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1949–50年全國解放以後，實際上已經由“革命黨”變為“執政黨”，在全國（除台灣外）掌權執政。但是，在毛澤東領導下，執行“不斷革命”路線，堅持階級鬥爭為綱。要革地主富農的命，革民族資產階級的命，革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命，革民主黨派的命。於是土改、三反、五反，公私合營，批〈武訓傳〉，反“胡風集團”，直到席捲全國的反右運動，政治運動連續不斷。到了掀起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要革掉大多數的“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了。

解放前，是軍事暴力革命﹔解放後，是政治暴力革命。軍事暴力革命二十多年﹔政治暴力革命竟延續近三十年。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才逐步認識到，應該和平建設，認真當起“執政黨”來了。

共產黨領導全國各級政權，就是執政黨，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長期以來，還是口口聲聲革命。直到在“刑法”上取消所謂“反革命罪”，方算告一段落。

革命黨過渡到執政黨

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胡錦濤在報告中強調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指出“執政為民”，要“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明確了黨的執政地位。同時指出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明確了“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解決了長期認識模糊的“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這是中共從革命黨到執政黨過渡中的一大進步。

但是中共在執政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並没有認真解決，這就是，中國政治究竟是黨政有所分工還是黨政不分？

鄧小平曾經批評過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說是要“着手解決”。但30年過去了，黨政不分的情況並没有改變。誰都知道，各級政權都是黨的書記當第一把手，省、市、縣長等當第二把手，對外為了黨的書記有一個政權職務，於是又兼任地方人大常委會主任。

黨政不分長存

從中央到地方，一切政府大小決策，都要通過黨委特別是第一書記，黨政不分已是既定而長期存在的事實。

鄧小平批評說，一切權力都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

鄧小平的批評不可謂不精闢，更可說是點到要害。但是黨政不分，或可說是黨政結合吧，已經根深蒂固，形成傳統，可以說改變不了。就是鄧小平說過“今後凡屬政府範圍內的工作，都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討論決定和發布文件，不再由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發指示、作決定”，但是近年來，由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的文件還少嗎？

既然黨政結合已久，建議不再區分，不如搞一個統一的黨政結合計劃，黨政出諸一門，以便精簡機構。

吸收其他階層的先進分子

中國共產黨號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但自從提出“三個代表”，即“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後，就變成一個“全民黨”了。

說中共由“革命黨”變成“執政黨”，大概没有太大的異議，但說中共由“工人黨”、“無產階級政黨”變成“全民黨”，這個稱呼就不大好聽，而且也許會受到指斥。

為什麼，因為“全民黨”這個稱呼是蘇聯共產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黨魁赫魯曉夫提出來的。當年赫魯曉夫被中共狠批為“修正主義者”，罵得體無完膚。中共發表過九篇評論大文章，稱為“九評”。這位仁兄在中共的心目中是個大壞蛋，因此他提倡共產黨變成“全民黨”，便千萬不可效尤。

但是自從中共吸收過若干民營企業家入黨，吸收大量的專業人士入黨，並且在黨章的第一條中，便開章明義地說向“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開門，就是承認要在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以外的社會階層，把它的“先進分子”吸收進來，如此一來，那不是全民黨又是什麼？

實質上是“全民黨”

翻開54年前的中共八大的黨章，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吸收的黨員首要是要“從事勞動，不剝削他人勞動的中國公民”。

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仍然指出“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

直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才提出要“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在黨章的“黨員”一章中，加入可以吸收“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份子”。也就是說，不限於在工農階層中，也就是要把全民中的先進分子吸收入黨，這不是全民黨又是什麼？

所謂“全民黨”，就是包括全民各階層的先進分子。不像過去，對非工農階級出身的要求入黨，已經考查非常嚴格，何況是處於“其他社會階層”之內，包括當老闆的，實際上有剝削行為的企業家？

企業家雖然也有剝削，但他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因而符合“三個代表”的要求。

說共產黨向全民黨的方向轉變，已是客觀事實，不必宥於名稱，也不必真正稱之為“全民黨”。我們可以說，只是形勢的變化，階級關係的變化，國內階級鬥爭的緩和，中國共產黨適應潮流的“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實事求是”、“永不僵化”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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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改方案被否決，便會造成四輸——泛民主派輸、香港市民輸、特區政府輸、中央政府輸的局面。

為什麼這麼說呢﹖

泛民主派啟動否決機器，政改方案被否決了。他們的目的是佔領“道德高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要一步明確所謂真普選，不願踏出民主向前走的一小步。但是代價呢﹖廣義來說，違反了廣大市民民主訴求。2005年，據說民意調查，60%以上的市民是贊成通過政改方案的，現在的民調也說有過半數市民贊成。即使方案未盡如人意，但進一步總比停滯不前好。泛民的否決，便要負上違反民意的責任。

從窄義來說，泛民派主內部的第二梯隊，不少人有進入立法會的強烈願望。2008年選舉，民主黨中人，不滿老人不退、升無期的中青梯隊，已經流露出此等情緒。現在政改方案倡議增加10個立法局議席，如果泛民參選，按照以往選績，大約可以取得一半議席。第二梯隊出頭有日，何樂而不為﹖

香港市民也是輸家

第二個輸家，就是全體市民。目前社會矛盾紛陳、貧富懸殊激化，正是需要官民合作，各階層人士協調，創造一個和諧環境，為全體市民找尋出路。什麼路線圖，什麼廢除功能組別，什麼真普選，在一般公眾看來，難道是這麼廹切的事兒嗎﹖先進一小步，並創造一個是通過談判尋找共識的氣氛，不是比目前各走極端更符合實際嗎﹖

否決政改，原地踏步，全體市民也並不感到有多大損失。但如果社會上多增加幾分暴戾氣氛，再來幾次遊行與警察對峙，造成社會不安定，不僅有損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形象，而且也不利於吸收外來投資，珠三角以及全國各地的經濟協作，更不利於剛剛起步的香港台灣的各項合作。

特區政府更趨弱勢

第三個輸家是特區政府。兩次政改方案都不能通過，當然予人特區政府管治不得力的形象。

政治爭拗已經成為本屆政府施政不暢的毒瘤，而特區政府未能進行強勢領導，也促成反對派事事掣肘政府的動力。

有人說公務員士氣不振，可能是這樣。香港公務員所受的長期訓練和傳統，就是按章工作，執行上司命令。所以特首和決策局長的責任和魄力便成為特區政府執政的靈魂。現在我們看不到這個最高團隊的奮發圖強精神，郤給人感覺有點得過且過、挨日子的樣子。劉慧卿聲勢汹汹的說，如果否決政改方案，她就要提出對本屆政府的不信任動議，可見這一類激進反對派的囂張。但特區政府也要拊心自問，造成此局面，執令致之﹖

中央也有責任

第四個輸家也可以說是北京的中央政府。說中央政府是個輸家，也許有點過份。香港是彈丸之地，一場香港政改方案的爭議，在中央的眼中算得了什麼。目前我國國勢正如日中天，什麼逼人民幣升值，什麼谷歌退出中國市場，都未損中國分毫。當前辦好國際博覽會是頭等大事，香港否決政改只是小菜一碟。

但人們不免感覺到，2005年中央處理更換香港領導人的魄力和看法今天似乎未見。我不是認為目前應該更換領導人，絕對不是。我只是認為中央對香港政治形勢的掌控不如以前。是人的因素呢，還是目前中央對香港問題的關注降低了層次﹖

也許中央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定型，不必花太多心思，抑或認為離普選行政長官還有七年，慢工出細貨，還來得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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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總理在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時候，在北京〈人民日報〉發表《再回興義憶耀邦》的署名文章，回憶1986年初跟隨胡耀邦到貴州興義山區調查研究，訪貧問苦的情景。

文章的結論是，胡耀邦推動中央幹部深入基層，密切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的優良作風，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感染了自己。其言傳身教使他不敢稍有懈怠。並指出他的行事風格對他後來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都帶來很大的影響。

溫總的文章，不能看作只是他個人的感受和回憶，而應該看作是中共中央對胡耀邦一生的進一步再評價，是對1987年初通過黨內的“生活會”把他拉下馬的不公正做法的一種平反。

五年前談胡耀邦仍有禁忌

“六四政治風波”以後，胡耀邦的名字在中國報刊上消失了，談論胡的功過和事蹟也成為禁忌。就是到了2005年胡耀邦誕辰80周年的時候，北京《炎黃春秋》雜誌發表紀念文字，便受到嚴厲責備，還要把發出的雜誌收回銷毀。胡耀邦逝世時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許多比他地位低的老幹部，都有人在報刊上，在他們90或100周年冥壽時寫出紀念文章，為何提及胡耀邦便是大逆不道？

後來終於在大會堂舉行一個小規模的紀念會，但規格和出席的領導人聽說還有爭議。

現在通過中共中央第三號人物撰文紀念，刊在《人民日報》的顯著地位上，當然不能看作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應該是中共中央的一個重要表態。

胡耀邦一生，功遠大於過

回憶胡耀邦被拉下馬的事件，鄧力羣在海外出版的自述《十二個春秋》是一部“力作”。鄧力羣是把胡拉下的打手，他在批判胡的生活會上，作了三個半小時的長篇發言，還分兩天講。由此可見，此人在打倒胡耀邦的生活會上，準備得可等充足﹗當然，他的背後是有人的。當年在台上不滿胡耀邦的人多着，胡也有一些弱點和把柄讓一些人作為口實向最高元老告狀。終於由鄧小平一手提拔的胡耀邦也由鄧小平拍板拉下馬，並且成為兩年後出現“六四政治風波”的誘因。

綜觀胡耀邦一生，功大於過，而且功遠大於過。如此下場，而且想在現代史上把他抺掉，是十分不公平的。看每年仍有許多人到江西共青城他墓地憑吊，看溫總理每年都要去“他家中看望”，“深情望看他家客聼懸挂耀邦同志畫像”，可見公道自在人心。

尋求真相過程仍然漫長

現在，堅決要打倒胡耀邦的政治老人都已經逝去。在長達21年的歲月中，終於有機會逐步恢復當年政治格局和有關人物的原貎。但這條路還是漫長的，原因是在那個激盪的年代裏，有一批既得利益者。這些人還没有退出政治舞台，還掌握着重要權力，他們是妨礙政治改革的絆腳石。

胡溫體制是開明的，是有所作為的。現在正面臨新生代接班的過渡中期，胡溫體制要立個榜樣，尊重歷史，肯定為改革開放立過功勛的領袖人物，肯定深入基層、聯系群眾的領袖人物，肯定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領袖人物，為新生代接班人訂立規矩，樹立新風，作為代代相傳的寶貴財產。

胡錦濤、溫家寶在任時的深入群眾、關心民間疾苦的作風，已經有口皆碑。近年我國多災多難，地震接二連三，旱災、水災、風災頻仍，我們到處可見胡、溫行踪，這不正是溫家寶總理筆下的胡耀邦的影子嗎﹖

對趙紫陽的再評價終會出現

有人說，繼胡耀邦之後，對趙紫陽是不是要有個公正評價﹖是的，改革開放以後，幾位重要領導人和重要歷史事件，是有再評價的必要。按照中國國情的複雜來看，這條路還相當漫長。但無論多長，以溫家寶總理的文章作為一個新起點，我們相信，對趙紫陽和“六四政治風波”的再評價，總會逐步呈現。

“

現在香港政制改革的爭議，有點類似泰國的政局，雙方爭持不下，協議無期。

泰國政局就是兩派政治力量的較量，各不相讓。結果呢，拖跨了泰國經濟。光是遊客郤步，便使旅遊業的收入大為減少。以廣東俚語來說，就是大家“攬住來死“。

香港的政制爭議，泛民主派說是政府没有一個明確的普選時間表。怎麼没有呢，中央不是明確了2017年行政長官實行普選，2020年立法會議員全面加以普選嗎﹖

泛民主派再說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機制不應太高。2007年的行政長官提名，是800名選舉委員的八分之一，即100名，梁家傑不是獲得提名了嗎﹖現在建議選舉委員會增加到1200名之後，以這個選舉委員會作為提名委員會，提名門檻仍然是八分之一，即150名。這也不算高，泛民主派如果要派人出選，肯定可以湊到150名提名人。

功能組別爭議暫放一邊

泛民主派又說要明確承諾廢除功能組別。這個問題因為社會上仍有較大爭議，所以我曾建議暫時放一放。還有10年，應該可以找出一個妥協的方案（見3月31日本版拙作《功能組別存廢可先行折衷方案》）

至於取消區議員的委任制，事在必行。政府也承諾在通過新的政改方案後，由本地立法作出決定。

如果這樣，說是進一小步或說是進一大步都可以，政改方案能獲得通過，不再原地踏步，當然是一件好事。立法會增加10個議席，而且10席都是向普選方面傾斜，各方應有得益。

如果功能組別方面有所調整，起碼增加各組別的選民數字，使民主成份有所擴展，那更是一種進步。

現在看來，泛民主派並不想在“微調”方面做工夫，要的就是大刀闊斧的改革，那麼，這個中間站政改方案，只能拉倒了事。

否決政改方案，前途並不樂觀

現在大家的估計都是悲觀的，重蹈2005年的否決覆轍似乎近在眼前，原地踏步可能就是兩個月後的現實﹗

再一次的否決政改方案，會不會影響今後的普選時間表，現在還難以作出準確的估計。我曾在去年說過，如果2012年的政改方案再度被泛民否決，相信對2017年行政長官的普選和2020年立法會議員的普選有決定性影響，（見2009年9月14日本版）當時被人認為是“恐嚇”。其實我有甚麼資格進行恐嚇呢，是某些反中亂港分子自己恐嚇自己吧。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在日前為政府的咨詢總結報告發表後，接受香港記者的談話中，仍然提出人大常委會在對兩個普選時間表作出決定時，說的是“可以”而不是“必定”。說的就是必須依照法定程序辦事。如果今年的過渡方案仍然受到否決，也就是說去到第三步就停步了，就没有走下去了，也就是說没有向香港政制民主邁前一步，那麼，往後發展如何，便並不十分樂觀了。

希望民主步伐向前走

我們希望民主步伐向前走，也希望普及、平等、公正的選舉能儘快到來。但社會既然是一個多元的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們有不同的訴求。我們就應該平心靜氣地聽取各方面的呼聲，求同存異，允許循序漸進，避免矛盾激化。如果這一次的共識没有達成，也不應“哀莫大於心死”，也不應號召激烈的反抗，仍然應該以和平的方式，商議政制發展的模式。我們總不應學泰國的榜樣，大家“攬住來死”吧。

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成為當前政制改革方案爭論的焦點。最近，功能組別議員因最低工資問題立法的失言，更加劇了社會上對功能組別的負面觀感。但功能組別的存廢，社會上的確有不同的聲音，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現在到2020年立法會議員全面普選的時限還有10年，其間還要經歷二次立法會的選舉。因此功能組別的存廢討論，仍有時間。是不是暫時放一放，讓社會上有更多的共識，方才決定存廢。日前可否先討論2012年及2016年的功能組別選舉問題。

筆者認者，這兩屆的立法會選舉，可以採取折衷方案，着眼於功能組別選舉的改良。

增加選民、調整組別

改良方案可以朝兩個方面考慮﹕第一是擴大功能組別選民的範圍，第二是調整功能組別的種類。

擴大功能組別的選民範圍，早有議論。例如有些組別選民只限屬會或董事選票，組別內的基層選民無權投票，這就使選出的議員欠缺界別內較大的認受性。因此，擴大選民範圍，自為當務之急。此點應較易取得共識，或者可以考慮分兩步，即兩屆逐步擴大選民範圍。

其次是調整類別。有的界別選民太少，有的界別似乎專為某一行業商會而設。

而有些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界別，郤缺乏代表，如婦女界。因此，界別是否需要調整，值得討論。

當然，調整界別，涉及影響既得利益者，爭論比擴大選民基礎更大。因而也可能要分階段進行，爭論較少者先調整。但如果增加議席，則調整便有較大空間。

分區直選代表性狹窄

如果把增加的議席，全部撥給區議員互選，表面上是增加直選的成份，但其實目前區議員所代表的地區和議題都較狹窄。選民選舉區議員是為地區的市政和福利辦事，與立法會面向全港，議題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廣闊層面不同，由原設議題當選的區議員來擔任，是否適當，頗具爭議。何況目前立法會議員以分區按比例選票選出，其代表性已有局限，將來的全面普選必定要有改革。立法會議員需有全港視野以至國際視野方能勝任。現在議員有時為一些芝麻綠豆的事喋喋不休，已經貽笑大方。如果再把選舉限於局部地區利益的選民，立法會的議事水準必然日趨低下。

實行一會兩院制

至於將來的普選立法會，筆者是贊成採取一會兩院制的。西方各國，多行兩院制。但香港既然只有一個立法會，那便可以採取類如北歐挪威、瑞典等國的一會兩院的混合制。兩院如何設計，將來再議，但都應以普選產生。現在所謂分區直選，代表性太窄，必定要設計一個全港性質的普選方案，讓全港選民選出最能代表全港利益而又能高瞻遠矚的議員。也許分區直選仍要保留，但由全港普選的另一部分，必須設立。同時，如要體現功能組別議員的作用，也可規定部分候選人應包括若干功能組別的人士。但兩院制──即立法會的兩個組成部分仍應由一人一票普選產生。

徐展堂兄走了，雖然這是意料中事，但是仍然感到十分悲傷。

三月初北京舉行「兩會」，徐兄是政協小組主持人之一。因會議開始時缺席，方知道他在北京家中腦溢血昏迷。可惜因為發現較遲，錯過了搶救的黃金時間。北京名醫雖然極力搶救，但因腦幹細胞已經死亡，康復的可能性很小。我當時知道這個消息，十分難過，但又能做些什麼呢？只是向他的夫人發出一個慰問傳真，並希望真有奇跡出現。後來傳來有某道教高人，為他算命，說他「陽壽未盡」，可能有救。我雖然不大相信這些宗教式的傳說，但也希望真的如此。終於消息傳來，雖搶救經月，終於回天乏術。

徐展堂兄是一位具道義、重感情的人。記得兩年前在馬力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我因這位弟子的早逝而在致祭時因悲傷而顯得十分激動，徐兄看在眼裡，連忙把我拉在一旁，加以安慰，並邀請共晉午飯。

徐兄對我們的好幾位朋友十分關照，認為這些老愛國，在港英統治時期，既受政治迫害，又生活艱苦，他深表同情。最近原全國人大代表蔡渭衡蔡老，因病住進東區醫院，他前往探望，並建議他從普通病房轉去頭等病房，住院醫藥費由他承擔。另一位原人大代表陸達兼，也因心血管病長期住在老人院，他也常往探望。

我與徐兄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大約兩個月前，由他賞飯，邀請一些「老愛國」餐敘。 席上他建議請我們這些人作一次歐洲旅行，並為照顧老人，會邀請一位醫生同往。後來我提出，由於受邀者年事己高，遠程不太合適，不如作一次日本之遊。扶桑之行己經安排好，想不到「出師未捷」，己成永訣。

我每出版新書，都邀他前來參加首發式。他如未有空前來，我也必將新書送上。日前拙作《登陸沖繩島》首發，只能以之遙祭他在天之靈了。

老虎似乎非打不可。在中國人社會，如果有一名大貪污犯，一個著名的腐敗分子被揭發，以至被繩諸於法，人人便稱打了一頭“大老虎”。老虎既被標籤為兇殘的惡獸，也就變成壞人的代名詞。

中國人打了幾百年的“惡獸”，於是老虎幾被滅絶了，成為世界上極為瀕臨滅絶的動物之一。但是貪污腐敗的大小“老虎”，郤越打越多，成為繁殖力極強的“怪獸”。

據有關方面統計，中國現有的野生老虎僅存50－60頭。中國原本是老虎的起源國，擁有五個品種﹕東北虎、華南虎、印支虎、孟加拉虎和裡海虎。除裡海虎已經滅絶之外，其他的野生虎種已經寥寥可數。

中國著名的古典小說〈水滸傳〉中，有“武松打虎”的情節，這個故事流傳數百年，家喻戶曉。武松被譽為打虎英雄，老虎被貶為惡獸。經過多年的打虎，加上老虎棲息地的喪失，老虎的確被趕盡殺絶了。

禁絶虎骨酒

中國在傳統醫藥中，虎骨酒和虎骨膏是著名的舒筋活血的珍品。為了配合國際社會保護野生老虎的努力，中國國務院早在1993年5月發出〈關於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貿易的通知〉，全面禁止虎骨及其製品的收購、利用和出售。中醫藥行業因而承擔了高達23億元人民幣的直接經濟損失。

可是最近瀋陽森林野生動物園居然餓死了十一隻東北虎。據說餓死老虎的事情黑幕重重，有說是故意餓死老虎取骨泡酒，說用泡的虎骨酒來“打點”有關部門，包括園藝、林業和公安。又據說本世紀以來，該園老虎的非正常死亡不僅是十一隻，而是四五十隻。

該動物園既餓死老虎，又拖欠員工工薪，其中恐怕涉及貪腐。因為貪腐，便要巴結上級及與動物園有關的權勢人物。虎骨酒是已“瀕臨滅絶”的中藥酒，更是上乘的“禮品”，為了行賄，老虎便被犧牲了。

可憐的老虎，可惡的貪腐﹗

幾種野生虎已滅絶

記得在我們這一輩的青少年時代，無論是在家鄉潮汕的山區，還是在唸大學抗戰時期的粵北坪石，經常都可見到虎踪。現在郤袛能在動物園裡見到了。我國現有的老虎，大部分是人工飼養的，特別是華南虎。60年來，有18隻華南虎從野外捕獲後被飼養在動物園，但其中只有6隻能留下後裔。近親繁殖無論是人類或者是哺乳動物，都會導致遺傳多樣性不斷喪失，使新生虎兒抗疫力差，成活率低。因此即使是人工飼養，都不能解決老虎的瀕危狀態。

現在老虎的散佈地主要在印度，孟加拉和印尼等地，但該地的巴里虎、裡海虎、爪畦虎已相繼滅絶。我們不知這些國家的保護老虎的措施和成效如何，但上世紀60－70年代，還不時聽到本港的英籍高官，相約去印度等地狩獵，目標物便是老虎。

保護老虎 愛護老虎

武松被塑造為打虎英雄，但嚴格來說，他是滅虎行動的始作俑者。今天打殺老虎在中國是刑事罪行，在世界上，保護瀕臨滅絶動物是人人有責。我們既要為老虎被描繪為惡獸平反，更不應提倡打虎英雄。對故意餓死老虎泡虎骨酒者更應繩之於法。拯救老虎，成為愛護動物者的共同呼聲。動物園裡如果没有老虎，這個動物園就要單調得多﹔馬戲團如果没有老虎，表演便頗為失色。但是，社會上的貪污腐敗的“老虎”，郤是應該想辦法清除的。虎年來臨，讓我們繼續號召肅清官塲貪腐的同時，也共同來提倡愛護可愛的動物－老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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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政協工作報告中放話﹕“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不斷擴大同台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社會組織、各界人士和基層民眾的交往”。這話是不是說明要進一步做台灣民進黨的統戰工作？

與台灣的國民黨朝野人士的交往，早已存在。從連戰、宋楚瑜、吳伯雄以至江丙坤、吳敦義等人的聯系和會見，不只一次。說要“擴大”，應該是指國民黨以外。國民黨以外的政黨，便是最大的反對黨民進黨。如果說要和民進黨交往，當前便有特殊意義。

民進黨的陳菊，曾去北京宣傳“世運會”。但此人後來在高雄會見達賴喇嘛，又放映宣揚疆獨的影片，把從北京帶回來的政治資本，一舖輸光。是她個人的主張還是秉承民進黨的意旨，則不得而知。

呂秀蓮一再表示有意以傳媒人的身份訪問北京，但遲遲未能成行。可能仍是屈於黨內的壓力。北京相信對於呂氏的訪問，大門是敝開的。

國民黨敗勢明顯

現在形勢有點不同。馬英九上台以來，在台灣的多次選舉中，連連以失敗告終。去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國民黨在有基礎的宜蘭縣敗選。今年兩次立委補選，一月份的三縣市補選，國民黨全輸。剛過去的二月底的補選，四席原立委議席，國民黨原佔三席，補選的結果是倒過來，民進黨得了三席。

這種敗象，在民進黨的頭目陳水扁貪腐案件仍在審理當中，國民黨的慘敗顯得特別嚴重。今年年底，台灣五個市長選舉，國民黨的選情絶不樂觀。

現在民進黨的“天王”蘇貞昌首先出擊，超早宣佈競選台北市長，要與國民黨的郝龍斌對撼。民調據說郝氏稍佔優勢，但郝氏也自稱旗鼓相當。姑不論蘇貞昌出選是佯攻還是真拼，民進黨的來勢兇兇，不可輕視。如果五市選舉國民黨再敗，兩年後國民黨馬英九的下台，便成定局。

“政黨更替”存在可能性

如果又來一次所謂“政黨更替”，民進黨再度上台執政，相信他們必定與陳水扁時代有不同的思維。而目前兩岸關係由於“國共合作”而出現的良好勢頭，也不可能因此逆轉。

一方面，人心不可侮。台灣同胞目前在經濟上享受到兩岸關係緩和的好處，台灣經濟增長大部分源於兩岸的交往。此外，形勢緩和，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減至最低，台灣同胞可以安居樂業。連美國對台軍售，北京都没有罵台灣馬英九一句，就是不想兩岸緩和的局面受到損害。

另一方面，即使往後民進黨再度上台，也不可能像陳水扁時代那麼死硬，以破壞兩岸關係為能事，以叫囂台獨來製造兩岸關係的緊張。相反，由於民進黨没有像馬英九那樣背負“外來政權”原罪，事事要表現出“B型台獨”的狼狽相，而在取態上可能更為靈活。

北京抛出橄欖枝

北京的放話，也許就是未雨綢繆，盡量擴大交往，擴大團結。民進黨並不是鐵板一塊，黨內也有許多派系，有的人想走溫和路線。中共當局，在解放戰爭時期，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爭取分化做得十分到家，多少國民黨軍隊投靠解放軍，多少國民黨軍政要員起義來歸。二十年的撕殺的寃仇，都可以化干戈為玉帛。民進黨人並未與中共有血海深仇，只是號召台獨誤入歧途。當今祖國強大，國勢興隆，相信多數台灣人民和民進黨人，都會知道台獨是不可能實現的，是没有前途的。台灣同胞絶大多數只是希望維持現狀。在北京方面，也已了解兩岸統一是急不來的，有待水到渠成。目前並没有急於強求統一，只是“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北京抛出橄欖枝，民進黨應該心領意會。認真為“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密切兩岸同胞感情”多做工作。國民黨人更要努力在發展兩岸關係上多做實事。這都是爭取民心爭取選票的重要一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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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港澳和海外有三則關乎大學的新聞，值得一議，事實上也已引起不少議論。

第一件，是香港大學一位82歲的宿舍退休女工袁蘇妹，人稱三嫂，去年九月被大學授予“榮譽院士”名銜。這種因服務但文化程度甚低的人士被授以“院士”銜，在外國是否已有先例，我没有調查。但在我們祖國，郤從未出現過，港大為此“破格”，實為創舉。

第二件，去年年底，胡錦濤主席為澳門大學進入珠海橫琴島領域興建新校舍剪彩。此事的特別之處，一是澳門大學進佔珠海領土，二是規模之大，令人乍舌。

第三件，中國留美學生張磊，畢業後事業有成，捐款近九百萬美元回饋母校耶魯大學，是該校管理學院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捐款。

女工當院士 祖國無先例

退休女工袁蘇妹獲得院士榮銜一事。此事在香港雖然一時引起注意，但郤未見轟動。反而北京的〈人民日報〉，在“觀點”版和“文化”版頭條，連續兩天，作長篇報道和議論，並進行民意調查。

先說調查，該報調查統計3543人和2875人，前者問袁蘇妹的人生成功嗎？答成功的有83.5%，後者問，內地會有這樣的“三嫂院士”嗎？答不會的佔69.8%。

由此可見，內地群眾（應該大部分是知識分子）肯定三嫂人生道路的成功，但對內地大學會否用這樣高的榮譽來肯定一位普通的勞動者，特別是校園中的清潔女工，郤不表樂觀，七成人持否定態度。

更精彩的是該報由此而作的評論。評論說，這個世界上生產出來的榮譽很多，可是像“三嫂院士”這樣動人的榮譽太少。為什麼，原因是某些榮譽的“含金量”太高，出錢者優勝。另一原因是“透明度”太低，有權者優勝。還有一部分是“糊裡糊塗”被榮譽的，“不說也罷”。

這些話不是可圈可點嗎？出錢多的不僅是榮譽院士、博士之類的名銜，還有更具體而“實用”的名銜，比投出的金錢和靠攏權貴可以獲取更多的利益。

澳門大學多 應該求質量

再談澳門的大學。

澳門在回歸前只有一家規模較小的私立東亞大學，回歸前由政府接管經營，改稱澳門大學。但回歸後澳門的大專院校迅速膨脹，公私立的已達十家。私立的也由政府撥地建校，但質量如何，未有調查研究。

澳門大學原址的確不敷應用，但一下子擴充到橫琴一大幅超大土地，建成後可以收容學生數萬人，澳門到哪里去找這麼多的大學生？

澳門只有50多萬人口，每年高中畢業生衹有5000多人，如果全部升大，平均到十家大專院校，每家也只能分到500人。況且，澳門高中畢業生，傳統上並不局限留在澳門升大，回去大陸就學的不少。現在珠海又有多家內地著名大學的分校，香港浸會大學也在該地設校，如果你爭我奪，質量高者優勝，澳門的大專院校不是會有許多空位子嗎？

大學應該重質不重量。今天某些大學畢業生的文化水平和語文水平，已為人所詬病。如果學位過濫，師資和設備質量不高，在培養人才方面，必然事倍功半。澳門當局，應該把心思花在提高大學質量方面，而不是濫加擴充，把辦大學變成“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

張磊有捐款 應再進一言

留美學生張磊，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到美國進入耶魯管理學院。他說在耶魯學到許多東西，改變了他的一生，特別是他在精神上的收獲。

多年前，香港也有富商捐巨款給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引來了一些批評。認為不捐款給祖國或香港的大學，反而益了富有的美國。

張磊的行動在內地反應更為劇烈，罵他是忘恩負義，崇洋媚外，甚至是“賣國賊”，這種情緒化的批評，在近年的內地“憤青”中甚為流行。

我猜測張磊捐款的動機，是對中國大學教育和美國大學教育的比較而作的。近年中國大專院校的問題叢生，辦學的意念和人文精神缺乏，作虛弄假普遍，向錢看的作風濃厚，急功近利，甚且校官勾結，出賣學位。凡此種種，令人痛心。張磊也許有鑒於此，橫下一條心，就是要把錢捐給外國。但也不能據此指責他不愛國。他並没有一句說祖國的不是，如何就成為“賣國賊”了？

張磊應該有進一步行動，就是把他在美國學習和生活對中美兩國大學教育的比較，用實事求是的辦法寫出一個報告，貢獻給中國的教育部門，這比捐一筆錢給祖國要有益得多。

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在國際視野中，往往會“以人為本”。美國在小布殊的領導下，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突出，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個戰場，弄得美國焦頭爛額，國內經濟也搞不好，對華政策也不太友善。美國人心求變，於是選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

奧巴馬上台伊始，表示要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去年奧巴馬訪華以及發表《中美聯合聲明》，美國金融海嘯之後極需中國的支持和幫助，中美之間似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乎乎氣氛。

但是一場對台灣軍售的事件和中國激烈的反應，把中美合作的熱氣像當今的寒潮般降了逾十度。加上即將到來的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必然使中美關係雪上加霜。之前的互聯網谷歌事件，已有美國高層官員頻頻放話批評。難道奧巴馬的“改變”又要來一次改變﹖

美國人的優越感

其實，美國人的狂妄自大並不會因總統的更易而有所變化。最近美國輿論不是在叫嚷美國絶不會做世界第二嗎﹖這句話是針對中國說的。

中國從來都不會爭當世界第一。而且實際上中國無論在硬件和軟件上距離世界第一仍甚遙遠。但美國人的優越感從未熄滅，對中國的崛起，引申為中國威脅的潛意識近年來屢吹不散。

美國人認為美國永遠是世界第一，不容挑戰。美國人認為美國就是救世主，永遠站在世界的道德高地。美國人把自己定位為從領導世界政治文明為天職，總要對世界各國的內政說三道四。美國人還有一個英雄情意結，他們就是“超人”，就是“洛奇”。他們總要找一個對手，以便“同仇敵愾”。過去的對手明顯是蘇聯，打了40多年的冷戰，直至蘇聯解體。現在，他們顯然把中國作為一個潛在的對手，從“中國製造”的商品“席捲”美國，中國操控人民幣滙率等等說法，都是美國人在製造中國威脅論的神話。

美國人自認是救世主

美國人的優越感由來已久，牢不可破。歷史上美國創造不少世界第一，從軍事武器到高科技；從世界通用的美元到華爾街的金融業；從荷里活的電影到種種美式文化……。

美國人相信他們是世界最自由的國家，那個紐約的自由神像就是他們最自由的象徵。因此它理所當然地是“自由世界”的領導，是對抗“極權主義”的總司令。過去抗制共產主義的擴展，今天推行“顏色革命”，小國如伊拉克即擊而佔之，大國如中國則圍而堵之。總之他們就是上帝的化身，是自由和民主的樣板，有責任把美國的價值觀念推廣到世界的每個角落。

美國人有没有想到，各國的國情各有不同，美國的一套是否置諸四海而皆準？

美國早就在菲律賓推行它的美式民主，菲律賓的現況怎麼樣？美式民主真的如此靈驗嗎？

矛盾和摩擦是永恒的

我們對美國國情也要有深刻了解，不應該一時高興一時失望。美國人的意識形態深刻地影響它的外交政策，不是任何領導人的更易能夠改變的。

正像我們中國一樣，根深蒂固的封建傳統影響了中國政治。我們也要從這個角度探討中國的政治改革。

美國人反共，中美兩國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和現行政治制度迴異，在某些利害關係上相互利用是短暫的，矛盾和摩擦是永恒的。

但是，在現實國際關係上，中美雙方有互相依賴和合作的需要，何況正在走下坡的美國產業和欣欣向榮的中國經濟？但是，千萬不要為中美關係的變幻而一時歡喜一時愁，還是韜光養晦，沉着應戰，是為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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