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林彪譽為千古天才的毛澤東，都曾慨嘆“人才難得”。可見天才、人才都是寶貝。

港人高錕獲得諾貝爾獎，〈人民日報〉的評論認為﹕“高錕是幸運的，他自幼在寛鬆的環境下成長”，說到點子上了。寛鬆的環境，也就是自由思想的環境，是培養人才的第一要素。

〈人民日報〉也談到，“有敢於表達意見的文化”，有“自由的心靈”，“才能輕裝跋涉，找到這自由的王國”。這些言論完全正確，雖然官報大膽地說出人們心裡頭的話，可是現實生活上並不都是如此。

港人崔琦同樣得諾貝爾獎，當年我曾在本報撰文評論。崔琦出身河南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據說他的父母都是文盲。只是一個機緣，他來港就學中學，後來負笈美國，終於成為大科學家。如果他長期在家鄉務農，没有得到良好教育，他會得到諾貝爾獎嗎？

天才也要靠後天培養

人類是有天才的，這由基因決定。但天才也要後天的培養，才能成為人才。天生和後天培養大概各佔一半吧。有天生聰敏的資質，後天得不到培養，可能默默無名渡過一生。天生不算聰明，但後天得到培養，勤奮好學，終於成為人才，這種例子多得很。中國廣大農村的眾多少年兒童，由於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埋没了多少天才？有說教育是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楷梯，這話一點不假。没有教育，既會埋没天才，也出不了人才。

但教育制度的好壞，社會環境的寛鬆與否，也決定了培養成才的機率。

歷來有8位華人獲得諾貝爾化學和物理獎，但一律是美國籍，都在美國接受教育和進行尖端科學研究的，為什麼？

於是，每每在內地出現了如此這般的議論﹕甚麼時候中國內地的學人才能獲得諾貝爾獎？“諾貝爾獎離我們多遠？”

中國大學缺乏創造性思維

今年五月在南京召開第四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世界許多著名的大學校長，對中國的高等教育作出一些不太客氣的批評和忠告。

美國史丹福大學校長漢尼斯表示，中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主要在質量建設上，如果要迎頭趕上，快則20年，慢則需要50年﹗

英國牛津大學校長漢密爾頓說，中國學生往往不敢去挑戰學術權威，發表不同看法，没有自主地進行創造性思維。

美國耶魯大學校長萊文指出，美國教育模式是強調互動式討論，主動式去立論，我們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而是要解決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也說，尊師重道是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學生尊重權威，百分之百相信老師，因而未能創新。

天才不能脫穎而出

以上都是比較含蓄的話。應該說，現代中國已經長期形成一種唯上的風氣，崇拜領導，執行指示，對領導的“重要講話”，理解不理解都要執行，否則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異端邪說。在這種氣氛下的大學，如何能培養出挑戰權威，有創造性的思維？

加上社會上在意識形態中的條條框框太多，束縛人們的思想，於是天才不能脫穎而出，人才也就是如“倒模”一般。獨立不群的早就被扼殺在萌芽狀態，敢於抗爭的更受到罪刑伺候﹗

於是眾多的庸才出現了。

庸才也並不是天生不聰穎，而是在這個大氣候下，被塑造成一個循規蹈矩，蕭規曹隨，上行下效，四平八穏，面面俱圓，“孺子可教”的“乖學生”。這種人容易脫穎而出，各方面都能接受，不少便平步青雲，能够佔據要位。

庸才比奴才、媚才要好

庸才還是好的。更壞的是吹牛拍馬，阿謏奉承，寡廉鮮恥，貪污腐化之輩。再由他們組成一幅升官圖，這才是最可怕的。這些奴才實際上是“媚才”。在現實生活上我們見得還少嗎？雖然有個別這樣的奴才因東窗事發而下馬，但在台上的仍然不少。現已叛逃美國的前香港新華社副社長鄭華，自稱最善於和領導相處，於是受先後兩位社長重用，這便是媚才的典型例子。

要解決這個人才問題的關鍵是制度。還是鄧小平說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

俗語說﹕“槍打出頭鳥”，又有人說，中國是“精英淘汰制”，有才能的往往在“槍打出頭鳥”底下被淘汰掉了，剩下的只有四平八穏，循規蹈矩的。但也不完全這樣，過去鄧小平由於他一言九鼎的威信，便提拔過胡耀邦、趙紫陽、朱鎔基、胡錦濤、王兆國等人才。如果不是他，這些人也許不能成為重要領袖人物。

但靠領導人威信提拔的人才，提拔對了，當然很好，但如果一如毛澤東提拔林彪和江青，禍國殃民，那就糟透了。

總之，提拔和培養人才，需要有一個良好的民主制度，寛鬆的社會環境，思想自由的氣氛。只有打破舊框框，才能“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