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名古屋還能友好嗎?

最近,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大發厥詞,指日軍在侵華戰爭中,並没有南京大屠殺這一回事。

奇怪的是日本名古屋正是和南京結為友好城市,奇怪的是此市長發表謬論的場合是在中國派出南京友好代表團到該市進行訪問的招待席上,更奇怪的是中國代表團的團長,南京市政法委書記劉志偉對此挑釁性的發言不加反駁。

此事引起中國的公憤,外交部表示抗議,南京市宣布暫停南京與名古屋兩市間的官方往來,這已經是極為厚道的回應了。

日本右翼分子,屢次否認南京大屠殺,屢次否認侵華戰爭中的殺人放火、強姦婦女的種種違反人道、違反國際公約的罪行。更常常因為參拜供奉甲級戰爭罪犯的靖國神社,引起中國及亞洲受害國家的抗議。

但是,惡性難改,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在當局的默許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宣揚軍國主義,篡改歷史教科書,提倡武士道精神,荼毒青少年,縱容右翼勢力。在靖國神社旁邊,既有高舉太陽旗作勝利歡呼的日本侵略兵的雕塑,更有宣傳軍國主義的“遊就館”,還有宣揚武士道精神的“武道館”,這一塊軍國主義“教育基地”,經常組織一批批青少年學生前來參觀。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華戰爭中最大最早的罪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國民黨政府棄守當年的首都以後,在日本軍司令松井石根的指揮下,對南京軍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進行了長達六個多星期的大屠殺,殺死中國軍民三十多萬人。目的就是要瓦解中國軍民抗戰的鬥志。這種慘無人道的戰爭罪行,已經被當年目擊的不少外國傳教士和記者,用文字和照片記錄在案,如《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等等,鐵證如山。這比法西斯德國在歐洲的屠殺猶太人,有過而無不及。

但德國人戰後對戰爭罪行的懺悔比較徹底,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卻是野心不息,常常緬懷往前軍國主義的風光日子。二十多年前,日本評論家田中正明,還輯寫了一部《“南京大屠殺”的虛構》,滿紙荒唐言,極盡顛倒黑白的能事,斷章取義,任意取捨,他把侵略軍頭目松井石根洗刷自己的罪行的《陣中日誌》大量引用,把中國受害者的親身遭遇貶為“政治宣傳”。為此,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於二00六年編輯出版了合共二十八卷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以文字、文件、圖件以及大量官方和民間的調查資料、受害者的訪問等等,並加上日本侵略軍自己的日記、書信、軍方文件以及第三國的記者、傳教士等的證言和回憶錄,以極為豐富的材料,有力駁斥了日本方面的謊言。

  一八九九年和一九0七年訂定的《海牙陸戰法規與慣例公約》規定﹕軍事佔領者應尊重當地居民生命、財產、家族榮譽和權利、宗教信仰,禁止掠奪和集體懲罰、虐待、殺戮戰俘。聯合國成立以後,更訂定了《戰爭罪行和危害人類罪行不適用法定時限公約》,對當年的戰爭罪行的追究仍然有效。

中日人民應該是友好的,當代的日本人也不可能要為他們的祖、父輩肩負原罪。但以史為鑒,提倡和平,譴責戰爭罪行,應該是日本人民的責任。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宣揚南京大屠殺是虛構,應受到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的道德讉責,劉志偉書記没有當場嚴詞反駁,中國人民感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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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卡錫主義與《信報》

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有一位共和黨人叫麥卡錫。他在二戰以後便已是參議員,其人極端反共,在任職參議員期間,大肆渲染“共禍”。聲稱美國共產黨已經滲透美國政府及知識界,促使政府成立“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亂指許多科技界,新聞界、影劇界著名人物為共產黨,並說他們為蘇聯間諜。結果導致美國許多名人,如喜劇大師差利‧卓別靈、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以至華裔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等都遭到迫害。

更為悲慘的是使著名科學家朱利葉斯和羅森堡夫婦被判處死刑而被處決。

差利‧卓別靈是一位偉大的、家喻戶曉的喜劇演員,拍過批判資本剝削的《摩登時代》和反法西斯的《大獨裁者》。但因麥卡錫要迫他答覆是否共產黨員,差利為了人的尊嚴,拒絶作答,被迫離開美國,遠走瑞士。這在當年,是一件轟動世界的事件,差利‧卓別靈被稱為“全世界最著名的被放逐的人”。

後來,卓別靈經過五年的醖釀,在倫敦拍攝了另一部影片﹕《國王在紐約》(A King in New York)。差利在這部片子中,嘲笑美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包括麥卡錫主義。片中有一段是差利和他的兒子的對手戲,說是一位外國國王去參觀美國一家小學,結識了一位天才兒童,而兒童的父母,正在受到“非美活動調查委會”的調查。這位外國元首,竟也因此吃了官司。影片演出了差利的拿手好戲,諷刺入木三分,幽默滑稽,十分有趣。

亂扣紅帽子

今天香港的《信報》,也一如麥卡錫,到處抛出紅帽子,企圖抺紅不少社會知名人士。

以本月16日該報的政情版為例,先抛紅帽子給曾德成局長。說他是共產黨的證據,“莫過於他曾擔任《大公報》總編輯一職”。

接着說曾德成的哥哥曾鈺成,“中共黨員”的證據是“曾任培僑中學校長及校監”。因而前校長吳康民也是,甚且離開培僑到香港新華社工作的周志榮也是。以此類推,曾任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秘書長的梁振英也必是。說咨委會秘書長的職位比新聞、教育機構更重要,“猶有過之”。因而咬定他的“土共”身份。但《信報》的負責人知不知道,當年的咨委會既包容有不少今天仍在台上的泛民人士,其主持人正副主任(當然比秘書長更重要)安子介、羅德丞等人,按照《信報》的“重要性”的邏輯,也應該都是共產黨員了。

亂扣紅帽子是世界上一切反動勢力的慣技。過去在蔣介石統治大陸期間,被扣紅帽子而遭殺頭的共產黨人或疑是共產黨人數以百萬計。蔣介石退居台灣以後,認為國民黨失敗不在軍事潰敗,而在於共產黨的渗透,於是大搞白色恐怖,又殺了共產黨人及疑似共產黨人以數十萬計。今天,香港已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即使是共產黨人或疑似共產黨人,都没有被殺頭的危險。但《信報》利用香港仍有部分人有“恐共”病,因而肆意抺紅,亂抛紅帽子。這是一張“貨真價實”麥卡錫式的反共報紙。

傳媒應有公信力

香港特首競逐,本應是良性競爭,但當前不僅是互揭隂私的“西九門”與“僭建門”之爭,更來了一場“抺紅”與“抺黑”之戰,而《信報》是始作俑者。其惡毒的手法,不僅為唐英年幫了倒忙,而且與中央人民政府對着幹。他們的後台既要去大陸炒地皮賺大錢,又與反共的泛民分子暗通欵曲。至於有無與美英外國勢力勾結,尚待查核。

當前的香港政治生態十分複雜,在這場特首選舉之中,外國勢力正在插手以便把水搞渾,並加以操縱利用,值得從政者,競逐者提高警愓。我們希望香港的政局有良性的發展,傳媒更應該是持平公正的報道,社會才能够繁榮穏定。不然,龍年開始,形勢動盪,絶非港人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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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習近平美國之行,可以說是一場“考試”。美國在看,全世界也在看,中國人更要看。結果,他考得一場滿分。

習近平表現得“滋油淡定”,有剛有柔,分寸拿控得極好。最精彩的一幕,是回答美國官員對中國人權問題的責難。

美國以為挑到了中國的一條軟肋,既要向某些美國反華人士有所交代,又要打擊中國的要害。結果給習近平的一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打回頭。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成為一句經典語言。美國人自認為他們的人權紀錄最好,一切國家的人權都要以美國的為準。他們每年都要發表對中國及其他國家的人權報告,說三道四,數說他國人權情況的不是,對中國的更是一句好話都没有。

應該指出,中國的人權狀況的確有值得改善的地方,但美國的人權狀況就十全十美嗎?針對美國經常對中國的指責,現在中國也每年發表美國人權情況的報告,列舉事實和統計,駁斥美國自以為是的霸氣。

習近平並不準備和美國對罵,這也有違中國人作客之道。他的一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是說,中國的人權狀況不是最好,還有許多值得改善的地方,我們將盡力去做得更好。但美國佬也不要自以為最好,你們也要進一步去改善人權,做到更好。

這一句經典語言,化解了一場爭議。既承認自己的不足,也要求主人家自我檢討。好吧,大家來個人權比賽吧,大家都爭取做得更好。

美國人又整天叫嚷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即美國對華貿易中的逆差,是中國佔了便宜。習近平駁斥了這種貿易的“美國吃虧論”。說中國的進口貨令美國的消費品價值較低,相當於美國每戶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一千美元。而去年美國每個農場對華出口逾一億美元,相當於每個農民出口近四千美元,中國農民並没有埋怨美國農產品搶了他們的飯碗。

至於中美貿易所以出現逆差,是美國不肯放寛高科技產品對中國的出口所致。

說實在話,美國對華的半禁運,實際上是鼓勵中國科技界快馬加鞭,加速高科技產品的創造和發明而已。

還有一個例子,美國通用(GM)汔車公司,瀕臨破產邊緣,全靠在中國的合資公司生產的汔車,佔了中國市場的最高額,才救了該公司的生命,並保住其在美的數以萬計的職位。

習近平的參觀安排也充滿了人情味,既去奧瓦州探望二十七年前的老朋友,顯得溫馨又念舊。又去看美國人最喜愛的N.B.A籃球賽,有點與民共樂的意思。既和奧巴馬、拜登等當權的民主黨人打交道,也與一批老牌的共和黨人如基辛格等會唔。短短五天,面面俱到,這個布局和安排,顯然是習近平自己的主意,顯出他的政治智慧和策略水平。

我與習近平有幾次近距離的接觸,兩次在杭州他擔任省委書記的會唔中,另一次則在人大主席台上,並和他寒喧之後合影。當然深交談不上,但初步印象,他是一位平易近人而又十分沉着並不隨便發言的人。近日,觀察他訪美之行,一言一動更顯出他的睿智和機警的一面。今年是國家領導人換屆的一年,如果是一人一票,我一定投票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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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中國、香港 新聞雜陳

近日的新聞頗多亂象,從國際、中國到香港,新聞處處,怪事橫生。要分別評論已經來不及,只好綜合分析,談一點看法。

在國際上,敍利亞局勢成為焦點。內亂近年,亂個不停。英美等大國都加插手,都是為一已的利益。更為了孤立打擊美國眼中釘的伊朗,爭奪地緣政治的戰略價值。希望再來一次利比亞的“聯合國決議”,採取“有限度”的軍事干預,取得全控該國的優勢。中國在上一次利比亞決議案的棄權上了當,這一次堅持要在阿盟框架下解決問題。不惜在聯合國常理會上投了反對票,算是腰板硬了一次。中國外交特使吳思科說,“無論是採取伊拉克式的地面打擊,還是利比亞式的空中打擊,最終受害的還是這個國家的人民”。這就有點覺今是而昔非的味道。中國近年的外交措施上有不少可議之處,希望這一次的使用否決權,應該成為近年在國際活動上盡一個大國責任的起點。

民選的總統隨時可以用軍事政變推翻,連與世無爭被稱為世外桃源的南亞小島國馬爾代夫也發生政變。這個人口只有二三十萬,只靠沙細水秀的水上活動天堂,也並不平靜。可見民主選舉也並不是萬能藥方,世事往往不能從常理推測。總統和議員也被警方打傷,國家博物館的大批佛像被毀。如此亂局,只能推毀該國唯一的產業──旅遊業。據說政變是印度與中國的外交角力,被推翻的總統對中國友好。是耶非耶,還待觀察。

重慶出事 吳英判死

中國在今年秋季,將會召開“十八大”更換中央領導人。一向獨立不群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以“唱紅打黑”,風頭極一時之盛。但突然間他的愛徒,剛升任副市長的王立軍,過去當公安局長時是“打黑”的猛將,卻 “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需要“休假治療”,這真是咄咄怪事。甚至還進入美國領事館逗留一整天,更是增加了神秘感。

重慶的“唱紅歌”剛剛唱到香港,爭取境外輿論支持。王立軍事件有無涉及派系鬥爭,有待進一步的消息加以澄清。

浙江東陽本色集團董事長吳英集資詐騙案二審被判處死刑,引起海內外輿論廣泛關注。一些知名學者和律師為吳英求情,認為其犯罪行為背後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罪不至判死。官方新華社並以“吳英案引熱議凸顯中國體制改革急迫性”為題,發表消息,引人深思。

女商人吳英,曾被封為全國十大首富之一。她利用國營銀行不願向民營中小企業借貸,而用民間集資借款致富。實際上就是靠高利貸發家,因而被控“集資訛騙”判刑。

鑒於中國不少高官貪腐逾億,罪行昭著,近如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正部級),也只判個死緩。高官貪污,應比民間訛騙罪加兩等。但何以寛此嚴彼,這是引起民間強烈反彈的原因。

此案現正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批淮。民間呼聲,以及公眾對過去判例的比較,相信會引起最高法院的注意。但此案引起關注,反映民間對法院寛待高官貪腐、犯罪輕判的不滿。

自駕遊惹風波 挑岔子相互指責

港人和內地人對立的輿論風波,仍未遏止。我曾以《相互包容 促進和諧 同譜凱歌》為題著文,希望港人冷靜。同是中國人,同聲同氣,不應為一些個別事件擴大裂痕。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個內地與香港相互開放“自駕遊”又引起頗大風波。某些政客又乘機“抽水”,強烈反對之餘,並對內地多所指責。

“自駕遊”早在數年前由港方與內地擬定。大概是為港珠澳大橋的通車做好準備,使兩地駕車人士能利用臨時駕駛執照方便來往兩地。臨時駕駛執照有數目限制,同時也是互惠的,內地人可以駕車來港,同樣本港人士也可利用這一互惠駕車去內地。

加拿大與美國邊境遼濶,兩國車輛一般可以互通,已成慣例。內地與香港同屬一國,駕車互通,本屬正常。當然,現在兩地互通的車輛以港車進入內地為主,領有兩地牌的大約已逾兩萬,一向相安無事。

現在增加少量小汔車,定時定量來往兩地,只要嚴格限制數量,並有簡單培訓,相信不成問題。有人把內地某些車禍的具體例子,擴大到內地駕駛人的全部,危言聳聽,以阻止此項政策的推行,實有誇大之嫌。將來如推行後發生個別車禍,必被渲染得嚴重之極,甚且上綱上線。因此,推行此次政策,仍應慎重為主。各項有關細則,必須嚴格訂定,推行時間可以稍為推後。

特首候選人的相互指責,繼扶貧問題之後,又互揭申報利益問題。有指梁振英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中涉嫌有利益衝突。指十年前一個參賽隊伍被懷疑與梁有關連而被取消資格。梁則辯稱事前並不知情,而且過程中並無收取費用,雙方也没有業務關係。

唐英年的大宅僭建事件,鬧得滿成風雨,唐唐又再推出太太來承擔責任,似乎頗為牽強。此事正在發酵,對選情影響有多大,仍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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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駕遊應該緩行

近日,香港與內地汔車自駕遊的爭議又鬧得紅紅火火。繼名店拍照風波,“雙非”孕婦來港生子,北京教授謾罵港人等等,內地與港人的關係有點劍拔弩張之勢。再來個內地車領牌來港漫遊,有如火上加油,實非緩和兩地矛盾之道,所以應該緩行。

“自駕遊”原在前年雙方取得協議,每日有限度的的開放若干臨時牌照給兩地車輛,更為來日港珠澳大橋通車的三地交通聯線作好準備,用意不可謂不善。可惜碰上當前的“風頭火勢”,周日更有群眾簽名集會,怒斥為禍港惡政,說自駕遊將導致“車毀人亡”也。

港人所以有這種情緒,事緣近年內地有幾宗致命車禍,令港人印象難忘。一是佛山一個小女孩悅悅被車撞倒,司機不顧而去,途人不加施救,最終導致女童死亡。另一是某地有人撞傷一女子,見她凝望車牌,害怕她報警追究,便將她用刀捅死。至於持勢遇車禍而逃避刑責,甚且小人物撞傷女學生居然說出“我爸是李剛”的混話,更在網上流行多時。況且內地車禍的保險規則不太周全,竟有撞傷不如撞死的傳說,也令港人心寒。

香港與內地的駕車文明,遠不及歐美等西方國家,這是我親身有所體會的。內地的駕車文明,又不及香港。比如在香港,從班馬線過馬路,應該是安全的,在內地則不然,連衝紅燈的也不鮮見。至於隨便U轉,在雙白線扒頭,大型車佔用快車線,更是稀鬆平常。去年我在北京險遭車禍,就是在長安大道,有一小汔車越過雙線擬佔線左轉彎,差一點與我乘坐小車相撞。首都尚且如此,其它大小城市的駕車文明,更好不到那裏去。

因此,如果開放“自駕遊”,內地小汔車臨時來港上路,加上左右軚汔車的駕駛習慣不同,適應需時。萬一出現一宗小小的車禍,必被渲染成大事件,為此而擴大矛盾,更是有礙兩地融和。

其實,現在香港人擁有兩地車牌的車輛已有兩萬餘輛,港車在內地奔馳的已有足够數目,也不在乎增加這幾百個自駕遊車牌。

如果內地客要來香港駕車,可申請一個臨時執照,在港租一架小汔車就可以了。這等於港人到歐美等地,都有租車作自駕遊的。在本港租一架車子,過過自駕遊的癮,比駕車來港,更為方便。

同時,內地的各大城市,也應該擴展租車服務,這是現代城市的必備項目。如果兩地租車手續和服務都十分方便,那麼,這個越境的自駕遊也就没有太大必要。

自駕遊要擴大到港澳和內地,也可以由特許的租車公司代辦。這樣,便容易解決車輛的維修安全和保險等問題。

駕車人只要申請一張類如國際駕駛執照,便可以自駕遊了,當然這没有用自己的汔車那麼方便。

如果開放小量內地汔車自駕遊來港,內地人受益不大,卻徒增爭議。如果逐步開放更多的內地車輛來港,則本港道路又不勝負荷,更增加堵車和停車場的壓力。

所以,自駕遊一事,宜從長計議。其實,這並不是影響國計民生的事,只是满足有車階級的旅遊興趣而已。當局何必因小失大,再次惹起一場反政府施政的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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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反共,故態復萌

《信報》在特首競逐中,偏袒唐英年,這完全没有問題。但因此對梁振英的“西九門”事件,卻肆意抺黑有關人士。對民政局長曾德成的回應,強指其“謬誤處處”,這也可以討論。有關事件,有爭議稀鬆平常,但因此而一再攻擊共產黨,並認定梁振英是共產黨,因此不應選他,這是什麼邏輯?這樣能幫上唐英年的忙嗎?

我認為,唐英年如果希望上位,應該和這類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傢伙劃清界線。你要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和共產黨對着幹,有前途嗎?

很可惜,唐先生用的傳媒公關人士,正是極力反共的人物,她的家人,又是《信報》主持政治言論負責人﹗

三個月前,《信報》連續攻擊我與香港教聯會、工聯會聯合演出“土共反唐戰”,說是“土共總動員”為“振英同志種票”。經我在本報發表《“信報”淪為反共報紙》予以痛斥。翌日《信報》主席陳慶祥先生致電給我,約定會唔。在會唔中,他表示道歉,並說還代表老闆致意,說是下面的編輯人員幹的,不是他們高層的意思。但是,《信報》的反共文字並未收歛,而是接二連三地在專欄發表露骨反共言論。

這一次,該報借有關“西九門”事件,攻擊曾德成“連串謬誤涉嫌護短”,進而攻擊《大公報》是共產黨的喉舌,再而牽連曾的哥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再次把我以及梁振英等均“以此路進”加以攻擊。

李柱銘也來幫腔,說唐梁如有辯論時,應要梁振英交代共產黨員身份云云。

特首競逐,本應是比政綱、比治港理念和施政能力,現在《信報》把水搞渾,變成應比誰不是共產黨員。就是說凡是共產黨人都是壞人,不應入選,用心何其毒也﹗

我一再著文說明,我對唐英年和梁振英並無偏愛,也希望他們都是君子之爭。很可惜,最近的“西九門”和“僭建屋”事件的發展遠非人們所期待的政綱辯論,但我絶不捲入這些爭議之中,既不發表評論,也不接受記者詢問。

只是今天《信報》再次用反共的言詞來抺黑對方,實則是為唐英年幫了倒忙。如果唐唐靠反共登場,中央會妄顧大局而批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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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中國、香港 新聞雜陳

近一周的新聞頗多亂象,從國際、中國到香港,新聞處處,怪事橫生。要分別評論已經來不及,只好綜合分析,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在國際上,敍利亞局勢成為焦點。內亂近年,亂個不停。英美等大國都加插手,都是為一已的利益。更為了孤立打擊美國眼中釘的伊朗,爭奪地緣政治的戰略價值。希望再來一次利比亞的“聯合國決議”,採取“有限度”的軍事干預,取得全控該國的優勢。中國在上一次利比亞決議案的棄權上了當,這一次堅持要在阿盟框架下解決問題。不惜在聯合國常理會上投了反對票,算是腰板硬了一次。中國外交特使吳思科說,“無論是採取伊拉克式的地面打擊,還是利比亞式的空中打擊,最終受害的還是這個國家的人民”。這就有點覺今是而昔非的味道。中國近年的外交措施上有不少可議之處,希望這一次的使用否決權,應該成為近年在國際活動上盡一個大國責任的起點。

民選的總統隨時可以用軍事政變推翻,連與世無爭被稱為世外桃源的南亞小島國馬爾代夫也發生政變。這個人口只有二三十萬,只靠沙細水秀的水上活動天堂,也並不平靜。可見民主選舉也並不是萬能藥方,世事往往不能從常理推測。總統和議員也被警方打傷,國家博物館的大批佛像被毀。如此亂局,只能推毀該國唯一的產業──旅遊業。據說政變是印度與中國的外交角力,被推翻的總統對中國友好。是耶非耶,還待觀察。

重慶出事 吳英判死

中國在今年秋季,將會召開“十八大”更換中央領導人。一向獨立不群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以“唱紅打黑”,風頭極一時之盛。但突然間他的愛徒,剛升任副市長的王立軍,過去當公安局長時是“打黑”的猛將,卻 “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需要“休假治療”,這真是咄咄怪事。甚至還風傳他要求美國領事館庇護,更是增加了神秘感。

重慶的“唱紅歌”剛剛唱到香港,爭取境外輿論支持。王立軍事件有無涉及派系鬥爭,有待進一步的消息加以澄清。

浙江東陽本色集團董事長吳英集資詐騙案二審被判處死刑,引起海內外輿論廣泛關注。一些知名學者和律師為吳英求情,認為其犯罪行為背後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罪不至判死。官方新華社並以“吳英案引熱議凸顯中國體制改革急迫性”為題,發表消息,引人深思。

女商人吳英,曾被封為全國十大首富之一。她利用國營銀行不願向民營中小企業借貸,而用民間集資借款致富。實際上就是靠高利貸發家,因而被控“集資訛騙”判刑。

鑒於中國不少高官貪腐逾億,罪行昭著,如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正部級),也只判個死緩。高官貪污,應比民間訛騙罪加兩等。但何以寛此嚴彼,這是引起民間強烈反彈的原因。

此案現正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批淮。民間呼聲,以及公眾對過去判例的比較,相信會引起最高法院的注意。但此案引起關注,反映民間對法院寛待高官貪腐、犯罪輕判的不滿。

自駕遊惹風波 挑岔子相互指責

港人和內地人對立的輿論風波,仍未遏止。我曾以《相互包容 促進和諧 同譜凱歌》為題著文,希望港人冷靜。同是中國人,同聲同氣,不應為一些個別事件擴大裂痕。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個內地與香港相互開放“自駕遊”又引起頗大風波。某些政客又乘機“抽水”,強烈反對之餘,並對內地多所指責。

“自駕遊”早在數年前由港方與內地擬定。大概是為港珠澳大橋的通車做好準備,使兩地駕車人士能利用臨時駕駛執照方便來往兩地。臨時駕駛執照有數目限制,同時也是互惠的,內地人可以駕車來港,同樣本港人士也可利用這一互惠駕車去內地。

加拿大與美國邊境遼濶,兩國車輛一般可以互通,已成慣例。內地與香港同屬一國,駕車互通,本屬正常。當然,現在兩地互通的車輛以港車進入內地為主,領有兩地牌的大約已逾三萬,一向相安無事。

現在增加少量小汔車,定時定量來往兩地,只要嚴格限制數量,並有簡單培訓,相信不成問題。有人把內地某些車禍的具體例子,擴大到內地駕駛人的全部,危言聳聽,以阻止此項政策的推行,實有誇大之嫌。將來如推行後發生個別車禍,必被渲染得嚴重之極,甚且上綱上線。因此,推行此次政策,仍應慎重為主。各項有關細則,必須嚴格訂定,推行時間可以稍為推後。

特首候選人的相互指責,繼扶貧問題之後,又互揭申報利益問題。有指梁振英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中涉嫌有利益衝突。指十年前一個參賽隊伍被懷疑與梁有關連而被取消資格。梁則辯稱事前並不知情,而且過程中並無收取費用,雙方也没有業務關係。

唐英年則被指在二00七年任財政司時,偷步買入紅酒。

眾所周知,唐唐是著名的紅酒愛好者,在香港和外地,擁有相當數量的藏酒,其中部分需課稅。但唐英年承認每年都購入新出的紅酒,而當年紅酒是減稅,並無加稅,因此並不存在利益衝突。

我們認為,參選人應該在政綱的重大問題上展開辯論,一些小問題則不必斤斤計較,不應挑岔子以攻擊對方。君子之爭,應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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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年話龍 是禍是福?

凡是農歷新年,大家都會用生肖來做話題,並以此來說一些吉祥語或者“偉大的空話”。

今年是龍年,於是許多龍的成語都被大量引用,如“龍馬精神”、“龍騰四海”、“龍駒鳳雛”、“龍蟠虎踞”、“龍吟虎嘯”、“龍章鳳姿”等等。總之是好話說盡,但卻不知真正的龍為何物。

大家也許會注意到,龍是十二生肖中唯一不現存的動物。其餘十一個如鼠、牛、虎、兔都是實實在在可見的。由此可見,龍是虛無縹緲的東西,如果以此來預卜今年的年運,便可說是捉摸不定,更可能是動盪不安的一年。

有人說龍是動物鱷魚的變種。但鱷魚並不是受人歡迎的動物。許多人用“大鱷”來形容吃人不吐骨的奸商。唐朝大文豪韓愈更是驅趕鱷魚的第一人,有他的著名的《祭鱷魚文》為證。韓愈斥鱷魚“如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則“皆可殺”、“盡殺乃止”。

也有人認為龍就是蛇的化身,西方人更重此說。但十二生肖中既然有蛇,便不能把蛇與龍混在一起。中國俗語說“龍蛇混雜”,是指不能以蛇冒充龍。蛇也是中國人討厭的動物。如果說龍是出身於鱷魚或蛇,那麼它們的祖先都是邪惡的。

西方人更不喜歡龍,2004年奧運會前,奧運吉祥物評選委員會便否決了龍作為奧運吉祥物的候選資格。

英文DRAGON,既是龍,也是“兇暴的人”,更被表達為“凶惡嚴格的監護人”。《聖經》中的故事,惡魔撒旦,被認為是巨龍(THE GREAT DRAGON)。

又如中國家喻戶曉的“葉公好龍”的故事,更說盡人們對虛擬的神獸,可以空頭崇拜,它真正現身卻十分嚇人,可以使葉先生驚恐暈倒。所以韓愈在另一文中談及另一虛擬的獸類麒麟,便認為其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並指出麟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可見被人稱為祥瑞之物,虛擬的神獸,並非吉祥物也。

為什麼要說中國人是“龍的傳人”呢?其實,在歷朝的封建年代,龍是封建帝王的代名詞。什麼龍體、龍椅、龍種等等,都是表示帝王或與帝王有關的東西。相傳在神農和黃帝之前,人類的老祖宗是伏羲氏,又據說是伏羲氏創制了龍圖騰,更有說伏羲氏是人頭龍身。

正是因為指中國人是龍的傳人,便肯定是封建帝王的傳人。難怪中國的封建朝代特長,甚至到了共產黨執政時,封建傳統未斷。過去說民國以後只有封建殘餘,此說不甚準確。其實何止殘餘,而是封建遺毒變本加厲。領袖的“一句頂一萬句”,“聖旨”一下,萬民遭殃。一聲大躍進,千萬生民塗炭。這豈是封建殘餘所能奏效?按照鄧小平批評“左”的語氣,可以說,封建的東西,可怕啊﹗

香港在龍年將會更換行政長官,目前正有兩位候選人在競逐中。曾蔭權在新春酒會中,譽之為“龍爭虎鬥”。虎年已經過去,龍年正當時令,他是不是有所暗示,有所偏愛?狼與虎似屬“同類”,成語不是有“如狼似虎”嗎?

無論是龍是虎,恐怕也不易施展拳腳,有人說穏中求變,有人說變中求穏,可能都是萬變不離其宗,要有大的改革,難矣。

傳說中龍能飛天,於是有成語“乘龍飛天”。龍又能入海,於是有海龍王之說。總之,這條虛無縹緲的神物,也可以塑造成無所不能的圖騰。三國時的曹操說,龍能大能小,能升能穏,“升則飛騰時於宇宙之間,隠則潛伏於波濤之內”,這種適應性,也符合香港人的性格。回歸十五年,風雲變幻,香港總是屹立不倒,但願龍年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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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包容 促進和諧 同譜凱歌

近日內地人與港人的磨擦增多,從D&G名牌店由歡迎內地豪客、禁止港人拍攝店外照片開始,到香港媽媽遊行抗議內地“雙非”產婦來港生男育女、搶購奶粉引致政府要採取措施的風潮,再加入一位流氓教授罵港人為狗的新聞,剛好又有學者進行民意調查,把香港人和中國人對立起來,說自認港人的比例上升,承認是中國人的比例下降。於是一場港人與內地人對立的輿論風波愈吹愈烈,似有不可開解之勢。

其實,早年也有這種對立風波,就是香港人看不起內地人的“老土”,於是譏之為“阿燦”(源出一齣電視劇中的人物)。曾幾何時,內地經濟堀起,阿燦變豪客,正是這些大款豪客受到尖沙咀名店的歡迎,才會鬧出D&G名店禁拍的風波,於是有的港人又自嘲是“港燦”了。

其實“港燦”也自有不忿,因為他們自認為比內地人文明,有教養,至於國際視野,也自認遠為內地人所不及。

香港自淪為英國殖民地到回歸祖國,相隔近個半世紀。解放前,香港與內地特別是廣東,來去自由,生活水平也相差不遠,有貧有富。廣東權貴,也多有來港置業,退休或下野的國民黨要員,來港作寓公者,不計其數。只是在新中國成立後,意識形態的距離,歷次政治運動的傷害,加上大躍進形成內地大量餓殍,湧入港澳的逃亡潮,港人寄郵包食糧救濟內地親人,令人印象深刻,更對內地存在疑慮。

改革開放以後,內地經濟形勢好轉,近年更是工業騰飛,國家實力躍居世界前列,於是多了不少豪富大款,這些人最直接的便是來港豪購奢侈品與豪宅,甚至不少“祼官”把家人安置在港,作為移民外國跳板。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實際上越來越密切,但意識形態的踫撞與價值觀的不同,便形成彼此思想上的裂痕以至對罵的若干事件。

“雙非”孕婦來港生子,因涉及佔用香港醫院產科病房,令香港本地產婦排期緊張,同時育嬰保健資源也被佔用,奶粉被搶購一空,因而引起港人不滿。於是有建議應用法律限制或由人大釋法辦法阻止。內地產婦佔用本地醫療資源遂成為兩地矛盾的突出事例。

歷史原因 造成隔閡

由於歷史原因,特別是內地和香港採取不同的政治制度,即“一國兩制”,兩制間的若干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該以理解的態度來緩和甚且化解這種矛盾,而不應誇大或者激化這些矛盾。比如北大教授孔慶東的胡言亂語,實際上並没有什麼代表性,港人固然口誅筆伐,內地同胞也不同情。中聯辦主任彭清華日前更正式表態,指出“香港同胞與內地同胞擁有血濃於水的深厚感情”,讚揚“香港同胞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及改革開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貢獻”,並以官方的身份表示“遺憾”。我看這一事件就可以不必再炒熱了,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至於稱“雙非”產婦來港生子是“禍港”,也是用詞不當。以此激發起港人對內地人的對立情緒,更屬不智。孕婦無辜,只是希望來港生育子女,往後可以在接受教育以至出國貪圖個身份上的方便而已。我們當然不贊成讓她們增加香港醫療福利等的負擔,也相信可以有適當的辦法加以阻止,但不同意形成同仇敵愾,勢不兩立的氛圍。

密切合作 携手前進

現在許多有識之士及領袖人物,都出來呼籲港人冷靜,不應因這些個別事件,加劇內地人和港人由於歷史原因所形成的,文化生活習慣等差異的對立情緒。

<我是中國人>、<龍的傳人>等歌曲所以得以在大陸和香港流行,正是大家都有一顆中國心。日前我觀賞了<文化中國、四海同春>的遊藝晚會,當最後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宋祖英唱出<愛我中華>時,我因感時傷事,不禁熱淚滿眶。因而默念曹植詩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特別是同台演出的藏族歌手阿旺,維吾爾族青年音樂家艾爾肯的充滿少數民族風情的歌唱,使我感到全國五十多個民族都能團結一致,和睦相處,香港絶大多數中國人都是漢族,同聲同氣,為何要為一些個別事件擴大裂痕?

當前全球的聯系和一體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香港與內地不僅在經濟上有互補的作用,同時,由於香港早已走向國際社會,在管理科學、廉潔法治、自由多元等方面,是內地值得借鏡的地方。俗語說﹕小不忍而亂大謀。近日發生的事件,實際上是個別性質的,並非全局性的。某些政客有意擴大彼此的矛盾,實屬別有用心。全體港人,相信都會高瞻遠矚,顧全大局。正像彭清華主任所說的﹕偉大祖國始終是香港克服困難和挑戰,保持繁榮稳定的堅強後盾。我們應與內地密切合作,携手前進,為建設中華民族共同家園譜寫一曲曲壯麗的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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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入侵 永遠尾大不掉

一八二三年,美國總統門羅,發表演說,指出﹕“歐洲各國為他們本身的事而從事的歷次戰爭,我們從來没有參加。如果參加,便與我們的國策不合。惟有當我們的權利受到侵害或受到嚴重威脅時,我們才表示憤慨,或準備自衛”。這個宣言,史稱“門羅主義”宣言。那時候的美國,只說權利受到“嚴重威脅”時,才表示“憤慨”,並“準備自衛”,那便是宣告我們只是“自掃門前雪”,並没有咄咄迫人的出兵參戰的「雄心壯志」。

直到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中國半壁江山受到日軍佔領,美國也無動於衷。只是到了日軍突襲珍珠港,美國海軍空軍損失慘重,方才如夢初醒,急起應戰。這時候他們才知道,自掃門前雪是不行的,侵略者的野心並無止境。你不犯人,人家都來犯你。

上世紀二戰結束,美國在戰爭中並没有太多的損失,反而嘗到了戰爭的甜頭。於是反過來學習侵略者的做法,也一反門羅主義的“表示憤慨”和“準備自衛”,把手伸得很長。戰後不久,便參加了兩場大規模的韓戰和越戰。韓戰,美國人自認為是他們第一次没有打勝仗的戰爭。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伯拉德利,更認為這是一場“錯誤的戰爭,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與錯誤的敵人打了一仗”。

越戰更是輸得厲害,打出個南北越的統一。共產黨的北越吞併了美國支持的南越。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說﹕“越南的悲劇,它不在於我們介入了,而在於我們被打敗了”。“我們在越南的失敗,使一個不習慣於失敗的國家,並常常把打勝仗和真理混為一說的國家感到慌亂”。

在亞洲打了兩個敗仗,美國不思反省,更在新世紀之際,把戰火燃燒到中東地區。它又在打另一個錯誤的戰爭,那就是攻打伊拉克。

美軍打伊拉克,雖然推翻了獨裁者薩達姆。但接近九年了,伊拉克仍然不平靜。美軍不得不宣稱要撤出伊拉克。九年的代價,是美軍傷亡約四萬人,伊拉克平民死亡更逾百萬。美軍打伊拉克花費了軍費一萬多億美元。

這又是不是一個受錯誤的情報誤導,在錯誤的地方,打一場没有勝利的戰爭呢。

而且,尾大不掉。美國剛宣布撤出伊拉克,國內的兩大派系立即發生紛爭。屬於什葉派的總理馬利基,便以策動恐怖襲擊的罪名,下令逮捕屬於尼遜派的副總統哈希來。

哈希米在巴格達機場擬乘飛機去庫爾德地區,被馬利基派警察押下機。後經庫爾德族和美國的斡旋,才得以釋放,他隨後逃至庫爾德。

阿富汗將是美國永遠之痛

正是因為美軍聲稱撤出伊拉克,而該國局勢卻不見平靜。於是創造了一個世界外交史上的“紀錄”,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及領事館,人員高達一萬六千人。

前美國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出來重覆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所講的話﹕“伊拉克戰爭是根據錯誤的假設”,“進行一場戰略和災難性的戰爭”。

伊拉克的戰爭遠未結束,而阿富汗的呢。

蘇聯軍隊一九七九年入侵阿富汗,一九八九年被迫退出。一九九六年極端激進組織塔利班進佔首都喀布爾,成立伊斯蘭酋長國。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聲稱為清除恐怖分子,入侵阿富汗。但至今十年,塔利班分子仍然活躍,並佔據一些地區,該國和平無期。而美軍也遲遲不敢提出撤軍。

阿富汗是一個山區,百分之八十國土是山地和高原,西部更與被美國封鎖敵視的伊朗接壤。民族複雜,佔人口多數的普什圖族,也只佔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其它另有三十多個民族。民族之中又另分有部族、宗族。而現在威脅美國支持的中央政府的塔利班,原是由宗教學校的青年學生組成,在“鏟除軍閥,重建國家”的口號下壯大發展。但因為聲稱要成立最純潔的伊斯蘭國家而採取許多極端的手法因而不得人心。但它的恐怖活動仍然是在美軍控制下的阿富汗內的主要威脅。

四場戰爭,兩場尾大不掉

美國在戰後這六十多年來打了這四場戰爭,前兩場以失敗告終,後兩場被膠着而尾大不掉。伊拉克這一場雖說由於美軍的撤出告一段落,但由於面對與伊朗的緊張局勢又可能再次捲入中東戰場。總之,美國的手伸得太長,被動的局面可能陸續有來。

二戰以後,美國樂於充當世界警察。在美蘇兩霸相爭时期,美國顯得好鬥逞勇。自從蘇聯解體,美國一霸獨大,它更顯得肆無忌憚,得意忘形。到了中國堀起,雖然並無美中爭霸的跡象,但美國卻要高調提出“重返亞洲”的口號,說不能讓中國在太平洋地區坐大。其實美國人知道,人口眾多的中國,在人均收入上遠遜於美國,不可能與美國抗爭。它要叫叫這個口號,都是為了表示獨霸之勇。歷史證明,發動戰爭是没有出路的,美國六十年來打了這麼多個戰爭,又得到了什麼?說是為了爭霸,為了圍堵,為了爭奪石油資源。但是,是得還是失?美國人白白犧牲了寶貴的生命,上萬億的軍費消耗損害了國家的經濟。而且,換來的是,永遠的尾大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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