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3-2- 明報

1967年香港的一場風波，左派人士稱之為“反英抗暴”，社會人士又稱之為“六七暴動”。這些詞兒都各有政治傾向。我擬以北京1989年發生的一場學生運動為例，為“六七”正名。八九年的風波，當局開頭認為是一場“反革命暴亂”，後又稱為“一場動亂”，最後為了緩和群眾情緒，定名為“那一場政治風波”。因此香港的這一場政治風波，是否可定名為“六七風暴”或“六七風波”？

這場風暴已經過去了45年。當年不少無辜的青年學生、工會會員以及街坊群眾，都捲入了這場風暴。其中不少人死於非命，更多的是受到港英當局的軍警毒打並被判處徒刑進入黑獄。由於法庭的判決，根據港英時期訂下的法例，負罪的父母禍及子女，影響子女的就業。例如父母曾有“刑事罪”，子女不得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就是當警員也不行。但這些人絶大部分是“政治犯”，有的甚至只是在街頭觀望或聚集，便被無理處以徒刑，而且許多是十幾歲的青年學生。

無辜受害者值得同情

關於“六七風暴”，我早已多次著文，闡明我的觀點。其實我也是受害者，當年港英當局多次對我進行追捕，並曾在鰂魚涌街頭截留我所服務的學校校車，以為我在車上。結果誤捕學校副校長及司機，他們兩位被以莫須有罪名判刑，投入黑獄。我從此轉入地下，居無定所（也可說是狡兔三窟），妻子和幼兒被迫避難澳門。

回歸15年，風暴也已過去45年，受害者要求取回公道，要求結束對他們的子女的不合理限制，完全合理並值得同情。

最近事端的開始，出諸我的學生羅海雷在本報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他竟把此事得不到解決，歸罪於“左派愛國人士”。特別指出是愛國學校負責人，一如“縮頭烏龜，甚麼也不敢說”。

他把矛頭針對我，是因為我領導學生去暴動、去放真假炸彈嗎？是我把學生推向港英軍警的槍尖嗎？答案是否定的。

我在本報多次著文，剖白對“六七風暴”的經歷和看法。幾篇文章都收集在我的評論集裡，如《吳康民論時政》（2005天地圖書）、《吳康民口述歷史》（2011三聯書店）。這裡就不再重覆了。

我絶未做過“縮頭烏龜”。對“六七風暴”的觀點鮮明。我連“六四風波”都公開評論，並和某些“學者”發生筆戰，遑論“反英抗暴”？“六七風暴”的高潮，5‧22大逮捕前夕，我剛從內地旅行回港，便莫名其妙的被推向到銅鑼灣裁判署的示威隊伍的前沿，接受港英催淚彈的洗禮。散隊時遇到香港新華社副總編輯潘德聲，他說你為什麼跑到示威的前線來了？言下之意，你作為學校領軍人物，理不應輕易跑到前線，這原本是革命活動地下鬥爭的基本原則。但如果當時我不出場，又會不會被羅海雷認為是“縮頭烏龜”？

有關方面可以表示慰問

羅海雷發出公開信和我在本報“筆陣”（去年12月8日）的回應以後，他又主催了一個飯局，請一些當年受害人向我訴說。他們並且送給我一套叢書，題目是《1967－香港人不應遺忘的一年》，內容生動活潑，並請本報專欄作者林超榮、屈頴妍及《南華早報》記者張家偉編撰。

我對他們的心刺和多年遭受的不公表示同情。但我仍堅持在“筆陣”一文的觀點。指出由於香港實施三權分立的制度，特區政府無權干涉司法機關歷來的判決。如果當事人要求司法複核，當然可以。但處理經年，所費不菲，或未必能得到平反的結局。但個別人可以申請法律援助一試。

至於英國當局，肯定不會為這些受害人平反。今天北京當局也不會為過去香港新華社的極左領導和“四人幫”的煽風點火負責。但我認為，北京的港澳辦或香港的中聯辦，可以對這些受害人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和慰問。或者找機會會見他們，聽取他們訴訴苦水，“消消氣”。

目前這些受害人不宜向特區政府請願和施加壓力。特別是當前香港社會矛盾尖銳，反對勢力活躍，攻擊特區政府的火頭正多。加上這樣的一 個火頭，對香港的社會穏定並無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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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28 東方日報

歐洲的“馬肉”食品醜聞越揭越多。原來月亮並不是外國的圓，歐美食品並不是十全十美。當然，牛肉裡頭混上馬肉，並不會令吃者中毒，不像中國的毒牛奶會使兒童得病，也不像美國牛肉的瘦肉精會為害人體。但畢竟是一宗醜聞，打破國人迷信外國食品的好夢。

歐洲多數國家飼養馬匹，並不是為了食用，因此質量檢查並不嚴格。廠家生產的混有馬肉的製品也没有進行標注，除了食用安全之外，也存在廠家生產的誠信問題。

英國的兩家食品製造商出產的牛肉製品，不僅混有馬肉，也還驢肉，目的都是為了減輕成本，而且都為出口之用。也許英國人“隂濕”，出口肉製品為了減輕成本，混用馬、驢等雜肉。這些肉類有没有殘存獸藥或其他未能檢驗的不宜食用的東西，實在存疑。

全球最大的食品企業，包括出產奶粉的“雀巢”，其牛肉製品也含有馬肉成份。而這些馬肉來源自法國和盧森堡的工廠。

法國居里大學的專家科松說，作弊的廠家是為了降低成本而犧牲產品質量。他們鑽法律的空子賺錢，損壞的卻是整個食品產業的信譽。

這話正是說到點子上。中國食品原本世界有名，但種種造假的食品敗壞了中國食品的名聲。即科松所說的“整個食品產業的信譽”。今天內地人來港搶購外國牌子的奶粉，便是“三鹿毒奶粉”事件產生的惡果。

歐洲輿論 群起而攻之

歐洲的馬肉醜聞一出現，輿論便群起而攻之，並針對政府有關部門監管不力。英國政府批評食品標準部門疏於監管，食品生產商之間卻互相指責。全世界的官場都是一樣，總想在出問題以後推缷責任。對於顧客來說，眾口同聲都是希望政府應加強對食品生產的監管。倫敦城市大學的米切爾教授指出，馬肉醜聞對消費者“信心的重創”，對“歐洲食品市場的破壞”，是比醜聞本身更嚴重的效果。人家的食品醜聞並没有傷及人命，便引起公眾和專家們的紛紛指責，而我們呢，對受害者要求主持公道的小小的示威行為，都加以鎮壓逮捕判刑，這能解決問題嗎？

歐洲的有關食物專家提出建議，應該監管複雜的跨國食物鏈，了解並監管食物鏈上的所有廠商。並指出那些跨國食品企業“有義務對消費者的安全負責任”。

我國的常務副總理李克強雖早前發出了要保證群眾“舌尖上的的安全”，但看來全民監督和政令貫徹的雷厲風行仍然有待。我國的食品醜聞遠此歐洲的要多，但主管部門和輿論監督的力度卻遠遠不足。正如俗語所說的﹕“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没有有效的監管制度，没有長遠的全民道德教育，没有剷除貪腐官員的包庇，要解決“舌尖上的安全”，是没有足够的保證的。

馬肉醜聞 一面鏡子

歐洲的“馬肉醜聞”，引起如此大的一場風暴，並揭露歐洲各國政府監管食物安全的弊端，明確食品工業的基礎是信任。他們的“大陣仗”，反映出我們還没有認真吸收毒牛奶事件的慘痛教訓，在對人民的“舌尖上的安全”，還没有痛下工夫進行有效的監管。

人家吃了混有馬肉的牛肉，並没有鬧出人命，但就引起歐盟多國，對食品安全監控的相關制度進行反思。我們呢，顯然反思不足。

歐洲馬肉醜聞是一面鏡子，值得有關政府部門和食品行業老闆們好好思考。

2013年2月21日 明報

在報上看到一張照片，一群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穿着二戰時期日本侵略軍的軍服，前往靖國神社參拜。旁邊有一個小男孩，大概是四五歲左右，也穿了一套日軍的軍裝，頭戴那種日本侵略軍特有的垂着幾片布條的軍帽，但臉上表情卻是天真無邪。

我不禁慨嘆，這個小孩子的父親肯定是個軍國主義分子，才給自己的兒子打扮成日本侵略軍的樣子。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源潮，日前會見日本友好人士村山富市時，便表示，對日本年輕一代右傾趨勢，表示關切。擔心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人不了解戰爭的悲慘。

是的，戰後日本當局從來没有認真地承認，他們的侵略給亞洲人民特別是中國造成的傷害。日本當局蓄意篡改歷史教科書，造成青少年對日本現代史特別是二戰侵略史認識的缺失。没有正確認識歷史，便没有本着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這是日本當局對釣魚島問題没有妥善處理，中日關係陷於僵局和緊張的原因。

日冦在港犯下滔天罪行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香港。看那些十幾歲的少年學生，也許是在家長的鼓勵下，聚眾包圍特區政府，反對國民教育。熙攘多日，並成為今後暴力政治日熾的後備軍。

和平的局面得來不易，祖國今天的富強和發展，是千千萬萬的先烈犧牲生命得來的。中國經過八年抗戰，犧牲幾千萬軍民，才能打敗日本鬼子，取得抗戰勝利。香港也曾有三年零八個月陷於日寇的鐵蹄底下。日本人在香港也犯了屠殺姦淫的滔天罪行。在赤柱聖士提反書院原址，屠殺過一百七十多名傷病員和醫生、護士，護士們並被輪姦後殺。由於港英當局認為這是恥辱，長期不加張揚，所以年青人並不知道。

香港中學把中國歷史作為選修科，多數學生並不選讀。許多人對中國的歷史和地理所知甚少，更没有親身體驗，所以思想傾向便顯得偏頗。

港英統治從高壓變懷柔

香港學生對港英統治香港的歷史也所知甚少。在戰前，英國人的統治是十分嚴酷的。華人是二等公民，半山和山頂是不淮華人建屋居住的。那時候的印度裔警察（摩羅差）更是英國人的打手，動輒欺負中國人的小販和草根階層。我小的時候在香港經常見到“摩羅差”扭打小販，欺負工人群眾。在幼小的心靈中隠隠留下英國人種族歧視的印象。

戰後我又回到香港。開頭英國人統治稍有改變，因為他們害怕國民黨政府以戰勝國名義兵臨深圳，所以要以愛國左派力量平衡國民黨力量。到了全國解放，共產黨掌權，他們又反過頭來壓制愛國力量了。其中以戰後第二任港督柏立基最為反共，他遞解了許多愛國左派人士出境，解散了許多愛國團體，打壓了工會的活動。

只是到了麥理浩時代，他看到中國和國際形勢的變化，認為不改變不行，才改變高壓政策為懷柔政策。

許多青少年因為不了解歷史，更没有親身體會，才會認為港英統治比現在好，才會高舉英國旗幟，甚至叫出《南京條約》好的口號。

古人說﹕“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没有了解歷史的來龍去脉，特別是中國現代史，香港現代史，對當前的香港政治，就嘩哩嘩啦發議論，並付之為政治行動，不僅損人而不利己，更徒增社會之混亂而已。

2013年2月14日東方日報

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汽車生產大國，產量和銷量都是世界第一。但是走在全國大小城市街頭的大小汽車，仍然是外國牌子的汽車，是“中外合資”挂着外國牌子的汽車。日本汽車佔首位，豐田、日產、本田、萬事得等牌子的汽車滿街都是。此外是德國牌子、南韓牌子、美國牌子以至瑞典、法國牌子。技術自主的牌子汽車絶無僅有。

四十年前，走近萬里長城關口，挂着一塊很大的廣告牌﹕“車到山前疑無路，有路必有豐田車”。我看後很不是滋味。心想，什麼時候，才有我們的自製汽車呢？四十年過去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了，中國“製造”的汽車產量世界第一了。但是，挂的仍是外國的牌子。豐田汽車更多了，不僅有路必有豐田車，而是滿街滿巷都有。

為什麼我們這個汽車王國都只能採用外國的關鍵技術，而不能自主創新？難道汽車製造的關鍵部件，比“神九”上天完成對接，比“蛟龍”入海潛水深達七千餘米的世界紀錄還難？

日本人的汽車製造技術是從美國學來的，但他們的汽車製造技術已經超越美國，進入美國市場。韓國更是後起之秀，他們的汽車工業起步較遲，但卻有自主、創新，也進入中國市場。這些事例，說明什麼？

莫言的講話有啟示

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他在斯德哥爾摩的領獎談話中，說的一段話對我們有啟示。

他說﹕“我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但“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方”，“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後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

好傢伙，“必須有自己的地方”，“必須盡快逃離他們”。就是說，作家不能一味模仿，必須有獨立的創作風格。

科學技術何嘗不是這樣﹗我們的汽車工業，是不是多年都陶醉在中外合作，使用人家的高尖技術而不求上進？我們的工業技術領域是不是多年陶醉在模仿和製作A貨？

韓國是一個在高端科技上從模仿到創新較快的國家。看他們起步慢卻發展快，我們應該汗顏。只不過二十多年的光景，在電子工業上，它已經可以與美國人、日本人肩比肩地競爭了。人家是走在技術創新的正途，而我們卻是在走“造假”的邪道。兩者對比，國人應該感到十分汗顏啊﹗

崇外思想影響創新

這種不求上進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崇外”。一切都是美國貨好，日本貨妙。過去叫喊過多年的“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愈叫愈崇美﹗現在國人的崇外思想不是減少了而是加強了。講留學，言必美國。似乎不到美國浸一下洋水，不買 一兩 件法國皮包名牌，就趕不上時代似的。高官們出國考察，大多數是去作公費旅遊。多年來出外考察多如牛毛，他們究竟在考察中帶回什麼東西？對我們科技改革和管理水平產生了些什麼影響？促進了什麼樣的改革？

改革開放己經逾三十年了，我們這樣跟着人家的屁股跑，長期不逃離“模仿”，没有創造自己的名牌，這樣下去，是和一個工業大國的名實不相稱的。

2月9日 明報

唐英年在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後，第一件見報的頭條新聞（見本報2月6日），是“唐英年賣名酒，料套現3000萬”。

當記者問他是否缺錢用，需要出售資產套現。他笑說，不值多少錢。當然，唐家富可敵國，他的藏酒價值無數，更不會因為缺錢而售酒。

但我想，唐英年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委員，風聞他更可以晉身政協常委。他在接受任命以後，應該表示為了議政論政，以自己的見識貢獻國家，正在勤讀“十八大”文件以及有關國事政情文件才是。如果他這樣表態，並見諸報端，方表達出他有心參政，做好準備，不負國家期望，做個合格的政協委員以至政協常委。

而今他不為此圖，見報頭條的竟是品嘗紅酒，出售紅酒的新聞，中央有關領導，看到此等新聞，情何以堪﹗

大家知道，唐英年愛紅酒如命，這是個人嗜好，無可苛責。他的富有而能擁有大量紅酒，在家居地窖，工廠大廈酒庫，以至在外國都有酒倉，也因為他是含着金匙出世，命好運好，外人無從置啄。在香港資本主義社會，更是無傷大雅。

顯出豪門太子模樣

但是，在政治任命剛下，自己也表示欣慰，聲言將在另一崗位上服務國家的時候。就在這個關節眼上，卻顯出一個豪門太子的模樣，是不是有點辜負國家的厚望？

我對唐英年毫無成見，在去年的特首競逐中，我無論著文言說，都說唐、梁兩人各有優勢，都認為他們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人物。競選中的種種，我都保持中立。甚且在競逐前期，認為唐英年較佔優勢。只是到了後期，唐氏重用一些親泛民的軍師為他設計攻擊對方方案，並自爆行政會議秘密。大勢已去，我才寫了《唐英年敗在自毁長城》一文。指出他的敗，敗在受幕後軍師唆擺，偏離愛國立場（見拙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221頁），才“回天乏術”。事實證明，去年的判斷並没有錯。

缺乏政治嗅覺

今天唐英年仍然没有吸收教訓，繼續做一些原可以避免的傻事。當然，賣紅酒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目前唐英年雖然並不是政治焦點人物，但既然要重新起步，自然應該注意樹立新的形象。他也許認為賣酒一事無傷大雅，但試想想，當前北京委任全國政協委員前後，此事成為香港政情版的焦點，唐氏也是公眾議論之中的一員。論者認為，唐氏入選，是一種安慰獎，就是說他中途墮馬，中央為了安撫他，才給他這個崇高的地位。如果他没有參選落敗，也許這位子並不一定落他的身上。既然中央準備許以高位，那就應多注意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畢竟這是政治，他應有一個政治人物的嗅覺。這個報章頭條，看在北京高層的眼裡，特別看在有份最後決定政協常委的高層的眼裡，又會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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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是最老牌的西方帝國主義；英國人最富有統治殖民地的經驗；
英國最懂得運用權術政治；英國的情報、特務工作是世界第一流的。

中共“十八大”以後，中央派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易人。原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升任駐港中聯辦主任，官升半級，成為正部級官員。

回歸15年來，中央派駐香港中聯辦主任有三人，分別是姜恩柱、高祀仁和彭清華。他們是中共中央第十五屆、第十六屆、第十七屆中央委員，而且應該是因應他們的職務而當選的。

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早已定為中央正部級單位，因此其主管在黨內地位一般該是中央委員這一級別。這一次，派出的主任既是國務院港澳辦的副手，又是中央候補委員。難免令人有此疑問，香港的中聯辦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是否降了一級？

當然，公開的說法肯定是否定的，一切不變﹗正部級還是正部級，都是直屬中央，没有任何改變。

強化對港工作領導

但我卻有一個想法，這是中央強化對香港工作領導的跡象。去年以來，香港的政治生態有重大變化，本土的反對勢力增加，對中央依照《基本法》執行“一國”權力有抗拒情緒。在去年的特首選舉中，利益集團和港英餘孽不滿中央的取向，因而和泛民等反對派聯成一線，阻撓新政府的依法施政。加上傳媒的話語權一向不在建制派手裡，他們更抓住一些個別事件，誇大其詞，干預新特首的施政。

梁振英的班底和智囊，由於先天不足，舉步維艱。半年多以來，更加未能施展拳腳，連“適度有為”也没有做到。

反對派口口聲聲譴責“西環治港”，可能引起中央的顧忌。所以張曉明下車伊始，便向記者表示﹕“西環不治港，西環要盡職”。也就是說，香港仍是要維持“高度自治”，但北京根據《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代表中央駐港機構，一定要依法把這些權力掌握好。

美英勢力加強活動

近年來，美國積極部署進入亞太地區圍堵中國，並且由日本這個爛頭蟀當先鋒，把釣魚島事件弄到“戰爭邊緣”。這種玩火行為，作為祖國前沿的香港在中央外交，國防戰略部署中，是一個前哨站。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是美英作為圍堵中國的橋頭堡。中央對香港的關注，顯然不僅在於本地的政治事件，而是聯系到美英在港的政治部署和戰略企圖。“二十三條”立法，主要便是針對外國勢力進駐香港採取的防範性的措施。但自從2003年立法失敗，擱置10年，仍未有重啟立法跡象。中央對香港有一條最重要的底線，就是不容許外國勢力利用作為反華基地。

但從年來香港政治生態看來，英國人利用其多年統治所形成或潛在的人事脉絡，布置若干線索，蠢蠢欲動，並與美國情報部門聯成一線，其能量不可低估。中央在香港既然要管外交和國防，自然對這些外國勢力的種種行徑，賦以特別關注。

加強對港工作領導

面對本港及國際活動嚴峻形勢，中央必定要加強對香港工作的領導，權力相對集中在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及其執行單位的港澳辦。因此，香港中聯辦的職責可能有所減弱。按照已故周恩來總理的遺訓“外交無小事”，也許當前的香港也無小事，必須加強請示報告。如果涉及國際勢力的活動，涉及外交和國防層面的問題，恐怕要報港澳領導小組，由他們討論決定。

當然，並不是中央對張曉明不够信任。他應該是一位熟悉以往香港情況，更加上是對《基本法》有精湛研究的年青學者，能力不可低估。但他的前輩都認為“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他面對空前複雜的香港新形勢，自不能掉以輕心，更多的請示報告在所難免。特別要認真分析來自四面八方的真真假假的情報，各類頭面人物的言論和反映，以及他們和北京的人脉關係。這類分析，當然要和國家對國際間的宏觀分析相結合。

不許香港成為國際反華跳板

中央對香港有一條底線，就是絶對不能成為美英勢力包圍進攻中國的跳板。美英勢力利用香港越猖狂，北京關注香港這個關口將更加嚴厲。

2017年的特首普選，反對勢力將以此作為控制香港的一個突破口，這幾年的議會鬥爭和選舉鬥爭將更為嚴酷。北京的態度肯定是絶對不能失控，不能有一位反對派的頭面人物擔任普選特首。因為《基本法》規定香港行政長官應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如果選出一位北京不能接受的人物擔任特首，中央肯定將不予任命（《基本法45條》）。

為避免這種情況出現，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委員會篩選是必要的。

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對普選行政長官和普選立法會的爭議是無可避免的，這兩年的政制爭拗將達到新的高潮。如此複雜的局勢，中央不能不強化對香港工作的領導，加重了北京的職責，相對來說，便減弱了香港中聯辦的決策權。

電郵﹕[email protected]

​英國是最老牌的西方帝國主義；英國人最富有統治殖民地的經驗；英國最懂得運用權術政治；英國的情報、特務工作是世界第一流的。

​英國要從香港這塊寶地撤退，十分不甘心。因此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中，提出主權換治權主張。這個方案被鄧小平頂回去以後，英國人就着手布署在香港進行没有英國人的英國統治。

​其布置的周密，與中方的粗疏，形成對比。英國人在香港布置了“港英餘孽”的四個梯隊。第一梯隊原本準備接管統治權力，但梯隊的頭目沉不住氣，自我引爆，只好去做反對派的“名譽領袖”。第二梯隊還在台上，但能量不大。第三梯隊蓄勢待發，能潛伏還是潛伏着。至於第四梯隊呢，卻是“無間道”。有的還隠蔽得十分到家，甚至連中南海也欺騙了。這是最最威脅“一國兩制”的梯隊。

​英國人布置這些“港英餘孽”，有一個殺手鐧，總要抓住他們的一些辮子，讓你不得不聽它的。你敢反叛麼，爆出你的醜聞，或者要讓你吃官司呢。

​英國在圍堵中國方面，雖然不是主角，但它是最有本錢，最有實力，美國人也得靠它。

​最近香港政治生態的動盪，“港英餘孽”扮演重要角色。他們配合美國勢力，配合利益集團，興風作浪，不可小覷。

美國財大氣粗

​美國高叫重返亞洲，目的在於圍堵中國。對中國堀起，甚至被稱為經濟實力不久可超過美國，十分不甘心。因此近年來在亞太地區動作多多。而香港這個國際中心，又是實行“一國兩制”，美英勢力，長期盤踞，自然只有加強而没有放鬆的份兒。

​美國人有的是錢，財大氣粗，收買各方勢力，理所當然。美英聯盟，由來已久。早年對中國禁運戰略物質，早就在香港廣布線眼，恐嚇與中國有經濟往來的商人。在文化上，也就收羅所謂“避世來港”的文化人，由美國新聞處擔任重要角色。成立友聯出版社，辦刊物雜誌，並將手伸進剛開始發展擴大的香港大專院校。

​但美國人畢竟没有英國人的老謀深算。“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毛澤東思想，還是英國人懂得運用，因而有上述的四個梯隊的部署。

​不過美國人聲勢浩大，它在暗處利用英國人統治香港逾百年的“耕耘”，埋伏許多政治深水炸彈。明處策動反對派利用各種名目干擾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今天香港政治生態的躁動不安，如果說没有外國勢力在暗處發功，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北京“短期思維”

​當前，北京顯得有點被動。原因在於香港回歸以前，對香港前途的發展估計過於樂觀，没有充分認識到“兩制”衍生的複雜性。例如《基本法》二十三條就原本照條文訂立即可，何必畫蛇添足地加上“自行立法”的字眼，留下今天進退兩難的禍根？又如政制設計，由嚴趨鬆易，由鬆抓緊難，當初又何必只設計管十年的立法會選舉方案？

​至於近十年來，如何廣納善言，了解港情；如何擴大團結，爭取多數；如何培養幹部等等方面，卻多“短期思維”，求一時顯目成績，不求扎根經營，面對強敵，只能徒呼荷荷。

2013-2-7 東方

近年，內地來港搶購外國牌子奶粉的情况愈演愈烈，並且惹成一場中港矛盾的風波。之前，因為毒奶事件維權的趙連海被捕判刑，曾引起不少港人的不滿。

奶粉的製作並不是什麼高科技，中國的奶牛優種有的是。過去蒙牛牌的鮮奶也暢銷全國及本港，我現在還是放膽地飲它。有一個時期據說香港的一些鮮奶也是由深圳的農場生產。什麼時候，添加劑的毒奶居然迅速流毒全國，引起多少家長育兒餵奶的恐慌？

往後，食物添加劑有毒或超標的問題遍佈全國，遍滿各類食品。什麼毒香腸、地溝油等等，把中國食品的信譽打入十八層地獄，令有心人十分痛心。請問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人家樹名牌，我們砸名牌

身兼食品安全委員會主任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最近召開食品安全委員會全體會議，指出食品安全問題形勢依然嚴峻，強調要確保民眾「舌尖上的安全」。說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問題關乎民心，要「重典治亂」。

我常常嘆息，外國人往往靠名牌賺錢。瑞士名表、法國手袋、意大利皮鞋和服裝、日本的汽車和電器……很少聽到他們自己砸自己的牌子。日本名牌汽車豐田，銷量長期世界第一。前年雖然由於煞車踏板出了問題，回收幾百萬輛的汽車，銷路一度下跌，但去年又回升為世界第一，力壓對手美國的通用和德國的福士。原因就是他們的質量出問題是個別的，不是故意作假的，因此仍取得世人的信任。

建立一個名牌，需要長期在用家的口碑上取得信譽。但也可以在一夕之間把它毁掉。現在內地食品安全問題不僅毁掉了一個牛奶的牌子，而是毁掉了「中國食品」牌子，這是最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中國菜式在國際上享有信譽，中國菜館開遍全世界每個角落。按理，中國食品應該是走向世界的名牌；按理，中國應該發展獨特的食品工業，並把它推向世界。至少，在每年來華的千萬遊客中，也應使他們樂於購買中國食品去餽贈親友。我們到日本、台灣等地旅行，都很樂意購買他們的裝潢漂亮、有獨特風味的食物。日本人把我們中國的未除去「糖蜜」的烏糖（即片糖，見註），製造成幾十種的所謂「黑糖」，用高價賣給遊客。台灣能把他們的肉乾專門店開到香港和其他地方。我們就是不能，不僅不能，還在自己砸自己的招牌。

沒有「長治久安」形成「短期思維」

「確保民眾舌尖上的安全」，是一個令人感到無奈和慨嘆的口號。從這個口號引伸出去，治標便只能是「亂世用重典」。李克強表示，要把不法之徒「罰到它傾家蕩產」。治標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治本。現在國人有一種「短期思維」，實際上是對「長治久安」缺乏信心。做生意的，希望早早撈得一筆。老闆們把賺到的錢轉移到國外，把家眷想方設法移民到海外。大小貪官們更是不相信「長治久安」。加上他們貪污枉法，也是想方設法在撈得一筆後，都設法轉移到海外，更及早當個「裸官」。目前各方面估計逃出海外的資金數目達數萬億之多，國人移民海外銳增。

所以，勵精圖治，是解決作虛弄假的不二法門。食品安全問題決不是孤立的，是社會問題的重要反映。如果國人沒有放棄「短期思維」，即「賺快錢」、「撈一筆就走頭」的觀念，社會上許多「偷呃拐騙」的行為仍會層出不窮。

實幹比口頭賣乖好

新領導人習近平也充分看到這一點，他也看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是還是要「摸着石頭過河」。先從小處着手﹕整頓吏風，廢除繁文縟節；打擊貪污也就有蒼蠅打蒼蠅，有大鱷打大鱷。所以李克強也就只能是「重典治亂」，「罰到它傾家蕩產」。不做不能得人心，大動作觸動許多「黨國元老」和利益集團的利益，豈能輕舉妄動？豈容許你立即採取大動作？

但實幹比口頭賣乖好，小動作也比沒有動作好。穩步前進是對的，我們對習李新政仍寄以期望！

註﹕中國南方用甘蔗製食糖。甘蔗榨出的蔗汁烘乾便是「烏糖」，即現仍可買到的「片糖」。而白糖則是要經離心器把蔗汁中的「糖蜜」分離出來，再烘乾成白糖。

吳康民 電郵﹕[email protected]

本文發表於明報（2013年2月2日）

報載最近北京出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傳高義（EZRA F‧VOGEL）的《鄧小平時代》。而且是北京、成都、深圳三地同時發行，預訂書本數量已達五十萬冊。

這本英文版的《鄧小平時代》，二0一一年由哈佛大學出版。去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譯本。我對這本厚達八百多頁的巨著曾摘要地閱讀一遍，至於北京版本則還未見過。

北京對該書的評價是，有豐富的史料和檔案資料，加上獨家訪談，對鄧小平的個人性格和執政風格進行了深度分析，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歷史進行了完整而獨到的闡釋。總之，這本書是客觀、中立，更追求資料的真實性，通俗易懂，研究札實，有思想深度。

我特別關注書中有關“六四政治風波”的描述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對江澤民的批評。作者對這些歷史事件並不忌諱，的確有着相當客觀的描述。

四位領導 不易評說

因此，按我的估計，北京出版的《鄧小平時代》，可能是一本“潔本”，也即是刪節本。如果不是，那就是一個言論開放的新時代即將降臨了。

新中國成立以後，經歷過四位最高領導人，那是以權力，影響而不是以地位來評定的。因此，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可以不算，只能說是有四個“核心”。他們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胡今天仍在台上，暫可不論。毛、鄧、江三人，除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作出過決議以後，對他的評價略為放寬。官方的評價仍是“功大於過”，但民間的評論卻剛好相反。中國的傳統是“為賢者諱”，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功過，一向列為禁區。除毛之外，對鄧和江的公開評價，一向也是不禁自禁。但既然是“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那麼哪位領導人能是十全十美的呢。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並力行之，今天的得之不易的局面，肯定與他有關。無論如何評價，他都是功大於過的，相信這一點並無爭議。至於在“六四政治風波”中力主鎮壓，在拉胡趙下馬方面，是功是罪，仍是有待評說。

六四風波和南巡講話

傳高義在《鄧小平時代》的第二十一章中，評說了“天安門悲劇”。這一章的確有着十分客觀的描述。但與此同時，他也提出了六七個“假如”，代表了世界上許多關心同情中國人民的人們的問號。作者也肯定，“我們不知道答案”。並指出事件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相對穏定和經濟上快速增長。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的南巡和一連串講話，表示了對當政者在六四風波以後執行“改革開放” 的倒退和保守表示不滿。其中矛頭隠隠對着他們一幫元老們扶之上台的江澤民。

一九九0至九一的全國形勢未能令鄧小平滿意。他認為﹕“只有放棄保守的經濟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蘇聯和東歐的覆轍”。但是鄧的話“依然没有起更大作用”，於是他在南巡講話中，有針對性地說了“誰反對改革、就讓誰下台”的狠話。

鄧小平在珠海召開了一個與軍事規劃有關的會議，批評了“當前領導没有做任何有用的事”。聰明如江澤民者，在面對“潛在競爭者”喬石，迅速地轉了軚。

這些有關的章節，如果原原本本地公開給內地的讀者，那就是言論開放的一個里程碑。

東方日報2013年1月31日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