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中國人認為，一個甲子，該是大慶。遙想當年50周年大慶時，筆者適逢其會，北京舉行大閱兵、大巡遊、大宴會，盛況空前。遊行隊伍中，江澤民的大肖像，與毛澤東、鄧小平並列，算是第三代領導核心。他坐在開蓬車上，對三軍和羣眾進行檢閱，歡聲雷動。

當然，1999年，中國經濟已經開始騰飛。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以後，改革開放在經歷一度的轉折後得以繼續前行。10年光景，經濟上的成就喜人。人民 的喜悅有利於動員全民慶祝。

今年是60大慶，經濟成就和國力遠勝10年之前。第四代領導人正在台上，如要大事慶祝，也在情理之內。如果準備不遜於50大慶的慶祝規模，一切籌備工夫，過了新年，可能就要開始了。

但是現在有一種聲音，認為這種特大慶祝，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而且要籌備經年，訓練多月的大閱兵、大巡行等慶祝活動，是不是還有必要？

　　況且剛過去了幾個月的奧運會，雖然開得十分成功，並得到國際上的讚譽，但實際上所花費的人力、物力，可能與其聲譽同步，也是空前的。

特大慶祝費神費力

　　如果一年一搞，不僅“勞民傷財”，領導上也够費勁的了。奧運會的準備工作，以及為了防恐防襲，得花費了多少工夫！北京以至全國，在奧運會之前幾個月，特別在保安方面，差不多已進入“緊急狀態”。如今天再來一個大巡行、大閱兵、大宴會，保安工作肯定十分艱巨。北京的負擔固然很重，人民的正常生活也會受到影響。況且巡行的群眾，大部份都是北京的學生和工人，這也可能影響了正常的學習和生產。

　　至於大閱兵，原本是從蘇聯學來的。現在的俄羅斯也己不搞了。美國、英國等大國，也没有在國慶日閱兵的傳統。何況大閱兵是為了眩耀軍事力量。現在國際局勢正趨緩和，大戰的危機未見端倪。大閱兵未必能為我國博得彩聲，顯然不如派軍艦去亞丁灣維護和平航運、打擊海盜那麼為國際間所讚賞了。

去年慶祝國慶有新形式

　　去年北京的國慶日，中央創造了一個新形式，由九位最高領導人，集體去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

　　北京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並不只是為中共的烈士和英雄而設，它上溯至歷代抗擊外敵入侵、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國共合作北伐、抗日、以至建國以來為人民作出貢獻而犧牲的仁人志士，都在紀念之列。所以共產黨可以前往獻花，國民黨 連戰 先生等也可以前往獻花。這一舉措不同尋常，既簡單隆重，又意義深長，博得廣大人民的讚賞。

我們的事業靠艱苦奮鬥

　　60周年國慶是不是又只來個九常委獻花了事呢？那又不盡然。廣大公眾的意見是，要隆重，但不必舖張。大閱兵可以免了。是不是在天安門廣場前來一次集會加軍民聯歡，或許加上一個輕鬆的巡遊，再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一個節約而隆重的宴會？這樣，準備的時間不必很長，花費的物力也不大，把節省的經費轉到災區的建設和教育的投入好了。

　　我們不知道中央有了計劃没有？現在有所建言，並不為早。希望有關方面，貫徹胡錦濤主席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上的講話﹕“真誠傾聽羣眾呼聲”，“真情關心羣眾疾苦”，並且牢記“我們黨靠艱苦奮鬥起家，我們的事業靠艱苦奮鬥發展、壯大”的教誨。

1979年1月1日，中國和美國相互承認並建立正式外交關係。30年來，中美關係有起有伏，但總的來說，兩國的關係相互依靠多於彼此敵對。國際關係錯綜複雜，兩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無論疆域、人口和經濟實力，都名列前茅。在太平洋遼闊的海洋中，遙遙相對。無論政治上、經濟上，要做到全球平衡、地區穩定、經濟互補等等，都需要兩國的合作。

在紀念中美建交30周年前夕，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與美方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進行了第6次中美戰略對話。戴秉國用了五個“更加”的形容詞來形容中美關係，這就是說兩國關係的戰略定位應該更加清晰，全球意義更加突出，對話渠道更加通，互利合作更加廣泛，友好的社會基礎更加堅實。並說兩國利益紐帶日趨牢固，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局面”。

美國想“撈一把”嗎？

　　回想新中國建國之初，即60年前，解放軍渡江南下，國民黨政府遷都廣州。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郤留在南京不動，看來當年美國是有所待也。

毛澤東在1949年8月18日寫的＜別了，司徒雷登＞，文中說﹕“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郤坐着不動，瞪起眼晴看着，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

司徒雷登如何開設新店呢，應該說就是和新中國建立某種關係。美國看到蔣介石國民黨大勢已去，的確想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撈一把”。

如果當年美國對新中國採取和緩政策，毛澤東又不向蘇聯“一邊倒”，現代中國歷史可能改寫，中美關係也需要重寫。

當年資本主義國家坐第二把交椅的英國，憧憬中國的廣大市場，於1950年率先承認新中國。但因一些建交條件談不攏，所以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只能夠維持代辦級的外交關係，起的作用不大。

美國當年由鷹派的杜魯門擔任總統，在二戰以後到解放前夕，一直都是露骨地支持國民黨，與二戰中的羅斯福擔任總統的政策頗有不同。他更錯誤地估計形勢，以為美國出錢出槍，就可以穩定蔣介石政權，結果是這個如意算盤完全打不響了。

毛澤東被美國激怒了

蔣介石失敗潰逃，美國當年仍有迴旋餘地。如果不是採取死硬的反共政策，中美關係也不致閙得那麼槽。

當然，毛澤東也在美國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4年中被激怒了，他堅持“一邊倒”向蘇聯。雖然當年他對斯大林的若干對華政策也頗有不滿。但兩害取其輕，他採取了親蘇反美的政策。

接下去更不可收拾，美國的圍堵新中國的政策堅定不移，終於爆發了朝鮮戰爭。

抗美援朝，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舉之時，在中共高層也有爭議。打這樣一場仗，需要勇氣和犧牲。但在反美教育底下，全國人民同仇敵愾，中國人民志願軍抗擊美軍於國門之外，更使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没有羸得戰爭。從此，仇人相見份外眼紅。在中國反美仇美的國策下，中美關係渡過了相互敵視的20多年。

毛澤東使中美化敵為友

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中蘇關係從冷淡轉向交惡。1971又發生毛澤東指定接班人林彪叛逃事件。中國必須擺脫國內“文革”和“禁運”造成經濟上的困難和外交上被孤立的困境。而美國在美蘇爭霸中也需要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以對付蘇聯。於是有了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的戲劇性事件。正如周恩來總理宴請尼克松訪華的宴會上致詞所說﹕“目前，促使兩國關係正常化，爭取和緩緊張局勢，已成為中美兩國人民強烈的願望”。尼克松在來華之前也說﹕“我們必須做的事情是尋求某種辦法使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為戰爭中的敵人”。

化敵為友是不容易的。“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中國人民在20多年中所接受的反美宣傳還少嗎？但也只有毛澤東，當年他所處的神化的地位，才能夠改變人們這種仇美的看法。

延安時期對美印象並不壞

　　從尼克松訪華，兩國互設代辦處，到兩國正式建交，還花了６年多的時間。兩國正式建交時，毛澤東已經去世，倡導改革開放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開過。至此，終於迎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一天。

　　回顧這段歷史，如果新中國成立不久，一如英國承認新中國之時，中美建立正式關係，朝鮮戰爭應該不會發生。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經濟模式不會走斯大林那一套僵化的道路。中國也將不受數十年禁運之苦。中國極左的一套也許不至發展得那麼嚴重。這裡頭，有美國的因素，也有中國的因素。中共在延安時間對美國的印象並不壞，來華參戰的史廸威將軍也對中共有相當好感，以至引起蔣介石的不滿。毛澤東在延安也發表了不少對美國民主仰慕等等的好話。新中國如果成立以後能利用美蘇之間的互相制衡，來為自己獲取更多的政治、經濟上的好處，應該對解放後的建設十分有利。這並不會改變新中國的社會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只是一條溫和路線會使中國人民減輕不必要的災難，可惜由於雙方各走極端，使中美國關係走了一條大彎路。

鄧小平認為“越早越好”

1978年11月27日，即中美建交公報發表前兩個星期，鄧小平對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說，如果站得高一點看，應該認為兩國關係早點實現正常化好，“越早越好”。

這個“越早越好”，如果真的早到新中國成立初期，中美有了近60年的廣泛合作，對於兩國都該是十分有利的。今天世界格局已有重大改變，在反恐、防核擴散，全球和地區穏定等方面，美國極需要中國的合作。中國經濟的轉型也將為美國帶來重要的機遇。中美建交的時機雖然短了一半，但經過30年的互補協作，雙方都蒙受其利。國際關係需要互諒互讓，中美關係更加應該如此。

──解讀胡錦濤的講話

　　胡錦濤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的大會上說﹕“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改旗易幟”，香港在1997年就是“改旗易幟”。缷下了英國米字旗，升上中國五星紅旗。但是香港貫徹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針，除了“改旗易幟”之外，一切基本上没有變，經濟活動没有變，自由法治没有變，民主也比港英統治時期有了進步，這是香港特色的“改旗易幟”，絶不是邪路。

早前對海峽兩岸統一的要求，也只是“改旗易幟”。除了換一面旗子，對台灣要求的也是一切都不需要變，更可以保留軍隊，即解放軍不進駐台灣。這也絶不是一條邪路。現在這個“改旗易幟”的統一要求也擱下來了，和平共處，實現三通，密切經濟往來和人民往來，統一以後再說。

香港“改旗易幟”不是邪路

香港的“改旗易幟”是正路不是邪路，對台灣“改旗易幟”的要求也是正路而不是邪路。說邪路呢，是不是指蘇聯解體，東歐劇變？

　　但按照蘇聯、東歐的國情來說，他們的“改旗易幟”也不能說是邪路。蘇聯解體後的經濟情況和人民生活不是有所改善嗎？東歐的情況也不壞。如果按照斯大林的“封閉僵化”模式，他們的人民會答應嗎？各國有各國的國情，相信胡錦濤也不是指蘇聯東歐己經走上邪路。

　　所以，胡錦濤講的“改旗易幟”的邪路，只是針對中國大陸說的，並不包括香港、台灣以至其他國家。他說的前提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說，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能“改旗易幟”的。

　　那麼，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是什麼呢？胡錦濤說﹕“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

把問題說到點子上

　　這就把問題說到點子上了。“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正是當前全國絶大多數人民的廹切要求。有些人上街、上訪、上書，大多數正是為了社會的公平正義。毋庯諱言，今天中國社會上不公平不正義的事例多着，這些都違反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官僚們的貪腐，權錢勾結，貧富懸殊，司法不公、執法不嚴，老百姓有冤無路訴，這種種，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才是邪路。如果不是如胡錦濤所說的，“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扝思想的影響”，“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通過改革發展為人民群眾造福，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真正是“改旗易幟”了。

三次革命都是“改旗易幟”

　　胡錦濤指出，近一個世紀以來，我國先後發生過三次偉大革命。第一次是 孫中山 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第二次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新中國。第三次革命就是這個30年的改革開放，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三次偉大革命也可以說是“改旗易幟”。第一、二次的革命都換了旗子，從大龍旗到青天白日旗到五星紅旗，名正言順的“改旗易幟”。第三次革命呢，實際上也是“改旗易幟”。只不過不是換旗子，而是把過去的極左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妄顧人民死活的錯誤路線改過來，撥亂反正。從廣義上來說，也算是“改旗易幟”。

馬克思主義是與時俱進的

所以應該說，中國過去的“改旗易幟”，都是正路，不是邪路。港澳回歸的“改旗易幟”也是正路不是邪路。今天我們的工作中雖然有缺點，但仍是走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路上。如果說“改旗易幟”的邪路，那就是接受美國的所謂“橙色革命”，變社會主義政權為親美、唯美國馬首是瞻的政權，重走蔣介石式的官僚資本主義的老路。當然，這是中國人民不會答應的。

現在，中國內地還有“姓社姓資”的爭論，極左派正在挑現行政策中的某些缺點，以及利用人民對於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的不滿，比喻為又一次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胡錦濤說得對﹕“馬克思主義是與時俱進的開放的理論體系”。我們不要教條，要與時俱進。真理愈辯愈明，正確的駁不倒，謬誤的生命力不強。改革開放這面旗幟經30年的考驗證明是正路，取得的成就已經載入史冊。我們就是要如胡錦濤所說的，把“依然存在”的“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清除掉，進一步走上一條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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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總理兩次南下視察廣東中小企業。第一次是7月19—20日，第二次是11月14—15日。兩次都集中在港、台商集中經營中、小企業的東莞、深圳、佛山，並提出力挺珠三角中小企的四項措施，強調他是來給珠三角打氣、加油和鼓勁的。

不久前，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電視上接受訪問時，頗為動氣地說﹕珠三角哪會出現中小企倒閉潮？不就只是有那麼200多家，比新來設廠的要少得多。他的意思是香港傳媒把事情誇大了，倒閉的廠家微不足道，他是在為他們的“騰籠換鳥”政策辯護。

　　在溫家寶總理第二次到廣東視察之前，廣東省中小企業局局長劉煥泉還再為此發話﹕“廣東沒有出現中小企業倒閉潮”，他說﹕“中小企業停產倒閉增多是產業結構調整、自身經營管理出現問題的必然現象”。

　　他還說，據省經貿委調研所得，倒閉中小企業有640多家，佔外資企業的4.2%。但是，今年1—8月廣東新注冊的中小企業達到了9萬多家。(見11月11日<人民日報>)

劉煥泉否認倒閉潮

劉煥泉顯然是為前些時黃華華的電視談話辯護。我們不知道他的統計數字的準確性，有關的數字應該由在珠三角設廠的港、台等外資企業商會來回答。但廣東官方對珠三角的中小企業困難的輕描淡寫，和我們這些局外人在與各企業界人士接触所感受到的大不相同。

如果珠三角中小企面臨的“挑戰”，只是“必然現象”，而且倒閉的只佔4.2%，那倒不用驚動溫家寶總理。那麼，溫總理在視察以後說“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不是變成無的放矢了嗎？

　　既然廣東省還是在辯解没有出現倒閉潮，那不是没有“出手要快”的必要嗎？他們還在辯解增添的中小企與倒閉的比例不過是100：0.5，那又何必“出拳要重”呢。

這就涉及“工作要實”的問題。早前筆者對“騰籠換鳥”的政策，便感到是有點“虛”了。

溫總提四點舉措

溫家寶總理提出幫助中小企的四點舉措，便是有針對性的。目前珠三角中小企遇到的困難，包括融資困難，台賬保證金實轉，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勞動合同法>實施所碰到的新問題等等。加上當前金融海嘯衝擊了中國的出口產業，成本增加3成，訂單減少4至5成。

東莞的一家合俊玩具廠倒閉，便有7000多工人失業。就是如劉局長所說，企業只是倒掉640多家，假如平均每家千人，也有64萬多人失業啊！幾十萬以至上百萬的失業大軍，絶對影響社會安定，怎麼可以掉以輕心！

　　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全國有６萬多家中小企倒閉，影響到幾千萬的工人失業，這是一個完全不可忽視的數字。而這些企業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江浙等省區，其中的工人，又有不少是來自中西部的省份，影響着成千上萬的家庭。

　　所以，溫家寶總理經過對廣東的調研，認為中小企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並没有得到根本解決，生產經營形勢仍然嚴峻，這是他要“責令廣東加大加快扶持中小企”（＜文匯報＞11月16日頭條標題）的原因。

責令廣東扶持中小企

中國官塲對上級總喜歡報喜不報憂。有的暪不住的憂，也要盡量縮小損失和死難者的數字。無數的礦難、豆腐渣工程的倒塌、交通事故，都經常出現這種情況。珠江三角的中小企的“寒冬”，難道有關的官員不是也懷着這種心態嗎？但到困難掩蓋不住的時候，他們便要自己吞下這些苦果。

　　奉勸有關方面，還是要認真學習中央提出的“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實事求是，響應溫總理的“工作要實”的號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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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十分關注，但對國家主席不久前有關新聞宣傳工作的一篇講話，郤極少加以注意，更遑論研究和探討。

胡錦濤的這篇不長的講話，發表在2008年6月21日，是他“在人民日報社考察工作時的講話”。新聞界的朋友也許以為這不過是例行公事式的套話，因而錯過了。但如果細加推敲，講話郤是頗有深意焉。

講話中有相當部分讚揚這份第一大報的貢獻，肯定它的工作成績。更承認“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格局，還没有根本改變，新聞輿論領域的鬥争更趨複雜和激烈。因此，他提出，應把“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放在突出位置”。

提高輿論引導能力

怎樣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呢，庸碌的宣傳官員首先是想到禁錮各種“不正確”的輿論，最好能做到“輿論一律”。這樣輿論引導便能暢通無阻，“能力”自然“提高”了。

但胡錦濤郤没有如此簡單化。他以前些時的四川救災的輿論導向為例，指出“及時公布震情災情和抗震救災情況”，“其中的成功經驗值得認真總結，並要形成制度長期堅持”。

大家知道，從5.12四川發生特大震災之後，中央政府對於災情採取及時主動報道，並在災區對國際及港澳台新聞媒介採取開放政策，獲得國際媒體和港澳台新聞記者一致的好評。被認為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大成就，是對輿論報道的進步表現，並希望能夠長期堅持下去。現在胡主席公開表態了，這是“成功經驗”，要“形成制度長期堅持”。

因此，＜人民日報＞最近表揚深圳“舞王”俱樂部特大火災及時公布真相，批評張家口煤爌事故串通暪報，便是對胡錦濤講話的響應。

保證人民的知情權

為什麼要這樣做，胡主席以他堅持的“以民為本”的理念，說要“保證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他說，新聞宣傳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把體現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把堅持正確導向和通達社情民意統一起來”。

他還說，新聞宣傳工作者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順應人民羣眾的新期待”。應該“用事實說話，用典型說話，用數字說話，化解矛盾，理順情緒，引導各方面羣眾共同前進”。

通篇講話，貫徹民本思想，特別希望新聞報道貼近羣眾，把報紙辦成羣眾喜聞樂看的報紙。

一向以來，像＜人民日報＞這類的黨報，很容易引起人們一種“板起面孔說話”的感覺，言論中套話、硬綁綁的報道較多。因此黨報全靠機關訂報，公家付錢維持，各省市黨報也是一樣。但為了“市場經濟”賺取利潤的需要，近年各黨報又都辦起“副報”，即小型的生動活潑的報紙。有的銷路甚好，如廣東的＜南方都市報＞，就是＜南方日報＞的“副報”。而且把腳踏進京城，更到北京辦起＜新京報＞來。

高水平領導十分重要

　　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有兩種理解，更有兩種做法。如果没有吃透胡錦濤講話的精神，不善於引導正確的，一心要排除“錯誤”，正確與謬誤的標準便只繫於掌管宣傳官員的判斷。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廣東電視檢查人員對香港電視新聞的把關。他們把說及達賴和陳水扁的新聞一律遮掉，殊不知新聞中郤是批判達賴和阿扁的呢。如果由這些低水平的官員來把關，不僅激發了傳媒記者和宣傳官員的矛盾，也不能“把堅持正確導向和通達社情民意統一起來”。

　　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有一個高水平領導班子十分重要。過去在文革時期，派一位姓魯的去領導＜人民日報＞，據說他把墨西哥讀成黑西哥，鬧出天大的笑話。這一類水平低下的新聞官，如何去引導和提高報道水平？所以胡主席說，要把富有改革創新精神的優秀幹部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培養更多“人民群眾喜愛的名記者、名編輯、名評論員、名主持人”。

理順情緒，共同前進

　　胡錦濤主席在６月20日講的這一番話，正當四川抗災工作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時候，也是抗災救災工作中的輿論開放、新聞採訪開放取得舉世贊揚和有利於救災工作進一步深入的時候。他要求大家認真總結經驗，這個講話可說已是一個總結提綱，也是引導新聞宣傳工作者“理順情緒”、“共同前進”的一個號召。也許不同人對講話有不同的理解，但主旨是不能歪曲的。更重要的是，通篇講話貫徹的，更是胡主席一向倡導的，以人民為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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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說他今年64歲，對長者是有感情的，我們不懷疑他的這個說法。但是筆者還是要說，他的施政報告，關於長者生果金的問題，是一大敗筆，為反對派的進攻提供了彈藥。

增加長者生果金的問題，熙熙攘攘地談了好幾個月。從街頭到議會，議論不斷。但有一點似乎有個共識，就是應該把705元增加到1000元，這也就是曾蔭權說認同增至1000元是合理水平。

既然認為合理，也就不必吞吞吐吐，欲加還止，貽人口實，使社民連三子在施政報告時一再發難。他們不僅破口大罵，而且採取擲香蕉等暴力行為。這種行徑，廣大公眾絕不認同。但他們用強烈行動，說是為弱勢社羣老人家們鼓和呼，郤也取得若干共鳴。

社民連議員有備而戰

社民連的議員是有備而戰。他們深知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百物騰貴，工資未必能增加，失業的陰影威脅着廣大的藍白領男女。雷曼迷你債券的苦主，恰恰不少是把養老的老本投入的老人家。輿論上和電視鏡頭天天都顯現這些受騙老人的形象，同情心自然油然而生。

黃毓民等抓住羣眾這種情緒，認為政府涼血，連區區300元都不肯惠及老人家。於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他，使生果金問題成為一個焦點，吸引人們的視線。民建聯的主席譚耀宗，也不能不說這個做法“傷透了老人的心”，而且可說是“倒行逆施”。

政府的說法或有一定道理。他們的理據是﹕本港人口急劇老化，2033年65歲老齡人將增至217萬，約為現時的2.5倍，政府財力有限，這個高齡津貼的政策必須改變；其次，高齡長者許多是有資產或有子女的供養，不必依賴這筆區區的生果金，因此需要進行資產和入息審查。

　　但目前的氣氛郤不利於這種理性的討論，特別是有些學者認為長者記憶力衰退，申報資產可能有困難，而單身長者資產不可逾16.9萬元的規定，也不合理。

生果金問題十分“惹火”

其實，即使現在增加老人生果金至1000元，政府在這一個項目上的支出，負擔並不太重。07-08年度此項的支出為37.84億元，如果老人生果金一律增至1000元，到2014-15年即6年以後，也不過增至64億元。增加的20多億元，政府如果在其他方面減少浪費的話，這筆資金是完全可以擠出來的。

在目前金融海嘯才是議論焦點的時候，生果金問題其實不必在報告中搞得如此“惹火”。曾蔭權要就是慷慨地把生果金增至1000元，或者先承認1000元的要求合理，再拖到本年底公佈檢討方案。

但施政報告中不為此圖，不僅宣布今後要引入入息和資產審查，還說要“改用其他方法向高齡長者表達尊敬”，以後（生果金）再不是“應得的權利”。這種改變生果金發放性質的說法，必然造成反對或争議，如此“惹火”，自然給予反對派中的激進分子一大箱彈藥。

今年政策屢次犯錯

　　目前特區政府和特首的民望低下，一切的政策宣示都要特別小心。今年以來，政府在任命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時機和處理手法上的不當，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政治風暴。後來又在梁展文事件触了礁，這些教訓還少嗎？今天生果金問題上又遭遇一場“滑鐵盧”，政治化粧師的效用似乎完全喪失，或者不止喪失，而是“弄巧反拙”。政府的高級智囊，是不是應該檢討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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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說共產黨在香港有負面形象，這話在表面上可以成立。但如果深入分析，結合中國大陸的政治現狀，則是可以商榷的一個話題。

　　香港人對共產黨有負面看法，一是這個黨給人有專制的感覺。共產黨給港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專制的政黨，一個不給人民自由的政黨，一個限制言論自由的政黨。

　　第二，這個黨在過去，特別是30年前，即改革開放以前，搞了多次的政治運動，直到登峰造極的“文化大革命”。搞的都是殘酷鬥争，使到不少人家破人亡。香港大概有一半人是從解放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逃亡來港及其後代。這些人或者有隠痛，或有“殺父之仇”。此外，許多知識分子都崇尚民主自由，對於限制言論自由，未能發展民主政治，大都不以為然。

共產黨領導改革開放

但是改革開放30年，中國又的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大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使國力提高了上十倍上百倍，從農業立國變成工業立國（世界工廠），升為世界第三的經濟強國。外匯儲備世界第二，買了20%的美國債券。在當前的金融海嘯之中，與歐美相比，算是站得比較穏的一個大國。

也許有人會說，不是共產黨領導，也許會更好。但誰來領導呢，讓國民黨來嗎？蔣介石國民黨正是腐敗得一塌糊塗，早被共產黨趕出中國大陸。讓陳水扁來嗎？陳水扁在台灣當權八年，把台灣經濟拖到不死不活的景。讓馬英九來嗎？馬英九上台半年，說明他是個“銀樣蠟槍頭”，人是清廉了，但施政無方，進退失據。讓中國大陸的一些異見人士和所謂民運人士來執政嗎？在八九政治風波中，已經暴露這些領軍人物策略水平低下，為改革開放和民主政治幫了倒忙。

中國没有共產黨會怎麼樣？

　　歷史就是歷史，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中國現代80多年來的內外環境和社會階層的種種力量反覆較量形成的。共產黨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犯了不少錯誤，包括像“文革”那樣的嚴重錯誤。但30年來，已逐步扭轉。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處理較好，但是政治改革滯後。這也是海外包括香港人對共產黨仍有負面看法的原因。

但没有共產黨又怎麼樣？中國是一個13億人民的大國，是一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是一個未經民主洗禮的大國。如果没有一個強有力的、有豐富組織經驗的，有最多各方面人才的共產黨來領導，便可能走向四分五裂，變成類如民國初年，各地軍閥割據的局面。

港人對共產黨實際上一分為二

共產黨給人負面形象，應該檢討，應該改進。筆者贊成開明政治家，前廣東省委書記，已故的任仲夷的提法，中國政治應走改良的道路。也就是說，應該促使共產黨“改良”。特別要進行民主改革，給人民更多的發言權，真正做到從“羣眾中來”，集思廣益，以民為本，而不是領導說了算。

監督機制一定要建立，除了政治制度上要建立一個真正的，獨立的監督體制之外，輿論監督這個武器應該充分利用，不要認為傳媒就是專門為領導添煩添亂的。

港人對共產黨其實還是一分為二的。對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經濟騰飛，國力增強，主辦奧運成功，神七太空人太空漫步，還是欣賞和肯定的。只是對官場的腐敗和官商勾結，對人民的民主自由没有足够的重視表示不滿罷了。但是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經濟好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政治的民主自由一定要跟上的，只是時間的快慢而已。所以認真分析一下，人們對共產黨的看法，又不全是負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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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前夕，香港各大財團都希望推薦自己或代理人競逐首屆行政長官。羅德丞首先起跑，他本身是世家子弟，代表着傳統的買辦家族，同時他與當年大財團有密切關係，政治和經濟勢力不小。加上此人極會鑽營，在短時間內能打進中南海的最高層，在香港也招攬了不少新興政治人物，其氣勢之盛，一時無兩。可惜其人恃才傲物，香港民意並不認同，結果由有關方面勸退。最後改由李福善“代侄出征”。

另一大財團也曾推薦當年行政、立法兩局紅人李某出選，但此人在北京方面看來，既屬“未够班”，也並不十分可靠，未被接納。

吳光正是另一大財團主腦，居然親身出陣，其志可嘉。在美國，大財團首腦放下身段參選總統者，不是没有，如洛克菲勒家族的小洛克菲勒。但此類例子不多，原因是他們容易找到代理人。歷屆總統，都有財團背景。

北京安排第一、第二人選

董建華並不是主動出山，而是有關方面多方勸說。論者認為北京的看法是，香港既要維持資本主義社會，首任長官最好是一位資本家。其次，董的財團經營的船務，與地產商較少矛盾，容易為各不同利益財團接受。第三是董建華的品德，至今仍被稱譽為好人一個。

董建華對於競逐首任行政長官，頗有猶豫，這是他對筆者親口說的。原因是家族中人不大同意，害怕影響生意業務。同時，也許他自覺對駕馭整個特區政府力有不逮。

因此之故，北京才有第二人選，游說楊鐵樑大法官出山。當時有說北京港澳辦支持董，香港新華社支持楊，顯出中央頗有分岐，筆者認為推出楊官恐怕有備用之意。

人選是看人不是看背景

筆者所以不厭求詳地回顧第一屆行政長官的“選舉歷史”，是因為當這一屆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之後，對誰是2012行政長官的猜領袖遊戲又開始此起彼落，涉及的分析必然會與第一屆的競逐相比較。

最先議論下任行政長官的是＜信報＞主筆練乙錚先生。他在９月12日的專欄中寫道，“2012年更換特首，由商界或接近商界的人出任，民意阻力將會很大”。又說﹕“由此觀之，下屆特首人選當中，無論是大商賈背景的（如唐英年），還是與商界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如梁振英），行情都因而看跌”。

　　練先生的立論，是從自由黨的敗選說起。認為自由黨的失敗，反映商界在廣大市民心目中的政治地位己經十分低下。

　　但筆者認為，下屆行政長官人選，主要是看人而不是看出身背景。如果說有商界背景的人行情下跌，未免武斷。能者居之，如果是一位商界出身，既有能力又有人緣，港人認同而北京點頭，不能說他就不能擔當來屆行政長官。

現任司局長仍佔優勢

　　其次，還要看究竟有多少位可供選擇的候選人。如果有意出山的不多，可以選擇的也不多，那麼次選的也得上馬。

　　北京點頭港人認可也不是絕對的。任何人選都不可能都令港人十分滿意，甚且也未必能令北京十分滿意。唐英年和梁振英都是來年可能的人選，當前不應把他們排除在候選人之外。

　　北京有新思維，港人有求變之心，政治人物年輕化是全世界的趨勢。但是，香港新進的政治人物頗有光芒的郤極為少見，在這一屆立法會選舉中可見一斑。這一屆立法會選舉中最出風頭的“新人”郤是黃毓民，而他是一位“老餅”。

　　香港社會崇尚“現實”，“賺錢”、“揾食”是首要任務，有崇高理想去從政的鳳毛麟角。社會風氣不利於培養政治人才，這也是無可奈何的現實。

2012年仍然是一個間接選舉行政長官的機制，候選人中的現任司局長仍佔優勢。

在平衡各方面的要求和觀感來說，行政長官候選人中不會是一位鋒芒畢露，主觀極強的人。處事圓滑、善於折衷，將是首選。至於能力，則是見仁見智的。

作為一位過渡到普選的行政長官，頗不易為。所以不是誰的行情看跌的問題，而是有否具足够份量的候選人出而競逐的問題。唐英年、梁振英都是人才，他們都有他們的優勢和弱點。人無完人，金無足赤，目前我們應該是鼓勵有志者作好準備，迎接挑戰，見難而進，勇於承擔，而不是撥冷水，令人望而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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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的立法會選舉，選民的心態，各有特點﹕

第一，求變。也許受到美國今年總統選舉，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的競選口號“CHANGE”的影響，希望多選一些新人，不要老是老面孔，特別是些無所作為的老面孔。

第二，偏激。選民並不是全要偏激，但是對社會的不滿，對政府的某些施政不滿，希望有一些出位的議員以出位的言行為他們消消氣。“社民連”這個激進的泛民派別，原有的議員長毛和陳偉業繼續當選，黃毓民以高票當選。連十分出位的律師謝偉俊也在旅游界的功能組別中當選入局。

第三，反官商勾結。梁展文事件刺激了選民反官商勾結的神經。代表商界的自由黨直選候選人全軍盡墨。這大大影響了工商界在立法會中的“政治版圖”，更影響了今後是否取消立法會內功能組別的策。

兩派形成拉鋸局面

新的立法會組成的各政治派別變化不萛太大，泛民和建制派的席位是拉鋸局面。從邁向普選的步伐來說，這一次的選舉，有關方面希望建制派應有較大的進益。民建聯等的席位有所增加，便能循序漸進到一人一票的普選。雖然還有九年，但這一次選舉，如出現去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大勝的局面，中央便對普選較為放心。現在形成拉鋸局面，將會影響今後對普選的提名委員會的提名門檻和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的看法。

當然，還有一個2012年的選舉，一個2016年的選舉，這兩次立法會選舉才是定性的。如果往後的選舉還是拉鋸性的，形勢便會十分嚴峻。

同時，2012年的政改方案還未出爐，泛民現在仍擁有否決權。如果仍然以否收場，除了將獲得臭罵聲外，肯定會為邁向普選之路幫了倒忙。

自由黨需要重組

落選的自由黨兩巨頭，一位辭了主席之職，另一位要辭掉當行政會議成員。自由黨可說敗徴已顯，工商界要是另組政黨，要是另行吸收賢能。這兩位巨頭實在是太差勁了。田北俊在去年區議員半山區選舉中，他的言行幫了倒忙，實際上是為公民黨的陳淑莊助選。而周梁淑怡在旅游發展局的工作中，失誤多過建樹，這一次雙雙落選，事出有因。

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工商界理應有政黨和代表進入議會。在西方議會，他們的力量不小。香港工商界的勢力強大，正是財雄勢厚，議會中不可能没有代理人。但代理人該是人才，既要有議政論政能力，能代表工商界利益，又不能激化與勞工界矛盾，而且還要扮成全民的代言人。人才難得，過去大企業家只顧着賺錢，没有兼顧培養政治上的代理人。想當年港英當局便直接代表英資企業以及外資企業，也選擇個別買辦代表堀起的華資利益。回歸後，大企業家對此應該說有所欠缺。今後急起直追，未為遲也。

選舉論壇拉低投票率

這次選舉，投票率低，比2004年減少約10個百分點。論者認為是當前社會環境較四年前有明顯改善，市民不需要利用選票來反映怨氣。筆者認為投票未必是與反映怨氣成正比例，倒認為是選民對立法會和議員素質失望的反映。

上屆議員，總結四年“成績”，究竟有無推動政府良好施政，有目共睹。除了否政改方案一役驚動社會外，每次會議，都難免貽人以“口水多過茶”之譏。人們對議員的失望，對立法會議的失望，才是投票率低的主因。同時令部分選民認為像長毛這樣的“搞局”議員，尚能增加情趣，不惜再把黃毓民、謝偉俊等選入議會。

這一次舉辦的若干選舉論壇，候選人找些鷄毛蒜皮的東西互質對方，造成“街市婆罵街”似的鬧劇，也是拉低投票率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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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人治 吳康民

人治，就是憑個人的主觀意志，發號施令，去管理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人治的極致，就是“一言堂”，“個人說了算”；就是“獨裁”，“一意孤行”。

人治的相對詞是法治，法治是有法可依，依法行事。但不健全的法治也可能是人治底下的程序游戲。

　　因此，人治的對立面應該是民主選舉。只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建立民主的管治體制，才能克服人治的弊病。

　　民主選舉也有真假之分。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主選舉，往往鬧成糾紛。賄選之舉不在話下，他如或因民族或派系的鬥爭亂作一團，或因外國勢力的干預而發生所謂“橙色革命”。選舉之後，社會並不安定，局勢仍然混亂。近月上新聞的，近如泰國，遠的如非洲的津巴布韋。

人治與法治混合制

　　中國算是個什麼類型的國家呢。過去強人當權，如毛澤東，那是十足的人治。他的話是“一句頂一萬句”。中國的人治，以毛澤東時代最為登峰造極。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重視了法治建設，連年通過全國人大，制訂了200多部基本法律。應該說，已經有了一個法治的框架。但是中國的封建傳統太深厚，民主的傳統太單薄，法治没有民主的基礎，就不是真正的法治。因此，連中央領導人也承認，中國至今仍存在着“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執法不嚴”、“裁判不公”等有違法治精神的情況。

一方面，是中國的民主建設仍然滯後，監督的機制不健全；另一方面，黨政關係混淆不清，黨委為上級任命，管轄各級政法機關，缺乏制約機制。

　　可以說，中國現行的政制是一個人治與法治混合的制度，但以人治為主。正如筆者常常指出，中國提倡民主集中制，但集中遠大於民主。

鄧小平強調效率，反對“扯皮”

　　鄧小平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看到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病，大膽倡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並說“越來越感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廹性”，“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以貫徹”。

　　但是他並不反對“人治”。只是說“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係”。鄧小平反對西方政治體制的三權分立，認為三權分立變成三個“政府”，互相扯皮，影響行政效率。他的潛台詞還是，要有一位有權威的最高領袖拍板，工作會好辦得多。傳說他曾對剛上台的江澤民說過﹕過去是毛澤東說了算，今天是他說了算，如果江能達到自己說了算，鄧就放心了。

　　所以，鄧小平的政治改革的核心思想，是既要人治也要法治，人治和法治相結合。法治是為了有個制度，人治則是有助提高效率。這就是集中高於民主的理論基礎。

任人唯親影響深遠

　　西方的法治國家，也難免有人治的因素。布殊總統主政八年，劣績斑斑，廣東俚語說是“衰到貼地”，這就是人的因素。當然美國人民可以不再選他的繼承人，但八年也就付出了重大的代價。新加坡是一個法治國家，但李光耀這個超級資政，影響也實在太大了，而且永不言休，並傳位於子，這也是人治。

　　所以，人治或者不可避免，只是不應讓它處於主導地位，特別是在人事任免上。但如果不建立民主機制，危害可說不可避免。以毛澤東的精明，郤任用了林彪、江青這些壞傢伙。近年陳希同、成克杰、陳良宇等能進入中央核心，難道不是某些高層提名的人治錯誤？

　　至於近年的賣官鬻爵，以及所謂“帶病提拔”（即已有嚴重問題的官員仍受到提拔），並不是個別現象。以至於在基層幹部、中級幹部中，貪腐的不是個別人而是一層人，使檢舉和查處增加了難度，這更是人治種下的禍根。

民主制度不是萬能藥方

　　有的民主國家也不一定比人治的國家強，請看我們近鄰的兩個國家﹕菲律濱和印尼。菲律濱二戰前是美國的殖民地，戰後獨立，政制完全是學美國的，至今經濟仍是一團糟。群島國得天獨厚，旅遊資源豐富，連旅遊業都停滯不前。首都馬尼拉的市政建設也大致上是50年不變，難怪當地人指着椰子宮那幾個著名建築，說還是過去那位既獨裁又貪腐的總統馬可斯時期建築的！

　　印尼更是如此。30年獨裁的蘇哈托政權，下台已逾十年，直到今天逝世。但現在印尼的經濟會不會好過當年呢？蘇哈托上台時，印尼人均生產總值是70美元，到1996年他下台時增至1160美元。蘇哈托家族的貪腐是世界有名的，有人封他為世界第一貪。他下台了，他的家族和其他的貪官們，盤根錯節，仍然主宰着國家的經濟命脉，並且內外勾結，涉及到許多外國壟斷資本。現政權誰也不敢動大手術，就是這麼拖着。

貫徹民主多於集中的制度

個人的權力過大的“人治”，連鄧小平都認為不好，並轉述毛澤東的話，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為什麼這些發達的西方國家不會發生這種“嚴重破壞”法制的事情？就是他們有民主的制約。權衡得失，有了一些扯皮，但減少重大失誤的危險，還是值得的。

　　筆者認為，正確貫徹民主集中制，防止個人獨裁，不失為一個好的制度。從群眾中通過民主集中了大多數人的意見，經過整理再放到群眾中去討論，再集中起來作出決定，這是好的。執行中應該是民主多過集中，而不是民主只跑過塲，最終是長官意志主宰。如果要創立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首先應從民主多於集中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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