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廣東佛山市發生一宗兩歲女童遭汽車撞倒輾過，司機不顧而去，途人視而不見的事件。期間十八名途人路過，都没有施加援手，最後只有一位貧窮的拾荒老婦相救，報警送院，但時間延誤，終告不治。

事件引起網民熱議，輿論慨嘆，紛紛指責﹕“人性淪喪，何至於此﹗”

無獨有偶，日前又有一名東莞男子被人持槍劫持到車上打劫，他反抗時露出下半身在車外掙扎。但路過的司機卻無人報警，最後被匪徒刺了十多刀，並抛出車外。他向來往車輛客貨車求助，没有一輛車停下。後才借到一輛正在停車換車胎的司機手機報警。

這種車禍無人施救，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據說有不少救人反遭敲詐的事例。二零零六年，南京男子彭宇好心扶起一位被車撞傷的老婦，也許老婦人一時糊塗，或者是受人唆擺，竟把他告上法庭，指他便是撞傷她的男子，索賭十三萬元。今年八月，江蘇南通一名好心司機，停車扶起跌倒路旁老婦，反被敲詐。

因此，內地輿論，曾有“老人跌倒，該不該攙扶？”的專題討論。就連衛生部也從專業角度發布文件，說老人跌倒，要視乎情況，不要馬上扶起。

也有人說，內地實行的法例，撞死人的賠償比撞傷人的賠償要少得多。因為汽車撞死人只是一次性賠償，而撞傷的卻要養傷者一世。

但人性泯滅則是事例不少。年前游三峽，途經荊州，知道當地正在為三位救少年被溺斃的大學生開追悼會。當地有兩個少年游泳被溺，在場的幾艘漁船見死不救，據說他們是專門代人“撈屍”。有人溺斃，他們才能賺錢，每撈一具，要價三四萬元。結果是三名不諳水性的大學生下水救人，人是救起了，但三名大好青年卻因而身殉。

外游國人應是修身立品

我曾周游世界各國，總覺得我國司機駕駛文明最差，所以車禍的數字也是世界第一。本人曾駕車四十餘年，在加拿大、新西蘭、英國都曾駕駛過汽車，但就是不敢在中國大陸駕車。原因是內地不守規則的駕車文化太驚人。如越過雙線扒頭，不打燈號突然超前，不淮左轉而突然左轉，在高速公路大貨車經常佔用快車道等等，令人驚心動魄。

年前在深圳有貨車輾斃一名小童，司機揚長而去。這一次在佛山，又是把一名兩歲女童輾至重傷。由於是天真無邪的兒童，所以引起全國注意。但由此一端，不僅可以窺見我國駕車文明的缺失，其他的社會文明的缺失，同樣值得重視。如愛護城市清潔，遵守乘搭公共客運工具的紀律，在公共場所不可喧嘩等等，我們的國人能完全做得到麼？

現在許多人富起來了，到國外境外旅行的多起來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是舉足輕重，同樣，中國人的形象也在國際上獲得重視。東方人中，中國人的影響力已遠超日本人。過去我們在外國旅行，常常被誤認為日本人。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隨一個旅行團到達埃及，在一個歡迎晚會上，歌星為我們演唱，他開頭便用英語說﹕“歡迎日本朋友”﹗我們大聲叫喊﹕“我們是中國人”﹗曾幾何時，現在到處都有歡迎中國人的標誌，到處都備有中文的說明書，這是中國強大的標誌。

但是，到了外國的中國人，應該都是中國的友好使者，應該都是國家的宣傳員，應該給人家一個健康、文明的形象，不應該只給人們看成只會買名牌貨的“大款”。

中央強調提高文明變質

中共中央剛開過一個討論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會議強調要“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人民思想道德素質”，並表示這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要求“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這很好，但需要有具體措施。正像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指出的，嚴重的官員腐敗，行業誠信不足，假冒偽劣横行，核心價值出現迷失等亂象，應該得到整頓。這才能凝聚全社會的力量，促進社會和諧與國家文明建設。

我們的文明缺失是長期不重視文明建設的結果。自從改革開放以後，逐漸形成“向錢看”的價值觀。有錢好辦事，没錢別進來。有錢駕凌文明標準之上，比古人所說的“有錢使得鬼推磨”還要厲害。於是官員貪污腐敗由此而生，有錢甚麼事都辦得成，無錢鳴寃叫屈無人理睬。為了錢，滅絶人性的事都幹得出來。有毒奶粉和食物假冒偽劣的東西可以橫行，致人們的生命健康安全於不顧。人性被湮没了，這才出現了見死不救的種種怪現象。

學校和社會的道德教育欠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並没有建立起來，以至出現了嚴重的道德淪亡現象。

官報《人民日報》提到“民族復興”的字眼，這說對了。國家的強大和經濟上的迅速發展，並不等於中華民族已經復興了。如果文明缺失，人性泯滅，道德淪亡，那就談不上民族復興。只有民族復興了，才能說，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了。

最後，作為一位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長者，作為一個早已升任祖父級的老人，對小悅悅的逝世去表示傷心和哀悼。希望真如網民們所說﹕“天堂上不會再有車來車去，不會再有人性的冷漠和麻木。”小悅悅，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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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一些主流媒體的負責人表示，中國的發展充滿動能和活力，但許多媒體也誇大了中國的負面訊息。路透集團的中國區主席史進德說，西方有些人對中國固有的慣性思維是導致出現偏頗的原因。

在香港也何曾不是如此。內地一有負面的消息，某些傳媒便會舖天蓋地的渲染，有許多正面的令人鼓舞的訊息，卻是“低調”處理。在學校裏，如果進行正面的介紹祖國成就的國情教育，就被謚為“洗腦”。是什麼時候形成這種“負面錯覺”被誇大的局面？為什麼正如俗話所說的﹕“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

記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一條武漢的長江大橋通車，“天塹變通途”，打破長江是天險的神話，港人都為之雀躍。現在長江已有十多條大橋，比長江大橋偉大的建設成就有的是，如太空科學的迅速發展。最近的太空站“天宮一號”的發射便是一例。

為什麼許多偉大建設没有打動人心，而負面訊息卻頗有市場呢。

中國的媒體運作太蹩腳

造成這些在海外和國際上報憂不報喜的原因，造成“負面錯覺”被誇大的原因，可能有下列幾點。

第一，中國的媒體運作太蹩腳，宣傳部門的條條框框太死，没有靈活地生動活潑地介紹中國的成就，影響正面消息的傳播。直至今天，內地報章電視台的僵化規則影響不變，更加影響宣傳效果。

例如中國媒體的“頭條新聞”是什麼？從官報到中央電視台，頭條新聞和頭版新聞便是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活動報道，數十年來都是如此。如果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活動是事關國家關鍵的大事或者涉及國際關係的，當然應該列為頭條。但大部分卻是領導人禮節性會見外賓的例行公事，而且要按照領導人的地位排列。有時第一至第三號人物没有現身，第四號人物去觀看一齣戲，也要成為頭條，這是何等可笑的事﹗一個領導人去看戲，值得注意嗎？影響涉及國內國際嗎？

正因為這些僵化的官方媒體，連內地的人也不看。為了趕上市場經濟浪潮，官報不得不辦了多份比較輕鬆活潑的“副報”，而它們的銷數遠大於正報。

官方媒體的不濟，正面報道失卻了公信力和影響力。

美國英國等國的輿論“圍堵”

第二，美國和某些西方國家，大量散布中國的負面消息和政治評論，特別在香港。

中國的堀起，美國對華的圍堵不遺餘力。除各項政治、經濟上的動作外，宣傳圍堵也是其重要一環。英國人利用統治過香港近百年的人脉優勢，在回歸後仍積極利用親英勢力，宣傳不信任中央政府，不信任“一國兩制”的執行，令人滋長懷舊情緒，甚至宣傳香港已變成中國的“殖民地”，比當英國人殖民地還要壞。

美國和西方還利用諾貝爾和平獎和達賴喇嘛的活動來進行反華宣傳。而對於他們的挑釁，我們的應對又頗為笨拙。如達賴在中國的反對聲和外交抗議中，一再出訪美國和其他國家。人家是舉重若輕，我們是進退失據。而國際社會上並不是一面倒地讉責挪威和達賴，這是不是我們對達賴的分裂主義的宣傳不足？而對挪威的制裁卻過分苛刻？

從維基解密看來，美國人在香港的政治活動，日趨積極，聯絡各方反華反共人士，利用各種媒體，滲透親中陣營，影響選舉活動。英國人由於百年統治所種下的根基，人脉甚廣，活動範圍更為廣泛深入。美英勢力同樣掌握輿論工具，並滲透大專院校，使對中國的負面消息能在知識分子中擴散。

樹立文化新風十分重要

第三，內地在個別的事件處理中表現差劣，予人以侵犯人權的印象。例如趙連海、艾未未等事件，使宣傳上處於劣勢。

這些事件已有太多評述，這裏不贅。事件原來政治性不強，當局卻把它政治化了，而且的確違反法制，但又不能自圖其說。在重視法治的港人來說，自然不能接受。

這種小事化大，即處理事件笨拙的事例，不僅令港人失望，而且影響了人們對內地正面事物的認受性。

第四，說西方人士對中國的慣性思維與偏見，又與我們的文化建設欠缺有

關。例如，近年中國人的富有，出外旅游的游客急劇增加，這些人本來應該成為宣傳中國正面形象的宣傳員。可惜由於內地學校道德教育的缺失，社會上文明行為的風氣並未形成，奢侈自私之風盛行，結果多見中國人只會搶購名牌，在公眾場合大聲喧嘩，不講衛生秩序等負面印象。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文化建設和文明教育又是多麼重要。

中國應該努力建立正面形象，這也不僅僅是宣傳部門的責任，而應該全面性地整頓社會風氣，改進學校教育，樹立文明新風。過去學雷鋒，五講四美，這些口號都是曇花一現，缺乏堅實的社會基礎。文明新風和經濟、政治的關係密不可分。只有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官員們改變高高在上的歪風，文明風氣自然會樹立起來，給人的“負面錯覺”才會解除。那時候，中國人才算是真正站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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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北京明年都要更換領導人。同樣，俄羅斯明年也要進行總統選舉。上屆總統強人普京，因已連任兩屆達12年，礙於憲法規定，總統祗能連任一次。因此在這一屆，他只能退任，讓梅德韋傑夫上台。但普京不甘心退出政壇，因而又擔任總理。究竟是與梅德韋傑夫分享權力，還是將他架空，恐怕兩者都有吧。

現在，新的選舉即將到來，據說普京有言在先，用梅德韋傑夫“過橋”之後，下一屆將捲土重來，再任總統12年。果然，最近消息傳來，梅氏將會讓路，普京代表執政黨參選總統，當選後再委任梅氏擔任總理。

因此原本的“師徒對決”的傳說，變成“師徒對調”的現實。

梅氏今年46歲，普京今年59歲，在大國政壇中，都算是年輕的。但梅氏更年輕普京13歲，在年齡上佔據優勢。

普京再次要走到前台

如果兩人對決，便是師徒對決。以普京在政壇和執政黨內的人脉淵源，可能略勝一籌。但梅氏作為新興力量，又力求政治改革，也會得到年輕選民和改革派的歡迎。師徒同室操戈，便是國際政壇中的一道奇景。但現在塵埃落定，要看好戲的人失望了。

其實普京何必走上師徒對決或師徒對調的一條路，如果他學中國人的“垂簾聽政”，不是更加圓滿？

垂簾聽政，在中國歷史悠久，至今猶存。不過，中國歷史上的“垂簾聽政”，指的是女人干政，所以才叫“垂簾”。

中國“垂簾聽政”，始於西漢的呂后。因為女人在操縱子皇帝的背後，不便出面，於是便要垂上道薄薄的簾子，因而叫“垂簾聽政”。呂太后曾兩代“垂簾”，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垂簾的先河。

幕後操縱的神妙

現代“垂簾”的便不全是女的了。封建朝代最後一位“垂簾”的慈禧太后之後，“垂簾”便已絶種。“四人幫”的江青，希望在毛澤東死後當“女王”，或者不當女王而“垂簾”。當年的“儲君”華國鋒正是看到江青準備“垂簾”的威脅，才決心聯同葉劍英等合力逮捕“四人幫”。

但改革開放以後是不是已經消滅了“垂簾聽政”了呢。這段歷史現在還不便公開討論，但有若干公開出版的書籍已經透露了不少內幕。這些書包括＜改革開放時期的政治鬥爭＞（修訂版，楊繼繩著‧天地圖書）、＜改革歷程＞（趙紫陽著‧新世紀）、＜十二個春秋＞（鄧力羣著‧大風出版）等等。

而“八老治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也風傳一時。

江澤民任滿退下，仍留任軍委主席半屆。

這種種政治現實，已為“垂簾聽政”作了注腳。

歷史的垂簾聽政只得罵名

外國人没有中國這麼深厚的文化底蘊，當然也不太懂這種幕後操控的神妙，因此才出現這個“師徒對調”的局面。

但是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垂簾聽政者，後世的評價都是被認為是異端和邪道，所得的更多是罵名和嘲諷。班固‧＜漢書＞﹕“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呂后更被評為“危國亂政”。＜魏書＞評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業。靈后淫恣，卒亡天下”。靈后即北魏胡太后，與高皇后鬥智鬥力中取勝，而且兩起兩落，在被囚禁北宮之後，東山復起，再次臨朝聽政。

還有第二種的文攻武鬥

不過，垂簾聽政又畢竟帶有濃厚的封建主義味道。現代中國政治中，還有第二種辦法去掉自己不愜意的徒弟，那就是“文攻武鬥”。

毛澤東培養劉少奇為接班人，劉當然是毛的徒弟了，他發明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本來忠心耿耿，但因為他不同意毛的急進政策，認為不應急於跨過“新民主主義”的階段，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於是為毛所不喜，發動文化大革命，由紅衛兵對劉少奇進行“噴氣式（即把雙手扭至背後，迫使低頭）的武鬥，最後慘死河南開封。

毛澤東又再另立徒弟林彪。林彪比劉更激，認為毛是最最最偉大的領袖，他的學說已達馬列主義的頂峯。提倡讀紅書叫萬歲，頌毛已達無所不用其極。可惜功高震主，遭毛猜忌，終於被迫出逃，折戟沉沙。

以上說的是“武”的，也另有文的。鄧小平提拔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主席，後因胡口直心快，被老人們認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於是開個非正規的黨內“生活會”，把他撤掉。趙紫陽同樣落得如胡一樣的下場。

民主有序，較合常理

武鬥太帶血腥氣，並不可取，只有在中東阿拉伯地區等地的政變才有更多武鬥的味道。領導人的更替應該民主有序，用選舉的方式來進行更替。

本來大家想看“師徒對決”，的一場好戲，不料卻以“師徒對調”收場，太煞風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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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出席北京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當然是一大新聞。這個消息一掃他重病甚至已經逝世的傳言。但他缺席今年“七一”中共建黨90周年紀念大會，顯然是健康欠佳。否則以他的作風，這類重要紀念大會，一定不會缺席。因為他的健在與否，仍然對中國政局發生重大影響。

當然，他擔任中共中央和中國最高領導地位，長達13年。所培植的江系勢力，根深蒂固。在朝在野的仍有多人。但他如逝世，其效應仍不應低估。現在既仍健在，影響更大。當前大家都在探討明年中共十八大的人事部署，特別是誰能進入最高權力機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班子。近來消息紛傳，名單滿天飛。毛澤東生前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又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真是至理名言，今天完全適用。

“太子黨”與“團派”區分不科學

江澤民代表什麼呢，有的人硬要作兩分論，說江代表太子黨，胡錦濤代表團派，這是不準確的。共青團出身的有許多是“太子黨”，“太子黨”更不是鐵板一塊。有的被認為是開明的，有的被認為是保守的；有被認為是“左”，有被認為是右。出身於老革命、高級幹部的現任高中級幹部多的是，怎麼能把他們全歸為太子黨一派？

共青團因為是年青人參加政治活動的進身之階，共青團組織布滿全國，參加過共青團的起碼有幾千萬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太子黨”。這樣龎大的隊伍，難道都是團派？

所以，這種派系的區分，是不科學的。派系是有的，但不應該以太子黨和團派來區分。

有的人又說，“太子黨”中，老父受壓的“太子”，比較開明；先輩一帆風順的，便比較保守。這也是不準確的。下一代與前輩的經歷不一樣，受教育的情況也不一樣，各有各的人生道路。當然家庭的遭遇有一定的影響，但以此劃線，也並不科學。說胡德平的父親胡耀邦是受壓的，因此他的思維趨向開明，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毛澤東時代也是受壓的，為什麼又要歸入保守的江派？

江澤民的健在是一個象徵

不必諱言，中國是一個人治的社會。政治上的人事升遷，甚或到內地做生意，人脉關係十分重要。有領導賞識，升遷之路平坦。許多擔任過高級領導人秘書的，後來都官運亨通。因為當秘書的，都比較年輕，長期跟隨首長，當然為其熟識。現在台上不少高級幹部，都曾當過老一輩領導人的秘書。

江澤民在位的時候，與他共事的“親密戰友”，都掌握過很大權力，他們仍然健在，顯然也仍有相當的影響力。比如前中國國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長期掌握中央人事大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羅幹，長期掌握公檢法大權，他們今天的影響力能低估嗎？

上一代影響下一代，是中國政治的傳統，不獨江澤民為然。但是江澤民的健在，是一個象徵，證明了上一代強大的影響力尚存。

江的現身強化了他的影響力

但中國政壇也建立了一個有利於世代更替的傳統 ，便是以年齡劃線。即年齡達到一個界線，便要退下，避免了有人戀棧，形成終身制。這是鄧小平時代倡議的，至今延續十幾年，無人敢破壞這個不成文的制度。

據傳，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的中共中央常委這一個團隊，是“七上八下”。即達68歲要退，67歲可留。以此劃線，十七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可以留任，遺缺高達七位。因此爭奪上位的競爭不可謂不劇烈，坊間傳說紛紜。

今天江澤民健在，他的意見肯定有一定影響力。所以大家對江澤民的出場，便強化了他對十八大最高領導層組成的影響力的估量。這才是他的現身的政治意義。

至於有人說他的現身，會影響香港特首競逐的結果，這是以“香港的心度中央之腹”。中央領導層的更迭，是黨和國家的大事，香港呢，只是小菜一碟，無足掛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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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形象工程成為當前中國官場一大特色。

什麼是形象工程？就是在“建設”上搞一些人人都看得到的東西，最主要的是要在其所主管的城市、地區，有着看得見摸得着的建築。小至搞一個所謂城徽，大至建一座摩天大樓，讓一些人或者上級領導到巡時，驚嘆於該地的“藝術性”標誌或者高聳入雲的大廈。一地有創舉，於是爭相仿傚。

現在有一些鄉鎮政府的辦公大樓，已遠超過美國的白宮，英國的唐寧街十號更瞠於其後。大家不妨到鄰近的珠江三角洲的鄉鎮一看，隨處都可見美輪美奐的辦公大樓。別說鄉鎮政府，就是一個交通大隊，一個派出所，也都有三四層的豪宅。

多年前，當我仍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時候，曾往廣東西江某市視察。見該市的辦公大樓高十多層，而且佔地甚廣，大樓前一片綠地，直可媲美白宮的草坪。我曾在座談會上婉轉提出批評，該市市委書記某博士當即反駁，說該大花園是與民共樂云云。

辦公樓愈建愈豪華

猶憶一九五九年，即五十二年前，我隨一個訪問團訪問四川成都，參觀一家量具刃具廠。該廠正在擴大生產，因車間不足，廠方決定挪出辦公室改為車間，廠長等人員在廠前搭建一個簡陋的茅棚辦公。這種艱苦樸素作風，當年令我十分感動。

前月我率團再訪成都，在市委招待會上談及此事，並問，今天成都還能保持這種作風嗎？

多年前重慶忠縣的一個黃金鎮（未知是否盛產黃金？），居然建築一座鎮黨委和鎮政府的辦公大樓，修成一個天安門城樓的樣子，兩旁還有附屬建築，氣勢“宏偉”。但建築費是借的，徵用農民土地的補償款和欠建築商的錢當年都没有歸還。

據一些窮鄉鎮反映，如果不能建一座豪華的辦公大樓，人家便會說鄉鎮政府没有本事，並會遭到鄰近鄉鎮的譏笑。於是他們就是要舉債，也必須建築一座大樓來竪立形象。

摩天大廈世界第一

再說建摩天大樓，中國絶不落後。香港因人多地少，六七十年代起便興起建造多層大廈。但中國有些地方並不缺乏土地，也要建摩天大廈以茲眩耀。據說五年後，中國的摩天大廈將達美國的四倍，而現在的總量已居世界第一。

現在全世界十大最高摩天大廈，除阿聯酋杜拜的阿拉法塔排世界第一外、第二、三、四、九高的摩天大廈，都在中國。

中國的摩天大廈（即在一百五十二米以上），除香港外，依次是上海、廣州和深圳。而且現在還在你追我趕。大家都把擁有更多的摩天大廈看成是城市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一些並不具備摩天大廈消費力的城市，也在趕建頂級的摩天大廈。如廣西防城，也正在興建高達五百二十八米的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究竟防城這個邊陲的小城市，甚麼時候具備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

又如西南地區窮省的貴陽，已在規劃興建十七座摩天大廈。這些大廈建成之後，肯定會產生出租營運的壓力。

競爭第一心態盛行

許多摩天大廈的興建，未必有適當的配套以備應變和消防的需要。許多大城市的摩天大廈發生火災，如上海和深圳，都曾發生消防設備不足應付的毛病。如果各中小城市都盲目地競相上馬，安全問題堪虞。

正如當前全國高鐵高速上馬，許多專家都指出存在路基、噪音等等技術問題。果然，京滬高速營運不足兩周，就出現了不少故障以至延誤達數小時之久。

無論如何，這種競爭第一和形象工程心態結合起來，就造成相當多的資源浪費。況且無視安全系數的科學數據，更隠藏着不少危險。國人的這種浮誇的心態和作風，既浪費資源，又敗壞了社會風氣，實在不容小覷。

中國人本來有着樸實的優良傳統。宋朝王淇詩云﹕“不受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不知道近年來為什麼對摩天大廈十分着迷，是不是受了“欲與天公共比高”的影響？還是人望高處，時興高高在上？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形象工程現在已成為一個頑疾，而且與官場時尚奢華有關。辦公要高樓，出入豪華車，有酒天天醉，民怨撇一邊，可見這並不是一件小事。胡錦濤在今年七一講話中便提出“脫離群眾是我們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搞形象工程，便是脫離群眾的一種表現。這本來也是中央三令五申的一項禁令，和禁止大吃大喝，公費旅遊、公車濫用等等一樣，都有明文指示。我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時，也多次與代表們聯名提出建議，要求中央雷厲風行，禁止舖張浪費，並舉出實例。可惜，多年來並未見改善。正如韓非子所說﹕“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總之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況且，搞形象工程者，人們已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不用耳目，都可知道。但積重難返，有心人也只能徒呼荷荷。

胡錦濤呼籲黨“永遠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但願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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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正式宣佈辭職，準備參選特首。這個辭職，說遲是遲了，說早又早了。為什麼這樣說呢？

早在三周前，已經有他準備辭職參選的消息，在梁振英宣布將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之後，就有消息說唐唐會在翌周一請辭。但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過去了，辭職消息只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當時我的看法是，下個月曾蔭權的特區政府宣讀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唐唐是特區的第二號人物，不捱這個義氣，站在煲呔的旁邊為施政報告護航，似乎說不過去。因此他可能要等施政報告之後才宣布辭職參選。所以說他遲遲没有宣布，的確是遲了。

但現為什麼又提早到在施政報告之前宣布呢。可能他是看到“形勢迫人來”，對手來勢甚勁，如果不再還手，恐怕時不我待，不利選情。因此提前出擊，所以他又早了。

勸退消息不可恃

更重要的，近兩月來，唐營的宣傳攻勢實在蹩腳，一是宣傳唐的“腳頭好”等天意，二是寄帶望於中央的“勸退”對方。結果在社會上引起反效果，令梁振英得分。

寄希望於中央的勸退，可能那些人有內部消息，也許還有人給了定心丸，但這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事。我們作為第三者，可以作分析評論，但作為當事人，哪能說得那麼肯定，並且繪影繪聲。看梁振英辭職翌日赴京，隔天回港，笑容滿面，繼續高調發言，他肯定不會在京接受到勸退的訊息。誰能保證他不會在京得到哪位有力人士的祝福呢。

所以，在競爭中掉以輕心，為兵家大忌。唐唐大概已經看到這一點，所以決定提早出擊，一天也不能等。

勸退一人仍有可能

我的估計，勸退一事仍有可能，因為從中央對大事打的保險系數一向偏高的往事看來，勸退的可能性仍比讓兩人競逐的為高。

但勸退的時機絶不會在今天，因為如果今天忽然有一人退選，肯定港人一定大嘩，認為中央的干預太露骨了。

如果唐唐今天不辭職參選，仍讓梁振英“獨領風騷”，以CY今天的勁頭，見報率之高，難免有的人認為中央勸退誰還未決定，會不會來個冷門，勸退唐唐？

當然，唐唐的先天優勢不可抺殺，今天仍被人看高一線。但是近幾個月來，競逐形勢顯然有利於CY，許多民調的結果，大都顯示，原本唐唐的優勢，逐漸被梁振英追上來了，出現了所謂“叮噹馬頭”的局面。

所謂“叮噹馬頭”，顯然並未加入中央的因素，加入“選委會”委員的選擇，而是社會上平民老百姓的觀感而已，這是作不得準的。

至於勸退的時機，我認為可能在年底選委會選舉有了結果之後，或者是特首選舉報名開始之日。那時候，只要中央運用影響力，加上佔多數的選委會的幕後勢力，自然可以使“雙龍爭珠”變成“一虎當關”的選舉局面。

競逐是好事不是壞事

現在港人各有所好，有人欣賞唐英年雖没有過人的傑出政績，但在他從政中也没有出過甚麼大亂子，他是一位“不過不失，中規中矩”的人。從求穏和中庸之道來說，這是一位可以接受的人選。但也有人欣賞梁振英的有創見，有承擔、有衝勁的形象，特別是一些不滿現實、力求改變的中產者和年輕人。撐梁的人會說，美國總統奧巴馬不是在求變的口號下獲得進入白宮的嗎？但反梁的也會說，奧巴馬上台幾年以來，美國的經濟不是搞得亂糟糟的嗎？

正是旗鼓相當，才有看頭。如果強弱懸殊，根本就没有競逐氣氛。現在我們還有幾個月來觀察和評論兩位熱門人選，社會上的議論和批評，也會成為兩位競逐者其中一位上台後的壓力和動力。無論如何，競逐是好事不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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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兩周，本欄先後評論特首競逐事件。但猜領袖遊戲熱潮未退，我近日參加若干社團的國慶活動，都被記者“圍堵”，追問‘選情“。這一周不得不再行論述，以就正於讀者。

近日有兩個消息，值得注意。

第一，梁振英上周二向特首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職務之後，立即飛北京，翌日回港。面對記者追問，否認在京會見國家領導人，並笑容滿面，態度輕鬆，只說到京探望朋友。

第二，唐英年被盛傳上周辭去政務司長職務，正式表態參選。但至今消息杳然，公眾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藥。

關於第一點，我估計梁振英是到京向有關方面會報“備選”的最新情況，了解北京的態度。估計他見到的不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而是王光亞，也許還有他熟悉的北京政壇元老。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肯定是他會見的一個。因為王在同時答記者問時，表示最近見過許多香港人。

其次，他見到王光亞或者其他政壇人物，大概都没有明確表態，可能就是只聽不說，估計没有聽到“勸退”的消息和暗示。

因此，梁振英是自我“感覺良好”，這是他回港後面對記者時笑臉迎人的原因。

第二個問題，唐英年為什麼還不辭職“備選”？這有兩個可能，一是他早已心中有數，中央必然欽點他，所以“坐定粒六”，不必花太多力氣。擁唐派名人也許都得到他的暗示，於是陸續出面撐他，並要梁振英識時務而引退。

另一是他採用後發制人策略，不過早地與人交鋒，以免講多錯多。到適當時機，比如選委已有結果，才辭職備選，並發表一篇事先準備好，經人潤飾的競選宣言，而不以多言取勝。

勸退肯定不在近日

至於所謂勸退，這個可能仍然存在。但肯定不在最近，最大的可能是在特首候選人提名時刻，即是明年初。現在勸退一人，痕跡太明顯，負面影響太大。只是唐營的家臣和“擁躉”太心急，一再叫囂，實有幫倒忙之嫌，不久一定會被叫停。當前不可能要梁振英退選，這是梁到京“刺探軍情”得到安心的原因。

中央如要勸退，在選委會成立之時行事不遲。只要運用影響力，使另一位取不得一百五十張提名票便可，何必在當前“風頭火勢”之際驟然叫停？

即使要早一點，也可以在十一月區議會選舉有了結果之後。區議會選舉是建制派力量與民望的一次大檢閱。如果大勝，說明形勢很好，那麼可以說建制派應該顯示大團結，經過友好協商，決定由一人出選，提早結朿這一場競逐。

如果區議會選舉建制派獲得席位不理想，便說應該同仇敵愾，不應兩雄相爭，令敵方得利。於是一笑泯恩仇，一人自動退下，並在下屆政府中獲得重用和氣收場。

所以，絶不可能在目前在競逐聲中叫停。

如果中央有新思維，讓兩人在選委會中一較高下，其保險系數仍然是很高的。況且，中央如果屬意其中一人，在選委會中運用影響力，使其票數集中，並非難事。這一點，我在前文已有論述，此處不贅。

有說唐梁將有默契

另有一個傳說，說唐英年與梁振英有一個默契，或者說是中央的一個長遠戰略。就是2012年讓唐英年擔任一屆特首，到2017年開始普選特首，唐支持梁出任候選人。因為，以梁的口才和宣揚建港方略，顯然較唐為勝，到時以梁作為建制派的第一候選人，在普選中顯然勝算甚大，這也是我在往前發表“鐵三角”論的時候曾提到的一個可能性。

問題是在新一屆的特區政府中，應把梁振英擺在甚麼位置？讓他重回舊窠，再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嗎？讓他屈就第二把手擔任問責官員的政務司長嗎？這兩個可能性都不大，因為剛結束競逐，便屈居人下，似乎不大說得過去。至於有的輿論說，為了酬謝他的“襌讓”，會安排他去當全國政協副主席，當上黨和國家領導人，這更加不可能。政協副主席需要“德高望重”的人物，這個位子不是隨便可以坐上去的。

如果這五年梁投閒置散，那便不利於2017年參加普選行政長官。梁是有抱負的人，他肯定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

另一個開始惹人注意的課題，便是下一屆特區政府的主要領導班子，即是三司的人選。現在盛傳林瑞麟將在唐辭職後署任政務司長，而梁振英則會找到林鄭月娥。傳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第二把手，仍需在政務官的隊伍中尋。

至於泛民主派會派什麼人參選，現在幾乎没有人談及，因其不成氣候也。民主黨搶先提出派主席何俊仁出選，公民黨表示不參加這場游戲。泛民的各個派系各懷鬼胎，使這一次特首的競逐中比前屆更不成氣候。如果協商不成，提名票分散，甚至要參選也不可能了。即使參選成功，也肯定没有上一屆曾蔭權和梁家傑對決那樣引人注目。所以，如果在選委會中讓唐英年和梁振英對決，泛民的候選人一定論為毫不起眼的角色了。

政治的事，的確一天也嫌太長。特首選舉的演義，現在還只是演到前幾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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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下屆特首競逐屢屢成為社會上最熱門的政治話題，到今天撰稿時為止，更加白熱化。

事緣周日梁振英宣布“盡快”與現任特首曾蔭權商討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職務，以便他的“備選”變成名正言順的“競選”。而唐英年呢，他雖仍未表態，但也屢傳在本周內辭去政務司長一職，正式宣布參選。

如果這一周內的兩人都宣布辭去政府職務，那便出現了正式競選的第一個高潮。

我在上周本欄撰文，指出當前特首競逐便是“兩人轉”，即只有唐英年和梁振年兩人，第三者已没有立錐之地。同時也指出，競選方式有兩個可能，一是兩位熱門人選有一人為中央暗中勸退，因為兩位建制派候選人“自相殘殺”，既要提防泛民手握一兩百選票興波作浪，也要防止“兩人轉”中互相攻訐有傷和氣。

另一個可能是讓兩人在選委會中較勁，製造競選氣氛。因為兩人之中，任誰當選，中央都可接受。

唐梁各有優勢

現在，唐營中人都希望中央出手勸退梁振英，而且這些名人已陸續公開表態，製造聲勢，以影響中央決策。而梁振英呢，反覆強調，至今没有人勸退他。

最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日前在報章發表《人生路》長文，這是一份美滿的自傳。從他出身清寒，二十歲前住所没有自家的廁所，全家還要穿膠花賺錢來補貼家用。再說到如何到英國勤工儉學，並考試得了第一名。回港後加入英資仲量行，因工作勤力出色而被擢升為這家英資大行二百年歷史中最年輕（三十歲）的合伙人。

過去梁振英發表文章，而且輯錄成書，講的都是香港社會的經濟問題，如土地資源，貧窮問題，最低工資等等，甚至涉及兩岸三地和國際問題，以示自己的視野廣闊。

現在他的輿論攻勢已進入第二步，交出一份生平的自傳。唐英年不是要年青人學李嘉誠嗎？梁振英的自傳表明，他的經歷更值得學習。

很明顯的，梁振英採取的是攻勢。

唐英年呢，很可惜，他目前的策略是採取守勢。他的捧場客，許多名人出台表態，大多是要求中央勸退梁振英。為什麼不宣傳唐英年的優勢呢，我多次撰文表示，唐英年的優勢是為香港的相當部分大企業家接受，與公務員隊伍能够磨合，而且有了十多年在特區政府高層管治的經驗。而且他也給人平易近人笑容可掬的感覺。也許和他更親近的人還可以發掘出他更多的優點。但無論他的家臣，還是他的“擁躉”，都不從這方面着眼，十個有九個寄希望於中央的勸退，即中南海的欽點，這便在輿論戰中輸了一着。難怪民意調查，唐梁的比較，梁能在最近的民意調查中，民望爬升至與唐英年“叮噹馬頭”，不相上下的地步。

目前勸退一人甚難

唐梁兩人競逐已成定局，但競逐方式是中央勸退一人呢，還是讓兩個一同進入選舉委員會中一較高下呢。

現在可能還要看明年一月份選舉委員的選舉結果怎麼樣。

如果選舉結果建制派大勝，讓兩人進入選舉委員競逐的機會便會大些。如果選舉結果不理想，泛民所佔席數超過預計，中央便要估計讓兩個人進入選委會競逐的風險。但到明年一月之後才來勸退，時間又遲了一點，看來中南海目前頗有點進退兩難。

就是目前來勸退，也未免太遲。我說梁振英發表《人生路》，競逐已達個人高峯。其勢之猛，其部署的周密，已有點略勝對手。勸退他，負面影響甚大。

第一， 梁振英突然言退，顯然不是個人原因，而是中央壓力。港人便把同情分加在梁振英這邊，並加重港人對中央干預香特首選舉的負面看法。

第二， 加重中央欽點香港特首的負面形象，如果唐梁兩人強弱懸殊，弱者知難而退便是自然發展，但現在局面已達相持不下的境地，外力強加干預，便失民心。

第三， 降低當選特首的認受性。如果兩位對決，勝者為王，大家心悅誠服。現在由於勸退而令一人變相自動當選，其民意認受性自然弱得多。

所以我是贊成讓兩人在選委中競逐的。但是我在上周本欄著文，曾認為中央勸退一人可能性較大。原因是揣測中央一向對重要事件，打的保險系數都較高。對特首選舉，特別有泛民代表參加，更加打高保險系數。

但是現在的競逐形勢，是逐日變化。我認為以梁振英發表《人生路》為一個轉折點。到了此時，梁是欲罷不能，中央能否壓服他，頗成疑問。而且壓服得這麼難看，會否得不償失。如果有人一意孤行，我也無話可說。

猶憶去年香港政改方案的風波，便頗具戲劇性。民主黨提出的政改方案，開頭中聯辦泛民談判，李剛副主任表態，頗有峯迴路轉之勢。不料一夜之間，風雲突變，中央必有高層反對讓步，香港建制派齊聲呼應，而我獨排眾議，頗為孤立。又不料一夜之間，中央忽然轉軚。此事至今仍是一個謎。

所以這一次中央會不會不把保險系統打得那麼高呢，會不會又來一個新思維呢，並讓香港做一場好戲呢，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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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任命政務官鄧忍光擔任新的廣播處長。香港電台部分員工高調抗議，說是港台“最黑暗的一天”，並用黑地毯和抗議牌來迎接新官上任。其言辭之激烈，行動的乖張，不像一個公營機構的所為，更像一個獨立小國受到強鄰入侵的呼叫。

甚麼時候香港電台成為獨立王國了？如果香港特區政府每個部門都要求自選部門首長，不喜歡誰便可以拒之門外，香港還成為什麼世界？就是特區首長─行政長官，即使由香港選出，都要由中央實質任命。因為香港是由中央人民政府管轄的，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難道香港電台能獨立於特區政府管轄之外嗎？

徐四民批評港台事件

　　本來我一向對香港電台是有好感的，因為它製作了不少好的節目。即使像《頭條新聞》這樣尖酸刻薄評論港事和國是的節目，曾被徐四民告到北京去，但我卻仍認為無傷大雅。當政者應有雅量接受一切即使過份苛刻的批評。不過其中有一集把董建華形容為塔利班恐怖分子，那是太過份了。董先生是個老實忠厚的好人，他有缺點，但怎能和塔利班扯在一起呢？

當年徐四民在北京政協會上批評港台，他有他的言論自由。而且他是港人，有權批評港事，並不能如陳方安生那樣，指責他破壞“一國兩制”。

事後廣播處長張敏儀小姐約我午飯，表示委屈，希望我說公道話。在席上，我肯定港台的貢獻，勸他們有則改過，無則加勉。當時我仍然肯定港台功大於過。

往後我曾多次應邀到港台講話，與港台的若干高層人員關係良好。前任廣播處長朱培慶還來參加過我的80壽宴。

為什麼要表示十分憤慨？

今天我忍不住要寫這篇批評港台的文字，是因為今天早上在電視新聞上，看到港台一些員工“歡迎”鄧忍光第一天上任的無禮鏡頭。現在香港的暴力示威正在升級，妨礙社會治安。港台今天的表現實在太過份了。雖然還没有使用暴力，但對一位新的領導人來臨，還不知道他的政績如何，便表示十分憤慨。憤慨些什麼呢？潛在語言就是没有由港台自選領導，公開說法就是說鄧忍光没有傳媒工作經驗。這怎麼說得通呢，奧巴馬没有當總統之前，他有當總統的經驗嗎？許多國家和許多政府部門，都不一定由該行專家領導該部門，今天的特區政府也是如此。為什麼其他部門没有員工抗議外行領導內行，而單獨由港台發難？

我愛香港電台

我不認識鄧忍光，也不知道他當24年政務官的政績。但他還没有入門，便要打他一個下馬威，殊欠公道。如果他做錯了，再批評他不遲。看他踏入港台之門，面對“非常憤慨”的責難，講話仍滋油淡定，不徐不疾，應該是一位有經驗的政務官。

港台員工要監督他，應該在他行事之後才作判定。如果他做錯了，可以批評他，如果他堅持錯誤，一意孤行，再表示憤慨不遲。

我是愛護港台的，對港台過往的成績多有肯定。今天我仍然一有空必看港台製作的電視節目。所謂愛之深、責之切，望港台的朋友們包涵包涵。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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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范徐麗泰高調發言撑唐英年擔任下屆特首。看來，未來特首競逐應該只剩下唐英年和梁振英兩人了。

范太高調支持唐唐，究竟是中南海示意還是她審時度勢，為唐英年下重注？我看極可能是後者。像陳永棋一樣，都是為未來特區一哥下注碼。中南海高層不會這麼快向這些“靈通人士”透風。

早在兩個月前，我曾在本欄著文﹕《北京開腔提條件 特首競逐入直路》（7月21日），指出北京對特首的要求﹕第一要為香港的有影響力的大企業家接受；第二，要能與公務員團隊磨合。

　　誰都知道，唐英年的出身和家庭背景，以及在政府工作十多年，具備這兩個“優越條件”，因此稍具勝算。

　　這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一般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得出這個結論，並非范太和陳永棋有什麼特別靈通的消息。北京寄語，真真假假，小道消息更是滿天飛。過去對董建華的“江握手”之說，都是牽強附會。要選董建華，也不用通過一次握手來表態。

勸退一人可能性大

　　現在有趣的是，唐唐既有着先天優勢，梁振英仍然乘騎奔前。最近他的民望上升，與唐唐叮噹馬頭，為勢甚猛。真正是“做了過河卒子，只好拼命向前”。梁在京港兩地，不乏人際脉絡，而且他的一套治港理念，頗得本港中產階級和知識階層的欣賞。

　　這兩位候選人，各具優勢，如果中南海要勸退一人，究竟什麼時候出手，採用什麼方法？

　　猶憶回歸之前，熱中於競選特首的，首推羅德丞。他的準備工作十分到家。短短時間，上通中南海，博得某極高層領導歡心；下聯香港各界，左中右，基層、新界、公務員不少人都是他家常客。那時候，董建華、楊鐵樑等並未準備出山。但羅的最大弱點是並未取得民望。終於在北京開特區籌委會之際，由港澳辦主任魯平和香港新華社社長周南，聯袂造訪勸退。當然他們是奉命而行。

　　但羅並未死心，動員李福善代他出征，到處請人連署提名。李因年紀偏大，準備工作倉促，初選即落敗。

選委會競逐產生戲劇效果

　　我所以要回顧這段歷史，就是說這一次的新特首競逐，在兩位熱門候選人之中，中南海會不會勸退一人？

　　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既然兩位候選人都是建制派，都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人物，何不讓選舉委員會有一次選擇？

　　另一種說法是，為了預防兩蚌相爭，漁翁得利，預防反對派狙擊，以一人出選為佳。

　　其實，兩位候選人讓選舉委員選擇，保險數仍然很高。一千二百名選舉委員，反對派頂多能取得一百五十席。如果加上一些游離議席，也就是二百票左右，其餘一千席是穏穏掌握在建制派手中。而候選人必須取得六百零一席方能當選。故反對派候選人決無當選的可能。

　　如果建制派兩人競逐，其中一人優勢明顯，取得超過六百零一票，自然順利當選。如果兩人旗鼓相當，各得近五百票，就必須複選。複選時有關方面如果運用影響力，一人必可順利當選。此外，反對派手握一百多票，可能也會討價要價，造成徵妙局勢。這樣，兩位候選人在選委會中的競逐，便會產生戲劇性的效果。

中央將保險系數打得很高

　　按我的看法，中央一向對事物的估計，保險系數打得很高。在內地是如此，對港事也是如此。

　　猶憶上屆特首選舉，曾蔭權對梁家傑，頗有點競選的氣氛。當年曾蔭權的民望很高，我認為即便一人一票的普選，曾蔭權也能順利當選。但當年我的言論，有關方面頗有微詞。因為中央認為讓梁家傑取得是够的提名票，是工夫没有做足的緣故。而我卻唱反調，為有競逐氣氛叫好。

　　時至今日，要讓反對派不能取得一百五十張提名票的確頗難。但是要讓兩位建制派的候選人在選委會中競逐，中央認為仍存在風險。所以相信有關方面以勸退一人的機會較大。

　　如果勸退而不退呢？這個可能性又極小了。誰敢違反北大人的訓令呢。如果不聽命令，在選委會中受到的打擊一定很大，甚至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

　　如果在選舉委員會中開放競逐，那便是好戲連場，建制派中爭奪選票便會十分激烈，開放選舉，便是說中央放手讓選委在兩人中選擇一人。因為任誰當選，都是北京可以接受的。

現在正是高潮

　　現在正是兩位候選人競逐的高潮，如果在參選前勸退一人，便是宣布高潮的結束。選舉之日，便没有什麼看頭了。不過得票數的多寡，還是可以看出一些苗頭的。當然，北京和該候選人，都希望他能高票當選，否則，認受性恐怕要打一些折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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