說過這樣的一段話﹕「中國甚麼都落後，但是刑罰是最先進的，中國人在這方面有特別的天才。讓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這是中國的藝術，是中國政治的精髓。」這話十分有哲理。

近讀公安部退休幹部晏樂斌所描述的文革時期廣西武鬥的殺人酷刑，的確是駭人聽聞。他們的造反組織「聯指」，在殺柳州鋼鐵廠人事幹部黃日高時，把他背部綁上炸藥，一按電鈕，把人炸得骨肉橫飛，說這就是「天女散花」。廣西省貴縣農民陳國榮，因長得胖，便被活活殺死，挖出心肝，二十個人分吃。女民兵隊長陳文留，自稱一個人吃了六副人肝，還殺人割下五名男人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這種殺活人，吃人肝的事，據說在文革時期的廣西，頗為普遍。

湖南道縣，在一九六七年的「文革」期間，發生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有一位譚合成的作者，編成一本厚達六百頁的《血的神話》，記述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年那一縣的大屠殺紀實。

據他的統計，殺人手段可歸納為十種，計有槍殺、刀殺、沉水、炸死、丟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繩勒、火燒，其他。而其中更可分為挖眼割舌、開膛破肚、先姦後殺，乃至將梭標插進隂道，把四肢釘在門板上凌遲至死等等。

我不知道人性何以會在一場政治鬥爭中，突然爆發成比野蠻人比吃人族更恐怖的行徑﹗

在抗戰時期入侵中國大地的日本兵，他們的殺人野蠻行徑是空前的，難道中國人卻去學這些日冦的殺人手法？

重要的歷史教訓

一個有悠久文化的民族為什麼會在一場政治鬥爭中墮入比野蠻人更野蠻的狀態？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想法是多麼可怕﹗這個大亂就是政治愚民對政治賤民的大屠殺，根本和「大治」毫不相干。

這樣的一個歷史教訓，幅射出今天中國社會的種種矛盾，令人感到十分擔心。

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是自上而下的，是毛澤東發動的。他害怕權力的失落，他有主觀主義的烏托邦思想，他也可能對某些官僚主義現象不滿意。於是號召青年學生，起而造反，結果造成不可收拾的亂局，並釋放出人類遺留的野蠻本性，造成一個中國人民的大災難，大慘劇。但是，至今這個歷史教訓仍然未被認真汲取，造成這個慘劇的某些因素仍未消除。

當今中國社會的內在矛盾正在積累，人們正在討論如何解決愈來愈激化的矛盾的辦法。胡錦濤也在「十八大」的報告中警告說，如不反腐倡廉，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政治改革刻不容緩

解決社會矛盾衹有政治改革一途，這差不多是國人的共識。但如何改革，卻是眾說紛紜。過去的十年，是說多於做，政治改革基本上停步不前，以至有識之士十分憂心。

如果矛盾終有一天爆發呢，如果千方百計維穏而終於維不穏呢，那就有爆發一場文化大革命式的暴亂的危險，就有可能再出現「文革」時期那種慘無人道的殺人手段的悲劇。那就不只是亡黨，而是要千千萬萬人頭落地的呀﹗

難怪許多官商的權貴分子，早就看出了這個危機，早就對內地的維穏没有信心，因而紛紛把子弟、配偶和財產移往美國等西方國家，成為成千上萬的「裸官」、「裸商」，成為千真萬確的“走資”，他們也成為美國人的「人質」。

中國正走在十字路口！

去年溫家寶總理在北京單獨會見我的時候，臨別時交給我一個牛皮袋子，內裡大概是一些文件。他也没有說什麼，我也没有馬上拆開。回到賓館，拆開一看，原來是一大疊影印剪報。但分門別類，並加上小標題﹕

一、謠言的由來，2004年7月1日，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

二、有關“平保”謠言，各報、雜誌、網絡闢謠資料。

三、有關珠寶展台灣代表團的申明。

四、徐明假冒女婿。

五、近日有關溫雲松的報道失實。

這些材料，都是抺黑他和他的家人的，早在《紐約時報》最近的抺黑文章出爐之前，已有前科，而且材料不少。由此可見，要搜集抺黑溫總及其家人的黑材料，由來已久，並不是《紐約時報》早着先鞭。

當時溫總把這些影印材料送給我，並没有要求我為他做什麼事。但我知道，這些對他抺黑的海外報道，顯然是希望“出口轉內銷”，打擊作為改革派的一面旗幟的溫總威信。

溫總的悲情發言

我曾在去年6月18日在《筆陣》欄的一篇＜“唱紅”與“抺黑”＞中略為提及抺黑溫總的政治目的。往後在今年3月17日又在《筆陣》中寫及＜溫家寶總理的悲情＞，說及他在今年“兩會”結束時招待記者會上開頭所說的一段話﹕“我，連同我這一生，給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它忘記，並隨着我日後長眠地下而湮没無聞”，這是多麼悲情的一段話呀﹗

面對內地社會的眾多社會上的深層次矛盾，作為大管家的國務院總理，工作的壓力有多大，應該可以想像得到。而“政令不出中南海”，更令溫總感到十分揪心﹗

溫總多次公開提倡政治改革，因他深知，一切問題的核心在於政治改革趕不上形勢需要。没有政改，貪腐問題也只能治標不治本。其實，這些關鍵問題，鄧小平早已知道，並且公開說過。很可惜，經過幾代領導人，都只能紙上談兵，做言論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反改革的勢力實在強大，熱心改革的溫總，只能徒呼荷荷。

抺黑材料都是張冠李戴

回頭再說那些抺黑溫總的材料，都是舊聞。以《紐約時報》揭發的所謂溫總母親持有“平安保險”巨額股票一事，實在匪夷所思。

平安保險2004年6月在香港上市，當年已引發指該公司向溫總及其子溫雲松贈送股份的謠言。其實持股人鄭建源是鄭裕彤的代表，其人受鄭裕彤賞識上位，擔任新世界（中國）經理，但絶不是溫雲松的化名。此事2004年11月4日本報及《星島日報》均有詳細報道及闢謠。本報翌日特稿更以“改革招怨，溫總謠言屢傳”作為標題。

今天《紐約時報》又再以“平保”股權問題炒到九十多歲的溫總母親身上，它很想說明，溫總祖孫三代都是貪腐分子。

至於熱炒 溫總 夫人張蓓莉是珠寶商一事，並謠傳她在北京國際珠寶展銷會上，豪擲200萬人民幣買珠寶。這本屬極為幼稚的謠言，還要勞參展台商和台灣參展團團長邱惟鐘在多份港台報刊刊登澄清聲明。

日前本港某報也刊登專文，說 明溫家寶 夫人是寶石鑑定專家而不是珠寶商。

《紐約時報》是揭秘小報嗎？

《紐約時報》的所謂有關溫家寶家人秘密財產的長篇報道，其中不少都是炒多年前的冷飯。他們連溫總夫婦的照片都找不到，要由他們駐上海分社的新聞助理徐研向我求助，希望採用去年我與溫總夫婦會見時的獨家照片。

《紐約時報》早在2004年就在搜集中國領導層的黑材料，它以“國家主席與軍隊領袖之間不合”為題進行挑撥離間。文中已提及“平安保險”的股權與溫家的事。不過那時候指的是溫總的兒子溫雲松，今天卻把這頂擁有秘密財產的帽子戴到溫總的老母親的頭上。一張國際性的大報，卻淪為小報式的“揭秘”，實在令人嘆息和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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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開過的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選舉會議，決定人大代表選舉，在12月19日舉行。

香港是特別行政區，選舉人大的選舉文化也有別於內地其他省市自治區。而且每一屆的選舉都要煩勞上一屆通過一次選舉辦法的決議，新一屆的選舉也不例外。

不過，這個香港選舉會議在選舉主席團成員的時候，卻仍然是內地選舉模式的一套。既没有差額，推薦成員也是黑箱作業。十九位主席團成員的名單，都是開會時才發給各位選舉委員。本來在開會之前也可以先發給各選舉委員徵求意見，並歡迎委員推薦人選。就是等額選舉，也可以通過投票，以得票多寡讓大家知道誰孚眾望而誰民望落後。人大常委會不為此圖，但又要舉手表決，所以當天我不參加投票。

其次，當前推薦代表名單满天飛，社會上風傳誰得到 “祝福”，誰便有當選可能。而不是看候選人是不是有議政能力和時間，並且不是沽名釣譽之徒，只望圖個榮譽職位。

我在10月13日本報筆陣欄曾經寫過《奇望於新一屆港區人大代表》一文。希望新一屆能選出對國事有較深刻的認識，對全國政事上有較高的議政能力的人。而且更不是兼職多多、“周身唔得閒”的人物。因為在我參與全國人大工作期間，對此深有體會。坦白地說，不少人是“尸位素餐”，正所謂“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如何能代表港人發聲？

所以我主張已在本港參加行政會議和立法會的議員，如不是有充分的精力，有較高的議政能力，最好不要再參加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

多名行政立法議員仍然參選

但現已公開表態的參選人士，不少已在行政、立法兩會中有位子的，仍然躍躍欲試。有的希望連任，有的爭取“再上一層樓”，毫無退縮之意。

更有甚者，現在有些參選而被“祝福”的參選人，更有“世襲”的現象。有的是父傳子的，有的是某單位有代表退下來，便由該單位的另一位頂上。當然世襲頂替的人，不一定没有議政能力，所以不能一概而論。但是這難免有點封建色彩。北朝鮮金氏王朝的世襲，己經淪為國際笑談。但香港是個開放的民主社會，也來這一套，未免令人“刮目相看”了。

由於參選的門檻很低，只要有十名選舉委員提名，便可以成為候選人。如果各位選委都進行足額提名，最高便可以有130名左右的候選人。當然現實不可能有這麼多。而且風聞有人正在“勸退”一些候選人，避免“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所謂“漁翁”，就是害怕有些反共反中分子混進全國人大的隊伍來。其實這個可能性很小，上一屆有個別所謂泛民的人物參選，結果都是鍛羽而歸。只是有個別建制派頭面人物竟提名著名反共分子參選，淪為笑談而已。

選舉結果不容有失

當然，目前的香港政治生態十分複雜，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當然不容有失。中央方面又一向對選舉的保險系數打得很高，所以有的做法與香港人喜歡放任自由的風氣有矛盾。如此“宏觀調控”，能否選出真正有議政論政能力的人士，就只好看看選舉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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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些人很懷念港英殖民統治時代。有些年青人是人云亦云，由於對現實的若干不滿，便跟着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憧憬自己並未經歷的港英統治。有的人是在港英統治時期的既得利益者，與當年的權貴勾結，大發其財，方能建立自己的資本王國。有的人是在港英有意培植華裔代理人的得益者，包括某些高官和行政立法議員。英國人深謀遠慮，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前後，便很着意培養親英的青年才俊，以便在香港回歸祖國以後，能繼續港英統治的“香火”。這一着的確成功，末代總督彭定康的成績尤其卓著。難怪他缷旗回國以後，仍能連任要職。

戰後的港英統治，以六七暴動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戰後港英重新進佔香港，經歷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三任總督，歷時近三十年。他們沿用的仍然是統治老殖民地的手法。葛量洪大搞官商勾結，斬獲甚豐，離任時要用貨船載“行李”。柏立基是反共老手，在星馬英殖民地當總督時期，鎮壓馬共絶不手軟，來港後用同樣手法壓制香港左派愛國力量。戴麟趾繼承之，終於壓出一個六七年的“反英抗暴”來。

這幾位殖民地官員，他們沿用對付亞非洲老殖民地的手法，以為收買一些“高等華人”，強壓基層群眾，便可維持統治。殊不知經過八年抗戰，中國人民的覺醒，新中國成立，香港並非某些亞非英國殖民地可比。香港同胞維護本身利益的要求，用老殖民主義的眼光和手段，顯然不合時宜。

六七暴動後港英改弦更張

殖民壓迫是爆出了六七暴動的原因之一。雖然運動的過左行為，損害了香港同胞的利益，以失敗告終。但群眾不满港英的老殖民統治的情緒，並未平息。

英國當局看出了這個苗頭，過去派來的三任港督，都曾在其他殖民地當官，沿用的是高壓的一套。但中國人不同於英國的其他殖民地子民，而新中國更在邊鄰，影響力不可低估。管治香港，不能用老皇曆了。於是以後三屆港督，便派出外交能手擔任，他們是麥理浩、尤德、衛奕信。

麥理浩上任開始，便重視居民福利，建公屋居屋，發展工業，增進就業，普及教育，興建學校，如此等等，終於緩和社會矛盾。同時，整飭吏治，建廉政公署，使過去貪腐厲害的紀律部隊走入正軌，的確嬴得口碑。

尤德、衛奕信等蕭規曹隨，繼承這一套。加上中英談判開始，香港前途已定。到了彭定康前來，主要便是為回歸後沒有英國人的英國潛勢力作部署了。

彭定康戰勝周南

在香港的後過渡期，彭定康戰勝了周南。英國人無論在對回歸後的人事部署、經濟利益的安排、司法部門的把持、“港英餘孽”的埋伏，都作了精密部署。並在公開爭議上，例如立法會的組成問題上，虛晃一槍，吸引中方注意。彭定康可謂為英國的利益，立下了犬馬功勞。

今天有人高舉英國殖民地旗，有人暗中在為香港變成“獨立的政治實體”布局，甚至有人用試水溫的方式來高叫“港獨”的口號，都是事出有因，水有源流的。

今天，如果不正本清源，分析香港政治生態弄到如此亂糟糟的一團，把社會矛盾只歸咎於民生上，是不足以解決問題的。

不知道讀者在讀了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的報告後，有没有個感覺，這和國務院總理每年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有什麼分別？

況且這個報告的題目就是﹕“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國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他講的是“全國”，而並不只是“全黨”。

本來，黨的代表大會，總書記的報告應着重講黨的發展、黨員培圳、黨內存在的問題。黨政關係也可以一談，但不是把政府管的一切工作，包括港澳工作，都包攪起來。何況香港的《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而不是中共中央。

薄熙來事件的出現，該是黨內監督不足的一個重要教訓。但報告中一點都没有涉及，黨的建設一節，只有泛論，没有談及具體措施。

中國的黨政不分，早已為人詬病。鄧小平掌權時已看出這個問題。他早在32年前，便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長篇講話中，指出應該“着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

鄧小平的意見﹕黨的領導應該“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說這樣有利於加強和改善中央的統一領導。

正因為黨政不分，黨的領導把太多的精力參加到政府的工作中去，削弱了黨內的建設。鄧小平也早已看出了這個危機。他在《黨在組識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中，已看出薄熙來這類人物的危害性。他在談及一些“文革餘孽”時說﹕“他們當中有些人早就揚言十年、二十年後見。總之，他們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勢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黨中解決，就會留下禍根，成為定時炸彈”。

黨內民主程序不暢通

現實情況是，解放前入黨和解放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入黨的人不大一樣。改革開放後進入經濟領域的黨員，如果没有認真的監督，如果黨內的提拔没有經過民主程序和認真的考驗，在領導階層中便會混進一些不純分子。加上黨不管黨，黨內民主程序不暢通，有的黨員就會變質。有的黨員蛻變以後，長期不被發現，變成“定時炸彈”，變成“薄熙來式”的人物。危害就大了。

鄧小平在1986年的一次內部講話中，指出“有的幹部子弟捲入了情報網，泄露了經濟情報，出賣消息，出賣文件”。“越是高級幹部子弟，越是高級幹部，越是名人，他們的違法事件越要抓緊查處，因為這些人影響大，犯罪危害大”。

江、胡都不談黨政分開

在鄧小平之後，兩代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没有再談到黨政分開的問題。江澤民在“十六大”的報告如是，胡錦濤在“十七大”和這一次的“十八大”報告也如是。他們似乎默認黨政不分是正常的事，不必再去接觸和探討這個問題了。

在一黨專政底下，黨領導政，是很正常的。既然政府的各級領導成員，都是黨員，非黨員極少。也許只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層面上有個別的民主黨派人士成員。但都比解放初期少得多了。那麼，不如承認黨政不分，乾脆來個黨政結合。就是把黨的機構和政府機構合併起來，起碼有個精簡機構的良好效果。

現在機構重疊，黨委有一個部，政府又有一個部。黨有組織部，政府有人事部，政府有工農業的主管部門，黨委也又有對口的。何不把它們合併起來，節省人力和增加行政效率呢。

也許有人說，有的是對不了口的。這其實好辦，擴大政府部門的若干權力便可以了。比如黨委有統戰部，就把它併入政府的民政部門就是了，統戰工作也是民政工作。黨委有宣傳部，把它併入政府的文化新聞部門就是了。其他的工農業建設，更是政府的工作重點，不必設置重複的部門。

黨政分開只是形式

現在的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就是第一把手，省市長是第二把手。大小事情，都要過第一把手這一關。黨委書記還兼任地方人大常委會的主任，以示他們有一個“公開”的職務。何不乾脆讓黨委第一把手兼任政府的頭頭？

人大常委會主任由第二把手去當，第一把手黨政一把抓，效率會高得多。

有人會說，黨委和政府首長統一在一個手中，缺乏制衡，易生弊端。此說似是而非。目前的情況，是第二把手都得聽黨委書記的，在人治氣氛底下，都是第一把手說了算。第二把手兼人大主任，如果真正發揮人大的監督權力，這樣倒能够發揮制衡作用。有的第二把手與第一把手鬧不團結，發生抬槓的事，都是第二把手有所恃。如薄熙來在遼寧省擔任省長，他不賣第一把手省委書記聞世震的賬，就是薄有後台。分開兩人來領導，只是架床疊屋。要達到制衡互相監督的目的，只有政治體制改革，增加制衡機制，強化人大的監督作用，發揮黨內民主，把主管官員的任命採取下級選舉和上級任命相結合的機制。

“十九大”實施又如何？

我認為承認現實狀況，採取黨政結合的機制，比黨政分開來得容易。與其唱高調而並不準備實施，不如承認現實反而能收精簡機構之效。

“十八大”恐怕很難實施，現在先作輿論準備，“十九大”實施又如何？

電郵﹕[email protected]

2012年11月16日 明報

毛澤東說﹕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話雖然這樣說，但中共從來没有承認黨內存在派別，只是到了有的派別出了問題，叛黨叛國，例如林彪集團結黨拉派，羽毛漸豐，功高震主，毛澤東感到威脅的時候，才以南巡打招呼擬清除之。結果林彪倉皇出逃，折戟沉沙。而“四人幫”藉毛之勢，挾清君側以自重。但在毛死後立即被一幫黨內元老，設計擒拿。至此，中共正史都不能不承認有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這兩個反黨派別。《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就有一章專門記述“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的勾結和鬥爭”。

鄧小平當權時，大家都知道中央還有一位陳雲這位大老，政策傾向與鄧小平不大一樣。“左派”大將鄧力羣的《十二個春秋》中有所記述。

至於今天的薄熙來事件，薄的野心暴露，難道只是薄的一個人？

江系勢力根深蒂固

江澤民在中央掌權長達15年，而且他深得毛澤東權術運用的真傳，在任期間，廣布人脉，影響深遠。並首創缷任後續任黨的軍委主席兩年，違背黨指揮槍的歷史傳統，以槍桿子鎮住新任總書記，而且十年來影響力未減。“十八大”開幕之前的幾個月，江頻頻亮相，連他在年青時唱過的一首美國老民歌，也要煩勞第一大報《人民日報》花半版篇幅刊出。

江澤民的影響力當然不止他一個人，他在台上時的一些佐輔，也同樣仍有一定的影響力，特別在人事方面。

這一次的政治局常委的位子，所以特別惹人關注，就是大家都要看這個中共最高領導階層，究竟是誰家的天下﹗

九常委的平均年齡偏高

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已經揭曉，名單都是接近江老爺子的提名。而一度熱門的，被傳接近胡錦濤提名的李源潮和汪洋都落選。如果希望“擺平”，可以維持九常委的格局，讓李、汪都入座。但是中全會並没有這樣做，顯示胡錦濤的話語權較弱。

而且這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年齡組成偏高。除習、李之外，都已六十開外，做完這屆，大多接近或超過68歲的退休界線，不利於維持領導班子的穏定性。十九大時多數便要退下，不若“十六大”時的九名常委，除黃菊早逝外，其中五名能續任至今。

可幸的是胡錦濤没有繼續江澤民的“傳統”，連任半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退休得十分撇脫，為中共黨史上留下好名聲。

遺憾的是，這一屆的常委班子，没有安排第六代黨的接班人，因為没有一位四十多五十左右的成員。不像胡錦濤在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已進入常委行列，十六大才上位總書記到今天。習近平、李克強這兩位最年輕的常委（包括總書記），按規定和年齡的限制十年後不可連任，但屆時的中國政壇又是誰主沉浮？

明報2012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