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造假又有新花樣，這就是假巴士。

什麽是假巴士？就是並非正當的巴士公司經營的巴士，也不是當地政府批准經營的私營巴士。而是賊人用破舊的巴士整修之後出來兜客的巴士。

這些巴士就只是非法經營的嗎？非也。他們不是為了賺點車費，而是把乘客騙上車以後，加以搜劫。

別以為這些假巴士只是個別的，是最近才發現的。據說假巴士經營已有十數年，居然有二百多架，由三大黑社會集團操縱。

別以為這些假巴士是在僻遠的西北地區或者交通不便的地方經營，居然就在近在咫尺的深圳出現。最多的便是假冒868路線的黑巴士，賊巴士。“868”，賊人真正是“發樂發”！

據本報揭發，賊人們只要花點錢買一架報廢或殘舊的巴士，稍加修整噴上真巴士的標誌和顏色，便可上路“營運”。小則賣貴價票，用假幣與乘客找贖，大則隨時搶錢，甚且搜劫，強姦婦女，總之，為所欲為，無惡不作。

那麼，公安當局知不知道？為什麼不加取締，把作惡作假者繩之於法？據說，當局是知道的，也聲言要加以打擊，但雷聲大，雨點小。究竟是何原因，使這些肆無忌憚的團伙，為所欲為？

公安部門應該檢討

大家知道，內地的公安部門權大勢大，權力在檢察機關和法院之上，即所謂公安排頭的“公檢法”是也。地方的公安部門腐敗，時有所聞。至於勾結匪幫，黑社會，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兒。重慶公安局的前局長文強、後局長王立軍，先後出事。號稱“打黑”有重大成績的重慶，公安部門的腐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恐怕腐敗不是個別的了。小則讓黑社會犯罪集團坐大，大則互相勾結，魚肉普通老百姓。深圳的假巴士事件，能够發展到如此規模，如此屢禁不止，我不敢說是否警匪不分，但起碼是公安部門失職﹗

此外，深圳的“打黑”力度頗為不足，使一個上千萬人的大城市，治安之差，海內外有口皆碑。雖說深圳流動人口之多，可能是全國大城市之最。但深圳公安人員的素質、編制、訓練、配備是不是没有問題呢。香港的治安向來為國際所稱道，是不是有些地方可以借镜呢。美國紐約也是一個外來人口眾多的超大城市，過去治安也是十分差勁。據說其新市長上任以後，大力整頓，城市治安大有改觀。我們地方官員常常派代表團赴國外視察，但大部分都流於參觀游覽，認真了解人家的長處，吸收良好經驗的甚少，這些是不是也應該檢討呢。

公共交通不足

再次，公共交通的不足，也是導致這些假巴士能够橫行的一個原因。深圳外地民工的眾多，加上由寶安福永至龍崗坑樟的這一條868巴士路線，正是深圳向北的熱門交通工具。而此線的正牌巴士恐怕遠不足以應付乘客的需要，以至假巴士公然進駐公交車站，並且可以恐嚇正牌巴士司機。凡此種種，當地交通部門應該加以正視。

內地造假，從毒牛奶、毒肉和毒礶頭，到什麼地溝油、假鷄蛋、假藥等等，屢禁不止。既妨礙人民健康，造成社會不穏，甚且影響國家聲譽。現在連重要的交通工具巴士都可作假，真是咄咄怪事。過去只有個別的假軍車、假的士，竟發展到今天有聯羣結隊的假巴士。如此放肆的造假，是有關部門要深刻反省，嚴加處理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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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已經完成到北京接受任命之旅。第一步先見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王表示欣賞梁提出的選後没有唐營、梁營，只有香港營的大和解方針。到了溫家寶總理的任命儀式，他先提醒梁﹕“接過了任命書，意味着接受了沉甸甸的責任”。“沉甸甸”的形容詞，可謂語重心長。溫總進一步提出香港面臨經纃下行與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住房、就業、醫療等民生問題比較突出。要求新一屆特區政府要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放在首要地位。

到了胡錦濤主席的會見，便是多說些鼓勵的話。強調梁的政綱和理念得到香港社會的廣泛認可，也就是駁斥了說梁不符眾望的說法。鼓勵梁“能够團結帶領香港各界人士，和衷共濟、同心協力，繼往開來，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共同開創香港長期繁榮穏定的新局面”。

王光亞強調大團結，大和解，溫總指出工作的具體方向，要先解決住房，就業、醫療等民生問題，胡主席綜合前兩位講話的重點，指出既要團結帶領各界人士，又有一個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開創新局面的期盼。把三者的聯系起來看，和解團結，民生民主、創新局面，這一個“沉甸甸”的責任，任重道遠，要求梁振英作出“更大貢獻”，的確不容易啊﹗

組閣和棘手問題

梁振英一接任，就要面臨兩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一是雙非孕婦來港，二是新界潛建屋的處理。前者在行政措施與法律解決中爭論不休。行政措施的攔截收效不大，人大釋法也不易獲得法律界人士的認同。後者林鄭月娥局長已要求僭建戶登記，但受到若干程度的抵制。如果硬幹，可能引起衝突，對“促進和諧”不利。兩者都是進退兩難的事情。如果在梁上任之初，便鬧出大事件來，那不僅没有“消除分歧和矛盾”，而開頭便出現政不通、人不和的局面，也有違溫家寶總理的教誨。

此外，梁振英在上任之前，要先解決組織領導班子的問題。原有的司局長是不是能够大部分留任，還是未知之數。梁要和原有的高官磨合，肯定有一定難度，肯定比唐英年當上特首為難。畢竟唐當官多年，手下大多摸透了他的脾氣，所以他們撐唐多過挺梁。當然，說他們堅決抗拒，也是言重了。只要梁知人善任、處事公道，便不會有什麼對立的事發生。

某些輿論誤導羣眾

至於大團結、大和解，以唐營和梁營之間的嫌隙，事實並不是想像中的嚴重。只是背後的利益集團，在這一次要與中央爭奪對香港行政長官選舉中的話事權，才是要害所在。他們在不忿之際，大肆宣傳中聯辦插手選舉的不是，大叫西環統治香港，政治中心由中環轉向西環。他們躲在幕後，由泛民分子充當打手，搞風搞雨，死心不息。

中央對香港特首選舉有影響力，是由“基本法”規定的，選出的特首既然要由中央實質任命，就是中央有最後決定權。如果選出一位民望低的，愛國愛港立場並不堅定，有把柄掌握在某些人甚至外國人手裏，難道對香港有利嗎？中聯辦是代表中央政府的，在香港愛國愛港陣營中進行某些協調工作，是它應負責任。不然中聯辦要有一個“協調部”來幹甚麼。協調就是友好的協商、討論，取得共識，並没有強制的意思，更没有在選舉中舞弊，如何就是越軌了？

有的問題應該理直氣壯的講清楚，以免某些輿論誤導羣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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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我曾發表過“鐵三角”的怪論，認為往前出馬競逐特首的三位候選人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久缺，不如組成一個“鐵三角”的班子算了。所謂鐵三角，就是由范徐麗泰擔任特首，唐英年繼任政務司長，梁振英當財政司長，各抒所長。到了2017年普選，范太因年事已高，應該引退，再由經五年鍛練的唐唐和C.Y再決雌雄，讓選民一人一票選擇。

當然這是怪論。一山尚不能藏兩虎，特區政府如何能令兩雄一雌相處？但怪論也說出一點道理，就是人無完人，金無足赤。要選擇一位各方面都满意的能人真難。

怪論雖然是怪，但卻引起政治評論界的注意。這是早期特首競逐中一家之言。能引起議論，筆者心滿意足矣。

現在再來一個怪論，當然又是全無可能。但我還是要提出來，讓政治評論界審議。

我的新怪論是，讓唐英年再任一屆政務司長。

唐英年的最佳出處

為什麼有此怪論呢。最近，大家不是都在議論今後唐英年的出處麼。有說讓他從此退出政壇，退休安享“晚年”好了。有說讓他出選立法局，一如葉劉淑儀重戰江湖一樣。有說他就此回去主持家族生意算了。也有主張由他成立一個智庫，議政論政。

其實以上議論都不可行。評論界早已指出，唐唐雄心勃勃，年不滿花甲，從此退休，未免太早。這兩年籌備競逐特首，早已進入狀態，忽然戛然而止，心理恐怕十分不平衡，既有害健康，也壯志未酬，怎能英雄氣短？

至於出選立法會，直選未必能贏，再輸一次，面子極不好看。如果去佔唐營的功能組別席位，又有勝之不武之譏。況且立法會議員，能發揮其所長的空間不大，幹了一屆，再行出山，得益甚少。

家族生意呢，據說已由其弟接班。看許多大家族的兄弟鬩牆的故事太多，相信唐唐也志不在此。家族分紅，老父必已有安排，何必因此增加紛擾？

搞個什麼智庫，理論工作非唐唐所長。招攬某些謀士，在這一次競逐特首期間，唐唐不是被某些政治化粧師和公關人員弄得裡外不是人麼。我曾評論唐唐正是用人不當，偏離愛國愛國立場，導致中央轉軚。前車可鑒，不可不察。

解決選任政務司長難題

如果屈就政務司長，官復原職，並無降級。駕輕就熟，繼續在特區政府中磨練，做個強勢的政務司長，必對2017年重出江湖大有裨益。

君不見美國希拉莉競逐總統失敗，卻心甘情願擔當奧巴馬總統的國務卿，算是副手。但在國際上大出風頭，有與奧巴馬平分秋色之威風。香港人不是非常崇拜美國和美式政治麼，為什麼美國可以，香港不可以？

再次，現在新一屆特區政府正在為選擇一位政務司長傷腦筋。林瑞麟願意留任，或有北京祝福，但民望偏低；林鄭月娥雖然“好打得”，民望也不錯，但她是否願意接任，還是未知之數。而且最頭痛的，是林鄭就任，林瑞麟該往哪處擺？這是新特首和北京最揪心的事情。

如果唐唐願意屈就，這些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其他兩人，各就原位，不就皆大歡喜麼。

至於梁振英是否同意，這個倒不是問題。只要唐唐向北京表達有這個意願，北京當然歡迎，命令一下，誰敢不從？

現在不是許多人高唱大和解麼？從香港唱到北京，北京更暗示要多講唐唐的好話，可見一斑。如果實現“梁唐配”，那就“一天都光晒”。還需要擺什麼和頭酒，開什麼和解飯局呢？最大的和解，就是梁唐配。

2017年再來一次大比武，那便不是小圈子了，一人一票，萬民歡騰。唐唐今天的不計嫌，大和解，已經先博得若干分數，絶對有利於2017年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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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3月31日發表＜薄熙來事件可能有驚人發展＞一文，認為內地及本港親中央報章，頻頻發表重要文章，強調要講政治、顧大局，並指出軍隊要堅定服從黨中央、中央軍委、胡錦濤主席指揮。事不尋常，可能，薄熙來牽引出影響政局的重大事件。

果然到了前日，薄熙來事件發展出第二波。中共中央正式宣布，鑒於前重慶市市委書記薄熙來，涉嫌嚴重違紀，“中央決定停止其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並由中紀委立案調查。同時，其妻谷開來及薄家勤務人員張曉軍，兩人涉嫌故意殺人犯罪（殺害與其有生意往來的英國人尼爾‧伍德），已被移送司法機關。這就是說，薄熙來正式停職（第一波是撤換其重慶市委書記），妻子被正式逮捕。

第一波涉及其親信、副市長王立軍私闖成都美國總領事館，第二波涉及謀殺英國商人。兩者都是國際事件，內情如何，有待揭發查證。

伍德可能不是普通英國商人

但事件並未完了，相信仍有第三波。

現在可以肯定，薄熙來是個有野心的人，他在重慶獨樹一幟，拉幫結派，既用“唱紅打黑”、“唱讀講傳”拉攏一些極左或懷念毛澤東“階級鬥爭”歲月的人物，又用五個重慶（即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和健康重慶），施放一些小恩小惠，籠絡人心，樹立個人政績。看來，他志不在重慶一個地區，也志不只在當一個政治局常委，此人極可能有“篡位”的野心。

所以，如果有第三波的發展，如時機成熟，證據確鑿，也許就會公布他的篡位的陰謀詭計。屆時，可能會牽涉到另外的一些高層人物。

中央採取抽絲剝繭的辦法，從王立軍事件的查證做起，相信早已掌握了薄熙來和他的家人的大量材料。現在只待時機和統一認識，可能在十八大之前陸續公布。

王立軍走進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究竟向美國人反映了些什麼，相信中央正在查證中。現在王立軍又揭發“2011年11月15日英國公民尼爾‧伍德在重慶被發現死亡一案”，與薄熙來的妻子有關。現在公布的說法，是兩人的關係“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以上均見新華社報道）。但人們不禁要問﹕尼爾‧伍德只是一個普通的英國商人嗎？外間推測紛紛，有說他是英國軍情六處（MI-6）的人。況且，如果他和薄熙來的妻子只是商業上的瓜葛，錢銀上的糾紛，有必要下毒手去殺一國外國人嗎？難道她没有想到殺人如果被揭發的後果嗎？

我的看法，薄妻和張曉軍毒殺尼爾‧伍德，極可能不是經濟事件而是政治事件。

第三波可能揭露重大政治事件

薄熙來事件的第一波，他自己說是“用人不察”，但事實上是他的親信王立軍既暴露了薄熙來的一些政治秘密，又向美國人洩漏國家機密。結果導致薄被撤銷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

到了第二波，薄妻涉溓謀殺英國人。“涉及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嚴重刑事罪行”。因此他被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職務，而且要由中紀委立案調查。

這兩次的公布，都涉及美英兩個西方大國。難免令人聯想這該是一椿椿的政治事件。

薄熙來是不是只是用人不察和包庇妻兒？恐怕事情没有這麼簡單。他有政治野心，他在重慶獨樹一幟，他在人事上也可能招降納叛，他對中央的有關政策是不是認真貫徹，也成疑問。如果有進一步揭發的第三波，就可能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一個僅次於1971年的林彪事件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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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海南島是一塊寶地，它是與台灣差不多面積的一個大島。海南地處亞熱帶，全年暖熱，雨量充沛。是熱帶椰子水果的生產基地，同時也是唯一生產橡膠的省份，物產十分豐富。中央歷來對海南賦以特殊政策，1988年讓它獨立建省，後更把全省設為經濟特區。總之，照顧備至。就是希望這個孩子快高長大，為祖國作出更大貢獻。

但不知何故，海南就像一個不肖子孫，不從正道銳意建設，總要走旁門左道。早年曾因走私汽車著名，近年因中央給予發彩票業的特權，就高叫要打造東方的“拉斯維加斯”（美國著名賭城）。最近呢，卻以宰客聞名全國。

年前凡節日假期，海南的旅館便乘機提價，有高達每晚租金四千至上萬元的，令游客為之咋舌。今年春節，來了四十多萬游客，海南春暖天氣，游客興緻勃勃地來到來美麗的海角天涯，卻因三個普通菜色，被宰近四千元而心有不忿。據京報報道，有客人看中一條活魚，店裏夥計不分由說，馬上取出宰殺奉客，要價六千多元。

北京記者專門前往探個究竟。到埗之日，找最便宜的酒店房間，都已由八百多元漲至三千元。四星級的要價五千，五星級的七千二，三亞鳥巢渡假村的“非誠勿擾”房間，升至天價二萬零八百八拾玖元。

至於的士呢，大多拒載，說只去景區，包車四百。

但是，掛着外地車牌，遠至京、渝、鄂、黔的自駕車源源不絶。據本報報道，在春節期間，竟有逾四百餘名正部級官員及其家屬，進出三亞鳳凰機場貴賓通道。而由海口機場貴賓室進入的也有數百人。因為他們大多是公費消費，當然對於高價宰客，視而不見。又據說一名北京企業家，邀請關係戶到三亞過節，總招待費高達三百萬元。

海南建省以後，換過多批領導人，但都没有哪一位創出政績。不少是匆匆的過客，不少又在位時受到整肅。像曾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梁湘，是一個改革派，他在退休以後，又被選派去海南擔任建省以後的第一任省長。可惜因為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風波”，涉嫌捲入而調京“審查”，終於鬱鬱而終。

往後，未聞有哪一位海南領導創造佳績，或許他們都抱着過客的心情，等待他遷；或許他們本就庸碌，隨遇而安。

廣東、福建幾個特區搞得有聲有色，但最大的特區海南卻屢傳醜聞，實在令人扼腕﹗

海南是老革命根據地，有着悠久的革命傳統，早年馮白駒率游擊隊奮戰於五指山，終於迎來解放。而《紅色娘子軍》的英勇事蹟，也由於電影和芭蕾舞而廣為人知。為什麼自然條件如此優厚的海南島，又具有革命歷史傳統的海南島，卻在解放六十多年後，仍不能在生產建設上捷報頻傳？

海南島和台灣島，是我國的兩個大島。台灣曾是亞洲四小龍之一，海南建省多年，卻未見起色，更未能因為其優越的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而奮起，反而因中央給予彩票業的特殊待遇而沾沾自喜，要創造東方的“拉斯維加斯”？博彩業是旁門左道，有豐富資源的海南，應以建立具特色的工業和農業為首選，不為此圖，卻以“宰人”為快，嗚呼，海南何時“浪子回頭金不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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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之敗，不是敗於所謂感情缺失，僭建地窖等醜聞，而是敗於他受幕後軍師唆擺，偏離愛國愛港立場。

唐英年早已是中央培養的特首候選人。他的父輩既有中央最高層元老的人脉，又有中央主管港澳工作人員的鼎力支持。這些都是明擺着的。中央曾否決曾蔭權提議曾俊華擔任政務司長，堅持以唐英年代之。中央在去年也確實對梁振英有勸退之舉。這種種跡象，在去年年底，特首選舉委員會選舉之際，更明顯地表現出來。所以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寫了《春江水暖鴨先知，你演罷來我登場》的文字。其實是暗示唐已佔優勢，這是兩人競逐的第一階段。

到了後來，梁振英愈戰愈勇，毫不退縮。而唐卻因婚外情傳聞以及應對緋聞的拖泥帶水，並以妻子作為擋箭牌，在社會上引起負面效應。這時候，中央仍没有放棄挺唐，但認為，為了萬一，找梁作後備，可以更加保險。同時，為了在2017年的特首普選練兵，也需要有一個建制派內的良性競爭，作為日後檢討普選特首安排的參考。

“深水炸彈”反炸自己

但與中央的“君子之爭”的良好願望相反，競爭變成泥漿摔角。唐營以“西九門”和“黑金政治”作為武器，攻擊對方。最後，更不惜違反行政會議保密原則，抛出兩個煽動人心的攻梁口實﹕即所謂阻撓商台續牌打擊言論自由，以及在訂立“二十三條”時建議鎮壓大規模示威時出動防暴隊。

這兩顆所謂“深水炸彈”，可能在香港會蠱惑人心，但在中央的感覺裏，卻頗不是滋味。這時，唐英年在中央心目中，開始失分。

唐營在此之前，已重用某些傳媒界反共親泛民的人員作為公關顧問，到了後期，更聘請眾所周知的反共顧問公司頭目作軍師。這種種做法，中央都看在眼裏，“教我如何再信他”？

正像薄熙來一樣。他本來也是中央培養的高幹第二代，而其人能力也不錯，可惜最後栽在他的野心太大和親信王立軍的手裏。

唐英年在競選後期的用人和行徑，都是自毁長城之舉。即使有某中央大員為之撐腰，即使有中央元老的歷史上的人脉，恐怕也已回天乏術了。到了三月初的“兩會”期間，中央已經陸續放出聲氣，棄唐保梁。當時唐營中有不少大將在京，或是不肯認輸，或是裝聾作啞。其實，此時他們放出投白票爭流選的叫囂，已是打定輸數。

“血洗中環”的記憶猶新

中央雖然没有公開提出挺梁，但卻明確反對投白票促流選。有些頭面人物，重施二００三年反“二十三條”的故技，與中央對着幹。有的人當年危言聳聽高呼可能由於示威而“血洗中環”的，不是希望今天在港繼續製造社會混亂嗎？

任何香港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安定的環境中，其次才是改善民生，再次是促進民主。我相信大家的對現實的排列次序都會是安定、民生、民主。

香港如果在上周没有選出一位特首，而是因投白票而流選，這兩個月的政治生態必定十分混亂，也没有人能在亂中求勝。如果 七月一日 没有一位新特首，香港會怎麼樣？

我們年紀大的，屢經戰亂，求安定重民生是必然的選擇。相信一般青年人和小市民，都不會希望動亂吧，都不會希望“血洗中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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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否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開始對香港問題的談判時，英國人抛出“主權換治權”的議題，即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但統治權仍交由英國人管理。

英方的邏輯是，中方不能管好作為國際城市、金融中心的香港，只有英國人能。

但是，在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央政府，對此採取強硬態度，認為這是原則問題，寸步不讓。導致前來談判的英國首相、鐡娘子戴卓爾夫人，在北京大會堂門前摔 了一跤。

當年在香港的“高等華人”群中，特別是某些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贊成“主權換治權”的不少。就是在英國當局迫於北京的堅持而不得不退讓，終於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以後，這些人當中，仍然有不少死心不息，或明或暗地堅持獨立的“治權”，把治權凌駕於主權之上。這些人仍在台上，仍然有影響力。

至於公民黨的某些大狀，經常叫囂香港已由英國殖民地變成“中國殖民地”，這些反中亂港分子，是更為等而下之的了。

特首選舉中有人自把自為

香港的回歸已經十五年，主權回歸不用說了，治權的回歸也有這麼長的歷史。應該說，“主權換治權”的問題應該解決了。但是，能說没有人想把“主權換治權”“借屍還魂”嗎？

最近的特首選舉，反映出這個傾向。

特首選舉，基本法規定，由本港選出的行政長官，要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就是說，中央人民政府有否決的權力。多年前已有中央的負責官員解釋說，這個任命權是“實質”性的，不是例行公事的。這一次有兩位建制派人物唐英年和梁振英出來競逐，中央官員也多次發話，說只有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而為大多數港人所接受的才能當選。競逐的過程十分曲折，也是眾所皆知。但應尊重選舉委員的選擇，不能輸打贏要，某一方更不能看到形勢不利，便鼓吹選委們投白票，製造流選。

與中央對抗注定慘敗

有人看到選情對自已不利，便居然出來公開叫板，叫嚷要選委投白票，爭取流選，這不是有意和中央對着幹嗎？這不是憑實力向中央施壓嗎？

這種叫板，就是變相的要求治權。香港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主權和治權都應在中央政府手裏。“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香港不是西方聯邦制中的一個聯邦，只是一個特別的行政區。說主權和治權都在中央手裏，完全没有錯。說中央對香港的特首選舉有影響力，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中央會聽取港人的意見，包括有代表性的大人物，也有權直接向中央進言。但出到公開叫板，這卻是前所未有。

中央已經明確表明，香港一定能够選出一個為多數港人所擁護的特首。“一定能够選出”，當然不是流選。港人所委託的選舉委員，當然要負責任，選出一位建制派的候選人。這兩個建制派候選人中央都可接受，為什麼選舉委員便不能接受，要投以白票，製造流選？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歷史中的高層領袖，都不是完人。為什麼可以苛求香港的行政長官是一位完整無缺的聖賢？美國人也只能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候選人中選出一位，他們會是完人嗎？

投以白票，製造流選，只能是製造混亂，造成香港的政治危機，香港的不穏定。投白票的選舉委員，只能是製造香港混亂的罪人，他們違反中央的意旨，辜負香港選民的委托，最終是要付出代價的。

好在大部分選委都是明智的，都没有聽從這些所謂建制派內的“反中亂港”分子的話，投白票來製造流選，順利選出了梁振英當特首，穏定了香港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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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這一場下任行政長官的競逐，並不只是唐英年和梁振英之爭，而是中央人民政府與香港利益集團的對奕。是香港某些壟斷財團爭取對香港“話事人”的決定權。

大家還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有關香港問題的談判嗎？那時候，英國人正是用“主權換治權”來作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當年在香港的部分行政立法議員，香港的壟斷財團包括某些利益集團也都擁護“主權換治權”。這些人有的還在台上，也是這一次看到他們的代理人大勢已去，極力主張投白票和流選的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英談判，中國堅持原則，堅持主權不容談判。結果英國人只好退縮，以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摔了一跤收場。

現在也是一樣，中央堅持原則，香港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香港的行政長官必須由中央實質性的任命，也就是說，中央有“話事權”。

幕後勢力不擇手段

看這一個多月來，特別是選舉前的一周，真正是“高天滾滾寒流急”，“蚍蜉撼樹談何易”。有的人氣急敗壞，有的人赤膊上陣。但是，要挑戰中央，談何容易，結果是野心家們，都敗下陣來。

本來應該是一場平和的君子之爭，在友好的氣氛下完場。可惜是幕後勢力的不擇手段，加上泛民主派的挑撥，也許還滲入英美某些國際力量的影響，結果變成一場泥漿之戰。一方揭發對手不少疑幻似真的黑材料，選舉之中完全撇開比政綱、比理念，而是對罵連場。泛民代表因而得以挑撥離間。而有的人還認敵為友，聯同泛民分子，攻擊同為建制派的對手，使泛民主派大得宣傳之益，為下一次立法會選舉選勢。選舉中出現這種敵我不分，“寧贈敵手，不給家人”的做法，令有心人無不為之連連慨嘆﹗

中央對此次選舉，早已有暗示明說，但有的人卻是裝聾作啞，置若罔聞。早如國家副主席在會見港澳政協委員時所說的，要“講團結、顧大局”，“和諧穏定”，“兄弟齊心，其利斷金”。話說得明明白白，就是要作君子之爭，爭政綱，拼理念，而不是作為敵我矛盾似的鬥個你死我活，甚且聯同敵方，打擊兄弟。至於誰是始作俑者，大家看得明明白白。

現代史上有一個例子﹕上世紀三十年代，國民黨內最高層蔣介石與汪精衛有矛盾。但蔣介石願意抗日，內部矛盾便應在一致對敵的前提下放下，大家團結起來。而汪精衛不為此圖，竟投靠日冦以求對抗老蔣，結果淪為千古洗不脫的漢奸罪名。這個例子，可為敵我不分者鑒。

身居中央要職，不顧原則

有的人身居中央民意機構要職，居然公開說寧要投票給何俊仁而不投梁振英，說出這種昏了頭的話，可要為中央民意機關負責的啊﹗

溫家寶總理在“兩會”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要選出“多數港人擁護的特首”，而且表示“一定能”。為什麼還有個別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號召選委投白票以導致流選呢？這種和中央對着幹的行當，愛國愛港人士當然看在眼裏。

在這場選舉中，有的人離開愛國愛港的立場，與反對派擁抱在一起。而且有的人在自己的競選智囊和公關工作中，重用反共反中央人員，他們所出的餿主意，也可能是導致敗選的原因之一。如果有人希望捲土重來，對於這一點恐怕應該好好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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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因王立軍事件而迅速下台，是什麼原因？是因為貪腐的問題落馬？是推行“唱紅”、“唱讀講傳”的“左”的路線與中央對着幹？這些應該都不是主要的，要命的是王立軍走進了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洩漏了大量的國家機密。

顯然，薄熙來有若干把柄在王立軍手上，他也可能和王立軍講了許多“私房話”。結果這些材料都可能洩漏到美國人的手裏。其危害國家安全的程度可大可小，這才會引起中共中央高層一致的不滿。於是在“兩會”一結束，便把一位“前途似錦”的政治局委員撤下來了。

“裡通外國”，是最大的罪名。當年毛澤東要打擊政敵，最大的罪名就是這一條。建國不久，毛澤東看到高崗這個東北王的坐大，雖然毛有玩弄派系權術之嫌，但見高直接與蘇聯和斯大林暗通款曲，猜忌之心立生，於是打他一個勾結蘇聯搞獨立王國的罪名。那時候，中共和蘇共關係還没有破裂，公開發佈的“高饒反黨聯盟”，便没有涉及蘇聯。

到了1959年廬山會議整彭德懷的時候，中蘇關係已經破裂。彭德懷等人雖然是反毛澤東過左的路線，指責大躍進導致餓死幾千萬人的慘劇。但如果以此作為打擊一批反他的“左”傾冒進者的理由，似乎還不能取得人們的同情。於是強加他們“裡通外國”，組織“軍事俱樂部”的罪名。並指出廬山會議之前，彭德懷和張聞天剛從蘇聯、東歐訪問歸來，便加上他們去蘇修國家“取經”，“要分裂黨”、“迫毛主席下台”的大罪，終於置他們於萬劫不復之地。

香港有“北非諜影”

過去這些子虛烏有的罪名，當然不足為訓。但王立軍走進美國駐成都領事館，逗留逾一整天，卻是明擺着的事實。這豈只是“用人不察”那麼簡單嗎？難怪溫家寶要重慶市委和市政府認真反思了。

由此可見，涉及國際背景，涉及裡通外國，是一個既敏感又嚴重的罪名。地方觸犯此罪，中央必定嚴密注視，並採取措施，防止事件的發酵，以至發生可怕的後果。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又長期由英國人統治，美國勢力更是在此經營已久，各種政治經濟文化關係盤根錯節。美國的各種基金會，並通過某些商業機構，資助各種反共勢力、政團、會社，也不是什麼新鮮的事。

上世紀二戰之時，北非的摩洛哥城市卡薩布蘭卡（現名達爾貝達）曾經是一個諜報中心。當年著名男女明星英格麗葆曼與堪富利保加所拍的黑白影片＜卡薩布蘭卡＞（港譯《北非諜影》）曾轟動一時。現在，香港是不是也已成為亞洲的“卡薩布蘭卡”？

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城市，也就有利於諜報工作的活動。半公開的和秘密的諜報人員都正在進行活動中，這是眾所周知的事。

如果有一位高級幹部，他有一至兩位外國情人，或者甚至有混血的私生子。這件事，外國傳媒可能有人知道，難免美國中央情報局或英國的MI-6人員也會知道，茲體事大，難道不影響國家安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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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億萬富姐吳英被判死刑事件，與重慶的王立軍被扣查一事，同樣正在發酵，事件結果和群眾反映，可能延續一時。

有傳媒公布的浙江高級法院對吳英二審宣判的照片，吳英回眸一顧，那充滿寃屈的眼神，的確令人神傷。

吳英犯了什麼罪呢，她犯的是金融訛騙罪，也就是非法集資。據說集資數額特別巨大，有好幾個億。

大家知道，近年內地的民營中小企，在金融風暴中，資金周轉十分困難。國營銀行雖有中央撥款作為舒緩企業資金周轉之用，但銀行貸款多流向大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借貸無門，所以便轉向地下錢莊的高利貸。吳英所主持的本色集團便是利用這個時機集資，高利吸入資金，更高利貸出。同時利用這些資金，投資期貨和房地產，謀取利益。

其集資的詳情我們不得而知，其中也許存在着訛騙成份。現在主控的竟是政府，而不是受害人，其中奧妙，使外人難以理解。

內地對判刑的傳統慣例，就是看那個時期要打擊的重點犯罪是什麼，所以有所謂“從嚴從重”的說法。而不是完全以法律為準繩，卻夾雜着政策的成份。以至民間流傳着﹕“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領導人的講話”。

因為在當前的金融體制下，當局把非法集資作為重點打擊的對象，於是吳英既然非法集資數目巨大，便拿她來祭旗了。

吳英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是，她把錢都投入了企業經營。而為她辯護的人說，如果她是為了非法佔有，早就應該捲款逃跑了。又說她借來的錢，都投入實體經營和支付高額利息，並無蓄意訛騙。至於說她買了一架法拉利跑車，那也只是她的資金九牛一毛。內地擁用法拉利跑車的大款多着，就在中等城市蘇州，也都有法拉利跑車的專賣店。

吳英有罪，但她不是殺人放火，暴力集資，或者妨礙國家安全，實不至罪該判死。內地有不少貪官，罪行比她大得多，但東窗事發，頂多也是判個死緩。記憶之中，多年前真正處死只有一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貪污腐化牽連甚廣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廣東省政協主席陳兆基，都只判了死緩而已。而且不少判死緩的高幹，不久便“保外就醫”了。連罪大惡極的江青等“四人幫”，都是如此。

現在，不少法律界人士、大學教授、知識分子以及浙江的民營企業家，都對這個判案議論紛紛。因為此案判決涉及中國法院定罪、量刑、民間資本出路、社會公平等話題，引起全國各界人士關注。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對吳英死刑旳覆核已有通報，其中既有“犯罪數目特別巨大”，表示“案情特別嚴重”；也說“案情比較複雜”，表示仍有商榷餘地。又說﹕“最高法院將嚴格以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依法審慎處理案件”。這個回應，各方的解讀是“謹慎樂觀”。

在內地，很少有一個非政治性的案件會引起這麼多人的關注，引起法律界、知識界的廣泛討論。因此，最高法院的初步表態，證明社會上的輿論己經引起法院的“複雜”的反應。最後的判決可能令覆核程序對量刑的改寫。最大的可能是﹕改判“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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