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打倒「四人幫」，全國人心振奮。1978年底中共中央舉行三中全會，決定全黨工作中心轉到經濟建設中來。1981年中共中央舉行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初步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主政，倡導改革開放，幾年之間，全國經濟開始好轉，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在多年的政治鬥爭中喘不過氣來的全國人民，開始有了歡容。1978年我到北京參加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深深體會到人們獲得「第二次解放」 的喜悅情緒。
正是在這種政治經濟的新氣氛中，迎來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

鄧小平的樂觀

鄧小平主持香港主權問題的談判計劃和確立基本原則，並多次會見英國領導人和香港的具代表性人物。我也是在1982年受邀與鄧小平會面提供意見的十二位香港人士之一。
鄧小平確立的原則﹕主權不容談判，1997年七月，包括香港、九龍、新界一定要收回；回歸後的香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即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仍然保留資本主義的制度；除了駐軍顯示主權外，香港特區政府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當年中國一片欣欣向榮，鄧小平和中央領導對香港回歸以後的形勢十分樂觀。一方面認為香港同胞在港英統治底下最重要的是做生意賺錢，同時能够保持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已。所以當年提出的是「五十年不變」，並強調「舞照跳，馬照跑」。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舉世矚目，經濟發展迅速，認為祖國應該對香港有極大吸引力。
我在1982年會見鄧小平的時候，曾發言說，香港人要求的是「法治、自由和民主」。在港英統治底下，法治自由基本上是有的，但是没有民主，所以對民主有所訴求。如果港人治港能滿足港人民主治港的要求，一國兩制應該成功。

香港政治發展的複雜性

誰也没有估計到香港政治生態發展到今天的複雜性；没有充分估計中國這十多年經濟堀起後，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處心積慮地布置圍堵中國；没有充分認識到英國在撤出香港之前對潛伏力量的嚴密布署在今天發揮的作用；也没有探討在回歸後壟斷財團的膨脹而要求推薦代理人的能量；更没有估計到意識形態的碰撞造成知識分子隊伍的分裂……。
總之，談判香港前途時的過份樂觀，從《基本法》訂立時的寛鬆和政制只作十年的設計，到在政權交接之前缺乏周密的布局和安排，卻與英國人和彭定康的深謀遠慮，精心設計形成強烈對比。
《基本法》訂得寛鬆，反對派還是不滿意，往往希望突破和限制中央的權力。如最近反對派說要修改《基本法》第22條，把中國內地人士來港的名額和審批權由中央主管部門決定改為由香港決定。這些傢伙往前不是叫囂說香港已變成「中國殖民地」嗎？他們狂妄到要向「台獨」分子取經，隠隠然要向「港獨」活動前進一步，難怪他們特別憎恨《基本法》第23條立法了。

有逐漸收緊的跡象

現在香港的政治形勢嚴峻，中央似乎已經收回往前對香港前途的樂觀情緒，有對香港政策逐漸「收緊」的跡象。
看在政改方案還未開始咨詢的前，北京當局就派大員到來深圳為普選定出底線，接着就出現了「篩選」和「反篩選」之爭。
所謂篩選，就是如何決定候選人。普選當然不能讓提名權泛濫，要有一定的推出候選人的制度。於是有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反對派不願讓提名委員會提名，而要由選民提名，說幾萬公民提名便可參選，這樣特首選舉便可能亂了套‧證之於立法會的分區選舉，提名簡單，良莠不齊，便是明證。管治香港一個大都會，又要適應「一國兩制」的特點，善於與中央合作和溝通，港人怎可能「所託非人」？因此篩選是必要的。

關鍵在喚起沉默的一群
現在爭論初起，局面已經很糟，用「佔領中環」的暴力來迫使中央讓步，只有搞亂香港，絶不可能以此威脅得了北京。政制原地踏步，是香港的損失；香港之亂，是香港人自已吃虧。反對派的原則性錯誤，就在於否定中央對港的憲制權力。
相信香港人的大多數，還是希望香港發展經濟，提升生活質素，「舞照跳，馬照跑」的。但他們是沉默的一群，不大去了解政治鬥爭的來龍去脉，更不甚知道其背景是什麼。也有人人云亦云，跟着起哄。當務之急，就是喚醒中間派，喚醒沉默的大多數，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奮起，制止反中亂港的政治痞子為非作歹。也希望正派的傳媒也為此進行呼籲。
內地有句順口溜，說政策「一放就亂，一收就死」。中央早前對香港的政策是寛鬆的，這是好事，但因為香港的政治生態的混亂而收緊，也非港人之福。我們堅信寛鬆的《基本法》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安定，也希望一如鄧小平所說的，由尊重自己的民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和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穏定的人管治香港。愛祖國、愛香港是我們的天職，我們生於斯、長於斯，都是希望香港好的。
我們希望中央對香港的政策仍然寛鬆，祖國好，香港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