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第一大報《人民日報》有個不成文的規定，解放軍的將軍以上（包括上、中、少將），他們的逝世都得上報。但刊出的日期卻遲早不一，有的逝世後十天八日便上報，有的卻是三個月後才刊出。如今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世的曾凡有少將，新華社在六月十九日才發出消息，《人民日報》在七月六日第四版刊出，相隔三個月零七天。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授銜十名元帥、十名大將，五十七名上將、一百七十七名中將，一千三百五十九名少將。後來軍銜取消，一九八八年恢復。但新授銜的，除部分上將授銜儀式見報之外，全部新將軍名錄未見公布，更未有匯編成冊。不像舊軍銜的將帥名錄，早由「解放軍出版社」公開出版，一共三巨冊。

　原授銜的十位元帥、十位大將都先後辭世，五十七名老上將仍在世的只有兩人，即呂正操和蕭克，均已過百齡。

　老中將和少將，泰半也已辭世。我經常閱讀《人民日報》，曾作統計。新世紀以來，即二○○○至二○○七共八年間，將軍辭世的有二百六十四人。其中有上將九人，包括新授銜的上將六人。中將四十七人，包括新授銜的二十七人。少將二百零八人，包括新授銜的兩人。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授銜的將軍都是南征北戰的老革命，即使在世的都已屆耄耋之年，所以辭世的比例較大。而且大部分都是高齡逝世。

　從年份統計看，二○○三年最高，辭世的三十九人，○七年較低，二十八人，其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為少將銜。二○○五年辭世的三十人，上將及中將佔九人，即百分之三十。去年辭世的二十八人，中將三人，只佔約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為少將。

中央大員、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杜青林首次來港作短暫訪問，引起許多猜測。香港傳媒把重點放在香港身上，認為杜青林來港，必定是為了解香港民情，判定最近鬧得熱烘烘的來屆行政長官競逐的民意，以供中央定奪。過去數日，筆者也被多家傳媒以此為題，相繼提問。
杜青林來港，名義上是參加“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成立慶典，但慶賀團的陣容鼎盛，除杜部長外，還來了尤蘭田副部長、副秘書長楊崇匯、專門對港澳台的三局正副局長。更值得注意的是，對台的高級官員陳雲林、孫亞夫都來了，陣容如此廣大，當然不是參與一個典禮那麼簡單。

是對台而不是對港

由此可見，此次中央大員來港，主要是對台而不是對港。顯而易見，台灣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趁着台灣形勢的轉機，加強通過香港這個橋樑，做台灣的工作，應該是他們此行的目的。
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胡錦濤第一時間道賀，馬也馬上答謝。這是一個新動作。海峽兩岸，國共兩黨領袖對話，一向是促進兩岸關係的平台。過去國民黨是在野黨，主席連戰多次赴京；國民黨執政，主席吳伯雄也數次登陸。現在國民黨黨政合一，由馬英九大權獨攬，人們期待的胡馬會成為可能。但促進這個兩岸領導人的會見和商談，仍然有待。如何促進，香港是一個重要平台。

香港是對台工作的平台

過去幾個月，特區政府高官曾德成、林瑞麟相繼訪台，香港的一些重要社團和政界人物，也陸續以各種名義訪台。台灣官員也相繼來港，並獲得行政長官曾蔭權會見。曾特首並曾許諾希望在任內訪台。這種種跡象，顯示台港關係有進一步強化的可能。
　　早在國民黨政權退踞台灣，香港就是國民黨面向大陸的重要基地，也是一部分國民黨人士聚居的地方。同樣，新中國成立，北京方面的對台工作，不少也是通過香港進行。最著名的便是上世紀60年代，北京用專機送名人章士釗來港，目的是做台灣的統戰工作。往後，通過香港做台灣的統戰工作，從未間斷。新任統戰部的部長杜清林，當然要來港檢視對台工作了。

“和統會”是推手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香港總會成立，當然不是普通的社團，它的成員和顧問團，既有香港各界知名人士，也有不少與台灣有密切關係的成員。有的可能不便公開列名，但也會支持該會工作。以一個聲勢龎大的隊伍來促進和平統一，相信是為台港人士所喜聞樂見的吧。
馬英九自稱﹕“自我從政以來，依法行政的作風常被外界質疑没有魄力”，（見〈沉默的魄力〉一書，台灣天下文化出版）真是夫子自道。不管有没有魄力，要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總需要促進的。馬英九說他不是恣意妄為，不是搖旗吶喊，不是“道”，這是對的。但促進兩岸關係循序漸進的發展，導玫“終極統一”，這是大勢所趨。馬英九也許不是位“終極結果”的主事人，但也應該是“終極統一”的推手。而香港的“和統會”，也可以是一個推手。推手的主力在兩岸的“話事人”，而香港作為一個中介地區，也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這也是中央重視香港的作用和重視“和統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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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關於2012年香港行政長官的猜領袖遊戲又在傳媒和坊間興起。原因是澳門的新一任行政長官剛剛選出；商界聞人何鴻燊在答記者問時開出10:1的盤口押寶在唐英年身上；熱門人選梁振英積極參與公開活動；＜信報＞專欄連日對兩位熱門人選評頭品足。更重要的是，2012年選出的行政長官，極可能便是2017年第一次普選行政長官的候選人，他可能任期10年，打破董建華和曾蔭權只任一期半的紀錄。
筆者對2012年誰當香港行政長官，早已一論再論。今年3月14 日，在本欄發表＜類同的港澳行政長官選舉＞，港澳兼評。並說今後如有新的動向，將再三加以議論。今天，也許是三論的適當時候了。

北京也要看港人是否認同

　　筆者多次指出，擔任香港行政長官條件有三，一是北京接受，二是港人認同，三是有管治能力。北京接受的條件並不苛刻，重點在觀察港人是否認同。此外就是要愛國愛港，不反共就是了。至於管治能力，那是見仁見智。出來競選的人，没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和長處，是不敢獻醜的。所以關鍵在港人認同。港人認同分兩個層次，一是社會輿論和公眾的普遍看法，二是選舉委員掌握有選舉權者的觀感。說是小圈子選舉，執選票的也不敢太拂民意，畢竟他們是代表了方方面面的界別。
選舉委員會裏，有代表香港各主要企業家的利益以及和他們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專業人士。他們佔大頭，影響了選舉的結果。
香港不同澳門，澳門三大（或四大）家族的影響力是起決定性的。但三大家族協同多於矛盾，於是共同推出崔世安，順利完成接班選舉。香港不同，各利益集團都希望候選人能有利於己，各有拉攏和押寶，並且也許會向北京有關方面進言。這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便形成一個較難平衡的局面。

選舉形勢是“雙龍奪珠”

　　遙想當年回歸前夕的行政長官選舉，各方的角力不小。北京方面肯定董建華和楊鐡樑，原因在於董從事船務，與地產商瓜葛較小；楊鐡樑則是大法官，予人公正形象。羅德丞被勸退，便是港人頗不認同。第二屆中途換馬，曾蔭權接班該是北京的英明決斷。
　　現在的選舉形勢，看來是“雙龍奪珠”，就是梁振英和唐英年的競爭。梁振英由於人不在政府之內，因而活動明顯積極得多。唐英年沉着應戰，似乎更着重在輿論上造勢。
　　北京目前是靜觀，因為兩位都屬於可以接受之列，自然不便偏幫哪一位。有人說北京政協副主席兼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杜青林來港，有觀察此一競逐形勢的任務。此說雖然誇張一點。但任何中央領導人來港，都有了解港情的責任。既然“雙龍奪珠”是熱門話題，杜部長能聽到的，自然也會加以會報。

有勸退一位的可能

　　北京對於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只有一個要求，保證愛國愛港人士當選。雙龍奪珠也好，三雄鬥智也好，只要港人接受，應該没有問題。
　　但如果龍蛇混雜呢，北京便要考慮這個安全系數了。上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反對派派人參選，筆者認為，即使一人一票，曾蔭權也會當選。於是著文表示這是好事，有競爭才有鍛鍊和進步，結果果然曾蔭權以高票當選連任。但風聞北京並不作如是看，希望曾蔭權唱獨腳戲。因為他們把保險分數打得很高，害怕稍有閃失，後果不堪設想。
新的一屆，反對派派人參選，可能性很大。會不會出現兩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局面呢？北京會不會在“雙龍奪珠”中，勸退一位呢，這事仍待觀察。

公眾求變心切

　　還有兩年，特首競逐才正式開跑，所以其中還存在許多變數。於是有所謂“黑馬”、“猜不準的人物”的議論。目前各方正在製造有利於己的輿論，而且越來越巧妙。當前，由於公眾求變心情濃洌，寄希望於來屆特區政府的“新政”，於是這個猜領袖遊戲將會持續不斷，花樣翻新。2012年的政改方案將在第四季度出爐，由於反對派佔有三分之一的立法會票數，他們仍堅持佔據“提前普選”的“道德高地”，估計再次否決的可能性很大，不必寄以希望。結果呢，還是照老皇曆辦事，沿用2007的選舉辦法。辦法不變，猜領袖遊戲郤會不斷創新。澳門選舉唱獨腳戲，香港選舉起碼有“雙龍奪珠”，在這一點上，香港總算勝一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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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趙紫陽口述錄音整理成書的＜改革歷程＞，紀錄了他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的若干重要事件。其中牽涉到不少高層的人和事，也提供了“六四政治風波”的來龍去脉。他以平實的語調敘述往事，並無明顯的個人情緒。而且他在軟禁期間，缺乏原始文件和材料底下，敘事清晰，脉絡分明，更顯出他驚人的記憶力。

讀完此書，很可惜胡耀邦、趙紫陽這兩位英才，壯志未酬，鬱鬱而終。當然，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他們也有人所共知的缺點。書中趙更不諱言胡耀邦的缺點和彼此的分歧。但並不如外傳的他倆之間由於爭奪權力而產生矛盾。趙本身的缺點，他略有提及，但不全面。仍有待有熱悉他的老人在有生之年來填補這一章空白。

讀完此書，筆者總覺得，在胡、趙在位時期，政壇元老垂簾聽政，是歷史形成的，也是政治現實。胡、趙如果能更好地合作，花心思周旋在幾位最有權柄的老人之間，有策略地爭取他們減少對改革開放的阻力，並應該更好地爭取鄧小平的支持。既應堅持原則，但也不能不委曲求全。如果處理得當，，當年的中國形勢，不至要走了兩三年的彎路。“六四風波”的悲劇也許不至發生，即使不可避免，也可使震動減輕。胡、趙兩人，也不至落得如此下塲。

這也許是筆者善良的願望。歷史的軌道有它的必然的規律，個人的力量有限，作為名義上的第一把手——中共中央總書記，他們也許回天乏力吧。

高層分歧根源在“改革開放”

“六四政治風波”，起源不是學潮，而是貫徹改革開放路線對立雙方的碰撞和較量，其中也包括80年代中期某些改革開放措施的失誤。

中國長期執行毛澤東的左的路線，長期學習的是蘇聯的計劃經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雖說大家都同意要執行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但理解各有不同。

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方面，最早在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中就有分歧。大家知道，兩派的主將便是鄧小平和陳雲。鄧小平因為三起三落取得了黨內外廣泛的同情，而且主張改革開放和不搞政治運動深得人心。陳雲為人穏健，而且資格比鄧更老，建國初期便是中共五巨頭之一（即五位中央書記，包括毛、劉、周、朱、陳）。建國後第一個五年計劃，便是他掌舵。而且他反對毛澤東的冒進政策，因而被迫長期靠邊站。他們兩人都有很高的威信，雖然經過好幾年的實踐，鄧小平的主張逐漸佔了上風。

　　但是，支持陳雲政策的元老是多數，其中主要有李先念、王震、余秋里、姚依林等。而鄧小平的左膀右臂，便只是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們兩人的資歷比支持陳雲的元老級人物差得多，而且胡耀邦並不大懂經濟，趙又是初到中央，論資排輩，可說保守勢力，佔主導地位。

嚴重的是“闖物價關”

　　在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之際，搞特區、利用外資、調整經濟結構、改革經濟體制等問題上，爭論更大，保守勢力的掣肘，令改革寸步難行。

　　到了1985年，更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漲，零售物價一下子上漲了18.5%。物價改革出了問題，所謂“闖物價關”，是一個很大的失誤。既造成廣大群眾的不滿，為學潮添加柴火，也為保守派攻擊改革開放政策提供砲彈。

接着發生搶購物資，銀行擠提。權錢交易，腐敗現象也逐步暴露。而1988年秋又提出治理整頓，改革開放呈現收縮現象，經濟改革停滯不前，政治改革不見動靜。群眾特別是學生對此表示不滿，於是籍胡耀邦逝世，學潮鬧大，終於出現“六四”悲劇。

胡、趙長期顯得被動

鄧小平在當年是最有權威的領導人，他對胡耀邦的不滿比較早。鄧小平堅持四項原則，反對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而且認為自由化和精神污染得以泛濫，是總書記胡耀邦反對不力。鄧己經多次表示了不滿的態度，但胡耀邦這個人比較率直、天真、毫無機心，竟然不謀對策。一批保守派的人物早在作了倒胡的準備，但胡又來了一個要命的與記者陸鏗的談話。至此，鄧已經下了決心要撤換胡耀邦了。

没有了胡耀邦，鄧還寄希望於趙紫陽，好幾次提出要趙擔任兩屆的總書記。趙在1987年接任總書記，就是說要他幹到十五大之前。很可惜，他只幹了半屆，便黯然下台。

趙自稱只關心經濟改革，對政治改革欠缺研究。連鄧小平1980年8月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也漠不關心，更不用說充分利用來推動若干政治改革了。雖然趙說鄧的政治改革“不過是做做樣子”，但白紙黑字，可以利用的嘛。胡趙兩人，對此漫不經心，可說是他們施政的一大敗筆。

留下一份寶貴資料

　　俱往矣，我們不是當事人，說馬後砲的話當然容易，處身其中，也許就不一樣了。

　　無論如何，趙紫陽的＜改革歷程＞，從研究當代共和國歷史來說，具有很高的可讀性，畢竟這是第一手的材料。“六四”風波之後，坊間記敘和評論的文字和書籍多如牛毛，一些對中國問題一知半解的老外也妄加評論。他們不是有偏見，便是捕風捉影。趙紫陽的這本回憶錄，雖是一家之言，但不失為這一段改革開放歷史，留下一份寶貴資料。

周澄，女大學生，就讀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現任香港學聯秘書長。在紀念“六四”二十周年燭光晚會上，穿着迷你裙和低胸裝，宣讀她撰寫的“平反六四宣言”。

以上是〈信報〉對她訪問的介紹，並鄭重說明，“周澄是左派學校培僑中學舊生”。

〈蘋果日報〉更大字標題﹕〈左校學生‧六四良心〉，並說，許多人會問她﹕“點解你會讀培僑﹖”

筆者現仍擔任培僑教育機構董事長，但早已退出學校教育第一線，因此對周澄並無印象。她在接受訪問中說，在讀中三時已經加入支聯會青年組，當時老師也已經知道。但並未對她造成任何壓力，否則她不會再讀四年直至中七畢業。

培僑被認為是傳統的愛國學校，但一貫的政策是包容開放。我們的學生大部分訂閱〈文匯報〉、〈大公報〉，但也有不少人訂閱〈明報〉、〈經濟日報〉、〈信報〉、〈星島日報〉和〈南華早報〉。圖書館也是兼收並蓄，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中英文版出版，學校第一時間購置，此外也購置不少有關“六四”的書籍。但讀者可曾知道，1958年港英教育當局突擊搜查培僑圖書館，搜出陳嘉庚的〈南僑回憶錄〉，即以藏有政治書籍為詞，強制遞解培僑前校長杜伯奎出境？

學校師生，完全自由

學校師生，完全享有思想自由，絶未有接受“壓迫性的單向思維”。教師有參加教聯會的，也有參加張文光主持的教協會的。每月一大疊的“教協報”送到校長室，都如常發放各會員，從没有強廹他們退出“教協”，參加“教聯”。筆者多次接受外界邀請，談論時事大勢，但校內近年郤未邀請筆者主持時事講座，筆者亦不以為意。至於聘請外人前來為師生演講，也是百花齊放，並非一律邀請左派人士，講者也反映不同觀點。

著名的“香江才子”陶傑也是培僑舊生，他的反共情意結人所皆知，影響力比周澄大得多了。但他至今與筆者仍是有來有往。社會是多元的，人的思想也經常有變化。有人對個別培僑舊生後來變壞了而指責學校，筆者笑說﹕“買一只手錶，出店也只保用一至三年，但那只是機械。人的思想是活的，受社會多方面的影響，怎能離開校門一世不變﹖”

“六四”問題，歡迎討論

筆者在本報〈筆陣〉寫過一篇〈闖進六四和文革的禁區〉（6月6日），頗獲讀者熱烈反應。筆者目的是進行客觀探討，並非為“六四”定性，更無表達“六四”不可平反之意。周澄如果有意探討“六四”問題，請看此文，並歡迎回應。

　　筆者上周六在＜筆陣＞欄寫了一篇評論“六四”的文章，引起了理工大學講師陳偉強給筆者一個主觀判斷，說筆者認為“六四不容平反”，真是邏輯混亂！

　　讀者可以覆按，筆者全文是客觀分析，認為“六四”問題的定性涉及到鄧小平。共和國歷史上的毛澤東和鄧小平是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當事人，涉及的問題十分複雜。筆者認為北京的看法是“牽涉太廣”，“容易引起爭論”，“不利於社會穏定”，因此把問題擱下來，暫不談論。宣傳部門雷厲風行，於是列為禁區。

　　筆者認為，“六四”鎮壓，如果是正義的，應該理直氣壯地宣揚，甚且20周年應該隆重紀念，何以噤不作聲，而且反對社會上談及？又“六四”事件，為什麼從“反革命暴亂”變成“動亂”再變成“一場風波”，這個定性的變化又是為什麼？

　　要平反“六四”，首先要公布實情。筆者提出幾個問題﹕是不是有人“謊報軍情”，是不是有人“誇大外國勢力介入”？是不是高層不同派系的鬥爭引起悲劇的發生等等。如果定性完全正確，“不容平反”，那就不必花心思去提出這些問題和查清這些問題了。

　　至於舉歷史上所謂 明 君的例子，只是說明許多歷史人物，有功有罪，總是一分為二，又何來將祖國政權比作封建王朝呢，甚且是“自貶國格，有辱當代中華”呢。

　　“鑑往知來”，又何以引出“六四平反，大是不該了”？這不是邏輯混亂，又是什麼？

中文程度低下可慮

　　月前筆者寫過一篇批評曹二寶部長的文字﹕＜香港有另一支管治隊伍嗎？＞，也引來一篇為曹辯護的文字。其中也不乏邏輯混亂之處，當時筆者只是一笑置之。但今天這位“持續教育”講師的文字，郤引起筆者對當前關於教育語言政策“微調”爭論的感慨。香港人只知當今學生的英文水平低下，一切都為催谷學生英文水平設想。能提高英文水平當然是好事，但港人知不知道，香港學生中文水平低下又達到何等嚴重的程度！寫文章辭不達意，邏輯混亂而又見諸報章的並非個別的。再過若干年，當外國人專習中文的人才濟濟的時候，也許我們的大專院校，要聘請更多的外籍中文教師呢。

　　馬英九要兼任國民黨的主席，似乎已經箭在弦上，島內的輿論認為，可能性已達九成九。

　　馬英九在當選台灣領導人之際，為什麼不馬上提出兼任呢。那時候他還說要黨政分開，退居二綫，而現在郤迫不及待要上位。之前是國民黨內派系林立，黨內輩分比馬高的不知有多少，他為了競選，為了凝聚黨內力量，不便大權獨攬，因而作出不兼任的承諾。

　　現在執政一年，雖然島內政經問題多多，但他自我感覺良好。認為黨政一把抓，有利於貫徹他的執政理念。還有人說，有了國民黨主席這個名銜，將有利於胡（錦濤）馬（英九）會，屆時兩岸關係可以更上一個台階。

兼任主席的目的是攬權

　　於是先前傳出馬有意讓黨主席吳伯雄去接替江丙坤的“海基會”會長之職。這並非空穴來風，江丙坤由大陸回台即行請辭，後因馬認為勢頭不對，極力挽留。

　　最近又傳出要在國民黨內增設一位榮譽主席，以安撫吳伯雄。但已有一位榮譽主席連戰，再來一個，平分秋色，也使連戰並不好受。

　　馬英九兼任黨的主席，肯定會激化國民黨內矛盾，在此島內黨派鬥爭多事之秋，對今年島內的縣市長選舉，肯定將有不利的影響。至於說馬兼任黨主席以後，將很快會有一個“胡馬會”，這更是一個十分天真的想法。

　　以馬英九優柔寡斷的性格，以他對兩岸關係搖擺不定的作風，以他對綠營長期攻擊他是“外來政權”、“賣台”等等叫囂的畏懼情緒，他會毅然決定來一次大陸之行嗎？

“胡馬會”並未成熟

　　因此，對馬英九蓄意要兼任黨主席一事，只可看作是他攬權的需要，而不可看作他要為兩岸關係邁進一步所作的部署。

　　兩岸關係的進一步，只要馬政權積極進取，海協海基兩會原來的渠道，完全有可能在經營兩岸經濟，落實兩岸共同市場，使經濟上達到雙嬴而出現更有利於台灣的局面。並且當前應進一步打開政治談判、協商稳定和平、減少軍事對峙等議題。只有經濟、政治的溝通、談判、協議已達一定的規模，“胡馬會”才有現實意義。

　　筆者早前介紹的鄧予立所著＜馬英九必修的10堂課＞，書中曾提到希望馬英九有這麼的一個戰略眼光﹕“就是一種以中國市場為核心的華人經濟體。結合台灣、香港、新加坡，以及華僑，互用所長，互補所短，用台灣的創意，香港的金融，新加坡的效率，以及中國的科技和工業，創造龎大的華人經濟市場，形成與北美、歐盟“抗衡的經濟體”。

馬英九有這麼的戰略眼光嗎？馬英九會克服瞻前顧後，前怕狼後怕虎的柔弱性格，在兩岸關係上積極進取嗎？

　　如果馬英九兼任黨主席之後，進不能促成“胡馬會”，退不能克服黨內由此而衍生的種種矛盾，恐怕這位新任的黨主席，將是得不償失。

六四風波發生已屆二十周年，許多人希望北京對此有個新的說法。

六四政治風波是一個悲劇。而且導致當年的改革開放有短時間的倒退。不然，鄧小平也不會在1992年初的南巡講話中，說出了誰不搞改革開放，誰便得下台的狠話。

六四事件，開頭北京的定性是“反革命暴亂”，後來逐步降調，基本上說是“八九年一場政治風波”。但多年來一直避談，既不見諸內地報章，在海外議論也成為一個忌諱，這與“文化大革命”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比“文革”更為形格勢禁。

文化大革命過去了三十三年，雖然在“文革”結束以後五年，在1981.6.27便已作出一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判定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個結論，是鄧小平領導制定，並經中共中央一致通過的。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央領導和一眾元老，絶大部分都是“文革”或輕或重的受害者。因此否定文革，比較一致。只有少數如華國鋒、汪東興等是得益者，但他們勢孤力單，不可能反對這個結論。

但在涉及毛澤東的問題，北京方面顯得十分慎重。雖在一定程度上指出毛澤東的“左傾”，又“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仍然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不可動搖

因此，文化大革命的議論和批判，在“議”發表以後仍然列為禁區。再挖至深的層次，涉及毛澤東的錯誤和責任將會越來越多。不僅是文化大革命，而且延展至解放以來毛澤東歷次“左”的錯誤，包括反右、大躍進等嚴重錯誤。深挖的結果，動搖了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因此，以1981.6.27.＜議＞為終點，對文化大革命的探討、研究、紀念以至成立“文革博物館”，都不成文的列為禁區。上述“決議”中說﹕“從歷史發展的長遠觀點看問題，我們黨的錯誤和挫折終究只是一時的現象”。鄧小平更指出﹕“對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的批評不能過分，不能出格。因為否定這樣一個巨大的歷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們國家的一段重要歷史”。

此所以新版的各種面額的人民幣，都要以毛澤東頭像為圖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仍要肯定毛澤東的貢獻，肯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中國共產黨的黨章，更是要以毛澤東思想為行動指南，並有專段列出毛澤東思想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既然在憲法和黨章中規定仍具有崇高的地位，日常人人接觸的各種面額的紙幣，便更使毛澤東像深印人心。這就難怪，湖南韶山仍是聖地，毛澤東塑像愈建愈大，朝拜者絡繹於途。再進一步批判毛澤東，便不合時宜了。

“六四”是鄧小平定性

　　43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其批判早在20多年前便戞然而止。要求當前對於 “八九政治風波”有個明白說法，涉及的人和事更為複雜。

“八九政治風波”發生時，鄧小平是中央軍委主席和中央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有關的決定顯然是得到他的批准。而當時情的複雜，又和“文化大革命”的來龍去脉基本上可算查清不一樣。“八九政治風波”中，究竟有没有人“謊報軍情”？有没有人誇大外國勢力的介入？當時中央高層存在着甚麼樣的派系鬥争？這種種疑團，都有待進一步披露和核實。

　　鄧小平在風波初起時，便強調“中國不允許亂”。在六四風波以後，鄧小平明確表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他也肯定＜人民日報＞當年４月26日的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他說﹕“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鄧認為﹕“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鄧小平已為風波的性質定調，平反六四，便涉及到鄧小平。

只會淡化，不能“平反”

鄧小平既已為六四事件定性為“動亂”、‘反革命暴亂“，並說“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 “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他的這些話都十分肯定。但後來中央郤改口說是“八九年的這一場政治風波”，不再提“反革命暴亂”或“動亂”。而且在鄧小平還健在的時候就改口了。這究竟是鄧本人有所反省，還是高層迫於民意而改調，這就不得而知。

1990年1月10日李鵬宣布解除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令時，仍稱六四為反革命暴亂。1991年7月10日江澤民紀念中共70周年慶祝會上仍然提及六四的反革命暴亂，到1996年10月10中“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問題的議”中，提到“我們經受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內國際風波的嚴峻考驗”，不說“暴亂”說是“風波”，就已有淡化的跡象。之後，中央文件和領導人發言，都避免談到“六四”事件，偶一談及，也就只說是“風波”或“政治風波”。不過民間要翻起這個舊帳，都被有形或無形的禁止。從此，“六四”事件又是繼“文革”之後，中國現代歷史的一個禁區。

涉及毛、鄧歷史地位

解放後，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不容推翻，因為這涉及對整個共和國歷史的評價。因此之故，若干歷史問題涉及他們只可淡化不容否定。原因是牽涉太廣而爭論又不利於社會穏定。毛澤東是建國元勲，鄧小平是改革開放功臣。毛澤東雖然有錯誤但仍值得把他的頭像印在鈔票上。中國人民目前正在享受到鄧小平訂定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好處，更不應該對他多所指摘。何不少當事人仍在。正如唐太宗李世民雖然有殺兄弟之罪，但他的貞觀之治仍為後世傳頌。康熙乾隆被認為清代有為之君，但郤是大興文字獄的罪禍首。

當代歷史事件，尋求董狐之筆，仍然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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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斐本周一(5月11日)在報上發表紀念她父親的文字，我們才知道去年12月22日是費彝民先生的百歲冥壽。在內地流行為名人做百年冥壽的今天，居然毫無動靜。也許在內地認為費先生還不「級數」，但在香港，對這位為國家、為新聞事業作出貢獻的卓越人物，是不應忘記的。

費彝民先生是原《大公報》社長，也是第四屆至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早在解放初期，他已當過上海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中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廣東省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還是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全國記協副主席，是香港人士最早的參政人物，也是香港第一個全國人大常委。

費先生是一位在香港十分活躍的新聞界、政界人物。他精通英、法文，有過人的記憶力，待人和藹可親，在內地、海外以至國際上都有廣泛的人脈關係。在上世紀50至70年代，中國閉關自守，同時也受到西方大國封鎖的時候，費彝民的海外活動，為國家作出了貢獻。

周恩來總理的「專線」

當年筆者已經知道，費先生與周恩來總理有個「直線聯繫」。現在據網站披露的檔案資料，周總理單獨會見費先生有紀錄的達50多次，這在海外人士中，可謂絕無僅有。筆者有兩次隨同費先生受周總理接見時，費先生逐個介紹，直像周總理老朋友或其秘書長一樣。

其中有一件事當年已有傳聞，今天得以證實。1969年，中蘇交惡，並發生珍寶島武裝衝突事件。後來蘇方有意緩和局勢，乘蘇聯總理柯西金訪越回國，借意過境北京機場，在機場與周總理談判，但並無結果。此事引起國際注意，西方媒體廣泛報道，而蘇方有意散佈談判進展順利消息，以迷惑國際視聽。

周恩來總理為正視聽，決定由香港《大公報》在海外發出消息駁斥蘇方所謂「進展順利」。當日周總理急召費彝民赴京，面授電訊全文，翌日在《大公報》上披露。可見中央對費公(大家對他的尊稱)和《大公報》的重視。

兩次與鄧小平會見

筆者有兩次受鄧小平接見時，與費彝民同在。一次是1982年6月鄧小平會見港澳12位人大政協委員，另一次是1984年鄧小平接見全體「兩會」的港澳代表。

在這兩次會見中，由於費先生是全國人大常委，又是資深政治人，他都是坐在主人即鄧小平的旁邊。但他卻很少發表一些個人的意見，更不是滔滔不絕。除了一些場面上的客套話外，他只是代主人請大家踴躍發言。

1984年那一次，鄧小平大耿和黃華胡說八道，而且有意邀請港澳記者重返會場聽他人，成為當代新聞史上最轟動的一幕。

當時費彝民又是坐在主人家旁邊，只見他面部青一陣、白一陣，有點手足無措的樣子，因為對這突如其來的場面，同樣不知道其來龍去脈。

記憶力特強的海派人物

可惜費彝民先生壯年活躍政壇時期，中國正執行毛澤東左的路線，就是周總理也不能施展所長。費先生雖然長袖善舞，卻也十分慎重，只能跟中央的調子，在言論上從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據說他也曾向周總理提出一些很好的主意，有些事情筆者聽過以後又忘記了。到改革開放以後，費先生已是帶病之軀，直到1988年與世長辭。

費先生的3個兒女，都曾是筆者的學生。在全國人大第四至六屆活動中，又與他共事，所以較為稔熟。雖然活動圈子各有不同，但他的記憶力和活動能力為筆者留下深刻印象。費先生常常組織羽毛球活動，筆者與數位老師曾是其中成員。事隔多年，費先生見到筆者同事，都能準確叫出他們的名字。至於他的待人接物，有人認為頗為「海派」，其實如果待人以誠，海派也沒有什麼不好。

今天香港政壇愛國人物，像費公這樣的全才，實在是太少了。

每年北京“兩會”，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報告，例有完善和加強人大制度建設的話。今年吳邦國委員長的報告，郤十分強調“要充分認識人大與西方議會的本質區別”，並指出﹕“黨的領導只能加強不能削弱，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還說，絕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

這之前，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撰文說要“築牢抵禦”主張多黨輪流執政、兩院制和三權鼎立的“錯誤思想”。

是什麼氣候，令今天中央領導人一再強調這個“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兩院制和三權鼎立？而且還要費盡力氣去“築牢抵禦”？難道當今內地有一般學西方政制的逆流撲面而來？

就我們所知，內地當前風平浪靜。即使國際金融風暴吹襲方興未艾，但中國社會相對穏定。人們正欣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通過市場經濟發展生產力，又有宏觀調控避免資本興風作浪。中國現在是世界膜拜的對象，是國際經濟舞台的主角，連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也要仰聞中國的鼻息呢。

中國不會走西方議會道路

說西方議會制度會衝擊中國人大制度是捕風捉影，但中國的人大制度必須有所改革，郤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筆者積33年參加全國人大工作的經驗、深知人大制度弊病之所在。需要的是大刀濶斧的改革，而不是修修補補的所謂“完善”。

但是，大刀濶斧的改革並不是走西方議會的道路。中國共產黨的“獨大”是歷史形成的，没有任何其它民主黨派可以和中共平起平坐。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國將會大亂。世界各國都十分清楚，不想祖國衰敗的中國人更加清楚，只有希望中國大亂以謀取利益的某些外國勢力和個別民族敗類才有這個希望。

至於兩院制和三權分立，中國既已建立一院制的“人民代表大會”，並輔以“政治協商會議”，如果“兩會”民主產生，已可代表民意，不必另起爐灶。在權力制衡方面，人大監督一府兩院，如能認真貫徹，也可起制衡之效。問題是要提高司法方面的獨立審判，避免司法機關受到不必要的干預。

要加強人大代表的代表性

如果有問題，應該說出在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性上。現在的人民代表，有大半是各級官員。這個亦官亦代表的“兼差”，如何在人大中發言評論，涉及他的尷尬身份。官有上下級之分，同處一堂，開完會之後，上級代表還是管着下級代表，亂說話者也許會惹來麻煩影響前程。

其次，代表雖然經過選舉，但候選人都是領導上“協商”出來的。民間自行推薦候選人的情絶無僅有。越是高層次的人大代表，越是要妥當協商分配，來不得半點疏忽。當然不能說這個協商出來的候選人名單，没有代表性，但一些敢言敢衝撞領導官員的，比較有獨立思考的，肯定不會在候選名單之列。

這樣層層把關，雖有個別太不孚眾望的候選人被差掉的新聞傳出，說明領導的評定與群眾心目中的差距。法學教授徐永康在談到網民對人大意見時說﹕“草根的網民與廟堂裏的代表竟然有如此大的距離，給人感覺是處於兩個不同的世界”。

讓人民民主選出代表

官本位制度和觀念妨礙了人大制度的改革。有的人把人大代表也認為是一種“官銜”，只是和黨委書記、省、市、縣長有不同分工罷了。有的人當上了人大代表，也像當上官一樣，更妨礙了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社會上發生公共事件，有時鬧得群情汹湧，上街示威，也罕見有人大代表介入。也許人大代表缺乏權威，也許人大代表怕事，更可能是人大代表真正無能為力。如果人大代表能算是權力機關的成員，也不至於全國天天有成千上萬的上訪者。

中國的執政權力在於行政機關，人大代表可說只是聊備一格。過去說人民代表大會是“橡皮圖章”，現在少說了，並不是人大的權力有所提高，而是蓋橡皮圖章這種例行公事也不受重視。

所以，完善人大代表制度，首先是要增強人民代表的代表性，把真正代表人民，有議政論政能力的人選進人民代表大會裏來，擴大選舉的民主程度。

合併人大會議和常委會

改革人大制度的另一方面是要把人大和常委會合二為一，精簡人大代表人數。各級人大會議每年只開一次會，把法案訂立和修改重責放在常委的身上。對重要事務的審定和通過也放在常委會裏，這樣，人大全體會議就被架空。同時由於全體人大會期較短，審議項目較多，會議文件又由於“保密”的關係而没有事先發到代表手裏，特別是人事決定。往往是明天要投票定人選，前一天才把人選名單發到代表手上，介紹又極為簡短，醞釀時間匆促。事實上就是要代表們當“舉手機器”，雖然說代表有反對和棄權的權利，但否的可能性很小。

建議精簡人代表名額，把全國人大、省市人大和它的常委會合二為一‧擴大常委會，既精簡機構，又真正成為常設機關。精選具議政論政能力人大代表，大幅度減少官員代表和“名譽代表”（因某種“貢獻”，如運動會取得冠軍之類，不論其是否有議政能力，均推薦為代表）。以全國人大為例，現有常委會委員175名，可擴大為400—500名，作為全國人大代表。不再設常委會，下屬各委員會仍可存在，作為準備法例草案的機構，但以精簡為主。

全國人大代表減為400至500名，代表質素提高，官員人數減少，本身作為常設機構，有利於經常議論國家大事，監督一府兩院運作。

四五百名全國人大代表已足夠

有說中國人多，400–500名不足以容納各方面有代表性人物，這種說法似是而非。不是人多便有代表性，没有議政能力的只能尸位素餐，官員們有正常渠道將意見上達，何必再佔人民代表名額？我們常常說要精簡機構，第一個要精簡的便是人大。

“人多好辦事”已成為中國國情的一句諷刺語，中國政府機構臃腫己為平民老百姓所詬病，也是中央領導認同要加以改革的。

早在1982年，鄧小平就說過，“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這不是對人的革命，而是對體制的革命”。人大制度的改革，不是改掉當代表的“人”，而是改革人大會議議事的制度。改革是提高效率，提高議政和策的效率。

局外人身份提出意見

人大制度要改革的具體問題還有很多，比如大會的發言制度、簡報制度，候選人的提名和差額選舉等等，限於篇幅，就不再一一評說。這些意見，筆者早在擔任全國人大代時已一提再提。今天以局外人的身份再次提出，無非是多年身處其中，深有所感，不吐不快也。

與其“築牢防禦”西方議會制度的錯誤思想入侵，不如加強人大制的民主化和議政水平，切實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第3條），中國的人大制度將在世界上顯出它的優越性。

今年是“五四”90周年，五四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今天中央領導人大力提倡科學發展觀，但民主發展觀也應在大力提倡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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