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在南京舉行的海峽兩岸的陳江會，陳雲林在歡迎江丙坤到來時，一方面與他熱烈擁抱，另一方面在致歡迎詞時郤面無笑容態度嚴肅。是什麼原因他在一時之間出現兩種表情？筆者的猜測是，“熱烈擁抱”是表示對江丙坤這位老朋友的歡迎，“面無笑容”是對馬英九政權在兩岸關係上的冷處理表示不滿。

自從馬英九上台，北京方面在兩岸關係上，言論和行動都對國民黨政權有許多支持。就是最近，北京同意世界衛生組織邀請台灣以“中華台北”觀察員的身份，參與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這一讓台灣在參與國際活動中的突破，是北京對台灣又送出的一個大禮。難怪台灣衛生署長和馬英九都欣喜若狂，署長頻頻把邀請函顯示在傳媒面前。

北京一再釋出善意

北京一再表達善意，而且在經濟上多方面滿足台灣要求。但是馬英九又如何呢。他以為大陸方面有求於他，接受這些好處，心安理得，並没有投桃報李的意思。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壞兩岸和解的氣氛。

請看他的表現﹕

第一，他一上任，就任命曾任李登輝秘書、台聯黨立委的賴幸媛擔任主管兩岸關係的“陸委會主委”，目的是安撫民進黨、李登輝集團，並用賴幸媛來“隔熱”，防止兩岸關係過分密切，引起綠營的不滿。

第二，大陸海協會張銘清訪台被推打，電視上全播放了，這既傷害了兩岸交往的氣氛，也揭露了台灣暴力政治的醜態。馬英九郤採取淡化處理，沒有砲轟綠營，也没有認真追究，竟使打人的台南市議員王定宇一時成為綠營英雄。

第三，張銘清被打事件，已是一個訊號，馬英九陣營應該對陳雲林接着訪台有所準備。結果是陳雲林訪台，安全措施欠缺，使陳被困在酒店而發生晶華酒店暴力事件。整個訪問和會見過程，馬英九只着意在爭取陳叫他一聲“總統”，明知没有可能，他郤使會見終於陷入十分“肉酸”的局面。

第四，旅遊是台灣的重要產業，大陸有意開放台灣遊，目的既在幫助繁榮台灣經濟，也在促進兩岸人民交往。新春伊始，大陸到台灣觀光十分紅火，但台灣對迎接大陸的配套完全没有做好﹐馬英九更没有着意為之。以至除了出現多宗大陸遊客意外死亡個案外，還出現簽證没有辦好使遊客原機遣返、旅遊巴士不足把遊客關在酒店中的怪事。

馬英九連續搖擺不定

馬英九不僅在兩岸關係發展中搖擺不定，而且他的內心一直害怕民進黨指責他“親共”。因而，百般遷就綠營的各種訴求，甚且引起藍營的不滿也在所不惜。難怪有人認為他正在繼續搞“一邊一國”，甚或可說是“B型台獨”。

馬英九的玩火，既不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也可能導致國民黨內部分裂。關於馬要兼任國民黨主席一事，已經引起不少紛爭，連戰和宋楚瑜正皺着眉頭看馬英九的動作。

筆者的世侄鄧予立（原亨達集團主席）最近寫了一本書，叫〈馬英九必修的10堂課〉。他在評馬英九時，說他在人格特質上，“既没有李登輝的戰略眼光，也没有陳水扁的奸巧機詐﹔內没有連戰的寬厚大度，外没有宋楚瑜的能耐幹勁﹔他既不能善用吳伯雄的圓融手腕，又輕視王金平的豐沛人脉﹔文不能取蕭萬長的經濟長才，武不能容劉文雄、邱毅這種街頭悍戰”。說他“疏遠這些大老人才”，實在可惜。這些評點台灣風雲人物，指責馬英九没有用人之才，雖不中也不遠矣。

來屆選舉，國民黨未可樂觀

馬英九上台一年，許多人對他的期望幻滅，他的俊朗形象，耐看不過四年。當選民從迷戀他的清新形象，到看穿他只是個“銀樣蠟槍頭”的話，他還能連任嗎？

馬英九一心想做“全民總統”，一心想取得綠營的諒解以至支持，在做着連任八年的夢想。但別說八年，一年下來，政績如何，有目共睹。鄧予立說他膽和識都欠缺，筆者要加上一句，權和術也欠奉。既不懂掌權，也没有謀略式的權術。他只是沉醉在自己的清溫文，重視法治的品格上，而十分忽視自己致命的弱點。面對台灣在陳水扁八年治下的亂糟糟的政局，非有一位大智大勇的治世能人不可。而馬英九一年的表現，距離這個標準甚遠。還是鄧予立說得好﹕他“像個被官僚系統綁架的小媳婦，而不是帶動政府改變的領導者”。

馬英九的未來三年，未可樂觀，尋求連任，更是奢言。如果他不能改弦更轍，或者國民黨另選賢能，來屆選舉，政黨更替，必不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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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曹二寶部長撰文，指出香港的管治權，回歸後由兩支隊伍分管，除特區政府外，另一支便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把中央對香港管治具有的憲制權力，演繹為有另一支管治隊伍，的確是一大發明。

香港人害怕香港出現第二個權力中心，人所周知。反對派也經常據此來大做文章。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有憲制權力，這方面＜基本法＞有明文規定。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按基本法辦事，不能事事以妨礙“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加以反對。

　　但是中央對香港管治的憲制權力，是否能演繹為與特區政府的管治平行的另一支管治隊伍呢？而且還把“與香港特區聯系密切的內地有關省區市黨委、政府處理涉港事務的幹部”都拉進這個管治隊伍裏，這可是一個大問題，來不得半點輕率。

　　曹二寶引用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的報告中說﹕“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穏定是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重大課題”。但“重大課題”並不是曹所說的“重要轉變”，而是要根據胡接着說﹕“要嚴格按照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要堅持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懂得港澳政策的幹部是要培養的，但不是要形成在港的另一支管治隊伍。

　　曹二寶十分肯定，中央對香港行使憲制權力，“因此香港的管治力量就必然是兩支隊伍”，這是偷換概念。行使憲制權力是一回事，出現另一支管治隊伍又是另一回事，怎麼能混淆在一起呢。

中聯辦等不是管治隊伍

　　中央在香港駐有解放軍，是行使憲制權力，象徵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主權，但解放軍並没有成為香港的另一支管治隊伍的一部分。没有中央軍委的命令，人民解放軍不干預香內部事務。12年來，軍紀嚴明，有目共暏，並取得香港同胞的讚譽。

香港有外交部特派員公署，但它執行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涉及外交方面的管轄權，同樣不是管治香港的另一支隊伍。

至於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它統籌中央與香港特區政府的一切聯絡工作。既標明“聯絡”，就是一個溝通的機構，就不是一個騎在特區政府之上的策機構，更不是另一支管治隊伍的總管。

按＜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政府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12條）。＜基本法＞第22條更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由此可見，特區政府及其行政長官，只向中央負責，向國務院匯報工作及請示有關問題，並不需要事事通過中聯辦，因而不存在另一支由中聯辦統轄的管治隊伍，更不可能由內地涉港單位或駐港單位的幹部來參加管治工作。

中央害怕“政出多門”，有嚴格要求

正是害怕“政出多門”，中央在回歸之日，就三令五申，不許中央所屬的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隨便干預或越權處理涉港事務。當年有些官員埋怨回歸以後申請赴港或辦理某些業務比回歸前還要困難。

中央的嚴格要求，也“禍延”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們原本都是港人，是香港的永久居民，他們應該有對港事批評發言的權利。但因他們掛上“兩會”成員的招牌，為免招致物議，有關方面勸喻他們慎言，至於在港設立辦事處之議，多年來也未成事。

中央的十分慎重的態度，就是為了不出漏子，至今如此。即便回歸已經12年，絶大部分港人都肯定“港人治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成效，國際觀感也是如此。至於少數反對派藉某些小事橫加指摘，那只是幾隻蒼蠅嗡嗡叫，幾聲抽泣而已。

中央没有什麼“重要轉變”

直至今天，我們看不出中央有什麼“重要轉變”，當然更没有忽然冒出一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幹部”的“重要管治力量”來。

既然没有這個重要轉變的存在，即使提出這個兩支平行的管治隊伍的理論也是十分有害的。這既授反對派以把柄，更無助強化中央對香港原已具有的憲制權力。曹部長的原意是要教育港人千萬不要忘記中央對香港具有管轄權和除外交國防之外的若干憲制權力，用意甚善，但可能幫了倒忙。憲制權力是＜基本法＞白紙黑字規定的，否定不了。過去若干次“釋法”雖然引起小風波，但無人敢說出“釋法”違反＜基本法＞。12年來，中央人民政府嚴格遵守＜基本法＞，有目共睹。如果今天提出香港有“兩支管治隊伍”，只有引起更多的争議。這與月前中聯辦官員提出特區政府與中聯辦有“十點協議”，後來又加以否認一樣，並無助於加強＜基本法＞的宣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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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中共執掌政權，中國經濟堀起，60年來，美國念念不忘圍堵中國，特別是軍方。國務卿希拉里正在訪問北京，偵察船隻便在海南島附近出現。美國國防部不久前公布的2009年中國軍力報告，仍然渲染“中國軍事威脅論”。

至於在中國周邊的情報，滲透、顛覆等等活動，一直都没有停過，只是時隱時現。利用台灣、香港，再加上澳門，作為橋頭堡，進行種種軍事、政治、經濟活動，早已如此，於今為烈。例如澳門，過去並非美國活動重點，近年由於美資娛樂業大舉進軍澳門，形成一大勢力，引起北京方面的警惕。這是所以澳門迅速通過〈基本法〉第23條立法，溫家寶總理在“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要指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原因。

普選與美國勢力

香港一向是美國在亞洲針對中國的最大的活動基地，特別在情報方面。回歸以來，在政壇上出現反對派，即“泛民主派”，美國當然對此感到興趣。而北京最疑忌的，便是反對派和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勢力的勾結。這也是北京力求早日為“23條”立法防止外國顛覆的原因。

更為重要的是，香港政治民主進程的障礙，就是北京十分關注某些政治勢力和美國挂上鈎，並可能通過普選而使有美國背景的政客上台。這並不是杞人憂天，前蘇聯的周邊國家，在蘇聯解體後，在美國的所謂“顏色革命”的策動下，通過“民主選舉”，讓親美勢力上台，烏克蘭便是一例。在中國香港，如果美國的這一套得逞，在中國周邊鉚進一枝大尖釘，這是北京完全不能容忍的。

因此，香港的政治民主化進程，與“23條”立法有牽連。2012年的政改方案，也將與普選門檻有關。

達賴是美國的棋子

達賴又是美國的另一隻棋子，達賴的分裂活動從中國西南邊陲威脅中國。雖說“藏獨”不成氣候，但它策動的小騷亂仍然容易引起國際注意。達賴披着宗教外衣，又到處跑，頗有一些政治能量。他的欺騙性令北京需要把他廹到牆角。中國外長楊潔箎在3月7日記者招待會上揭露達賴要在國內搞“大藏區”，驅逐中國軍隊和非藏族居民，達賴居然公開否認，並要楊外長“必須給出證據”。結果呢，證據出來了，那就是出諸2005年頒布的〈達賴喇嘛“中間道路”宣傳手冊〉和由達賴喇嘛提出，經民主程序確定的“斯特拉斯堡建議”。

達賴所以能引起國際注目，便是靠由美國豢養的一批成長在國外，不了解西藏情的“藏青”以及它的同謀者，在各地搞示威舉“藏獨獅子旗”，包括我們的香港大學的那一位小姐在內。再就是靠少數流氓分子在適當時機搞點打砸搶，以期引起國際傳媒注意和渲染。但這些活動，一再重覆就令人看膩了，要掀起大波浪的機會不大。

兩岸關係進入和平軌道

台灣被美國認為是“不沉的航空母艦”，對中國大陸“牽制”的重要棋子。無論是陳水扁或是馬英九，太近“台獨”可能“惹火”，太靠大陸不利制衡。所以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也要看美國臉色，當然他本人也有許多顧慮。

北京對馬英九政權是寛鬆得多，過去對陳水扁政權參加國際活動是絶不鬆口，但“兩會”中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則說“我們願意通過協商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溫家寶在最近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及台灣政策上，六次提到“和平”兩字，說明“兩岸關係開始步入和平發展軌道”。海峽兩岸的和平，美國不會反對，反而由於陳水扁的“惹火”可能導致戰爭使美國擔心。美國當前不願意捲入海峽兩岸的另一場戰事，所以，和平是美國喜聞樂見的。只要台灣不向大陸靠得太近，失去了美國牽制中國的棋子作用，美國不會反對海峽兩岸的和解。

香港的政制改革

綜觀美國與中國周邊地區的關係，當然最令我們關心的是香港。美國在香港雖然没有什麼大動作，但北京擔心的是，香港“泛民主派”中有些人可能是美國的代理人。北京對某些反對派人士訪美十分敏感。至於甚麼“六四紀念”、“七一遊行”，策劃者的國際背景，也往往引起北京的關注。

今年要出爐的2012政改方案，往後的民主選舉，都在在牽動人心。北京更關心的是，這些選舉有多少國際因素滲入。香港的某些傳媒、宗教領袖和“泛民”政客的國際背景，盡人皆知，他們公開露骨地插手選舉活動，也是事實俱在，真正是“教我如何不防他(她)”！

看當前北京對“泛民”的政策，對“23條”立法的關注，對今後的政改方案和普選門檻的看法，使我們十分擔心，在當前經濟金融海嘯方興未艾之際，政治問題的一場風暴，風眼正在逐漸浮現。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的交叉混戰，看似難免。人們要警愓的是，如何避免由此破壞香港的和諧穩定。當然，中國的國力日益強大，在國際上更是舉足輕重。看新近G20峰會的結果，國際輿論認為將奠定中國在國際經濟舞台的中心地位。中國的話語權和聲譽，這才是安定香港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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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兩會”舉行前後，香港傳媒例有某些愛國人士趁開會之便，到北京打特區政府 “小報告”的新聞。其實，要打“小報告”，隨時隨地都可以，何必等待“兩會”？再說打“小報告”也非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專利”，香港有打“小報告”能量的大有其人，何限於人大政協成員？有時一封來自小人物的來信，也會引起中央大員的注意。君不見有些中小學生的去信也獲得國務院總理的回覆麼。再說中央領導人一向重視香港某些具公信力的報紙，在報上打的“小報告”，也許更有作用。

今年“兩會”期間，更多了一個中聯辦與特區政府“十點共識”的“羅生門”。事緣中聯辦副主任、政協委員黎桂康，他在北京政協會議中，談及“特區政府與中聯辦達成“十點協議”，其中包括港區政協委員如何在香港事務中扮演的角色及功能作出“協議”，而特區政府則有權向中央推薦港區政協委員等等。此條消息，由香港〈文匯報〉以顯著頭條消息刊出，益增加其可信性（見香港〈文匯報〉3月11日A10頭條）。於是香港輿論沸沸揚揚，民主黨張文光要“促請當局交出黎桂康當天的講稿以示清白”。大有追究黎桂康發言的意思（在人大、政協上的發言，不受法律追究。）

〈文匯報〉標題有誤

後來〈文匯報〉又改口，說“中聯辦港府無政協協議”（見該報3月16日），說只是有“溝通”而無“協議”，否定了過去的說法。特區政府發言人也否認有任何協議。看來，所謂“十點協議”，或可能是黎桂康的口誤，或可能是〈文匯報〉的筆誤。因為按常理來說，中聯辦無權與特區政府作出“十點協議”。中聯辦顧名思義是“聯絡”的角色，無一個可以和特區作出“協議”的功能。由此可見，當此敏感時刻，一個口誤或一個筆誤，都可能惹出軒然大波，各方面都要慎重為上。

人大政協在京受到重視

說到在港的人代表和政協委員，他們在內地有參政議政的權利和義務，並且由於他們屬於港澳特區的“一國兩制”中另一制的範疇，他們的意見稍為較內地代表委員受到較大的重視。加上北京方面認為，他們身處港澳，具有內地人士稍為欠缺的“國際視野”，所以他們的意見特別值得參考。

話雖這麼說，但個別港澳代表委員並没有認識到他們的時代責任，缺席“兩會”的缺席率為全國之冠，這一點已為傳媒曝光公諸於眾。也有的人與會並無充分準備，也甚少建言，辜負了公眾的期望。

如果說在港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動輒触犯“一國兩制”，干預不應干預的特區事務，那倒未曾不是一件“好事”。這說明他們非常積極，往往打出了“擦邊球”。但多年來，特別是回歸十一年來，並未有此現象。頂多是他們對港事有所建言，也僅限於口頭言論。何況他們是以港人身份發言，並無不妥。而且他們之中許多人都兼有香港公職身份，更有發言權利。

更多參與，並不奇怪

至於說他們應在香港社會政治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更是大大的好事。有的人不是說他們只是一年一度參加“兩會”，其他方面的表現很少麼。為什麼他們一發揮積極作用，就要多所指摘呢。這種雙重標準，就是要在港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做又不是，不做又不是，進退兩難而已。

自從香港開始獨立選舉人大代表並自成代表團以來，自從中央強化香港全國政協委員的角色以來，的確是非不斷。這是有人有意要扼殺代表，委員們的作用所致。但是，正如中聯辦李剛副主任所說，人大政協是香港的一份子，參與香港事務是理所當然和義不容辭。没有必要把人大政協更多參與香港事務，視為一件很奇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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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澳門將進行第三屆行政長官選舉，2011年，香港第四屆特首競逐也將開鑼。時間雖相隔2年，但猜領袖遊戲都齊齊開始。有趣的是，候選人的類別有驚人的相似。如以4位熱門人物來說，各有兩位是現任主要官員，一位是中南海欣賞的紅人，另一位是法律界的精英和掌舵者。

當然，到選舉的時候，未必是四位精英齊出，由於是選舉委員會的間接選舉，事先的醞釀是決定性的，有人會知難而退。最後參選的必然是真命天子和陪跑者。像第一屆香港行政長官選舉那樣有董建華和楊鐵樑爭逐，可能不會出現。

自動當選不大好看，所以陪跑是肯定的。澳門的陪跑者不會是反對派，香港的陪跑者會不會一如上一屆那樣出現一位反對派?那說不準，看反對派是否會為2017年普選進行“練兵”而定。

兩位司長、兩位精英

澳門特首選舉，熱門人選的兩位高官是崔世安和譚伯源。據說崔世安的勝算高一些。因為崔是崔德褀家族的成員，在澳門有深厚的地方勢力基礎。中南海欣賞的紅人是賀一誠，他是澳門唯一的全國人大常委，北京的人脉關係肯定是十分足够，但他的缺點是没有管治經驗。法律界精英是何超明，他年輕又是現任的檢察長、據說精通中葡法律和葡文。澳門許多人認為他是一匹黑馬。

香港呢，熱門官員當然是兩位司長唐英年和曾俊華了。唐唐也和崔世安一樣，由於家族出身的關係，在工商界擁有深厚的人脉，而且他早有準備，是大熱門，又幹了兩屆政務和財政司長，可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欠點什麼呢，大家先猜一猜吧。

曾俊華是曾蔭權的親信，在財政司任上頗為努力，人也隨和，只是太過“鬼仔”化，未知北京是否接受。

梁振英是中南海欣賞的紅人，他是全國政協常委。近年來，他在政壇中努力曝光，著書立說，其成績有目共暏。有人說他就是欠缺一點人緣。但還有2年，人緣是可以修補的，梁兄，努力吧。

黃仁龍也是法律界精英，現任律政司長，與澳門何超明相類，年輕有為，但有說再下一屆，他很有條件。

范徐麗泰也是香港唯一的全國人大常委，而且她是香港各方面都可接受的政治人物，可惜就是年紀稍大一點，但不排除她是一匹黑馬。

平心靜氣討論新方案

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是一個過渡到普選的一屆，其選舉方法設計和是否能為各方接受，現在還是未知之數。行政長官把政改方案推出推遲到本年第四季，是有道理的。如此複雜而“惹火”的工程，不認真花點心思是出不了爐的，遲幾個月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這個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的過渡方案，既要比2008年的選舉的民主成分進一大步，以便銜接2017年的直選，又要避免如2005的改革方案那般被反對派否，你說應該是一個什麼形式的方案呢?當然不僅僅是增加選舉委員人數那麼簡單。

能夠平心靜氣來探討2012年的過渡方案，就要拋棄與中央定的2017年普選時間表對抗，堅持2012年普選的要求，這樣才有共同語言。否則“鷄同鴨講”，到頭來又是否掉新的方案，經年努力變成一場空，只是浪費精力和時間。

議論方案要有共識

選舉特首，是選舉賢人兼能人，關鍵在於有没有賢慧和才幹兼有的人物出選。人才難得，也是香港行政長官選舉中的一個難題。美國普選歷史悠久，但也會選出如此庸才的小布殊當總統，而且居然可以連任。香港不是没有人才，但能幹的人不一定願意出馬參選，筆者多年前早已指出這一點。所以選舉行政長官，不僅看重選舉的民主方式，還要創造一個讓能人願意出山的環境和條件。

訂定選舉方案之前，共識十分重要。第一個共識是，究竟是2017年還是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人大常委會已經確定2017年普選，2012年普選絶無可能，那麼就不要在堅持2012年普選上糾纏了。第二，候選人的確定的條件如何?門檻過高，扼殺了有意參選者固然不對，但完全没有門檻，也會亂了套。

共識就是要互諒互讓，營造一個合作辦好選舉的氣氛。否則，2005年否政改方案必定重演。

值得再三議論

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有承上啟後的重要性，希望各政黨以及有心人都以認真、理性的態度來迎接這個選舉方案的討論。

筆者去年出版<誰是2012年行政長官?>一書(2008年7月天地圖書公司發行)， 2008年9月27日又在本欄<再論誰是2012年行政長官>，今後如有新的動向，筆者將再三加以議論。

即將過去的2008年，是本世紀以來最驚心動魄的一年，也是悲喜交集的一年。

金融海嘯是距今約80年前美國經濟危機以來最大的又一次經濟危機。在全球化的今天，影響之大和深遠，至今未能完全預測，難道這還不驚心動魄？

　　泰國示威反對政府，長達７個多月，破世界示威遊行紀錄。而且佔領總理府、國際機場，使政府無法正常運作，數萬遊客無家可歸。現示威雖告一段落，而希臘示威繼之。難道這還不驚心動魄？

　　索馬里海盜橫行，幾十艘貨輪遭劫，以至海運以經亞丁灣為畏途，各國軍艦聲稱要出動護航。這種影響全球近半的國際航運的大事，怎不令人驚心動魄呢。

中國喜悲交集

　　中國成功舉行了歷來最成功的奧運會，這是一喜。中國宇航員成功飛行，成為第三個宇航員能出艙活動的國家，也是一喜。美國人能突破種族歧視的藩籬，選出歷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這是喜事。海峽兩岸突現了三通，使兩岸關係進一步緩和，更是中國人的大喜訊。

　　但是天災連綿不斷，為人類帶來莫大的悲劇。中國四川大地震，死近10萬，傷者無數。緬甸大風災，死者14萬，傷者更多。發達國家如美國，連年都有風災，水災，雪災。又如伊拉克、阿富汗以及非洲、中東的戰禍，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不小。人類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但在天災面前，仍然預防有限。至於人禍，又增添食品安全中的課題。大陸牛奶發現三聚氰胺的添加劑，造成大陸食品安全的大危機。

悲喜交集中還穿插了不少悲喜劇。如台灣司法對大貪腐犯陳水扁的“捉放曹”，布殊總統去伊拉克舉行告別演說時被擲鞋的一幕。

娛樂圈每多頭條新聞

甚至香港的娛樂新聞今年也特別精彩，永遠少不了連續佔據娛樂版甚且港聞版頭條的新聞。你剛演罷我登場。年初電腦性照醜聞熙攘逾月，富豪劉先生的家中争寵新聞連接多日，又忙煞了娛樂版的新聞記者。金童玉女的分手聲明到突然聲稱結婚，又轟動一時。但作年終演出的郤是亞洲電視高層易帥變幻無窮的新聞。有人謔稱這是該台有史以來收視率最高的一齣戲。

特區政府施政又連番失誤。從任命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被責難開始，經歷了梁展文事件，取消外傭稅、雷曼苦主請願、的士罷駛、泰國救人等等。以至特首民望低下，令人婉惜。

世界秩序失衡

如此驚心動魄的原因，是世界秩序失衡，需要重整。自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東歐解體，兩個超級大國對峙形勢不再存在，美國一霸獨大，因而恣意妄為。出兵伊拉克、阿富汗，發動對前蘇聯屬國的“橙色革命”，嚇唬所謂邪惡國家。在經濟上任由金融寡頭擴張，助長高度借貸，以致資產價格出現泡沬。

美國以世界憲兵自居，由於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不少國家對美國有所依賴。而美國政府以及人民，都競相“先使未來錢”。實是他們享受，全世界為他們“埋單”。今後，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制衡，都應該在重建世界新秩序中確立。

世界上人人都說需要制衡，並批評說中國的政治結構中缺乏制衡，以至導致貪腐叢生。世界格局中又是不是這樣呢，美國狂妄而獨大，世界組織有自省嗎？

　　既然全球一體化，已經建立了包括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等。進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切實通過世界組織，做好制衡工作，不能讓一些大國胡作非為。

今年是達賴逃離西藏50周年，去年3.14拉薩騷亂又剛好一周年。西方傳媒鼓吹西藏地區形勢緊張，北京調動七萬大軍入藏協防。口口聲聲說願意談判並不謀求西藏獨立的達賴，日前竟信口雌黃，指西藏是“人間地獄”，數以十萬計的藏民“死於非命”。

一向善於迷惑輿論的達賴，終於露出狰獰面目，說中國政府對西藏連串“鎮壓行動”，帶來“無法形容的苦難和破壞”。

有的人對達賴的真面目不清不楚，也被他的某些言詞所迷惑，埋怨中央政府對争取達賴不力。這些人是好心人，但不了解真相。

達賴是麻煩製造者

第一，達賴是在美國情報機關和國際反華勢力卵翼下成長的。他的一個龎大的“流亡政府”，對大量年青流亡藏民的訓練，他“周遊世界”的經費，可是不小的一筆錢財呀。没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達賴集團一天也維持不了。

第二，達賴如果一心一意和中央政府談判，謀求回歸祖國，他便不應周遊世界各國，爭取西方首腦接見，製造分裂國家的麻煩。

第三，他說不謀藏獨是假的，他一天也忘不了要成立“大藏族自治區”，把甘肅、青海、雲南、四川、貴州等有藏族居住的地區都包括在內。這種以民族劃界的所謂自治，實際上是擴充藏獨勢力。

第四，達賴口口聲聲說舉藏獨獅子旗幟在各處示威、在中國境內搞破壞活動不是他指揮的，那麼，他又怎能自認為藏族的唯一精神領袖？他有没有真正呼籲流亡在外藏民，停止一切示威和破壞活動？

把達賴迫到牆角

總而言之，達賴是個兩面派，表面的一些言論是為了迷惑好心人，骨子郤是進行着隱晦的藏獨行動。

所以，中央如果假以顏色，便更增加他的政治籌碼。談判拖着，反裂活動則變本加厲。俗語說，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光是達賴爭取美、德、法等國首腦接見，便是分裂國家的明證。這正好說明中央對此的嚴重關切和對有關國家提出嚴重交涉的原因。

有人說，不爭取達賴，將來他死了，情更糟，非也。達賴死了，藏獨分子可能四分五裂，各立門戶。没有達賴這面旗幟，他們亂了套，活動能量必然減少。

當前中央的政策就是要把達賴迫到牆角，除非他洗心革面，否則不讓他增加國際活動的籌碼。

泛民要學達賴嗎？

香港的泛民主派，也有與達賴類似的情況。第一，他們喜歡爭取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支持。有些頭面人物不時要訪問美國英國，列席所謂國際人權組織會議，發表一些反共言論。

第二，他們喜歡與中央對着幹，中央定2017年普選，他們還叫嚷着要提前到2012。他們參選當權的計劃，便是要成立一個違反基本法而擺脫中央領導的特區政府。（當然口頭上他們不會這麼說）

第三，他們有的人作出是溫和派的樣子，希望對話。但實質上並没有表現出心甘情願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領導，真誠和特區政府合作的態度。

現在中央有没有把泛民主派迫到牆角呢？這很難說。泛民分子被拒進入澳門，是迫到牆角的跡象還是澳門當局的獨立決策，有待觀察。但採取集體闖關之舉，肯定於事無補。解鈴還是繫鈴人，泛民主派要有新思路，此其時矣。

前些時，廣東當局提倡“騰籠換鳥”，筆者曾在本版加以評論（見去年10月27日及 11月20日）。所謂“騰籠換鳥”，就是要換掉勞力密集的中小企業，換上高科技的。這個主意原本不錯，但不應急於求成，應有步驟有周詳的計劃，更不應一哄而起，造成大量外來企業倒閉和上百萬的失業大軍。後來溫家寶總理的兩次前來廣東視察，提出救治中小企業困境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的十六字方針。現在“騰籠換鳥”措施可能已經緩和下來，特別是在這個金融海嘯方興未艾的時候。

“騰籠換鳥”以比喻要把老的勞動密集企業當作“害鳥”麻雀趕盡殺絶，換來高觀賞價值的金絲雀。這使我們回憶起上世紀50年代的一場全民消滅麻雀運動的荒謬故事。

麻雀基本上是益鳥

麻雀基本上是一種益鳥，它專門啄吃農作場的害蟲。當然，它也會不分皂白的吃掉穀物。所以在農田上，傳統上會安排上稻草人，以阻嚇麻雀。

不知怎的，1955年，毛澤東認定麻雀絶對是害鳥，定把它與老鼠、蒼蠅、蚊子一同列為“四害”，主張在5—7年中消滅殆盡。

老鼠、蒼蠅、蚊子這“三害”，是没有爭議的，至今如是。但麻雀究竟是害鳥還是益鳥，郤有爭議。翌年中國動物學會的大會上曾有專門討論，生物研究所副所長朱洗等專家先後發言，力陳消滅麻雀破壞生態平衡，將會造成大規模的蟲害。但因為毛澤東的定調，專家的意見没有聽得過去。到了“大躍進”時，更發展成為全民運動，特別是發動中小學生一起來消滅麻雀。＜人民日報＞曾發表＜一場轟轟烈烈的殱滅戰＞的報道，把消滅麻雀當作“人民戰爭”來描寫，說是“百萬大軍齊動手”。據說在1955年的8個月內，居然可以消滅近20億隻麻雀！

破壞生態之後，馬上就受到大自然的報復。於是許多地方出現了嚴重蟲害，甚且在城市中馬路旁的大樹，樹葉都給害蟲吃光。

滅雀破壞生態平衡

此事在1959年的山會議上有所反映，毛澤東不僅把彭德懷等打成反黨集團，還再次為消滅麻雀辯護，他說﹕“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鬆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但還是要除。”

事實證明，麻雀是在林木果樹等藏身的害蟲的天敵。經過許多專家和明事理的高級幹部的努力，最後如此婉轉上書﹕“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糧食逐年增產了，麻雀對糧食生產危害已經大大滅輕，因此，以後不要再打麻雀了”。這一場長達3年的麻雀消滅戰，才終於宣告結束。

當年最早反對消滅麻雀的生物學專家朱洗，雖然在1962年病逝，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郤落得了比馬寅初，梁潄溟更“悲慘”的命運，被冠上反對毛主席的罪名，掘墳鞭屍！

形勢比人還強

今天“騰籠換鳥”，往昔消滅麻雀，頗有值得聯想檢討之處。中國政治的弊病，就是仍然是“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領導人的講話”。領導人的講話份量極重，群眾的呼聲往往不及高級領導人的一句語，“最高指示”，這便是缺乏民主的後果。雖然近年提倡以民為本，情況有所改善，但逆領導之言而行的都有很大風險。

過去消滅麻雀政策要歷經三年才能扭轉，今天“騰籠換鳥”的政策經數月已經緩行。形勢比人還強，這是一句老話。在金融海嘯的影響之下，對外來中小企業的處理要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能再來一次消滅麻雀的錯誤了。

　　人們自古以來就渴望出現一個大同世界，即 孫中山 先生所說的，“天下為公”。＜呂氏春秋＞中說﹕“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理想的社會制度，是一個公平、公正、平等和自由民主，也同時是一個發展、富裕、繁榮、和諧的社會。

　　中國人民更加渴望出現一個“大同世界”。近百年的積弱，帝國主義的入侵和掠奪，使中國長年處於戰亂、貪窮之中。中國人民的多年屈辱，急於要找尋一條富國強民的出路。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可惜這個主義，在中國長期封建傳統的劫持下，變成專制與獨裁的代名詞。辛亥革命以後的各式軍閥和蔣介石國民黨不用說，毛澤東掌權以後，坦白指出西方帝國主義批評“你們獨裁”，說“你們說對了”。

　　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在新中國成立以後逐漸變質。從歷次“左”的政治運動直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國被糟塌得不成樣子。只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為首的開明勢力，力主改革開放，方才解救了中國。

發展生產力，吸收西方經驗

　　30年來，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國力強盛，有目共睹。各種統計數字不用在這裡細說。30年的經濟改革，靠什麼呢，靠的是吸收了人類近百年來在發展生產的寶貴經驗，結合中國的社會實際，解放了生產力。加上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刻苦耐勞的民族性，便經濟發展歷年平均有9.8%的增長。中國成了世界的大工廠，從農業立國變成工業立國。經濟實力躍居世界第四位。

不應該諱言，百多年來世界的發展生產力的寶貴經驗，大部分是西方資產階級創造的。他們的先進科學技術，先進的經營管理，都被吸收過來，為我所用。中國人多，因而有無窮無盡的勞動力；中國人窮，因而在勞動報酬中不太計較；中國人勤勞老實知足，因而在工商企業中大都能做“馴服工具”。不像西方國家工潮頻頻，工會對生產的制肘較多，因而中國工人階級成為世界上上佳的勞動。

兩種社社會制度界線模糊

　　理論上世界仍有兩種社會制度，即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但實際上現在界線十分模糊，誰也說不清各自的特徵和標誌。

中國是社會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且還說這個初級階段的時間很長很長。但是這個初級階段的特徵是什麼呢？我們看不到理論家寫出具有很大說服力的文字。

　　中國的企業、商戶和工廠，有約70%是私營的，但用一個好聽的名稱叫“民營”。也有的是“公私合營”，但這個“公”字是國家所有還是企業領導層控制，產權上也没有分得十分清楚。香港某些公營企業更是如此。過去一個時期，民營企業欣欣向榮，公營企業虧蝕甚鉅。於是公營進行“股份制的改革”。據說在改革中被侵吞的國家資本不少，引起了極左派的攻擊。

無論如何，中國的經濟實體，實際上是採取資本主義的經營手法。但國家也有宏觀調控，市場和政府干預的兩手經濟發展不至失衡。

金融海嘯顯中國制度優越性

有的西方國家，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採用了某些社會主義制度的長處。如增進勞工和基層群眾的福利，發展一種改良式的社會制度，西方大國如英美法德諸國，社會福利制度，或許實際上比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優越。

金融海嘯發生以來，美國等暴露了那些金融寡頭貪得無厭、掠奪財富的橫蛮，出現中央政府救治無方，進退失據的窘態。這一次的空前的金融亂局，使西方經濟學家感到極大的困惑，華爾街一片混亂，動亂了西方大國民眾對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的信心，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徹底暴露了它的重大缺陷，某些力主政府絶對不干預的經濟學家，如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突浮主弗里德曼，他的理論交到質疑甚至破產。相反，中國政府社會主義式的全局宏觀調控郤顯出了獨有的優越性。金融海嘯是一項既複雜又涉及方方面面的事件，目前仍在發展之中。但以中國（社會主義）與美國（資本主義）來比較，中國社會上的震盪顯然比美國小。香港呢，是既受中央庇護，又受西方較大影響的地區，影響也是比西方輕。除了體制問題之外，香港中國人的習性，是要“積縠防饑”，要有些儲蓄，遇到經濟不景時可以吃些老本。西方特別是美國人郤是喜歡“先使未來錢”，他們普遍都在信用卡上透支。筆者曾多次指出，香港銀行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那家問題銀行門前便會排上長長的人龍，叫做擠提。在美國發生同樣的事情，銀行前會有人排隊嗎？肯定没有，因為他們大多數没有儲蓄。

兩種制度可取長補短

　　回過頭來，再論這兩種社會制度。中國的經濟發展肯定了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和經營管理中的先進經驗，金融海嘯又是不是應肯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宏觀調控以及市場和政府兩手並用等的優越性呢。

　　我們常說取長補短，這兩種社會制度是否有互補之處？也許互補已在進行之中，只是没有人承認罷了。筆者先前所寫的＜論和平演變＞一文（見拙著＜誰是2012年行政長官？＞150頁，天地圖書公司2008年7月出版），就認為某些自稱相信社會主義的人没有志氣，害怕人家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為何不去和平演變人家的資本主義呢。共產黨人如驚弓之鳥，天天害怕人家來“和平演變”自己，則暴露為何作為革命黨人無志氣乃爾！“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這句名言徹底抵制了那些為維持一已的既得利益的“和平演變”論者。發揮自己的優越性，吸取人家的長處，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胡錦濤最近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周年大會上說﹕“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摸式，也没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縳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如果胡錦濤主席的目的是號召人們對國家的發展模式要勇於探索，那麼筆者這篇粗淺的文字，也就作為響應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習作吧。

“兩院制”，指西方的議會制度，即美國的“參議院”和“眾議院”，英國的“上議院“和“下議院”。“三權鼎立”，指西方政治制度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制度。西方國家，這種制度行之有年，但在中國，郤是禁區。不要說可不可以參考、吸收其中的有益部分，而是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制度，建議實行當然是大逆不道，就是討論一下也不行。君不見新年以來便有大人物發話，要“築牢抵禦”這種“錯誤思想”的“防線”麼。

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這個在改革開放初期立下不朽功勛的名言，當前是不是要抛諸腦後了？一切不必再用實踐來檢驗了？只憑大人物的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一個制度，一種學說，一個思想的生死？

制度好壞該由實踐檢驗

　　目前，没有人提倡、也没有人敢提倡，在中國應該實行西方的“兩院制”和“三權鼎立”。但人家上百年的實踐，至今行之有效的制度，是不是連研究一下也不行呢？

　　“兩院制”，就是有兩個議會，互相制衡。美國一個議會是按各州人口比例選出，另一個議會是按50個州各選2名組成。英國的下議院是按選區直接選舉議員的議會，上議院則是由王室後裔、世襲貴族、宗教領袖等組成。英國的上議院權力較小，對下議院的法案只能拒絶一次。

三權分立則是行政、立法、司法三種權力鼎立，避免行政權力過大，其作用自然不言可喻。

鄧小平曾經批評過三權鼎立變成三個政府，互相扯皮，影響行政效率，這也許是事實。但由於制衡而防止濫權，又可能是“鼎立”的好處吧。不過這可以進行討論，不必一棍子打死。現在內地不是經常提倡要有監督和制衡嗎？也承認導至腐敗的原因是制度問題嗎？既然如此，人家的制度和經驗是不是可以探討研究一下呢。照搬固然不對，但研究和吸收其有益成份，是不是就變成一種錯誤呢，而且需要“築牢抵禦”呢。以防洪水猛獸之勢來防止這種“錯誤思想”，未免神經過敏了吧。

膽子不要只有針尖那麼大

　　至於“兩院制”，不是每個國家都實行，越南和中國便是實行一院制。而西方各大國，除英美外、德、法、俄、荷等大國都實行兩院制。

　　兩院制也並不是那麼可怕的東西，它不外是分別以不同方式選出代表（議員），互相制約，來反映人民的權力罷了。

　　鄧小平說過，“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一院制也好，兩院制也好，都是“通過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的制度，不應把“兩院制”打入“錯誤”的範疇。

　　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一院制議會，但為了更好地了解民情，集思廣益，又設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制度，邀請各方面的有代表性人士，共商國是。雖然“政協”並非權力機關，因此不構成“兩院”。但每年開“兩會”，在反映人民呼聲方面，郤有“兩院”之實。有的人慣於一黨領導，一言堂，對“ 兩” 字頗有畏懼感，所以也把“兩院制”，列為“錯誤思想”了。

要比西方更民主

　　鄧小平又說，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果然有氣魄！在民主方面要超過資本主義的，首先要有普選。早在抗日戰爭初期的1938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與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中，就說到了民主制度，他說﹕“我們是主張普選制的，因為只有普選制才能徹底地表現民意”。

西方資本大國已有普選，要超過資本主義民主，就應該設計出避免受到操縱的選舉。西方選舉文化受到大財團“捐獻”的影響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我們要超過他們，更應該研究他們的制度，取長補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於“兩院制”更應該加以分析，何必堅持“築牢抵禦”呢？

　　還是中宣部部長劉雲山講得好，應該“更好地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真理正氣的東西是打不倒的，如果認為“兩院制”和“三權鼎立”是妖氛，那也只不過是一股浮雲罷了，何必去築牢防範的籬笆，花哪麼大的力氣呢。

　　那些提倡“築牢抵禦”的大人物，使我們想起英國莎士比亞在＜亨利四世前篇＞的話﹕“他們的膽子裝在他們的肚子裡，只有針尖那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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