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香港的利益集團的策略明顯不過，他們就是聯同港英餘孽、泛民主派，千方百計製造話題，逼梁振英的班子向他們屈服，照顧他們的既得利益。否則，便 會製造更大的事件，逼梁振英下台。人選也準備好了，要就是由第二把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接替，否則便要推出北京更加信任的曾鈺成出台了。

渲染危機 製造障礙

這些陰謀詭計，逼得代表中央聲音的香港《文匯報》，罕有地用「正論」的形式，發出「堅定不移挺梁」的言論，駁斥利益集團的謠言，駁斥「中央要在短期內更換特首」的歪論。

梁振英的班子上台不久，謠諑不斷。反對派抓住一些雞毛蒜皮，先是大攻梁的住宅的花棚「僭建」，梁已立即拆除並公開道歉。繼而指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身兼平機會主席有利益衝突，一再逼迫林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一職，以製造梁營領導班子的危機。

此外，再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算二十多年前的舊帳，在當年屬頗為普遍的領取公務員房屋津貼的行為，上升為誠信問題，迫使他宣布辭職。這種種有計劃有準備有內 幕材料的為梁班子施政製造障礙的行動，方興未艾，陸續有來。利益集團財雄勢大，加上有港英餘孽的積極配合，泛民主派的打手充當爛頭蟀，聲勢果然不凡。

梁振英及其班子，雖然頻頻落區，了解民隱民情，然而，受到這種攻勢的衝擊，不免要有如魯迅所說的得橫站的姿態，以應付來自四面八方的襲擊。

反動輿論更經常製造似是而非的謠言，如說中央已啟動「後備方案」，即所謂以林鄭月娥或曾鈺成對梁取而代之。因林鄭月娥及曾鈺成均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人物云云，此類謠言自會令人半信半疑。

但有政治常識的人自然會問：目前社會上攻擊梁營的幾個事例，是不是重要的政治議題？是不是梁振英上台以後的重要過失？

爭話語權 孰不可忍

以上問題，中央會不會如此兒戲，因個別官員的多年舊帳，因個別人議論所謂「角色衝突」，便輕易把一位剛上任的行政長官拉下台？

這是常識問題。不是利益集團的一廂情願，不是港英餘孽以為翻身的機會已到，不是泛民反對派可以輕易「抽水」。他們一夥，也把中央的施政能力和港澳政策，看得太兒戲了！

中央堅定挺香港，挺香港的「一國兩制」。

梁振英既然是香港的間接選舉合法選出，並由中央任命，舉行過莊嚴的就職典禮。怎可能在他上台伊始，未能施展拳腳之際，便把他拉下台？反對派陣營的輿論和利 益集團的盤算也太惡毒了。這個「設計」，不僅陷中央於不義，也為了製造香港的政治混亂，與中央要求香港繁榮穩定的要求背道而馳！利益集團和港英餘孽是為了 保持既得利益，泛民反對派是為了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他們竟然綑綁在一起，向梁營的新班子猛烈進攻，完全不顧香港安定的整體利益，也不顧中央對香港的最後話 語權。他們的囂張，可謂空前，值得港人深思，也值得中央深思。

事實上，中央待利益集團不薄，中央對港英餘孽不咎以往，許以諮詢機構高位。今天居然出現這種三國時期「魏延反叛」的歷史教訓，與中央爭奪話語權，甚至要逼中央就範，是可忍孰不可忍！

香港回歸祖國前後，出現了一個所謂「港英餘孽」的詞兒，意指在港英統治時期「當時得令」的頭面人物，在回歸以後又搖身一變，成為北京的寵兒。有個別人為此忿忿不平，甚且公開有所表現和譴責。

當年「港英餘孽」之說，不符合中央的統一戰線政策。

關鍵時刻 餘孽復燃

早在三十年前，鄧小平就曾指出，港人治港應以愛國者為主體。但愛國者的定義十分寬鬆，說既要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但他們是相信資本主義還是封建主義，甚至奴隸主義，不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都是可以的。

大 多數在港英統治時期身處高位的，包括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包括前高官，都參加到為香港回歸而出謀獻策的隊伍中來。其中主要的是參加籌備香港特區成立的籌備 委員會和之前的預備委員會。其中有知名人士，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鍾士元、范徐麗泰、譚惠珠、黃保欣、李鵬飛等議員，也有高官原警務處處長李君夏等人。這些 人對香港的平穩過渡是作出了貢獻的。

所以，當年有些「左派」提出 「港英餘孽」之說，是不利於團結大多數、不利於爭取平穩過渡的。

今天，香港回歸已經十五年，多年來，各類頭面人物在政治舞台上都扮演若干重要角色。特別是在二○○二年《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和今年的特首選舉上，有沒有人又再扮演「港英餘孽」的角色呢？

如 果說，在回歸初期，由於不大明瞭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政策，如果說，由於初期「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實踐還剛剛開 始，有人對此半信半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時間過去了十五年，特別是十五年來，國家經濟騰飛，國際聲譽日隆，在政治經濟上都舉足輕重的時候，有的在港英統治 時期是既得利益者，在關鍵時冒出來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便不能不令人懷疑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愛國者了。

公開煽動 製造混亂

二十 三條立法的時機在當年的確不太成熟，推銷手法也頗生硬。如果是為祖國好、香港好的人，應該在內部加以討論規勸，而不是用突然襲擊的辦法，採取「反戈一擊」 的手段，把立法與否變成「敵我矛盾」。更有人就在中環高舉民主派的旗幟，說強行通過就會「血洗中環」。這種種舉動，難免令人聯想到有人策動、破壞特區政府 威信，迫使特首下台的種種陰謀詭計。

到了這一次香港的特首選舉，中央早已明確表示唐英年和梁振英都是可以接受的人選，你不投梁可以投唐。但 中央肯定不願見到因投白票而導致流選，出現一個政治動盪的局面。但有人就是公開煽動投白票導致流選，與中央唱對台戲，這又是甚麼居心呢？難怪有人聯想到是 不是有外國勢力策動，以便製造混亂，打擊香港的和平穩定。

中央對這些人物仍然堅持團結方針，給這些人士以諮詢機構的高位，並未因他們的「港英餘孽」身份而加以歧視。很可惜，有的人在政治上已經病入膏肓，或者有辮子在外國人手裏，不得不為前任主子効勞，並自詡為「七百萬人的先鋒」，這就令人不能不感到遺憾了。

看「七一」遊行隊伍中，出現了多面港英殖民時代的「英屬香港旗」，可見「港英餘孽」已經蠢蠢欲動了。

話語權就是說話權、發言權、輿論影響力。本來，國家話語權的大小應與國家的實力密切關連，可惜，中國的實力是世界第二，但話語權卻與此不大相稱。別說在國際，就是在香港，代表國家的話語權很弱，輿論影響不在國家的這一方。

中國話語權不濟，到底是甚麼原因呢？是國家不肯花錢嗎？不是，中國把國家廣告都賣 到紐約時代廣場的大屏幕上，試想中國辦了多少英文報紙？又進行了多少外語廣播？但是話語權與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中國奇迹並不構成正比例，相反，許多反華的話語卻很有市場。

話 語權應該通過不同的文化形式加以表達，不僅僅是一個個宣言和聲明。比如說，電影是一種文化表達的形式，它會潛移默化地把一國的話語通過藝術形式傳播出去。 美國電影雄霸世界，便把美國模式、美國生活方式向全世界傳播，這就是美國話語權的一種重要形式。美國電影產量只佔全世界的百分之六，但以放映時間計，卻佔 了全世界觀影總時間百分之八十。

又例如美國以及西方的通訊社霸佔了全世界訊息發布的絕大部分，它們雖然訊息豐富靈通，但不少是有傾向性的，影響了國際輿論。

缺乏雅量 削弱影響

對政治主張的闡發權，是話語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種闡發，是生動、說理、舉例豐富，還是生硬、教條、老一套，效果便大不一樣，只有具感染力、滲透力、說服力的話語，才能增強話語權。

毛澤東在七十年前反對「黨八股」，指摘「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藉以嚇人」、「言語無味，像個癟三」等等，今天消除了嗎？有些黨報、官報，之所以沒有人喜歡看，只靠機關訂閱，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嗎？

我們的話語權之所以不能擴張，又與我們的清規戒律太多、禁區處處有關。

抗 戰時期，中共的《新華日報》罵《大公報》對國民黨是「小罵大幫忙」。但是，國民黨政權能容許「小罵大幫忙」，而共產黨為甚麼沒有這個雅量呢？解放以後，毛 澤東一闊臉就變，對梁漱溟的一些批評就加以壓制。梁漱溟回應說，希望主席有這個納言的雅量，不要拒諫飾非，毛答稱就是沒有這個雅量。

正是我們在這些宣傳工作上的生硬教條，缺乏雅量，削弱了我們在國際上話語權的影響力。

香港的情況也是如此。這裏有國家的通訊社、報紙和若干刊物，然而，香港輿論的話語權不在愛國陣營手裏。比如最近利益集團、「港英餘孽」、泛民反對派聯合對梁振英的新領導班子進攻，又如反對派利用國民教育教材問題發難。

這一次，由傳媒牽頭，渲染成好像是「荼毒青少年」的「世界末日」一樣，這是個甚麼樣的話語氣氛？親中輿論連話語中的解釋權、申訴權都沒有，真正是一場「大石砸死蟹」的話語戰爭。

兼收並蓄 建立公信

話 語權的表達應因地而異，因時制宜，不能一部通書讀到老。香港與國際不一樣，與內地更不一樣，闡述國家政策，不能一味正面宣傳，對一些負面的新聞，應加報道 並加以分析，是其是、非其非，不能只報喜不報憂，香港人是不吃這一套的。只有建立了公信力，話語權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內地的官報都說過：打造中國話語體系，必須具有海納百川、兼收並蓄的胸襟和氣度。

《明報》最近和《信報》打官司。《信報》指《明報》在梁振英住宅僭建問題上，對梁作「溫馨提示」（即「通水」的意思），令他能即時清拆僭建物。《明 報》認為報道失實，要求撤回和道歉，《信報》拒絕。現在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我們不便評論。《信報》原本是一張頗有影響力的「財經新聞」。

不 知怎地，近年來增添不少小報式的「政治新聞」，專門指名道姓攻擊所謂「愛國左派」人士，貶之為「土共」。在去年開始的特首選舉之中，該報十分挺唐，於是對 挺梁人士，不惜口誅筆伐，進行人身攻擊。我被他們封為挺梁人物（事實我完全中立），並指為土共頭目，連續著文加以人身攻擊，並對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和香港 工會聯合會一併罵個狗血淋頭。我因不甘受辱，在本報發表〈《信報》已淪為反共報紙！〉一文作答。承該報高層陳慶祥先生邀晤，表示歉意，但該報政情版編輯部 依然故我，仍然指名道姓攻擊如故。看來，要就是陳慶祥先生駕馭不了編輯部，要就是後台老闆在背後發功，高層人士也無可奈何。但是一張有影響力的財經新聞， 淪為上世紀30年代上海灘頭的揭人陰私的小報，實在令人嘆息。

林行止的評論令人驚訝

不料連該報的主筆林行止也是如此。他在7 月3 日的一篇題為〈一國兩制下的解放軍、警隊與土共〉的評論中，又毫無根據地攻擊所謂「土共」。他寫道：「因回歸而有『大翻身』想法的『土共』，注重階級利益 的習性難改，在愛國愛港的幌子下，香港『土共』成了新貴。他們難免有『分田分土』之思，這種封建劣根性……所以視爭取、維護新貴階級利益為理所當然的事， 以這種任事態度，便形成只許『自己人』作主……」他的結論是， 「土共」便是破壞香港「一國兩制」的罪魁禍首。

這個罪名大矣哉！總之，香港有了愛國左派， 「一國兩制」便不能落實。「土共」不除，香港永無寧日。是不是要如港英當局早年的鐵腕統治那樣，把這些「土共」通通遞解出境？

就 是當年的港英統治者，也無法完全做到。今天的愛國力量，數十倍於當年之數。如果他們真正要在香港「分田分地」，恐怕林行止連「立錐之地」也沒有！這些被林 行止謚為新貴的「土共」，究竟佔據了多少特區政府的要津，究竟有多少在回歸以後升官發財？廣大的「土共」，如今還是寄存在他所指摘的「教聯會」和「工聯 會」麾下。他們都是社會的基層，都是生活一般甚至清苦的平民老百姓，哪有像林行止那樣住豪宅、駕名車，閒來周遊世界度假那樣逍遙快活呢。

港英餘孽破壞一國兩制

破 壞「一個兩制」的人是有的，那就是一些「港英餘孽」。他們在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時，就極力支持英國人開頭主張的「主權換治權」的建議。到了英國人的陰謀不能 得逞，被迫退讓而簽訂中英協議之後，這些人還是賊心不死，在回歸後仍然或是流露、或是鼓吹這些觀點。諸如高唱「香港已變成中國的殖民地」之類。他們的目的 便是要使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這才是地地道道的破壞「一國兩制」。

回歸15 年， 「一國兩制」的實踐基本上是成功的。香港的核心價值，如法治、自由和民主並沒有變，也沒有後退。有的人抓住一兩個個例便高叫自由倒退了，法治受衝擊，民主沒有進展，這些都是別有用心的。正像外國雜誌在回歸之前便高叫「香港已死」，後來還不是承認錯誤了嗎？

林 行止的最新謬論，是不敢公然指摘中央破壞「一國兩制」，而是把破壞「一國兩制」的罪名歸咎於香港的愛國左派。他還假惺惺地以讚揚解放軍駐港部隊堅守「一國 兩制」秋毫無犯作幌子，來說明解放軍是中央指揮的，所以他們堅持「一國兩制」。而香港「土共」是無法無天的， 「分田分地」的劣根性難改，因而是破壞香港「一國兩制」的罪魁禍首。這種言論，與去年以來特首競逐中《信報》抹黑「土共」，抹黑梁振英，是一脈相承的。在 香港搞分化，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擊愛國左派，其心可誅！

吳康民

拙作《吳康民論時政》由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本人應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之邀，專程前往北京舉行新書發布會。同時應人民網（《人民日報》附屬機構）、大佳網（中國出版集團附屬機構）等媒體之邀進行對談。最後一場，便是在網上與幾位學者暢談即將到來的中共「十八大」。

我 在網談中，表達了對「十八大」的三點願望。第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不可代替的政治力量。到去年年底，中共黨員已逾8260 萬人，黨員遍佈各地區各單位，處於絕對領導的地位。但是每個入黨的黨員，能否真正做到如黨一貫的號召，聯繫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 人？

我常常說，在解放前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歷經土地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在戰場上，隨時準備犧牲生命。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幹地下工作， 隨時準備被捕殺頭。那時候絕大部分的共產黨員，都是有理想、有熱血，準備為社會主義事業、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但解放以後，共產黨當了執政黨，權大了，地 位高了，危險性低了，要求入黨的人多了。應該說，黨員的大部分是好的，但有沒有一些為了要當權謀取利益而混進黨內來的呢？有沒有一些在金錢美色的引誘下腐 化墮落了的呢？有沒有一些人因為權力大了而驕傲自滿、不顧群情而肆意而為的呢？

我看是有的，而且為數不少。決不是只佔百分之一、二、三的絕對少數。

首要是從嚴治黨

因 此，我對「十八大」的期望，第一是要從嚴治黨。應該認真審查吸收一些社會上的優秀分子。像最近把為搶救學生免遭車禍因而重傷截肢被譽為「最美麗的女教師」 張麗莉吸收入黨。她有高尚品德，把入黨當作是「她一直的心願」。黨內這種人多了，和人民就血肉相連了，黨的戰鬥力就強了。

同時，也要從嚴整黨。經常整頓黨的隊伍，教育黨員提高道德標準，清除腐化墮落的「瘀血」，使整個黨純潔起來。

第二，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應從黨內做起。這也是鄧小平生前屢次提倡和強調的。現在黨內的權力過分集中，缺乏制衡。各級黨委都是集中多於民主，黨委第一把手個人說了算的情况仍然普遍。

過 去往往強調黨委一元化的領導。中共是個大黨，統一領導是需要的，但統一與制衡並不矛盾。鄧小平指出， 「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 「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了個人領導」。

他的講話已講了30 年了，至今為此，並未解決。希望「十八大」能顧及此點。

解決民生主要問題

第 三，當前群眾最關心的是教育、醫療和弱勢社群的問題。這些問題在當前中國社會上仍然是相當突出的矛盾，引致社會的不穩定。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七大」上 的報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興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因此他主張要「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

在醫療上，他提出要「全面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未知這些號召5 年來效果如何。至於涉及逾兩億人的農民工的醫療和子弟教育問題，也未知認真解決了多少？

面對人口老化，老人基本養老需求，需要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對於弱勢社群，包括社會救助體系，優撫安置工作，殘疾人士的照顧，廉租住房制度等等，希望都能夠有較為進取的政策。當然群眾的要求不止這三點，我只是臨時想到，就這樣提了。

關心人選更關心政策

港人對於「十八大」，只關心最高層的人事結構，以競猜遊戲的心情去揣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選。我們相信中共的「協商民主」能夠協商出一個符合民望的班子，但更希望中共在從嚴治黨、體制改革和促進民生方面表現出更大的決心。

論香港傳統愛國左派的「一左兩窄」 《信報》陳景祥先生在網上著文，稱我對「土共一詞反應激烈，暴跳如雷」。其實他是避重就輕。 我在本報著文駁林行止，不是專為「土共」一詞展開論戰，而是他把破壞「一國兩制」的罪名加在傳統左派身上。現在陳景祥護主心切，轉移主題，認為我只是「聞土共而大怒」。大家可以對我在本報發表的批評《信報》的文字加以覆按，這種論爭，是否只因一個名詞而起？ 「土共」當然是個貶詞，就是有「老土」、「土頭土腦」的意思。但現在不是爭論這個詞兒，如果說是傳統愛國左派的簡稱，也就罷了，不再糾纏。說我「暴跳如雷」，是因為把破壞「一國兩制」的罪名加在傳統左派身上，反而不是「港英餘孽」和叫囂香港已變成中國的「殖民地」的反共分子，這公道嗎？ 愛國左派不是天生「一左兩窄」 說到在內地改革開放以前，香港的傳統左派，「一左兩窄」，也是不公道的。香港傳統愛國左派，不是天生「一左兩窄」的。傳統愛國左派出身基層，知道民間疾苦，了解香港社會情况。當然身受港英在上世紀70 年代以前的殘酷殖民壓迫，在「有壓迫就有反抗」的真理下，於是對殖民統治醞釀着抗爭。而群眾運動往往在開頭的時候，總有過火的時刻。但傳統左派也深知毛澤東和周恩來對當年香港作為殖民地的政策卻是「長期利用，以待時機」。特別是周恩來在多次會見香港人士時諄諄教導，說對香港的殖民統治要忍耐，不能心急。在西方圍堵新中國的時候，香港這個窗口，十分重要。 香港的傳統左派，其實是早就接受這個觀點的。 但是上世紀50 年代後期，毛澤東高舉「三面紅旗」，發動「大躍進」，把「左」的路線第一次發展到高峯。而在廣東當中南局書記的陶鑄，緊緊追隨，並要在港澳大展拳腳，派了梁威林前來擔任香港新華社社長。梁比陶鑄更左，下車伊始，便要求在香港要使革命力量遍地開花，到處插紅旗，更批評當地愛國傳統左派太右了、太保守了，因而掀起一場左傾浪潮。 毛澤東、陶鑄、梁威林影響香港過「左」 到了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 「左」的一套，更席捲全國，難免影響香港的基層群眾。但如果領導人頭腦清醒，深刻了解中央早年對港澳的正確路線： 「長期埋伏，隱蔽精幹，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就不會煽起一陣陣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左」的做法。不料， 上面「左」， 下面更「左」，在「人造花廠事件」的火頭燃點起來後，終於以「左」的瞎指揮形成一場至今令人痛心的「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的根子在領導。基層群眾雖然在不滿港英的殖民統治和內地「文革」風潮的雙重影響下，自然容易接受了這種「左」的思潮，並在行動上做出違反群眾利益的破壞社會秩序和傷害群眾利益的種種暴力行為。 就我所知，當年愛國工會和學校以及中資機構的若干領導人，都對擴大對港英的鬥爭策略表示懷疑，並對罷工、罷課、罷巿等表示不同意見。因為這種單方面的行動，除罷工由於工會對公共交通如巴士、電車等從業人員影響較大，有一定癱瘓社會的作用之外，罷課只能罷了極少數學生，罷市損害國家主副食品出口利益。他們於是紛紛把這些意見反映到領導層，但新華社領導一意孤行。我認為這些領導人除了思想上接受了「左」的一套外，也是為了自保。如果不這樣幹，他們害怕被調回內地批鬥。 我當年對「左」有若干批判 我當時只是一校之長，並無一言九鼎的能量。但我盡了能力在我所管理的學校做了3 件事：第一，新華社要求學校罷課3 天，我認為罷課無濟於事，只以罷課一天應付過去。第二，有人認為愛國學校應退出會考，以示抗議，我不同意，只同意學生可以自由不參加會考。第三，我下令不准在學校實驗室製造所謂「真假炸彈」。 當然，我也仍然受到「左」的思潮影響，不免發表過一些「左」的言論。但我畢竟植根於香港，了解港情，覺得自從內地「大躍進」以來，在港的許多做法完全脫離實際，心裏滿有疑惑。由於自己的思想局限，自然是隨波逐流。但我當年卻是被某些領導人認為是十分右傾的。 我在2001 年7 月曾在本報寫過一篇〈反英抗暴剖白〉（已收入2005 年出版的《吳康民論時政》，天地圖書）。當年此文仍然言猶未盡，今天在此再行補充，有如上述。 香港的「左」，根子在外派領導 說到傳統左派在香港的「一左兩窄」，其實根子在內地外派的領導，而不在當地的傳統左派。這個「致命傷」不是土生土長的，相反，可以說傳統左派還是有若干抵制的。 所以，許家屯來港就任新華社社長，下車伊始，又是嘩哩嘩啦地發議論，說香港的傳統左派「一左兩窄」，其調子和陳景祥一模一樣。但他知不知道這個「一左兩窄」的來源是什麼嗎？他自己卻又從批極左到了行極右，只注重上層資本家，忽視了基層群眾。他在港幾年的工作，也實在不可恭維。 至於在六七暴動中的受難群眾以及他們的家屬，至今處於社會底層，並未如林行止所說的，回歸後得到「分田分地」的好處，我們深表同情。有的人因為受過港英當局的判刑至今留有案底，在若干方面頗有不便。此事我雖詢問有關人士，據稱屬於法庭即司法的範圍，特區政府也不易處理。 要提倡包容而不是大批判 「一左兩窄」的現象，應該說目前在愛國傳統左派隊伍中仍然存在。這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值得愛國傳統左派檢討。但社會上的成見也頗難打破。加上對內地的施政和缺點，香港的輿論和話語權，都不在傳統愛國左派手上。而傳媒輿論都集中批評內地的貪腐現象、忽視人權以及專權等不民主現象，而對經濟建設和科技發展的成就和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多視而不見。這種偏見，與傳統愛國左派相左。 正像最近關於國民教育教材的爭論便是如此。一個李旺陽的案件可以抵消太空船上天和潛水器入海的巨大科技成就有餘，如何不令人慨嘆！ 陳景祥責怪「港共」對「異見人士」「睇不順眼」，你們這些「異見人士」又何曾對傳統左派看得順眼？人分左中右，左中右的也有不同見解，要人心完全統一是不可能的。但提倡包容應該是輿論的重要責任。可惜香港的輿論媒體大多對內地有太多偏見，對香港的傳統愛國左派也有太多偏見。不包容而誇大分歧，攻其一點而不及其餘，徒增社會戾氣。現在香港可說已進入了「鬥爭為綱」的時期，留港愛港的人，只能徒呼荷荷！

《文匯報》原社長、資深傳媒工作者李子誦老先生，日前逝世，享壽100歲。李老近年每周五都與我們一批老人茶敍。他年事已高，聽覺不靈，但總是依時前來。老人家心裏頭明白，能和老朋友敍舊，來得一次算一次。他没有發言，也許聽不清楚老朋友縱論時事的對話。只是每周有個聚會，有一個活動，他心裏頭便滿足了。近幾個月他已進出醫院多次，並未到場。大家都惦念他，常向陪他前來的女婿詢問病情。

老人家今天駕鶴西歸，原是意料中事，而且得享百齡，已算十分高壽了。不過，多年相聚，一旦永別，難免依依。由於他曾任多屆全國政協常委，新華通訊社為此發了短訊，算是向世人有所交代。

但在香港的愛國新聞界，卻反映得十分冷淡。真正是人一走，茶就涼。中國人敬老念舊的優良傳統，似乎並不存在。

如果說因為20多年前的＜六四政治風波＞，李老没有和中央保持一致，並在他主持的報紙上開了天窗，引起轟動。但已經事過境遷，相信中央當前都不算舊賬。證之北京名人，如戲劇家吳祖光、翻譯家楊憲益、書畫家黃苗子，都曾在六四風波中公開表示不滿。他們先後逝世，中央官報都刊有悼念文字，肯定他們在文化工作中的卓越成就。就以今年年頭黃苗子老先生逝世，《人民日報》有長篇報道。黃老在六四風波時不僅公開表態，而且還曾避居澳洲。後來也許有關方面有個表態，既往不究，他又回到北京，繼續文化活動，至今年以百齡辭世。

李老、費公，未見紀念

與《文匯報》齊名的香港《大公報》，是香港兩張重要的愛國報紙。《大公報》的老社長費彝民，在2008年是他的百年冥壽，按照內地紀念名人的規矩，應該有所表示。如果不是隆重地開個紀念會，也應該着人寫點紀念文章。但在香港和內地都毫無動靜。直到翌年費公的女兒費斐在報上寫了一篇紀念文字，我們才知道費公百年冥壽已過去一年了。

費公並没有涉及六四政治風波，而且他是已故周恩來總理十分重視的人物。總理曾多次耳提面命，昐咐他在海外進行一些重要國事工作。

費公擔任兩屆全國人大常委，並在解放初期，已擔任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中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等職。

我當年頗有感觸。費公有三個兒女是我的學生，因而我與費公來往頗多。因此三年前在本報發表了《不應忘記費彝民﹗》一文（此文己收入本月由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拙作《吳康民論時政》一書中），表示不應人走茶涼。對國家民族有卓越貢獻人士，應該通過紀念來激勵人們，特別是在香港這個地方。

道德文章 值得學習

費彝民和李子誦都是香港的老愛國人士，都是香港愛國新聞界的卓越人物，都是為祖國的統一事業以及香港回歸祖國作過貢獻的。

我總覺得，對他們的貢獻，應該有較高的讚揚；對他們一生，應該有全面的評價。

我曾說過，費彝民的記憶力和活動能力，在香港的愛國人士中，都是十分卓越的一位。能够受到周恩來總理五十多次的單獨會見，可說是空前絶後。也由此可見，中央對他的國內外的統戰工作的倚靠和重視。可惜今天這種人才實在是太少了。

李子誦老先生從事新聞工作逾一個甲子，他是一位能採訪、能寫作、能編輯的全才。我在廣州讀大學時，就看過他當編輯的《建國日報》。而在香港工作60多年，一向都是《文匯報》和《大公報》的忠實讀者。早年還為《大公報》編輯過《科學周刊》，近數十年來都是《文匯報》的專欄作者。

費彝民和李子誦兩位老先生都是我敬佩的前輩，他們的道德文章，應該是我們的學習榜樣。在李老逝世的今天，我表示深切悼念；對費公為國家民族所作的卓越貢獻，在此再次表示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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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來，陳光誠成為國際矚目的風雲人物。

近月來，陳光誠成為中美外交對奕中的一隻棋子。

近月來，陳光誠事件又成為西方世界指責中國侵犯人權的一個實例。

陳光誠是什麼人？是一個盲人，是一個維權律師。他曾為他的老家山東臨沂做了兩件事﹕一是維護殘障者應有的權利，促成臨沂市當局取消向殘疾人徵稅；二是揭露臨沂當局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中的野蠻執法，強迫墮胎和繳納巨額罰款等等。

他的作為，有否“過界”，可以討論。但總不涉及顛覆社會主義政權，推翻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等等政治意圖吧。

他因此獲故意破壞公共財物和聚眾擾亂交通等罪，被判監四年三個月。刑滿釋放，繼續監控，全家人在家形同軟禁，甚且家人也遭到暴力對待。

陳光誠出走的傳奇性

奇怪的是他這一次出走充滿傳奇性。一個盲人，能翻過好幾道高牆，在黑暗的農地上奔走二十公里，腿部受傷。卻有有心人接應，一接就接到北京，直入美國大使館。然後在美使館的安排下，外出就醫，進入朝陽醫院。

奇怪的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陳光誠是中國公民，他完全可以申請護照出國留學，家人也可陪同。

奇怪的是美國紐約大學立即邀請他作為訪問學者，只要中方放行，美國便會發出簽證。

這一切似乎有一個周密的安排，要利用陳光誠事件，再一次打擊中國的人權聲望，並為剛舉行過的中國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美方造勢。

難怪北京的報紙不點名的批評美國使館，在陳光誠事件扮演一個不光彩的角色。“甚至可以說是鷄鳴狗盜的角色”，說美國人利用陳光誠作為抺黑中國的工具和棋子。搞些“上不得枱面的勾當”。並且直接點名指責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

美國人熱衷於指小動作

陳光誠事件是不是美國人策劃的一場鬧劇，現在還說不準。也許還要再多些時間，或者看陳光誠今後的動態才能判斷。但是美國人熱心搞這些小動作，早有前科。甚至在這一次美國大選中，共和黨也拿陳光誠事件來批評奧巴馬總統的軟弱，說没有得到中方的保證中便讓李離開美國使館，或可能造成他求助無門的情況。凡此種種，製造事件，為中美談判中的美方增加籌碼，為美國大選中一方攻擊對方製造話題，是並不奇怪的。

我相信，陳光誠事件本來只是一個地方事件，是一個不涉及政治話題的維權事件。只是地方政府處理不當，結果小事變成“大頭佛”。既為美國人所利用，為西方社會指責中國侵犯人權製造口實。

責人不如責已。我們有些地方官員，眼光狹窄，只顧局部利益，往往倚仗權勢；或因貪腐行為，害怕群眾揭發；或因面子攸關，對當事人打擊報復。更重要的是，為了地方政績的“形象工程”，往往追捕上訪者，千方百計捂蓋子。對陳光誠這種“異類”，當然不惜工本，以維穏為名，加以監控。難怪溫家寶總理多次呼籲，政府的運作應該在陽光下進行。同時，也是“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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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造假又有新花樣，這就是假巴士。

什麽是假巴士？就是並非正當的巴士公司經營的巴士，也不是當地政府批准經營的私營巴士。而是賊人用破舊的巴士整修之後出來兜客的巴士。

這些巴士就只是非法經營的嗎？非也。他們不是為了賺點車費，而是把乘客騙上車以後，加以搜劫。

別以為這些假巴士只是個別的，是最近才發現的。據說假巴士經營已有十數年，居然有二百多架，由三大黑社會集團操縱。

別以為這些假巴士是在僻遠的西北地區或者交通不便的地方經營，居然就在近在咫尺的深圳出現。最多的便是假冒868路線的黑巴士，賊巴士。“868”，賊人真正是“發樂發”！

據本報揭發，賊人們只要花點錢買一架報廢或殘舊的巴士，稍加修整噴上真巴士的標誌和顏色，便可上路“營運”。小則賣貴價票，用假幣與乘客找贖，大則隨時搶錢，甚且搜劫，強姦婦女，總之，為所欲為，無惡不作。

那麼，公安當局知不知道？為什麼不加取締，把作惡作假者繩之於法？據說，當局是知道的，也聲言要加以打擊，但雷聲大，雨點小。究竟是何原因，使這些肆無忌憚的團伙，為所欲為？

公安部門應該檢討

大家知道，內地的公安部門權大勢大，權力在檢察機關和法院之上，即所謂公安排頭的“公檢法”是也。地方的公安部門腐敗，時有所聞。至於勾結匪幫，黑社會，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兒。重慶公安局的前局長文強、後局長王立軍，先後出事。號稱“打黑”有重大成績的重慶，公安部門的腐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恐怕腐敗不是個別的了。小則讓黑社會犯罪集團坐大，大則互相勾結，魚肉普通老百姓。深圳的假巴士事件，能够發展到如此規模，如此屢禁不止，我不敢說是否警匪不分，但起碼是公安部門失職﹗

此外，深圳的“打黑”力度頗為不足，使一個上千萬人的大城市，治安之差，海內外有口皆碑。雖說深圳流動人口之多，可能是全國大城市之最。但深圳公安人員的素質、編制、訓練、配備是不是没有問題呢。香港的治安向來為國際所稱道，是不是有些地方可以借镜呢。美國紐約也是一個外來人口眾多的超大城市，過去治安也是十分差勁。據說其新市長上任以後，大力整頓，城市治安大有改觀。我們地方官員常常派代表團赴國外視察，但大部分都流於參觀游覽，認真了解人家的長處，吸收良好經驗的甚少，這些是不是也應該檢討呢。

公共交通不足

再次，公共交通的不足，也是導致這些假巴士能够橫行的一個原因。深圳外地民工的眾多，加上由寶安福永至龍崗坑樟的這一條868巴士路線，正是深圳向北的熱門交通工具。而此線的正牌巴士恐怕遠不足以應付乘客的需要，以至假巴士公然進駐公交車站，並且可以恐嚇正牌巴士司機。凡此種種，當地交通部門應該加以正視。

內地造假，從毒牛奶、毒肉和毒礶頭，到什麼地溝油、假鷄蛋、假藥等等，屢禁不止。既妨礙人民健康，造成社會不穏，甚且影響國家聲譽。現在連重要的交通工具巴士都可作假，真是咄咄怪事。過去只有個別的假軍車、假的士，竟發展到今天有聯羣結隊的假巴士。如此放肆的造假，是有關部門要深刻反省，嚴加處理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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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已經完成到北京接受任命之旅。第一步先見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王表示欣賞梁提出的選後没有唐營、梁營，只有香港營的大和解方針。到了溫家寶總理的任命儀式，他先提醒梁﹕“接過了任命書，意味着接受了沉甸甸的責任”。“沉甸甸”的形容詞，可謂語重心長。溫總進一步提出香港面臨經纃下行與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住房、就業、醫療等民生問題比較突出。要求新一屆特區政府要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放在首要地位。

到了胡錦濤主席的會見，便是多說些鼓勵的話。強調梁的政綱和理念得到香港社會的廣泛認可，也就是駁斥了說梁不符眾望的說法。鼓勵梁“能够團結帶領香港各界人士，和衷共濟、同心協力，繼往開來，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共同開創香港長期繁榮穏定的新局面”。

王光亞強調大團結，大和解，溫總指出工作的具體方向，要先解決住房，就業、醫療等民生問題，胡主席綜合前兩位講話的重點，指出既要團結帶領各界人士，又有一個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開創新局面的期盼。把三者的聯系起來看，和解團結，民生民主、創新局面，這一個“沉甸甸”的責任，任重道遠，要求梁振英作出“更大貢獻”，的確不容易啊﹗

組閣和棘手問題

梁振英一接任，就要面臨兩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一是雙非孕婦來港，二是新界潛建屋的處理。前者在行政措施與法律解決中爭論不休。行政措施的攔截收效不大，人大釋法也不易獲得法律界人士的認同。後者林鄭月娥局長已要求僭建戶登記，但受到若干程度的抵制。如果硬幹，可能引起衝突，對“促進和諧”不利。兩者都是進退兩難的事情。如果在梁上任之初，便鬧出大事件來，那不僅没有“消除分歧和矛盾”，而開頭便出現政不通、人不和的局面，也有違溫家寶總理的教誨。

此外，梁振英在上任之前，要先解決組織領導班子的問題。原有的司局長是不是能够大部分留任，還是未知之數。梁要和原有的高官磨合，肯定有一定難度，肯定比唐英年當上特首為難。畢竟唐當官多年，手下大多摸透了他的脾氣，所以他們撐唐多過挺梁。當然，說他們堅決抗拒，也是言重了。只要梁知人善任、處事公道，便不會有什麼對立的事發生。

某些輿論誤導羣眾

至於大團結、大和解，以唐營和梁營之間的嫌隙，事實並不是想像中的嚴重。只是背後的利益集團，在這一次要與中央爭奪對香港行政長官選舉中的話事權，才是要害所在。他們在不忿之際，大肆宣傳中聯辦插手選舉的不是，大叫西環統治香港，政治中心由中環轉向西環。他們躲在幕後，由泛民分子充當打手，搞風搞雨，死心不息。

中央對香港特首選舉有影響力，是由“基本法”規定的，選出的特首既然要由中央實質任命，就是中央有最後決定權。如果選出一位民望低的，愛國愛港立場並不堅定，有把柄掌握在某些人甚至外國人手裏，難道對香港有利嗎？中聯辦是代表中央政府的，在香港愛國愛港陣營中進行某些協調工作，是它應負責任。不然中聯辦要有一個“協調部”來幹甚麼。協調就是友好的協商、討論，取得共識，並没有強制的意思，更没有在選舉中舞弊，如何就是越軌了？

有的問題應該理直氣壯的講清楚，以免某些輿論誤導羣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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