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再大放厥詞。最近竟質疑二戰日本投降以後的東京審判的正當性，胡說“這場大戰的總結，並不是出於日本人自己的手，而是經由聯合國（盟國）戰勝一方判斷得出的定罪”。真是邏輯混亂到了極致﹗戰敗國的戰犯定罪，難道應該由他們自己決定，也就是說盜賊有没有罪，應該由賊人自己決定。這是何等荒唐的話語。這話竟出諸一位現任的國家首腦﹗這只能證明，安倍是一個十足十的軍國主義分子，一個危險的潛在戰犯，值得全世界特別是中國，美國和亞洲人民提高警愓﹗

一九四一年十 二月七日 ，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突擊美國珍珠港，被當年的美國總統稱之為“隂詐”。日本人不顧信義，日本特使正在和美國高談所謂維持“太平洋區域的和平”，日本飛機便已經向夏威夷附近的俄阿虎島開始轟炸。日本駐美大使還假惺惺地向美國國務卿遞交一件有關談判的照會。翌日羅斯福總統向國會致詞時，指出日本政府“用詐偽的言詞，試圖欺騙美國”。

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密謀已久，要全面在太平洋發動戰爭。既攻擊美國的關島，中途島和美國殖民地菲律賓，也同時進攻英國統治的香港，並向行駛在舊金山至夏威夷公海上的美國商船進行攻擊。

珍珠港教訓值得記取

美國人如果不忘歷史，應該知道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如何背信棄義。如果以為日本會是美國豢養的一隻惡狗，會為它驅使以牽制圍堵中國，但不應忘記它也會轉過頭來咬主子一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得對：“日本國內總有一股勢力不甘心接受二戰失敗的結果，企圖挑戰戰後的國際秩序”，安倍晉三便是這股勢力的代表。

早在二00六年，安倍首度擔當首相時，便曾公開表示﹕日本的甲級戰犯按日本國內法例不算戰犯。這一次重彈舊調，是為了討好國內的右翼勢力，這個傾向，值得國人的重視和警愓。

有一位內地年輕學者譚鼎，曾這樣評價中日歷史關係。他說，四百多年來日本的謀華史和侵華史，反而使它越來越強大了。甲午戰爭後，日本建立起龎大的工業體系，全面實現國家工業化；二戰戰敗投降，從六十年代開始，國民經濟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每一次侵華都獲得了豐厚的戰利品，而險遭滅頂之災的都是中國。因此，日本人的國民心理中由來已久的蔑華意識也從未消滅。加上日本國民性格中的貪婪、殘暴、虛偽、短視等交織在一起，醖釀着下一輪的爆發。

亞太地區形勢嚴峻

他的話有人也許覺得偏激了一點。但結合當前安倍晉三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狂妄講話，在釣魚島爭議中一再升溫，便覺得譚鼎的話頗有啟發性。安倍的話代表了日本國內一股右翼勢力甚且是軍國主義勢力的猖獗，不可小覷。

中國要和平堀起，日本要成為軍事大國，美國要利用日本圍堵中國，亞太地區形勢的複雜和嚴峻，可謂前所未有。任何一方，估計錯誤，擦槍走火，並不是没有可能。

我們既要提高警愓，也要盡最大努力維持區域和平。但對安倍的狂妄發言，則應立即鳴鼓而攻之。

2013-3-21 東方日報

“佔領中環”，現在還是一個口號，一個十分煽情的口號。它的目的主要是要引起國際的注意，引起國際注意香港政制的民主發展。引進國際對北京施行壓力，迫使北京放棄在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進行篩選。簡單地說，就是企圖在下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中，能選出一位與北京對着幹的特首，實現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佔領中環”的倡議者深知，光靠香港反對派的動作和叫喊無助於令北京改變主意。要推翻北京的憲制權力，唯有訴諸於國際社會。

佔領中環，就是癱瘓香港。香港確是國際城市，中環是國際金融和經濟中心。中環一癱瘓，影響國際經濟活動，引起西方經濟大國注意，變成一個國際事件。佔領中環的倡議者的目的，就是要把香港的政制演進，一開始就國際化，向北京施壓。

普選也有條件

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多次公開申明，不容香港變成一個外國勢力反華、圍堵中國的橋頭堡。香港《基本法》第23條，正是要求香港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等等行為的。現在看來，反對23條立法的人，有少數人的確有裡通外國的嫌疑。他們同樣也漠視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憲政權力，或者還有分裂國家的潛意識。

香港《基本法》第45條明明規定，香港行政長官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但卻是要有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這就是一個“條件”。怎樣能說普選就是無條件的呢。

香港《基本法》第12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15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依法“任命”香港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這就是中央的憲制權力。有些所謂“學者”，口口聲聲說要尊重法制，為什麼不認真地多讀幾次香港的《基本法》？

警方克制被認為示弱

＜佔領中環＞的倡議者的目的，不是為了和平示威，而是為了導致暴力事件。

近年香港的和平示威，幾乎無日無之。由於有小撮激進分子的介入，引致遊行路線越軌，阻塞交通，社會公眾嘖有煩言。

現在要“佔領中環”，就不是阻塞交通那麼簡單了。中環可是不能長時間被佔領的。果真如此，那就是整個香港癱瘓了。一些激進分子曾經進佔中環滙豐銀行大廈的地廳。警方和匯豐當局採取容忍態度，才可以使事態延續經月。每次激進分子在示威遊行時採取阻塞交通，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警方都十分克制，採取極為有限的行動。但滋事分子在某些傳媒的起哄和配合下，仍然大叫大喊警方過份使用暴力。我這位老香港，經歷過港英當局的殖民統治多年，早已見慣港英警察濫用警力。他們的濫用有所謂三人以上集合便是“非法集會”，就可以又拉又鎖，怎會容忍如此以佔領中環的擾亂公眾秩序行為？又如那位提倡“佔領中環”的“學者”，恐怕不等他的呼籲付諸行動，便已被港英政治部遞解出境了。

醖釀恊商 取得共識

香港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是可以討論的，但肯定有一個框架，就是要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既然法律規定有一個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那就是一方面為了避免有的人為了“博出位”和增加“知名度”而爭取參選；也為了避免有敵對勢力滲入選舉而產生憲政危機。

所以，選舉之前，在社會上取得共識，醖釀出符合實際的若干人選，是必要的。西方的發達國家的民主選舉，不也是在選舉前，在社會上，在主要政黨中醖釀出候選人的嗎？

選舉前的醖釀、協商、在社會上取得比較多數人的共識，並不一定是破壞民主選舉。相反，這正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在選舉領導人中的一個理性過程。

請提出“佔領中環”的“學者”和某些經常套用外國選舉制度的學者注意，更加不應忘記，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基本法》設定的是一個獨特的普選辦法。

我們仍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討論，我們希望各界對來年的普選討論出一個合情合理的方案來，不希望在未經充分咨詢之前，先抛出一個暴力的“佔領中環”的偽命題﹗

2013-3-21- 明報

電郵﹕[email protected]

這次“兩會”，議程中有一項是﹕啟動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改革方案。我參加全國人大會議多年，記不清這是第幾次的改革方案了。記得從第八屆開始，似乎每一屆都有改革方案。第八屆全國人大，撤銷七個部，新組建六個部，更改名稱的一個部。改革後國務院組成部委共41個，還不計其屬下的若干辦公室。

當年指出要改革的原因，是要改革政府機構存在的“突出問題”，這就是“政企不分，關係不順，機構臃腫，效率低下”。

但是，改革後國務院的組成部門，仍有41個，直屬機構和辦事機構18個，共為49個。但比過去的86個，算是減少27個。當年的說明，還指出這個調整仍是過渡性的，還要進行必要的改革。

果然，到了九屆人大，又宣布要撤銷15個部委，新組建4個部委，改名的有3個部。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有29個部、委、行、署。算是比上一屆減少12個。

十屆人大，說要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重建商務部，又同時設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還針對食品安全問題，在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基礎上，加上食品安全的監督，組建一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這樣，部委組成，只比上一屆減1個。

第十一屆人大，為了優化交通運輸布局，把交通部，民用航空總局，建設部的客運職責等合併組成新的交通運輸部。又把人事、勞動和社會保障組成新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把環境保護總局提升為環境保護部。

鄧小平的話仍需回溫

現在，最新的一套改革方案，還是過去的那一套拼圖遊戲。交通部門調整最頻繁。撤鐡道部，併入交通運輸部。但又在下面設“國家鐡路局”，在外頭再組建“中國鐡路總公司”。未知是否架床叠屋，還是換湯不換藥？

至於計劃生育委員會併入衛生部，但也不必把名堂拉長成“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同樣，“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合併，又是一個長長的名字。

這一屆的調整，原因仍然是“職責交叉，權責脫節，爭取諉責現象和行政效能不够高”等等。但我們旁觀的人看來，問題的關鍵主要不在部門職責不清，而是種種官僚主義現象和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等現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有關。

看看33年前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批評大至“黨政不分”，小至“事無大小，往往無章可循”、“往往忙於請示報告，批轉文件”；“遇到責任互相推諉”；“機構臃腫，層次多，副職多，閑職多”等等現象。我們不禁要問，這些現象現在已經去除了多少？三十多年了，時間不短，我們的行政效率提高了多少？冗員又減少了多少？

若干年就來一次機構調整，併合這個部，減少那個部，看來並不能解決問題。

分分合合反而造成臃腫

鄧小平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穏定性和長期性。並說這個制度問題，“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以鐡路問題為例，過去為人詬病的鐡路管理，就是他們類如一個“獨立王國”。他們有鐡道兵，是軍委管的。他們又有自己獨立的檢察院和法院。而且他們的貸款似乎是無限的。這種種特權，究竟理順了没有？不然，把鐡道部併入交通部，也是無濟於事的。新成立的中國鐡路總公司，又會不會是一個新的“獨立王國”？

過去，因為部門的分分合合，反而造成機構的臃腫。舊的部門並没有精簡，新的部門又再添員。我們的公務員隊伍是全世界最龐大的，我們的行政經費恐怕也是世界最龐大的。外人經常譏諷我們的精簡機構是“精簡、臃腫；再精簡，再膨脹”。有關部門，對過去歷次的機構改革方案，有没有認真進行總結？應該把總結出的經驗教訓向人大會議上作個報告。

廣大公眾最希望的，是希望通過部門改革來推動利益格局的深入調整。同時，對公眾最關心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希望有一個認真整頓行業的決心和辦法，重新樹立人民對中國食品、藥品的信心。對於環境保護，也要加強力度，解決日益嚴重的污染問題。上一屆組建的環境保護部，希望它能發揮應有的功能。

機構調整，不應再是“拼圖遊戲”，更不應在調整中使機構更臃腫。這一次的調整，應該讓全體人大代表和全國人民看到實效﹗

電郵﹕[email protected]

長春市本月五日發生盜車賊連人帶車盜走，而車內的人只是一個兩個月大的嬰兒。事件發生，全市有關人等主動參加搜索，說明人間有情。但盜賊竟然將嬰兒掐死，丟在雪地，說明人性的醜惡，達到何等程度！這比兩年前佛山的小悅悅事件，多名途人見死不救，更加嚴重百倍。綜觀近年內地的犯罪行徑，道德淪亡，造假處處，惡性案件增多，人心不古，實在令人嘆息。

但嘆息又有什麼用？經濟建設，突飛猛進，文明建設，停滯不前。人人向錢看，處處講功利。財大氣粗之輩，文明修養全不及格。國人有財有勢，出國旅遊，其文明表現經常受人詬病。至於內地發生的惡性案件，時有所聞。究其原因，在於“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遺毒。“文革”破壞了人類的傳統倫常道德規則，其武鬥中的殘忍，殺人放火的強盜行為，對師長親人的殘酷鬥爭，已超過歷代封建王朝改朝換代的動亂。這些餘毒，至今未完全清除，這是遠因。近因則是改革開放出現市場經濟以後，人們滋長了一種“賺快錢”的“短期思維”，就是“撈一筆就走”的思想。於是造假花樣百出，官商勾結行賄受賄流行。凡此種種，敗壞了社會風氣，直接造成了道德淪亡的現象。

北京兩會關心道德滑坡

北京正在召開“兩會”，代表、委員都關心這個問題，提出改善物質生活，同時須防道德滑坡。國家經濟發展，更要防止人性泯滅。說要建設一個美麗中國，更要呼喚美麗心靈。

針對當前的社會現實，無論以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以及樹立道德形象方面，必須有新思維、新形式。據說最近當局仍在推行雷鋒精神，並推出三部片子以茲宣傳。其中《青春雷鋒》一片上畫，竟出現零票房。姑不論消息真假，但老調子不宜多唱。目前並不是雷鋒的那個時代，應該有更多生動活潑、適宜青少年心理狀態的形象和模式，來進行道德教育。

我們的道德教育，就像香港要進行國民教育一樣，太注意形式，而没有採用生動活潑、潛移默化的模式全方位進行。而且許多是一陣風的運動式，所以收效甚微。

有人說，現代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缺乏信仰，所以道德建設收效甚微，這話值得深思。

共產黨人要樹立崇高形象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是國家的執政黨。過去信仰共產主義是崇高的信仰。共產黨人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拋頭臚，洒熱血，奮鬥終生；為抗戰勝利，民族獨立，建立新中國前赴後繼，鞠躬盡瘁。所以共產黨人是一個崇高的形象。

但是今天呢，共產黨已經是執政黨了，執政的共產黨人，絶大部分都没有經過革命戰爭和地下鬥爭的洗禮和考驗。雖然大部分人是好的，但也有不少人受到權色財氣等糖衣砲彈的攻擊，變成貪腐的官僚。這些人不是少數，這些人不是“矢志不渝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奮鬥”，也不是“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會主義道德的示範者、誠信風尚的引領者、公平正義的維護者、以實際行動彰顯共產黨人的人格力量”（均見中共十八大報告），而是一群貪腐分子，因而不能在全國人民中起模範作用。

所以要防止道德滑坡，還需在共產黨內做起。要讓共產黨人樹立一個崇高的形象，才能帶領人民組成一個道德高尚的中國。

有所謂“學者”，倡議“佔領中環”，以迫使特區政府在二0一七年實行“真普選”。

下一屆的特首選舉辦法，還没有進行公眾咨詢，更加没有定案。這位所謂“學者”便提前號召製造事件，癱瘓中區交通，使香港的政治經濟運作不能正常進行，擾亂社會秩序，用心何其毒也？

四年後的特首普選方式，可以討論，應該討論。討論應該在平心靜氣和理性地進行。討論出一個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普選方式，應該是香港各界，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都可以接受的。不能一方強加於另一方，也不能強人所難，特別不能漠視中央的憲制權力。我曾著文指出，中央對香港選出的行政長官，將會是一個實質性的任命，不是一項例行公事。不是如一些西方國家象徵性的元首對民選首相的任命。這些意見，過去中央負責港澳工作的有關高級官員都曾提出過。

不能想像，香港可以選出一位與中央對着幹的特首。他可以裡通外國，不接受中央的命令。同樣，如果他提出的一個司局級的領導班子，不符合中央的要求，被中央所否決。（根據基本法第十五條、四十八條），這樣便會出現一個憲政危機。

因此，普選香港行政長官，不是絶對可以由香港自把自為，顯然需要考慮北京中央政府的看法。因為，香港絶對不是一個“獨立王國”，也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基本法》第一條、第十二條）。

候選人必有篩選

有的反對派也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不時有意無意流露出“香港已淪為中國的殖民地”，若隠若現地提倡所謂“城邦論”，有時也情不自禁地叫喊幾句“港獨”的口號。他們就是知道，《基本法》規定了香港和中央的關係，不可能由港人自把自為，在政制上擺脫中央應有的憲制權力。

如果理性一點，應該平心靜氣來商討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選出幾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候選人，再由廣大選民用選票來加以選擇。

因此，選舉的程序之一，就是篩選，這是必要的。普選不能有太多的候選人，如果門檻極低，誰都可以來參與這個“選舉遊戲”，以博“出位”，以博“知名度”，香港這類人多的是。不加篩選，選舉就不嚴肅。

比如說，每一百個選民都可提名一人參選，那麼可能有近千人參選；如果每一千人人提名可以參選，也可能有逾百人參選。人數太多，選民眼花暸亂，選票分散，未必能選出真正服務香港社會的人才。

“佔領中環”是搞亂治安

有人說，反對篩選是為了保有民主派人物參選。但去年的選舉不是便有民主派的候選人參選了嗎？

我們認為，如果有理性的、願意和中央合作的民主派人物參選，如果他的政綱獲得選民的認同，他應該可以成為候選人。我們並不反對，就讓選民選擇好了。但如果活躍在政壇上所謂民主派的頭面人物，有的隂聲怪氣，有的激烈反中反共，有的動不動就採取破壞性的暴力行為，他們能得到中央和選民的認同嗎？

現在是平心靜氣進行有步驟的咨詢協商選舉方案的時候了。我們期望理性戰勝暴力，把“佔領中環”這種搞亂社會治安的建議掃進垃圾堆去﹗

2013-3-2- 明報

1967年香港的一場風波，左派人士稱之為“反英抗暴”，社會人士又稱之為“六七暴動”。這些詞兒都各有政治傾向。我擬以北京1989年發生的一場學生運動為例，為“六七”正名。八九年的風波，當局開頭認為是一場“反革命暴亂”，後又稱為“一場動亂”，最後為了緩和群眾情緒，定名為“那一場政治風波”。因此香港的這一場政治風波，是否可定名為“六七風暴”或“六七風波”？

這場風暴已經過去了45年。當年不少無辜的青年學生、工會會員以及街坊群眾，都捲入了這場風暴。其中不少人死於非命，更多的是受到港英當局的軍警毒打並被判處徒刑進入黑獄。由於法庭的判決，根據港英時期訂下的法例，負罪的父母禍及子女，影響子女的就業。例如父母曾有“刑事罪”，子女不得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就是當警員也不行。但這些人絶大部分是“政治犯”，有的甚至只是在街頭觀望或聚集，便被無理處以徒刑，而且許多是十幾歲的青年學生。

無辜受害者值得同情

關於“六七風暴”，我早已多次著文，闡明我的觀點。其實我也是受害者，當年港英當局多次對我進行追捕，並曾在鰂魚涌街頭截留我所服務的學校校車，以為我在車上。結果誤捕學校副校長及司機，他們兩位被以莫須有罪名判刑，投入黑獄。我從此轉入地下，居無定所（也可說是狡兔三窟），妻子和幼兒被迫避難澳門。

回歸15年，風暴也已過去45年，受害者要求取回公道，要求結束對他們的子女的不合理限制，完全合理並值得同情。

最近事端的開始，出諸我的學生羅海雷在本報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他竟把此事得不到解決，歸罪於“左派愛國人士”。特別指出是愛國學校負責人，一如“縮頭烏龜，甚麼也不敢說”。

他把矛頭針對我，是因為我領導學生去暴動、去放真假炸彈嗎？是我把學生推向港英軍警的槍尖嗎？答案是否定的。

我在本報多次著文，剖白對“六七風暴”的經歷和看法。幾篇文章都收集在我的評論集裡，如《吳康民論時政》（2005天地圖書）、《吳康民口述歷史》（2011三聯書店）。這裡就不再重覆了。

我絶未做過“縮頭烏龜”。對“六七風暴”的觀點鮮明。我連“六四風波”都公開評論，並和某些“學者”發生筆戰，遑論“反英抗暴”？“六七風暴”的高潮，5‧22大逮捕前夕，我剛從內地旅行回港，便莫名其妙的被推向到銅鑼灣裁判署的示威隊伍的前沿，接受港英催淚彈的洗禮。散隊時遇到香港新華社副總編輯潘德聲，他說你為什麼跑到示威的前線來了？言下之意，你作為學校領軍人物，理不應輕易跑到前線，這原本是革命活動地下鬥爭的基本原則。但如果當時我不出場，又會不會被羅海雷認為是“縮頭烏龜”？

有關方面可以表示慰問

羅海雷發出公開信和我在本報“筆陣”（去年12月8日）的回應以後，他又主催了一個飯局，請一些當年受害人向我訴說。他們並且送給我一套叢書，題目是《1967－香港人不應遺忘的一年》，內容生動活潑，並請本報專欄作者林超榮、屈頴妍及《南華早報》記者張家偉編撰。

我對他們的心刺和多年遭受的不公表示同情。但我仍堅持在“筆陣”一文的觀點。指出由於香港實施三權分立的制度，特區政府無權干涉司法機關歷來的判決。如果當事人要求司法複核，當然可以。但處理經年，所費不菲，或未必能得到平反的結局。但個別人可以申請法律援助一試。

至於英國當局，肯定不會為這些受害人平反。今天北京當局也不會為過去香港新華社的極左領導和“四人幫”的煽風點火負責。但我認為，北京的港澳辦或香港的中聯辦，可以對這些受害人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和慰問。或者找機會會見他們，聽取他們訴訴苦水，“消消氣”。

目前這些受害人不宜向特區政府請願和施加壓力。特別是當前香港社會矛盾尖銳，反對勢力活躍，攻擊特區政府的火頭正多。加上這樣的一 個火頭，對香港的社會穏定並無益處。

電郵﹕[email protected]

2013-2-28 東方日報

歐洲的“馬肉”食品醜聞越揭越多。原來月亮並不是外國的圓，歐美食品並不是十全十美。當然，牛肉裡頭混上馬肉，並不會令吃者中毒，不像中國的毒牛奶會使兒童得病，也不像美國牛肉的瘦肉精會為害人體。但畢竟是一宗醜聞，打破國人迷信外國食品的好夢。

歐洲多數國家飼養馬匹，並不是為了食用，因此質量檢查並不嚴格。廠家生產的混有馬肉的製品也没有進行標注，除了食用安全之外，也存在廠家生產的誠信問題。

英國的兩家食品製造商出產的牛肉製品，不僅混有馬肉，也還驢肉，目的都是為了減輕成本，而且都為出口之用。也許英國人“隂濕”，出口肉製品為了減輕成本，混用馬、驢等雜肉。這些肉類有没有殘存獸藥或其他未能檢驗的不宜食用的東西，實在存疑。

全球最大的食品企業，包括出產奶粉的“雀巢”，其牛肉製品也含有馬肉成份。而這些馬肉來源自法國和盧森堡的工廠。

法國居里大學的專家科松說，作弊的廠家是為了降低成本而犧牲產品質量。他們鑽法律的空子賺錢，損壞的卻是整個食品產業的信譽。

這話正是說到點子上。中國食品原本世界有名，但種種造假的食品敗壞了中國食品的名聲。即科松所說的“整個食品產業的信譽”。今天內地人來港搶購外國牌子的奶粉，便是“三鹿毒奶粉”事件產生的惡果。

歐洲輿論 群起而攻之

歐洲的馬肉醜聞一出現，輿論便群起而攻之，並針對政府有關部門監管不力。英國政府批評食品標準部門疏於監管，食品生產商之間卻互相指責。全世界的官場都是一樣，總想在出問題以後推缷責任。對於顧客來說，眾口同聲都是希望政府應加強對食品生產的監管。倫敦城市大學的米切爾教授指出，馬肉醜聞對消費者“信心的重創”，對“歐洲食品市場的破壞”，是比醜聞本身更嚴重的效果。人家的食品醜聞並没有傷及人命，便引起公眾和專家們的紛紛指責，而我們呢，對受害者要求主持公道的小小的示威行為，都加以鎮壓逮捕判刑，這能解決問題嗎？

歐洲的有關食物專家提出建議，應該監管複雜的跨國食物鏈，了解並監管食物鏈上的所有廠商。並指出那些跨國食品企業“有義務對消費者的安全負責任”。

我國的常務副總理李克強雖早前發出了要保證群眾“舌尖上的的安全”，但看來全民監督和政令貫徹的雷厲風行仍然有待。我國的食品醜聞遠此歐洲的要多，但主管部門和輿論監督的力度卻遠遠不足。正如俗語所說的﹕“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没有有效的監管制度，没有長遠的全民道德教育，没有剷除貪腐官員的包庇，要解決“舌尖上的安全”，是没有足够的保證的。

馬肉醜聞 一面鏡子

歐洲的“馬肉醜聞”，引起如此大的一場風暴，並揭露歐洲各國政府監管食物安全的弊端，明確食品工業的基礎是信任。他們的“大陣仗”，反映出我們還没有認真吸收毒牛奶事件的慘痛教訓，在對人民的“舌尖上的安全”，還没有痛下工夫進行有效的監管。

人家吃了混有馬肉的牛肉，並没有鬧出人命，但就引起歐盟多國，對食品安全監控的相關制度進行反思。我們呢，顯然反思不足。

歐洲馬肉醜聞是一面鏡子，值得有關政府部門和食品行業老闆們好好思考。

2013年2月21日 明報

在報上看到一張照片，一群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穿着二戰時期日本侵略軍的軍服，前往靖國神社參拜。旁邊有一個小男孩，大概是四五歲左右，也穿了一套日軍的軍裝，頭戴那種日本侵略軍特有的垂着幾片布條的軍帽，但臉上表情卻是天真無邪。

我不禁慨嘆，這個小孩子的父親肯定是個軍國主義分子，才給自己的兒子打扮成日本侵略軍的樣子。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源潮，日前會見日本友好人士村山富市時，便表示，對日本年輕一代右傾趨勢，表示關切。擔心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人不了解戰爭的悲慘。

是的，戰後日本當局從來没有認真地承認，他們的侵略給亞洲人民特別是中國造成的傷害。日本當局蓄意篡改歷史教科書，造成青少年對日本現代史特別是二戰侵略史認識的缺失。没有正確認識歷史，便没有本着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這是日本當局對釣魚島問題没有妥善處理，中日關係陷於僵局和緊張的原因。

日冦在港犯下滔天罪行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香港。看那些十幾歲的少年學生，也許是在家長的鼓勵下，聚眾包圍特區政府，反對國民教育。熙攘多日，並成為今後暴力政治日熾的後備軍。

和平的局面得來不易，祖國今天的富強和發展，是千千萬萬的先烈犧牲生命得來的。中國經過八年抗戰，犧牲幾千萬軍民，才能打敗日本鬼子，取得抗戰勝利。香港也曾有三年零八個月陷於日寇的鐵蹄底下。日本人在香港也犯了屠殺姦淫的滔天罪行。在赤柱聖士提反書院原址，屠殺過一百七十多名傷病員和醫生、護士，護士們並被輪姦後殺。由於港英當局認為這是恥辱，長期不加張揚，所以年青人並不知道。

香港中學把中國歷史作為選修科，多數學生並不選讀。許多人對中國的歷史和地理所知甚少，更没有親身體驗，所以思想傾向便顯得偏頗。

港英統治從高壓變懷柔

香港學生對港英統治香港的歷史也所知甚少。在戰前，英國人的統治是十分嚴酷的。華人是二等公民，半山和山頂是不淮華人建屋居住的。那時候的印度裔警察（摩羅差）更是英國人的打手，動輒欺負中國人的小販和草根階層。我小的時候在香港經常見到“摩羅差”扭打小販，欺負工人群眾。在幼小的心靈中隠隠留下英國人種族歧視的印象。

戰後我又回到香港。開頭英國人統治稍有改變，因為他們害怕國民黨政府以戰勝國名義兵臨深圳，所以要以愛國左派力量平衡國民黨力量。到了全國解放，共產黨掌權，他們又反過頭來壓制愛國力量了。其中以戰後第二任港督柏立基最為反共，他遞解了許多愛國左派人士出境，解散了許多愛國團體，打壓了工會的活動。

只是到了麥理浩時代，他看到中國和國際形勢的變化，認為不改變不行，才改變高壓政策為懷柔政策。

許多青少年因為不了解歷史，更没有親身體會，才會認為港英統治比現在好，才會高舉英國旗幟，甚至叫出《南京條約》好的口號。

古人說﹕“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没有了解歷史的來龍去脉，特別是中國現代史，香港現代史，對當前的香港政治，就嘩哩嘩啦發議論，並付之為政治行動，不僅損人而不利己，更徒增社會之混亂而已。

2013年2月14日東方日報

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汽車生產大國，產量和銷量都是世界第一。但是走在全國大小城市街頭的大小汽車，仍然是外國牌子的汽車，是“中外合資”挂着外國牌子的汽車。日本汽車佔首位，豐田、日產、本田、萬事得等牌子的汽車滿街都是。此外是德國牌子、南韓牌子、美國牌子以至瑞典、法國牌子。技術自主的牌子汽車絶無僅有。

四十年前，走近萬里長城關口，挂着一塊很大的廣告牌﹕“車到山前疑無路，有路必有豐田車”。我看後很不是滋味。心想，什麼時候，才有我們的自製汽車呢？四十年過去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了，中國“製造”的汽車產量世界第一了。但是，挂的仍是外國的牌子。豐田汽車更多了，不僅有路必有豐田車，而是滿街滿巷都有。

為什麼我們這個汽車王國都只能採用外國的關鍵技術，而不能自主創新？難道汽車製造的關鍵部件，比“神九”上天完成對接，比“蛟龍”入海潛水深達七千餘米的世界紀錄還難？

日本人的汽車製造技術是從美國學來的，但他們的汽車製造技術已經超越美國，進入美國市場。韓國更是後起之秀，他們的汽車工業起步較遲，但卻有自主、創新，也進入中國市場。這些事例，說明什麼？

莫言的講話有啟示

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他在斯德哥爾摩的領獎談話中，說的一段話對我們有啟示。

他說﹕“我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但“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方”，“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後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

好傢伙，“必須有自己的地方”，“必須盡快逃離他們”。就是說，作家不能一味模仿，必須有獨立的創作風格。

科學技術何嘗不是這樣﹗我們的汽車工業，是不是多年都陶醉在中外合作，使用人家的高尖技術而不求上進？我們的工業技術領域是不是多年陶醉在模仿和製作A貨？

韓國是一個在高端科技上從模仿到創新較快的國家。看他們起步慢卻發展快，我們應該汗顏。只不過二十多年的光景，在電子工業上，它已經可以與美國人、日本人肩比肩地競爭了。人家是走在技術創新的正途，而我們卻是在走“造假”的邪道。兩者對比，國人應該感到十分汗顏啊﹗

崇外思想影響創新

這種不求上進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崇外”。一切都是美國貨好，日本貨妙。過去叫喊過多年的“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愈叫愈崇美﹗現在國人的崇外思想不是減少了而是加強了。講留學，言必美國。似乎不到美國浸一下洋水，不買 一兩 件法國皮包名牌，就趕不上時代似的。高官們出國考察，大多數是去作公費旅遊。多年來出外考察多如牛毛，他們究竟在考察中帶回什麼東西？對我們科技改革和管理水平產生了些什麼影響？促進了什麼樣的改革？

改革開放己經逾三十年了，我們這樣跟着人家的屁股跑，長期不逃離“模仿”，没有創造自己的名牌，這樣下去，是和一個工業大國的名實不相稱的。

2月9日 明報

唐英年在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後，第一件見報的頭條新聞（見本報2月6日），是“唐英年賣名酒，料套現3000萬”。

當記者問他是否缺錢用，需要出售資產套現。他笑說，不值多少錢。當然，唐家富可敵國，他的藏酒價值無數，更不會因為缺錢而售酒。

但我想，唐英年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委員，風聞他更可以晉身政協常委。他在接受任命以後，應該表示為了議政論政，以自己的見識貢獻國家，正在勤讀“十八大”文件以及有關國事政情文件才是。如果他這樣表態，並見諸報端，方表達出他有心參政，做好準備，不負國家期望，做個合格的政協委員以至政協常委。

而今他不為此圖，見報頭條的竟是品嘗紅酒，出售紅酒的新聞，中央有關領導，看到此等新聞，情何以堪﹗

大家知道，唐英年愛紅酒如命，這是個人嗜好，無可苛責。他的富有而能擁有大量紅酒，在家居地窖，工廠大廈酒庫，以至在外國都有酒倉，也因為他是含着金匙出世，命好運好，外人無從置啄。在香港資本主義社會，更是無傷大雅。

顯出豪門太子模樣

但是，在政治任命剛下，自己也表示欣慰，聲言將在另一崗位上服務國家的時候。就在這個關節眼上，卻顯出一個豪門太子的模樣，是不是有點辜負國家的厚望？

我對唐英年毫無成見，在去年的特首競逐中，我無論著文言說，都說唐、梁兩人各有優勢，都認為他們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人物。競選中的種種，我都保持中立。甚且在競逐前期，認為唐英年較佔優勢。只是到了後期，唐氏重用一些親泛民的軍師為他設計攻擊對方方案，並自爆行政會議秘密。大勢已去，我才寫了《唐英年敗在自毁長城》一文。指出他的敗，敗在受幕後軍師唆擺，偏離愛國立場（見拙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221頁），才“回天乏術”。事實證明，去年的判斷並没有錯。

缺乏政治嗅覺

今天唐英年仍然没有吸收教訓，繼續做一些原可以避免的傻事。當然，賣紅酒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目前唐英年雖然並不是政治焦點人物，但既然要重新起步，自然應該注意樹立新的形象。他也許認為賣酒一事無傷大雅，但試想想，當前北京委任全國政協委員前後，此事成為香港政情版的焦點，唐氏也是公眾議論之中的一員。論者認為，唐氏入選，是一種安慰獎，就是說他中途墮馬，中央為了安撫他，才給他這個崇高的地位。如果他没有參選落敗，也許這位子並不一定落他的身上。既然中央準備許以高位，那就應多注意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畢竟這是政治，他應有一個政治人物的嗅覺。這個報章頭條，看在北京高層的眼裡，特別看在有份最後決定政協常委的高層的眼裡，又會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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