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俄之間的間諜案引起國際注意。原因是之前美國總統奧巴馬與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會見，宣布雙方是“堅定可靠的夥伴”。而在一團和諧的氣氛下，美國郤出其不意地背後插上一刀。有人認為是美國鷹派要使美國總統奧巴馬難堪，頗有內部鬥爭的意味。

俄國總統普京在事件發生的翌日會見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說希望事件不會影響美俄關係。

事件的另一惹人注意的是，俄國間諜的主角查普曼，更是一位金髮美女，出身名門，能操英語和俄語，活躍於美國商界。但此姝十分高調，並說她喜愛莫斯科。似乎與間諜身份不太相稱。

俄羅斯外交部發表聲明，說美國的指控毫無根據，並且不能理解美國竟一如冷戰時期般地作出如此行動。有消息說，俄羅斯將採取報復行動，把一批美國間諜身份公開。

世界各國都有情報部門

全世界的主要國家都重視情報工作，並設有專門部門掌管。至於派遣間諜，誰都不會承認，但這是公開的秘密。對敵對的、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肯定會千方百計派遣間諜。就是友好盟邦，如美國對英國，同樣會派出“卧底”。

美國的情報部門，就是中央情報局（CIA）和聯邦調查局（FBI），前者主外，後者對內。俄羅斯在蘇聯時代，情報機構叫K.G..B.即“國家安全委員會”，現在據說叫S.V.R.，應該都是同樣的職能。英國的情報機關MI－５和MI－6，也類同美國各主內外。

國民黨在中國當權的時候，特務情報工作分兩個部門掌管。一個屬國民黨中央，叫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另一個屬於軍事委員會，叫軍事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兩個單位時有爭寵和摩擦，出現不少“鬼打鬼”現象。

新中國成立後，情報部門也延續國民黨政府的做法。屬於中共中央的，有中央調查部，屬於軍隊系統的，叫總參謀部二部。還有公安部也有情報部門，幾個單位有無矛盾，外人不得而知。

中共解放前情報十分到家

中共在解放前的情報工作，做得十分到家。許多情報人員，早已打入國民黨高層，據說在蔣介石以至軍政高官的身旁包括機要秘書，都有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中共一些情報部門的高層主管，都是一些顯赫的著名人物，如周恩來、李克農、潘漢年等。至於一些屢建奇功的傳奇人物，至今為人傳頌的，都是真人真事。如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就是當年的地下黨員，在傅作義身邊取得重要軍事情報，並做傅作義的策反工作。有一部內地的影劇片集＜北平的戰與和＞，就比較如實地反映傅冬菊所做的情報工作。至於最近許多＜潛伏＞式的劇集，良莠不齊，只好姑妄視之。

　　那時候的情報工作為什麼能做得十分到家呢？是有一批革命意志堅強，願為革命事業獻身的志士。從事情報工作十分危險，一暴露便生命不保。因此歷史上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和真實人物。為情報工作而犧牲的無名英雄多的是。還有一些在解放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特別在“文革”當中，身處敵營從事情報工作，被當成歷史不清白而被清算以至含屈而終的不少，實在十分令人扼腕。

真真假假的情報人員

　　當今從事情報工作的，相信較缺少解放前不怕犧牲的志士。由於搞情報工作的，在權力運用和經費使用上有特權，有的人禁不住誘惑，或因此腐化或受脅迫而變節。傳聞中某些軍事情報部門高層人員因禁不往種種誘惑而陷入敵方陷阱，以至身敗名裂，有的遭到處決。筆者也見過一些動輒自稱是某某情報部門工作人員，不惜自行暴露身份，實在令人擔心。難怪香港經常有所謂“中間人”，有所謂“北京來使”，有所謂“收料者”，五花八門，真真假假。不明真相的人信以為真，了解內情的郤為之嘆息。此等情報人員，如碰到經驗老到的C.Ｉ.A.或MＩ－6的特務，如何是他們的對手？

值得一讀的情報回憶錄

外國有一些主管情報工作的頭目，在退休後和若干檔案解密之後撰寫了回憶錄。對情報或“潛伏”工作有興趣的頗可一讀。

32年前出版的“MY LIEE IN THE CIA”，（＜我在中情局的日子＞），作者威廉‧科爾比（WILLIAM COLBY），擔任美國中情局局長多年，在二戰以後曾去瑞典建立反共情報網，去意大利破壞意大利共產黨的勝選。到南越扶持吳庭艷、阮文紹傀儡政權。以至去古巴策劃“猪灣事件”，去南美智利暗殺阿連德總統等等，他都有詳細的描述，實在好看過偵探小說。

又如27年前出版的“SPY CATCHER”（＜抓間諜者＞），作者彼德‧賴特（PETE WRIGHT），曾任英國MＩ－5，即英國國家安全局副局長。他離任後寫出30年前的英美蘇等國的間諜鬥爭的真實情節。既有與蘇聯的間諜鬥智的情節，又有與美國中情局的矛盾。此書一度在英國被禁止出版，但在美國出版後，風行一時。

此兩書未知有無再版。這是真人真事，對間諜情報工作有興趣的，可以找來一讀。

香港政治既然牽涉到中央領導，我們有必要來回顧一下中央領導港澳工作的歷史。

從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之前，港澳工作是由毛澤東和周恩來決策和執行的。當年毛澤東體會到新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封鎖和孤立政策，覺得港澳這兩個南陲重鎮，是新中國對外的重要窗口。所以堅定執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時期，仍是如此。

由於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所以對港澳並没有進行甚麼大動作。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澳門三一事件以及香港的六七暴動，並非中央的政策有任何改變，而且極左派對中央政策的嚴重干擾。

大躍進影響港澳

1957－58期間，內地高舉三面紅旗，實行大躍進，出現了新的一個左的高峯。當年主政華南的“南天王”陶鑄，執行左的路線不遺餘力，於是也想對港澳工作有所突破，派了當年擔任廣東省教育廳長的梁威林前來主持港澳工作。梁也是左王，在內地左風勁吹的時代，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爆發，終於惹出澳門三一事件和香港的“反英抗暴”風波來。

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並没有發出對港澳工作的任何新的指示，周恩來更是力挽狂瀾，多次阻止左風在港澳的擴展。當然，“四人幫”對此起了干擾作用，但他們志在中央的奪權，還没有認真“關照”到港澳這兩個“小地方”。

廖承志派來王匡

文化大革命結束，改革開放開始，鄧小平重新掌權，起用剛“解放”不久的廖承志（即廖暉的父親）來主管港澳工作。

廖承志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對極左的那一套深惡痛絶，對梁威林主持港澳事務的表現頗為不滿，於是有撤換梁主管港澳事務的念頭。

不知怎地，當時新華社已公布在梁威林任內擔任第二把手的李菊生接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李是中央調查部的人，廖承志並不滿意。他屬意曾任中南局宣傳部長、文革結束後又曾任國家出版局局長的王匡去主持港澳工作。但李菊生的任命又不能收回，於是出現了王匡擔任香港新華社“第一社長”，李菊生改任“第二社長”的趣事。

廖承志所以委任王匡，是他對港澳的電影、宣傳、文化工作較感興趣，王匡長期在華南主持宣傳部工作，對此較為熟悉。但改革開放以後，港澳工作的中心已有變化。其一是必須重整在文革時期被破壞無遺的統戰工作，二是中英關於香港前途的談判即將到來。王匡對於這方面的工作既不熟悉，也不勝任。於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便傳出港澳工作的主持人快要換馬的消息。

柯華來港突然有變

柯華將調港主持港澳工作，傳聞一時，並非空穴來風，雖然當時柯華仍在擔任中國駐英大使。

1982年底，國內通知柯華回國參加一次有關香港問題討論會，此時中央組織部有一位副部長約見柯華，通知他將被任命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接替王匡。並將中共港澳工委升格，由中央直接領導。當時港澳的一些知名人士，如霍英東、費彝民、馬萬祺等都獲通知了這個消息。

在北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時，李菊生也向我直接證實，柯華將會派赴香港。

正當柯華回到英國，着手搞好交接，準備回國後接任新的崗位。風雲突變，中央組織部再次通知柯華談話，說柯不會被派去香港，原因是他已67歲，屬於超齡，其次是要派懂科學文化的幹部，三是更要能工作至1997年。

但後來奉派去香港的許家屯，年齡同是67歲，文化程度郤比柯華要低，對港澳工作全不熟悉。因此，柯華暗忖，其中必另有原因。

根據柯華公開發表的回憶錄暗示，此事是當年姬鵬飛在作梗。

港澳工作領導的三個層次

許家屯來港之後的一切，大家耳熟能評，這裏就不必細說。“六四政治風波”後，調周南來接替許。回歸以後，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名為“中聯辦”，經歷過三位主任，他們是姜恩柱、高祀仁和彭清華。

現在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領導，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當然是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的港澳領導小組，第二個層次是國務院的港澳事務辦公室，第三個層次便是港澳的兩個聯絡辦公室。

本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港澳的兩個中聯辦，都算是部級單位，是平行的，不能說是誰領導誰。但實際上呢，是港澳辦要高一個層次。原因是它地位靠近北京中央領導，了解決策較早，其次港澳辦主任廖暉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位列黨與國家領導人，比正部級的兩位港澳中聯辦主任要高一些，因此，這個領導架構實際上便變成三個層次。

決策要慎之又慎

兩個中聯辦接近“前線”，了解港澳情況較多，原本應有較大的發言權。但情況是情況，決策是決策，究竟決策者接受到些什麼情況，是真情況還是假情況，是全面的情況還是片面的情況，都會影響到決策的準確性。同時，作出決策者的魄力和思維傾向，也都會影響決策的影響和效果。

美國說是民主的國家，但前總統布殊，也會根據錯誤的情報，作出攻打伊拉克的錯誤決定，結果是尾大不掉，至今可為殷鍳。

過去毛澤東個人專斷，作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決策，惹成了死人上千萬的重大禍害。當然，今天，再不可能有像毛澤東那樣走上神壇的一言九鼎的領袖人物。我們希望，對港澳工作的決策，既要“開張聖聽”，更不要“塞忠諫之路”。要慎之又慎。更加希望，能有新的思維。就是既堅持原則，又策略靈活。港澳雖是彈丸之地，不一定能影響全局，但畢竟是整個國家達至和諧的重要部分啊﹗

在香港立法會即將表決政改方案的前夕，中央政府突然轉軚，同意民主黨提出的新增五席區議員互選的議席，採用一人一票的方案。

為什麼？當然可以說是順從民意。但是這個急轉軚，也使不少建制派人士撞得焦頭爛額。特別是在稍前的6月14日，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郝鐡川，還主動會見傳媒，指出民主黨的方案無先例慣例可循，無法律依據和無必要。不過兩天，風雲突變，范徐麗泰、梁愛詩、陳弘毅等法律界和接近中央人物，紛紛變調，內裏乾坤，當然值得探討。

毛澤東理論值得參考

毛澤東在說及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說當年國民黨中，頑固派還站在支配其黨的政策的地位，但它的大多數黨員並不一定是頑固派，必須“利用他們的矛盾，採取分別對待的政策，用極大力量去團結國民黨中的中間派和進步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745頁）。

毛澤東十分強調革命的兩面政策，說頑固派也有兩面性，指出他們在反共方面也有兩面性，因此我們在政策也應有兩面性。不僅對待國民黨，即使對待漢奸親日派，對帝國主義，都要有所區別，利用矛盾，争取多數，反對少數。並且指出“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仍然是過左的觀點在作怪”。（見同書第752頁）

我們有的人號稱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但對毛澤東理論方面，又學得懂多少呢？毛澤東在建國後的實踐上犯了嚴重錯誤，但他在解放前的思想光輝，是不應抺殺的。

民主黨有所覺醒

有的人認為泛民主派的溫和力量與激進力量，只是一丘之貉，只是一個唱黑臉一個唱紅臉。因此不值得去爭取，這是完全錯誤的。

泛民主派過去認為用反共、反建制來爭取民心，形成強大的反政府力量，可以廹使政府讓步。甚至如公民黨之流，不諱言將要奪取政權，成為執政黨。

但是近年來，泛民內部健康力量，認識到祖國的堀起，無論在經濟和國際地位上，在國際活動如奧運會，世博會等，都取得非凡的成就。雖然社會上仍存在不少問題，但這個政權是進一步鞏固而不是風雨飄搖。同時，也承認香港不過是祖國的一個特區，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制改革有最後的決定權，如果否定這一點，要變香港為獨立的政治實體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採取較為務實的態度。

這一次的香政治改革爭議，民主黨倡導成立普選聯，提出五個區議會議席用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作為下台階，作為與政府改改方案妥協的一種形式，便是他們在反覆分析祖國形勢之後的一種轉變。

有人對這個轉變缺乏估計

但是我們有些朋友，對這個轉變是否有足够的估計呢？是否有着新形勢下的新思維呢？

當然，新形勢下新思維的人，未必有決策能力和權力。有些人習慣看上頭的臉色行事，有的人更是上頭着緊三分，他們更要加到十足。於是一有急轉軚情事，不碰得焦頭爛額幾稀矣。

但這一次的急轉軚仍然是個謎。是香港有人“謊報軍情”，令中央寸步不讓，後來中央又了解到實際情況並衡量利害後作出轉軚決定的嗎？

李鵬飛常常以政治消息靈通自稱，並說經常接到北京電話，我們姑妄聽之。他說這一次北京轉軚，梁愛詩的功勞最大，是不是有些言重了？就我與詩姐相處多年的觀察，詩姐是一個穏健的人物，並不是獨挽狂瀾的關鍵之士。中央決策人物不會只聽一個人的，如果是這樣，為什麼之前又作出不讓步的決定？更迫使中聯辦官員作出“無法理依據”和“没有必要”的說詞？迫使＜大公報＞兩天的社論調子截然相反？（見＜信報＞6月8日拙作《是鬆一口氣，還是陰霾密布？》）

中央政府從善如流

肯定北京高層先作出不讓步的決定，才有香港一連串的重要人物和社團的相繼表態，連帶中聯辦作為官方機構也相繼公開表態。最後來個急轉彎，顯然是中央領導人權衡利害，作出這個轉軚的決定，說明他們從善如流，不文過飾非，使香港的政治生態和特區政府的管治能步入比較穏健的境地。

舉港曯目的曾蔭權和余若薇的電視辯論，已經落幕。熒幕上所見，未見有意外的驚喜。

這場“曾余辯”所以引起全港市民興趣，原因是﹕

(1) 發起辯論的竟是曾蔭權。而剛在所謂立法會補選“公投”輸了選票和理據的公民黨黨魁余若薇，郤被曾蔭權點名而“鹹魚翻生”。

(2) 曾蔭權向來給人的印象，並不是一位能言善辯的政治人物，而余若薇以資深大律師身份，郤是以牙尖嘴利，得勢不饒人見長。兩相對壘，似乎榮辱立見。

(3) 在立法會即將表政改方案的前夕，如果余大狀在辯論中大勝，勢必影響民意。曾班子的連場“起錨”活動，豈非由於一場辯論而付之東流？

所以一般公眾，對發起此場辯論，既不理解，也不看好。

事前我曾想過，曾蔭權辯論的策略，應該盡量各說各話，宣傳自己的主張，避免正面交鋒。詭辯是大狀的擅長，愈辯愈易陷於被動，因此應該揚長避短，別陷入她的圈套。

可惜我的意見没有機會上達“天聽”，但暗忖特首辦智囊人材雲集，我想到的他們也許會想到的。

余若薇有失風度

電視上所見，雙方都是重覆陳詞，彼此的見解都是耳熟能詳，没有更新的有說服力的論點。余若薇重覆梁家傑在07年與曾蔭權辯論時的故技，舉 一兩 個小市民的意見為自己的論點辯護，但一再使用的手法便無新意。余若薇更兩次用“卑鄙”的字眼批評曾蔭權，顯得不够風度。兩人到最後似乎都有點動氣。有人“臉黑”，有人臉色一沉。

與外國高明政客如美國總統奧巴馬、英國自由民主黨魁克萊格，都能談吐幽默，妙語如珠，差距頗大。

香港傳媒一向傾向民主派，對所謂“民主女神”更是愛護有加。翌日的評論更是一面倒。應該承認，曾蔭權一向表情生硬，並不討好。余若薇比陳淑莊更會演戲，表現生鬼。熒幕形象，曾蔭權便輸一着。

關鍵在6月23日的表決

但電視辯論只是一個插曲，我們終究要回到政改方案能否通過的現實中來。辯論之前，有人轉軚，過去認為如果同意普選聯的區議會議席的選舉方案，便是違反全國人大2007年的決定和〈基本法〉立法原意，現在又說並未違反，而是“可以考慮”。我郤是一而貫之，從頭到尾都認為並未違反。（見本版5月27日 拙作〈為破冰之後吹熱風〉）。後來建制派及中央官員言論一面倒地仍認為是違反，“雖千萬人，吾往矣”，我仍然未變臉轉軚。並認為“退一步海闊天空”，應該給民主黨一個下台階，爭取政改方案的通過。但直至今天，雖然有建制派重量級人物轉軚，也有建制派政黨代表人物轉軚，專家學者轉軚，即使如此，情況未容過份樂觀。其中因由，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曾余辯不是關鍵，重要的是6月23日立法會對政改方案的表決。如果最後一刻，中央和特區政府能够讓步，那就“一天都光晒”，大家歡喜收場，香港的和諧稍現曙光。否則，香港的政治生態會進入更對立、更激進、更內耗的時期。

但現在的問題是，中央的立場“企硬”，要他們轉軚不是易事。而“企硬”是有背景的，梁愛詩的突然改變態度，有無背景，有待觀察，6月23日 便會揭曉。

6月23日，在香港，是一個大家鬆一口氣的日子，還是一個陰霾密布的“天氣”？日內便可揭曉。

大家知道，當日香港立法會將會表決政改方案。如果方案被否決了，香港的政治生態將會趨向更對立、更激進、更內耗的時期。

許多人對這個政改方案吹冷風，也有個別人吹熱風，我是其中的一個。我5月27日在〈明報〉〈觀點〉版寫過一篇〈為破冰之後吹熱風〉。是鑑於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他的官階可不小，是中共中紀委委員，屬正部級），連續多次與泛民主派的要員坐談，這是個新姿態。中聯辦代表直接與泛民主派對話，又是第一遭。因此，我認為談判標誌着有妥協餘地。

　　　　而當時，民主黨和它所主導的普選聯，提出的要價焦點，竟是新增的五席區議會立法會議席，只要是由除功能組別選民之外，一人一票選出，便可以收貨。

區議員議席的選舉爭議

　　　　但建制派竟有兩種聲音。反對者認為此舉違反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決定和＜基本法＞立法原意。贊成者認為在法律文字中並無違反，退一步則海闊天空。我是極少數贊成者的一個。認為這個讓步並没有什麼了不起，也並没有違反什麼“決定”和“原意”。

　　　　區議會議員既可以入列“功能組別”，由他們互選，而候選人只能是現任區議員，便並無違規。區議員就是由地區“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現在再來個“一人一票”只是重覆選舉一次而已。如果說功能組別不能由“一人一票”選出，那麼根本就不應該把“區議員”列為功能組別。況且功能組別中的某些組別也是“一人一票”，如教育界或醫護界等。“一人一票”是終極“普選”的目標，現在有幾席功能組別議員先試驗用“一人一票”選舉，完全符合“循序漸進”原則，又何罪過之有？

風雲突變的＜大公報＞社論

　　　　但是風雲突變。李剛副主任在第一次與民主黨代表談判後在四季酒店召開記者招待會時與往後與普選聯見面後會見記者的態度便有變化。特別是＜大公報＞5月26日與27日的兩篇社論的調子更有明顯不同。5月26日該報的社論說﹕“如功能組別新增區議會五席連同原有一席，由區議員互選提名，由全港不具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投票，就並非全不具可行性，與功能組別議席的產生方式也未必違背；事實是現行功能組別議席如教師界、社工界、法律界、醫護界等專業，早就是實行個人投票即一人兩票的，有關建議可說與此類近。“但翌日該報不惜以今天之我打昨日之我，其社論題目竟是＜政改“變功能為直選”不可行＞，說新增議席必須保持嚴格的，一貫的做法，不能輕易“另闢蹊徑”，以至被人誤認為直選議席。

　　　　這個態度和言論的變化，當然耐人尋味。

冷風又佔上風

　　　　至此，冷風又佔了上風，我也就收回了對“熱風”的憧憬。但冷風中又有人出來打圓場，說什麼可以“本地立法”來解。有的建制派中人竟出來說可以寫“保證書”，說如果泛民願意推到2016年才施行“一人一票”選區議員議席，可以打包票。真不知道為何四年後就不違反2007的釋法和＜基本法＞的立法原意，而今天施行便是違反？

我在4月30日又在＜明報＞寫過一篇＜否政改將造成四輸局面＞的文字。所謂四輸，就是泛民主派輸，香港市民輸，特區政府輸，中央政府也輸。

四輸之中，前三輸大家可以理解，但為什麼中央政府也輸呢？

中聯辦李剛副主任站到台前，表示中央關注香港政改的走向，也知道政改方案的通過與否，對今後的香港政治生態和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會產生定性的影響。如今一切努力包括特區政府認真進行的“起錨”的多場大騷，都宣告失敗。作為處於策地位的人士，將情何以堪？

溫家寶總理6月1日接受日本電視台國谷裕子的專訪，談及南韓“天安”號巡邏艦被擊沉事件。他說，“將根據事情的本來面目，也就是事情的是非曲直來決定立場”。

“天安”號被擊沉事件，造成北亞地區的緊張局勢，雙方磨拳擦掌，一如進入備戰的緊急狀態。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問中國，說及此事，溫家寶總理訪問南韓、日本，也說到這個問題。南韓官民十分憤慨，北韓則進行反示威。如果有一方擦槍走火，後果不堪設想。

南韓在事件發生50天後，才發表了由美、英、澳、瑞典等國專家聯合調查所得的結論，確定擊沉該艦的魚雷為北韓所有。而衛星情報顯示，當時北韓潛艇離開基地，正是準備有所動作。由於有國際聯合調查，南韓堅持是北韓有意挑釁，因而不能容忍。

北韓方面加以否認，而且反打一耙，說是插贓嫁禍，為執政黨的中期選舉造勢。

是真相未明還是原本清楚？

所以，溫總理所說的“本來面目”，便可能是真相未明，因而無從辨認“是非曲直”。

中國的立場是，致力於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穏定，堅持通過六方會談解決半島的無核化問題。

對於“天安”號事件，溫總理呼籲各方冷靜克制，不要使事態升級，更不要發生衝突。他又說，“中方理解李明博總統及韓國政府當前的困難處境，也理解韓國人民的心情”。這個“ “理解”，又是不是暗示“本來面目”原本清楚，只是礙於北韓方面的否認而難於表態？

正因為這樣，事件如果提交聯合國安理會，中國的表態和投票就有點困難了。

如果投反對票，恐怕會引起國際社會特別是日本、韓國的不滿。如果投棄權票，也會引起北韓的反彈。

中國方面的努力，就是要使聯合國通過的決定，採取較溫和態度，甚至就是呼籲各方冷靜，避免發生衝突，更不要出現譴責北韓的字眼。

美、日各有戰略需要

在目前南韓朝野情緒十分激動的時刻，美日又從各自的戰略需要來處理這一事件，特別就是要廹中國對北韓施加壓力，或者使中國進退維谷而為他們在對華政策上增加籌碼。對中國來說，也許正如國谷裕子所說，夾在朝韓之間，也很為難。

溫家寶答得很妙。他說，“我們不袒護任何一方，我們會秉持公正的立場，但是我們對問題看得更為深遠”。又說﹕“中國將認真了解、研究各方面的情況和反應，公正、客觀地表明態度。我們在安理會會怎麼做，請主持人（即國谷裕子）繼續觀察”。

在北韓違反聯合國決定繼續核爆炸的時候，中國也曾公開予以譴責，並用上“悍然”的強硬字眼。對於北韓多次的不理性行動，中國是心存不滿的。實際上是北韓多次破壞東北亞的和平安定，只是礙於睦鄰的關係，許多時中國不得不忍氣吞聲罷了。

孤注一擲只有亡國

天安號事件以後，美韓立即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日本沖繩要求撤出美國軍事基地的呼聲也被掩蓋住了，美日韓的安保同盟更被強化。從美國戰略來說，並不祇是圍堵北韓，而是針對堀起的中國，這方面大家都心知肚明。北韓的多次惹禍，實際上都是為中國添煩添亂。但中國也不是傻瓜，溫總理答記者問時說的一句話﹕“我們看問題看得更為深遠”，也就是說，我們既知道北韓的用意，也知道美、日的意圖。

朝鮮半島的形勢雖然緊張，但總的架勢是打不起來的。美國不想打，日韓也不想打，北韓如孤注一擲，只有亡國的結局。

事情的本來面目可說相當清楚，北韓為解除國內困局，搞些小動作來轉移視綫，這已經是多次表演的故技了。

電郵﹕[email protected]

有人說，西方社會的政制是“選舉民主”，而中國的政制是“協商民主”。這話有意思，值得研究政治社會學的人士探討。

過去人們對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體制和選舉制度推崇備至，認為是置諸四海而皆準的東西。可是一場世界金融海嘯，打破了美國金融經濟制度健全的迷夢，美國和歐洲這些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受創甚鉅，至今未能復原。反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由於既有市場經濟的靈活，又有中央宏觀調控之利索，結果是震動較小，引起國際注意。一向被抺黑成獨裁專制的中國政治體制，竟引起西方學者的研究興趣。

民主社會主義惹爭議

2004年，胡錦濤主席在訪問法國時，所作的演講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會主義，就没有社會主義現代化”。

其實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把民主和抗日聯系起來。說“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敗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

在新中國成立以前，要求民主是反對蔣介石的重要武器。蔣介石專制、獨裁，再加上貪腐和無能，結果失敗了。

毛澤東還斷言，全世界將來都要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同時認為中國當時條件還未成熟，所以實行的是新民主主義。

三年前，老資格的理論家謝韜，寫了一篇《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提倡民主社會主義，一石翻起千層浪，引起了海內外的熱烈討論。

後來，這變成是教條主義者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一次新爭論，既然當權者主張舉老旗走老路，這場爭論也就只好暫時告一段落了。

解放前說民主的多

但是民主還是要講的，歷代領導人都講民主，不僅毛澤東講，鄧小平、江澤民也講。雖然他們没有毛澤東講得多。

鄧小平在1980年講〈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雖然在今天被認為是“制度改革”的經典，但其中講及民主的東西甚少。他重點是反對終身制，黨政不分和以黨代政。這些在今天當然仍有現實意義。他同時主張提拔新人、年輕人，以至今天各級領導幹部任期都有一條年齡的框框，並被視為金科玉律。至於民主，鄧小平衹提及“民主集中制”。而且他對“三權分立”十分反感，認為這是互相扯皮，影響效率。今天中央領導人對此仍攻擊不遺餘力。

翻閱《江澤民文選》三卷，他對民主的論述更少。1998年的〈二十年來我們黨的主要歷史經驗〉講話中，方才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認為民主的本質，內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國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他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全國各族人民享有的最廣大的民主”，“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護人權。”如此民主，實行了多少，有待總結。

除此文之外，未見他對民主有什麼新的論述。

民主集中制最民主

“協商民主”既然是坊間提出與“選舉民主”相對的命題，這裡似乎可以進一步加以討論。

“選舉民主”大家也許耳熟能詳。選舉就是投票，就是實行毛澤東所說的“無論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

“協商民主”呢，最早的提法是“民主集中制”。毛澤東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民主集中制，在1929年12月所寫的《關於紏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其中提到要“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往後更多次提及“民主集中制”。

所謂“民主集中制”，通俗的說法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即是通過群眾中的民主討論，集中整理了意見，決策或人選，再放到群眾中去議論，最後作出決定。本來這是一個民主的好方法，但多年來的實行，往往是集中多於民主。一個決策，一個人事決定，一個法規，先由領導擬定，再發經群眾議論，而這個咨詢性的議論，又往往是走過場的。實際上是領導說了算。

協商民主徒具形式

開明的領導人，還會認真聽取意見，更多的人是對不同意見加以壓制。至於人事決定，更是領導安排好了，形式上通過會議決定。

中國從中央到地方，都設有政治協商會議。標明協商，就是與各界別人物共商國是。但這又不是權力機構，開會只是清議而已。

本來，協商民主，有其優點，就是減少了“拉布”和扯皮。但是如果有名無實的“協商民主”，那就不是真正民主。

中央領導人口口聲聲要“完善人民代表制度”，如何完善呢，只要真正實行協商民主，真正貫徹民主集中制就行了。

選舉民主應該比協商民主可靠，因為畢竟是一人一票無記名選舉或決定事項的。但選舉也有毛病，包括賄選和煽選。有的民主的國家，並不能選出治國有方的人物，以至國勢日衰，人民仍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民主也應結合國情。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孰優孰劣，還需深入探討。早在1881年，恩格斯曾說過﹕“各個階級有思想的人，開始看到必須開闢一條新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人們也許十分重視日前民主黨和中聯辦副主任李剛的會面，而且民主黨向中央政府提交的“政改立場書”的三點要求也相當溫和，在這場談判角力進行之中，中聯辦又突然約見民協的馮檢基。最有趣的是馮檢基的民協，馬上在報上刊登〈對話還是對罵？〉的大幅廣告，這個對話還是對罵的標題，真是可圈可點。

廣告的內文還說，“民主不是萬能”， “透過對話去建立民主政制，才可化解當前的矛盾”。

廣告強調，“進一步加強2012年政改的民主元素”，方能“增添香港人對2017年及2020年落實雙普選的信心”。

討論焦點在區議員議席

看來，現在的討論焦點可能便在於加入2012年政改的民主元素，有了這個元素，其他的原則性的東西，都可以商量。

什麼民主元素呢？關鍵在於民主黨開出的支持政改方案的第二點。

民主黨的“立場書”的第二點表示，在這個政府提出的新增五個區議員互選立法會議席，改為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

如果按照政府的政改方案，由區議員互選，由於建制派在區議員中佔多數，按比例代表制選出，建制派可能佔三至四席。泛民主派則佔二至三席。如果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按過去選民政治傾向的六四比例，上述的比例可能反過來，泛民主派佔上三至四席。區別便是一至兩席之爭。

至於用一人一票選出的功能組別區議會議席，並没有違反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當年的決定只是規定直選議席和功能組別議員比例不變，並没有規範功能組別議員的選舉辦法。

政府讓步，成功率大增

如果這個區議會組別的選舉辦法，能夠達成協議，也就是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中的一個區議會組別的選舉辦法，政府作出讓步，那麼對話的成功率便大大增加。

至於民主黨提出的第一點，“要求中央政府就普選的定義作出立場性的表述”，即“普選必須要合乎普及而平等的原則”。大家知道，普選必須“普及而平等”，這是常識內的事，難道中央會作出一個不普及和不平等的表述？

關於2016和2017年的選舉有關問題，李剛曾表示，這不是本屆特區政府可以決定的。既然民主黨建議“中央政府能够維持對話機制”，也希望中央與其他泛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進一步就政改問題溝通，這更不是問題，與民主黨對話的同時，不是便已通知民協的馮檢基進行對話了嗎？

人吹淡風，我吹熱風

本報〈聞風筆動〉專欄，指出“破冰過後淡風再起”，為此次中央代表與泛民主派的對話撥冷水。筆者的看法剛好相反，因為李剛一而再，再而三地約唔泛民主派，當然不是“做騷”。“做騷”並無好處，他也反覆強調，不應“雙輸”。筆者早已指出，否決政改，不僅雙輸，而且是“四輸”（見4月30日本版）。中聯辦代表中央直接參與談判，是一個新姿態。如果談判失敗，代表中央的中聯辦也是輸家。如果他們没有幾分把握，何必淌一場如此這般的污水？

民主黨的三點要求，也不能說要價過高。他們提的第一、三點是虛的，只有第二點是實的。如果聚焦在第二點上，未必不能達成協議。

電郵﹕[email protected]

立法會五區“補選”終於落幕，市民投票率比發動此一鬧劇“公社連”估計的20—30%為低，衹達17.1%。證明此種浪費公帑，擾亂香港政治秩序的行為不得人心。

但“公社連”也不是全無收獲的，它的得益有三﹕第一，從去年10月提出辭職再選，至今達七個月，叫囂的口號不斷創新，蠱惑人心。從“五區公投”到“全民起義”到“解放香港”，總之就是要触動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神經，鬧得中央政府不得不一再表態，並使特區政府於尷尬境地。幾個小鬼可以掀起千層浪，應該心滿意足矣。

第二，從此提高知名度，有利於下屆競選。比如陳淑莊，知名度極低，進入立法會後也鮮有表現，願本就不是搞政治的料子，此次補選，“一舉成名”。 第三，煽起社會上走激進極端路線的情緒，增加了同路人，爭取了一小部分激進的青年人和大專學生。

“社民連”要付出代價

但是在大多數崇尚理性的香港人看來，他們也要付出重大代價。從在議會上撥掃水杯、拋擲香蕉、擾亂秩序、無理取鬧，到搞了這樣的一個浪費公帑的“大騷”，這種不講法治，不講秩序的只有破壞而没有建設性的行動，究竟能維持多久？究竟能否永得人心？

其次，這一次的鬧劇鬧出了“泛民主派”的分裂，恐怕也是無法彌補的。不僅泛民主派分裂，參與鬧劇的公民黨也會分裂。這種裂痕，已在“補選”之前呈現，不走激進路線的另組“普選聯”。但在這次“補選公投”的街頭拉票中，各泛民議員的取態，不是表明各有所需嗎？

最可笑是此次行動的發言人余若薇，真正是“跌咗落地還要拿回咋沙”，說投票人超過50萬，是2003年7·1遊行以來泛民最大的動員。即使是並不公正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也說有一半投票者只是“盡公民責任”，如何能盡算在支持他們的什麼“變相公投”、“全民起義”的身上？

兩件尷尬的事情

香港特區政府在此次補選前夕，也冒出了兩項會令他們自己尷尬的事情。

一是行政長官要不要去投票？

二是行政長官有没有動員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投票支持政改方案？

行政長官要不要投票，曾蔭權頗有猶豫，所以他遲遲未敢表態。直到5月14日晚，方才“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掩面”，宣布他和問責官員不參加投票。

這個決定，當然不太理直氣壯。因為“補選”是政府行為，是按照法律規定而行的，而且政府也發出投票通知，刊登投票廣告。照理，行政長官應履行公民責任，帶頭投票。但行政長官的宣布，說這次補選是不必要的，是非正常的補選，所以他不投票。

這是情理和法律的交戰，難怪曾蔭權要考慮良久。但是為什麼不早點兒果斷地作出決定呢，為什麼在補選問題上不早日運用影響力在立法會中否決掉呢，因為這個議題並不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的呀。

雙曾的“羅生門”

另一個關於曾鈺成辭職投票的問題，也是主動鬧出來的，為泛民的指責增添柴火。

政改方案能否通過，多數人持悲觀態度。特區政府如果有本事爭取泛民的三票，也不必事先張揚。事先張揚只有令泛民的動搖分子望而郤步。假如需要最後的關鍵一票，應該是秘密武器，不應提前宣布。

至於曾蔭權是否有與曾鈺成談及政改的事，兩位領導人聊上這個話題，稀鬆平常。所謂“施行壓力”，完全是無中生有。

這事居然鬧出“羅生門”。特首辦鄭重其事否認，曾鈺成說泛民斷章取義。何秀蘭、李卓人不顧誠信道義，就是要捅這個馬蜂窩，真正是一場茶杯裏的風波。

這兩件事，再一次反映特區政府的弱勢。

公社連在這次補選之前是採取攻勢，要把事件不斷炒熱，並不斷製造話題。除上述兩事之外，把商台為民建聯做節目，以至六七年的林彬事件等等，都拿出來炒，為建制派抺黑。而特區政府和建制派郤取守勢，整個過程都欠缺有效的策略，顯得有點被動。

公社連“公投”的失敗並無助於提高特區政府的威信，往後的問題多着。政改方案能否通過，便是即將到來的又一個政治關口。

曾鈺成向傳媒聲稱，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數，如果欠一票，他願意辭掉立法會主席職務，投下一張贊成票。一石掀起千層浪。此言一出，社會上反應強烈，本報社評更指責曾鈺成此舉違反參選誠信。但是從法理上來說，他如辭主席一職，以普通立法會議員投票，並無不妥，這個事先張揚的主意，郤引起我們的若干思考。

曾鈺成的說法，是不是暗示政府方面，已有把握在泛民陣營中撬走三票，贊成政改方案，然後才需要曾的一票﹖

其次，曾如辭職，必須在投票前七天提出並進行改選，如果選出建制派議員繼任主席，他必須聲稱決定投票，否則這個辭職也是白費。

再次，政府如果已得到泛民主派中有三票“起義”，他們到了投票之日，又違背了口頭承諾，這樣的辭職投票，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撬票難以成功

猶憶2005年的政改方案投票前夕，政治耳語都言之鑿鑿，有好幾位泛民成員，準備轉軚。而且有名有姓，有談判時間地點，有許諾若干政治和物質利益。可是到了最後，他們還是綑綁成功，政府的如意算盤一塲空。如果真的是政府的工夫做足，也可說是一切努力付了東流。

唯一能够保證撬票成功，便要由這些願意轉軚的泛民議員，在當前便公開表示願意支持政改方案。但這還不足以保證他們不戲弄政府，只有他們立下“軍令狀”才算數。

但是這個可能性極小，思想動搖的泛民議員，是否願意為此付出他們的全部政治生命﹖是否從此洗手不參與政治，讓政府給一筆本錢去創業從商﹖是否去依附某個大企業家領取高薪厚祿﹖

實在想不出有議員願意冒這個風險，如果有，早在2005年便豁出去了，何必等到今天﹗

輸得最多的是泛民

前兩天的5‧2遊行，被傳說的“泛民四子”，都否認轉軚，並高呼反對政改方案。被傳說最多的馮檢基，更指出曾鈺成的放話，是希望泛民內部“捉鬼”，減少互信。為了表現忠貞，馮檢基領導的民協，他們的“直幡一馬當先”。

其實可能轉軚的不是大家集中視線的“泛民四子”，而應該是民主黨。只有民主黨才有這個轉軚的本錢，但他們必須有政改方案再修訂的下台階，才可以向選民交代。如果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門檻和2020年普選立法會議員的功能組別存廢問題，政府有個說法，民主黨可能收貨。

日前我曾評論否決政改方案，將會造成“四輸”局面。但輸得最多的，該是泛民主派，這是明擺着的，他們現在是進退兩難。所以談判從雙方來說，都有需要。人們常說，政治的事，一日都嫌太長，何況現在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曾鈺成一箭三鵰

曾鈺成的表態，無論有意無意，都已震動政壇。由此可見，政改方案的通過與否，已為當前政治生態的焦點。曾鈺成如果有意放話，也已一箭三鵰。其一是青蛙試水溫，看看泛民對政改方案仍有没有談判餘地﹔其二的確有在泛民中爭取開明穏健派的意思﹔三是為政府爭取個別泛民議員贊成政改方案護航。

如果他是即興的講話，也只是重申他是建制派。和曾蔭權一樣，都是希望政改方案得以通過，使民主能前進一步。某些民主派大佬胡說他是“見利忘義”，“講過嘢都唔算數”，完全是無的放矢。他都說明辭職後才投票，有那一點違反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