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是最老牌的西方帝國主義；英國人最富有統治殖民地的經驗；
英國最懂得運用權術政治；英國的情報、特務工作是世界第一流的。

中共“十八大”以後，中央派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易人。原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升任駐港中聯辦主任，官升半級，成為正部級官員。

回歸15年來，中央派駐香港中聯辦主任有三人，分別是姜恩柱、高祀仁和彭清華。他們是中共中央第十五屆、第十六屆、第十七屆中央委員，而且應該是因應他們的職務而當選的。

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早已定為中央正部級單位，因此其主管在黨內地位一般該是中央委員這一級別。這一次，派出的主任既是國務院港澳辦的副手，又是中央候補委員。難免令人有此疑問，香港的中聯辦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是否降了一級？

當然，公開的說法肯定是否定的，一切不變﹗正部級還是正部級，都是直屬中央，没有任何改變。

強化對港工作領導

但我卻有一個想法，這是中央強化對香港工作領導的跡象。去年以來，香港的政治生態有重大變化，本土的反對勢力增加，對中央依照《基本法》執行“一國”權力有抗拒情緒。在去年的特首選舉中，利益集團和港英餘孽不滿中央的取向，因而和泛民等反對派聯成一線，阻撓新政府的依法施政。加上傳媒的話語權一向不在建制派手裡，他們更抓住一些個別事件，誇大其詞，干預新特首的施政。

梁振英的班底和智囊，由於先天不足，舉步維艱。半年多以來，更加未能施展拳腳，連“適度有為”也没有做到。

反對派口口聲聲譴責“西環治港”，可能引起中央的顧忌。所以張曉明下車伊始，便向記者表示﹕“西環不治港，西環要盡職”。也就是說，香港仍是要維持“高度自治”，但北京根據《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代表中央駐港機構，一定要依法把這些權力掌握好。

美英勢力加強活動

近年來，美國積極部署進入亞太地區圍堵中國，並且由日本這個爛頭蟀當先鋒，把釣魚島事件弄到“戰爭邊緣”。這種玩火行為，作為祖國前沿的香港在中央外交，國防戰略部署中，是一個前哨站。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是美英作為圍堵中國的橋頭堡。中央對香港的關注，顯然不僅在於本地的政治事件，而是聯系到美英在港的政治部署和戰略企圖。“二十三條”立法，主要便是針對外國勢力進駐香港採取的防範性的措施。但自從2003年立法失敗，擱置10年，仍未有重啟立法跡象。中央對香港有一條最重要的底線，就是不容許外國勢力利用作為反華基地。

但從年來香港政治生態看來，英國人利用其多年統治所形成或潛在的人事脉絡，布置若干線索，蠢蠢欲動，並與美國情報部門聯成一線，其能量不可低估。中央在香港既然要管外交和國防，自然對這些外國勢力的種種行徑，賦以特別關注。

加強對港工作領導

面對本港及國際活動嚴峻形勢，中央必定要加強對香港工作的領導，權力相對集中在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及其執行單位的港澳辦。因此，香港中聯辦的職責可能有所減弱。按照已故周恩來總理的遺訓“外交無小事”，也許當前的香港也無小事，必須加強請示報告。如果涉及國際勢力的活動，涉及外交和國防層面的問題，恐怕要報港澳領導小組，由他們討論決定。

當然，並不是中央對張曉明不够信任。他應該是一位熟悉以往香港情況，更加上是對《基本法》有精湛研究的年青學者，能力不可低估。但他的前輩都認為“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他面對空前複雜的香港新形勢，自不能掉以輕心，更多的請示報告在所難免。特別要認真分析來自四面八方的真真假假的情報，各類頭面人物的言論和反映，以及他們和北京的人脉關係。這類分析，當然要和國家對國際間的宏觀分析相結合。

不許香港成為國際反華跳板

中央對香港有一條底線，就是絶對不能成為美英勢力包圍進攻中國的跳板。美英勢力利用香港越猖狂，北京關注香港這個關口將更加嚴厲。

2017年的特首普選，反對勢力將以此作為控制香港的一個突破口，這幾年的議會鬥爭和選舉鬥爭將更為嚴酷。北京的態度肯定是絶對不能失控，不能有一位反對派的頭面人物擔任普選特首。因為《基本法》規定香港行政長官應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如果選出一位北京不能接受的人物擔任特首，中央肯定將不予任命（《基本法45條》）。

為避免這種情況出現，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委員會篩選是必要的。

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對普選行政長官和普選立法會的爭議是無可避免的，這兩年的政制爭拗將達到新的高潮。如此複雜的局勢，中央不能不強化對香港工作的領導，加重了北京的職責，相對來說，便減弱了香港中聯辦的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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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是最老牌的西方帝國主義；英國人最富有統治殖民地的經驗；英國最懂得運用權術政治；英國的情報、特務工作是世界第一流的。

​英國要從香港這塊寶地撤退，十分不甘心。因此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中，提出主權換治權主張。這個方案被鄧小平頂回去以後，英國人就着手布署在香港進行没有英國人的英國統治。

​其布置的周密，與中方的粗疏，形成對比。英國人在香港布置了“港英餘孽”的四個梯隊。第一梯隊原本準備接管統治權力，但梯隊的頭目沉不住氣，自我引爆，只好去做反對派的“名譽領袖”。第二梯隊還在台上，但能量不大。第三梯隊蓄勢待發，能潛伏還是潛伏着。至於第四梯隊呢，卻是“無間道”。有的還隠蔽得十分到家，甚至連中南海也欺騙了。這是最最威脅“一國兩制”的梯隊。

​英國人布置這些“港英餘孽”，有一個殺手鐧，總要抓住他們的一些辮子，讓你不得不聽它的。你敢反叛麼，爆出你的醜聞，或者要讓你吃官司呢。

​英國在圍堵中國方面，雖然不是主角，但它是最有本錢，最有實力，美國人也得靠它。

​最近香港政治生態的動盪，“港英餘孽”扮演重要角色。他們配合美國勢力，配合利益集團，興風作浪，不可小覷。

美國財大氣粗

​美國高叫重返亞洲，目的在於圍堵中國。對中國堀起，甚至被稱為經濟實力不久可超過美國，十分不甘心。因此近年來在亞太地區動作多多。而香港這個國際中心，又是實行“一國兩制”，美英勢力，長期盤踞，自然只有加強而没有放鬆的份兒。

​美國人有的是錢，財大氣粗，收買各方勢力，理所當然。美英聯盟，由來已久。早年對中國禁運戰略物質，早就在香港廣布線眼，恐嚇與中國有經濟往來的商人。在文化上，也就收羅所謂“避世來港”的文化人，由美國新聞處擔任重要角色。成立友聯出版社，辦刊物雜誌，並將手伸進剛開始發展擴大的香港大專院校。

​但美國人畢竟没有英國人的老謀深算。“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毛澤東思想，還是英國人懂得運用，因而有上述的四個梯隊的部署。

​不過美國人聲勢浩大，它在暗處利用英國人統治香港逾百年的“耕耘”，埋伏許多政治深水炸彈。明處策動反對派利用各種名目干擾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今天香港政治生態的躁動不安，如果說没有外國勢力在暗處發功，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北京“短期思維”

​當前，北京顯得有點被動。原因在於香港回歸以前，對香港前途的發展估計過於樂觀，没有充分認識到“兩制”衍生的複雜性。例如《基本法》二十三條就原本照條文訂立即可，何必畫蛇添足地加上“自行立法”的字眼，留下今天進退兩難的禍根？又如政制設計，由嚴趨鬆易，由鬆抓緊難，當初又何必只設計管十年的立法會選舉方案？

​至於近十年來，如何廣納善言，了解港情；如何擴大團結，爭取多數；如何培養幹部等等方面，卻多“短期思維”，求一時顯目成績，不求扎根經營，面對強敵，只能徒呼荷荷。

2013-2-7 東方

近年，內地來港搶購外國牌子奶粉的情况愈演愈烈，並且惹成一場中港矛盾的風波。之前，因為毒奶事件維權的趙連海被捕判刑，曾引起不少港人的不滿。

奶粉的製作並不是什麼高科技，中國的奶牛優種有的是。過去蒙牛牌的鮮奶也暢銷全國及本港，我現在還是放膽地飲它。有一個時期據說香港的一些鮮奶也是由深圳的農場生產。什麼時候，添加劑的毒奶居然迅速流毒全國，引起多少家長育兒餵奶的恐慌？

往後，食物添加劑有毒或超標的問題遍佈全國，遍滿各類食品。什麼毒香腸、地溝油等等，把中國食品的信譽打入十八層地獄，令有心人十分痛心。請問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人家樹名牌，我們砸名牌

身兼食品安全委員會主任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最近召開食品安全委員會全體會議，指出食品安全問題形勢依然嚴峻，強調要確保民眾「舌尖上的安全」。說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問題關乎民心，要「重典治亂」。

我常常嘆息，外國人往往靠名牌賺錢。瑞士名表、法國手袋、意大利皮鞋和服裝、日本的汽車和電器……很少聽到他們自己砸自己的牌子。日本名牌汽車豐田，銷量長期世界第一。前年雖然由於煞車踏板出了問題，回收幾百萬輛的汽車，銷路一度下跌，但去年又回升為世界第一，力壓對手美國的通用和德國的福士。原因就是他們的質量出問題是個別的，不是故意作假的，因此仍取得世人的信任。

建立一個名牌，需要長期在用家的口碑上取得信譽。但也可以在一夕之間把它毁掉。現在內地食品安全問題不僅毁掉了一個牛奶的牌子，而是毁掉了「中國食品」牌子，這是最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中國菜式在國際上享有信譽，中國菜館開遍全世界每個角落。按理，中國食品應該是走向世界的名牌；按理，中國應該發展獨特的食品工業，並把它推向世界。至少，在每年來華的千萬遊客中，也應使他們樂於購買中國食品去餽贈親友。我們到日本、台灣等地旅行，都很樂意購買他們的裝潢漂亮、有獨特風味的食物。日本人把我們中國的未除去「糖蜜」的烏糖（即片糖，見註），製造成幾十種的所謂「黑糖」，用高價賣給遊客。台灣能把他們的肉乾專門店開到香港和其他地方。我們就是不能，不僅不能，還在自己砸自己的招牌。

沒有「長治久安」形成「短期思維」

「確保民眾舌尖上的安全」，是一個令人感到無奈和慨嘆的口號。從這個口號引伸出去，治標便只能是「亂世用重典」。李克強表示，要把不法之徒「罰到它傾家蕩產」。治標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治本。現在國人有一種「短期思維」，實際上是對「長治久安」缺乏信心。做生意的，希望早早撈得一筆。老闆們把賺到的錢轉移到國外，把家眷想方設法移民到海外。大小貪官們更是不相信「長治久安」。加上他們貪污枉法，也是想方設法在撈得一筆後，都設法轉移到海外，更及早當個「裸官」。目前各方面估計逃出海外的資金數目達數萬億之多，國人移民海外銳增。

所以，勵精圖治，是解決作虛弄假的不二法門。食品安全問題決不是孤立的，是社會問題的重要反映。如果國人沒有放棄「短期思維」，即「賺快錢」、「撈一筆就走頭」的觀念，社會上許多「偷呃拐騙」的行為仍會層出不窮。

實幹比口頭賣乖好

新領導人習近平也充分看到這一點，他也看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是還是要「摸着石頭過河」。先從小處着手﹕整頓吏風，廢除繁文縟節；打擊貪污也就有蒼蠅打蒼蠅，有大鱷打大鱷。所以李克強也就只能是「重典治亂」，「罰到它傾家蕩產」。不做不能得人心，大動作觸動許多「黨國元老」和利益集團的利益，豈能輕舉妄動？豈容許你立即採取大動作？

但實幹比口頭賣乖好，小動作也比沒有動作好。穩步前進是對的，我們對習李新政仍寄以期望！

註﹕中國南方用甘蔗製食糖。甘蔗榨出的蔗汁烘乾便是「烏糖」，即現仍可買到的「片糖」。而白糖則是要經離心器把蔗汁中的「糖蜜」分離出來，再烘乾成白糖。

吳康民 電郵﹕[email protected]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3年2月2日）

報載最近北京出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傳高義（EZRA F‧VOGEL）的《鄧小平時代》。而且是北京、成都、深圳三地同時發行，預訂書本數量已達五十萬冊。

這本英文版的《鄧小平時代》，二0一一年由哈佛大學出版。去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譯本。我對這本厚達八百多頁的巨著曾摘要地閱讀一遍，至於北京版本則還未見過。

北京對該書的評價是，有豐富的史料和檔案資料，加上獨家訪談，對鄧小平的個人性格和執政風格進行了深度分析，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歷史進行了完整而獨到的闡釋。總之，這本書是客觀、中立，更追求資料的真實性，通俗易懂，研究札實，有思想深度。

我特別關注書中有關“六四政治風波”的描述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對江澤民的批評。作者對這些歷史事件並不忌諱，的確有着相當客觀的描述。

四位領導 不易評說

因此，按我的估計，北京出版的《鄧小平時代》，可能是一本“潔本”，也即是刪節本。如果不是，那就是一個言論開放的新時代即將降臨了。

新中國成立以後，經歷過四位最高領導人，那是以權力，影響而不是以地位來評定的。因此，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可以不算，只能說是有四個“核心”。他們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胡今天仍在台上，暫可不論。毛、鄧、江三人，除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作出過決議以後，對他的評價略為放寬。官方的評價仍是“功大於過”，但民間的評論卻剛好相反。中國的傳統是“為賢者諱”，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功過，一向列為禁區。除毛之外，對鄧和江的公開評價，一向也是不禁自禁。但既然是“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那麼哪位領導人能是十全十美的呢。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並力行之，今天的得之不易的局面，肯定與他有關。無論如何評價，他都是功大於過的，相信這一點並無爭議。至於在“六四政治風波”中力主鎮壓，在拉胡趙下馬方面，是功是罪，仍是有待評說。

六四風波和南巡講話

傳高義在《鄧小平時代》的第二十一章中，評說了“天安門悲劇”。這一章的確有着十分客觀的描述。但與此同時，他也提出了六七個“假如”，代表了世界上許多關心同情中國人民的人們的問號。作者也肯定，“我們不知道答案”。並指出事件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相對穏定和經濟上快速增長。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的南巡和一連串講話，表示了對當政者在六四風波以後執行“改革開放” 的倒退和保守表示不滿。其中矛頭隠隠對着他們一幫元老們扶之上台的江澤民。

一九九0至九一的全國形勢未能令鄧小平滿意。他認為﹕“只有放棄保守的經濟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蘇聯和東歐的覆轍”。但是鄧的話“依然没有起更大作用”，於是他在南巡講話中，有針對性地說了“誰反對改革、就讓誰下台”的狠話。

鄧小平在珠海召開了一個與軍事規劃有關的會議，批評了“當前領導没有做任何有用的事”。聰明如江澤民者，在面對“潛在競爭者”喬石，迅速地轉了軚。

這些有關的章節，如果原原本本地公開給內地的讀者，那就是言論開放的一個里程碑。

東方日報2013年1月31日登

在報道前政治局委員楊白冰的喪禮消息中，江澤民的名字不再排第二，而是排在一幫已退任的政治局常委之中。這一點引起國內外注意。不過，新華社還要“畫蛇添足”地發出短訊，說這是江澤民向中央請求的，並贊揚他“體現了一名共產黨人高風亮節”。

“十八大”以後，曾有前政協副主席丁光訓逝世，在喪禮上，江澤民的名字也出現過。不過只挪了一個位子，排在胡錦濤和習近平之後。為什麼那個時候，不及時地顯出一名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呢？

幾個月來，大概中國社會上對中央最高領導班子的組成有所議論。因為事前有幾位熱門人選，而且是比較年輕的，都進不了政治局常委的班子。而除了習近平和李克強之外，其餘五人，卻是1945-1948年出生的，都已接近68歲必退的潛規則的邊緣。鄧小平生前倡導的領導幹部年輕化，在“十八大”上似乎未能體現。這些今年已達67-68歲的政治常委，未做完一屆便已超齡，便不利於領導班子管治的連續性了。

核心安排老化

為什麼會這樣？社會上的傳說都相信是有“政治老人”發功，影響這個新班子的組成，才會出現一個欠缺“老中青三結合”的領導班子。

從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大開始，中共中央便很注意老中青三結合。當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五人，最老的是姚依林，70歲，趙紫陽，68歲，喬石63歲，李鵬59歲，胡啟立59歲。那是一個歷史過渡期，雖然年紀仍偏大，但李鵬和胡啟立還不滿60歲，在當年元老眾多之際，他們還是作為接班人來培養的。

1992年“ 十四大”，常委七人，仍然是老中青三給合，當時已增選了50歲的胡錦濤。

十年後的“十六大”，常委增至九人，增加了不少“江粉”，這是眾所周知的事。

2007年的“十七大”，“江粉”仍佔主導地位。只是增加了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位新血。

“黨國元老”二十多年的當權，人脉千絲萬縷。但他的權力核心也已垂垂老矣，因而才會在“十八大”的常委人事安排上，出現了老化的現象。

排名藏重要訊息

中國的排名學，反映了中國官場的一些重要動態。誰的名字消失了，誰的名字排前挪後了，裏頭也許含有重要的政治訊息。每年春節的中央領導探望的老同志名單，是一個訊息來源。某些領導人逝世送別名單中，有的人既未到場，或重病留醫，但只要一息尚存，都不可在名單中漏掉他們的名字。

江澤民主動挪後排名，和他的某些小小行動，如為某單位題詞，為某本書作序，都牽連着一些政治動態。這一次的的“挪後排名”，是主動而為，還是受到某些壓力呢？請大家猜猜看﹗

明報2013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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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內地南北，最鮮活而熱門的詞兒，就是“中國夢”。

由“中國夢”而衍生出的“憲政夢”、“自由夢”、促進政治“體制改革”等，衝着對停滯不前的政治現狀的議論，也在民間和某些開明的媒體上出現，並惹成一場風波。

其實，“中國夢”並不是輿論禁區。第一官報《人民日報》就在新年開頭，在顯著的地位上發表《中國夢：內涵、路徑、保障》的文字。署名的是“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它開章明義指出﹕“有所思即有所夢，夢的內容反映的是追求、體現的是抱負”，“是千年的迴響，百年的渴望”。“夢想照進現實，關鍵在於行動，在於實幹”，“不幹，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只能停留在夢中，空談誤國，實幹興邦”。說中國夢也是“一個嶄新的夢”，“這就要求我們不能滿足於尋常的做法，更不能因循守舊，而要以開拓創新的精神尋找新方法、探索新路徑積累新經驗，採取新措施，用創新走出新路，用創新實現新夢”。

這些話說得多好啊﹗這是中央通過官報發出對全民的新號召﹗

接着，《人民日報》新年開闢新評論版，第一次的評論版的頭條，題目是《改革，回應人民的強烈期待》。它開頭便說﹕“幾十年不遇的寒冬，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改革的頻繁重申，點燃全社會的激情”。

寒冬時的中央聲音

這是中央的聲音，而且是說出時代的最強音。但為什麼在北京的嚴寒天氣中，有如此溫暖人心的“響應群眾呼聲”，而在南方的廣州，一份《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卻受到當地宣傳部門的閹割，鬧出一場震驚中外的風波呢？

《南周》的獻詞被刪掉的幾段話，包括如下的內容﹕

“我們期待憲法長出牙齒，憲政早日落地。惟如此，才能成就這個滄桑古國的艱難轉型；惟如此，國家和人民，才能重新站立於堅實的大地之上”。“今天，已是能够夢想的中國，今天，已是兌現夢想的時代。經歷過憲政缺失的‘文革夢魘’，我們花費三十多年的時間來逐漸回歸常理和常情”。

“兌現憲政，堅守權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鰥寡孤獨才能感受冬日暖意而非瑟瑟發抖；‘城管’與小販才能談笑風生；房屋才能成為自己與家人的城堡；限權分權，公民們才能大聲說出對公權力的批評，每個人才能依內心信仰自由生活；我們才能建成一個自由的強大國家。兌現憲政大夢，每個人才能做好個人的美夢。”

這些話有什麼不對呢？即使在某些官員聽起來有些刺耳，但這些詞並没有建議推翻什麼，更没有提倡暴力革命。它只是希望貫徹憲法規定的人民應有的權利。“中國夢”實際上就是“憲政夢”。

習近平敦促實施憲法

習近平總書記曾為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年發表講話，指出“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並要求黨和黨員要“帶頭守法”。這些話都說到點子上。

我個人當過共七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凡33年。按理該是在主持執行憲法的“最高權力機關”裡頭執法。但眾所周知，也不用我多所饒舌，全國人大，遠未達到“最高權力機關”標準。

至於憲法規定的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眾所周知，這六項自由並未兌現。

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等等。但現在卻有不少並未被法律判定有罪的人受到監視居注、限制活動，當然更談不上出境旅遊了。

至於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住宅不受侵犯等等，涉及憲法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24條規定，無一不受到“公檢法”專政機關的破壞，有的地方竟達到無法無天的地步。

“中國夢”實際便是“憲法夢”，也就是“自由夢”‧在新的一年，在“十八大”之後領導新班子上台之時，夢想出現曙光。人們希望把夢想變成現實，這有什麼不可以的呢？開明輿論把人民的呼聲和期昐化為社論，又有什麼可以追究和壓制的呢？

夢想，就是一種和平的爭取。如果到了人們的夢想已經破滅的時候，如果到了人民忍無可忍的時候，會出現一個什麼局面呢？善良的人們，絶大多數的人民，都不願意我們偉大國家出現動亂。歷史上中國人民的苦難够多的了，我們只願望夢想成真﹗

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廣東的時候說得好﹕“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習總書記是有心人，但願夢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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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夢”成為新的一年的主題詞？

為什麼人們對“十八大”產生的中央新的領導班子，特別是總書記習近平有所期盼？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體學習的場合中，習近平說﹕“國內外都在看我們這屆中央領導集體工作會以什麼來開局”。

反腐敗？樹新風？大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把“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必須堅持促進社會和諧”等等落到實處？過去領導人的不少承諾和言詞都淪為“偉大的空話”。十年的一個時代過去了，經濟上有不少進展，成就不小，國際矚目。但是人民的主體地位就是並不到位；公平正義並没有降落人間；社會的對立分化勝過和諧；政府的維穏經費超過軍費。也就是說防民重於防敵；也就是說，建設的成果並未完全落實到民間。人民當然未至於絶望，於是才有夢想。新的中央領導，在開局時的一些言詞和舉止，都重啟人們的期盼，於是才有了“中國夢”。

夢想就是期盼

大人物也講“中國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識形態的劉雲山，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講，要“為實現中國夢而奮鬥”。第一官報《人民日報》也講“中國夢”，指出“正指引着當代中國向着‘長風破浪會有時’的明天前進”。

《南方周未》的新年獻詞原文“中國夢、憲政夢”說﹕“夢想是我們對應然之的承諾”。想不到該刊的這篇文字，竟引起震動國內外的強行篡改文字的重大風波。

人們現在講的是“夢想”，還不是現實。夢想就是一種期盼，實現與否，還要看執掌權力的人們的決心，看他們是否能“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大家知道，中國內地的政治生態其實和香港的差不多，都有利益集團，“黨國元老”和腐敗分子三結合的無窮干擾。香港的利益集團是一些壟斷資本以及大財團，內地的是國企高層和權貴集團。香港有的是“港英餘孽”，是英國人栽培而留下的別動隊；內地卻是權力交接後而仍掌權不放的“政治老人”。香港有的是為各種反動勢力驅策的反對派，內地卻是遍地開花的各級貪腐官員。

這些人就是改革的強大阻力。就以肅貪反腐來說，就已阻力重重。貪官可以打出一小撮，但如果“遍地開花”地打，便可能惹出“烽火連天”。

《南周》事件衝開缺口

我們深知中國的事情絶不易辦，也認為中央新領導人舉步維艱，所以才會發之為“中國夢”。有“夢”，就是一種溫和的期盼，而不是一種強烈的訴求。如果連“夢想”都要刪掉，都要加以壓制，那麼人民夢想的破滅，將迫使他們走向何方？

“南周”事件的引發，是一些愚蠢而庸碌的宣傳官員為當局幫了倒忙。“南周”事件的發酵，將為內地的言論自由和輿論監督衝開一個缺口。中國的權力監督的不到位，是時候進行改革了。中國的貪腐事件的積重如山，正是政治體制要改革的關鍵問題。習李新政要下工夫，必定要由建立監督體制，真正實行憲政入手，所以有說“中國夢”就是“憲政夢”，所說非虛。

《南周》新年社論最後的標題修改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夢想》，但願如此。接近夢想，就是夢想快成為現實了。好啊，且讓我們大家都來祈禱，準備夢想成真﹗

日本鷹派首相安倍晉三，這位全身充滿軍國主義基因的人物，一上台就多次大發厥詞。最新的講話似乎把談判之門關上了，他居然說，釣魚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我們絶對不會讓步”，也不會以此作為“談判對象”。言詞之囂張，似乎有恃無恐，視我國的警告如無物，一派準備打一場新的中日戰爭的嘴臉。

中日兩國人民，鑑於八年中國抗戰的慘痛歷史，應該不願意再讓戰爭降臨在兩國頭上。但是，戰後六十多年來，由於日本當政者從未認真反省在亞太地區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又在國民教育中任意篡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和強迫亞洲婦女充當“慰安婦”等等罪惡。一些軍國主義分子，也許包括野田和安倍在內，暗忖日本並未被中國打敗，而是敗於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加上當前中日合資而採用高科技的日本牌子的消費品在中國流行，因而認為中國仍要依賴日本。他們沉醉於二戰時期的橫衝直撞，暴行連連的“戰爭快意”之中。於是躍躍欲試，想再次嘗到戰爭甜頭的滋味。

這些軍國主義分子的後台是美國。美國人也是善忘的民族，他們已經忘記珍珠港突襲的慘痛，養虎為患，常常希望日本能為他們當“爛頭蟀”，為他們在亞太地區圍堵中國當急先鋒。

日、美忘記歷史教訓

美國日本是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重災區，這些忘記歷史教訓的美、日當權者，又是以為可以用戰爭來解救經濟危機。歷史上當然不乏先例，但戰爭總是没有好結果的。就是美國近年陷入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兩場局部戰爭中，也是尾大不掉。更不用說二戰以後，美國捲入的韓戰和越戰這兩場更大規模戰爭的慘痛教訓了。

今天的中國，遠非二戰時期的中國。無論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都今非昔比。別看中國內地社會上存着若干矛盾，但如發生外侮，中國人的民族情緒、保家衛國的能量，絶對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之上。美日好戰分子如果錯估形勢，他們的失敗，可能比抗日戰爭時期以及韓戰、越戰的遭遇更慘。

曉以利害 立足於打

中國人又是愛好和平的民族，與美國以牛仔開發西部、屠殺印第安人土著的開國歷史不同，與日本的武士道兇殘和剖腹自裁的軍國主義傳統也不同。特別是我們目前雖然經濟實力排列國際第二，但人多地廣，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我們還要埋頭建設幾十年，才能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所以我們需要和平，需要“自掃門內雪”，我們怎會去惹事生非呢。

但是如果日本人硬要把戰爭強加於我們頭上，我們一定會認真對付。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也深知，如果單對單，日本不可能打嬴，他們就是要拖美國人落水。但美國人願不願意為此捲入一場不知結局的戰爭呢？

當前我們應對之道，是要爭取與日本同樣有領土紛爭的俄羅斯和韓國聯線，同時穏定另一組也與我們有領土紛爭的菲律賓和越南，集中優勢力量，打擊日本軍國主義這個主要敵人。對美國也要曉以利害，指出友則雙嬴，敵則共輸。美國人會為日本軍國主義者搖旗吶喊，但真正要身陷戰爭之中，恐怕他們也有重重顧慮的。

在軍事上，我們一定要準備打，主足於打；在外交上，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特別是要做美國的工作，做日本人民的工作。我們堅持和平，我們也要不怕戰爭﹗

自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改進作風的八條以後，人們期盼着中央在輿論導向上有什麼新的動作。

官方第一大報《人民日報》元旦獻詞，仍然套話連篇。不過在社論之旁，還有一短文叫《新年致讀者》，卻說要“切實改作風、改文風”，說群眾聽得懂的話。還說要“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說真話，寫實情，讓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更具親和力和感染力，有可讀性可視性”。

這些話說得好，是不是也反映了過去官報不大敢講真話，講實情，而且文風不貼近群眾，因而令人覺得言之無物，欠缺親和力呢。

《人民日報》過去受人詬病的一個方面，就是頭版充滿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活動報道，這既違反了二00三年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道的意見》中的規定，也違反了更早在一九八0年七月中共中央發出的“少宣傳個人”的指示，也不符合習近平總書記剛剛提倡的對政治局委員活動應按實際需要作報道的要求。

《人民日報》積重難返

但翻開《人民日報》除夕的頭版，仍然是積習難返。頭版的四條對中央政治常委活動的報道，仍然佔據了大幅版面。其中三條，是習近平到河北阜平縣慰問貧困群眾、李克強到江西九江和湖北恩施調研、劉雲山召開調研座談會，還可以說是與群眾生活和宣教工作有關。但另一條是領導人出席新年京劇晚會的報道，便說不過去了。

《人民日報》恐怕有一條不把國際新聞放在頭版的不成文規定，這使國人不太了解國際動態，影響世界視野。

如同日有美國的“財政懸崖博奕進入最後關頭”的新聞，刊在第二十一版。這應該是關係國際經濟問題的大新聞，但就是不上頭版。再就是轟動國際的印度輪姦女大學生致死的慘案，反映印度性別歧視的嚴重，和印度社會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和宗教約束的問題。

電視台的條條框框

中央電視台也是如此。元旦前後，打開電視，看下午七時的新聞聯播，大都是一些領導人主持會議和與會者埋頭筆記的鏡頭。其他的深入反映社會動態和生動報導群眾關心的民生事例均付厥如。

中央電視台如此富有，難道派不出記者到各地了解民生動態和群眾生活？看來，這只是電視台的條條框框限制所致。

第一官報和第一官台不能帶頭改進報道的風格，如何能與廣大公眾之間增加“親和力和感染力”？如何“更有可讀性和可視性”？

在官報提倡改革而我們還没有看到改革的苗頭的時候，卻傳來封閉北京著名月刊《炎黃春秋》的網頁，以及廣東宣傳部長蠻橫刪改《南方周末》的文稿的事件。《炎黃春秋》多年來不過呼喚實施民主憲政和重視歷史教訓，我看了該刊多年，未見有什麼激烈的言詞和挑戰性的文字。如果不是有許多老幹部的支持和元老習仲勛的題詞肯定，恐怕早已遭受停刊的命運。《南周》我很少看，但對這一次修改標題和文字的風波看來，只可說是審查新聞的庸官的“傑作”而已。

我們希望新旳一年有新氣象，特別是與廣大群眾息息相關的報紙和電視。

借用《人民日報》致讀者的結語﹕“二0一三年到了，讓我們用實幹和夢想擁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