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一些主流媒體的負責人表示，中國的發展充滿動能和活力，但許多媒體也誇大了中國的負面訊息。路透集團的中國區主席史進德說，西方有些人對中國固有的慣性思維是導致出現偏頗的原因。

在香港也何曾不是如此。內地一有負面的消息，某些傳媒便會舖天蓋地的渲染，有許多正面的令人鼓舞的訊息，卻是“低調”處理。在學校裏，如果進行正面的介紹祖國成就的國情教育，就被謚為“洗腦”。是什麼時候形成這種“負面錯覺”被誇大的局面？為什麼正如俗話所說的﹕“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

記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一條武漢的長江大橋通車，“天塹變通途”，打破長江是天險的神話，港人都為之雀躍。現在長江已有十多條大橋，比長江大橋偉大的建設成就有的是，如太空科學的迅速發展。最近的太空站“天宮一號”的發射便是一例。

為什麼許多偉大建設没有打動人心，而負面訊息卻頗有市場呢。

中國的媒體運作太蹩腳

造成這些在海外和國際上報憂不報喜的原因，造成“負面錯覺”被誇大的原因，可能有下列幾點。

第一，中國的媒體運作太蹩腳，宣傳部門的條條框框太死，没有靈活地生動活潑地介紹中國的成就，影響正面消息的傳播。直至今天，內地報章電視台的僵化規則影響不變，更加影響宣傳效果。

例如中國媒體的“頭條新聞”是什麼？從官報到中央電視台，頭條新聞和頭版新聞便是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活動報道，數十年來都是如此。如果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活動是事關國家關鍵的大事或者涉及國際關係的，當然應該列為頭條。但大部分卻是領導人禮節性會見外賓的例行公事，而且要按照領導人的地位排列。有時第一至第三號人物没有現身，第四號人物去觀看一齣戲，也要成為頭條，這是何等可笑的事﹗一個領導人去看戲，值得注意嗎？影響涉及國內國際嗎？

正因為這些僵化的官方媒體，連內地的人也不看。為了趕上市場經濟浪潮，官報不得不辦了多份比較輕鬆活潑的“副報”，而它們的銷數遠大於正報。

官方媒體的不濟，正面報道失卻了公信力和影響力。

美國英國等國的輿論“圍堵”

第二，美國和某些西方國家，大量散布中國的負面消息和政治評論，特別在香港。

中國的堀起，美國對華的圍堵不遺餘力。除各項政治、經濟上的動作外，宣傳圍堵也是其重要一環。英國人利用統治過香港近百年的人脉優勢，在回歸後仍積極利用親英勢力，宣傳不信任中央政府，不信任“一國兩制”的執行，令人滋長懷舊情緒，甚至宣傳香港已變成中國的“殖民地”，比當英國人殖民地還要壞。

美國和西方還利用諾貝爾和平獎和達賴喇嘛的活動來進行反華宣傳。而對於他們的挑釁，我們的應對又頗為笨拙。如達賴在中國的反對聲和外交抗議中，一再出訪美國和其他國家。人家是舉重若輕，我們是進退失據。而國際社會上並不是一面倒地讉責挪威和達賴，這是不是我們對達賴的分裂主義的宣傳不足？而對挪威的制裁卻過分苛刻？

從維基解密看來，美國人在香港的政治活動，日趨積極，聯絡各方反華反共人士，利用各種媒體，滲透親中陣營，影響選舉活動。英國人由於百年統治所種下的根基，人脉甚廣，活動範圍更為廣泛深入。美英勢力同樣掌握輿論工具，並滲透大專院校，使對中國的負面消息能在知識分子中擴散。

樹立文化新風十分重要

第三，內地在個別的事件處理中表現差劣，予人以侵犯人權的印象。例如趙連海、艾未未等事件，使宣傳上處於劣勢。

這些事件已有太多評述，這裏不贅。事件原來政治性不強，當局卻把它政治化了，而且的確違反法制，但又不能自圖其說。在重視法治的港人來說，自然不能接受。

這種小事化大，即處理事件笨拙的事例，不僅令港人失望，而且影響了人們對內地正面事物的認受性。

第四，說西方人士對中國的慣性思維與偏見，又與我們的文化建設欠缺有

關。例如，近年中國人的富有，出外旅游的游客急劇增加，這些人本來應該成為宣傳中國正面形象的宣傳員。可惜由於內地學校道德教育的缺失，社會上文明行為的風氣並未形成，奢侈自私之風盛行，結果多見中國人只會搶購名牌，在公眾場合大聲喧嘩，不講衛生秩序等負面印象。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文化建設和文明教育又是多麼重要。

中國應該努力建立正面形象，這也不僅僅是宣傳部門的責任，而應該全面性地整頓社會風氣，改進學校教育，樹立文明新風。過去學雷鋒，五講四美，這些口號都是曇花一現，缺乏堅實的社會基礎。文明新風和經濟、政治的關係密不可分。只有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官員們改變高高在上的歪風，文明風氣自然會樹立起來，給人的“負面錯覺”才會解除。那時候，中國人才算是真正站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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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台式選舉語言“好不好”，“對不對”的喧嘩聲中，台灣的馬英九戰勝蔡英文，再次當選台灣的領導人。這說明台灣人希望“求穏”多於“求變”，馬英九的穏定兩岸關係頗得民心，蔡英文的否定九二共識失去選票。

馬英九在四年執政中，並没有創造甚麼佳績。前年我去參觀台灣五都選舉時，接触一些國民黨人和新黨人士，不少對馬頗有微言。當地有名的政治評論家對他也没有太多的好評。但他並不是因為“腳頭好”，而是抓對了緩和兩岸對立，加強雙方經濟往來，而使兩岸關係出現了新的局面。大陸方面也有意給國民黨領導的台灣若干好處，如購買台灣南部的農產品，開放更多的大陸同胞到台灣旅行，兩岸的經濟合作越來越緊密，甚至給予台灣的若干國際活動空間等等。這次選舉，兩黨的政綱變成是兩岸關係命題的對奕。這樣，民進黨肯定是輸定了。

其次，蔡英文的個人魅力不如馬英九。除了形象，蔡也輸了口才。加上她没有執政經驗，因而有點膽怯。口口聲聲說要組織大聯合政府，這就輸了聲勢。雖然她已經淡化了“台獨”色彩，但先天的台獨政綱，還要讓臭名遠揚的陳水扁以放監奔喪來製造悲情，還要老牌台獨大老李登輝出來站台，可見已經黔驢技窮。我曾笑向友儕說，如果李登輝站台時突然心臟病發，倒地不起，還可以增多幾張同情票。

民主有序的選舉可為香港借鏡

台灣大選對香港的啟示是﹕

第一，台灣尚且要西望神州，密切兩岸關係，以此來爭取民心，爭取實際利益。但香港某些反對黨仍然反共成性，不忘攻擊中央政府，甚至梁家傑還叫囂着香港已從英國殖民地變成中國殖民地。有些人更要挑起香港人和中國人身份論爭。台灣早已從蔣介石時代的“漢賊不兩立”的悲情中解放出來，爭取兩岸經濟合作，爭取大陸遊客，爭取兩岸軍事局面的緩和。香港又能憑什麼能量與中國大陸對着幹？

第二，台灣人希望社會安定，不希望動亂，不希望兩岸軍事對峙，希望和平。這是馬英九的政綱能得民心的原因。民進黨的台獨政綱始終令人不放心，害怕社會大變，不利和平安定。香港有一部分反對派崇尚暴力，製造社會和議會中的混亂，這是不得人心的。

第三，馬英九指出，台灣面臨的社會問題主要是貧富懸殊和青年就業問題，香港也有同樣的社會矛盾。關鍵便是兩地都要抑制某些企業的霸權，提供青年人創業和向上流動的渠道。

第四，台灣民主有序的選舉，將啟發香港對民主選舉的訴求。今年的特首選舉出現旗鼓相當，競爭劇烈的局面，大家認為是回歸以來前所未見，是一件好事，並是為二０一七年的行政長官普選進行熱身運動。民主進程是不可逆轉的，香港應為下一次的特首普選以及立法會普選進行充分準備。同時，台灣的民主選舉進程中的種種，也很值得香港選舉作為參考。

特首選舉是穏中求變

　　台灣大局已定，現在我們轉過頭來看香港特首選舉，同樣有一個求穏求變的問題，香港工商界以及與他們有密切關係的若干中產階層，以及廣大的公務員隊伍，當然希望求穏。穏定，他們才能賺大錢；穏定，他們的工作才能蕭規曹隨，省心省事。穏定，就是基本延續過去的路線，甚至可以說，這條路線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求變的呢，就是要改變現狀，採取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希望社會上各方面都能有若干變革。但以香港社會當前的保守氣氛來說，求變也只能是穏中求變，不可能大變。

現在的特首選舉，兩位熱門的候選人所提出的政綱，也就是在變與不變中徘徊。大家都不敢大變，但一位原在朝中，另一位卻自認在野。於是便在穏中求變和變中求穏中做文章。

本來，求變是大多數中產和基層要求，求穏卻是工商界和公務員的願望。現在兩位候選人都向中間靠攏，面目有點模糊，所以民調逐漸靠近。但選舉只在選舉委員會中進行。委員會成員中傾向於工商界上層的比例較大，所以求穏，可能成為主流。

北京國台辦對台灣選舉結果，發表談話，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條正確道路，他們用八個字來表示對台灣的期望，就是“台灣安定，人民幸福”。

這八個字，何曾不可以套用於中央對香港的期望。北京也希望香港安定，不希望動亂，特別是當前美國高調高唱“重返亞洲”，拉攏中國周邊國家，構成圍堵中國的大圈，西南從緬甸、印度到東南亞、南海，無論是雙邊關係，軍事演習，處處咄咄迫人。面對當前嚴峻局勢，對於周邊中國人的地方，如果不能安定，何能抵抗外侮？所以，台灣安定，香港安定，是中央的唯一願望。

最後，我想用敗軍之將的蔡英文的一句名言來鼓勵來日香港特首競逐中的敗選者。蔡英文雖然没有什麼語言魅力，但她敗選後說的一句話倒有點哲理﹕她說﹕“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泄氣；你可以感傷，但不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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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十四年，居然還有人要挑起身份認同的爭議，調查你認為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

鍾庭耀搞的港大民意調查，說港人對“香港人”身份認同上升，對“中國人”身份認同下降。這個調查，究竟有無政治動機，我們不便猜測。但命題的不當，對不明就裏的被調查者有誤導。同時，香港從來對內地的事物，報憂不報喜，更容易挑起一些人對內地的不滿情緒。

香港資訊發達，消息靈通，內地的一些負面消息，如貪腐、人權、車禍、造假種種，都無港逃出香港傳媒的“法眼”。看得多了，便會對內地產生不滿甚至惡感。

是的，內地的社會存在的問題不少。貪腐和造假的情況令人側目，管治上的缺陷也是有目共睹。但多數人該是“愛之深而責之切”，希望祖國好而提出善意批評的。

這怎麼能扯到身份認同上呢。

我是香港人，就等同我是廣東人、福建人、上海人以至潮州人、客家人一樣。認同我是香港人，並没有否定自己是中國人，為什麼硬要加以劃分呢？

在英國人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多年之中，絶大多數香港人都不會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也不會認為自己是英國人。一切的中國習俗、中國文化以至中國的地方方言，主要是廣府話都在香港存在並流行。到香港回歸問題提上議程之後，港英當局更害怕香港人要爭取作為“英國人”。所以設計了多種英國護照，把港人撇除在英國人之外。一九八一年更在新國籍法中規定了一種“英國海外公民”的“國籍”，護照持有者在英國本土没有居留權，甚且進入英國在入境還要受到歧視。在香港回歸之前的幾年，有些公務員因為對回歸後的“一國兩制”缺乏信心，一度有爭取“居英權”的行動。但現在的事實證明香港一切如常，並没有太多破舊立新。香港的特區護照比“英國海外公民”（BNO）的護照好用，香港人絶大多數人已經使用它。

香港人從來不認為自己是英國人

現在還有一種說法，說香港已經回歸而人心並未回歸。香港人從來就不是英國的子民，英國人也早已害怕這些“子民”湧去英國定居，並多方設限。那麼，如何能說香港人死心塌地的歸心英國呢。香港人既没有歸順過英國，那麼怎會有什麼人心回歸呢。

所謂“人心回歸”問題，不外是對特區政府的施政的某些不满，並引與港英統治時期作某些對比，因而產生一點今不如昔的感覺罷了。

英國人統治香港的時候，比現在的特區施政更獨裁，更不民主。英國人只給英籍商政高層人士以及少數華人買辦以特權和民主，絶大多數港人都没有什麼政治權利。英國人對異見人士的鎮壓絶不手軟，除對左派人士動輒加以遞解出境之外，對工人基層的工潮或組織工會的權利也加以限制和鎮壓。抨擊英國的言論自由更為欠缺。二００三年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時，許多人加以責難，說該條立法以後，如果搜出你有異見書籍時便是犯法，這侵犯了人身自由。這本來是對二十三條立法原意的的歪曲。但人們可曾知道，早在一九五八年，港英没有什麼二十三條，便以藏書入罪，這是我親歷的。我所服務的培僑中學，當年港英教育官員特別到我校圖書館搜查，查出包括著名僑領陳嘉庚的《南僑回憶錄》等書籍，便對我校當年校長杜伯奎提出控告，認為藏有“政治性書籍”，違反教育條例。控告的審判未畢，便將他遞解出境，這難道不是赤裸裸的蔑視人權違反法治嗎？

批評內地缺點不應與人心回歸挂鈎

對內地的某些官員腐敗以及社會上的種種不公，應該提出批評，但不應與人心回歸挂上鈎。迷戀英國人統治時期的人是有的，其中大部分是港英統治時期的既得利益者，包括提出香港已變成“中國殖民地”的大狀。但這是絶少數。廣大的基層群眾，應該肯定没有人心回歸的問題。

在當前，由於貧富分化的加劇，由於國際經濟危機引發的種種問題，社會上深層次矛盾顯露，特區政府的施政既有失誤也不通暢。在這個時候挑起身份認同的問題，如果不是別有用心，也是不適當的。以似是而非的命題，挑起對祖國的疏離感，正中一些反共分子的下懷。像有的人攻擊國民教育是洗腦一樣。

中華民族對華人身份的認同和凝聚力是世界少有的。百多年來，中國有許多人移民外國，海外華僑有數千萬之多。還有成千上萬從未來過中國的華裔。凡有中國血統的人許多都會到中國尋根，美國駐華大使華裔的駱家輝也不例外。許多在外國土生土長的第二代第三代，也都想方設法學習一點中文。過去我有一位極為熱心的黃姓的美國華僑朋友，他在世時每年都要組織一批華裔青少年即所謂「竹升」，來中國尋根觀光。現在東南亞近鄰各國的政要有不少有中國血統，他們也不諱言其身世，並因中國的強大而引為自豪。四海一家，他們有點中國的情懷都念念不忘。作為炎黃子孫的我們，如何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是有的，當前就有極個別吃筆桿子飯的。他們以當中國人為恥，對中國的一切，極盡污蔑造謠抨擊之能事。對中國的天災，稱為“天譴”，對中國的科技經濟建設等成就，諸多挑剔。他們當然不是“中國人”，也不應該說是香港人，他們是英美帝國主義者的鷹犬。除此之外，相信我們絶大多數人會堅定的說，我是香港人，更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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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晚聖誕，本是家人團聚探望親戚的好日子。不料卻在一周之內，深圳口岸連續出現兩宗致命車禍，造成八死十三傷。好端端的親人，突然隂陽永隔，傷痛何如；佳節當前，情何以堪﹗

第一宗車禍，發生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深圳灣公路大橋鄰近口岸區，一輛接載旅客出境的旅游巴士，突然失控撞上花槽。由於已靠近出境檢查站，於是乘客便紛紛下車往行李廂取回行李，以便自行步行過境。不料一架高速駛到又是失控的的士撞向人群，造成三死八傷的慘劇。

第二宗車禍，隔了七天在羅湖口岸發生。一架往返汕頭深圳之間的旅游巴士，突然撞向另一架已停車落客的人群，造成五死五傷。

兩宗車禍，都涉及口岸地區。交通安排混亂，停車車位不足，是車禍的一個原因。或者還涉及大型巴士司機的質素等問題。

另一個並没有發生車禍的皇崗口岸，是來往旅客車輛更多，交通及口岸設施更為混亂的地點。

皇崗口岸因為地處各個口岸中心，又二十四小時通關，因而人流車流可與羅湖口岸媲美。但多年來，基本建設都没有跟上，步行過關的得走高高的樓梯走廊，老幼及行李多的無不連聲叫苦。而車流的道路交錯擁擠，更為駕車人士所詬病。口岸的骯髒混亂，又為各口岸之冠。由廣州來車出境的新站，近日更改行車線，害得我上月由廣州回港，走錯了路，得繞一個大圈。而且新的出境區，缺乏標誌引導空車和載人車分流，等到車子進入檢查區，方有標誌。但區內並無廻旋餘地，車子進退不得，迫得要與海關人員說情，說車子上只有我們夫婦兩人，年紀老邁。結果海關允予檢查通過，但邊檢卻不賣賬，在此口岸，足足折騰了一個小時。

深圳不應再是“深震”

深圳邊防口岸，在改革開之前，被認為是“深震”之地。港客進出此處，都有戰戰兢兢的心情。原因是內地執行“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更對邊防人員灌輸“港澳情況複雜”，“港澳是帝修反的橋頭堡”的觀念。總之港客人人都有“特務嫌疑”，需要嚴加防範，因而查問檢查特嚴。現在事過境遷，這種情緒是没有了，但其設備的落後，與深圳特區經濟建設一日千里毫不相稱。既然人流車流年年倍增，為何不擴大停車場及安排更多車道，建設自動扶梯以方便婦孺老弱進出？

有說是邊境口岸，並不是深圳市所能管得了的，海關和邊防都是直接受中央海關和公安部領導。但不是聽說有一個溝通三者的聯席會議嗎？否則，由中央授權，深圳市牽頭，也不是可以協商解決嗎？何以要讓這個港澳同胞和國際人士的出入境必經之地，這個年人流吞吐量達數千萬人次的口岸，如此惹人詬病？

這兩場驚人車禍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在羅湖的這一車禍，肇事現場並非旅客下車處，但因為站內的大型巴士停車位短缺，部分旅游巴士都為節省時間，往往在停車場外隨意落客，方會惹成大禍。在深圳灣闖禍的旅遊巴士，則因小事故而任由旅客下車取行李步行，也因的士的超速而造成死傷。這就牽涉到停車落車或臨時落客的安全問題，也有司機的質素和責任問題。一方面口岸的設施需要改善，另一面旅遊當局對旅遊巴士司機的監管和教育也應該加強。

應宣傳上下車的“安全須知”

除了口岸建設方面有所缺失應予改善外，現在旅遊事業十分蓬勃，旅遊已成為一般老百姓的必需品，衣食住行的“行”，已變成“旅行”。因此，旅遊發展局、旅游業協會等機構，都應該對旅游安全進行研究和宣傳，應訂定對旅客出遊之前的“安全須知”，並要印發一些“注意事項”，由導遊在出發之前和旅途之中加強對旅客的安全教育。

在此之前，曾有旅行團導遊與旅客言語衝突惹成重大新聞，更有強迫遊客購物產生糾紛。這種種由於旅遊業的發展出現的問題都先後引起公眾的關注。現在這兩宗驚人旅遊車禍更成為歲晚的港人注意焦點，但未聞旅遊發展局為此做過什麼事。

現在香港的旅遊業主要靠大陸遊客。去年訪港遊客達三千六百餘萬新高，其中內地遊客有二千二百六十八萬人次之眾。而其中個人遊的也達一千四百二十四萬。其中肯定不少是經由邊境口岸來港旅遊的。加上深圳戶籍居民獲得一年內多次來港“個人遊”的新安排，相信經深圳口岸來港遊客更為眾多。內地固然要加強口岸管理和建設，旅發局則要進行配合，在安全宣傳和導遊訓練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據說旅遊事務署與內地旅遊當局經常保持緊密聯系，並定期舉行會議，就共同關注事宜進行交流。這兩宗車禍應當是當前應交流的“共同關注”的課題，希望旅發局和旅遊事務署注意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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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陸豐烏坎村維權事件還没有了結之前，有記者來電詢問事件發展，並提問，會不會出動解放軍鎮壓？我的答覆是，絶對不會。同時表示，此事一定驚動廣東省當局，由省方面出頭處理。終於如我所料，廣東省派出省委副書記率省工作組介入事件，村民訴求終獲滿意答覆，事件獲得和平解決。

日前，中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在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會上強調﹕確保以營造和諧穏定的社會環境迎接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

這就對了。維穏是內地的首要任務，怎能小不忍而亂大謀？

烏坎村的維權事件，只不過是地方的貪官勾結商人購地，更以低價補償村民，把大部分利潤轉入地方貪官的私囊。這類事件，在中國農村每有發生，抗爭維權的小騒亂也不是第一次。只不過是出現過在農民運動先驅彭湃的家鄉海陸豐地區，村民有着悠久的革命傳統，因而他們的抗爭顯得更有組織，更為有序和有理有節。

廣東省委是一定要出頭的，這關係到廣東省的政績，這關係到廣東省領導人在十八大中的升遷，他們怎麼會掉以輕心？

幹部賣地獲利分肥

農村的土地由於城市化而受到地產商的青睞，因此成為村鎮幹部謀利的主要來源，也成為地方小騒亂的火種。

現在的農村幹部，大部分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掌握着農村的政治、經濟大權，是中國基層中的特權者。有的地方更出現家族集團，甚且發展黨員也以姓氏劃分，親疏有別，並不以思想覺悟區分。於是在農村也形成一個個的利益集團。

還有的是農村的幹部太多，編制混亂。中國公務員之多，國際稱冠。以鄉政府來說，解放初期，鄉幹部不過五六個人，大躍進時增加至二十人。九十年代後期，居然躍增至一百至三百人。據本世紀初有關部門統計，全國鄉級幹部達八百七十多萬人，平均每鄉有幹部逾二百人。

有這麼多幹部，便要有收入以供給養。賣地取利，便是最便當的增收的一環。

自從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以後，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農村按人口或勞動力分配土地。另有百分之三十實行“兩田制”，即口粮按人平分，責任田按勞動力分配。

至於土地所有權呢，有約四成的村土地所有權歸行政村，百分之四十五歸村民小組，另約百分之十五為村民小組和行政村共有。

問題便在這裏。既然有四成土地歸行政村所有，村幹部便有處理土地的權利。許多村幹部正是以出賣村土地並上下其手來圖利。許多村幹部正是以出賣得好價錢而由村幹部獲利分肥，以至“肥得着唔上襪”。但村民小組與行政村共有的土地出賣，便很容易鬧出糾紛。

加上村政府負責與地產發展商談判出售土地，其補償價錢是高是低，有無枱底交易，村民懵然不知，這正是村民與村領導層糾紛的來源。

賣地糾紛 此起彼落

由於城市化的加速和工業用地的增多，工業和城建與農民爭地的糾紛也越來越多。城建和大企業的主導者是各級政府，而地產商也有某些後台而處於優勢。相對來說，村民便是弱勢群體。他們失去土地，便是失去謀生的基礎。正是“務農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這就是說，村民無地可耕種，無工可上班，最低保障都没有份，那不是迫得他們只能起來造反？

在政府征地補償上，還說有個正當手續，但大都偏低。由於是政府行為，農民只好忍氣吞聲。但村幹部與地產商勾結購地，只給農民分給購地費的很低比例時，他們就不能不起而抗爭了。

正是這種抗爭，此起彼落。海外由於網上傳播，知道得更多，而內地由於聯網，也紙包不了火。所以汕尾地委書記部鄭雁雄大罵境外傳媒，這正說明他奉行的是愚民政策。但現在中央官報發話了，批評這類官員“没有正視村民合理的利益訴求，讓理性的上訪升級為過激行為”。並說，如果當初村幹部能認真傾聽，就不會小事化大，層層升級，讓事件變成群體衝突。另一張北京官報更指出﹕地方政府應認真對待群眾每項不滿，哪怕有些過激的利益追求。

由於有了烏坎村的這個處理事例，相信今後當局對地方局部的騒亂會採取更理性的態度。而且各省市委會更迅速而積極地介入事件，避免“小事化大”，“層層升級”。而中央對地方的考績，也會考慮到各地維穏的程度，更注意到要滿足村民們的“合理的利益訴求”。

汕頭海門的反對燒煤電廠污染的維權事件，有了烏坎村的先例，相信也應可以和平解決。一是電廠遷址，另一是電廠有更可靠的防止煤塵污染的措施。總之，廣東當局一定會積極處理這一事件。

烏坎村維權事件，既說明村民維權意識的提高，更能在抗爭中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態度。而廣東省當局的理性處理，也為這些問題的解決創造一個範例。維權和維穏都是應該的，希望以此為起點，官民都能創造雙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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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下一屆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已經選出，但當前的選情仍然撲朔迷離。現舉出下列情況，再加論述。

第一，選舉結果，據說唐營大勝，唐英年穏取超過二百張的鐡票，而梁振英的卻不足六十。

第二，泛民反對派得票在預期之中，但也可說小勝，因他們取得逾二百票，已達推出一名候選人有餘。

第三，梁振英在政協組別選舉中得票甚低。九十三票選五十五人，其最末四人明年便要讓位給新增的立法會議員，梁振英排第五十一位，實際上是包尾。

第四，反對派高唱如梁振英不足提名票，可能會過票給梁振英，讓他能入場參加競逐。

第五，選舉委員會選舉過後，唐、梁先後造訪中聯辦。

第六，選舉委員會組成雖對梁營不利，但梁仍高調繼續進行選舉工程，直闖新界、深入基層，毫無氣餒的表現。而且還對建屋問題，內地孕婦來港生子等具體問題都一一表態。

第七，唐營的選舉大會聲勢浩大，既有原來的重量級人物站台，還有更多代表性的頭面人物出席。

第八，有報道傳聞中央有大人物分別支持唐梁。說政協副主席，中央主持港澳工作的副召集人廖暉撐唐，而正召集人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卻挺梁。

諸如此類的選情消息滿天飛，真真假假，令人眼花撩亂。

在此，且對這些說法加以拆釋。

首先，要對所謂習近平挺梁，廖暉撐唐的傳聞加以駁斥。這種胡亂報道，迷糊不懂國情讀者的傳媒，十分不負責任。習近平和廖暉在政治地位上差三個層次。習是中央第一級的領導人，貴為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未來的第一把手。廖袛是第三級的國家領導人，他黨內地位只是中共中央委員，連政治局委員都不是，如何可和習近平分庭抗禮？如果習近平拍板挺誰，廖暉何能說個不字？

至於泛民要過票給梁振英，更是不明政情的胡說。別說泛民過票給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梁，是否有這個可能，就是他們願意自動獻身，梁振英敢要嗎？如果梁和泛民掛鈎，那麼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完結了。梁靠泛民過票進入候選，就等於宣布與建制拆伙，他還能會得到選委多數支持嗎？這種幼稚的提法，完全不值一晒。如果由泛民高層提出，則可見泛民政治水平的低下。

“阿爺吹鷄”了没有？

再來分析選舉委員的選票。初步看來，唐營的確佔優。但不要忘記，選舉委員未歸邊的仍佔多數，特別是傳統愛國陣營的，即民建聯、工聯會、漁農界等的票。就是工商界的票，也不完全是一面倒，梁營選勢大會上也有重要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如羅康瑞、蔣震等。

關鍵在於“阿爺吹鷄”了没有？

從選委會的政協小組的選舉結果看來，我認為“阿爺”已經“吹鷄”，並曾在他報著文表達看法，至今没有放棄這個觀點。但的確如俗語所說，政治的事，一天也嫌長，情況隨時發生變化。我們當然希望有兩位勢均力敵的對手競逐，創造競逐選舉文化。而且的確兩位候選人各有優缺，各有擁躉。但是，我們有願望是一回事，實際影響選情的力量並不是依我們的意願而轉移的。我們應該承認，北京的態度才是決定性的，而且《基本法》的規定也是如此。

北京對選舉過程中的基本要求，是要緊緊掌握好安全系數，即不要被反對派有機可乘。如果兩位勢均力敵的對手和另一位反對派的候選人進入競逐，擁有二百多票的反對派，總可以施加一些影響力，這便增加選舉的風險。所以北京的一貫思維，都是希望建制派能協調一人與弱勢的反對派候選人競逐，這樣便可萬無一失。再加上，與其建制派勢均力敵的兩人在選舉決出勝負後，引起一些波瀾，不如及早了斷，在選舉前作出抉擇。

梁振英要得入場券不難

至於梁振英能不能取得一百五十張提名票？如果没有“吹鷄”歸邊的問題，應該不難。梁振英繼續進行造勢行動，就是他認為在正常的情況下，他應該取得足够的提名票的。他有這個自信，才會繼續進行選舉工程。

唐英年的選勢大會，規模比梁的大，參加的頭面人物比梁營的多，不少社團領袖，如廣東社團、福建社團、潮州社團等領導人都參加了，唐唐的發言也準備得不錯，會議也比較精簡和乾淨俐落，以兩個選舉造勢會議相比，唐的造勢大會顯得較好。是唐營的智囊團精明能幹，還是建制陣營已經得到風聲或暗示，以“西瓜靠大邊”的思維，踴躍參加，這就不得而知。

至於兩人在選舉委員會選出後造訪中聯辦，據說當日中聯辦主任彭清華並不在港，可能由某副主任會見。我估計他們兩人只是會報情況，而某副主任可能只是只聽不說。如果作出勸退某人的重大決策，不會由副主任傳達，也許要由更高層勸說。且看唐營造勢大會之後，這幾天的動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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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特首的選委會結果公布，社會議論紛紛。大多數傳媒的分析是唐英年勝算在握，梁振英恐遭滑鐡盧。說是唐營的選舉委員的鐡票超過二百，而C.Y.的卻不足六十。

但是，大多數的選舉委員已經歸邊了嗎？除了泛民的二百票，中間票至少還有六七百。

不過，政協小組的選舉結果卻是帶有指標性的。政協九十三票選五十五位選舉委員，其中最末四人在明年便要讓位給新增的立法會議員，而梁振英得票六十九，剛好是第五十一位包尾，若非“阿爺”發功，何至如此低票？

全國政協委員並非小圈子選舉產生，是由中央“欽點”。這些人應如何投票，自然“春江水暖鴨先知”，並由政協內有關人士傳達。以梁貴為政協常委，並多次擔任全國政協港澳小組召集人，其知名度及人脉關係，相信在正常情況下，應不至“淪落”至此﹗

所以早前便有素以北京靈通消息人士到處打招呼。至於范太，又要C.Y.反省，未知他應該如何反省？要反省的話，也完全不是與其他政協委員溝通不足的問題。

定案在於中南海

我早前曾在“小圈子”內議論特首選情時表示，競選工作分三個層次，最低層次當然是面向廣大公眾，宣傳自己的治港理念和政綱，並走訪各地區和面見各階層各社團的人物，樹立自己的形象，爭取更高的民望，讓各類型的民意調查中能獲得高的比率。

其次當然要做能成為選委的人物的工作。雖說是小圈子，但他們總有一定的代表性。當然，如果“鐘聲”一響，他們多數會有“西瓜靠大邊”的傾向。但你做好他們每一個人的工作，到無記名投票時，也可能有感情因素在起作用。

最後便是中南海的人脉關係了，這是最關鍵性的。有時中南海的某一位最高領導人一發話，乾坤已定，便無人再敢有異議，只有執行的份兒。也有可能最高層並不發話，而由某低一層次的人物在指揮，他可以任性而為，隨個人喜惡而作決定。如上頭不表態，便可最後拍板，並向下傳達。下層當然要奉命而行，圓满完成任務。

這種在人治社會中的黑箱作業，非局外人所可理解。早在第一屆香港特首選舉中，就不僅是風傳而有實際行動表明董建華、楊鐡樑各有北京的支持者。當年的徐四民便扮演當前某政協常委的角色，結果當然是最高一人拍板定案。

中央不願建制派二人競逐

我在早前曾經預計，中央不願建制派有兩人競逐，以免泛民搞局以至漁翁得利。而且中央的慣性思維，總是把保險系數打得很高，因為他們希望萬無一失。當第三屆特首出現曾蔭權與梁家傑競逐時，中南海便不滿意。我們認為當年曾蔭權民望很高，競逐連任已成定局，有泛民代表出來競選，搞搞新意思，增加選舉氣氛，應該是好事。我當年曾為此著文﹕《為這次競選叫好》（見拙著《誰是二０一二年行政長官？》天地圖書），肯定那一次的競逐，但就是有人對這個論點頗有微詞。

那一次是強弱懸殊，絶無失手可能，但中南海總不放心。今天如果出現三人競逐，建制派和泛民共三人參選，即使泛民代表的勝算很低，但擁有二百多票的泛民，總可以翻云覆雨，其“危險性”遠比二００七年的選情為高。因此勸退一人的暗湧早在競逐初期就已經流傳。我也早在九月二十二日著文說及勸退問題，指出如在早前勸退影響不佳，若要勸退極可能在選委會成立之後。並認為如果選委會選舉結果，建制派大勝，讓唐梁兩人競逐的機會便會大些，否則，便要估計讓兩人進入選委會競逐的風險。現在看來，選委選舉結果，泛民應該是小勝。社福界、法律界、高等教育界、教育界以至資訊科技界基本上都是他們的天下。有此形勢，對選委會施加影響，令建制派只有一人參選，此其時矣﹗

中南海發功，便一發到底

由建派一人對泛民的一人，選情便會如曾蔭權對梁家傑一樣，顯然是強弱懸殊，未競選已知結果，公眾當然減少“觀賞”的興趣。但重要的是，避免了民望高的在選委會中反而失敗落選的尷尬，這正是當前中南海提前發功的原因。

有人認為早前已有曾勸退C.Y.之舉，但他卻勸而不退，“一意孤行”。而且競選工夫做到十足，並且技壓群倫，使民望遙遙領先。假如他能爭取到一百五十票的入場券又如何？

估計這個可能性不大。中南海既已發功，一定一發到底，不容有失。選委會唐營既然已有鐡票，再經有關方面認真做工作，建制派的兩百多票歸邊，又加上選委會中不少人有“西瓜靠大邊”的心態，還有多少人違反北大人的訓令呢？

不過梁振英也不必氣餒，他的努力不是白費的，他的表現也自有公評。我在十月十三日又寫過“振英進退俱宜”的文字，說“如果這一屆他得不到中央的祝福，並不是他不愛國愛港，也不是他們管治能力受到質疑，恐怕關鍵在於對手受到的祝福由來已久，頗難改變”。到了二０一七年，梁振英多年的努力難道還不應得到回報嗎？

人心總是同情弱者。梁振英好像暫時受到委屈，按照化學原理，積聚的柴薪煤炭，很容易自燃。到時候，燃出的光芒也許更為艷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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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成虎”和“曾參殺人”這兩個成語故事，出於中國古典名著《戰國策》。

“三人成虎”不是說三個人合起來便會如老虎般的勇猛，而是說如果有一個人說街上有老虎，魏國的大王當然不信，第二個人再說，大王仍然不信，到了第三個人再說，大王便不得不信了。同樣的一個成語故事，更出在孔子七十二賢人中的曾參，當時他住在費國，當地有一位與曾參同名同姓的人殺了人，有人報告了曾參的母親。曾母正在織布，便說，我的兒子不會殺人。後有第二個人再報，曾母仍然不信。到第三個人再報，曾母不得不信，並且便棄下織布的梭子，翻牆而出了。

這就正如法西斯德國時期，希特勒當權，他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聲稱謊言如果說上一百遍，便會變成“真理”。

抺黑行動已經開始

當代謊言當然不會靠人們奔走相告，今天的傳媒無所不在，大氣電波、電腦上網、報紙雜誌。如果有人利用傳媒，把謊言說上多遍，便不由你不信。就是頭腦十分清醒的人們，也不免半信半疑。這就是現今特首競選戰，某些傳媒有意抺黑對手作為選戰一環的來由。

自有民主競選以來，傳媒便是重要競選工具。但是傳媒工具又往往被政客利用，作為抺黑的載體。民主選舉歷史最為悠久的英美國家都不例外，香港又怎可能獨善其身？現在特首競選已進入關鍵階段，雙方背後的支持力量，為了擊敗對手，當然無所不用其極，儘量搜集黑材料，以此打擊對方。

香港特首競逐的抺黑行動已經開始。最近有些報刊集中揭露梁振英主政的戴德梁行被收購，可能導致破產，又涉及他在某地產商的一場官司中證詞不實等等，但都為當事人一一否認，並發表鄭重聲明。

早前關於唐英年的“感情缺失”問題也曾熙攘一時，由唐唐偕同夫人出面說明是“過去式”，並得夫人諒解而告一段落。但市面上仍傳說紛紛，說再有“堅料”，將陸續出爐云云。

抺黑抺到我的頭上

最無辜的是抺黑竟抺到我的頭上。某報咬定我是挺梁的，該報大概是堅定挺唐唐的吧，於是拿我開刀。一連數天，重砲攻擊，說我的文字是為“阿爺添煩添亂”，“亂吹一通”。繼則封我為“土共大砲”，說聯合香港教聯會和工聯會，合演“土共反唐戰”及“土共總動員”。罵盡全港愛國力量，結果遭到我的著文反擊。

終於，該報最高負責人不得不親自約見，連聲道歉。

以為事情告一段落，但該報仍死性不改，再次指名道姓，在專欄文字上指梁振英可以唐英年的“感情缺失”做文章，並可“假吳康民之口，以捍衛女性尊嚴之名，義正詞嚴，痛心疾首的譴責唐英年枉費中央一番裁培”，“製造假象，借刀殺人”。

什麼時候我成為別人手中的工具，攻擊武器？這種含血噴人的行徑，再次出現在一家大報的專欄上，實在令人十分遺憾﹗

本人在香港從事教育工作六十餘年，從來不貪名利，更没有依附任何權貴，獲得任何好處。有上萬的校友、家長、親朋可以作證。我晚年讀書寫稿，娛人自娛，以文會友，更是清心直說，絶不會為了某種利益，發表違心之論。

而且我多次著文說明，在這場特首競逐之中，到目前為止，我保持中立。因為參選雙方，都各有長短，他們也都是我的朋友。更何況我無權無勢，連選舉委員的席位都没有，如何能影響選情？

期望有一場政策辯論

抺黑行動將為本屆有競爭的選舉蒙上一層陰影。但我相信這並不是唐、梁兩人的本意，更不是他們有意擴大打擊面到我這個無辜的人身上。這是他們背後的一些人和一些諸如某報所說的，喜歡製選“娛樂新聞”的一些傳媒製作的。明智如唐、梁兩人，應該儘量制止這些行動。抺黑行動發展下去，對競選有害無利。如果情況惡化，要中央叫停的時候，也就是熱烈的競逐變成無聲無色的時候﹗

說抺黑行動，當前的材料還只是小兒科。論“感情缺失”，誰能比得上當年美國總統克林頓的轟動？論誠信指責，誰還能比前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問題更大？

抺黑行動，就是說本來不是黑的，或只有點灰塵，於是加以加深塗黑，這本身就並不是一種正派行動。何況俗語有云﹕真金不怕烘爐火，經過“抺黑”的洗禮，一個人也許更加健康起來。

我在這裏要奉勸兩位候選人，目前的競選工夫不應採取抺黑行動，也不應放在防備抺黑行動上，應該不是防禦，而是進取。應該更好地宣傳自己的政綱，提出更具體的治港理念，以爭取民心。這一次的競逐，已經開了一個好頭，即兩位候選人都深入民間，了解民隠，更與若干社會團體的公眾進行對話，這是過去的選舉所没有的。現在，我們更期待有一場在電視機前的健康的政策辯論，顯示兩位領導人的風度，急智和文采。更重要的是，他們能不能用扼要的語言宣傳自己的治港理念和公眾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我們希望，兩人都是各有各的精采，令我們難以取捨﹗

完稿之時，傳來選委會選舉的正式結果。看來，選情又有另一番風景。發展如何，容後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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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對本地的方方面面要求都十分苛刻，批評責罵之聲不絶於耳。是的，香港特區政府施政有不少可議之處，香港社會的貧富懸殊令人側目，香港的示威遊行是國際之首，香港的議會暴力也已取代台灣而為世界之冠。總之，每天打開報紙，負面消息觸目驚心，外行人以為香港是一個百孔千瘡不宜居的城市。

可是，內地遊客來港的自由行成為香港的一道風景。他們既買奶粉，也買名錶和珠寶，更有不少大款一擲億金，把香港豪宅炒高。他們的消費是香港經濟繁榮的一大支柱。

不僅如此，內地的報刊經常報道香港的先進管理和成功經驗。光是北京的官報，五個月來，就多次介紹香港可供借鑒的種種。

七月六日，官報大篇幅報道﹕“香港怎麼管公車”。所謂公車，就是為官員服務的大小汽車。

內地“三公消費”往往為人詬病，因為涉及數千億的財政支出。所謂“三公”，就是濫用公家提供的汽車，公務員任意用公費應酬名義大吃大喝，利用公費到風景秀麗的地方開會和出國旅遊等等。

該報寫道，素享亷潔盛名的香港，官員們如何使用公車，可以為內地借鑒。

據報道，香港六千三百四十三輛公家汽車，就能滿足十七萬公務員的需要。

在香港，政府物流服務署負責執行政府的車輛管理。其中不超過四十位的司局常任秘書長以上的高級官員，才可以使用公家汽車不受限制。但因為車牌都有官方標誌，濫用很容易被市民和傳媒察覺，受到輿論甚至普通公眾的抨擊。

六千多輛公車，其實包括近兩千輛貨車和五百多輛巴士，還有消防、救護、垃圾車和警車一千七百多輛，而其中小汽車不過千餘輛而已。

內地公車濫用的情況嚴重，過去規定只有副部級和副省級以上高級官員才有專用小車，但現在各村鎮的小幹部都配備公車，公車與官員的比例遠超香港。

有的官員乘車赴娛樂場所尋歡作樂，害怕有人揭露，居然在夜總會等地方泊車而把車牌掩蓋，蔚為奇觀。

防水浸和稅務豁免都上報

七月二十五日，該報又報道“香港如何防水浸”，說香港年降水量達二千三百毫米以上，加上颱風頻頻，但低洼地帶積水情況並不嚴重。因而贊揚香港的防水浸工程做得到家。說香港周詳的設計，不斷的巡查，預防性的維修，檢查防洪裝置，還有洪水警告響聲系統等等都很先進。

每有暴雨，香港也有局部地區水浸，傳媒市民多加責罵。原來在內地看來，香港的預防水浸已是十分先進了。當然，如果和泰國的這一次大水災使首都曼谷水浸多日比較，香港應該說是先進的。

至於香港的新居屋計劃，被官報贊揚為“讓中低收入家庭重燃置業希望”，說香港特區政府“重啟居屋計劃，保障公屋供應，加快放出土地”，是關心民困的一大德政。

香港的稅務豁免，又是內地的讚美話題。據報道，說香港一位單身青年，年收入十七萬八千元，只需繳七百二十九元，引起內地網民熱議。其基本論點就是香港稅項的豁免甚多。如以家庭報稅，有二十一萬六千元的免稅額。有一個未成年的孩子，豁免五萬，供養已退休年過花甲的雙親，再豁免六萬。相比之下，便覺得內地的稅率較高。

不過，香港稅收十分嚴格，作弊逃稅的可能性很小，不像內地，存在不少偷稅、漏稅的事件。

不是官報的報道，我還不知道，穿制服上班的納稅人，可以在納稅中申請扣除“制服清洗費”；專業人士，可以扣除參加有關專業團體的會員費。

相互學習 加強“國情教育”

香港的種種，為什麼能得到內地的讚揚呢，我們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嗎？

應該說，在“硬件”方面，是內地發展快，但“軟件”方面，是香港方面優勝。

許多人都讚揚香港的管理科學先進，許多公司的管理，許多公營事業的管理，大多比內地先進。所以內地曾派出許多人來香港培訓或跟班進修。但是即使內地培訓了不少有先進管理科學的人才，到了內地的大環境下，或者不能施展所長，或者受到不良環境的薰陶，不久便“同流合污”了，這是值得深思的一個課題。

相互學習是一件好事，內地有不少東西是好的，我們不應以有色眼光去看大陸，認為不屑一顧。外國人現在正在研究“中國模式”，作為中國的香港人，不應該認真研究學習內地的先進事物嗎？內地已經伸出手來，不斷介紹香港的先進經驗，即使在香港仍受到不少批評的東西，只要有可取之處，內地便加以介紹。但香港人卻又了解了多少“國情”呢？一說起“國情教育”，就被某些人嗤之以鼻，貶之為“洗腦”，這種反共的有色眼鏡，也應該是除下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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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徐麗泰在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退選特首之時，特別表示有傳聞中央以全國政協副主席一職，來換取她不參選的決定。她雖極力否認，但此一表態和否認，表現出她口頭謙虛，心竊喜焉。范太既然貴為全國人大常委，再上一層樓當然是當全國政協副主席。而且她說，若有香港人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都是已退任的特首云云。這不正是她之前準備參選特首，最後希望踏上擔任“國家領導人”的青雲路嗎？

全國政協副主席，是港人企昐得到的最高榮譽。因為它已是國家領導人級，享受的禮遇自有不同。比它高的全國人大的委員長和副委員長，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這個級別，從來没有港人獲得過。國家主席和委員長不用說，就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歷史上也從來没有港澳人士的份兒。因為除了全國主要民主黨派和少數民族代表性人物外，其他人士難得沾上這個“最高權力機關”領導人的邊。

因此，即使是傳說，也只是傳說誰當人大常委，誰當全國政協副主席，從來没有傳聞哪位港人能當上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

與香港算是有點關係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前有李沛瑤，他曾在香港培僑中學就讀，是我的學生。但他是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出任的。後有成思危，他曾在香港香島中學就讀，但他是以民主建國會的主席身份出任的。況且他們的家世也十分顯赫。李是李濟深的兒子，李濟深是原國民黨的要員，資格比蔣介石還老，新中國成立之時擔任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成是名報人成舍我的兒子，成舍我在國民黨報界地位崇高，後居台灣，有相當影響力。

第八屆才有港人副主席

至於政協副主席，從第一屆到第七屆，即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二，都没有港人的份，只有到了一九九三年的第八屆，港人安子介和霍英東，才第一次登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寶座。

安子介和霍英東先後辭世，二00五年，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缷任，方被補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後來澳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缷任，也隨即被補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創造了港澳兩地首任行政長官缷任即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先例。

但是，是不是凡是港澳缷任的行政長官都有可能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呢，這正是一個港澳人士熱議中的課題。因為明年曾蔭權即行缷任了，他是否能再上一層樓？

如果凡是港澳缷任的行政長官都能升任國家領導人，並成為慣例，恐怕會引起內地各省市第一把手退任者心理上的不平衡。因為內地各省（直轄）市第一把手，除非已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政治局委員已是黨的中央領導人）的，鮮有退任後安排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一般是安排到全國人大屬下的委員會擔任正副主任，這是相當於人大常委的職位。近年有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記憶之中，只有原貴州省委書記錢運錄一人。但他是到全國政協幹實事的，擔任了全國政協秘書長。

中央未必願立此慣例

由此可見，中央也許不想立這個先例，並形成慣例。但也說不準，有時領導人的一句話，也就可以改變原定的規則。例如，全國政協常委，本來有一個年齡的框框，但黨內外有別。黨內人士要求嚴一些，黨外人士鬆一些，但都規定八十後要退。不過，只要有領導人說一句話，便有例外。

至於非特首退下的人士，誰能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呢，過去任命安子介和霍英東，都是由於他們的德高望重，或在香港有相當的影響力，或對國家貢獻良多，所以予以委任。我知道過去有個別香港全國政協常委曾活動升任政協副主席，但直至去世都未能成功。

全國政協副主席雖是委任制，但也有一定的潛規則。在內地由於候選者甚多，會更嚴格一些。上面說過，各省市封疆大吏，退下來都只到人大或政協擔任常委或其下屬委員會的正副主任。像最近因滿六十五歲退下的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大家的推測都是去擔任人大常委會轄下的某委員會的正副主任，從來没有人預測他會去當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廣東省之大，加上黃華華的政績不錯，都升不了官，香港還有誰能德高望重到這個級數？

過去有傳說中央曾有意委任香港的李嘉誠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以他的權勢和中央對他的倚重，這個傳說可靠性很大。但又據說為他所拒，理由是他是一位跨國的企業家，業務遍佈全球，活動也遍及國際，如果擔任“國家領導人”，有所不便。此說言之成理。

香港的幾位超級富豪，都没有擔任政協職位，倒是他們的“富二代”出任全國政協常委。但他們還未達到“德高望重”的級數，要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仍然有待。

環顧左右，全港仍未有人達標。有人流口水，只能望梅止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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