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民聯伙同公民黨進行“五區請辭”，人員名單已經定出，這便是陳淑莊（港島）、梁家傑（九龍東）、黃毓民（九龍西）、梁國雄（新界東）、陳偉業（新界西），看來勢在必行，無論民主黨參加與否，這齣戲一定要轟轟烈烈地演出了。但昨天的幕後操手，看到勢頭不對，又有“勒住總辭”之說，這一次，就要看看他們如何應對“進退兩難”，並向公眾解釋清楚。

建制派的對策是﹕決定參與補選，不讓他們唱獨腳戲，還是靜觀其變，現在還不得而知。是胸有成竹，還是猶豫不決，也很難推測。我認為，建制派如果參加補選，必有一席到三席的收獲。只要有一席得手，便打破了社民聯和公民黨所謂的“公決”了。

試分區分析如下﹕

戲子對出位王

港島區，詹培忠公開宣告要與他們玩一舖，如果詹培忠對陳淑莊，出位王對戲子，詹培忠未必没有勝算。

大家知道，去年的港島選舉，陳淑莊是靠余若薇讓她排頭位而當選的。她們兩位，得票82600張，佔票26.35%，於是得以雙方入局，現在單對單，如果民主黨不全力以赴助選，以陳的知名度和一年來在立法會表現，未必能穏操勝券。

反觀詹培忠，知名度甚高，每有出位言論，又娛樂性極強。如果民建聯全力助選，以去年曾鈺成和葉劉淑儀合共得12萬票以上，有一半投給詹培忠，則詹肯定能重返立法會矣。

問題是，如果參加補選，民建聯的第二梯隊必然躍躍欲試，如何說服他們讓路，是一大問題。大黨有大黨的難處，這便有變數。

票王對袋巾

九龍東，袋巾對票王。現在許多人勸嫻姐再度出山。陳婉嫻在九龍東是票王，九龍東又是工聯會的票倉，去年為了讓黃國健上位，嫻姐讓黃排頭位。更因建制派分兩張名單出選，浪費了一些票源，致嫻姐落選。建制派兩張名單共得103792張票，而梁家傑、李華明兩張名單郤只得87398張，勝負立見。輿論多認為，嫻姐一出，袋巾危矣。

美女與野獸

九龍西，黃毓民餘威猶在，如果田北辰再度出山，除非民建聯的近四萬票和梁美芬的近二萬票，全力投入，否則勝算不大。

新界東呢，梁國雄去年得票44763，民建聯得票102434，幾為長毛的一倍有餘，現在單對單，長毛票數如連同其他民主派，可謂旗鼓相當，問題是選誰出山對撼。

田北俊表示有意出山再戰江湖，我的意見是以龎愛蘭出而對疊較有勝算。有人笑說美女與野獸，將有一場混戰，這也許是一場不易估計勝負的戰爭。

新界西，未知周梁淑怡會不會再戰江湖，不然，田北俊也可在此區出戰。民建聯去年戰果有92037張票，陳偉業只得32182張。如果民建聯能動員一半票源投給自由黨，則自由黨將再在立法會中增加一席。

五區請辭本來就是一場鬧劇。幕後操手之後還有操手。“四人幫”的目的是要鬧出國際新聞。北京擔心香港政治有國際背景，看來這個擔心並不是多餘的。

前些時鬧得沸沸揚揚的肯定香港有“第二支管治隊伍”的言論。現在看來，可以有另一種解讀，就是中央對香港的政治生態表示憂慮，因而發出了如此這般的一個試探氣球？

日前，上海市宣布，國務院已批淮，上海將建一個比香港大得多的廸士尼樂園。

本世紀初，廸士尼希望在亞洲興建另一個樂園，是看中亞洲人口密集，十分有利可圖的上海。但香港當年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希望以打造新的廸士尼樂園為香港經濟、特別是旅遊事業打強心針。於是低聲下氣，接受樂園的苛刻條件，建設至今仍虧蝕的廸士尼。而競爭對手的上海，也許在中央的暗示下，知機而退，以全成中央對香港的照顧。

但是，現在又為何批淮上海興建，而不虞兩地出現競爭，香港處於下風？是不是中央對香港灰心的一種行動反映？

更早的決策是，國務院對上海的定位是，將在大約十年之內，把上海打造成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

論者堅持說滬港之間不會形成競爭，只有互補之利。話是這麼說，事實是上海的優勢正在突顯，而香港由於政治爭拗和內耗不斷而走下坡。

香港政治生態令人嘆息

香港近年的政治生態令人嘆息。政府施政或人物動態，經常被上綱上線，小事化大。立法會爭拗不休，暴力語言和行為逐步升級。不少事件被政治化，成為政客打擊對手或唱衰特區政府的手段。公眾對此表示無奈，而輿論因而更多的以“滬港之爭鹿死誰手”為題，探討香港的傳統優勢是否已經失去，或者有朝一日，上海將取代香港。

香港的優勢是“一國兩制”，資本主義制度和傳統的法治和自由精神。而且中央要樹立這個“一國兩制”的樣板的決心並未動搖，即使對台灣的示範作用是否褪色也不加計較。光是碰上一些棘手的問題和困難，當然不會輕易放棄香港這個“示範區”。

但是有些涉港工作的官員，也許“看在眼裡”，“心急如焚”，於是不假思索提出“第二個管治隊伍”的說法，為可能前來強化香港管治的力量“鳴鑼開道”。

更有些政客為迎合此種看法，叫出“幹部治港”的口號。或者有些人急於上位，自詡為“幹部”，或為了打擊對手，染紅其為“幹部”，這種熙嚷一時的鬧劇，今後仍會上演。

香港並不落後於上海

無論是“有心人”急於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還是在滬港競爭中觀察到香港隐藏着的危機，但提出如此這般的救港藥方是不切實際的。衝擊“一國兩制”既違反基本法，更只能斷送香港的前途。

有了競爭對手，更應該發奮圖強。上海有長三角周邊城市的拱護，有科技研究的基礎，有製造業等作後盾，這是優勢。但香港有健全的法治和自由度，有金融和股市的良好管理，有傳統的國際交往的歷史和經驗。而且同樣有珠三角城市和工業的拱護，條件並不落後於上海。

關鍵是香港人是否有危機意識，政客們是否為大局着想，能否議大事，看前景，力爭上游？

有人認為中央力撐上海，是對香港失望，必要時以上海代替香港，這是不確的。上面已有分析，中央仍然堅定支持香港，現在主要就是看香港人爭氣不爭氣了。

新中國成立，據稱推倒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

三座大山，指的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地主的壓廹，官僚資本主義的掠奪。從經濟角度看，三座大山的確是推翻了。雖然封建壓廹的幽靈仍在中國大地徘徊，以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了實際上是封建專制的復辟，生民塗炭。大躍進餓死幾千萬，文化大革命又廹害和株連幾千萬，造成史無前例的人禍。

官僚資本是没收了，建立了計劃經濟中的國營經濟。但國營經濟有僵化和經營不善的一面。改革開放以後，改變這種僵化的體制，實行市場經濟，允許民營企業的發展，結果是經濟騰飛，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大國。國營企業也逐漸改為股份制，總的是要把經濟搞活。

從此，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截止今年6月的統計，全國共有民營企業690萬餘家，佔全國企業70%。

修訂憲法支持民營企業

中央人民政府，為了強調發展民營企業，多次修改憲法。1982年通過的憲法，說明國家實行的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即只有國營經濟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88年的修正案才加入“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並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93年的修改把“實行計劃經濟”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99年的修正案比較詳細的闡明﹕“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其合法的權利和利益”。04年的修正案更提升到“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由此可見，中央和社會對民營經濟的重要性和認識都有一個過程，但總的趨勢是讓私營企業有進一步的發展空間。

金融危機下民企面臨困難

去年世界經濟危機以來，民營企業受到重大衝擊。加上民營企業95%是中小企業，其中又有大部分依頼出口，而至今國際金融危機仍影響着我國的對外貿易。民營企業特別是出口加工業面臨前所來有的困境。加上毒奶粉事件等影響中國商品的信譽，西方大國的保護主義又進一步挑剔中國出口商品，銀行的貨款融資主要向大項目集中，更使中小企的民營企業百上加斤。

況且，有一些經濟部門和地方當局，仍然對民營企業有意無意地設置障礙，甚且有的是違反了中央的政策和有關法例規定的。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國有的壟斷企業，不允許民營企業進入，或法律規定可以進入而無法通過審批，或已經參與建設和經營的又再被排擠掉。

有一些壟斷性的大型國家企業，利用民營企業的困境而進行“吞併”，或以入股的方法控股。據說在浙江這些民營企業發達的地區，出現了國企吃掉民企的高潮。

但是，民營企業上繳稅金佔國家稅收的一半，安排就業人數佔全國就業人數七成以上，如果民營企業大大萎縮，中國經濟頓失平衡，對中國今後的經濟發展絶非好事。

權錢結合與官商勾結

在香港，公眾常常提出要防止官商勾結，特別是在地產界等領域。在內地，把這個叫做權錢結合，事實上也就是官商勾結。有權勢可以作出決策和審批的官員，和商人勾結在一起，以共同謀取私利。過去上海等地出現的大案，甚至涉及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便是轟動一時的官商勾結的事例。

涉及經濟決策的經濟部門主管，手中握有重要的公權力，對強勢資本集團，進行利益輸送以謀取回報，這種現象也經常若隠若現。

最近，中央電視台揭露某港商在北京炒地皮。說該商人06年投得一幅地皮，按法例必須在2年內動工開發，否則將“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但何以他可以在3年以後，加以轉讓，並勁賺2.35億元？

蔣氏王朝垮台的教訓

蔣介石國民黨當權時代，有所謂四大家族。他們幾個大家族壟斷全國經濟命脉，這是在二戰以後時對敵產（日人產業）、逆產（漢奸產業）的“劫收”形成的。正因為他們的官僚資本的壟斷和搶奪，造成通貨膨脹和物資短缺，民不聊生，民怨沸騰，才導致蔣氏王朝的垮台。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

過去在國營企業的改制重組時，已經傳出一些高層管理人員乘機侵吞國家財富的現象。今天民營企業遭過困難時，又有國營企業吞併民企的消息傳出。而國企高層以權謀私以至貪污腐化的案件也不是個別的。如果權錢結合、官商勾結的現象有所有發展，則可能會形成官僚資本的復活。有不少高幹子弟，位處國營大企業的高層，難免有人懷疑是利用他們父兄的權勢。如果有貪污腐化，以權謀私的，更對政府形象有重大影響。

三座大山，封建主義屢推不倒，封建專制復辟，曾肆虐神州大地近20年。如果官僚資本又捲土重來，我們如何對得起希望為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犧牲生命的千千萬萬的革命烈士？

剛剛過去的60周年國慶閱兵和遊行儀式，群眾高舉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大幅畫像，他們兩人也並排站在天安門城樓中間。人們都說，83歲的江澤民雖然已經退下最高領導核心多年，但影響力至今未衰。

國慶過後不久，國家副主席、下一屆中央領導的接班人習近平，訪問德國。他向德國總理默克爾贈送兩本江澤民的著作的英文版，並轉達江的親切問候和良好祝願。

前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10月1日没有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有傳說他對當前政局有所建言，寫了一封在私下流傳的信，但不知真假。93歲的他，最近郤高調到天津考察，並在天津四大巨頭，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張高麗、市長黃興國、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勝玉，政協主席邢元敏陪同下，了解天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展情況。

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郤選擇在國慶前夕出書，書名是〈朱鎔基答記者問〉。一連多周，都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熱銷，與幾年前李鵬出版多本“日記”的銷情形成強烈對比。

雙峰政治和共識

中國政壇的老人家，一向都不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們的相當一部分都是“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的能手。

在上世紀80年代，胡耀邦、趙紫陽先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名義上是中國最高領導，黨政的第一把手。但他們背後的老人家影響力可大啊﹗一個生活會，可以把胡耀邦拉下馬。一個在家中的老人家聚會，就拍板撤掉另一個總書記。

當年盛傳“八老治國”，是多少老並不重要，但元老們當年的確才是中國的“領導核心”。八老之中還有最有決定性的兩老，那便是鄧小平和陳雲。有人說是“雙峯政治”，說他們兩人勢均力敵，互相制衡。在黨內高層可以說是如此，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得到更多的基層黨員和群眾支持。最終這個“雙峰”，郤凝聚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共識。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一巡定乾坤

“六四政治風波”以後，整個中國政治形勢向左轉。群眾不滿意、黨內也有許多人在嘀咕。鄧小平害怕他所開創的政革開放路線有被扭曲的危險，於是有了1992年春季的南巡講話。

講話指出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只能是死路一條”，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並且還說出不搞改革開放，誰就要下台的狠話。

鄧小平南巡講話，發生扭轉形勢的重大影響，除了他仍有崇高的威信之外，講話順應民心更是重要原因。

無論如何，改革開放的前20年，中國高層老人們在決策中起決定作用。改革開放與保守勢力的碰撞，也主要的是在高層的老人們中進行。

〈炎黃春秋〉能存在原因

北京有一份宣揚改革開放，倡導民主法治，揭露歷史真相，介紹思想新潮的雜誌，更可說是有點“異見”的〈炎黃春秋〉，創刊至今10餘年，仍能屹立不倒，被認為是中國期刊的異數。其原因也就是有一批高層老人家的支持。

創刊初期，就有一批名列“黨和國家領導人”級的元老擔任顧問。如費孝通、程思遠、趙樸初，還有原國家安全部長凌雲、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以及許多地位屬正部長待遇的杜潤生，于光遠、李昌、李銳等。而為之撰稿的更有前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雖然屢次傳說雜誌被禁，或某一期被停止發行，但總是化險為夷。原因固然是該刊已在海內外產生重大影響，使主管宣傳部門有所顧忌。但更重要的是支持該刊的一大批元老級的老人家，有廣泛的人脉關係和影響。這也可從一個小雜誌單位中看到老人家的影響力。

“八老治國”已成過去

鄧小平和陳雲以及中樞政壇上的前代元老都已辭世。近十年來從中央高層退下的老人家，似乎並未形成一個元老集團，也缺乏作為一個集團的影響力。有的人淡薄名利，深居簡出，如朱鎔基、喬石、吳儀等。有的人年老力衰，如萬里﹔有的人早已失去影響力，如汪東興、胡啟立。現存的退下的老人家，仍積極發揮影響力的，只有一位江澤民。

江澤民能維持其影響力的是，當今最高層中仍有不少是他的親信，軍隊中也有不少高層將軍都是他在任時提拔的。

只要中國政壇仍維持以人治為主的格局，老人家的影響力仍不可輕視。但這需視個人因素決定。如果有的人淡薄名利，實行所謂“裸退”，那就是“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渠溝”。如果有人留戀權位，在位時已作多方面部署，當然有延續權勢的可能。但是歷史是無情的，“千秋功罪，誰與評說”，最終還是要由人民來評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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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香港回歸之前，國際上一些對中國不懷好意的政客和傳媒，都紛紛為香港的前途潑冷水。美國《時代》周刊的姊妹雜誌《財富》發出“回歸將令香港死亡”的預言，10年後，該雜誌不得不認錯。

回歸12年，香港有過風光的日子，也遭遇到困難的時刻。但不少困難都是與國際大環境息息相關的。如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和去年的國際金融海嘯。但祖國的強大和香港本身的生命力都能使香港轉危為安。

最近一年的政治生態郤不能不令人感到憂慮。最新的例子是慳電胆事件。政府“建議鼓勵市民以慳電胆取代鎢絲燈泡”，並準備由電力公司分發現金券。這是一項環保的措施，也是社會上不少人包括“泛民主派”議員提過的建議。現在郤因行政長官曾蔭權的姻親是慳電胆的經銷商之一，於是某些政客和傳媒大叫大嚷這是利益輸送。

慳電胆和甘乃威

慳電胆事件不僅掩蓋了對政府施政報告的理性討論，而且大有要把特首曾蔭權置於死地不可。有的人竟把曾蔭權與台灣的陳水扁相提並論，一如前些年香港電台把董建華比喻等同恐怖分子塔利班一樣。

有人為代理慳電胆的曾氏姻親算了一筆賬，由於他不是唯一的代理商，而慳電胆的牌子也不只飛利浦一家。如果因此能賺到錢，也不過是幾十萬元之數。這算是什麼樣的利益輸送？

甘乃威事件又是另一個例子。甘乃威是“泛民主派”的成員，去年也是由民主黨讓他掛頭牌，把之推上立法會議員的寶座的。但郤因為解僱議員助理不當一事惹起極大風波。奇怪的是風波郤是由被稱泛民喉舌和“後台老板”的報章挑起來的。

甘乃威事件，他一無非禮證據，二按足解僱條例解僱職員。論罪只是言詞躲閃，前言不對後語而已，為什麼非要把他拉下馬來？

立法會騷動不斷升級

自從去年立法會選舉選出“社民連三子”進入議會殿堂以來，在議會會議騷動不斷。從叫嚷抗議到舉牌抗議，進一步是擲香蕉示威，再進一步是當曾俊華司長報告時掃枱撕毀文件倒瀉水杯，再進展到這一次擲蕉令主席曾鈺成中招，並使保安員扭傷。

這種暴力升級，令人擔心。究竟往後他們還會做出什麼動作？總之，不僅影響議事進程，還在全世界面前損害香港議會的形象。

但這些政客樂此不疲，原因在乎他們認為議會殿堂之外，不乏喝采者。這對增加選票有利。當一個社會中蘊藏着太多不滿情緒的時候，一些過激行動往往會讓一些不崇尚理性的人感到痛快，特別是一些青年人。這種互為因果的情況，才真正值得人們憂慮。

特區管治受到挑戰

不應諱言，特區政府目前的管治已經受到重大挑戰。政府施政動輒得咎，許多枝節性質的問題被誇大成社會焦點。高級官員們會謹小慎微，一般官員則抱着少做少錯的態度。而政客們更會藉勢譁眾取寵，盡量誇大政府施政的缺點，使政府的重大建設項目寸步難行。最近的高鐵建設計劃和收地行動的爭議和抗爭又是一例。

有人認為只有普選才能解決問題，因為没有普選，政府的認受性不足，因而不够權威。此說似是而非。證之有普選的亞洲國家，如菲律賓和印尼，國家的混亂如故。美國有普選，也會選出一個十分不堪的小布殊，執政八年。阿富汗有普選，最近總統選舉因舞弊而要重選，無論重選結果如何，還不是需要美軍撐腰，才能够維持半動盪不安的局面。

香港當前的每一個施政細節，都越來越政治化，也都有政客們插手。如果對方強硬，政府便會軟化。法輪功佔領天星碼頭多年，警方“束手無策”。菜園村收地事件，政府一再提高賠償額，以至地主黃先生可獲賠償1400多元萬元，表示“滿意到極”。紀律部隊職級薪津調整，民主黨和職工盟“相信這是警隊向政府施壓下的讓步。”凡此種種，顯示特區施政已進入一個舉步維艱的局面。我們對當前和未來的新一屆政府，未表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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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大業＞影片對蔣介石父子的描寫，相當正面，一反過去加以醜化或妖魔化的傳統。

回憶60年前，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所寫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中說﹕「以蔣介石等人為首的中國反動派，自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 反革命政變至現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難道還没有證明他們是一夥滿身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難道還没有證明他們是一夥職業的帝國主義走狗和賣國賊嗎？」

　　獻詞接着說﹕「難道被廹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於這些窮兇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

　　毛澤東在寫這篇獻詞的時候，情緒頗為激動，國仇家恨，點點滴滴在心頭。當時解放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戰爭的勝利指日可待。國民黨在美國的策動下，蔣介石宣布下野，行政院長孫科出面提倡「光榮的和平」。美國人的如意算盤，是希望通過談判「劃江而治」。毛澤東當然看穿這種「裝作無害而且可憐的樣子」，於是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而且列出以蔣介石為首的一大批戰犯的名單。

描寫蔣氏父子相當正面

　　今天的情況已發生重要的變化。北京方面期望有着第三次的國共合作。從連戰訪京開始，到馬英九上台，北京多次抛出橄欖枝。甚至連馬英九國民黨對兩岸關係的傷害，包括允許達賴訪台，都有相當程度的容忍。不像溫家寶總理對法國那樣「繞道而不入」。其目的就是要堅打擊台獨，爭取國民黨。

　　於是像＜建國大業＞這樣向六十周年國慶獻禮的大片，也處處為台灣民情着想。台灣人對蔣經國開放黨禁，廢除戒嚴，心存感激。於是片中的小蔣完全是正面人物，強調他在赴上海徹查孔氏家族的囤積居奇的「打虎」行動的決心，只是在 蔣 夫人的干預下方才功敗垂成，當然這也是大家所知道的事實。

　　至於蔣介石，在與毛澤東重慶談判時，也没有過份渲染他假談判真剿共的陰謀，還以一定的鏡頭描寫他當上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意氣風發。

　　最後國民黨空軍原擬趁天安門前舉行開國大典時派飛機轟炸，此事雖然美國人不太同意，但也以蔣介石下令取消作結，這也是有意無意地對老蔣的一點肯定。

千秋功罪，誰與評說

　　但是台灣人對蔣氏父子的觀感並不一致，他們肯定蔣經國並不肯定蔣介石。蔣介石統治台灣二十多年，從「二二八」事件到一連串的「白色恐怖」，遭害的大都是台灣本土人，因而在台北“總統府”前還立有“白色恐怖紀念碑”。此片如果在台灣放映，恐怕只有議論紛紛。

　　北京欣賞蔣介石的，只有一條，就是他堅持一個中國，並没有想在台灣當小皇帝而支持台獨。當年美國人廹使蔣介石放棄金馬，便是為台獨作準備。但蔣介石仍堅持「反攻大陸」。毛澤東也幫了他一個忙，就是砲轟金門，廹使蔣介石不敢撤退而死守。

　　千秋功罪，誰與評說。毛澤東說蔣介石「這些盜匪」没有「改變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建國大業＞郤有點為蔣介石塗脂抺粉。有人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可是現在還未到人民寫歷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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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的出現，主要是舊中國，包括清末和民國，長年積弱，治理無方。列強入侵、戰禍頻仍、民不聊生、哀鴻遍野。抗日戰爭雖然取得勝利，但蔣介石政權的官僚集團，趁勝利之際，大肆搜掠所謂敵產，據為已有。通貨急劇膨脹，國幣全不值錢。共產黨領導人民，起而反抗，終於把蔣介石趕出大陸，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倡導實行“新民主主義”。他說這就是繼承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新三民主義”。他在論文中說，是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廹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成一個“政治上自由”“經濟上繁榮的中國”。這正是當年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

說當年要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的確是反掉了。西方列強不再騎在中國人民頭上，地主的田地分給農民，官僚資本收為國有。毛的一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確如此。

勝利沖昏了頭腦

但是毛澤東在解放以後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說反封建而自已腦子裡的帝王思想最濃厚。他想一步登天，跨越新民主主義階段，馬上跳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對堅持新民主主義論的劉少奇、周恩來等開國元勲，心存不滿，往後發動多次的黨內鬥爭。接着就是“左”的思想主導，從土改、肅反過火，過早搞私營企業的公私合營，以至於“反右”、“大躍進”，叫嚷超英趕美，搞人民公社說“吃飯不要錢”，終於惹成一個餓死四千萬人的大災禍。

當年內地是有不少反冒進的聲音。起初是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開腔，毛於是發動涉及幾十萬人的“反右派”。接着黨內高層有所不滿，又在山會議上整彭德懷等的“反黨集團”。毛澤東深知黨內高層包括劉少奇、鄧小平等都不滿這種極左冒進的做法、於是一不做二不休，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黨內不同意他的意見的高級幹部通通打倒。

改革開放的不歸路

“文革”大大傷了國家的元氣，但黨內鬥爭仍然連續不斷。到了林彪逃亡，毛澤東病死，“四人幫”就擒，1976年末才出現了初春天氣。往後鄧小平主政，倡導改革開放，國家逐步步入正軌。

但由於長期的左的、封建的影響，領導高層鬥爭仍然不斷。80年代又有胡耀邦、趙紫陽先後被廹下台，六四政治風波，使改革開放道路出現了曲折。但畢竟在經濟上已走上改革開放的不歸路，加上鄧小平的堅持（南巡講話），形勢不可逆轉，終於有了今天國家經濟上的巨大成就。

中國進入強國之林

　　總結新中國60年的成就，其犖犖大者可說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已進入世界強國之林。二戰以後，說中國是“五強”，有人說是笑話。中國積弱，戰後還不是任由大國特別是美國擺布？但今天說中國是強國，無人敢於否認。在國際上，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國都有了話語權。國際強國會議都非請中國出席不可，金融危機之中，美國更要向中國求助。中國持有美國國債舉足輕重，美國不可能搞壞與中國的關係。

第二，中國已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大國。有人說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工廠，正是這樣。數千年以農立國的落後，現已走上現代工業國的大道。工業和服務業已佔國民生產總值的80%以上，但粮食生產仍達五億噸，足夠13億人民食用。工業正向高科技，低消耗和環保方面轉型。

人民生活大有改善

第三，全國正向城市化轉型，目前城市化已佔全國的45.7%，除大中城市外，還有2200個縣城和18000個城鎮。

第四，人民生活大改善。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5,781元，農村居民年可支配收入4761元。但不可不知，全國有2.2億農民工，城鎮賺錢回鄉用，對提高農村生活水平的作用不小。

還有三組數字可標誌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國每年汔車的產銷量達到1000萬輛。2007年底全國機動車約1.6億輛，其中私人所有1.2億輛。20年前，你能想像汔車進入平常百姓家嗎？

手提電話６.4億戶，加上固定電話幾近10億具，普及率達74.3%，20年前大聲叫人的傳呼電話早已絶跡。

旅遊事業興旺，去年全年國內出遊人數達17.1億人次，私人出境旅遊4千萬。

吸取三個教訓

回顧新中國60年，有幾點重要教訓應該吸取﹕

第一，中國的封建傳統勢力不可輕視。

過去人們常說中國只是有封建殘餘，豈只是“殘餘”而已？人們又常說已經推倒了包括封建勢力這座大山，證諸事實，這座大山至今未完全倒下。解放後，在毛澤東治下的27年，有人說毛澤東才是中國最後的一個皇帝，這話不能完全算錯。他的“最高指示”，與皇帝的“聖旨”何異？

　　　直至今天，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各級領導權力集中在黨委，黨委的權力又集中在第一書記。個人領導、拍板、領導說了算的情況又何曾是個別的？這種個人獨斷能說不是封建殘餘嗎？

第二，事物有一定發展規律，不可一步登天。過去的多次錯誤都是違反客觀規律。有的事情要經過試點，不應一刀切。過去左禍橫行之時，便吃了這個大虧。但錯誤仍然有所重覆。最近對於淘汰高耗能、污染性大的中小企業的“騰籠換鳥”行動，便重犯這個毛病。引進高科技的企業，淘汰勞動密集又不環保的企業的方向是對的，但要一步步來，畢竟要淘汰的企業，其中牽涉到成千上萬的工人的飯碗啊。

第三，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密不可分。鄧小平早就看到這一點，說没有政治改革，經濟事業和各項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進。現在由於監督不到位，政務不透明，經濟上的成果被貪官貪去一部分，被官僚主義浪費去一部分，成果當然打了折扣。因此，人們呼籲的政治改革應從實處開始，民主、人權、監督、法治的呼聲不應加以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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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主派近月為了“爭取2012年雙普選”，“要求特區政府公布普選路線圖”，鬧得不可開交。各有各的“方案”，各有各的意圖。多次舉行所謂武林大會，而且請了多朝“元老”李鵬飛來當主持。但是結果仍然是没有結果，郤換來泛民中人的連聲叫罵。

“泛民”提出從立法會五區各一人辭職，到所謂23席全體總辭，更進一步到解散立法會，廹行政長官辭職等等，都是鬧劇。說要用公投來廹使特區政府就範，中央人民政府就範，更是笑話。補選一次，算什麼公投呢，普選時間表是可以廹出來的嗎？

　　這些反對派的叫囂，12年來常常如此，雖然於今為烈，中央早已看慣，也有思想準備。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只有按中國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決無可能由於一部分人叫囂，就可不依法施政。

通過政改方案有一絲曙光？

　　泛民主派自以為他們已經佔領了“民主”的道德高地，殊不知處處暴露出他們爭權奪利的真面目。在去年的選舉中，泛民已有內訌，甚且公開叫罵。自從社民聯提出五區各一立法議員辭職，某黨鞭更抛出五區辭職議員名單，他們的內部爭吵便響個不停。及至公民黨提出總辭策略時，幾位泛民成員更公開表達不滿，認為未經討論，就公開涉及他們個人的總辭方案，分歧由此激化。看來，要佔領“道德高地”的，應該是本身不涉及利益衡突，而且大公無私，想不到郤是一塲爭主導、爭地盤的混戰，有何政治道德可言？

　　政府的2012年政改方案還未出爐，泛民的內部就鬧得不可開交。不過也許是否會出現一絲不被否決的曙光，事物向相反方面發展，值得注意。

2005年的大進一步的政改方案，被泛民綑綁式的投票加以否決，連所謂“煲呔針”都被綑綁。功虧一簣，終於只能原地踏步。

如果新的2012年政改方案，能在泛民分化聲中獲得通過，豈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可能影響雙普選時間表

　　我過去是不抱樂觀態度的。認為既然2005的方案都被否決，實在想不出有更好的政改過渡方案為泛民接受。而且根本上泛民並不想通過任何過渡方案，只一味想使特區政府難堪。

如果2012年的政改方案再度被泛民否決，相信對2017年和2020年的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議員的普選有決定性影響。

一個可能是，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門檻會因而提高，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將不會取消。

另一個可能是，人大常委會乾脆推遲2017和2020的普選時間表，理由是既然没有中途方案，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因此普選必須推遲。

不要說我在此作出驚人的預測，實際上泛民主派多年來的吵嚷是為香港政治的民主進程幫倒忙。他們的所作所為，提高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警覺，認為如果不能選出一位愛國愛港的特首和一個理性的立法會，將對香港的繁榮穏定十分不利。

中央開放收效甚微

實際上，中央是希望泛民主派在祖國的發展和香港的進步中逐步採取合作態度。12年來，中央已經有幾次開放泛民主派議員去廣東和四川參觀訪問，同時也就在於觀察民主派的變化。但觀察的結果，是收效甚微。公眾對立法會的運作也表示失望，這從民調中對立法會和某些議員的所作所為的評價可知。

行政長官應該敢於進逆耳忠言，但不是要向中央說不。立法會應該發揮對政府各部門的監督作用，但不是事事吹毛求疪，以阻撓政治施政和羞辱高官為榮。整個社會當然有多種矛盾，但處處以對立和挑剔的態度對付執政者，也使政府官員步步為營，以至抱少做少錯的態度，這當然影響香港行政效率，絶非港人之福。

浪子回頭金不換

泛民在香港製造反對文化，而且模仿日、台議會的暴力行為譁眾取寵。這已經降低立法會的威信，傷害了整個社會和諧，不利於香港經濟的發展。

中央由於受＜基本法＞“一國兩制”的制約，對香港內部事務只能通過香港居民中的愛國愛港力量施加影響。有的人也許是看到香港面臨的困局，所以才提出所謂“第二支治港隊伍”和“幹部治港”之說。但這是不切實際的，違反＜基本法＞的。我們希望的是，真正為香港的政治力量能日益壯大，也希望泛民主派浪子回頭金不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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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烏魯木齊上星期的示威事件，三名香港記者被武警扣留及打傷，本來正像四川成都警察對香港記者“查毒”事件一樣，熙攘一番之後，可以告一段落。人們對內地某些地區和公安部門，動輒對境外記者（對外國記者頗有顧忌），特別是香港記者，常常對他們“添煩添亂”，心存不滿。偶爾動粗，早已司空見慣。港記欲告無門，為了再次探訪，只好忍氣吞聲。因為總比北韓當局扣押美國女記者，更判重刑，留待與美國進行政治交易，要文明得多。

　　人們以為此事就此不了了之。要新疆當局正式道歉，賠償湯藥，並懲罰涉事人員，自然絶不可能。不料新疆當局“異軍突起”，主動召開記者招待會，反咬一口，指責港記三項罪名﹕一、對群眾指手劃腳，有煽動鬧事之嫌；二、没有證件違規採訪；三、事後進行不負責任的炒作。

指責港記三項罪名

　　三項罪名除第二條外，可謂大矣。香港記者居然千里迢迢，遠赴新疆煽動群眾鬧事，這不是罪大惡極嗎？難道港記又是受熱比婭派遣，以記者身份掩護，到新疆搗亂嗎？這個“煽動群眾鬧事”的罪名可不小。按中國＜刑法＞第228條，“煽動群眾暴力抗拒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93條第四款﹕“在公共塲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塲所秩序嚴重混亂”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但這個“指手劃腳”是怎麼的一回事，＜刑法＞中並無具體規定。甚麼手腳的動作，會有“煽動鬧事之嫌”呢？全國人大的代表們，是不是要請問新疆當局，然後要求在＜刑法＞中，作出規定呢。

　　至於“在事後進行不負責任的炒作”，則是矛頭指向香港的各類傳媒了。也許香港有個別人唯恐天下不亂，有意渲染之外，我還没有看到有“不負責任的炒作”。倒是新疆新聞辦開了這個記者招待會，事情更鬧大了。從電視上看這個記者招待會後的混亂，記者高喊“政府無恥”，可知其後果如何。

為穏定幫了倒忙

　　有說這是地方當局為了在國慶前夕維持局勢的穏定，所以不得不出此。但事實的表現，是幫了倒忙。香港記者不可能去新疆煽動群眾鬧事，只是為了第一時間報道情況真相。因為烏魯木齊群眾上街，社會上出現扎針暴行，這是繼7月5日騷亂之後的重大事件，香港同胞當然希望知道真相。香港同胞的絶大部分，可以說是99%，都是希望新疆安定，民族和睦，絶不同情熱比婭等民族分裂分子依靠國外反動勢力搞騷亂的那一套。香港記者又怎會違反香港人多數的民意，去做“煽動群眾鬧事”，“不負責任炒作”新疆的騷亂呢。新疆當局的這個說法，也是對香港同胞的不信任。

小事化大，不利穏定

新疆當局的這個文過飾非，倒打一耙的做法，既違反了中央的政策，也使小事化大，不利於局面的穏定。從這樣的一件港記被扣的事兒，都没有處理好，使人懷疑新疆當局長期以來在維護新疆民族團結，切實落實對少數民族的文化、宗教的保護，搞好地區公安，保障各民族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究竟做了多少！

　　胡錦濤最近在考察新疆時的講話，說“希望新疆各族幹部像天山雪松、綠洲白楊、戈壁紅柳、沙漠胡楊一樣植根和挺立於新疆大地，熱愛新疆山山水水，熱愛新疆各族人民，自覺肩負起黨和人民的重托，以造福各族群眾為已任”，這話說得多麼好啊。他的話是對幹部說的，我想，高級幹部應該首先體會這幾句充滿感情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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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率領自由黨人與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前赴西藏渡“蜜月”之後，回港表示，鑒於香港當前的政治形勢，中央可能改變對港政策，從着重“兩制”轉為偏重“一國”，主張“幹部治港”云云。

　　香港人不喜歡“幹部治港”，中央領導知道，鄧小平也知道。回歸以前，鄧小平便說過，“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北京不派人，在香港，也“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舒暢一些”。

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是一貫的，起碼五十年不變，就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最近，由於治港第二套領導班子之說由官方人士傳出，一時甚囂塵上，雖經反覆澄清，仍然不絶於縷。一方面由於公眾對於當前特區政府管治有所不滿，人心思變；另一方面，下任行政長官競逐正在展開，影響“選情”的各種言論因而會陸續出爐。

北京不需要幹部治港

　　甚麼叫做“幹部治港”？幹部便是北京派出的幹部。如果當前由北京派出幹部來管治香港，那就是赤裸裸的“京人治港”，這是違反了北京的承諾的。但如果是利用在港的幹部呢，自當別論。

　　在港的幹部，如果是“中聯辦”的幹部，與京人並無分別。其他的中資機構也是如此。相信田北俊所指的“幹部治港”，指的應該這個人是港人，但已經秘密作為北京的幹部。並經過培訓和考察，被認為十分可靠，能直接接受指示貫徹北京的方針政策，比現在駕馭香港的高官要方便和可靠得多。

　　但這會不會是北京的政策呢？絶對不是。北京不必以此來加強管治。＜基本法＞中已有明確規定了中央對香港的憲制權力。法律比人選要有效得多。

　　按照＜基本法＞，中央擁有對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對＜基本法＞的釋法權，修改權。至於政治體制改革，眾所周知，也必須得到中央同意。

抺黑梁振英是競選策略

　　梁振英現在是熱門的下屆行政長官候選人，他近半年來積極活動，參選態勢十分明顯。他過去曾說過Ｎ屆都不會參選，最近改口說過去只是因兒女年幼，養家為重，現兒女長大，治家有成，可以平天下了。這個說法，其實有點牽強，要先打好事業基礎，也不必把話說死。筆者估計，他過去確並無出山之心，最近是不是有高人指點，或是有力人物鼓勵，才積極起來呢？

　　把梁振英列入北京幹部一類，顯然有“抺黑”（抺紅）之嫌。甚且坊間傳出，梁氏早已是中共黨員。對此梁氏甚為不忿，高調公開駁斥《信報》練乙錚對他早年已澄清從未加入任何政黨“視而不見，偏要指鹿為馬”。

　　抺黑梁振英，當然有利於競爭對手，這不是十分明顯嗎？

“一國兩制”爭論從未停止

　　多年來，有關“一國兩制”的爭議從來没有停止過。過去一向是泛民主派、即反對派經常攻擊中央的課題。說因強調“一國”而破壞“兩制”，如人大釋法，中央干預普選的民主進程等等。他們的心目中，“兩制”應高於“一國”，香港應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

　　這些把“一國”和“兩制”對立起來的言論，反反覆覆，每有政治論爭，便會浮現。值得注意的是，最近這種爭議，竟由建制派內的頭面人物說出，成為政爭中的一件武器。

　　“一國兩制”，實踐了十二年，也爭論了十二年，從“第二支管治團隊”到“幹部治港”，我們得到些什麼啟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