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康民主席

和一位老女同事茶敘，回憶往事，已逾半個世紀。這位女同事，當年十七歲，剛從崇文英文書院畢業，經友人介紹前來我所主持的學校小學部教書。

當年她稚氣未除，恐怕會被年長的學生欺負，所以我要教她為師之道。後來她離校從商，設立工廠，頗有所獲，成為小富婆。但她並未忘本，與我經常有所來往。而且她愛好旅行，曾與我同遊歐洲及各地。只是她經常有行山嗜好，我則懶於步行；後來她卻和一位行山相識的行友結婚，婚後她不再教書。

不少舊同事棄教從商，都業有所成。老校友畢業後從商者數以百計。這些校友，有的捐款贊助學校作助學金，也有以各種方式幫助學校發展。我則「從一而終」，堅持愛國教育工作七十年，從未言悔。我曾說初來港時，銅鑼灣波斯富街的鬧市還是一片荒地，該地的地價是一呎三元，如果當年我投身地產業或參加地產活動，可能今天也是一個小富翁呢。

學生對我的感情，也是我的「財富」之一。我相信有教無類，從不相信「孺子不可教」。青年學生思想並未成熟，難免有莾撞和幼稚的地方。我認為頑皮有之，頑劣則無。所以在管教學生的時候，有的教師扮黑臉，我卻唱紅臉。每有處分學生的意見報上來的時候，我大多是「罪輕一等」而不是「罪加一等」。能寬恕的則寬恕，不記過留下不好的記錄，不開除的盡可能「留校察看」，不要隨便把一個學生趕出校門。記得早年有一個學生犯大規（大概是打群架或者在街頭當小混混吧），已記不清了，因此而被教導主任及班主任會議決定開除出校。此人後來成為苦力，在北角一帶擔擔抬抬，成為一個體力勞動者。有時見到了我，他正在抬東西，叫了一聲校長，好像很不好意思似的。但我連忙回答他，並問起他的近況。有一次在理髮室，又碰上他，還是他為我付了理髮款。我心裡有一番歉意，回想起，是有點對他處分過分了。

（本文已於《文匯報》2017年3月29日刊載）