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大學副教授李德成，今天（廿二日）在＜蘋果日報＞寫文章批評了我。他針對的是我上周末在本報發表的“筆陣”文章。其中談及1954年解放軍砲轟金門事件，我指出“這個砲轟是為了牽制蔣介石，反對台獨”。李德成卻認為我是誣蔑蔣介石要台灣獨立，並說“你的良心何在？”還戴我一頂“台獨”帽子。

李德成根本不了解當年的這段歷史，也没有讀懂我的文字，就胡亂發砲，這是作為一位“學者”的所為嗎？

為了把問題說清楚，這裏需要把砲轟金門一事再詳細一說。

蔣介石潰退台灣。在抗美援朝戰爭發生以後，美國人宣佈以第七艦隊進據台灣海峽，為的是恐嚇北京不要解放台灣。而蔣介石在抗美援朝戰爭時，卻不念念不忘反攻大陸。

美國佬分析當年形勢，既不願解放軍解放台灣，也不希望蔣介石反攻大陸。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台灣獨立。在朝鮮戰事結束以後，美國人要迫蔣介石棄守金馬，隔離台灣和大陸，以便掃除台灣獨立的障礙。毛澤東看穿美國人的隂謀詭計，也害怕蔣介石抵禦不了美國的壓力。砲轟金門，是幫助蔣介石死守金馬。如果蔣介石因為砲轟而撤退，那是十分没有面子的。美國人也會因為袖手旁觀而受到親台中外勢力的責備。砲轟是為了拖住蔣介石留守金馬，實際上是幫了蔣介石的忙。所以毛才會說出“金門砲戰，意在擊美”的話。

這是明明白白的歷史事實，許多了解現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可是李德成既參不透這個砲戰的玄機，也没有讀懂我已經明白說出的文字。說我誣蔑蔣介石是台獨分子，這是十分荒謬的邏輯。蔣氏父子一生到死，都不是台獨分子。繼任的李登輝、陳水扁才是台獨分子。

李德成是副教授，我稱他為教授，是抬舉了他。但他弄不清楚歷史真相，也看不懂人家的說明文字，就胡亂地嘩哩嘩啦發議論，這樣的教授，不誤人子弟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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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繼逮捕和羞辱香港保釣人士登陸釣魚島之後，繼續向中國挑釁。150名右翼分子及國會議員，登陸釣魚島並舉行所謂“慰靈”活動，為軍國主義者招魂。

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事引起全國各地的群眾的反日示威。從北京、上海、成都以及廣州、深圳等十幾個大城市的群眾，怒不可遏，紛紛走上街頭，叫着反日口號。有的激進者更推倒日製警車，以至毁日本料理食店，事件正有蔓延之勢。

反日示威，既是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者佔我領土、捕我保釣人員的義憤，同時也是對社會種種不滿的發洩。內地禁止群眾遊行示威，現在有了反日佔我領土、登陸釣魚島等挑釁行為這一大題目，於是星星之火，頗有燎原之勢。而當局迫於群眾示威活動帶有民族大義性質，又不敢過份鎮壓。但為了“十八大”召開在即，“維穏”是第一要義，對日仍然是息事寧人，限於口頭抗議。這種對內對外，進退兩難，在外交上不能採取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的硬軟兼施，有理有利有節的政策，對內又缺乏疏導群眾情緒，緩和社會矛盾的良策。此事可大可小，如處理不當，可能變成內政上為維穏而維不穏，外交上忍讓而會日本人得寸進尺的危機。

當今應該適當強硬

當今之策，應該對日適當強硬。可以派遣驅逐艦或漁政船到釣魚島海域遊弋，宣示主權。諒日本也不敢用海上自衛艦與我駁火。如果擦槍走火，也不外如多年前與蘇聯在珍寶島上對峙一樣，決不會惹成大戰。美國人當然希望日本人鬧事，牽制中國。但真正要美國人介入，他們是不幹的。只有表現出不惜打一場局部戰爭的架勢，才能够煞住小日本的囂張氣熖。

這其實是一個好時機，利用一致對外的聲勢，既可打擊美日聯合圍堵中國的隂謀，也可以教訓菲、越小醜跳樑在南海狐假虎威的小動作。

對內來說，這也是維穏一計。大敵當前，內部矛盾暫時可以放在一旁。上世紀抗日戰爭初起，國共兩黨歷史上這麼尖銳而不可調和的矛盾，都可以暫時擱下，形成抗日的統一戰線。

用戰備來團結各階層群眾，鍛練軍隊，此其時矣。中國軍隊在抗美援朝之後，只在中越邊境自衛戰中小試牛刀，現在正是備戰、衛土，為人民的好時機。如果今天要動員志願軍保衛國土，相信立即有幾十萬青年人報名參軍。

韓、俄都硬，中國如何

日本目前與中國、南韓、俄羅斯都有領土爭端，韓國、俄羅斯的態度十分強硬，他們的總統都登上有爭議的島嶼宣示主權。他們硬，日本便軟，只能說要把爭端訴諸國際機構。釣魚島問題他們為什麼不說要訴諸國際機構呢，硬說從來就是日本領土呢，這就是中國軟弱的緣故。日本現在經濟不景，復蘇無期。當政的政黨屬於弱勢，內外交困。他們現在正是利用釣魚島問題來轉够日本人民對國內矛盾的視線。如果我們表示軟弱，正是中了他們的詭計。野田內閣岌岌可危，便想利用釣魚島問題來撐住它的弱勢。如果我們表示強硬，必定會加劇日本政壇內部矛盾。他們的亂，美日聯盟圍堵中國才會削弱。我們外交策略上的硬軟并用，必能擊破日本人的隂謀詭計。

我在本報發表了《我是香港人，更是中國人！》一文後，有一位不認識的朋友余福渭傳來了一封長長的電郵，和我討論這個身份認同的問題。他指出﹕“在香港愛國是受排斥的，愛國輿論是被非議的”。他又說，有的人也說自己是愛國的，但不是愛共產黨的中國，只是愛中國的壯麗河山，悠久的歷史文化云云。同時，他說“主流輿論是反共的”，“連明報這樣自稱公信第一的報紙都是明顯傾向民主派的”。

在這裏，需要探討香港的政治生態，並作一些分析，回應這位余先生的觀點。

第一， 香港人口的組成，有一半或者超過一半是在內地歷次政治運動中移民香港以及他們的下一代。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內地的“鎮反”、“肅反”、“土改”、“工商業公私合營”等等政治運動中有一批人跑來香港，其中不少是江浙人士，即俗稱“上海人”。第二次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在“大躍進”產生“大饑荒”中逃港的難民潮。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逃避迫害而跑來香港的。第四次是改革開放初期，內地放寬與港澳有關係的人出境而來港定居的。這幾次的移民潮，來的多數對內地的政治運動有所不滿。這些人及其後代，大部分對內地政權的若干措施，都採取保留甚至反對的態度。

第二， 香港的中產階級以及專業人士，不少是留學英美或者是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影響較深，相信和崇尚西方的人權觀點和價值觀。

第三， 港英當局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特別是經歷過六七暴動的教訓，改變了過去的殖民統治高壓政策。並不再派來專管殖民地歧視子民的官員，而是任命外交部懂得與中國打交道的官員，麥理浩、尤德、衛奕信都是。他們懂得審時度勢，更多外交手腕。同時，採取較多的懷柔和福利措施，如大量興建公屋和居屋，使約一半居民受惠；並在綜援、老人生果金、醫療和社工照顧等方面做工夫。由於加上後來受惠於內地改革開放，港人就業和創業的大增，人們生活有所改善，社會趨於安定，緩和了階級矛盾。

回歸前後，香港問題不少

回歸前的十年，香港不少中產階級，由於對未經實踐考驗的“一國兩制”頗有懷疑，對解放後的祖國多次極左做法和政治運動並不認同。更害怕回歸後把內地的一套搬來香港，於是出現了一股移民潮。有數十萬的港人移民外國，也有一些高級公務員爭取“居英權”。一時人心並不穏定，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出現搶購物資的金融危機，港英當局被迫訂立與美元挂鈎的聯系滙率。

回歸以後，又兩次碰到國際金融風暴，使香港經濟受到一定的衝擊，特區政府的執政能力受到質疑。第一任行政長官在第二任未完之前被迫下台，第二任也在連任後多次在執政能力上受到批評，民望下滑。

由於金融危機以及外圍經濟的影響，造成房地產業和股市的大起大落，加上內地“大款”來港搶購豪宅，大地產商在各行業中一支獨秀，不少在十數年內暴富。而一般中下層市民置業不易，青年人創業就業成家碰到若干困難，怨氣因而增加。加上向上流動的渠道受阻，部分人的不滿情緒演化成激進暴力，從街頭直至議會，從失業青年到大學廟堂，造成社會上的動盪不安。

往後，看到這個趨勢，英美勢力的干預港事趨向積極，一方面通過香港作為圍堵中國的橋頭堡，另一方面插手港事，牽制中國。

原港英情報部門頭子霍德（回歸前港英布政司）、副手顧爾德（原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近年積極在港活動，美國領事館官員公開月旦港事，連所謂區議會選舉種票事件也要指手劃腳。他們和他們的代理人在港的種種活動不可小覻。

香港政治生態的複雜性

由於這些歷史背景，造成香港政治生態的複雜性。我在香港回歸前的多次可以接触到中央領導人的場合，包括十二位港澳人士與鄧小平的小規模座談會上，都力陳不可低估香港政治生態的複雜性，也不可低估香港人的訴求。並認為在港英統治時期，港人認為自由和法治基本都有了，因此焦點將集中在爭取民主上，中央對此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內地改革開放帶來生產力的大解放，人心興奮，形勢一片大好。加上社會上的貪腐現象並不突出，錢權勾結也没有今天的嚴重。所以中央領導對香港回歸的種種都十分樂觀。以至《基本法》對香港政制設計只管十年，這是產生政制設計方案爭議的因由。

美國積極圍堵中國，插手亞太事務，從印度、緬甸到東南亞，從南海以及日韓澳洲，形成一個包圍圈。當前美國動作多多，挑動各國反華情緒，更以軍事聯合演習相威脅。這種嚴峻形勢，中國東南邊沿的台灣和港澳的穏定，對中國有重要意義。馬英九當選連任，國台辦的祝福語是“台灣安定，人民幸福”，對香港的要求何曾不是如此﹗

北京對香港無所求，只是要求不要拖後腿，不要成為美英圍堵中國的戰略基地，如此而已。

因此，求穏定，也就是北京對港的方計。他們認為愛國愛港政治力量的發展，便是穏定香港的基礎。所以胡錦濤早前對曾蔭權的述職，首先肯定了兩個選舉（即區議會和選委會）的成績，就是這個道理。對於往後的特首選舉，也可作如是觀。我在去年4月11日在本欄所作的《誰能“維穏”，便是“真命天子”》一文，論點仍未過時，讀者可以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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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黨政領導體制，缺乏制衡。各級黨委第一把手，集大權於一身。往往不少事情，是個人說了算。好處是很有效率，没有扯皮，没有“拉布”。但如果頭兒的判斷錯誤，或為一已利益，作出錯誤決定，便會造成政治、經濟上的損失。如果像毛澤東那樣，一語定乾坤，主張“大躍進”和進行“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千萬人頭落地，萬民塗炭了。

鄧小平雖然也反對三權分立，反對扯皮，但也看出了這種個人說了算的弊病。

他反對權力過份集中，說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

他認為不堅決解決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有可能重新出現。

他認為對於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思想，也要採取科學態度，不要把一些有利於發展生產，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改革，都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

他問道﹕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

鄧小平的話仍然擲地有聲

三十二年前他的講話，今天仍然擲地有聲，並且是解決當今政壇弊病的鎖鑰。但是政治改革，也就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就是領導體制，也没有按照鄧小平理論的指引加以解決。

鄧小平說，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

但是現在的黨政領導，從中央分工，便是由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攬對“公檢法”的領導，其權力之大，威權之嚇人，可說無可匹敵。

公是公安，是執法部門；檢是檢察院，是檢舉違法行為的部門；法是法院，是以法律為準繩的獨立審判。公檢法應該是相互制衡的，這才能公平執行憲法和法律，防止冤假錯案發生。現在卻是一攬子“統一”起來，而且由一個人統一領導，這如何能達到制衡的目的呢？

公安部門的權力最大

況且，眾所周知，現在是公安部門的權力最大，除了軍隊，就是只有它掌握槍桿子的，檢察院和法院瞪於其後。一切案子，基本上是公安部門說了算，到了地方，就是一個村鎮的派出所話事，他們權大於法。

所以，公檢法，是“公”領頭，“檢”“法”次之。公安部長還領銜為國務委員。在黨內地位，最高人民檢察院院長和最高法院院長，連政治局委員都不是。

我曾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多年，香港回歸之後，並曾擔任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鑒於港人多年來每多投訴內地公安對港人港商的正當權利的侵犯，我們多年來都要求公檢法部門，派主要官員前來港區人大代表團全體會議中，聆聽代表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應邀派出副檢察長和副法院院長等前來聽取批評。唯獨公安部門連一位處長都未派出。在香港特區成立前的籌備委員會上，原公安部副部長田期玉也是委員，我們因而稔熱，我曾以此詢問，他只笑而不答。

體制和分工影響黨的領導

中共中央“十八大”將在下半年舉行，現在人們只關心人事上的變動，但體制和分工更影響黨對全國的領導。我們希望十八大也應再次認真研究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十七大”報告的開頭，便說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同時也指出，“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

怎麼辦呢，報告指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進行。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互相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

這是完全正確的。要使公安部門的權力在陽光下進行，便要在體制上使公安部門、檢察院、法院能相互制約，健全組織法制和程序規則，保證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

胡錦濤在報告中說﹕﹕“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一定能够不斷發展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這話說得非常好，我們對“十八大”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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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在台灣舉行就職典禮，他強調過去四年兩岸關係取得突破性發展，說恢復了兩岸制度性協商，簽署了十六項協議。並說﹕“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擁有共同的血緣、歷史和文化，也都同樣尊崇孫中山先生”。這話都說對了。但他又話題一轉，把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提倡的“一國兩區”，演譯成“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區域”，這就把過去的“九二共識”，即從“一中各表”的共識倒退了。

如果說“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區域”，便是說大陸區域也是“中華民國”了。中國大陸還有“中華民國”嗎？

如果說大陸還有金門、馬祖兩個小島掛着“中華民國”的旗幟，便說這代表中國大陸也是中華民國，那是十分牽強的說法。台灣的蔣介石時代，口口聲聲要反攻大陸，口不離要以“中華民國”統一中國，那時候就是在美國人看來，也是癡人說夢。“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時，已經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現在國際上承認的一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已成為歷史名詞。

解放金馬 非不能也

至於金馬，是在台灣未與大陸統一之前，有意放在台灣的手裏，以牽制台獨分子鬧獨立。過去有些所謂大陸問題的評論家，說金馬等島嶼未能解放，是大陸没有能力，這完全是不了解當年政情的無稽之談，我曾經著文加以駁斥。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美國看到中共在大陸的政權穏定，害怕中共進一步解放台灣，於是有意策動台灣獨立，作為美國監視中國大陸的棋子，為此策動蔣介石放棄金門、馬祖。蔣介石反攻大陸之夢未醒，對此頗有抗拒。中共中央看穿美國的隂謀和蔣介石的猶豫，因此命令彭德懷策劃砲轟金門，其目的不是要解放金馬，而是要牽制蔣幫。因為蔣介石如因中共砲轟而撤退，便大大失去面子，並且他經常說要以金馬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的言論，也有貽人自打嘴巴之譏。這便是單雙日打砲策略的由來。

以當年中共的實力，自不可與一九四九年登陸金門失敗可比。砲轟而不登陸解放，是不為也而非不能也。

擱置爭議 深化互信

今天馬英九死抱“一個中華民國”不放，肯定對兩岸關係政治上的突破，有消極作用。吳伯雄在提及“一國兩區”的時候，還表示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是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肯定。而馬英九突出“一個中華民國”，則是又引來一次“兩個中國”的爭議，對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是不利的。

北京對兩岸關係，了解到歷史遺留的問題相當複雜，島上又有不同的政治勢力在扯改善兩岸關係的後腿，所以常常有擱置爭議，目光向前看的建議。馬英九提出這個“一個中華民國”的論點，便是要重提對“一中”的爭議，這就有點倒退了。

當然，目前馬英九再度連任的民望不高，島內的反對聲音不小。馬英九以為提一些能够滿足台獨分子的口號，有利於減少壓力，爭取淺綠勢力。但是，這可能變成兩邊不討好，既不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也可能在國民黨內部引起爭議。馬英九的政治智慧，一向被人認為十分“麻麻地”，這一次這個口號的提出，無論在島內，或者兩岸之間，恐怕負面作用更多一點。

如果他改一個字，說“一個中華民族，兩個地區”，這就說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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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他報寫了一篇文章《國民教育問題，已被政客騎劫！》，居然受到各路反共人士在報章上圍攻，為近年所罕見。

我的論點很簡單，就是說政客們偷換概念，把一份國民教育參考教材中引起爭議的部分，作為反對整個國民教育的論據，於是高呼「洗腦」呀、毒害青少年兒童呀，登報反對之外，加以遊行抗議，還考慮在下學年開始時進行罷課。此舉無限誇大國民教育「洗腦」的嚴重性，其聳人聽聞之處，似乎比沙士病毒的傳染以及毒品進入校園的嚴重性要厲害百倍！

港英政府 嚴密監控

我自己現身說法，指自己身受國民黨大中小學教育十六年，背「三民主義」、「總理遺囑」不下千百次，到了大學一年級，還要上「黨義」課，但最後的人生道路，還不是走向國民黨的對立面！

我所主持的愛國學校，受港英當局監控近五十年。教材審查，頻密查學，甚至派遣特務在校內監視舉報，但都不能阻止學校師生心向祖國。

程翔誣衊愛國學校教出的學生「欠缺了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因此，這些愛國學校出身的都成為「歷史的棄兒」。程翔如果不是閉着眼睛說瞎話，就是有意誣衊。

別的愛國學校不論，我所主持的培僑中學，人才輩出。就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身於培僑中學的校友，在社會上出人頭地的，比比皆是。在本港大專院校當過副校長、院長和教授的就有二十多位，包括香港大學前副校長程介明、崇基學院前院長傅元國，以及數學教授岑嘉評、文學教授黃耀堃等人；在商界嶄露頭角的更多，如金杯印刷集團主席及香港印刷商會會長楊金溪、金朝陽集團的傅金珠、偉成集團的黃梓欽等等。

上世紀六十年代，培僑的閩籍畢業生赴菲律賓謀生者眾，不數年間，大多事業有成，成為菲華社會佼佼者。多年來，我每應邀赴馬尼拉參加他們的校友聚會，他們都眾口同聲認為，在學校學習時，不僅學到知識，並且學到他校欠缺的演講能力和社交手腕，更重要的是學會做人，要守信用，具有商德，因而在商場吃得開。

有色眼鏡 歪曲事實

上述事實駁斥了程翔的誣衊。當然，他還可以找出個別培僑讀過書的敗類來現身說法。但事實勝於雄辯，成千上萬的培僑校友，將會站出來駁斥程翔的謊言。

江 關生說，愛國學校因特區政府「政策傾斜」，才能「開枝散葉，擴大版圖」。是的，愛國學校在回歸後有若干發展，但與教會學校相比，仍是極少數。基督教、天主教學校有幾百家，愛國學校則只有十幾家，根本不成比例。此外，當局曾撥出大幅土地給英國的哈羅學校興建校園，江關生為甚麼不發一言？

愛國學校如果沒有生命力，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愛國學校大部分是私立受助學校，要靠自行招生；而愛國學校又大部分是中文中學，當前中文中學式微，如果不是靠學校校風的優良傳統，學科水平較高，課外活動又有特色，能收到足額的學生嗎？

這些戴着有色眼鏡看愛國學校和國民教育的人，還是冷靜一點吧。不顧事實，歪曲事實，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不是好的辯論員所為。謊言的腿是短的，不了解情況，信口開河，反共反昏了頭，只能自食其果。

吳康民

新中國成立，毛澤東掌握了最高權力。他自小就崇尚「與天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於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鎮反、肅反、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並在文化上壓制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一開始便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進而擴大打擊面，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終於發動反右派運動，打擊一大批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往後就是高舉「三面紅旗」，發動違反科學規律的大躍進，導致餓死數千萬人的慘劇。後來更發動「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使新中國倒退了若干年。

毛澤東在建國後的經濟建設上，正如革命元老陳雲所說，不僅有過，而且有罪。如果不是1976年「中道崩殂」，又不知會把國家糟蹋成什麼樣子。

暫不收回港澳十分理性

但是，毛澤東內政不行，但外交上卻頗有分寸，並且有理、有利、有節，在此頗可一記。

第一，對港澳政策。大軍南下，解放廣州、深圳及海南島，但卻保留港澳這兩塊殖民地不動。沒有「宜將剩勇追窮寇」，懂得利用香港這塊殖民地作為對外窗口，加以 「長期利用」。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瘋狂的年代，紅衛兵的叫囂和香港新華社的胡來，也沒有派兵配合香港的「反英抗暴」。如果不是毛澤東的一言九鼎，光是周恩來的理性，是抵擋不了這股極左的洪流的。

第二，抗美援朝。北朝鮮的金日成，在蘇聯的默許下，發動南侵戰爭，引起美國聯同若干國家的反擊，戰火幾逼鴨綠江邊。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在建國不久、百廢待興之際，卻堅定地阻嚇美帝國主義於國門之外。讓這個不可一世的美國自稱打了一場沒有勝利的戰爭。而毛澤東也是適時而止，打到「三八線」附近，便停下來，終於簽訂停戰協定。此舉使美國不敢再圖入侵新中國之想。

第三，炮轟金門。1954年解放軍連續多次炮轟金門。論者以為是有意解放金門，並且是解放台灣的先聲，事實上並非如此。當年美國人陰謀策動台灣獨立，並迫使蔣介石棄守金馬，有意在台灣另選代理人。這個炮轟是為了牽制蔣介石， 反對「台獨」。即如毛所說的： 「金門炮戰，意在擊美」。終於出現翌年中美之間展開外交談判。

擊退印蘇侵犯促進美日建交

第四，中印邊境戰爭。英國人統治印度之時，劃了一條所謂麥克馬洪線，佔領了大幅中國領土。1959 年達賴出逃印度，中印開始交惡，印度更進軍藏南，建立了據點。1962 年中國遂發動自衛反擊戰，收復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大幅原中國領土。給了印度教訓以後，又主動撤回麥克馬洪線中國一側，並未乘勝收復國土，又一次表現出中國的 有理有利有節。

第五，珍寶島事件。往前，根據清朝與沙俄簽訂的不平等《中俄北京條約》，劃定烏蘇里江為邊界。而珍寶島位在界河之上，但在主 航道以南，應歸屬中國。過去中蘇友好，此爭議並不突出。1960年代開始，中蘇開始交惡，蘇聯不斷在邊境製造衝突。1969 年3 月中國決定在珍寶島發動反擊戰，以挫蘇聯霸權主義的銳氣。

第六，與美日建交。1971 年，毛澤東決定邀請在日本參賽的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成為著名的「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終於促成尼克遜總統訪華以至美日先後與我國建交。

鄧小平繼承毛的外交政策

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上台，在外交政策上仍然繼續毛澤東的這個思路。早在1978年，他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時，說到台灣問題，便指出大陸與台灣社會制度不同，我們會照顧「這個特殊問題」，允許美、日在台灣的投資， 繼續「保持它的經濟利益」。後來更設計了一國兩制，在港澳地區實施，目的也是為台灣樹立一個樣板。

1979 年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戰，也是貫徹有理有利有節方針。在給了這個地區小霸王教訓以後，便迅速把軍隊撤回原地，並不進佔一寸土地。

在毛澤東、鄧小平的外交政策運用上，適度硬軟兼施，其靈活性和有理有利有節方針，很值得當前主持外交政策部門參考。

吳康民[email protected]

中國的大學問題不少，值得注視。

過去大學有“去行政化”的呼聲。因為大學校園很像“衙門”，什麼都講級別。大學分副部級、正廳局級、副廳局級等級別。大學校長相當於副部長正副廳長。以至教授等也有相應的“官銜”。這種衙門化的作風，引起不少學者和知識分子的不滿。但是要清除掉，又有許多不便。比如没有一個明確的行政級別，便找不到相關的省市負責人，據說連廳局長都不願意會見没有行政級別的教授，使許多事情都很難辦。

“衙門化”不僅在於行政職稱，還在於學術研究資源要由行政部門分配。學校行政序列代替教授們的學術研究自由。

過去的大學更是外行領導內行，有不少並没有多少學術修養的黨官領導大學。現在算是慢慢改過來了，黨委書記大多有教授職稱或博士學位。

學術造假很普通

其次是學術造假。大學校園內的造假，已經很影響大學的聲譽。不僅僅是學位造假，許多碩士、博士學位都是一些權貴人物以假論文等等不正當手段獲得。學術論文“請槍”更是司空見慣。甚且要為假論文找尋“載體”，可以出版假的學術刊物。論文要刊出都有一個“版面費”的價錢。

至於在外國拿個假博士也不少見。美國有一些只有一個信箱的“假大學”，隨時都可頒你一個“博士”學位，只要交錢就行了。過去幾年，在香港公開頒授這類假博士的行當，屢見不鮮。

再次便是缺乏職業精神。在大學裏往往出現“教授走穴”這個詞兒。就是說教授為了賺外快，或到商場兼職，或擔任公司顧問，心有旁騖。甚且是教書主業“冷冷清清”，“定穴”的副業“熱火朝天”。這都是社會今天的“向錢看”嚴重侵蝕校園的結果。

也難怪，現在不少大學都在眩耀校友中出現了多少位大官，多少位富豪，把官商擺在學校成績的首位。對於學術成就，對不起，免談了。

找職業是官商優先

有些問題也很難怪大學，學府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它與社會是互動的。許多大學生考進大學，當然希望畢業後能找到一份好職業，排位當然第一是當官，第二是從商。至於學術研究，是少數書獃子的事。近年大學的商科、經濟系是大學生的優先選擇，為的也就是在畢業以後能找到一份好差事。

北大教授陳平原感慨地說﹕“我很傷心地發現，現在的不少年青人，比年長的還要保守，還要世故”。他們還批評老師說﹕“你太天真了”。現在，反而是不少七八十歲的老人，“很激動，很憤怒，很有反抗精神”。他說，“這是多麼畸形的社會現象，七八十歲的人扛起理想主義的旗幟，五六十歲的人還在堅持奮鬥，年輕人卻成天宣揚‘別太天真’，這個世界還有希望嗎？”

大學生應負起時代責任

過去有人批評大學像“象牙塔”。進了塔裏就兩耳不聞天下事了。可是過去的年代，民族苦難和階級壓迫喚起了廣大的年青大學生的良知，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反內戰反飢餓運動，都是大學生領軍，在中國現代史上激起紅色風暴，終於孕育了新中國。

當前為培育一個大學生，要花費多少工農大眾的血汗，你們難道不應負起時代的責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