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舉只剩下不够三個星期，剛好 “兩會”開始，香港名人雲集北京。大家都抱着“收料”心情，希望能及早知道中南海有傾向性的信息。 三月四日 ，國家副主席、負責港澳工作小組召集人的習近平，來與港澳全國政協委員會見，並發表意見。於是各方面都在研讀他的講話。從北京來的反映，都說他並没有表態，也没有傾向性的暗示，有的抱着“收風”心情的，大都表示失望。

習近平怎麼會在這種場合發表傾向性的講話呢？甚至和誰第一個握手，也被視為有意識的行動，又被怒斥為“小動作”。其實，這些熱切要求了解中南海心態的人，應該回過頭來，再認真研究習近平的這一篇講話。

講團結 顧大局

習近平講話的主旨，是要有“大局意識”，是要維護香港的“和諧穏定”。說要“講團結，顧大局”，並引用成語說﹕“兄弟齊心，其利斷金”。

這不是講得很明白嗎？這不是要求“兩兄弟”要齊心嗎？

我看他提出的大局，團結、和諧、穏定，就是要求肩負全港同胞重任的選舉委員，不應該投白票，不應該使3月25日的選舉“流選”。

現在有兩位中央能接受的特首候選人唐年英、梁振英，港人只能從其中選擇一位，没有第三個選擇。“没有最好”，只能希望選出的一位，今後能够做到“更好”。

主張投白票的人，目的是在製造混亂。更是完全不顧大局，不講和諧穏定，更談不上講“團結”了。這些人實際上是主張和中央對着幹，墮落到與反對派站在一起了。

現在只有兩位中央可以接受的候選人，他們是唐英年和梁振英。現實的情況就是只能在他們之間擇其一，没有其他的選擇。

只有混亂，没有更好

如果流選了，一定造成香政壇的混亂。再選的時候，有合適的第三者嗎？如有眾望所歸，條件合適，又有充分準備的候選者，他應早已“入閘”了。不能“入閘”的，有的是有自知之明，覺得條件和準備工夫不足；有的是仍然民望不高，有待磨練。流選以後，未必能出現更合適的候選人，到時是“只有混亂，没有更好”，這對香港的和諧穏定有利嗎？

有的人敵我不分，竟認為何俊仁比梁振英更好，說何是“為人有原則”，說選梁“香港人一定要擔心”；又說如果自己手中有選票，也會投給何俊仁。何俊仁是反對派，反共派、反中央派，說何“有原則”，實際上是自己喪失原則。這種言語，可能令自己大大失分。

到了今天，選舉已經不是君子之爭，而是撕裂之戰，甚且認敵為友，這還有什麼“從香港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為重”（習近平語）可言？

要顧大局 兄弟齊心

是時候要提倡大局意識了。“兄弟齊心，其利斷金”。唐英年和梁振英不是兄弟麼。難道唐英年和何俊仁反而是兄弟？習近平不一定有意把唐梁評為“兄弟齊心”，但我認為可以作如此解讀。唐梁兩人，可能有一人當選特首，另一人只能在野。但中央認為他們兩人，在香港是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無論在朝在野，都應該相互支持，維護香港的和諧穏定。

友儕笑談間，說美國上屆總統選舉奧巴馬與希拉里是競逐者，但奧巴馬勝出後，希拉里願意屈就國務卿，成為美談。我說美國人可以，香港就不大可能。但共事不可能，朝野之間互相監督，友好批評總可以吧。

習近平副主席的話是語重心長，許多人没有讀懂他的話，未免可惜。但願這最後競逐的20天，競逐者和助選者，能由習副主席提倡的“包容共濟，和諧穏定”，得到領悟，改弦更轍，不再幹一些親者痛仇者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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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北京《人民日報》發表“本報評論部”的重要文章，指出在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之際，“人們對改革的普遍關切”。說改革總是在“爭議乃至非議中前行”。並尖銳地批評“既得利益者會用優勢話語權阻礙改革”，“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就有危險”。

這篇評論，使人聯想到1991年初，在“六四”政治風波之後的沉悶空氣之中，上海《解放日報》發表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促進改革開放的評論，接着便帶出鄧小平翌年的南巡講話。

打倒“四人幫”以後，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主持中國政治大局。他在復出直至逝世，有很多有關政策性的講話。其中最重要的，可以說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應該是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另一次是1992年1月18—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簡稱“南巡講話”。這兩次講話，都有它特定的時代背景。近日是“南巡講話”發表20周年，當年記述鄧小平講話的吳松營兄，出版了《親歷者記述、1992年鄧小平南巡內情》一書，有詳細介紹。

我想先從1980年的政治改革講話說起，分析其時代背景和鄧小平的心路歷程。

1976年雖然打倒了“四人幫”，但堅持毛澤東錯誤路線 “兩個凡是”的人仍在台上。所以鄧小平首先提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接着提出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婉轉地批評毛的否定知識分子，没有認真貫徹實事求是的作風等等，開始檢視“文化大革命”等左的政治運動給全黨全國人民帶來的厄運。

開頭他抓教育，科學技術以及文學藝術等意識形態的東西，做部分的撥亂反正的工作。到了時機較為成熟，便提出最為關鍵性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鄧小平高瞻遠矚

鄧小平的高瞻遠矚之處，便是他看到過去施政的重大錯失，關鍵在於體制和制度問題。他大膽地提出﹕“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他又引用毛澤東的話，說蘇聯的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而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為什麼不可能發生呢？

他指出，這便是領導制度和組織制度的問題。並且預言，“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

鄧小平倡導政治體制改革，可惜一方面礙於黨內強大保守力量的阻力，加上本身思想上的矛盾﹕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黨的絶對領導，又要改革權力過份集中和黨政不分以及缺乏制衡。因此，在他生前設想的政治改革，只有解決終身制這一條做出成績，其他的黨政分開，民主和法制的建立，都没有很好地解決。

至於後來由於經濟上的發展，市場的開放，形成權貴經濟壟斷集團，同時由於官商勾結，貧腐成風，更是鄧小平生前始料所不及的。

全退三年，再次發話

八九年的政治風波以後，鄧小平強調要建立一個領導集體的核心，並說“新的領導一經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後，我就不再過問，不再干預大家的事情”。就是說，他要全退了，連最後的一個軍委主席的職務也缷下了。但為什麼隔了三年，又再來個如此重要的“南巡講話”呢？

鄧小平在自己的退休問題上有一個講話，那就是1989年9月4日的和幾個中央負責人的談話。他說﹕“以後中央的工作我不過問，除非特別大的問題”。

對了，所以有個南巡講話，就是因為有了“特別大的問題”。

六四政治風波以後，差不多近三年時間內，政治上的保守勢力有所反撲，對改革開放路線有所懷疑，對前進中的某些缺點有人上綱上線，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有半途而廢的危險。於是他不得不藉一個南巡，為堅持持改革開放的幹部撐腰，甚至說出誰不改革開放誰得下台的狠話來。

早在“六四”之後不久，他在會見著名科學家李政道時已經明確表示，十年改革開放中制定的各項方針改策不能改變，“誰改變誰垮台”。所以在南巡講話之始，便指出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

這個對改革開放路線的堅定不移，就是對不堅定者的批評，也是這一次南巡發話的主旨。

他批評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明確地指出中國要警揚右，但主要是防“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說這就是“左”。他的批評，是有針對性的。那時候，不是有許多人一開口便要問“姓資姓社”的嗎？並把這些觀點放進重要講話中嗎？

“現在還不放心啊”﹗

重溫鄧小平的兩個講話，深感這位偉人對中國現代改革的貢獻。當然，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鄧小平一生，是否没有可議之處？他自己也說身後能被評為功過三七開就很滿足了。但没有他的貫徹改革開放路線的的魄力，没有他看到他所倡議的路線有倒退的危險而力挽狂瀾，當年的形勢變化，不知會走向何處。

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他的一句﹕“現在還不放心啊﹗”實在意味深長。現在中國社會深層次的矛盾正在增長，正像《人民日報》的評論所說的﹕“所觸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複雜”。並且警告，“没有大刀濶斧的魄力，最終因改革而走入死胡同”，“釀成更大的危機”。

泉下的鄧小平，也許還想躍起，再來一次南巡講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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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大發厥詞，指日軍在侵華戰爭中，並没有南京大屠殺這一回事。

奇怪的是日本名古屋正是和南京結為友好城市，奇怪的是此市長發表謬論的場合是在中國派出南京友好代表團到該市進行訪問的招待席上，更奇怪的是中國代表團的團長，南京市政法委書記劉志偉對此挑釁性的發言不加反駁。

此事引起中國的公憤，外交部表示抗議，南京市宣布暫停南京與名古屋兩市間的官方往來，這已經是極為厚道的回應了。

日本右翼分子，屢次否認南京大屠殺，屢次否認侵華戰爭中的殺人放火、強姦婦女的種種違反人道、違反國際公約的罪行。更常常因為參拜供奉甲級戰爭罪犯的靖國神社，引起中國及亞洲受害國家的抗議。

但是，惡性難改，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在當局的默許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宣揚軍國主義，篡改歷史教科書，提倡武士道精神，荼毒青少年，縱容右翼勢力。在靖國神社旁邊，既有高舉太陽旗作勝利歡呼的日本侵略兵的雕塑，更有宣傳軍國主義的“遊就館”，還有宣揚武士道精神的“武道館”，這一塊軍國主義“教育基地”，經常組織一批批青少年學生前來參觀。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華戰爭中最大最早的罪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國民黨政府棄守當年的首都以後，在日本軍司令松井石根的指揮下，對南京軍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進行了長達六個多星期的大屠殺，殺死中國軍民三十多萬人。目的就是要瓦解中國軍民抗戰的鬥志。這種慘無人道的戰爭罪行，已經被當年目擊的不少外國傳教士和記者，用文字和照片記錄在案，如《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等等，鐵證如山。這比法西斯德國在歐洲的屠殺猶太人，有過而無不及。

但德國人戰後對戰爭罪行的懺悔比較徹底，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卻是野心不息，常常緬懷往前軍國主義的風光日子。二十多年前，日本評論家田中正明，還輯寫了一部《“南京大屠殺”的虛構》，滿紙荒唐言，極盡顛倒黑白的能事，斷章取義，任意取捨，他把侵略軍頭目松井石根洗刷自己的罪行的《陣中日誌》大量引用，把中國受害者的親身遭遇貶為“政治宣傳”。為此，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於二００六年編輯出版了合共二十八卷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以文字、文件、圖件以及大量官方和民間的調查資料、受害者的訪問等等，並加上日本侵略軍自己的日記、書信、軍方文件以及第三國的記者、傳教士等的證言和回憶錄，以極為豐富的材料，有力駁斥了日本方面的謊言。

　　一八九九年和一九０七年訂定的《海牙陸戰法規與慣例公約》規定﹕軍事佔領者應尊重當地居民生命、財產、家族榮譽和權利、宗教信仰，禁止掠奪和集體懲罰、虐待、殺戮戰俘。聯合國成立以後，更訂定了《戰爭罪行和危害人類罪行不適用法定時限公約》，對當年的戰爭罪行的追究仍然有效。

中日人民應該是友好的，當代的日本人也不可能要為他們的祖、父輩肩負原罪。但以史為鑒，提倡和平，譴責戰爭罪行，應該是日本人民的責任。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宣揚南京大屠殺是虛構，應受到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的道德讉責，劉志偉書記没有當場嚴詞反駁，中國人民感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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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有一位共和黨人叫麥卡錫。他在二戰以後便已是參議員，其人極端反共，在任職參議員期間，大肆渲染“共禍”。聲稱美國共產黨已經滲透美國政府及知識界，促使政府成立“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亂指許多科技界，新聞界、影劇界著名人物為共產黨，並說他們為蘇聯間諜。結果導致美國許多名人，如喜劇大師差利‧卓別靈、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以至華裔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等都遭到迫害。

更為悲慘的是使著名科學家朱利葉斯和羅森堡夫婦被判處死刑而被處決。

差利‧卓別靈是一位偉大的、家喻戶曉的喜劇演員，拍過批判資本剝削的《摩登時代》和反法西斯的《大獨裁者》。但因麥卡錫要迫他答覆是否共產黨員，差利為了人的尊嚴，拒絶作答，被迫離開美國，遠走瑞士。這在當年，是一件轟動世界的事件，差利‧卓別靈被稱為“全世界最著名的被放逐的人”。

後來，卓別靈經過五年的醖釀，在倫敦拍攝了另一部影片﹕《國王在紐約》（A King in New York）。差利在這部片子中，嘲笑美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包括麥卡錫主義。片中有一段是差利和他的兒子的對手戲，說是一位外國國王去參觀美國一家小學，結識了一位天才兒童，而兒童的父母，正在受到“非美活動調查委會”的調查。這位外國元首，竟也因此吃了官司。影片演出了差利的拿手好戲，諷刺入木三分，幽默滑稽，十分有趣。

亂扣紅帽子

今天香港的《信報》，也一如麥卡錫，到處抛出紅帽子，企圖抺紅不少社會知名人士。

以本月16日該報的政情版為例，先抛紅帽子給曾德成局長。說他是共產黨的證據，“莫過於他曾擔任《大公報》總編輯一職”。

接着說曾德成的哥哥曾鈺成，“中共黨員”的證據是“曾任培僑中學校長及校監”。因而前校長吳康民也是，甚且離開培僑到香港新華社工作的周志榮也是。以此類推，曾任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秘書長的梁振英也必是。說咨委會秘書長的職位比新聞、教育機構更重要，“猶有過之”。因而咬定他的“土共”身份。但《信報》的負責人知不知道，當年的咨委會既包容有不少今天仍在台上的泛民人士，其主持人正副主任（當然比秘書長更重要）安子介、羅德丞等人，按照《信報》的“重要性”的邏輯，也應該都是共產黨員了。

亂扣紅帽子是世界上一切反動勢力的慣技。過去在蔣介石統治大陸期間，被扣紅帽子而遭殺頭的共產黨人或疑是共產黨人數以百萬計。蔣介石退居台灣以後，認為國民黨失敗不在軍事潰敗，而在於共產黨的渗透，於是大搞白色恐怖，又殺了共產黨人及疑似共產黨人以數十萬計。今天，香港已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即使是共產黨人或疑似共產黨人，都没有被殺頭的危險。但《信報》利用香港仍有部分人有“恐共”病，因而肆意抺紅，亂抛紅帽子。這是一張“貨真價實”麥卡錫式的反共報紙。

傳媒應有公信力

香港特首競逐，本應是良性競爭，但當前不僅是互揭隂私的“西九門”與“僭建門”之爭，更來了一場“抺紅”與“抺黑”之戰，而《信報》是始作俑者。其惡毒的手法，不僅為唐英年幫了倒忙，而且與中央人民政府對着幹。他們的後台既要去大陸炒地皮賺大錢，又與反共的泛民分子暗通欵曲。至於有無與美英外國勢力勾結，尚待查核。

當前的香港政治生態十分複雜，在這場特首選舉之中，外國勢力正在插手以便把水搞渾，並加以操縱利用，值得從政者，競逐者提高警愓。我們希望香港的政局有良性的發展，傳媒更應該是持平公正的報道，社會才能够繁榮穏定。不然，龍年開始，形勢動盪，絶非港人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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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美國之行，可以說是一場“考試”。美國在看，全世界也在看，中國人更要看。結果，他考得一場滿分。

習近平表現得“滋油淡定”，有剛有柔，分寸拿控得極好。最精彩的一幕，是回答美國官員對中國人權問題的責難。

美國以為挑到了中國的一條軟肋，既要向某些美國反華人士有所交代，又要打擊中國的要害。結果給習近平的一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打回頭。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成為一句經典語言。美國人自認為他們的人權紀錄最好，一切國家的人權都要以美國的為準。他們每年都要發表對中國及其他國家的人權報告，說三道四，數說他國人權情況的不是，對中國的更是一句好話都没有。

應該指出，中國的人權狀況的確有值得改善的地方，但美國的人權狀況就十全十美嗎？針對美國經常對中國的指責，現在中國也每年發表美國人權情況的報告，列舉事實和統計，駁斥美國自以為是的霸氣。

習近平並不準備和美國對罵，這也有違中國人作客之道。他的一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是說，中國的人權狀況不是最好，還有許多值得改善的地方，我們將盡力去做得更好。但美國佬也不要自以為最好，你們也要進一步去改善人權，做到更好。

這一句經典語言，化解了一場爭議。既承認自己的不足，也要求主人家自我檢討。好吧，大家來個人權比賽吧，大家都爭取做得更好。

美國人又整天叫嚷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即美國對華貿易中的逆差，是中國佔了便宜。習近平駁斥了這種貿易的“美國吃虧論”。說中國的進口貨令美國的消費品價值較低，相當於美國每戶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一千美元。而去年美國每個農場對華出口逾一億美元，相當於每個農民出口近四千美元，中國農民並没有埋怨美國農產品搶了他們的飯碗。

至於中美貿易所以出現逆差，是美國不肯放寛高科技產品對中國的出口所致。

說實在話，美國對華的半禁運，實際上是鼓勵中國科技界快馬加鞭，加速高科技產品的創造和發明而已。

還有一個例子，美國通用（GM）汔車公司，瀕臨破產邊緣，全靠在中國的合資公司生產的汔車，佔了中國市場的最高額，才救了該公司的生命，並保住其在美的數以萬計的職位。

習近平的參觀安排也充滿了人情味，既去奧瓦州探望二十七年前的老朋友，顯得溫馨又念舊。又去看美國人最喜愛的N.B.A籃球賽，有點與民共樂的意思。既和奧巴馬、拜登等當權的民主黨人打交道，也與一批老牌的共和黨人如基辛格等會唔。短短五天，面面俱到，這個布局和安排，顯然是習近平自己的主意，顯出他的政治智慧和策略水平。

我與習近平有幾次近距離的接觸，兩次在杭州他擔任省委書記的會唔中，另一次則在人大主席台上，並和他寒喧之後合影。當然深交談不上，但初步印象，他是一位平易近人而又十分沉着並不隨便發言的人。近日，觀察他訪美之行，一言一動更顯出他的睿智和機警的一面。今年是國家領導人換屆的一年，如果是一人一票，我一定投票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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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的新聞頗多亂象，從國際、中國到香港，新聞處處，怪事橫生。要分別評論已經來不及，只好綜合分析，談一點看法。

在國際上，敍利亞局勢成為焦點。內亂近年，亂個不停。英美等大國都加插手，都是為一已的利益。更為了孤立打擊美國眼中釘的伊朗，爭奪地緣政治的戰略價值。希望再來一次利比亞的“聯合國決議”，採取“有限度”的軍事干預，取得全控該國的優勢。中國在上一次利比亞決議案的棄權上了當，這一次堅持要在阿盟框架下解決問題。不惜在聯合國常理會上投了反對票，算是腰板硬了一次。中國外交特使吳思科說，“無論是採取伊拉克式的地面打擊，還是利比亞式的空中打擊，最終受害的還是這個國家的人民”。這就有點覺今是而昔非的味道。中國近年的外交措施上有不少可議之處，希望這一次的使用否決權，應該成為近年在國際活動上盡一個大國責任的起點。

民選的總統隨時可以用軍事政變推翻，連與世無爭被稱為世外桃源的南亞小島國馬爾代夫也發生政變。這個人口只有二三十萬，只靠沙細水秀的水上活動天堂，也並不平靜。可見民主選舉也並不是萬能藥方，世事往往不能從常理推測。總統和議員也被警方打傷，國家博物館的大批佛像被毀。如此亂局，只能推毀該國唯一的產業──旅遊業。據說政變是印度與中國的外交角力，被推翻的總統對中國友好。是耶非耶，還待觀察。

重慶出事 吳英判死

中國在今年秋季，將會召開“十八大”更換中央領導人。一向獨立不群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以“唱紅打黑”，風頭極一時之盛。但突然間他的愛徒，剛升任副市長的王立軍，過去當公安局長時是“打黑”的猛將，卻 “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需要“休假治療”，這真是咄咄怪事。甚至還進入美國領事館逗留一整天，更是增加了神秘感。

重慶的“唱紅歌”剛剛唱到香港，爭取境外輿論支持。王立軍事件有無涉及派系鬥爭，有待進一步的消息加以澄清。

浙江東陽本色集團董事長吳英集資詐騙案二審被判處死刑，引起海內外輿論廣泛關注。一些知名學者和律師為吳英求情，認為其犯罪行為背後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罪不至判死。官方新華社並以“吳英案引熱議凸顯中國體制改革急迫性”為題，發表消息，引人深思。

女商人吳英，曾被封為全國十大首富之一。她利用國營銀行不願向民營中小企業借貸，而用民間集資借款致富。實際上就是靠高利貸發家，因而被控“集資訛騙”判刑。

鑒於中國不少高官貪腐逾億，罪行昭著，近如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正部級），也只判個死緩。高官貪污，應比民間訛騙罪加兩等。但何以寛此嚴彼，這是引起民間強烈反彈的原因。

此案現正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批淮。民間呼聲，以及公眾對過去判例的比較，相信會引起最高法院的注意。但此案引起關注，反映民間對法院寛待高官貪腐、犯罪輕判的不滿。

自駕遊惹風波 挑岔子相互指責

港人和內地人對立的輿論風波，仍未遏止。我曾以《相互包容 促進和諧 同譜凱歌》為題著文，希望港人冷靜。同是中國人，同聲同氣，不應為一些個別事件擴大裂痕。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個內地與香港相互開放“自駕遊”又引起頗大風波。某些政客又乘機“抽水”，強烈反對之餘，並對內地多所指責。

“自駕遊”早在數年前由港方與內地擬定。大概是為港珠澳大橋的通車做好準備，使兩地駕車人士能利用臨時駕駛執照方便來往兩地。臨時駕駛執照有數目限制，同時也是互惠的，內地人可以駕車來港，同樣本港人士也可利用這一互惠駕車去內地。

加拿大與美國邊境遼濶，兩國車輛一般可以互通，已成慣例。內地與香港同屬一國，駕車互通，本屬正常。當然，現在兩地互通的車輛以港車進入內地為主，領有兩地牌的大約已逾兩萬，一向相安無事。

現在增加少量小汔車，定時定量來往兩地，只要嚴格限制數量，並有簡單培訓，相信不成問題。有人把內地某些車禍的具體例子，擴大到內地駕駛人的全部，危言聳聽，以阻止此項政策的推行，實有誇大之嫌。將來如推行後發生個別車禍，必被渲染得嚴重之極，甚且上綱上線。因此，推行此次政策，仍應慎重為主。各項有關細則，必須嚴格訂定，推行時間可以稍為推後。

特首候選人的相互指責，繼扶貧問題之後，又互揭申報利益問題。有指梁振英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中涉嫌有利益衝突。指十年前一個參賽隊伍被懷疑與梁有關連而被取消資格。梁則辯稱事前並不知情，而且過程中並無收取費用，雙方也没有業務關係。

唐英年的大宅僭建事件，鬧得滿成風雨，唐唐又再推出太太來承擔責任，似乎頗為牽強。此事正在發酵，對選情影響有多大，仍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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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與內地汔車自駕遊的爭議又鬧得紅紅火火。繼名店拍照風波，“雙非”孕婦來港生子，北京教授謾罵港人等等，內地與港人的關係有點劍拔弩張之勢。再來個內地車領牌來港漫遊，有如火上加油，實非緩和兩地矛盾之道，所以應該緩行。

“自駕遊”原在前年雙方取得協議，每日有限度的的開放若干臨時牌照給兩地車輛，更為來日港珠澳大橋通車的三地交通聯線作好準備，用意不可謂不善。可惜碰上當前的“風頭火勢”，周日更有群眾簽名集會，怒斥為禍港惡政，說自駕遊將導致“車毀人亡”也。

港人所以有這種情緒，事緣近年內地有幾宗致命車禍，令港人印象難忘。一是佛山一個小女孩悅悅被車撞倒，司機不顧而去，途人不加施救，最終導致女童死亡。另一是某地有人撞傷一女子，見她凝望車牌，害怕她報警追究，便將她用刀捅死。至於持勢遇車禍而逃避刑責，甚且小人物撞傷女學生居然說出“我爸是李剛”的混話，更在網上流行多時。況且內地車禍的保險規則不太周全，竟有撞傷不如撞死的傳說，也令港人心寒。

香港與內地的駕車文明，遠不及歐美等西方國家，這是我親身有所體會的。內地的駕車文明，又不及香港。比如在香港，從班馬線過馬路，應該是安全的，在內地則不然，連衝紅燈的也不鮮見。至於隨便U轉，在雙白線扒頭，大型車佔用快車線，更是稀鬆平常。去年我在北京險遭車禍，就是在長安大道，有一小汔車越過雙線擬佔線左轉彎，差一點與我乘坐小車相撞。首都尚且如此，其它大小城市的駕車文明，更好不到那裏去。

因此，如果開放“自駕遊”，內地小汔車臨時來港上路，加上左右軚汔車的駕駛習慣不同，適應需時。萬一出現一宗小小的車禍，必被渲染成大事件，為此而擴大矛盾，更是有礙兩地融和。

其實，現在香港人擁有兩地車牌的車輛已有兩萬餘輛，港車在內地奔馳的已有足够數目，也不在乎增加這幾百個自駕遊車牌。

如果內地客要來香港駕車，可申請一個臨時執照，在港租一架小汔車就可以了。這等於港人到歐美等地，都有租車作自駕遊的。在本港租一架車子，過過自駕遊的癮，比駕車來港，更為方便。

同時，內地的各大城市，也應該擴展租車服務，這是現代城市的必備項目。如果兩地租車手續和服務都十分方便，那麼，這個越境的自駕遊也就没有太大必要。

自駕遊要擴大到港澳和內地，也可以由特許的租車公司代辦。這樣，便容易解決車輛的維修安全和保險等問題。

駕車人只要申請一張類如國際駕駛執照，便可以自駕遊了，當然這没有用自己的汔車那麼方便。

如果開放小量內地汔車自駕遊來港，內地人受益不大，卻徒增爭議。如果逐步開放更多的內地車輛來港，則本港道路又不勝負荷，更增加堵車和停車場的壓力。

所以，自駕遊一事，宜從長計議。其實，這並不是影響國計民生的事，只是满足有車階級的旅遊興趣而已。當局何必因小失大，再次惹起一場反政府施政的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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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在特首競逐中，偏袒唐英年，這完全没有問題。但因此對梁振英的“西九門”事件，卻肆意抺黑有關人士。對民政局長曾德成的回應，強指其“謬誤處處”，這也可以討論。有關事件，有爭議稀鬆平常，但因此而一再攻擊共產黨，並認定梁振英是共產黨，因此不應選他，這是什麼邏輯？這樣能幫上唐英年的忙嗎？

我認為，唐英年如果希望上位，應該和這類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傢伙劃清界線。你要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和共產黨對着幹，有前途嗎？

很可惜，唐先生用的傳媒公關人士，正是極力反共的人物，她的家人，又是《信報》主持政治言論負責人﹗

三個月前，《信報》連續攻擊我與香港教聯會、工聯會聯合演出“土共反唐戰”，說是“土共總動員”為“振英同志種票”。經我在本報發表《“信報”淪為反共報紙》予以痛斥。翌日《信報》主席陳慶祥先生致電給我，約定會唔。在會唔中，他表示道歉，並說還代表老闆致意，說是下面的編輯人員幹的，不是他們高層的意思。但是，《信報》的反共文字並未收歛，而是接二連三地在專欄發表露骨反共言論。

這一次，該報借有關“西九門”事件，攻擊曾德成“連串謬誤涉嫌護短”，進而攻擊《大公報》是共產黨的喉舌，再而牽連曾的哥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再次把我以及梁振英等均“以此路進”加以攻擊。

李柱銘也來幫腔，說唐梁如有辯論時，應要梁振英交代共產黨員身份云云。

特首競逐，本應是比政綱、比治港理念和施政能力，現在《信報》把水搞渾，變成應比誰不是共產黨員。就是說凡是共產黨人都是壞人，不應入選，用心何其毒也﹗

我一再著文說明，我對唐英年和梁振英並無偏愛，也希望他們都是君子之爭。很可惜，最近的“西九門”和“僭建屋”事件的發展遠非人們所期待的政綱辯論，但我絶不捲入這些爭議之中，既不發表評論，也不接受記者詢問。

只是今天《信報》再次用反共的言詞來抺黑對方，實則是為唐英年幫了倒忙。如果唐唐靠反共登場，中央會妄顧大局而批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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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周的新聞頗多亂象，從國際、中國到香港，新聞處處，怪事橫生。要分別評論已經來不及，只好綜合分析，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在國際上，敍利亞局勢成為焦點。內亂近年，亂個不停。英美等大國都加插手，都是為一已的利益。更為了孤立打擊美國眼中釘的伊朗，爭奪地緣政治的戰略價值。希望再來一次利比亞的“聯合國決議”，採取“有限度”的軍事干預，取得全控該國的優勢。中國在上一次利比亞決議案的棄權上了當，這一次堅持要在阿盟框架下解決問題。不惜在聯合國常理會上投了反對票，算是腰板硬了一次。中國外交特使吳思科說，“無論是採取伊拉克式的地面打擊，還是利比亞式的空中打擊，最終受害的還是這個國家的人民”。這就有點覺今是而昔非的味道。中國近年的外交措施上有不少可議之處，希望這一次的使用否決權，應該成為近年在國際活動上盡一個大國責任的起點。

民選的總統隨時可以用軍事政變推翻，連與世無爭被稱為世外桃源的南亞小島國馬爾代夫也發生政變。這個人口只有二三十萬，只靠沙細水秀的水上活動天堂，也並不平靜。可見民主選舉也並不是萬能藥方，世事往往不能從常理推測。總統和議員也被警方打傷，國家博物館的大批佛像被毀。如此亂局，只能推毀該國唯一的產業──旅遊業。據說政變是印度與中國的外交角力，被推翻的總統對中國友好。是耶非耶，還待觀察。

重慶出事 吳英判死

中國在今年秋季，將會召開“十八大”更換中央領導人。一向獨立不群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以“唱紅打黑”，風頭極一時之盛。但突然間他的愛徒，剛升任副市長的王立軍，過去當公安局長時是“打黑”的猛將，卻 “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需要“休假治療”，這真是咄咄怪事。甚至還風傳他要求美國領事館庇護，更是增加了神秘感。

重慶的“唱紅歌”剛剛唱到香港，爭取境外輿論支持。王立軍事件有無涉及派系鬥爭，有待進一步的消息加以澄清。

浙江東陽本色集團董事長吳英集資詐騙案二審被判處死刑，引起海內外輿論廣泛關注。一些知名學者和律師為吳英求情，認為其犯罪行為背後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罪不至判死。官方新華社並以“吳英案引熱議凸顯中國體制改革急迫性”為題，發表消息，引人深思。

女商人吳英，曾被封為全國十大首富之一。她利用國營銀行不願向民營中小企業借貸，而用民間集資借款致富。實際上就是靠高利貸發家，因而被控“集資訛騙”判刑。

鑒於中國不少高官貪腐逾億，罪行昭著，如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正部級），也只判個死緩。高官貪污，應比民間訛騙罪加兩等。但何以寛此嚴彼，這是引起民間強烈反彈的原因。

此案現正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批淮。民間呼聲，以及公眾對過去判例的比較，相信會引起最高法院的注意。但此案引起關注，反映民間對法院寛待高官貪腐、犯罪輕判的不滿。

自駕遊惹風波 挑岔子相互指責

港人和內地人對立的輿論風波，仍未遏止。我曾以《相互包容 促進和諧 同譜凱歌》為題著文，希望港人冷靜。同是中國人，同聲同氣，不應為一些個別事件擴大裂痕。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個內地與香港相互開放“自駕遊”又引起頗大風波。某些政客又乘機“抽水”，強烈反對之餘，並對內地多所指責。

“自駕遊”早在數年前由港方與內地擬定。大概是為港珠澳大橋的通車做好準備，使兩地駕車人士能利用臨時駕駛執照方便來往兩地。臨時駕駛執照有數目限制，同時也是互惠的，內地人可以駕車來港，同樣本港人士也可利用這一互惠駕車去內地。

加拿大與美國邊境遼濶，兩國車輛一般可以互通，已成慣例。內地與香港同屬一國，駕車互通，本屬正常。當然，現在兩地互通的車輛以港車進入內地為主，領有兩地牌的大約已逾三萬，一向相安無事。

現在增加少量小汔車，定時定量來往兩地，只要嚴格限制數量，並有簡單培訓，相信不成問題。有人把內地某些車禍的具體例子，擴大到內地駕駛人的全部，危言聳聽，以阻止此項政策的推行，實有誇大之嫌。將來如推行後發生個別車禍，必被渲染得嚴重之極，甚且上綱上線。因此，推行此次政策，仍應慎重為主。各項有關細則，必須嚴格訂定，推行時間可以稍為推後。

特首候選人的相互指責，繼扶貧問題之後，又互揭申報利益問題。有指梁振英在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中涉嫌有利益衝突。指十年前一個參賽隊伍被懷疑與梁有關連而被取消資格。梁則辯稱事前並不知情，而且過程中並無收取費用，雙方也没有業務關係。

唐英年則被指在二00七年任財政司時，偷步買入紅酒。

眾所周知，唐唐是著名的紅酒愛好者，在香港和外地，擁有相當數量的藏酒，其中部分需課稅。但唐英年承認每年都購入新出的紅酒，而當年紅酒是減稅，並無加稅，因此並不存在利益衝突。

我們認為，參選人應該在政綱的重大問題上展開辯論，一些小問題則不必斤斤計較，不應挑岔子以攻擊對方。君子之爭，應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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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農歷新年，大家都會用生肖來做話題，並以此來說一些吉祥語或者“偉大的空話”。

今年是龍年，於是許多龍的成語都被大量引用，如“龍馬精神”、“龍騰四海”、“龍駒鳳雛”、“龍蟠虎踞”、“龍吟虎嘯”、“龍章鳳姿”等等。總之是好話說盡，但卻不知真正的龍為何物。

大家也許會注意到，龍是十二生肖中唯一不現存的動物。其餘十一個如鼠、牛、虎、兔都是實實在在可見的。由此可見，龍是虛無縹緲的東西，如果以此來預卜今年的年運，便可說是捉摸不定，更可能是動盪不安的一年。

有人說龍是動物鱷魚的變種。但鱷魚並不是受人歡迎的動物。許多人用“大鱷”來形容吃人不吐骨的奸商。唐朝大文豪韓愈更是驅趕鱷魚的第一人，有他的著名的《祭鱷魚文》為證。韓愈斥鱷魚“如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則“皆可殺”、“盡殺乃止”。

也有人認為龍就是蛇的化身，西方人更重此說。但十二生肖中既然有蛇，便不能把蛇與龍混在一起。中國俗語說“龍蛇混雜”，是指不能以蛇冒充龍。蛇也是中國人討厭的動物。如果說龍是出身於鱷魚或蛇，那麼它們的祖先都是邪惡的。

西方人更不喜歡龍，2004年奧運會前，奧運吉祥物評選委員會便否決了龍作為奧運吉祥物的候選資格。

英文DRAGON，既是龍，也是“兇暴的人”，更被表達為“凶惡嚴格的監護人”。《聖經》中的故事，惡魔撒旦，被認為是巨龍（THE GREAT DRAGON）。

又如中國家喻戶曉的“葉公好龍”的故事，更說盡人們對虛擬的神獸，可以空頭崇拜，它真正現身卻十分嚇人，可以使葉先生驚恐暈倒。所以韓愈在另一文中談及另一虛擬的獸類麒麟，便認為其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並指出麟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可見被人稱為祥瑞之物，虛擬的神獸，並非吉祥物也。

為什麼要說中國人是“龍的傳人”呢？其實，在歷朝的封建年代，龍是封建帝王的代名詞。什麼龍體、龍椅、龍種等等，都是表示帝王或與帝王有關的東西。相傳在神農和黃帝之前，人類的老祖宗是伏羲氏，又據說是伏羲氏創制了龍圖騰，更有說伏羲氏是人頭龍身。

正是因為指中國人是龍的傳人，便肯定是封建帝王的傳人。難怪中國的封建朝代特長，甚至到了共產黨執政時，封建傳統未斷。過去說民國以後只有封建殘餘，此說不甚準確。其實何止殘餘，而是封建遺毒變本加厲。領袖的“一句頂一萬句”，“聖旨”一下，萬民遭殃。一聲大躍進，千萬生民塗炭。這豈是封建殘餘所能奏效？按照鄧小平批評“左”的語氣，可以說，封建的東西，可怕啊﹗

香港在龍年將會更換行政長官，目前正有兩位候選人在競逐中。曾蔭權在新春酒會中，譽之為“龍爭虎鬥”。虎年已經過去，龍年正當時令，他是不是有所暗示，有所偏愛？狼與虎似屬“同類”，成語不是有“如狼似虎”嗎？

無論是龍是虎，恐怕也不易施展拳腳，有人說穏中求變，有人說變中求穏，可能都是萬變不離其宗，要有大的改革，難矣。

傳說中龍能飛天，於是有成語“乘龍飛天”。龍又能入海，於是有海龍王之說。總之，這條虛無縹緲的神物，也可以塑造成無所不能的圖騰。三國時的曹操說，龍能大能小，能升能穏，“升則飛騰時於宇宙之間，隠則潛伏於波濤之內”，這種適應性，也符合香港人的性格。回歸十五年，風雲變幻，香港總是屹立不倒，但願龍年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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